圣奥尔本斯子爵
如用更煊赫的头衔应称之为“科学之光”、“法律之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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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四假相说
培根是西欧近代哲学的开创者，唯物主义经验论一派哲学的创始人。为了给科学发展扫清道路，培根对陈旧宗教世界观的总代表经院哲学进行了猛烈的批判，提出了著名的“四假相”说。
第一种假相是“种族假相”，指的是人类总喜欢以自身为尺度，不按照思维的本来面目去认识事物，结果歪曲了事物的真相。
第二种是“洞穴假相”，这是指为个人所特有而非人类所共有的一种偏见，每个人由于在环境、教育、性格、职业等方面的不同，在观察事物时往往把自己的个性、偏爱渗入到事物中，歪曲了事物的真相。
第三种是“市场假相”，指的是人们在交往中由于语言使用不当而造成的思想混乱和偏见。
第四种是“剧场假相”，这是指由于盲目崇拜权威，迷信传统的哲学体系所造成的错误思想和偏见，培根提出时间是“一切权威的著作家”，“真理是时间的女儿，并不是权威的女儿。”
培根的“四假相”说对经院哲学造成的人们认识上的主观主义、片面性、抽象空洞、词不达意、教条主义、权威崇拜等逐一进行了深刻批判，对清除神学唯心主义的影响和危害起了重要作用，解放了人们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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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新工具》
说出“知识就是力量”，这需要何等的勇气和自信！而这句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话，就来自于培根的《新工具》。
《新工具》发表于1620年，这是一部在科学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著作。书中所体现的思想，完全可以居于近代自然科学方法之先驱的地位。它是一本让我们了解人类的弱点及认识归纳法的哲学巨著。
当年，培根给他的作品取这样一个名字，是有深刻含义的——他要与亚里士多德的《工具篇》相抗衡，要替代亚里士多德那种探索真理的研究方法。在这本书的扉页上，我们今天仍能有幸领略这一时代的风貌和作者的宏大气魄——
大海直逼天际，波涛汹涌；昊天微茫，薄云如织；两艘三桅快船，主帆高悬，旌旗飘扬，正待起航；风好水极，扬帆致远。
整幅画面反映了这一时代人们充满信心的进取精神，也反映了作者踌躇满志，要把航船引向胜利彼岸的坚定信念。
抱着“必须给人类的理智开辟一条与以往完全不同的道路，提供一些别的帮助，使心灵在认识事物的本性方面可以发挥它本来具有的权威作用”的动机，培根想给新的科学运动提供发展的动力和途径。
培根指出，科学在本质上是经验的，把认识建立在经验基础之上，应该是科学的一个鲜明特点。他认为简单的、自流的经验是不行的，真正的经验方法是从经过适当安排和消化的经验开始，由此导出公理，进而又从公理导出新的实验，也即只有按确定程序和规则进行的实验，才能成为科学知识的可靠源泉。他一再强调“从事观察、进行试验、重视经验、从个别的东西引出普遍的规定”。
那么怎么样才能从个别的东西引出普遍的规定呢？培根提出了经验归纳的方法。他所设计的“认识罗盘”，他的“新工具”，实际上就是指归纳逻辑。
遵循从经验事实出发，逐步归纳上升为“较低公理”、“中间公理”直至“普遍公理”的步骤，培根的归纳法大致分三个步骤进行：
第一步，广泛收集事实。
第二步，把收集到的事实分别整理在“存在表”、“差异表”和“程度表”里，即所谓的“三表法”。如探索热的形式时，首先把具有热的性质的那些事实材料放在“存在表”里；其次把不具有热的性质而又与具有热的性质的所谓相类似的那些事实材料列在“差异表”里；然后把具有不同程度热的性质的那些事实材料放在“程度表”里，以便分析、比较。
第三步，就是归纳。
培根的经验论，是指“尊重现象，承认现象，睁开眼睛看存在的东西，承认并且尊重这种直观。这就是以理性的思维态度对待自然，在自然中找出真理，对自己信任，对自然信任，因为理性和自然本来就是和谐的”（黑格尔语）。培根对科学认识之研究深入到感觉和理性认识之间的关系，他的一个著名比喻是，科学的认识应是蜜蜂采蜜式的，换而言之，就是应该对外部感性材料作理性加工，使之纯化、使之精粹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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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人类必须宽容
洛克出生的时候，正值英国处于“暴风雨”阶段。查理一世国王，一个傲慢、顽固和专制的国王，解散了英国国会，企图施行独裁统治。王权神圣和法权神圣的斗争已经超出了政治理论的范围。
但是，这也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动乱时代。洛克的父亲是一位崇尚自由的乡村律师。他参加了反对国王的骑兵部队。最后查理一世被迫退位并被处以死刑。然而克伦威尔却以另外一种军事独裁取而代之。洛克的童年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度过的。
他的学生时代是悲惨的。他受到清教教义的训练。国家的领导者是“上帝挑选的”而不是人民选举的，他们在教育上压制一切自由的天性。于是，洛克的学生生活只是一个接着一个的阴郁沉闷的说教。在英国各地，牧师们对稍有过失的学生施以心灵的沉重鞭笞，并把自己的阴郁态度看作是对他们灵魂的拯救。全国各地到处是因教义而发生的生死搏杀。那时的制度是不宽容的。
但在家里，洛克却得到了完全的宽容。洛克的家庭，大家过着自由和平等的和睦生活。当洛克还年轻的时候，他父亲曾把他叫到书房，对他说：“我的孩子，我要向你道歉。”“为什么，爸爸？”“我想以前在我发脾气的时候曾打过你。”
洛克20岁进入牛津大学的基督学院，他在学习中并不觉得愉快。他受的正规教育不比放任自流更好。但至少培养了他对教义学的极端鄙视、轻蔑的态度，他反抗如此激烈，以致于在无意中为一个新的知识体系打下了基础。也许，这是坏的教育给一个思想家心灵造成的好的结果吧。
毕业后他被派到基督学院做希腊语教师，并对现实政治和医学研究产生了兴趣。在20多岁的时候他失去了整个家庭。这时年轻的哲学家十分需要他的哲学作为慰藉。
不过，他还有一个绝妙的天资，就是结交朋友的能力，友谊使他的生活成为“持久的快乐节日”。比如后来成为辉格党领导人的沙夫茨伯里勋爵就是他最亲密的朋友之一。
洛克精通医术，当时一位一流的医生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洛克不仅有最伟大的判断力，而且有最熟练的技术。他甚至说，与他本人的医术相比，洛克也是当之无愧的专家。然而洛克只是自己钻研而已。
洛克兴趣广泛，热衷于参加政治活动，是一位正直的政治家。他的生活与沙夫茨伯里家族有密切的联系。沙夫茨伯里的生活里程是一次徒刑跟着一次徒刑，一会被投进伦敦塔，一会又被任命为大法官、贵族院院长；洛克的生活是从一块大陆旅行到另一块大陆。沙夫茨伯里死后，洛克也成了人们敌视的对象，因为他是其最亲密的同伴，他被看做是一个危险的激进分子。后来他被撤去牛津大学的教师职务。看到自己的危险处境，他决定去一次自由主义者逃亡的天堂——荷兰。于是“他消失在稀薄的空气中”。
退隐生活对洛克是很有意义的。伟大产生于孤独。洛克现在有了一个好机会，可以像揭露英国专制政府的弊端那样来考察当时尼兰德自由政府的优点。他觉得世界需要一种新的哲学，一个新的道德法规，一个新的宽容的宗教。人类必须宽容——这是他唯一的信条。
洛克的时代是一个朴实的、健康的时代，没有伪装，没有错觉，也没有充当圣徒或救世主的任何想法。人们说这个时代诞生了三位伟大的英国人，他们天生就具有伟大的美德，也是最亲密的朋友。第一位是给新大陆带去光明的威廉·佩恩，第二位是建立宇宙法则的牛顿，第三位则是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铺平道路的洛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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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自由是一种权利
洛克所处的英国，当时正值斯图亚特王朝统治期间，资产阶级是新兴的阶级，处于上升阶段。统治者对资产阶级横征暴敛，严重地损害了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当时的洛克站在资产阶级一边，以自然法理论和社会契约说阐明了国家的起源。
1689和1690年，洛克出版了他倾注多年心血的《政府论》，使他的人权思想得以系统阐述。洛克坚决为个人的权利辩护，在他看来，每个人天生就享有生命、自由和财产等自然权利，这些权利是不可剥夺和不可转让的。人们建立国家，就是为了能更好的保障这些权利。所以，国家权力不是无限的，而是有限的，不能想干涉什么就干涉什么。它的目的是保障人权。如果政府侵犯了个人的权利，就违背了建立政府的初衷，人们就不再有服从政府的义务，也就是说，人们就有权推翻政府。
《政府论》是自由主义的奠基之作，是洛克多年政治生涯中理性思考的结晶，是政治实践和哲学探寻的统一体。
他所提倡的“自然权利”，在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中被发展为“天赋人权”和“自由、平等、博爱”的革命口号；他的“分权思想”被孟德斯鸠所继承，发展为“三权分立”的国家学说，成为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立国原则。
《政府论》理所当然地成为自由主义者的《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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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心灵是一块白板
1671年，洛克写作了《人类理智论》。这本书是一部不朽的著作，完全可以跻身于一切不朽事件之林。
在这部书中，洛克提出著名的“白板说”。
他认为，人的心灵本来如同一张白纸或一块白板，任何观念都来自经验，根本就“没有什么天赋原则”。“我们的全部知识是建立在经验上面的；知识归根到底都是来源于经验的。”而理智通过综合、比较、抽象而形成的复杂观念，并不能反映事物的“实在本质”，只是“名义本质”和“一些标记”。
相应地，他在心理学上的主要贡献是他第一个提出了“联想”的概念，为联想主义心理学奠定了基础。洛克说，由感觉和反省得来的观念，最初都是简单观念。而我们心中有很多复杂观念，都是人的心灵用自己的力量把简单观念联合而来的。因此他很重视联想在儿童教育上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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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带面具的哲学家
笛卡尔这位17世纪初的重要哲学家，近代哲学的奠基人和思想家，曾发过一个奇谈怪论：“正如演员们戴面具遮羞一样，我走上世界的舞台，也戴着面具。”一个戴着面具的哲学家？一个身负揭示事物以及人类秘密重任的人，躲在面具的后面？他有什么需要隐藏的呢？
面具至今没有被揭开。那么这位神秘的、其本人和作品都扑朔迷离的哲学家，实际上是什么样的呢？笛卡尔究竟是谁？
还是让我们从一些小事入手来了解他吧。据载笛卡尔出生于1596年，他的传记写到这里似乎就要结束了，因为他出生时身体状况非常糟糕，几乎连医生们也放弃了希望。至于我们这个世界还有个笛卡尔，这个近代哲学的奠基人，我们应当感谢他的保姆，是她使这个孩子健康地活了下来。
笛卡尔上的学校在当时非常有名。其办学的方针古朴，具有经院哲学学院的特点。笛卡尔很快就成为模范学生：听话、有责任感、求知欲强。
但那时的他就开始戴面具了，在听话的学生的表象下隐藏着一个反叛的精神，他暗暗反抗已经不再有生命力的传统，所有摆在他面前的不言而喻的知识对他来说都值得怀疑，尤其是哲学。笛卡尔不愿意学习书本知识，而是私下里研究刚刚兴起、遭教会学校禁忌的科学以及哲学领域革命化的转变，日后他为这一转变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他后来回顾道：“一旦年龄允许，我就把自己从对老师的俯首帖耳中解放出来，我便放弃学业。我决定不再找寻其他知识，除了那在我心中和在世界这本大书中才能找到的知识。我将余下的青春都用于旅行，去宫廷和军队，与形形色色的各个阶层的人交往，积累各种各样的经验，在命运带给我的事件中考验自己，思考我在各处遇到的事情，从中得益。”
笛卡尔首先在巴黎找到了“世界之书”。如果说他在什么地方遇到了大世界，那就是巴黎。他“在几个仆人的陪伴下”来到巴黎——某个传记作家这样写到，他“陷入娱乐、骑马、击剑、误会和游玩的漩涡中”。但所有这些似乎也只是新的面具：他忽然从朋友圈子里消失了，独自生活了一段时间，谁也不知道他在哪儿，包括家人和朋友。他几乎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以免被人认出，他就这样苦苦地钻研数学和哲学问题。
然而广阔的世界再一次诱惑他。他决定出游，并发现最好的机会是去服兵役。于是笛卡尔成了军人。为什么理想而战对他来说并不重要，他既在基督教也在新教旗帜下服过役。他宁愿做“演员”而不是“观众”。在战争中他感兴趣的不是人们的自相残杀，而是他们如何做到这一点，如何设计杀人武器。
就在这样一个冬季宿营地，多瑙河畔的诺伊堡，笛卡尔获得了一个重大发现，人们猜想正是这一发现成为他后来的哲学思想的萌芽。他这样写到：“我心中升起了美妙的理性之光。”
而其实这一转变却是因为他自己。他在研习了“世界这本大书”之后，开始转向对自我的思考，为此他需要绝对的安静。他回到了荷兰，为的是能“在寂寞中”专心研究人类在思想领域的发现，这是对“我迄今所坚信的观点提出的最广泛而又彻底的挑战”。这种有效的寂寞似乎只有荷兰能够带给他。
笛卡尔就在这种安宁中写下他的作品，但他时刻都要提防这安宁不要被打破。尽管竭力保护自己独处的机会，几乎没有发表出版自己的任何思想。不过，笛卡尔还是受到攻击，他被指责为无神论者，亵渎神明。连政府也在公众意见影响下起来反对他，笛卡尔最终在荷兰也呆不下去了。
他接受了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的邀请搬到她的王宫，但他必须从此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他以前一般要从中午才开始工作，而女王在早上5点就希望与他切磋哲学问题。这里的气氛令他很不习惯，他感慨地说，瑞典是个“熊的国家，处于岩石和冰块之间”。总之，笛卡尔在北方感觉不好。他还没有来得及离开那里就去世了，终年54岁。
笛卡尔是一个戴面具的哲学家。他把他的思想隐藏在奇怪而模糊的词义中，深埋在自己所关心的事物当中。他大胆地为哲学找到一种极端的新的根据，却又被它的极端性吓住，回到旧的思想和旧的信仰的轨道上来。可能处于转折时期的哲学家都是如此，在创新的路上总是被过去的东西所羁绊。
正是在这种对未来的使命感和对过去的责任感的矛盾中，笛卡尔体现出一种神秘的形象。笛卡尔在数学和哲学这两个领域作出了卓越贡献，尤其是他发明的解析几何。此外，更重要的是，他尝试将数学的精确方法运用到哲学中，使哲学像几何学一样确定和明晰，改变了因不确定性而造成的意见纷争。正如他说过的，他在这方面的努力，就是为了使哲学从掩埋它的黑暗中重见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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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我思故我在
“我思故我在”，是笛卡尔的第一条哲学原理。
他认为，我可以怀疑一切，但当我在怀疑一切时，我不能怀疑那个正在怀疑着的“我”的存在，这是清楚明白因而也是确实可靠的事实。怀疑总是一种思想活动，因而这个思想着、怀疑着的“我”是存在的。“我”的本质就在于它只是一个在思想的东西，只是一个心灵、一个理智或一个理性。所以这个“我”并非指身心结合具有形体的“我”，而是指离开形体而独立存在的精神实体。纵然身体并不存在，心灵也仍然不失其为心灵。“我”的根本属性就是思想，即怀疑、感觉、想像、理解等，“我”是与思想共存的，有“我”存在就有思想，有思想就有“我”存在。
“我思故我在”是笛卡尔建立整个思想体系的第一哲学原理。他声称，这一原理既不是通过逻辑推理，也不是按照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得出来的，而是一个通过普遍怀疑的知觉和直观的产物，它是一个“不证自明的公理”。从这一不证自明的公理出发，他论证了灵魂、上帝等问题，并建立了二元论的思想体系。
笛卡尔的“我”，其实是一种自我意识。不过在那个时代，它总归是一个伟大的发现，一个划时代的发现。他从“我思故我在”这一哲学原理出发，建立起来二元论的世界观，从而肯定了纯粹的思想主体的存在。这种思想主体与物质世界的客体相对立。我们今天一般就称为“主客二分”的世界观念。这种两极对立的世界图景，为近代科学的发展提供了一种认识的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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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百科全书式的莱布尼兹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将17世纪称为女性的时代。莱布尼兹的一生也证明了这一观点。倒不是他曾经与交际花和情妇有染，我们没有看到关于他此类放荡行为的报道。他也没有娶哪个重要的女人为妻。相反，他终生未娶，一生过着孤独的旅人生活。但他喜欢将自己在科学、哲学方面的发现和他外交方面的成就，与高贵的夫人分享。
莱布尼兹是个神童。据说，在他小时候，当时没有人愿意教他拉丁文。于是他8岁时从字母开始自学。他最初接触的是利乌斯的一本书，上面饰有铜版画，他就从下面的注解中揣摩每个字的意思，然后再看文章，一字一字地读懂每句话的意义。
他15岁就进入大学学习法学，但法律并不是他惟一要学习的科目。他很快就遇到哲学问题，从此以后，他就没有再停止过思考哲学问题。
当时的哲学处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和笛卡尔的哲学之间。亚里士多德以目的概念为中心，而笛卡尔则以机械的因果关系为出发点。为了在其间做出抉择，莱布尼兹常常在莱比锡玫瑰谷独自散步。不过，看起来莱布尼兹也没有真正解决问题，而且后来，莱布尼兹似乎也没有从二者之中择其一，而是将两种矛盾的观点综合了起来。
但无论如何，这个15岁的少年为他日后的哲学实践找到了关键的切入点。同时他继续他的法学学业，准备攻读博士学位。但学院尊贵的教授认为他还太年轻。另一种说法是因为系主任太太不喜欢他而从中阻挠。于是——据某位传记作家记载——他操起了“漫游的拐杖”来到纽伦堡附近的阿尔特多夫大学，以优异成绩通过考核，使那里的教授们着实吃了一惊。他立刻被授予大学教席。但他不愿意被束缚在教学岗位上，婉言谢绝了这个职位。
莱布尼兹正式的职业是在汉诺威和沃尔芬比特尔的宫廷图书馆任职，不过他是个少见的图书馆馆长。据说当有人突发奇想要去借书的话，他会很生气。
除了以上这些活动，莱布尼兹在科学领域也积极工作，其中很多的是组织工作。能够像他一样涉足如此众多领域的，除了亚里士多德，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弗里德里希大帝这样评价他说：“他为自己创立了一个完整的学院。”他对数学、物理、力学、地理与矿物学、法学及国民经济、语言与历史科学、神学和哲学都颇有研究。他在数学方面有一个很大的发现，那就是微分数学。但在这个问题上他与牛顿及其追随者发生了令人不愉快的争执，双方在发明的优先权上争执不下。莱布尼兹还成功地设计了计算器和潜水艇。此外，他和众多享誉世界的科学家们保持着通信往来，迄今还有1500封信被保留下来。
当然，莱布尼兹的工作影响最大的还是在哲学方面。他发明了一种记录思想的方法，把每个概念都用一个缩写的符号来表示。对我们来说，这是很奇怪的想法吗？不！一点也不！因为这就是我们今天都知道的“形式逻辑”！因此，他成为数理逻辑和符号语义学的先驱。
不过，他的这些研究仅仅是提出了问题。在自己认为很重要的形而上学方面，他也没有完成一部综合性的著作。他的绝大多数文章都是即兴作品，比如给朋友们的信件，尤其是给那些尊贵的夫人或先生某个问题的答复。只有受到与普鲁士女王索菲·夏洛特的谈话启发而写的《神正论》，才算得上是一部完整的作品。这部书和其他一些短文一起发表，为他在世时赢得一些声誉。
莱布尼兹在他70岁的时候逝世。我们或许认为这样一位多才多艺、结交广泛、与王室诸侯过从甚密的人，应该得到一个豪华的葬礼，但王室没有任何表示，莱布尼兹几乎是默默无闻地走进另一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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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太阳明天还从东方升起吗？
怀疑论者大卫·休谟，1711年出生在苏格兰的一个贵族家庭。休谟很小的时候就决定投身哲学。在一些激昂的文章影响下，16岁的他就宣称要“像个哲学家一样说话”。然而一年后，遵照家庭的意思，他开始了法学专业的大学生涯。但枯燥的学业令他厌烦，他开始认真地沉入对哲学问题的思考，伟大的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是他思想上的好朋友。
步入旁门左道使他放弃了专业考试，而他却自认为走上了一条重要的哲学发现之路。“18岁时，经过长时间的学习和思考，我终于感到一个新的思想的世界在向我敞开。我不打算在这些问题上屈从于任何权威，我要去找寻一条通向真理的新的道路。”但这条道路在哪里，休谟自己也无从辨认。后来他把这一时期的笔记全部付之一炬。
休谟完成的第一部作品叫《人性论》。28岁的他以为这本书会受到广泛的认可，但结果相反，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它。在这之后的几年中，休谟关于政治和道德的文章获得了更多的反响。于是，他打算去申请一个伦理学和政治学教授的职位，却遭到教会阶层的反对——他们谴责他的自然神论、怀疑论和无神论，同时他也缺乏哲学界朋友的支持。
接下来的几年中，休谟从事过各种各样的职业，却始终不能感到满意。他在一个患精神病的侯爵家里做清客，他在自传中说这是一生中做过的最可怕的事情。之后又给一位将军做秘书，因为制服不合他那硕壮的身体而常遭到嘲笑。他和将军一起奔赴战场，在军事法庭任职。后来，将军升任了公使，休谟也随着他来到了维也纳和都灵。在此期间他把自己年轻时代的作品重新加工，冠以《人类理智研究》和《道德原理研究》之名发表。
休谟在书中说，我们怎么能从过去的情况中知道“下一次”的情况呢？既然我们不能知道，那我们怎么能够断言“所有的”情况呢？比如说，在前天、昨天、今天，我们都看到太阳早上从东方升起，但是难道这样就可以保证“太阳每天早上都从东方升起”的说法是对的吗？因为，没人知道太阳明天会不会从西方升起！
休谟的思想令很多人震惊，他们谴责休谟。不过每当谈到这样的话题时，休谟常会提起一件事。当时，他在爱丁堡法学系做图书管理员，在此期间，一位女士因为他的男友谴责休谟的行为而和他分手。
后来，休谟作为公使秘书前往巴黎，他在这里突然赢得了世界声誉。法国首府的开放社会张开双臂欢迎他。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到：“他们十分关心我的生活状况。我得承认，我在这里吃的是人间美味，喝的是琼浆玉液，呼吸的是朝拜者的香烟，漫步在鲜花上。”同时代的启蒙思想家巴隆·格林说：“女士们简直就是在抢这个粗壮的苏格兰人。”
在巴黎的停留并不长。休谟很快意识到：“我心里很清楚这里并不是我应该呆的地方。我每天都会有两三次怀念我的靠背椅和蜗居。”他返回了英国，不过没有先回到他狭小的家乡的孤独中去。他在外交部任副部长，一年后辞职，退出社交界，在爱丁堡和朋友常来常往，共同探讨哲学问题。不过在这段时间内没有写什么东西，“厨艺”倒是大长。
1776年，休谟“异常平静地”去世。尽管大家都劝告他放弃怀疑论，他却至死都在坚持自己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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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存在就是被感知
贝克莱出生于爱尔兰的一个乡村绅士家庭，曾经在都柏林三一学院学习和任教，后任该院研究员。他还在北美洲等地进行过传教活动，回国后担任爱尔兰克罗因地区主教。主要著作有：《视觉新论》（1709）、《人类知识原理》（1710）等。
贝克莱是一个坚定的经验主义者。什么是经验主义？就是说，我们只能从经验中获得知识，更进一步地说，整个世界都只是我所经验到的东西。贝克莱把经验主义推到极致。他说：“对人显现着的外感经验对象，……只是人心之内的对象，我们有什么理由使它变成脱离人心的独立存在物呢？”
也就是说，我们只有感觉到一个东西，才能知道它是存在的。假如我们都不去看月亮，那么谁能够断定月亮还在那里存在呢？一个东西是存在还是不存在，是这样存在还是那样存在，都得以我们的感觉为准。哪里有独立存在的东西呢？
然而，有的哲学家就说，有的知识是上帝让我们知道的。可是，像贝克莱这样的经验主义者，却不会承认天赋观念的学说。贝克莱比较彻底地贯彻了经验论原则，他说：“既然观念起源于感性经验，而我们从这种感性内容里，完全得不到外物独立存在的观念，则所谓物质便只是一些观念的集合，它们是脱离不了人心的。”因此，存在就是被感知。换句话说就是当我们没有看到花时，花是不存在的。当人们踢到石头并感觉到疼时，石头才是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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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
霍布斯（Hobbes）是英国近代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终身游离于政治与学术之间。
在政治学说方面，他对近代国家和政治思想做出了巨大的思想贡献。作为近代最为著名的政治学者，霍布斯是近代英国君主制以及国家政治学说的最重要的奠基人。可以这样说，没有霍布斯的国家主义，英国皇家制度就不会延续到今天。
1651年，霍布斯的名著《利维坦》（Leviathan）一书出版。当时英国国内正面临社会形势动荡，政治思潮混乱，人心思变，出现了许多煽动叛乱的革命者。因此这部主张绝对国家主义的著作一出版后，马上遭受到当时社会传媒和舆论的同声谴责。
其实，霍布斯这部著作的核心论点，是要求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呼吁强大的君主、强大的权威。他认为所有政治社会的权威必须集中于主权者。主权不论属于一个人或一个议会，都应当是绝对的、无限的。而且也是不可分割和不能转让的。他认为，这一原则不容置疑，无论在君主国家还是民主或贵族国家都须如此。霍布斯说，国家主权是如此之重大，它高于“人们所能想像到的一切价值和一切意义”。
霍布斯认为，无论任何体制或政体的社会，都可能面临两种危险：一为专制；一为无政府的动乱状态。但是他说，后者比前者更坏。因此他的名言是：“一个最坏的政府也胜于没有政府。”霍布斯主张国家有权根据社会安宁的需要，而加强政治权力，其主要理由就是他认为必须避免当时社会可能面临的动乱和无政府状态。
霍布斯提出了对于近代西方法学和政治学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这就是“自然秩序”和“自然法”。在霍布斯看来，法有两种：实定法和自然法。凡由人所制订的法律，都是实定法。在现实中，实定法是由国家制订的。而自然法则不同，自然法来自自然秩序，它体现的是上帝的意志，是上帝为人类制定的。人类的实定法必须服从于自然法，国家的实定法必须符合于自然法。
那么，我们为什么需要法和秩序呢？
霍布斯说：因为一开始每个人都是自私、邪恶的；在人的天性中，具有贪婪、好色、残忍的劣根性。大家都想自由，都想尽最大可能占有资源。所以这种自私一旦与无限的自由相结合，势必导致人类之间的互相危害与残杀，引起所有人与所有人之间的战争。
然而，资源总是有限的。如果人类像这样厮杀下去，只会走向集体毁灭。所以，虽然人类生而自由，人类生而平等，但是我们仍然需要秩序，需要安宁，需要有一种权力来限制人们的自由，以保证整个社会的存在和发展。这就是国家诞生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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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被骂名包围的哲学家
如果要在哲学史上找到一位挨骂最多的哲学家，那恐怕就非斯宾诺莎莫属了。他生前就频繁遭受骂名，死后依然骂名不断。他被骂为“怕见光的写匠”、“愚蠢的恶魔”、“丧失理智的笨蛋”、“哲学无赖”等等。
一些著名的学者也毫不含糊地表达他们对斯宾诺莎和他的哲学的恐惧。伏尔泰认为他的学说是“建立在对形而上学极大的滥用上”；莱布尼兹称他的一本书是“让人无法忍受的狂妄的文字”，是一本“恐怖的”书；哈曼，康德的同时代人及朋友，则将他描绘成“一个理性和科学的强盗和杀手”。
但奇怪的是，这仇视和谩骂的大部队却忽然遭遇到一批狂热的追随者。莱辛在一次谈话中说“人们在谈论斯宾诺莎时就像是谈论一条死狗”，但“没有任何一种哲学能像斯宾诺莎的哲学一样”。赫尔德写信时这样写到“我不得不承认，他的哲学使我感到很幸福”，“我每听到这伟大哲学的一个音符时，我的心便得到升华”。而歌德说他对斯宾诺莎“曾真正狂热过、热爱过”。
那么哲学家斯宾诺莎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是什么东西使一位崇拜者曾写下这样的句子：“这个一会被诅咒，一会被颂扬，一会被哭泣，一会又被嘲笑的斯宾诺莎？”
虽然他的思想曾掀起巨大的波澜，但在所有的哲学家中，他或许是最孤独、最内向、最谦卑、最安静的一个。他1632年出生于阿姆斯特丹的一个从葡萄牙移民荷兰的犹太人家庭，他名叫巴鲁赫，根据当时的习惯他的拉丁文名叫本尼迪克特。二者的意思都是：被祝福的人。
不过从生活的表面看，斯宾诺莎并没有得到祝福。他几乎还未成年就卷入了与家乡犹太宗教团体的激烈论战中，争论的原因是他对圣经传统的批评。他认为旧约全书中充满了矛盾和荒谬的看法，他不愿也不能承认上面说的全是绝对真理。
教会曾对这位思想敏锐的小伙子寄予厚望，不过渐渐地，他们感到失望并开始疏远他了。他们派人打听他的底细，贿赂他，发现这一切都不能奏效后甚至要蓄意谋杀他，最后他被驱逐出教团。
斯宾诺莎并没有选择斗争，他不喜欢为了争论而争论，他曾写到：“我让一个人随他的天性生活，如果他愿意的话，也可以让他为了他的福祉而死去，只要允许我为真理而活。”
然而，正是这一点引起了人们的愤怒：竟然有人可以不顾大家的想法，只在乎他个人的真理，丝毫不把自古以来的真理放在心上。斯宾诺莎非常坚定地献身于他的真理，结果，他与当时的强权势力成为了对头，搞得自己也卷入了与犹太教的斗争中。
但是，听从并且只听从真理的召唤，不管它会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也不畏惧常人的看法。从这个意义上讲，斯宾诺莎才是一位真正的哲学家。
斯宾诺莎在经历了多年的肺结核病痛之后，在44岁过世，死时依然孤独。而他的最重要的著作——《理智改进论》及他的代表作《伦理学》在他死后才得以发表。
这时人们才明白，是什么力量使这位思想家能面对同时代所有人的敌视和仇恨，依然忠于自我，忠于他所发现的真理，不为荣誉所诱惑，在孤独中忍耐地坚持。他在头脑中已经脱离了这个世界，他的内心已经走出暂存的世界，走向永恒。于是，他能够忍受这个世界给他带来的痛苦！
斯宾诺莎哲学的基本特征是：在体验现世痛苦的经验中，充满激情地拥抱永恒，并停留在热爱之中。他说这是“对上帝的精神之爱”。
后人评价他说：“斯宾诺莎是个对上帝狂热的人，”“他内心充满了崇高的世界精神，无限是他的开始和终结，宇宙是他唯一永恒的爱。他圣洁而又谦卑地在永恒的世界中映照出自我，并努力使自己成为世界最亲近的一面镜子。”
斯宾诺莎的命运在哲学史上大概是绝无仅有的。作为一个理性主义者，他脱离了犹太教。作为一个犹太人，他又与世界相隔绝。再没有像斯宾诺莎那样孤独的人了。然而，恰恰是在这份孤独中，斯宾诺莎发现了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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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上帝在自然之外
自然神论又称为自然宗教，这是启蒙时期一种有神论的世界观。以赫伯特勋爵、约翰·洛克、马休·廷德尔等为代表人物。
这种观念认为，世界由造物主创造，被赋予规整、齐一的内在秩序。上帝完成创造后不再干预世界，他没有进一步地去注意它，而且也不需要去管它，因为宇宙自己会料理自己，就像是你出去旅行一个礼拜，先把你房里的闹钟上好发条，它自己就会嘀嘀嗒嗒地走上8天。人类可借助自身的理性力量而不需借助超自然的启示，就可认识到一些不证自明的真理，也就是认识到“宇宙有这么一位创造者”。
自然神论倡导5条基本要义：第一、相信一位至高者。第二、人有崇拜上帝的义务。第三、德行是崇拜上帝的主要方面。第四、需要为罪悔改。第五、死后有报偿和惩罚。自然神论者相信一切宗教的基础就是这五条信念。因而主张宗教宽容，反对教条主义，强调内在的理性法则。自然神论的学说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随着怀疑主义的兴起而衰落。
笛卡尔是自然神论的代表人物，他将宇宙比作一个巨大的钟表，是“钟表匠上帝”造就了这个钟表，并使其准确地朝着既定目标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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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上帝即自然
泛神论也是一种有神论的世界观，以斯宾诺莎等人为代表。这些思想家们主张自然是神的体现，万物皆有神性。神就是宇宙，宇宙就是神。换句话说，创造者就是受造物，受造物也是创造主。
所以，神就不是在宇宙之外的超自然力量。宇宙中的每一事物都是神的样式或者成分。简言之，一切是神，神是一切。
从泛神论产生的历史渊源上说，泛神论是爱尔兰哲学家约翰·托兰德（John Toland，1670—1722年）在自己的一本书中首先使用的术语。那本书就叫做《泛神论》。
托兰德是在天主教的氛围中长大的，他回忆自己的成长经历时说：“还在摇篮中就受到了浓郁的迷信的教育。”因此，托兰德年仅15岁就脱离了罗马天主教。后来他在苏格兰和荷兰上大学。此后，他定居牛津，写了《基督教并不神秘》一书。因为此书具有无神论倾向，他遭到了批判和围攻，被弄得“臭名昭著”。
1702年他到柏林旅行，在那里他与普鲁士王后讨论神学。后来他将致王后的信件收集起来，出了一本书，叫《致塞林娜的信》。这本书显示出泛神论倾向。1705年，他使用了“泛神论者”这个词。托兰德热情洋溢地宣扬他的泛神论。不过直到1720年，《泛神论》才正式出版。
泛神论后来在欧洲影响巨大。在启蒙运动时期，泛神论可以说是一种具有革命性的思想体系。今天看来，斯宾诺莎是泛神论的集大成者。而法国的启蒙思想家深受其影响。甚至黑格尔也可以划入泛神论的大范畴之内。
一般说来，泛神论具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具有自然主义倾向的泛神论，它把神溶于自然之中。另一种是具有宗教神秘主义倾向的泛神论，它把自然消解于神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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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反对专制、盲从和残暴的勇士
启蒙运动的先驱，虔诚而清朗的伏尔泰，走过的却是杂乱无章的一生。问题从他出生时就开始了。学者们至今还没有弄清楚他何时何地出生，他的父亲是否是亲生父亲。混乱还不止如此，他的乳母以为他会活不下来，于是草草将他洗礼了事，后来又费劲周折，才给他补了一个正式的洗礼。似乎，老天爷在伏尔泰还是一个婴孩时就和他过不去，他们之间的斗争花了伏尔泰一生的时间。
伏尔泰和教士们，以及顺从教会的世俗统治阶级之间矛盾很深。他甚至很长时间没有一个安静的藏身之所。他被拒绝在巴黎居住，甚至曾经被投入巴士底狱。不过他还有一个特权，就是可以在监狱长那里用餐。人们中伤他，诋毁他，诅咒他，禁止和焚毁他的作品。人们指责他的作品放肆、渎神、骇人听闻，指责他恶毒、伤风败俗。人们躲避他就像躲避瘟疫一样。一位神学教授甚至抱怨上天为什么让这样一个人来到世间。
但伏尔泰却安慰自己，遭受如此厄运的不仅仅是他一个人。他的作品还被迫匿名出版，每当作者暴露时，伏尔泰必须否认这是他的作品，但他并不感觉到良心有所顾忌，因为人们有时不得不像魔鬼一样撒谎。之后他更加小心翼翼地伪装自己的意图。有时迫于外界的压力，他也承认自己是天主教徒，甚至到教堂领圣餐。所有这些行为使他具有双重性，他本人也承认自己的弱点：我很愿意成为有信仰的人，但我不愿意成为殉道者。
伏尔泰的私人生活也是一团糟。他手中犀利的笔是他灾难的根源，他几乎在和整个世界吵架。虽然他深得普鲁士国王的欣赏，被邀请到波茨坦做客，但后来也由于深深的误会——其中不乏有他自己的过错——而不得不离开。
他身边的风流韵事也总是不断：和侯爵夫人们、女演员们、和朋友的妻子、可爱的平民姑娘、半上流社会的夫人们，甚至还有自己的侄女。对于自己的享乐生活，伏尔泰所找到的理论根据是：上帝将我们带到这世界上，就是要我们享乐的，其余的事情都只是平庸、可厌和可悲的。
当然，他没完没了的享乐生活自然需要钱。而这正是他匮乏的东西。尽管他的父亲很富有，伏尔泰还是开始靠借债度日，很长时间以后他才拥有了一些固定财产，但这些钱财的来历却值得怀疑。他晚年时很有钱，拥有一座宫殿和几处乡间别墅，160个仆人，但他的生活纷乱依旧。老年伏尔泰这样写到：我习惯了身体和心灵的无序状态。
即便就是在这样的混乱生活中，他的声望却是在日益提高，他成为欧洲大陆精神领域最著名的人，几乎一生都是欧洲思想界的领头羊。哲学家狄尔泰盛赞他是“最具有生命力”的。他与上帝和世俗世界都保持着个人和书信交往，当然与世界的交往多些，因为上帝对他而言，似乎不是可以直呼其名的对象。他共有两万封书信被保存下来，我们不必因书信和作品的数量太多，就去怀疑伏尔泰作品的质量，要知道，其中许多内容所具有的重要性和趣味性都是没有人可以媲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