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现实的”呢？这里关键是要看到，在黑格尔的哲学中，“现实”和“现存”是不一样的概念。“现存”是指“现在存在的”，它不一定是好的，也不一定合乎绝对精神的必然性。而“现实”可以理解为“真实”、“实现出来”的意思。“现实的东西”是符合必然性的，所以它是“真的东西”，一定会实现出来。而它之所以会成为现实的，就在于它是合乎理性、合乎规律的。
当然，合乎理性的事物都必将实现，但这不是说，凡是实现出来的（现存的）都是符合必然性的。虽然现存的东西有它一定的合乎理性的成分，但又不可能绝对地合乎理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不合理的成分逐渐上升而构成此事物的本质。于是，合理的事物又发展成了不合理的事物，因而势必会被新的、更加合乎理性的事物所取代。恩格斯说：“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这一命题已经包含了另一命题，那就是“凡是现存的都是应当灭亡的”。
黑格尔的确有这种意思。据说有一次，他的好朋友海涅在和黑格尔谈话时，流露出对“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理的”这句话的不满情绪。黑格尔却怪笑起来，轻轻地对海涅说：“也可以这样说，凡是合理的必然都是现实的。”话音未落，黑格尔就惊慌地环顾左右。当他发现并无外人时，才平静下来。
在庞大而严密的理性体系之下，掩藏着黑格尔近乎浪漫而狂妄的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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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我造上帝还是上帝造我？
“人是人的上帝”，这是德国古典哲学家费尔巴哈的一句名言，出自他最著名的代表作《基督教的本质》。简单地讲，它的意思是说，“上帝”其实是我们这些人类把自己的属性抽象出来，加以夸大和人格化，然后当作一个独立于我们，又强于我们的实体来崇拜。所以，与其说是上帝创造了我们，还不如说是我们创造了一个上帝。
“宗教就是欺骗！世界上第一个说谎者就是神学家！”费尔巴哈说。他认为人的宗教感情不是天生的，因为人没有天生的宗教器官。我们既不能用眼睛看见上帝，也不能用耳朵听到上帝，而知道上帝、信仰上帝是人在社会中慢慢被培养的结果。
那么，人是怎么造出一个上帝来的呢？更深的问题是，人为什么要造出一个上帝来呢？
费尔巴哈说，这一方面是因为无知和恐惧。由于世界中有太多不确定的因素，而人们无法理解，所以他们就会感到害怕，就会猜测——那背后是不是有某种神奇的巨大力量在操纵它。除了恐惧，人们对自然也有感恩的一面，因为自然为人提供生存的空间和资源。恐惧感和崇敬感交织在一起，就使人产生了另一种感情——依赖感。这种依赖感才是一切宗教的真正基础。人总会找到某个比它强大的东西作依靠，从依赖自然到依赖君主，从依赖社会到依赖上帝，都是这个道理。
但是，人为什么会产生依赖感呢？这是因为人有自己的需要。试想，人如果没有对外在世界的需求，他还会依赖别的东西吗？他还会崇拜别的东西吗？
有了需要，就有了占有的欲望。欲望总是无限的，但是欲望的实现又总是有限的。这样就产生了欲望和能力、想像和实际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在现实中又没办法解决，人们就只好借助于幻想和超自然的力量。人们幻想“天堂”中有无尽的资源，人们幻想“上帝”能够公平地处理世间的矛盾。
然而，所谓天堂，不正是人们关于现实世界的理想模型吗？所谓上帝，不也正是人将自己的本质异化出来，加以夸大的结果吗？别看上帝比我们聪明、善良、强大，其实，费尔巴哈说：“人怎样思维、怎样主张，他的上帝也就怎样思维和主张；人有多大的价值，他的上帝也有多大的价值，决不会再多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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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只有一个马克思
1999年，就谁是人类纪元第二个千年的“千年第一学人”这一命题，英国剑桥大学文理学院的教授进行了校内征询与推选，投票结果是马克思位居第一，爱因斯坦第二。随后，英国广播公司（BBC）又以同一命题在全球互联网上公开征询投票一个月，结果得票高居榜首者依然是德国人马克思。
人类社会过去的1000年，是波澜壮阔的1000年，是造就巨人的1000年。悠悠千载，茫茫人海，代代英豪，在可圈可点的历史画卷中，曾出现过灿若繁星般的思想大师。为什么马克思能够独占鳌头呢？马克思，何许人也？
1818年，卡尔·马克思诞生在德国的特里尔镇。他有一个做律师的父亲，在父亲的影响下，马克思17岁时进入波恩大学攻读法律，随后又转入柏林大学，最后在耶拿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此后马克思开始从事新闻工作。他在科隆为《莱茵报》当过一个时期的编辑，但是他那激进的政治观点，不久就给自己惹出了是非。于是马克思不得不迁居到巴黎。在那儿，他遇到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相同的政治观点使两人结下了真切的友谊，甘苦与共，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天。
在富有革命传统的法国，马克思积极参加法国工人的集会，了解工人阶级的斗争状况。不久，他就同法国工人建立了密切联系，还结识了流亡在法国的各国革命家。巴黎的斗争生活，促使马克思的思考走向科学共产主义。
像马克思这样的“危险分子”是不可能被政府容忍的。不久，他就被驱逐出法国，迁居到布鲁塞尔。1847年，就是在布鲁塞尔，他发表了第一部重要的著作《哲学的贫困》。第二年，他和恩格斯共同起草了《共产党宣言》。这是一部划时代的经典之作。可以说，人类的历史由此而被改写。
在同年晚些时候，马克思返回科隆，数月后又遭驱逐，之后他迁居伦敦。19世纪50年代是马克思一生中最困难的时期。贫困的生活把他压得喘不过气来，形形色色的敌人对他攻击诽谤，几乎所有的报刊都对他关上了大门。但他没有退缩，继续战斗。他成年累月地在大英博物馆研读政治经济文献，埋头从事经济学研究，为无产阶级锻造理论武器。而在他撰写政治学和经济学著作的日子里，他伟大的朋友恩格斯从经济上慷慨地支持着马克思。为了使自己的战友能创立新的伟业，恩格斯作出了最大的自我牺牲。
反动政府的迫害，贫困的物质生活，繁重的理论工作和紧张的战斗，严重损害了马克思的健康。他晚年常被病痛折磨。1883年3月14日，一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他被安葬在伦敦的海格特公墓，和他的夫人燕妮葬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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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
1843年，由马克思担任主编的《莱茵报》被政府查封。这件事对马克思的震动很大，他认识到披在资产阶级“肩上的华丽的斗篷掉下来了”，露出的不是自由或仁爱，而是专横与暴虐。虽然黑格尔曾说，国家是人类社会中最合理的东西。但严峻的事实，使得马克思不再相信黑格尔关于国家的观点。在现实中，国家并不是那么合乎理性的，更多的只有利益的冲突。这成为了马克思写作《导言》的契机。
在此之前，马克思还写过一篇文章，叫《论犹太人问题》。在这篇文章里面，马克思说，人类的目标是“人类的解放”，而只有废除了私有制，才能实现全人类的解放。那么，应该由谁来完成这个历史任务呢？他们又应该怎么样才能完成呢？在《导言》中，马克思就回答了这些问题。
马克思说，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完成这个任务。而无产阶级需要通过“社会革命”来完成这个任务。在这场革命中，无产阶级既要进行“武器的批判”，也要掌握“批判的武器”。
所谓“武器的批判”，就是说要运用物质的力量，真刀真枪地进行战斗。所谓“批判的武器”，就是说要借助理论的力量，用先进的理论武装自己的头脑，动员更多的人加入到革命的队伍中来。
马克思在《导言》中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
思想上的批判终究是思想领域中的，而拿起武器去战斗，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经之路。但是在战斗的过程中，无产阶级若想成功，完成人类的解放这一历史任务，就必须要有先进的“批判的武器”来指引自己前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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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这是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一句名言。直到今天，还有很多研究者用这句话来概括马克思哲学的本质特征。
1845年，马克思遭到法国政府的驱逐，来到布鲁塞尔。在这里，他写下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恩格斯评价它是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
这个提纲之所以很重要，就在于它着重阐明了实践的作用和根本地位，指出实践是检验认识的真理标准。而过去的哲学家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所以在他们眼中，人的认识不过是对客观事物的消极反映，犹如照镜子的投影一样。客观事物和我们是对立分离的，而不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对象。这样一来，他们的哲学只需要谈谈怎么认识世界、理解世界就可以了，而不需要考虑改造世界的问题。
但是马克思就认为这样不对。他在这个提纲中说：客观世界不仅仅是呆在那里，等着我们去认识和解释的，它同时也是需要我们去改造的对象。我们也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够认识对象。离开了社会实践，人的认识不但不可能发生，而且它是不是正确的也没法证明。所以，马克思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离开了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这样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
“实践”的观念在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中非常重要。马克思把“实践”引入了自己的哲学，又科学地说明了实践的决定作用和基础地位，而且还强调，一切理论的东西都应该付诸实践，指导实践。所以，他的哲学和以往的哲学有着十分不同的风格和气质。就像他自己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说的那样：“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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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一半是天才，一半是疯子
德国法兰克福的一家公寓里住进来一位哲学家。紧靠旅馆有一家小饭馆，有位哲学家常去那里吃饭，那也是英国军事人员常去的地方。不过，饭馆的一个侍从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每次饭前，这位哲学家总要把一枚金币放在自己面前的桌上，饭后又把金币收回自己的口袋里。有一天，这位侍从忍不住问他在干什么。这位哲学家不乏嘲讽地说：“我每天在心里与那些军官们打赌，只要他们哪一天会除了马呀、狗呀、女人呀之外还能谈点别的话题，我就把金币放进教会的施舍箱去。”
这位高傲的哲学家就是阿图尔·叔本华。
真正的哲学家大多是怪人，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往往和一般人不一样。而叔本华尤其古怪，即便是在哲学家的圈子里面也是“数一数二”的。他孤傲、自负，自诩为天才，但他的思想却不能被当时的人所理解，也遭到同行的嘲笑和冷遇。他老是会在周围的环境中发现让自己不舒服的事情，所以他和世人格格不入，一生独身，无妻无子，尤其蔑视女性，一辈子也没几个朋友。
当然，叔本华并不是不接受任何人。他虽然平素自视清高，但唯独崇敬歌德，与他有忘年之交。这得归功于他母亲的交际，歌德常常是他母亲的座上客。只要歌德出席，叔本华便显得毕恭毕敬。歌德也对这位年轻的哲学家非常器重。据说有一天，大家围着一张茶桌闲聊，唯独叔本华走到窗前，凝望夜空，肃穆沉思。几个女孩子便咯咯地笑了起来。歌德却说：“孩子们，让那个青年独自呆着吧！不要取笑他。将来有一天，他会超过我们所有的人。”
后来在1812年，叔本华进入了著名的柏林大学。他在柏林大学听费希特的讲课，但是很快就发现费希特一点也不值得他欣赏。虽然如此，但他依然来听费希特的课。只不过专门是为了找费希特的错处，以便和他争辩。他在听课笔记里所记的不是笔记，而是对费希特尖酸刻薄的批判。
1813年，叔本华从柏林大学博士毕业，此后4年，他全身心地写作了《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这是一部集中了他全部智慧的作品，此后的著作都只是该书的评注而已。这部书奠定了叔本华在西方哲学史上的地位——唯意志论的开山鼻祖。
自从苏格拉底以来，西方的思想家都认为，理性的东西才是世界的本源，我们都应该选择理性的生活。然而叔本华却把“意志”这种非理性的东西当作本源，当作生活的动力。在那个时代，没有人愿意同意他这个观点。所以直到晚年，他的思想才渐渐地为人接受。人们竞相拜访他，研究他的哲学。自此以后的一个多世纪中，在尼采、柏格森、詹姆士、杜威、萨特等人那里，我们都可以发现意志主义的印记。
这就是叔本华。一半是疯子，一半是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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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因为爱欲，所以痛苦
叔本华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认为，意志是世界上最根本的基石。而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是一个表象的世界。但是，这个“表象”是谁的“表象”呢？黑格尔说世界是理性（绝对精神）的表象，而叔本华说：不对！它们是意志的表象！
意志是我的意志。所以，“世界是我的表象”，太阳的存在就是像我看到它的那个样子；地球的存在也只是像我感觉到的那个样子。人生是一场梦！
意志支配着生命。生长的意志促使植物向着阳光，生存的意志推动人们去为食物、配偶和孩子而争斗。因此，占有、争斗、敌视和破坏是生命意志的本质。意志没有界限、没有方向，它只有盲目地实现自己的愿望。每个人都得屈从于这样的意志。
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意志的一个表象。意志总是冲动的，所以它在每个人身上的表现形式就是“欲望”。叔本华的逻辑是：我们具有欲望，这是生命的本性。有欲望，就证明想去得到一些现在还没有的东西。所以，欲望说明缺乏，缺乏则意味着痛苦。这种痛苦是你活着就得承受的。如果欲望得不到满足，你会痛苦；如果欲望得到了满足，你又会无聊，还是痛苦；在欲望得到满足后，又会有新的欲望产生，而新的欲望意味着新的痛苦。生命意志是无限的，而个体生命是有限的，生命意志在个体生命身上不可能得到满足……
叔本华在人生画卷上描绘出的，是一幅悲观的画面。而他所开出的人生处方则是——认清生命的虚无，自觉否定生命的意志，放弃所有的欲望，进入类似于佛教中“涅槃”境界。
不过，别看《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这部书充满了悲观的情绪，在推广他的思想时，自负的叔本华却显得非常积极乐观。即使在出版后十几年里无人问津，大部分作为废纸卖出，他也一点都不悲观，反而说“一位完成了流芳百世的伟大著作的人，不会因为受到公众的冷落而心神不宁，也不会由于批评家的指责而有所动摇”，“这部书不是为了转瞬即逝的年代而是为了全人类而写的，今后会成为上百本书的源泉和根据”。
事情还真是这样。不过等人们认同他的看法时，叔本华已经是一位垂垂老者了。在他死后，关于他的哲学的讲座逐渐将关于黑格尔哲学的讲座排挤了出去。他一时成了德国最时髦的哲学家。到1891年，《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已经再版了18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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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上帝死了
有这么一个人，他是一个大学教授、一个诗人、一个哲学家、一个孤独的漂泊者。他杀死了上帝，但他不是传说中的那个恶魔。他是一个真实的人。他就是德国人尼采。
尼采出身于宗教家庭，据说他的祖先7代都是牧师。1844年，尼采出生于一个名叫洛肯的乡村。不久，尼采有了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他学话很慢，老爱用严肃的目光注视着一切。身为牧师的父亲很喜欢这个沉静的小男孩，总是带着他一起散步。但是尼采永远也不会忘记，在他7岁时，父亲就去世了。这件事给他非常大的打击。而两年后，他的弟弟也夭折了。于是，尼采就在母亲、妹妹、祖母和两个姑姑的身边长大。幼年的尼采，缺少男性之爱，在人前显得腼腆甚至羞怯；除了埋头书本，他只有和妹妹在一起的时候才感到放松。
很难想像，在这样一个宗教家庭的环境中长大的孩子，居然留给世人的印象是激情甚至迷狂，日后居然会成为举世闻名的反基督教的人。
1865年的冬季，有一天，尼采偶尔在一家书店买到叔本华的巨著《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立刻，他就被这位已逝6年的忧郁智者迷住了。尼采狂热地喊着：我发现了一面镜子，在这里面，我能看到世界、人生和自己的个性被描述得惊人的宏壮。尼采一下子就接受了“意志”的概念，但是他并没有染上悲观色彩，相反，他把意志改造成为积极的力量，不断生长，蓬勃向上。这就是他所说的“权力意志”。人应该在“权力意志”的支配下生活。
但是，基督教却要我们怎么生活呢？尼采问道。
“理想的基督徒的生活饱含爱和谦逊……它坚决反对自卫的权利，反对以征服他人作为自己的胜利。”在尼采眼中，基督教就是要人们甘于贫穷，服从命运，觉得自己是有罪的没用的家伙；它扼杀人的生命力量和原始冲动，扼杀人的个性，扼杀人的激情和自由；基督教不是让人们积极向上，而是要人们去怜悯、同情弱者，使人趋于柔弱、萎靡的境地。尼采说，基督教提倡的东西，其实是一种奴隶的道德，它们用平等、宽恕的道德原则来为自己卑下的地位做辩护。所以，基督教完全有悖于人性的发展。
尼采呼唤着高贵的“超人”能够出现。这种“超人”能充分发挥自己的生命力、创造性和权力意志。他威武刚强，充满希望。他不再是彼岸的理想，而是在现实世界就能够存在的有些有肉的人。
于是，尼采说，我们要重估一切价值，“上帝已死，我们现在希望超人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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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18世纪，一个名叫弗朗西斯·哈奇逊的苏格兰——爱尔兰哲学家曾说：“最好的行为就是给最大多数的人带来最大的幸福。”数十年后，另一个英国人边沁把这一句格言发展成为“道德和立法的原理”。他说，一种行为的对与错完全应该根据其结果来判断，好的结果给人们带来快乐，坏的结果给人们带来痛苦；因此，正确的行为就应当是，最大限度地产生快乐并最大限度地减少痛苦。“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就是“功利的原理”，像边沁这样的哲学家们就被称作“功利主义者”。
“功利”这个词儿在汉语里的名声是不太光彩的。我们说一个人“挺功利的”，就好像是在贬低这个人的品格。但是，在边沁先生那里，“功利”不仅不是道德的沦丧，反而是道德的伸张。一个人是不是道德的，是要看他的行动是不是赢得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除了个人的道德领域，这句话还成为社会上人们的一种共识。边沁就主张，应当在功利主义的指导下来制定法律和社会政策。它对英国的政治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功利主义有三个原则：
第一，它只根据后果去判别行动的对和错。至于说你是抱着什么动机去做的，这无关紧要。所以，好心办了坏事，那就得谴责；假如本来居心不良，但歪打正着地带来了好结果，那就得表扬。
第二，什么是“好事”，什么是“坏事”呢？边沁说，让人快乐的就是好事，让人痛苦的就是坏事。趋乐避苦，这是人的本性。
第三，一个人幸福了、快乐了，还不行。因为没有谁的幸福会比别人的幸福更有价值，所以，做事情要使得与之利益相关的大多数人都幸福了，才是符合“功利原则”的。
功利主义的产生和流行，是同当时自由、平等的人权观念结合在一起的。边沁的哲学主要是受到了法国大革命前的启蒙思想家的影响。而这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在英语中，成了一句妇孺皆知的流行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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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你挥舞拳头的自由到我的鼻子为界
一位见识独特的学者曾说，地球上有两座群岛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最大，一个是地中海沿岸的爱琴海诸岛，另一个是北大西洋中的英伦三岛。
爱琴海的希腊文明，是古典世界的智慧之峰。黑格尔说：“凡是满足我们的精神生活，使精神生活有价值、有光辉的东西，我们知道都是从希腊直接或间接传来的。”而英伦三岛则是近代工业革命、自由主义与法治的故乡，现代文明的许多东西都可以追溯到一个或几个英国人。在英国悠长的文化传统中，“自由”总没有被英吉利民族所遗忘。其中，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也译作“密尔”）为“自由”注入了现代的意识。
“自由”是西方思想，特别是近现代以来的西方思想的“关键词”。自古以来，各种各样的思想家从不同的角度、层次与方面来阐释自由的含义。英国的阿克顿勋爵说：“自由，从2460年以前在雅典播种以来，就仅次于‘宗教’而成为‘善’的动力和‘罪恶’的常见托词。”古希腊的政治家梭伦、伯里克利也谈论过“自由”，基督教的大神学家奥古斯丁讲过“自由”，康德和黑格尔更是将“自由”当作意志的本性……
让我们通过3个问题，来看看穆勒所说的“自由”，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第一，“自由”是什么的“自由”？
在穆勒这里，“自由”不是意志的自由，也不是形而上学意义的某个概念，而是在人们现代生活中所拥有的权利。所以自由是行动的自由。如果说这种自由依然有一定的哲学意味的话，那么它也是一个政治与法律层面的哲学命题。
第二，“自由”是谁的“自由”？
穆勒说，自由是“我的”自由，也就是“按照我们自己的道路去追求我们自己的好处的自由”。有了这种自由之后，也就有了一个私人的空间。在这个私人空间里，政府和其他人不能随便干涉别人的生活。穆勒认为，自古以来，自由就是一种对抗政府权威的力量。政府作为一种公共力量，对于维持秩序是不可或缺的，但政府往往热衷于滥用自己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所谓自由，就是在防御统冶者的暴虐。而在这个领域，自己才是最高的主宰者，我乐意怎么行动就怎么行动。
第三，“自由”是多大的“自由”？
“自由”的前提是“平等”。因为你和我是平等的，所以我有自由，你也有自由，而且我们的自由是一般多的。我们不受别人侵害的自由，也是平等的。因此，你尽可以在你的私人空间里面张牙舞爪，拳打脚踢，但是千万不要打着“这是我的自由”的旗号来入侵我的私人空间。请将你的自由停留在我的空间之外，也请你挥舞的拳头到我的鼻子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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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踏踏实实做学问
人类能够进入现代社会，是因为人们把自然科学当作了最主要的认识工具。人们按照自然科学的那一套方法来认识世界。比如说，一切从经验观察出发，注重事实和数据，把得出来的结论拿到实践中去检验等等。它们可以通称为“实证的方法”。而在现代哲学史上，就有一群哲学家，主张用这样的方法来解释社会、探讨哲学。他们被人叫做“实证主义”者。
实证主义的第一代掌门人是法国人孔德（1798—1857年）。他说，原来那些宗教的、神学的、形而上学的东西，虽然表面上说自己是“思辨”的，但这无非是一块遮羞布而已，其实它们都是些不着边际的废话。所以，当代的哲学就没有必要再去讨论世界观、本体论这些东西了，而应该给人们提供实在的、有用的、确定的知识。也就是说，实证的哲学不讨论“世界为什么这样”，而只讨论“世界是个什么样”。哲学在孔德这里是一门科学，是用来发现世界一般性规律的东西。所以哲学不同于具体的自然科学，而是叫做“关于科学的科学”。
自然要用实证的态度去研究，社会也要用实证的态度去研究。孔德创立了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学”。
其实，对社会的研究自古以来就有。但是在孔德之前，人们只知道有不同类型的社会，社会会随时间推移而变迁，社会的各种状况通常被认为是反映了神的意旨……而到了孔德那里，对社会的研究采用的是现代科学的实证方法。他把社会当做一种可以用科学方法研究的现象。关于社会的知识来自于经验观察而不是盲目信仰。
孔德留给后人的最主要著作是厚厚6卷的《实证哲学教程》。就在孔德实证主义系列的第一本书出版后一年，一位英国的自然科学家，搭乘一艘海船开始了他的科学之旅。这位科学家后来写了一部基于实证考察基础上的著作，名叫《物种起源》。这本书改变了人类认识自我和世界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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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一个关于“综合”的梦想
赫尔伯特·斯宾塞是英国19世纪下半期最受人瞩目的人物。他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哲学教育，甚至也没有研究过以前的哲学家的著作，但是他却写出了洋洋洒洒18卷的巨著。其实，斯宾塞一直有一个梦想，那就是要创造一部“综合哲学”。在这部“综合哲学”中，能够包括所有的知识类型。今天，他留给我们的这些作品中，比较有名的是《第一原理》、《生物学原理》、《心理学原理》、《社会学原理》、《伦理学原理》等。
斯宾塞的父亲和叔父都是教师和社会改革家，他在童年时就从他们那里学了一些粗浅的自然科学、医学、化学等方面的知识。同时，他也从他的父亲那里继承了“综合的倾向”，所以他总喜欢借用理论来构建一个体系。
就拿他这部“综合哲学”来说，他就试图用进化论和实证主义的观点来解释所有的事情，从而串起一个无所不包的实证主义体系。不过，他其实有许多方面的知识都不懂，往往借助的是二手材料。他在38岁时草拟了关于“综合哲学”的提纲，然后用了他生命中剩下的43年时间来完成这项工作。
斯宾塞把他的整个思想建立在进化论的基础上，而且丝毫不加反思。这就导致了我们所熟知的，也是名声不好的“社会进化论”。如果说说社会是进化的，倒也罢了。但是，雄心勃勃的斯宾塞先生却要在社会理论中，把进化论进行到底。他把生物学的自然选择、适者生存原理拿来套社会的发展原则。结果就得出这样的结论——
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一直存在着“生存竞争”，优等民族在竞争中获胜，而劣等民族就遭到淘汰。优等民族就是最适于生存规律和生存环境的民族，劣等民族应该受到优等民族的统治。
看，多么冷酷的事实，多么冷静的理论啊！
斯宾塞的确十分冷峻和孤傲。美妙的生活到了他的嘴里，往往被“科学化”了。有一次，当他来到尼亚加拉大瀑布面前，他居然这样描写自然的壮观：“瀑布高160英尺，据测每小时流量为1亿吨，也就是说，每秒流量为2700吨。大瀑布的厚度有20英尺。……瀑布底部的侧面压力为每平方英寸15磅……也就是说，直接承受瀑布冲击的岩石每秒钟要受到2万吨的冲击力，水流以每秒100英尺的速度倾泻而下。”
对于女人，斯宾塞也以冷漠而著称，终身未娶。据说，他年轻时曾遇见一位相貌超群、体态优美的女子，朋友问他感觉如何。他说：“我不喜欢她。因为出于我的颅相学知识，她头颅的模样不好看。”还有一次，他在路上遇到朋友。朋友问他：“你不为你的独身主义后悔吗？”斯宾塞平静地答道：“人们应该满意自己所做出的决定。我为自己的决定感到满意。我常常这样宽慰我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某个地方有个女人，因为没有做我的妻子而获得了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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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在颤栗中生存
索伦·克尔凯郭尔（S.Kierkegaard，1813—1855年），生于丹麦哥本哈根一户经营羊毛业的商人家里。他的父亲老克尔凯郭尔抚养他长大。在经商致富后，老克尔凯郭尔过起了赋闲的生活，把时间消磨在读书与研讨哲学等宗教问题上。克尔凯郭尔成年后还赞叹说：父亲把一种全能的想像力与一种不可抵御的辩证法绝妙地结合了起来。在克尔凯郭尔眼里，父亲是一个完美的人。
然而不久，他的生活发生了一件令他感到震撼的事件，他获知了父亲的秘密。父亲在一次酒后的醉话中，透露了自己早年在性生活方面的荒诞之举。要知道，在克尔凯郭尔心目中，父亲是如此的虔诚与圣洁，父亲就是他的上帝。现在他所崇拜的偶像一瞬间突然坍塌，克尔凯郭尔的内心不能不感到恐惧，他的心灵不能不发出绝望的呼喊。从此以后，他荒废了神学研习，开始过起纨绔子弟的浪荡生活。
接着，他又知道了一个更加令人震惊的事实：父亲在小时候曾诅咒过上帝！当他再联想到母亲及兄姐接连死去的事实后，他丝毫不怀疑，这一定是上帝给他们家的惩罚。更要命的是，他进而主观地断定，上帝一定会让他死在父亲前头，死在34岁之前——那是耶稣的有生之年。对于基督教所说的“原罪”，过去他的感受并不深切，不过他现在真正感受到了。存在于世的恐惧、忧郁和颤栗，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他：你还活着！但你将痛苦地生活！
1837年5月，他结识了一个年仅15岁的女学生——列琪娜·奥尔森。不久，他们订婚了，但就在订婚后第3天，不祥的预感又在克尔凯郭尔内心出现，他旧病复发，把想像当成了现实。他想起了主宰命运的“原罪”，于是，昔日的忧郁和烦恼又死死地纠缠着他。他不断向自己提出“有罪？无罪？”的问题。他觉得自己应当给未婚妻以自由，他对自己说：“扮演一个流氓，可能的话，扮做一个十恶不赦的流氓，是给她自由的唯一办法。”终于，他做出了选择，他冷静而坚决地抛弃了她。当然他也非常痛苦——“我整夜整夜地躺在床上哭泣”，“我痛苦异常，每天都想念她”……不过这些伤感和痛苦正是他自己选择的。
与列琪娜关系的破裂，是克尔凯郭尔一生中最大的事件，它又一次给他带来巨大的精神创伤，并影响了他的整个后半生。
在忧伤的土地上生长起来的克尔凯郭尔，深深体验着生存的重负。于是，他将目光投向了“人的存在”这一问题。他成为了一个存在主义的哲学家。他从自身的生活体验中提取人的概念。然而，得出的结论只是——面对世界和自我的陌生感，内心的矛盾，深刻的恐惧和彷徨……
在恐惧中，他发现生活是由一堆可能性组成的，等着人去选择。人只有在恐惧中，才能发现自己还有一点选择的“自由”。但是这种自由总是有限的，它并不能使我们从痛苦中走出来。在有限的自由中，我们找不到安全宁静的港湾。
于是，克尔凯郭尔最终皈依了上帝。上帝是无限的，当一个人面对上帝时，灵魂才得以安顿，颤栗才得以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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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他就像个诗人
1914年，当欧洲的军队纷纷开赴前线，像野兽一般厮杀的时候，人们感到恐惧和迷惘：难道文明和进步竟是如此脆弱的吗？此时，法兰西学院的一位教授回答说：“你们现在是消沉的，丧失了希望。不用怕！我曾经也这样。但是后来我忽然在一瞬间认识到了生命的意义和力量！”
这位法兰西教授就是亨利·柏格森。在他一生的创作中，言辞优雅，语言敏锐，充满着丰富的想像和似水的诗情。后来他凭借哲学作品《创造的进化》而获得了192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瑞典皇家学院评价他的作品说，这是“一篇震憾人心的雄伟诗篇，一个蕴含着不竭之力与驰骋天际之灵感的宇宙论”，“他亲身穿过理性主义的华盖，开辟了一条通路。由此通路，柏格森打开了大门，解放了具有无比效力的创造推进力……向理想主义敞开了广阔无边的空间领域”。
在《创造的进化》中，柏格森阐述了他最著名的一个概念——“生命力”（或译作“生命冲动”）。他说，在人的深处，有一种力量，不断地把我们从低级的形式引向更高级、更复杂的个体。这就是“生命力”。它既是每个人内在的体验，又是创造万物的宇宙意志。“生命力”向上喷发，就会产生精神性的事物，如人的自由意志、灵魂等；而“生命力”向下坠落，则产生无机界和惰性的物理事物。
而我们人类之所以不同于其他的生命体，就是因为我们具有“创造性的才智”。它使得我们能够认识和运用这种“生命力”，使得我们可以体验到“我们在生长，这是一个整体的流变过程”。
这种体验，只可能是一种内在的体验。它是我们的直觉！它是诗人的灵感！柏格森说，我们只有通过直觉，而不是理性，才能把握生命的整体存在，也才能洞察世界的本性——那就是“绵延”。现实不是静止的，它是一种“绵延”状态；而“绵延”是一种流动，是在时间中流动。
现在让我们来想一想，我们是怎样理解时间的？我们是用数字标记时间的，如此才有了年月日；我们还用钟表的指针指示时间，如此就有了时时刻刻、分分秒秒；我们还曾经用滴漏、日晷、晨钟、暮鼓等工具测量和预报过时间，如此就有了时辰昼夜、朝朝暮暮……
但是，它们都不是真正的时间，而只是对时间的记载。而这种记载是必须在空间里面进行的，比如说一滴水的落下，一根秒针“啪嗒”滑过一个角度。所以，这是空间中的时间，是在用空间表示时间，而不是真正的时间！
那么，真正的时间在哪里呢？柏格森说，在人的心里。我们只有通过直觉，才可以内在地体悟到它。于是他提倡“直觉主义”的方法。
他认为，分析哲学是把自己与外部世界分开，用割裂的方法去研究世界；而他们在分析自己时，也是先假定好另外一个自己，然后对这个假定的自己进行拆解。而直觉的方法不是这样，它是进入到事物的内部去，在与事物的同一里体悟事物；在分析自己时，则是在静默中进入到自身，与自身合一，从而直觉到生命那玄妙的本质。
这难道不是诗一般的境界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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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轴心时代
1883年，马克思去世。但在同一年，德国又迎来了另一位哲人的诞生，他就是雅斯贝尔斯。
如果你不是雅斯贝尔斯的至亲好友，那么当你去拜访他的时候，他一定会高高在上地坐在他的沙发椅中，就像一位亲王那样从他的宝座上慈祥地俯视着你。他会听你谈论上帝、世界和人类的知识。但是他会在亲切地赞同或反对之后，继续陈述他自己的观点。有人说，这多少有点仪式化的小把戏中的些许威严，不免让你顿生凉意。
这的确就是卡尔·雅斯贝尔斯的写照。他年幼时得过一种怪病，使他无法进行爬山、骑马、跳舞等激烈的运动。于是，他长期过着单调的生活，显得十分孤独而又很难与别人进行沟通。除了公务，他从没有去过公共场所。而在大学教书期间，他和同事间也从来没有什么亲密的联系，更不用提他对哲学家大会的厌恶了。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孤独地，但又十分固执地同所有人辩论。他的这种不容分辩的说教口气，被有的人称作“雅斯贝尔斯式的表演”。
雅斯贝尔斯有一个很著名的命题——“轴心时代”。
他在1949年出版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说，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之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这段时期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在轴心时代里，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孔子、老子……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也一直影响着人类的生活。而且更重要的是，虽然中国、印度、中东和希腊之间有千山万水的阻隔，但它们在轴心时代的文化却有很多相通的地方。
在那个时代，古希腊、以色列、中国和印度的古代文化都发生了“终极关怀的觉醒”。换句话说，这几个地方的人们开始用理智的方法、道德的方式来面对这个世界，同时也产生了宗教。它们是对原始文化的超越和突破。而超越和突破的不同类型决定了今天西方、印度、中国、伊斯兰不同的文化形态。
那些没有实现超越突破的古文明，如巴比伦文化、埃及文化，虽规模宏大，但都难以摆脱灭绝的命运，成为文化的化石。而这些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文化一直延续到今天。每当人类社会面临危机或新的飞跃的时候，我们总是回过头去，看看轴心时代的先哲们是怎么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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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新大陆的哲学
1838年7月，在哈佛神学院的一场演讲中，一位学者宣讲着个人解放和普遍宽容。他说新的世界是自由的个人之间相互合作而组成的，人们要在人道主义的原则下去生活，去热情地生活。这个演说后来被有的人看作是美国的道德宣言。“从现在起，”一位听众评论道，“我们青年人在《圣经》中有了一部第五福音书——美国人的福音。”而这篇福音的传播者，不是约翰或马可，而是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
美国是一个移民者的国家。在这片新大陆上，挤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拓荒者。爱默生就出生在一个拓荒者的家族中。母亲希望他能够成为一名传播《圣经》福音的牧师，于是就把他送进哈佛大学。但是他的那种热情积极的气质，总不能和教会的正统思想合拍。最后，他离开讲坛，开始去寻找生命的意义。
爱默生首先来到欧洲，去拜访那些旧大陆上的先生们。一天晚上，他去拜访卡莱尔。卡莱尔递给年轻的美国客人一支雪茄，自己也点上一支。他们默默无言地吞云吐雾，直到深夜，他们握手道别，并祝贺他们一起度过了一个有意义的夜晚。然而，不久以后，当爱默生渐渐理解了卡莱尔的哲学后，他感到有些失望。卡莱尔的眼睛只盯着旧大陆过去的辉煌，而忽视新大陆上欣欣向荣的美好景色。除了卡莱尔，爱默生还发现许多欧洲的人物身上，都有这样抱残守旧的缺点。他说“千百年来，这些可怜的（欧洲）人坐在天堂的门前，张望里面的美景。如今大门敞开了，而他们却都沉睡了”。
虽然从欧洲失望而归，但爱默生却逐渐清晰地认识到，他到底要寻找什么了。
在他的眼里，美、快乐、勇气、自由、进取，是每个人都应该拥有的生活。在美国这样一个没有传统重负、而又需要拓荒者们积极进取才能生存的国家，自由而充分地发挥自己的能力是很有必要的。这种朝气蓬勃的生活态度，就像爱默生所宣称的那样：“人的眼睛长在前面，而不是长在后面。”他说，我们美国人不要再模仿旧大陆的兄长了，不要再当追随者和学徒，而要成为开拓者和教师，创造美国式的思想和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