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词的艺术方面，李清照有自己比较完整的看法。她写过一篇《词论》，对唐代特别是北宋以来的主要词人分别提出了批评，从中能够看出她自己的追求。譬如她认为柳永的词“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表明她反对那种过于俚俗化和带有市民情趣的倾向；认为晏殊、欧阳修、苏轼等人的词“皆句读不葺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表明她反对词的风格与诗相接近，和音律上的不严格；认为晏几道的词“苦无铺叙”，贺铸的词“苦少典重”，秦观的词“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表明她主张词既要有铺叙，有情致，也要有比较深厚的文化内涵。概括而言，李清照的词学观点，特别强调了词在艺术上的独特性，即词“别是一家”，与诗歌相区别；特别重视词的声律形式；在语言上要求典雅而又浑成。
正因为此，李清照词在艺术上能自成一家，被后人誉为“易安体”，她被推为“当行本色”的婉约正宗和最高代表，在文学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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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一世豪杰——辛弃疾
稼轩雄深雅健，自是本色，俱从南华、冲虚得来。然作词之多，亦无如稼轩者。中调、短令亦间作妩媚语。观其得意处，真有压倒古人之意。
——邹祗谟《远志斋词衷》
稼轩之词，胸有万卷，笔无点尘，激昂排宕，不可一世。
——彭孙《金粟词话》
和范仲淹一样，辛弃疾具有一般作家所不具备的戎马生涯，他首先是一个爱国斗士，然后才是一个词人，因而他的词“悲歌慷慨，抑郁无聊之气，一寄之于其词”，与同时代的大多词人风格迥异。下面简述一下他所异为何，所异何在。
辛弃疾（公元1140年—1207年），南宋词人。字幼安，号稼轩，历城（今山东济南）人。出生时，山东已为金兵所占。他在青少年时代就立下了恢复中原、报国雪耻的志向。21岁时参加抗金义军，不久归南宋，历任湖北、江西、湖南、福建、浙东安抚使等职。任职期间，采取积极措施，招集流亡，训练军队，奖励耕战，打击贪污豪强，注意安定民生。一生坚决主张抗金。然而现实对辛弃疾是严酷的；他虽有出色的才干，更有豪迈倔强的性格和执着北伐的热情，但却难以在畏缩而圆滑、又嫉贤妒能的官场上立足。他所提出的抗金建议，均未被采纳，并遭到主和派的打击，从而使他长期落职闲居江西上饶、铅山一带。公元1203年—1207年北伐时期，韩侂胄主持北伐事宜，他任命辛弃疾为镇江知府。辛弃疾虽然积极备战，但并未得到韩的真正重用，不久又被罢职，北伐亦失败。辛弃疾赍志以殁，以至临终前“大呼杀贼数声”（《济南府志》）。
因为辛弃疾生长于被异族蹂躏的北方，恢复故土的愿望比一般士大夫更为强烈，并且辛弃疾始终把洗雪国耻、收复失地作为自己的毕生事业。他的理想，不仅反映了民族的共同心愿，而且反映了一个英雄之士渴望在历史大舞台上展现自我的志向。他在主动承担民族使命的同时，积极地寻求个人生命的辉煌。因此，他的词表现出不可抑制的英雄主义精神，有一种卓尔不群的光彩。他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写出了时代的期望和失望、民族的热情与愤慨。其词艺术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热情洋溢，慷慨悲壮，笔力雄厚，与苏轼并称为“苏辛”。他的词集《稼轩长短句》，保存了词作600多首。
主观情感的浓烈、主观理念的执着，构成了辛词的一大特色。因为辛弃疾总是以炽热的感情与崇高的理想来拥抱人生，更多地表现出英雄的豪情与英雄的悲愤。在他的词中，如“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正壮士、悲歌未彻”（《贺新郎》），“夜半狂歌悲风起，听铮铮、阵马檐间铁。南共北，正分裂”（《贺新郎》），乃至“恨之极，恨极销磨不得。苌弘事、人道后来，其血三年化为碧”（《兰陵王》），都是激愤不能自已的悲怨心声，以极强烈的力度震撼着读者的心灵。辛弃疾也在词中作旷达语，但他并不能把冲动的感情由此化为平静，而是从低沉甚至绝望的方向宣泄内心的悲愤，如“元龙老矣，不妨高卧，冰壶凉簟。千古兴亡，百年悲笑，一时登览”（《水龙吟》），“甚矣吾衰矣。怅平生、交游零落，只今余几。白发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间万事”（《贺新郎》），“身世酒杯中，万事皆空。古来三五个英雄，雨打风吹何处是，汉殿秦宫”（《浪淘沙》），这些表面看来似旷达又似颓废的句子，却更使人感受到他绝望时无法销磨的痛苦。
他的英雄的豪壮与绝望交织纽结，大起大落，反差强烈，形成瀑布般的冲击力量。如《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从开头起，一路写想像中练兵、杀敌的场景与气氛，痛快淋漓，雄壮无比。但在“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之后，突然接上末句“可怜白发生”，点出那一切都是徒然的梦想，事实是白发无情，壮志成空，犹如一瓢冰水泼在猛火上，令人不由得惊栗震动。再《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
这是对山河破碎的悲哀，对壮志成空的悲哀；岁月无情地流去，而这种悲哀更显得怵目惊心。然而即使词人在写他的孤独和悲哀，写他的痛苦和眼泪，我们仍然看到他以英雄自许、绝不甘沉没的心灵。而直到他晚年出任镇江知府时，所作《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仍是一面浩叹“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一面追忆自己青年时代的战斗生涯，表示出不甘衰老、犹有可为的壮烈情怀：
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这种永远不能在平庸中度过人生的英雄本色，伴随了辛弃疾的一生，也始终闪耀在他的词中。它奏响了宋词的最强音。
不过，以上只是指辛弃疾词中主流部分的艺术风格而言。
辛弃疾在词史上的一个重大贡献，就在于内容的扩大，题材的拓宽。他现存的600多首词作，写政治，写哲理，写朋友之情、恋人之情，写田园风光、民俗人情，写日常生活、读书感受，可以说，凡当时能写入其他任何文学样式的东西，他都写入词中。而随着内容、题材的变化和感情基调的变化，辛词的艺术风格也有各种变化。虽说他的词主要以雄伟奔放、富有力度为长，但写起传统的婉媚风格的词，却也十分得心应手。如著名的《摸鱼儿》，上阕写惜春，下阕写宫怨，借一个女子的口吻，把一种落寞怅惘的心情一层层地写得十分曲折委婉、回肠荡气，用笔极为细腻。他的许多描述乡村风光和农家生活的作品，又是那样朴素清丽、生机盎然。如《西江月》的下阕：“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于简朴中见爽利老到，是一般人很难达到的境界。所以刘克庄《辛稼轩集序》说：“公所作，大声鞺鞳，小声铿鯘，横绝六合，扫空万古，自有苍生以来所无。其秾纤绵密者，亦不在小晏、秦郎之下。”这是比较全面也比较公允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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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僵卧孤村不自哀——陆游
放翁、稼轩，一扫纤艳，不事斧凿，但时时掉书袋，要是一癖。
——刘克庄《词林纪事》
无此绝等伤心之事，亦无此绝等伤心之诗。就百年论，谁愿有此事？就千秋论，不可无此诗。
——《宋诗精华录》
“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簿，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
很多人知道陆游，是从知道这首《钗头凤》知道他和唐琬凄婉感人的爱情故事开始的，他们的爱情故事曾被拍成电影，这首《钗头凤》也被谱成曲作为主题曲，在一段时间里广为传唱。但通常，爱情对于男性来说，绝无可能成为生命的全部，同样地，对于陆游来说，这段爱情也只是生命的插曲，他生命的重心是他忠君爱国的思想，以及由此而引发的爱国事业和文学创作，这也是最终使他名留青史的原因所在。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他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有怎样的一席之地。
陆游（公元1125年—1210年）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省绍兴市）人。他的祖父陆佃是王安石的学生，当过尚书右丞；父亲陆宰，当过京西路转运副使。在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金兵南侵前后，陆宰被免职，带着家眷南归故乡，侥幸地逃过了那一场大劫难。但北宋王朝覆灭的耻辱，却深深地铭刻在当时每一个怀有民族自尊感的士大夫心中。据陆游《跋傅给事帖》说，绍兴初年他刚懂事时，经常看到长辈们“相与言及国事，或裂眦嚼齿，或流涕痛哭，人人自期以杀身翊戴王室，虽丑裔方张，视之蔑如也”。这样一个时代、社会与家庭氛围，使陆游从小就受到了一种民族意识的熏陶。陆游一生创作甚富，其《剑南诗稿》85卷，收诗9000余首，另有《渭南文集》50卷，其中包括词2卷（单独刻行的名为《放翁词》）。
他的文学成就首先在诗歌方面。陆游诗最有价值、最有特色的部分是那些表现爱国思想的诗。这些诗内容博大，思想精深，感情真挚。这类作品同时由两个侧面组成：一方面是他渴望万里从戎、以身报国的豪壮理想，另一方面则是他壮志难酬、无路请缨的悲愤心情。无论是早年的“战死士所有，耻复守妻孥”（《夜读兵书》），或是中年的“逆胡未灭心未平，孤剑床头铿有声”（《三月十七日夜醉中作》），还是晚年的“一闻战鼓意气生，犹能为国平燕赵”（《老马行》），都始终纠结着上述两方面的情绪。而且，这两者相互激扬：愈是悲愤，他对理想愈是执着；对理想愈是执着，他的悲愤也愈是强烈。这使他的诗歌既热情奔放，又深沉悲怆，如下面这两首名作：
黄金错刀白玉装，夜穿窗扉出光芒。丈夫五十功未立，提刀独立顾八荒。京华结交尽奇士，意气相期共生死。千年史册耻无名，一片丹心报天子。尔来从军天汉滨，南山晓雪玉嶙峋。呜呼！楚虽三户能亡秦，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 （《金错刀行》）
早岁那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 （《书愤》）
在陆游的爱国诗作中，固然有传统的忠君意识，但主要的，它是与那个特定历史阶段中的民族情绪融为一体的，是当时人们普遍的共同心声。建立在理智上的清醒的政治见解和感情上的爱憎好恶融汇在一起，形成了陆游这一类诗歌的宏亮的声调和阔大的气势。
除爱国诗外，他的农村诗也有很高的思想性。他把村林茅舍、农田渔耕一一摄入笔端，“山居景况，一一写尽”。（染清远《雕丘杂录》）有些诗还能深刻地反映当时的阶级状况，表现出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如云：“有司或苛取，兼并亦豪夺。正如横江网，一举孰能脱？”（《书叹》）“身为野老已无责，路有流民终动心。”（《春日杂兴》其四有些诗还能生动地描写农民简朴勤劳的劳动生活，表现了对田园生活的热爱。如“老农爱犊行泥缓，幼妇忧蚕采叶忙”（《春晚即事》）。有些诗还广泛地记录了当时的乡土节物，民风民俗，具有很强烈的乡土气息和一定的民俗学价值。如《社日》之写社戏，《赛神曲》之写祭神，《秋日郊居》之写教冬学的先生，《阿姥》之写赶集的老妪等等。还有些诗生动地描绘了农村的优美风光，如《游山西村》：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萧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从今若许闲乘月，拄杖无时夜叩门。
陆游的诗，除爱国题材及农材题材外，“其闲适之诗尤多。”（《瀛奎律髓》卷23）诸如游赏、读书、作诗、课儿、饮酒、赋闲、咏物、纪行、赏吟光景、歌咏节序等。在这些诗中他深深体味日常生活的情趣，刻画出日常生活的细腻感受，“亦足见其安贫守分，不慕乎外，有昔入衡门泌水之风”（《瓯北诗话》）。如“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临安春雨初霁》），就是这类作品中出现的名句。
爱情诗也是陆游诗作中很有价值的一部分。陆游与唐婉本伉俪相得，但因唐婉不得陆母喜欢而被迫离异，唐婉不久抑郁而死。为此，陆游先后写下《钗头凤》及多首怀念唐婉的诗词，如75岁时所写的《沈园二首》之一：“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非复旧亭台。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正如《宋诗精华录》所评：“无此绝等伤心之事，亦无此绝等伤心之诗。就百年论，谁愿有此事？就千秋论，不可无此诗。”
陆游作为整个宋代留存作品最多的一位诗人，他的诗以更为广泛的题材、更为多样化的风格和更为老练的技巧，取得了更为显著的成就。尤其是他的诗中始终表现出一种激烈而深沉的民族情感，反映着在那山河破碎、民族危亡的年代人们的普遍心愿，在当时以及后世，都赢得了广泛的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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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瘦石孤花，清笙幽磬——姜夔
姜白石词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
——张炎《词源》
白石道人，中兴诗家名流，词极精妙，不减清真乐府，其间高处，有美成所不能及。
——黄升《中兴以来绝妙词选》
姜夔（约公元1155年—约1221年），字尧章，号白石道人。饶州鄱阳（今属江西）人。一生未做官，除卖字以外，大多依靠他人的周济过活。姜夔精音律，多才艺，怀抱用世之志而困踬场屋，不能展其才。他的一生是怀才不遇、飘泊四方的一生，但他啸傲湖山，自标清高，绝不同于庸俗的清客文人。陈郁赞其“襟怀洒落，如晋、宋间人”（《藏一话腴》）。存词80余首，内容有感慨时事，有抒写身世、山水记游、咏物、爱情等。词集中今存17首自注工尺旁谱的词，是流传下来的惟一的宋代词乐文献，在音乐史上有重大价值。姜词风格清幽峭拔，用江西诗派瘦硬之笔作词，以清刚救周柳一派的软媚；又以委婉富有情致救苏辛派末流的粗豪，在词坛独树一帜，享誉很高，影响深远。有《白石道人歌曲》。
姜夔的词当以感时、抒怀、咏物、恋情等题材成就较高。有些词抒发了自己虽落魄江湖，但仍不忘国事的感情，有一定的爱国意义，但情调低沉伤感，隐约含蓄，如《扬州慢》：
淮左名都，竹西佳处，解鞍少驻初程。过春风十里，尽荠麦青青。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厌言兵。渐黄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杜郎俊赏，算而今重到须惊。纵豆寇词工，青楼梦好，难赋深情。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
这首词抒发了诗人《黍离》之悲，作者即事写景，触景生情，情景交融，抒发了内心的郁愤，表达出一片爱国的深情。《扬州慢》艺术表现上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写景物时带有浓烈的感情色彩，景中含情，化景物为情思。它的写景，不俗不滥，紧紧围绕着一个统一的主题，即为抒发“《黍离》之悲”而写。词人“解鞍少驻”扬州之时，是在金主完颜亮南犯后的十五年。战争的残痕到处可见，但词人却仅仅摄取了两个镜头：“尽荠麦青青”和满城的“废池乔木”。这些景物所引起的意绪，就是“犹厌言兵”。这是一种拟人的手法，赋予了无生命的事物以人所特有的思想感情。物犹如此，何况于人！人民对战争的痛恨与诅骂由此可知。“犹厌言兵”四字，“包括无限伤乱语。他人累千万言，亦无此韵味”（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二）。上片结句中，“清角吹寒”四字的“寒”字下得很好。寒意本来是天气给人的触觉感受，但词人不言天寒，而说“吹寒”，好像是凄清的角号之声把寒意“吹”出来似的。这就突出了人为的感情色彩。这里，词人听到的是清角悲吟，感受到的是寒气逼人，再联系到前面所看到的“荠麦青青”与“废池乔木”，完全是一幅有声有色、惨淡寥廓的图画。所见所闻，所思所感，都交织在一起，统一在这座“空城”里。“都在”二字使一切景物联系在一起，同时化景物为情思，将景中情与情中景融为一体，来突出”《黍离》之悲”。 下片第三句：“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月亮原本就“无声”，也无冷暖之别，但姜夔却借助“通感”手法，“使本色之外，笔补造化”，让触觉感受“冷”与听觉感受“无声”互相挪移沟通，这就强化了读者对冷寂凋敝景象的感受性。这里的“冷月”、“无声”与上片“废池乔木，犹厌言兵”中的“厌”字，都是词人主观感受的联想、迁移，是移人情于物象的结果。这就增强了词的艺术感染力。上阕于叙事写景之中自带一片抒怀深情，下阂之抒情又多从侧面、虚处入笔，很具骚雅派特色。
姜夔词的艺术风格可以张炎所评的“清空”二字来概括。他说：“词要清空，不要质实。清空则古雅峭拔，质实则凝涩晦昧。姜白石词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吴梦窗词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此清空质实之说。……白石词如《疏影》、《暗香》、《扬州慢》……等曲，不惟清空，又且骚雅，读之使人神观飞越。”
姜夔的词在南宋自成一家，历来备受推崇。张炎《词源》评为“古雅峭拔”，“读之使入神观飞越”；范成大说白石词“有裁云缝月之妙手，敲金戛玉之奇声”；张炎说“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词源》）；陈郁《藏一话腴》也说白石“意到语工，不期高远而自高远”；戈载《宋七家词选》更称赞姜夔“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真词中之圣也”；王国维虽觉姜夔词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但也说，“古今词人格调之高，无如白石”（《人间词话》）。姜夔词风神潇洒，意度高远，仿佛有一种冷香逸气，令人挹之无尽；色泽素淡幽远，简洁醇雅，能给人以隐秀清虚之感；笔力疏峻跌宕，言情体物，善用健笔隽句，造成刚劲峭拔之风；讲究律度，多自制曲，格高韵响，谐婉动听。《灵芬馆词话》说他“一洗华靡，独标清绮，如瘦石孤花，清笙幽磬”，颇能道出白石词的独特个性。姜夔写作态度严谨，注重艺术琢练，精通乐理，作词刻意求工，反复雕琢，推敲字句，追求格律。其词风很受南宋晚期的骚雅派和清代浙派词人推崇。影响所及，当时就有史达祖、张炎、王沂孙、周密等，号为“姜派”词人。到了清代，朱彝尊倡导“浙派”词，更推姜夔为其宗师，姜夔在词史上的地位，由此可见。
姜夔也工于诗，写诗初学江西诗派，后又承受唐诗的影响而自出机杼，杨万里把他比为晚唐陆龟蒙，称其诗“有裁云缝月之妙思，敲金戛玉之奇声”（《直斋书录解题》引）。白石诗或写跋涉川陆的奇险经历，如古体《昔游》；或写边疆民族的风俗习尚，如《契丹歌》，笔墨浑朴，章法开阖顿宕，写景状物较有气魄。七言绝句如《除夜自石湖归苕溪》、《湖上寓居杂咏》等，吟咏漂泊生活，描摹湖山胜景，琢句精妙，意境幽隽，韵格浏亮婉转，很有诗情画意。但其诗名为词名所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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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生逢乱世佳作出——元好问
大较遗山诗祖李、杜，律切精深，而有豪放迈往之气；文宗韩、欧，正大明达，而无奇纤晦涩之语；乐府则清新顿挫，闲宛浏亮，体制最备。又能用俗为雅，变故作新，得前辈不传之妙，东坡、稼轩而下不论也。
——徐世隆
好问才雄学赡，金元之际屹然为文章大宗，所撰《中州集》，意在以诗存史，去取尚不尽精。至所自作，则兴象深邃，风格遒上，无宋南渡宋江湖诸人之习，亦无江西派生拗粗犷之失，至古文，绳尺严密，众体悉备，而碑版志铭诸作尤为具有法度。
——（《四库全书总目·遗山集》）
元好问，字裕之，号遗山，世称遗山先生。生于金章宗明昌元年（公元1190年）七月初八，卒于元宪宗蒙哥七年（公元1257年）九月初四日。太原秀容（今山西省忻州市）韩岩村人。元好问生活的时代，正是金元兴替之际，金朝由盛而衰被蒙古灭亡，蒙古本是金的臣属，崛起后征伐四方而灭掉金国。在这样大战乱大动荡的社会环境里，元好问也经历着国破家亡，流离逃难的痛苦煎熬。元好问是700多年前我国金朝最有成就的作家和历史学家，是宋金对峙时期北方文学的主要代表，又是金元之际在文学上承前启后的桥梁。
元好问是一位才华横溢、多才多艺的文学家，在诗、词、文、曲、小说和文学批评方面均有造诣，诗歌成就尤高。今存诗1361首，内容丰富。部分诗篇生动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动乱和百姓苦难。诗人善于用典型的场景、简洁的语言勾勒出国破家亡的惨状和时代的劫难，沉郁悲凉，追踪老杜，堪称一代史诗。其写景诗，意境清新，音韵浏亮，耐人玩味。好问诗体裁多样，七言是其所长。《金史》本传称：“其诗奇崛而绝雕刿，巧缛而谢绮丽。五言高古沉郁，七言乐府不用古题，特出新意，歌谣慷慨挟幽并之气。”好问词今传377首，感慨兴亡、言情咏物、登临怀古、送别赠答，题材广泛。其词艺术上以苏、辛为典范，博采众长，兼有豪放、婉约诸种风格，当为金代词坛第一人。好问散曲，用俗为雅，变故作新，具有开创性，存9首。《续夷坚志》为其笔记小说集，不乏优秀篇章。好问为金代文学批评之巨子，仿杜甫《戏为六绝句》体例所写《论诗绝句三十首》在文学批评史上影响颇大。好问所编金诗总集《中州集》（附金词总集《中州乐府》），为金代保存了可贵的文化资料。元好问还著有《遗山集》（40卷）。
元好问在文学上的最高成就还在于他的诗，其诗体裁多样，有五言古诗、七言古诗、五言绝、七言绝、五言律、七言律。诗的风格质朴沉郁，因他出仕时正是中原涂炭、铁马干戈的战乱年代，所以，他的诗多慷慨悲凉之作，有强烈的时代感，“奇崛而少雕刻，巧绮而谢绮丽”，以其独特的风格在金朝文学史上占有突出地位，被誉为一代宗师。他的诗描绘、抒发了诗人的忧国之情，战争带给人民的痛苦。其中“离乱”是元好问诗的重要题材，留下了不少名篇佳作。元好问的诗歌创作与其诗歌理论相符，“上薄风雅，中规李杜，粹然一出于正，直配苏黄氏”。（郝经《遗山先生墓志铭》）特别是那些表现金亡前后的丧乱诗，内容充实，现实性强，感情饱满，风格沉郁，颇具老杜之风，其诗如：
百二关河草不横，十年戎马暗秦京。岐阳西望无来信，陇水东流闻哭声。野蔓有情萦战骨，残阳何意照空城？从谁细向苍生问，争遣蚩尤作五兵？（《岐阳三首》之二）
万里荆襄入战尘，汴州门外即荆榛。蛟龙岂是池中物，虮虱空悲地上臣。乔木他年怀故国，野烟何处望行人。秋风不用吹华发，沧海横流要此身。（《壬辰十二月车驾东狩后即事五首》之四）
这两首诗都悲愤虬结而深具力度，战争的巨大灾难给诗人带来的焦虑、痛苦以十分凝炼、集中的形式表现出来。前一首所写的战事虽发生在岐阳（今陕西凤翔一带），诗人则处于今河南省境内，但金王朝已一蹶不振，这样的祸难也随时可以降临到诗人头上。所以，他对此实有切肤之痛，篇末的“从谁细向苍苍问，争遣蚩尤作五兵”，已经不仅是基于对战区民众的同情，更是从自己命运出发的悲嘶。后一首虽有“乔木他年怀故国”之句，流露出对金王朝的情愫，但其重点仍在显示战祸的惨酷。意谓汴梁（今河南开封）即将毁灭，只剩下乔木、野烟，再也没有行人了，与前一首中残阳空城的境界相仿。只是后一首还突出了对不能卫护国家的群臣的蔑视和对自己有能力挽狂澜于既倒的信心，较前一首的内容复杂；但无论哪一首都含有巨大的、感情的分量。这种浑厚、强烈的感情和由此导致的自然、丰富的想像，再配以高度的表现能力，就是元好问诗歌艺术成就的所在。
元好问文学成就的获得，与辽文学以来的、在中国北部文学中的任情率真的传统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在元好问的诗歌创作中，已把辽文学以来的任情率真的特点与汉族在诗歌的艺术表现方面的积累有机地结合了起来，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也正因此，以元好问为代表的金代文学具有与宋代文学的不同特色，和元代文学（尤其是元杂剧）的联系也比宋代文学来得密切。这种特色使元好问自己的诗词受到了后人相当高的评价。赵翼说：“（遗山古体诗）构思菒渺，十步九折，愈折而意愈深，味愈隽，虽苏（轼）、陆（游）亦不及也。七言诗则更沉挚悲凉，自成声调，唐以来律诗之可歌可泣者，少陵十数联外，绝无嗣响，遗山则往往有之。” （《瓯北诗话》）况周颐评其词，则谓为“亦浑雅，亦博大，有骨干，有气象”（《蕙风词话》）。这些评价虽不尽确，但也足以说明他在文学史上曾有过不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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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集诸儒之大成 授百代之精深——朱熹
他的渊博的学识，使他成为著名的学者；他的精深的思想，使他成为第一流哲学家。尔后数百年中，他在中国思想界占统治地位，决不是偶然的。
——冯友兰
宋代是中国儒学的复兴时代。宋儒吸取了玄学、佛学、道教的思想成果，根据新的时代要求，对儒家经典进行了再阐释、再创造，形成了被称为“道学”的新儒学，分化为“理学”与“心学”两大派别。在宋儒的众多著述中，影响最深广、最持久者，莫过于南宋理学家朱熹所撰的《四书集注》了。
朱熹，字元晦，改字仲晦，号晦庵，祖籍为徽州婺源（今属江西），出生地是福建尤溪。其父名朱松，曾做过南宋朝廷的秘书官。他对汉高祖刘邦把儒生的帽子摘下来撒尿一事感到有点寒心，就不再戴儒生的帽子了，对朱熹反而期望他长大以后能去打仗、守边关。但朱家长期受孔孟之道的熏陶，以儒学作为家教。朱熹10岁读《孟子》中的“圣人与我同类”一句时，非常高兴地决心学做圣人。最后，他父亲还是送他到书院读书。
绍兴十七年秋中举人，次年春登进士。淳熙八年十二月，任直秘阁受命巡视台州时，上书弹劾前太守唐仲友“违法扰民，贪污淫虐，蓄养亡命，偷盗官钱”，宰相王淮包庇，朱熹不畏权奸，连上书10次，终于罢免了唐仲友新任江西提刑官职。并上奏朝廷，指出当时南宋天下“如人有重病，内自心腹，外达四肢，无一毛一发不受病者”，提出“辅翼太子，选任大臣，振举纲纪，变化风俗，爱养民力，修明军政”六大政策。然而南宋皇帝昏庸无能，并未能采纳朱熹的良谏。
朱熹一生仕途坎坷，他以主要的精力从事著述和讲学。他利用任地方官的机会，先后复建白鹿书院，建立武夷精舍，重开岳麓书院，修设沧州精舍，对发展古代高等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朱熹的著述甚丰，有《近思录》、《诗集传》等，又有《朱文公文集》100卷、《朱子语类》140卷，而影响最大者则是《四书集注》。
所谓《四书》，指《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经过朱熹著《四书集注》，《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终于形成与“五经”同等重要的“四书”概念，“四书五经”成为儒家经典的总概括。
《四书集注》全称《四书章句集注》，是朱熹在不同时间完成的。在《四书集注》中，朱熹对这四部不同时代的儒学著作进行了精心编排，把它们解释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朱熹认为，人们读《四书》，必须“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朱子语类》）。这就是说，《四书》实际上是一个严密的思想体系，各书之间有其内在的、不可逾越的逻辑联系。《大学》是进入这个体系的大门，《论语》奠定了这个体系的基本思想，《孟子》是对这个体系的展开和发挥，而《中庸》则蕴含着这个体系的精髓。人们只有按照这个顺序读《四书》，才能步步深入，登堂入室，领会儒家义理，获得孔门真传。但实际上，朱熹在《四书集注》中精心设计的这个思想体系，并不是真正要恢复先秦儒学的本色与传统，而是依据他的理学思想重新解释儒学经典，由此来阐发自己的理学体系。可以说，《四书集注》的主旨就在于以理学注《四书》，以《四书》论理学。
朱熹著《四书集注》，在哲学史和文化史上的意义是双重的：一方面，他强调了“理”的意义，强调了人的精神境界和伦理道德的作用，强调了教化对人的改造和塑造的作用。在这里，他确实抓住并突出了人之所以为人、社会之所以为社会的根本；另一方面，他在人的个体价值与类价值、物质利益与精神境界之间，又过分强调了类价值、精神境界，而忽视了个体价值、物质利益。他通过对儒家原典的解释，阐发了自己的思想，是对古代解释学的一大发展；他又把儒学原典视为不可超越的教条，把人们的思想局限在这些本本之中。
公元1313年，元仁宗皇帝下令科举考试以《四书》为主要内容，以《四书集注》为官方解释和立论根据。这种做法一直沿用到1905年废科举、兴学校。《四书集注》作为官方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标准，长达600年之久。
《四书集注》版本很多，现在容易找到的有《四书五经》宋元人注（中国书店1984年影印）、《四书章句集注》（《新编诸子集成》第一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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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江西诗宗——黄庭坚
今代词手，惟秦七、黄九耳，唐诸人不逮也。
——陈师道《后山诗话》
黄山谷词，用意深至，自非小才所能办。惟故以生字、俚语侮弄世俗，若为金、元曲家滥觞。
——刘熙载《艺概》
黄庭坚自幼聪颖好学，5岁能背诵五经，7岁写过一首《牧童诗》：“骑牛远远过前村，吹笛风斜隔岸闻。多少长安名利客，机关用尽不如君。”因此他的父亲黄庶非常喜爱他。他的舅父李常时常来黄家，随便从书架上取书一本查问黄庭坚，他能对答如流。李常为之惊奇，称他有“一日千里之功”。长大后，黄庭坚果然在文学上成就非凡，与张耒、秦观、晁补之并称为“苏门四学士”，后来又与苏轼齐名，世称“苏黄”。黄庭坚最重要的成就是诗。他在宋代影响颇大，开创了江西诗派，被江西诗派推为一祖（杜甫）三宗中的三宗之首。有《豫章黄先生文集》、自选诗集《严华疏》、《松风阁诗》、《幽兰赋》等。他又能词，遗作有《山谷集》。
文学史上一般是这么来记载黄庭坚生平的：
黄庭坚(1045年—1105年)，字鲁直，自号山谷道人，晚号涪翁，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其父黄庶是专学杜甫的诗人，舅父李常是藏书家。黄庭坚生长在文学空气浓厚的家庭，自幼好学，博览经史百家。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登进士第。曾入京编修《神宗实录》，《实录》修成，黄庭坚迁起居舍人。后遭诬枉，被贬涪州（今四川涪陵）、黔州（今四川彭水）等地，死于贬所。
虽然只是寥寥几笔，也可以让我们窥豹一斑，了解诗人的生平对我们理解诗人的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会有所助益。尤其是这里提到的曾“遭诬枉”的经历，使得黄庭坚在文学观上主张“温柔敦厚”的文学观，在诗歌创作中多写个人生活，且谓诗歌不当有“散谤侵陵”的内容，这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为了避祸而自我抑制的因素。黄庭坚的文学主张呈矛盾状态。他有时过于强调继承，尤其强调读书查据，以故为新，“无一字无来处”，从前人现成的学问和诗句中“点铁成金”、“换骨夺胎”，强调“诗词高胜要从学问中来”（《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47）。有时他又很强调创新和自成一家，说“文章最忌随人后”（《赠谢敞王博喻》），“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以右军书数种赠丘十四》）。但不管继承还是创新，黄庭坚多把注意力放在外在的表现形式上，忽视了社会生活这个创作的根本源泉，造成了“重流轻源”的根本缺欠。加之他明确反对以诗干政，反对以诗“强谏诤于庭，怨愤诟于道”，认为这样做是“怒邻骂座之为也”（《书王知载朐山杂咏后》），从而使他的诗忽视了社会生活又减少了感情色彩，流入表现“不怨之怨”的温柔敦厚的诗风之中。
但由于黄庭坚胸襟旷达，学识渊博，功力深厚，创作态度谨严，因而在诗歌创作上确能独树一帜，有鲜明的个性。黄庭坚的诗在艺术成就上虽称不上“本朝诗家宗祖”（《后村大全集》卷95），但他确实是一个极富“宋调”的作家。他存诗一千五六百首，内容丰富。其中写得最多最好的当是那些表现自我形象的作品，其次是品评艺术及咏物之作。也有少数作品接触到了北宋中晚期的社会生活。他的诗求深务奇，追求一种戛戛独造、生新瘦硬的意境和情韵。尚奇，成了后人对他的一致评价。他的尚奇虽也多表现在布局谋篇、使事炼调、修辞选韵等文学形式上，但终产生了一些格高意远、神兀气傲之作。如《登快阁》：“痴儿了却公家事，快阁东西倚晚晴。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朱弦已为佳人绝，青眼聊因美酒横。万里归船弄长笛，此心吾与白鸥盟。”既有杜甫的骨力，李白的豪劲，又有宋人特有的健朗，而造句炼意，尤其是第二、三联瘦硬奇崛，独具黄诗的本色。
黄庭坚还善于将“点铁成金”、“换骨夺胎”等理论运用于创作中，善于使事用典，广征博引，堪称以学问为诗的典型，其佳者也确实能“以故为新”，化腐朽为神奇，如《寄黄几复》：“我居北海君南海，寄雁传书谢不能。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持家但有四立壁，治病不蕲三折肱。想得读书头已白，隔溪猿哭瘴烟藤。”全诗多处使用了《左传》及《史记》中的典故，但安排得非常自然，再加上“桃李”一联造语工新奇巧，确属佳作。但黄诗也有弄巧成拙，点金成铁者。
总的说来，黄庭坚生活视野不广，又过多地从技巧上下力，讲究用字有来处，力求以故为新，“宁律不谐，而不使句弱，用字不工，不使语俗”（《题意可诗后》），这就不免有晦涩生硬之弊，而一些学步者“未得其所长，而先得其所短”（《岁寒堂诗话》），变本加厉地发展了他的弱点。这就使江西诗风引起了人们的不满和讥评。王若虚说：“山谷之诗有奇而无妙，有斩绝而无横放，铺张学问以为富，点化陈腐以为新，而浑然天成、如肺肝中流出者不足也。此所以力追东坡而不及欤！”（《滹南诗话》）这段话评议黄庭坚诗歌中的不是，是比较中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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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响当当的铜豌豆——关汉卿
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著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盗跖颜渊：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元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
——《窦娥冤》
不是我窦娥罚下这等无头愿，委实的冤情不浅。若没些儿灵圣与世人传，也不见得湛湛青天。我不要半星热血红尘洒，都只在八尺旗枪素练悬。等他四下里皆瞧见，这就是咱苌弘化碧，望帝啼鹃。
——《窦娥冤》
在汉代戏曲史上，有一粒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的铜豌豆，那就是关汉卿。关汉卿的生平事迹后人所记不甚详，但单从本文题引中来自他的《窦娥冤》的两段话，即可见出他梗直、坚毅的性格与文风。关汉卿和他笔下的窦娥，都是有着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的铜豌豆精神的人物，他们成为中国人精神文化史上无法绕过的丰碑。
关汉卿，元代杂剧作家，号已斋（一作一斋），大都（今北京市）人，又说祁州（在今河北）、解州（在今山西）人。约生于金末或元太宗时，贾仲明《录鬼簿》吊词称他为“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师首，捻杂剧班头”，可见他在元代剧坛上的地位。据各种文献资料记载，关汉卿编有杂剧67部，现存18部。个别作品是否出自关汉卿手笔，学术界尚有分歧。其中《窦娥冤》、《救风尘》、《望江亭》、《拜月亭》、《鲁斋郎》、《单刀会》、《调风月》等，是他的代表作。我们着重介绍、评析他的《窦娥冤》。
《窦娥冤》写窦娥被无赖诬陷，又被官府错判斩刑的冤屈故事。全剧四折一楔子。剧情是：楚州贫儒窦天章因无钱进京赶考，无奈之下将幼女窦娥卖给蔡婆家为童养媳。窦娥婚后丈夫去世，婆媳相依为命。蔡婆外出讨债时遇到流氓张驴儿父子，被其胁迫。张驴儿企图霸占窦娥，见她不从便想毒死蔡婆以要挟窦娥，不料误毙其父。张驴儿诬告窦娥杀人，官府严刑逼讯婆媳二人，窦娥为救蔡婆自认杀人，被判斩刑。窦娥在临刑之时指天为誓，死后将血溅白练、六月降雪、大旱三年，以明己冤，后来果然都应验。三年后窦天章任廉访使至楚州，见窦娥鬼魂出现，于是重审此案，为窦娥申冤。
在《窦娥冤》中，县官是个小丑角色，好笑得很，糊涂得很，让人发谑。关汉卿在有关窦娥生死攸关的地方出现这样一个小丑人物，来决定窦娥的命运。县官一上场就自言贪爱钱财：“告状来的要金银。”当张驴儿等人跪时，他也跪，从衙役的话中得知，县官是向着来告状的张驴儿跪的，还说来告状的人是他的衣食父母。而后来窦娥申诉冤情，说的详详细细合情合理却不被理睬，而张驴儿言词张狂无甚道理却言听计从。由此看来，张驴儿应该在审讯之前已经行过贿。但为何关汉卿不将这一点直接写出来，而只露些蛛丝马迹，并且要那么搞笑地写来呢？这也许可以说真正展示了关汉卿的幽默本色。他让那些小丑式的表演在供人发谑之余，发挥它们独到的效果。作者将县官受贿妄判的可恨之事处理成可笑之事，在那些最可笑之处暴露事情的本来面目，让县官这种可恨人物变成弱智到成为被人取笑的笑料，从而更具有讽刺性与批判性。让浑话既展示了它的幽默本色，又与情节水乳交融，与主题暗流相和，这该是最成功的打浑方式。
所谓“无巧不成书”，给窦娥平反昭雪的清官是她的父亲，这就是一种为情节发展而设置的巧合。但似乎这种巧合恰到不是巧而是拙了，它把窦娥的形象冲淡了，把窦娥的精神罩了层影子：窦娥的亲生父亲能否做最公正的评判者？窦天章的出现，到底是一个主持公道者的身份？还是冤屈连及者的身份？作为窦娥的嫡亲亲人，谁能说他为窦娥说的好话是最能说服人的？他替窦娥平反，倒像是有替女儿复仇的嫌疑了。若设置一个局外人作为清官的身份出现，来重新审视这个案件，更能以冤案的揭露造成的旁人心灵的震撼来烘托窦娥的冤情，能让人对窦娥更加肃然起敬。但若转念一想，似乎作者有另一种考虑。作者让窦娥的案子放到她父亲的手中，来展示窦天章这一理想知识分子的形象。窦天章一听女儿端云就是药死公公的窦娥，就大声斥责窦娥，重申三从四德，并声称要将她更加严厉地处置，丝毫不顾及亲子之情。但当得知窦娥原是因遵守三从四德而受冤，于是为她平反昭雪，且为她超度升天。这样就有了史书里时常标榜的“赏罚不避亲”的意味：即使是自己的亲人，若犯罪当然责罚，若应受奖也该公正地给予奖励。从而看出第四折不是纯为替窦娥平反昭雪而设，却也是为了展示理想官吏的品格而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