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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可怜一曲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洪昇
一时朱门绮席，酒社歌楼，非此曲不奏，缠头为之增价。
——徐麟《长生殿序》
爱文者喜其词，知音者赏其律。
——吴舒凫《长生殿序》
戏曲经历元、明、清三代，由成立而发展完成，在体制、内容、音乐和表现方式上都不断地变化改进，到清代形成“唱念做打”兼备的文艺形式，达到很高的成就，以传奇最为盛行。清初沿用明代以“昆曲”演唱，清高祖时“乱弹”代之而起，主要以皮黄（西皮调、二黄腔混合而成）为重心，包括多种腔调，最后成为近代“京戏”的一种重要乐曲。洪昇的《长生殿》和孔尚任的《桃花扇》在清代的传奇中都颇有名。洪昇的《长生殿》颇邀时誉，相传康熙年间京城流传“家家收拾起，户户不提防”之谚，后者所指即是《长生殿》中“一枝花”。
洪昇（公元1645—1704年），字昉思，号稗畦，又号南屏樵者，钱塘（今杭州）人。康熙七年（公元1668年）入国子监肄业，终身未入仕。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作《沉香亭》传奇，后改写为《霓裳舞》。至二十七年，又重取更订之，易名《长生殿》。康熙二十八年（公元1689年），因在清圣祖孝懿温诚仁皇后佟佳氏大丧期间于寓所演出，被言者所劾，革去国子监学生籍，一时株连达50人左右。时人诗云：“可怜一曲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康熙三十年（公元1691年）年被迫离京，返回杭州。但这期间，《长生殿》的影响却愈来愈大。康熙四十三年，江宁织造曹寅在南京集南北名流胜会，长筵三昼夜，由名优扮演《长生殿》，洪昇应邀赴会，一时传为盛事。但是自南京返回途中在乌镇失足落水而亡。洪昇一生坎坷，对于社会现实颇多不满。他是和孔尚任齐名的剧作家，作品有传奇《长生殿》，杂剧《四婵娟》一种传世，另有《锦绣图》待考。其余作品均佚。今人章培恒著有《洪昇年谱》。
《长生殿》是一部描写爱情悲剧的巨著，叙述唐明皇在开元以后，纵情声色，委政权奸，国政日非。杨贵妃恃宠善妒，杨国忠招权纳贿，激起拥有重兵之番将安禄山称兵造反。哥舒翰潼关不守，兵败降贼。明皇束手无策，仓皇幸蜀，逃至马嵬曙，随行将士杀死杨国忠，陈元礼纵兵逼哄，贵妃佛堂自缢，摇摇将坠的大唐江山到此才获得一线转机。作者通过民间传说中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真挚爱情故事，把他们的爱情在现实中所发生的坏的政治影响而写出。此后便摭拾白居易的长恨歌，唐人小说玉妃归蓬莱，元人杂剧等故事，写出唐明皇对于杨贵妃的怀念，以及二人原系天仙，谪居人世，终于回到天宫，永为夫妇作结。
从元代的杂剧到清代的传奇，到底有着怎样的一种转变？
元曲有两种，一为杂剧，一为散套。到清代，传奇盛行，而“传奇”一名，原本不是到清朝才有的。吴梅说，“传奇之名，虽昉于金源，顾宋赵德麟［蝶恋花］词，以七言韵语，加入微之原文，而按节弹唱，则已启传奇串演之法，惟其名乃成于元耳。自是以后，有院本，有多至数十折者，于是以篇幅长者为传奇，以篇幅短者为杂剧。或又以南词为传奇，北曲为杂剧。相沿至今，其名未改，虽违本意，顾亦可以也。”可见传奇原本无确实定义，但我们确仍能从时间变迁和南北特色不同上见出杂剧和传奇之间的继承和变化。
我们都知道杂剧最主要是生旦独唱，这就像一个词人在舞台上在戏剧的背景中朗诵心声，其主要基调是抒情。西方戏曲的结构格外重视情节的冲突与转折，冲突最强烈的爆发点便是戏剧的高潮。但是中国戏曲构成的基础原本不在情节的曲折，而是歌舞乐的展演，戏曲中最动人的场面，往往没有强烈的故事性，甚至情节上没有任何推进，而是刻画人物情感心理的抒情歌舞。故中国戏曲一直可以称作“词余”。而到了清初传奇，作品《桃花扇》第一次将叙事而不是抒情放在第一位，摆脱了诗文的里子，让传奇可以独立地站在诗文旁边。正如《王国维文化学术随笔·文学小言》中说：“至叙事的文学（谓叙事传、史书、戏曲等，非谓散文也），则我国尚在幼稚之时代。元人杂剧，辞则美矣，然不知描写人格为何事。至国朝之《桃花扇》，则有人格矣，则他戏曲则殊不称是。要之，不过稍有系统之词，并不失词之性质者也。”
杂剧中，一人司唱，而到了传奇，却是数人分唱的。而这又是与两剧种的唱腔特色相关联的。元剧多用弦索，字多腔简，一人司唱，即使曲文颇长，也能一泄而尽。而传奇多采用昆腔，昆调悠扬，一字可以数转，即使数人分唱，大概也不免其苦。而在传奇中，也保留一些杂剧的品味，如在《长生殿》中有北曲，间有佳者，却也不多。
南词重板眼，北词重弦索。北词调促而辞繁，填词很难稳惬，又杂剧多用衬字，而衬字无定法，板式无定律。元曲不尚词藻，专重白描，所以写杂剧，元方言特别须要熟悉。元剧中的散曲也是重文雅的，而杂剧却是重本色的。作杂剧，每句每语不可夹入词赋话头，要以俚语为文雅，即使是词章才子，对此都无所措手。对本色的注重却是为传奇作家所继承的。当初洪昉思与吴舒凫论填词之法，舒凫云“须令人无从浓圈密点”；昉思之女之则在座曰：“如此，则天下能有几人可造此诣？”所谓无浓圈密点，即所谓要用本色语也。而由此观之，本色之难可知。如果不能化俗为雅，而仅以涂泽为工，不过耍些文人的造作词工罢了，这是杂剧与高明的传奇作者共同唾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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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生不逢时——罗贯中
罗氏生不逢时，才郁而不得展，始作《水浒传》，以抒其不平之鸣。
——尺蠖斋《西晋志传通俗演义》序文
罗贯中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位有特殊贡献的作家，他在我国的文学发展史上，建树了不可磨灭的伟大功绩，同时，为世界文学的宝库，也增添了灿烂的光彩。他所写的小说很多，都是以乱世为题材，中国历史上只有七个分裂的时代，罗贯中就写了其中三个，除《三国演义》外，相传还有《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传》和《三逐平妖传》等著作，也曾参与了《水浒传》的编纂、创作。罗贯中的作品，尤其是《三国演义》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古代小说从“话本”阶段向长篇章回体过渡的完成，揭开了我国小说发展历史崭新的一页。
《三国演义》全名《三国志通俗演义》，是我国一部优秀长篇历史小说。大约创作于元代末年，原书24卷，240则，有弘治本传世，经清初毛纶、毛宗岗父子加以增删润色，才成为现在通行的120回本。罗贯中依据陈寿《三国志》提供的历史线索和历史人物，博采裴松之对《三国志》补缺、备异、惩妄、论辩，所保存的大量宝贵史料，吸取了西晋至元1千多年来民间传说的丰富营养，并在此基础上结合自己参加元末农民起义军的生活经历，发挥个人的卓绝艺术才能，纵横捭阖，巧妙驾驭，形象生动地描述了近100年中浩瀚繁富的历史事件，完成了这部75万字的古典名著。
《三国志演义》从东汉灵帝建宁二年（169年）起，到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止，描写了百年左右发生的事件，中间着重写了历时约半个世纪的魏、蜀、吴三国的兴衰过程。第1回到第33回，从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写到曹操平定北方；第34回到第50回，集中写赤壁之战以及战后天下三分；第51回到第115回，重点写刘备集团活动，以及刘备死后，诸葛亮治理蜀国、南征北伐；第116回到第120回，写三国统一于晋。书中的故事起于刘、关、张桃园结义，终于王浚平吴，包括了整个三国时代。在“拥刘反曹”的传统思想支配下，作品把蜀汉当做全书矛盾的主导方面，把诸葛亮和刘、关、张当做中心人物，以魏、蜀、吴的兴亡为线索，生动地描述了封建统治集团之间尖锐复杂的矛盾和斗争，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和腐朽，谴责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残暴和丑恶，反映了他们的爱憎与背向，以及反对战争分裂、要求和平统一的愿望。
在这部名著中，罗贯中寄托了自己个人的爱憎情感，客观地揭露了封建统治集团之间政治的、军事的、公开的、隐蔽的、合法的和非法的矛盾斗争；淋漓尽致地刻画了封建统治阶级争名夺利、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明火暗刀的策略伎俩和阴谋诡计；有意或无意地揭示了农民无法生活、铤而走险、纷纷起义的真实历史背景和原因。
以上说的是《三国演义》的思想内容，至于《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则是多方面的。首先，它充分地显示了罗贯中在人物刻画方面惊人的技巧。全书400多个人物形象中，不管是曹操、刘备、孙权这些群雄之首，还是诸葛亮、关羽、张飞、赵子龙、黄忠、鲁肃、周瑜、黄盖、郭嘉、许攸、张辽、陆逊以及王允、董卓、吕布这些巨谋勇将，忠奸之臣，都具有鲜明的生动的个人特性。尤其是对张飞、诸葛亮和曹操的形象塑造，真可谓出神入化，呼之欲出。
其次，《三国演义》还提供了不少战争经验和各种军事科学知识，对战争的描写，是很出色的。写官渡之战，先介绍两军力量的对比。袁绍兵多粮足，拥军70万。而曹操兵少粮缺，只有7万人。但是战争胜败不但决定于客观军事力量的强弱，而且还决定于主观指挥是否正确。继而再攻，各个击破。相反，袁绍自恃强大，没有利用兵多粮足的优势、结果大败而归，实在是指挥不当。这是一次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其他如赤壁鏖兵、秣陵之战等，都写得有声有色，雄伟壮阔，引人入胜。同时，也为后人提供了丰富的战略战术经验和教训。后来，农民起义的将领们把《三国演义》当做军事教科书来学习、运用。《三国演义》中，有关政治、外交、思想、道德等方面的内容，也是极为丰富的，读者从中也将获益不浅。
最后，《三国演义》开创了历史小说的先河。自罗贯中把三国历史写成小说以来，文人纷纷效法。《三国演义》为如何写作历史小说，提供了“七分事实，三分虚构”基本经验。《三国演义》中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大都是真实的。黄巾起义、董卓之乱、官渡、赤壁之战等等，在历史上，真有其事。汉末天下大乱，群雄并起，董卓、曹操、袁绍、刘表、刘备、孙权以及关羽、张飞、诸葛亮等等，在历史上，也确有其人。这就是“七分事实”。但另一方面，其中不少内容和情节是虚构的，夸张的。不但历史上不存在“吴国太佛寺看新郎”、“献密计黄盖受刑”和“七星坛诸葛亮祭风”等事件，而且，就是对历史人物如刘备、曹操、诸葛亮、关羽和张飞等，也不是从《三国志》里照搬到《三国演义》中来，而是作者依据尊刘贬曹的思想给予了加工改造；有的加以美化、神化，有的加以丑化。《三国演义》中的这些人物，已是艺术的典型。这就是“三分虚构。”
总之，《三国演义》是一部艺术性很高的作品。虽然，它也有种种不足，如否定农民起义的错误立场，宣扬封建迷信等等。然而，它毕竟是一部伟大的文学名著，罗贯中也因此获得了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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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孤客走梁山，书生续旧梦——施耐庵
一百八个人，便有一百八样出身，一百八样面孔，一百八样性格。
——金圣叹
《水浒传》是中国小说史无前例的杰作，……对赤手空拳、孤立无援的老百姓，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日）仓石武四郎
许多人在少年时，每一次合上《水浒》，就会闭上眼睛，梦想在某一个雪夜，屋檐上突然悄无声息地跳下几条身披斗篷的好汉，之后一只快船把自己接走，直往那烟水弥漫的芦苇泊里而去。忠义堂前，完成了简单而又隆重的结拜程序，与众兄弟们一道吃酒吃肉。许多成年人依然为他们童年时神魂颠倒的水泊世界迷恋，宋江、武松、李逵……身世如数家珍。金圣叹曾经批道，一百八个人，便有一百八样出身，一百八样面孔，一百八样性格。在中国绚丽多姿的文学百花园里，《水浒传》无疑是一朵芬芳的奇葩。它既是第一部描写农民起义从发生到发展壮大再走向完全失败全过程的长篇小说，更是第一部用白话创作的英雄传奇。
关于《水浒传》这部不朽之作的作者，历来说法不一，有人认为是罗贯中作，有人则认为是施耐庵的手笔，也有人认为是罗贯中和施耐庵联袂完成，还有人说是施惠的作品，根据学术界的多年考证，一般认为《水浒》最后的作者是施耐庵。
据考证，施耐庵是元末明初人，生活于动乱时代，居住活动在农民起义最为活跃的江浙地区。他生性耿介，一生遭际坎坷，郁郁不得志。历史掩埋了施耐庵的个人史迹，却遮不住优秀作品《水浒传》的时间穿透力。
《水浒传》描写的是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农民起义的故事。对于宋江和他所领导的农民起义，史料记载：宋江领导的起义声势浩大，纵横数省，而主要骨干有36人；宋江最终或被招降，或被擒而降，史料说法各异；宋江投降后，参与了镇压方腊的军事行动。这些片断史料，是《水浒传》的故事依据，正是因为史实有限，为后人的创作，留下了自由想象的天地，人们可以根据自身的理想来塑造心中的英雄。施耐庵正是在大量文艺作品、史料和传说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加工和创作，从而完成了青史永存的《水浒传》。
《水浒传》的版本相当复杂。现存最早的120回本，是明末杨定见本。杨定见等人的120回本出现不久，又出现了金圣叹的70回本，此本，又称贯华堂本。此本出来后，流传很广，代替了其他的一切本子，成为读者中惟一流行的本子。
《水浒传》的思想内容很复杂，从总体上说，小说反映了农民起义的全过程，深刻地挖掘了起义的社会根源，塑造了起义英雄群像，并通过他们不同的反抗道路展现了起义从星星之火发展到燎原之火的斗争过程，客观上揭示了起义失败的内在原因。
小说塑造了诸如李逵、武松、鲁智深等许多起义英雄的形象，展现了他们疾恶如仇、侠肝义胆的优秀品质，在他们身上寄托了人民对正义的追求，表达了渴望除暴安良的强烈愿望。这些形象，具有深厚的民族内容，是中华民族性格的艺术发展，他们的品格、精神，正是民族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
小说还细致地描写了起义军由小到大的发展历程，先是个人反抗，然后走上梁山，形成小规模的联合体进行斗争，最后各豪杰纷纷上山，四方民众群起响应，以“替天行道”为旗帜，建立起武装割据政权的根据地，从而上演出同统治者进行大规模军事对抗的雄壮活剧，表现出了“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的社会理想。
宋江等人的结局是悲剧性的，他们的悲剧恰好提示出起义失败的内在原因，这在小说中亦是重要的内容。小说中确实贯穿了“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思想，三阮、鲁达、李逵，尤其是宋江，都有这样“正统”的观念。宋江是集忠义于一身的形象，而“忠”却是他的思想的核心，这就决定了他受招安的必然性。但是，小说没有给受招安的水浒英雄一个美满的结局，虽然他们为朝廷出生入死效过力；宋江最后被毒死，李逵等也惨遭不测，整个梁山义军彻底被分解而毁灭。小说深刻地反映了封建社会一切起义者的悲剧性结局，还揭示出统治者的阴险毒辣；同时宣传了忠君的思想，又在客观上宣告愚忠的可悲下场。
《水浒传》的影响巨大而又广泛。武松、李逵、鲁智深、宋江、吴用等人，以不同的性格和形象内涵，影响着人们的心灵、性格与智慧，他们已成为家喻户晓的英雄、义士或智慧的代表。有的甚至已化成一种经验、一种口头语，一种人格的代表，广泛流行在人民之间，融入民族精神之中。《水浒传》对后来文学创作的影响同样巨大，它首开长篇英雄传奇之先河，后出的《皇明英烈传》、《说唐》、《杨家将》、《说岳》、《水浒后传》、《女仙外史》无不见它影响的印记；《水浒传》还为戏曲提供了直接的题材，明清时代，剧作甚多；至于各种民间文艺、说唱、评书，更是不计其数。这些充分说明了《水浒传》的价值和它生命力的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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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中国第一部现实主义小说——《金瓶梅》
读此书而以为淫者、秽者，无目者也。
——崇祯本评语
《金瓶梅》是中国第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
——美国大百科全书
中国文学一向以含蓄为美。尽管在《周易》中有“男女媾精，万物化生”之说，荀子也认为“欲不可去，性之具也”。明清时代的艳情小说，却对此进行了彻底的反叛。《金瓶梅》是其中首“淫”之书，开创了性文学之风气。在这之后，《肉蒲团》、《金屋梦》、《隔帘花影》、《续金瓶梅》之类的“淫”书随即应运而生。
金瓶梅所有版本均将作者杜撰为“兰陵笑笑生”，据说这根本是捏造的。欣欣子《金瓶梅词话序》开头指出：“窃谓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寄意于时俗，盖有谓也。”据说其真正的作者应是明朝嘉靖二十六年进士，大名士王凤洲（世贞），因他写这部长篇小说时，牵涉当代的人太多，动笔时更不想让人知道，因此，不愿用自己的真名。至今尚无一个版本能明确表明作者，惟三叟堂版本，400年来首次标明作者的真实姓名。但是事实是否如此，仍有争议。
《金瓶梅》的版本同样很多，主要有三种：《金瓶梅词话》，这个是万历年间刊本，最早；《新刻绣像金瓶梅》，这个是崇祯本，回目整齐，文字多了些修饰，减少了一些山东方言；《张竹坡评金瓶梅》，根据崇祯本，加上了张竹坡的评点。
《金瓶梅》描写了官、商、霸三位一体的典型人物西门庆罪恶的一生及其家庭从发迹到败落的兴衰史。西门庆原是清河县一个落破户财主，开着个生药铺，他惯于行贿钻营，结交官吏，倚财仗势，巧取豪夺，逐渐成为地方一霸。作者以更多的笔墨描写了西门庆的家庭故事。西门庆有一妻（吴月娘，续妻）、五妾（李娇儿、孟玉楼、孙雪娥、潘金莲、李瓶儿）、一婿（陈经济）和众多奴婢（庞春梅为其一）。书名《金瓶梅》，即从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三个重要女性名中各取一字而成，似亦含有金瓶中插梅花的具有性象征的特殊意蕴。
在这部被长久视为淫书禁书的作品中，李瓶儿是其中最优美的艺术形象，也是小说中写得最为动人而又合情合理、耐人寻味的角色。她对自己丈夫表现得十分绝情，花子虚破产了，她并无丝毫怜悯，而是终日痛骂，终至花子虚因气丧身。因为西门庆长期未登门竟至于得病。让人注意的是这种因性而起似真似幻并差点致她于死地的梦似乎与《牡丹亭》中杜丽娘的梦虽异实同。她的冷酷无情且带着些势利的性格同样表现在对第二任丈夫蒋竹山的态度上。她忍受不了西门庆的冷落，鬼使神差急不可耐地嫁给了行医的蒋竹山，她也曾经打算好好过日子，拿出钱来给他开药铺，但不久她就反悔了。从书中看出，蒋竹山让她不称心的就是因为在性上蒋无法让她如意。蒋竹山被西门庆毒打后，李瓶儿不但没有同情，反而“啐在脸上骂”，将他赶出了门。然而让人惊奇的是她在嫁到西门家后发生了奇妙的转变。在她终于成为西门庆的宠妾之后，她的心境变得异常安宁，天性中的美好方面也随之发挥出来了。她变得十分随和、善良、真诚并且关心别人，似乎情欲的满足是这个女人感受到了一种深深的、别无所求的幸福，而这种幸福感也慢慢地使她变得温顺谦让，从不争风吃醋。性的满足使她从精神到肉体都得到了升华。李瓶儿在性的洗礼下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小说情节令人信服地写出了当她在情欲没有得到重视与满足时可能是个魔鬼，而一旦得到重视与满足她会成为天使的奇妙状况。
《金瓶梅》对后世人写小说，产生过不小的影响，例如《红梦楼》在题材和细节描写等方面，就明显受到它的影响。脂砚曾说：雪芹撰《红楼梦》，“深得《金瓶》壶奥”。《金瓶梅》基本上对待性事进行了大胆的自然主义的叙述，因而一直被斥为第一大淫书；曹雪芹清醒地避开了艳情小说的迷惑，在《红楼梦》这部名著中，几乎没有一处具体涉及到“性”，即使是因为情节需要而非得指涉不可，他也只是轻轻带过，不予着力渲染。曹雪芹无疑是一个有着“洁癖”的作家，这种“洁癖”就是艺术创作中的唯美主义。曹雪芹不是一个禁欲主义者，在《红楼梦》中，我们依然可以读到无处不在的“性”，只是他把“性”隐藏在文本之下了。只有深谙了《金瓶梅》之后，才能洞察《红楼梦》许多隐晦之处的性意味。
另外，鲁迅曾指出，《红楼梦》的可贵之处在于它突破了我国小说人物塑造中“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传统格局。其实，最早突破这一格局的应该是《金瓶梅》。《金瓶梅》已经摆脱了传统小说那种简单化的平面描写，开始展现真实的人所具有的复杂矛盾的性格。如潘金莲这一人物形象的性格特征，就比《水浒传》中所写的丰富多了。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很多国家的大百科全书几乎都设专条介绍《金瓶梅》这部小说。法国大百科全书说：“《金瓶梅》为中国16世纪的长篇通俗小说，它塑造人物成功，在描写妇女的特点方面可谓独树一帜……它在中国通俗小说的发展史上是一次伟大的创新。”美国大百科全书则称：“《金瓶梅》是中国第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这一切说明，《金瓶梅》这部不朽名著不仅是中国人民的精神财富，也是世界人民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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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三言”戒天下——冯梦龙
此《醒世恒言》四十种所以继《明言》（指《喻世明言》、初名《古今小说》）《通言》（指《警世通言》）而刻也。“明”者，取其可以导愚也。“通”者，取其可以适俗也。“恒”则习之而不厌，传之而可久。三刻殊名，其义一耳。
——《醒世恒言序》
“三言”流传之广、影响之大堪称我国许多文学作品、电影和电视、戏曲的源泉，如感人的《白蛇传》源自《白娘子永镇雷峰塔》，幽默的《三笑》源自《唐解元一笑姻缘》等。特别是京剧和昆剧的很多传统节目均改编自“三言”，如《十五贯》源自《十五贯戏言成巧祸》，如《杜十娘》源自《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玉堂春》源自《玉堂春落难逢夫》，《棒打薄情郎》源自《金玉奴棒打薄情郎》等等。20世纪50年代，上海电影制片厂将《灌园叟晚逢仙女》搬上银幕。
“三言”即《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由冯梦龙编选。“三言”代表了明代拟话本的成就，是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宝库。这三部小说集相继辑成并刊刻于明代天启年间。“三言”各40篇，共120篇，约三分之一是宋元话本，三分之二是明代拟话本，里面也有冯梦龙本人的作品。
冯梦龙（1574年—1646年），字犹龙，一字耳犹、子犹，别号有苏词奴、顾曲散人、墨戆斋主人、茂苑野史民等。明长洲人。才情跌宕，博览群书，尤通经史。他生活于明代末年，受市民阶层思想影响很大，善于诗文，才华横溢，和他的哥哥冯梦桂，弟弟冯梦熊并称“吴下三冯”。但是科举不得志，晚年才补为贡生，任过丹阳县训导和福建寿宁知县。在任期间，他为官清廉，勤于施政。清兵入关，参与抗清活动，后忧愤而死。
冯梦龙终身致力于通俗文艺的改编、整理和创作。他是明朝继罗贯中、熊大木之后的著名通俗小说家。他曾鼓励书坊重价购刻《金瓶梅》，增补改编长篇小说《平妖传》、《新列国志》，还创作过戏曲《双雄记》、《万事足》，并改编过别人的多种剧本，合而称为《墨憨斋定本传奇》。此外，他还编辑刊印过民间歌谣集《童痴一弄》（《挂枝儿》）和《童痴二弄》（《山歌》），编纂《太平广记钞》、《古今谭概》、《智囊》、《情史》等。冯梦龙在文学史上最大的贡献则是编辑了“三言”。
“三言”的很多作品，对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的黑暗采取了大胆的揭露和批判的态度。《喻世明言》（《古今小说》）第40卷《沈小霞相会出师表》就是一篇有代表性的作品。这篇小说，以明代嘉靖年间发生的真实事件为基础，写了沈炼一家和严嵩父子斗争的动人故事。《明史·沈炼传》和江盈科所撰《沈小霞妾》，对此历史事件和人物都有记载。这篇小说通过这个历史故事歌颂了忠臣贤士的崇高品格，鞭挞了权奸佞臣的卑劣行径，从而反映了明代的社会现实。沈炼以诸葛亮为楷模，高风亮节，敢于与严嵩父子斗争到底，是一个忠臣的典型；闻淑女，作为一个地位低下的妾而勇于牺牲，机智勇敢，也是一个难得的贤者；贾石，本与此案无涉，但他明辨是非，为朋友两肋插刀，正气凛然，是一个令人敬佩的义士。作品正是通过这些人物形象而歌颂了正义。作品中对社会地位卑贱者的歌颂，尤为可贵。与此同时，从严世藩到杨顺、路楷、乃至张千、李万，又构成了专权骄横、趋炎附势者的形象系列，作品又通过这一系列人物而鞭挞了邪恶。这篇小说情节曲折，线索明晰、层次分明，充分体现着话本小说的特点。
“三言”中描写爱情的作品，也取得了新的成就。《卖油郎独占花魁》（《醒世恒言》）和《杜十娘怒沉百宝箱》（《警世通言》）是两篇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两个故事中的女主角，都是名妓，但她们在经历了王孙公子的追欢取乐之后，都真诚地追求真实的爱情，并为此不惜牺牲一切。但是，由于两个故事中的两个男主人公，秦重和李甲的观念和性格不同，故事的结局也相异：一个是喜剧，一个是悲剧。秦重是地位低下的卖油郎，但他诚实善良，对美娘一往情深，因此赢得了花魁娘子的敬重与信任，结成美满姻缘。对此，作品是予以赞美的。李甲是富家子弟，他虽然对杜十娘也曾真诚爱恋，但他屈服于社会、家庭的礼教观念，再加上孙富的破坏，最后终于背叛了爱情，造成了杜十娘投江的悲剧。作品对杜十娘寄予极大的同情与赞美，对李甲、孙富给予无情的揭露。这两篇作品的结局不同，但其中所表现的爱情观念，都是应予充分肯定的。
“三言”中还描写了商人的故事，表现了这一社会阶层的生活和观念，也反映了明代城市中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状况，如《施润泽滩阙遇友》（《醒世恒言》）、《沈小官一鸟害七命》（《喻世明言》）、《新桥市韩五卖春情》（《喻世明言》）、《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喻世明言》）等篇。其中蒋兴哥的故事，相当深刻地表现了商人在爱情观念上与传统的贞操观念的巨大差异。蒋兴哥外出经商，新婚妻子王三巧虽然日夜盼望丈夫回来，但因陷于孤独寂寞之境，便与客商陈某发生了关系。当蒋兴哥知道后，尽管经过很多波折，而最后仍与王三巧生活在一起，传统的贞操观念，在这里是写得很淡漠的。
“三言”作为话本和拟话本，在艺术上都明显地保留了话本的特点，如情节曲折，故事性强；语言口语化，朴实自然；塑造人物，主要是在情节发展中完成，而且善恶十分分明，性格特点十分突出，但它的篇幅加长了，主题思想更集中，人情世态的描绘更丰富，内心刻画上也更细腻。冯梦龙编辑“三言”，有明确的警世劝戒的目的。这一方面充分表明冯梦龙对通俗小说的社会作用有深刻的认识，当然另一方面也应指出，作为一个封建文人，他所要发挥的“警世”作用，还是以封建道德观念为基础的。因此，“三言”的很多篇章，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封建的世俗说教和低级趣味。但是，无论如何，作为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宝库，“三言”的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都是不可低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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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二拍”天下惊——凌濛初
凌濛初（公元1580年—1644年）字玄房，号初成，别号即空观主人，乌程（今浙江湖州）人，祖先世代为官，祖父凌约言是嘉靖十九年进士，官至大名府通判，后来辞官回家，与兄弟凌稚隆一起从事编纂工作。乌程凌氏是当时颇有盛名的书刻家，又与创造著名“闵版”的出版世家乌程闵氏世代姻亲。因此凌濛初是在浸染着商业气息的浓厚文化氛围中成长的，18岁补廪膳生，和冯梦龙一样科场不利，不得已而转向著述，55岁方任上海县丞，后因功擢徐州判官。凌濛初著述宏富，除“二拍”外，据《湖州府志》记载，有学术著作《圣门传诗嫡冢》、《诗经人物考》，诗文集《鸡讲斋诗文》、《国门集》，散曲集《南音三籁》等，但他最主要的成就还在小说和戏曲方面。戏曲方面他先后编写了《北红拂》、《颠倒姻缘》、《虬髯翁》、《乔合衫襟记》、《莽择配》、《宋公明闹元宵》等六部戏剧，曾得到汤显祖等人的高度评价。此外，还有戏曲《虬髯翁》、《红拂》以及其他类型的著作多种。
《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合称“二拍”，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文人独立创作的拟话本小说集，与冯梦龙的“三言”齐名。《二拍》创作的直接原因之一是“三言”的编纂和畅销，另一原因是凌濛初科场的失意。《拍案惊奇》成书于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第二年由尚友堂书坊刊行问世。《二刻拍案惊奇》刊于崇祯五年（公元1632年）。“二拍”各40卷40篇，而其中《二刻拍案惊奇》第23卷与《拍案惊奇》重复，第40卷已亡佚，补杂剧《宋公明闹元宵》权以充数，因而“二拍”实存小说78卷78篇。
“二拍”基本上是凌濛初个人独立创作的拟话本小说集，作者“取古今来杂碎事可新听睹、佐谈谐者，演而畅之”；其思想内容广泛反映了各阶层人们的现实生活，但所有的生活图景都是透过凌濛初的视角，浓重地染上了他个人的观念和性格的底色。凌濛初没有志得意满的平和，也没有与世无争的闲逸，他是带着强烈的愤世嫉俗的不平之气，尖锐地审视当时世界的。因此，“二拍”反映的世界与人心几乎处处疮痍，故事叙述间充满着深刻的忧愤与尖刻的讽喻。“二拍”的主要内容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 “二拍”对商人、商业给予了相当的肯定和关注。商人的地位提高了，不仅认为官宦人家与商人通婚是门当户对，而且商人甚至高于读书人。《叠居奇程客得助，三救厄海神显灵》说到这样的情况：“……徽州风俗，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科举反在次着。……得利多的，尽皆爱敬趋奉；得利少的，尽皆轻薄鄙笑，犹如读书求名的中与不中归来的光景一般。”“二拍”对商人的活动不以“义”来评价，只是单纯地叙写和赞颂商人追求暴富的商业活动。
“二拍”以肯定的态度描写了商人无限膨胀的发财欲望。《拍案惊奇》的首卷是《转运汉遇巧洞庭红，波斯胡指破鼍龙壳》，描写命里“有巨万之富”的文若虚，偶然间拣着个好玩的破龟壳，竟然使他眨眼之间云里雾里成了巨富，无本万利的奇妙好运正反映了商人牟取暴利的梦想。商人不仅在物质上成为社会的主人，而且，在精神上也代替了原来的文人，商人的主角地位，成为小说的主人公。
其二， “二拍”还描写了官吏的昏庸无能，暴虐残酷与贪财受贿。在《恶船家智赚假尸银，狠仆人误报真命状》中，恶船家设计使王生蒙受不白之冤，而知县明时佐不加勘访，就把王生痛打一顿，投入大牢；官府的昏庸，反助了恶人奸计的实现。《伪汉裔夺妾山中，假将军还姝江上》写江湖大盗柯陈， “专在江湖中做私商勾当”，与官府勾结，“上司处也私有进奉，盘结深固，四处响应，不比其他盗贼，可以官兵缉拿得的”。官府不但不为民除害，还与强盗结伙害民。“二拍”尤为深刻的是揭露了当时官府径直为盗的罪恶，《进香客莽看金刚经，出狱僧巧完法会分》中常州柳太守听说洞庭山某寺藏白香山手书《金刚经》，价值千金，索取不成，便吩咐强盗告此寺住持窝赃，监了住持，诈取了《金刚经》。
《贾廉访行府牒，商功父阴摄江巡》写诸路廉访使贾谋贪财无行，探知商知县富厚，与商家结成儿女亲家，商知县亡后，贾谋欺孤儿寡妇没有主意，假拟公府关文，把商家财物骗归己有，凌濛初在小说中愤慨地说：“官人与贼不争多……却又施在至亲面上，欺孤骗寡，尤为可狠！”
其三，爱情与婚姻也是“二拍”中最重要的主题。“二拍”中同样肯定“情”对于人生的至高价值，但更多把“情”与“欲”即性爱联系在一起，并且对女性的情欲多作肯定的描述，这对传统道德观的冲击更为直接。如《闻人生野战翠浮庵》写女尼静观偷偷地爱上闻人生，后与闻人生同宿一船，就主动去招惹他，最终得成完美婚姻。作者对此评述道：“这些情欲滋味，就是强制得来，原非他本心所愿。”《通闺闼坚心灯火》一篇更具代表性，罗惜惜与张幼谦自幼相爱，私订终身之盟，后惜惜被父母许嫁他人，她誓死反抗，每日与幼谦相会。小说中写道：
如是半月，幼谦有些胆怯了，对惜惜道：“我此番无夜不来，你又早睡晚起，觉得忒胆大了些，万一有些风声，被人知觉，怎么了？”惜惜道：“我此身早晚是死的，且尽着快活，就败露了，也只是一死，怕他甚么？”
青年女子为追求个人幸福而对封建礼教所作的大胆抗争，在这里被描述得具有悲壮的意味，体现出作者对自由婚恋的积极主张。
“二拍”中的故事，大多写的情节生动而语言流畅，大量运用活泼的口语、注意人物心理活动的刻画，更应格外值得注意的是，凌濛初对小说反对偏重传奇性的看法及其在创作中的表现，如《韩秀才趁乱聘娇妻》、《恶船家计赚假尸银》、《懵教官爱女不受报》等篇，非但没有神奇鬼怪或大奸大恶之类，而且也没有过于巧合的事件。情节的生动，主要靠巧妙的叙述手法，这就更向“无奇”的方向发展了。小说摆脱传奇性，这是艺术上的重要进步。因为这样它就更贴近人们的日常生活，而更有利于对人性内涵的深入开掘。后世《儒林外史》、《红楼梦》等优秀作品，就是朝着这一方向发展而获得更大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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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是非致良知，心外无一物——王守仁
人人有作圣人的潜能。他可能成为实际的圣人，只要他遵从他的良知的指示而行。换句话说，他需要做的，是将他的良知付诸实践，或者用王守仁的术语说，就是“致良知”。因此，“致良知”就成了王学的中心观念，王守仁在晚年就只讲这三个字。
——冯友兰
《坛经》中记载：“时有风吹幡动，一僧曰风动，一僧曰幡动，议论不已。惠能进曰：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
和这位伟大的哲学家惠能具有相似之处的是明代著名“心学”大家王守仁。《传习录》上记载：“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先生云：‘尔未看此花时，此花与尔心同归于寂。尔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尔的心外。”（《传习录》下，《王文成公全书》卷三）
王守仁（公元1472年—1528年），今浙江省人，通常称他为阳明先生，是杰出的哲学家和有名的政治家。1525年，田州土司因不满由政府任命官员代替世袭制度，起兵造反。明王朝任命王守仁去广西平乱。在赴任的途中，王守仁上疏认为乱事的起因乃是两广官员“因循怠弛，军政日坏”，“非一朝一夕之故”，“当反思其咎”，“自责自励”；又认为“息兵罢饷，以休养疮痍之民”，建议宜抚不宜剿。当年年底，王守仁来到南宁，两广、江西、湖广四省数万大军也云集南宁。王守仁按照他宜抚不宜剿的既定方针，一面派代表同田州土司谈判，一面下令前方军队全部后撤以示诚意。1528年2月，田州土司头目卢苏、王受来到南宁投降，其部下17000人全部免罪遣散回家。这场动乱就这样平息下来，并未妄杀一人。这一事件表现出王守仁超凡的政治智慧。
他早年热诚地信奉程朱；为了实行朱熹的教导，有一次他下决心穷竹子的理。他专心致志地“格”竹子这个“物”，格了七天七夜，什么也没有发现，人也累病了。他在极大的失望中不得不终于放弃这种尝试。后来，他被朝廷谪贬到中国西南山区的原始的生活环境里，有一夜他突然大悟。顿悟的结果，使他对《大学》的中心思想有了新的领会，根据这种领会他重新解释了这部书。就这样，他把心学的学说完成了，系统化了。
王守仁的语录，由他一位弟子笔记并选编为《传习录》，是今天我们理解接近王守仁的最重要的资料。
《传习录》中有一段说：“先生曰：‘尔看这个天地中间，什么是天地的心？’对曰：‘尝闻人是天地的心。’曰：‘人又什么叫做心？’对曰：‘只是一个灵明。’‘可知充天塞地，中间只有这个灵明。人只为形体自间隔了。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地鬼神万物，离却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我的灵明，离却天地鬼神万物，亦没有我的灵明。如此便是一气流通的，如何与他间隔得？’”
由这几段话，我们可以知道，王守仁的宇宙的概念，是什么意思。在他的这个概念中，宇宙是一个精神的整体，其中只有一个世界，就是我们自己经验到的这个具体的实际的世界。这样，当然就没有朱熹如此着重强调的，抽象的理世界的地位。
王守仁也主张心即理：他说：“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传习录》上，《全书》卷一）又说：“心之体，性也。性即理也。故有孝亲之心，即有孝之理；无孝亲之心，即无孝之理矣。有忠君之心，即有忠之理；无忠君之心，即无忠之理矣。理岂外于吾心耶？”（《答顾东桥书》，《传习录》中，《全书》卷二）从这些话，可以更清楚地看出朱熹与王阳明的不同，以及俩人所代表的学派的不同。根据朱熹的系统，那就只能说，因有孝之理，故有孝亲之心；因有忠之理，故有忠君之心。可是不能反过来说。但是王守仁所说的，恰恰是反过来说。根据朱熹的系统，一切理都是永恒地在那里，无论有没有心，理照样在那里。根据王守仁的系统，则如果没有心，也就没有理。如此，则心是宇宙的立法者，也是一切理的立法者。
此外，系统的代表王守仁哲学观点的概念有“明德”、“格物”、“用敬”、“良知”等。关于“良知”，有一个故事说，有个王守仁的门人，夜间在房内捉得一贼。他对贼讲一番良知的道理，贼大笑，问他：“请告诉我，我的良知在哪里？”当时是热天，他叫贼脱光了上身的衣服，又说：“还太热了，为什么不把裤子也脱掉？”贼犹豫了，说：“这，好像不太好吧。”他向贼大喝：“这就是你的良知！”故事说明人人都有良知，良知是他的本心的表现，通过良知他直接知道是为是，非为非。就本性而言，人人都是圣人。为什么王守仁的门徒惯于说“满街都是圣人”，就是这个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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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随感之始作俑者——袁宏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