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兰性德（公元1655年—1685年），清代满族词人。原名成德，字容若，号楞伽山人。其父明珠为清康熙时大学士。原名成德，因避皇太子胤礽（小名保成）之讳，改名性德。纳兰性德自幼天资聪颖，读书过目不忘，数岁时即习骑射，17岁入太学读书。18岁参加顺天府乡试，考中举人，19岁准备参加会试，却因病没能参加殿试。尔后数年中他发奋研读，并拜徐乾学为师。在名师的指导下，他在两年中，主持编纂了一部1792卷编的儒学汇编——《通志堂经解》，受到皇上的赏识。他又把搜读经史过程中的见闻和学友传述记录整理成文，用三四年时间，编成四卷集《渌水亭杂织》。纳兰性德22岁时，再次参加进士考试，以优异成绩考中二甲第七名。康熙皇帝授他三等侍卫的官职，以后升为二等，再升为一等。作为皇帝身边的御前侍卫，以英俊威武的武官身份参与风流斯文的诗文之事。随皇帝南巡北狩，游历四方，奉命参与重要的战略侦察，随皇上唱和诗词，译制著述，因称圣意，多次受到恩赏，是人们羡慕的文武兼备的年少英才，帝王器重的随身近臣，前途无量的达官显贵。辑有《全唐诗选》和《词韵正略》。词以小令见长，多感伤情调，间有雄浑之作。也能诗。擅书法，精于书画鉴赏。纳兰性德的词集《侧帽集》于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问世，时年仅24岁。继而，另一词集《饮水词》在吴中刊行。他的词集问世后，曾形成“家家争唱饮水词”的局面。
诗人落拓无羁的性格，以及天生超逸脱俗的秉赋，加之才华出众，功名轻取的潇洒，与他出身豪门，入值宫禁，金阶玉堂，平步宦海的前程，构成一种常人难以体察的矛盾境地和无形的心理压抑。加之爱妻早亡，后续难圆旧时梦，以及文学挚友的聚散，使他无法摆脱内心深处的困惑与悲观。对官场的厌倦，对富贵的轻看，对仕途的不屑，使他对凡能轻取的身外之物无心一顾，但对求之却不能长久的爱情，对心与境的自然和谐状态，他却流连向往。他于康熙二十四年暮春，抱病与好友一聚，一醉，一咏三叹，便一病不起，七日后于五月三十日溘然而逝。纳兰性德病时，康熙曾派员探望并送御药，闻亡故之讯，挽惜不止。纳兰性德的业师徐乾学为其撰写墓志铭、神道碑。纳兰性德葬于京西皂甲屯纳兰祖茔，带着无限的爱与永远十九岁的娇妻卢氏于山明水秀之境冥合永远。
纳兰性德的《纳兰词》成为中国文学宝库中的不朽之作。纳兰性德词情真意切，显现着一种华贵的悲哀，一种优美的感伤。他和朱彝尊、陈维嵩被称之为清代“词家三绝”。他的令词成就斐然，是五代李煜、北宋晏几道以来的一位名作家。其词作“缠绵清婉，为当代冠“（郑振铎语），思想深沉，风格清新，抒情状物不落窠臼、别开生面。纳兰性德性澹泊，思乡、思亲、思友的主题，词集里多有所见。顾贞观说：“容若词一种凄惋处令人不忍卒读。”王国维论及纳兰性德时说：“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来，一人而已。”因为纳兰性德的生活面比较窄的缘故，《饮水词》在内容上也主要是悼亡、恨别、男女情思、与友人赠答酬唱等几个方面，词作基本上不涉及到社会政治生活。其悼亡之作主要表达的是追念前妻卢氏之情，写的真切感人。纳兰还曾出使边陲，亲尝过远离家乡的离情别绪，因此恨别也成为《饮水词》的一个重要内容。《饮水词》中大都是真情之作，纳兰本人是主张“诗乃真声，性情之事也”。而他的词作也正是他这种主张的具体实践。《饮水词》在语言特色上追求的是“天然去雕饰”，即不过分追求辞藻，他主张自由抒写性情，反对雕琢矫饰。纳兰反对雕饰，并不是不重视锤炼，而是主张不露斧凿之痕，艺术上锤炼到归于自然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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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无人能夺其席——纪昀与《阅微草堂笔记》
纪昀本长文笔，多见秘书，又襟怀夷旷，故凡测鬼神之情状，发人间之幽微，托狐鬼以抒己见者，隽思妙语，时足解颐；间杂考辨，亦有灼见。叙述复雍容淡雅，天趣盎然，故后来无人能夺其席，固非仅借位高望重以传者矣。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电视连续剧《铁齿铜牙纪晓岚》播出后，人们对剧中那个才思敏捷、应对机智、诙谐善谑的纪晓岚十分喜爱。那么，历史上的纪晓岚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
纪晓岚，名昀，字晓岚，一字春帆。河北省献县人。生于清雍正二年六月，乾隆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卒于嘉庆十年二月，享年82岁，死后谥文达。纪昀出生在一个世代书香之家，父亲纪客舒是一位著名的考据学家，做过京官，外放姚安知府。纪晓岚4岁开始读书，12岁随父入京。24岁应顺天府乡试，为解元。因服母丧，闭门在家，专攻考据之学，颇有造诣。31岁中进士，入翰林院为庶吉士，继授编修。乾隆三十三年，授贵州都匀知府。但皇帝认为纪昀学问优胜，到外省做官不能尽其所长，将其留在身边。同年四月，提升为侍学士。六月，因亲家做官亏空库银，要被抄家，他秘密通风报信，事发后，被发配到新疆，佐助军务。3年后召还，授编修，侍读学士等职，受命为《四库全书》总纂官。惨淡经营13年，所编《四库全书》告竣。在此期间，纪晓岚由侍读学士升任内阁学士，一度授兵部尚书。《四库全书》告竣当年，迁礼部尚书。60岁后，曾五次掌都察院，三任礼部尚书。嘉庆八年，纪晓岚80大寿，皇帝派员祝贺，并给予厚赠。旋拜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少保衔，兼理国子监事，官居一品。
纪昀之所以成为历史名人，并非因为像电视剧里描写的那样“铜嘴铁牙”，善于斗狠。而是在于他对中国文化的贡献。他最重要的贡献，除了上文提到过的编纂《四库全书》，还包括他自己的文学创作。
纪昀的诗文创作中，多应制奉和、歌功颂德之作，属于典型的“廊庙文学”。少数述怀、纪行诗歌尚清新可诵。《乌鲁木齐杂诗》160首，是纪昀谪戍乌鲁木齐两年后被召还时于归途所作，记述当地风土人物，比较广泛地反映了新疆的社会情况，声调流美，富歌谣风味，在内容和艺术上都有一些特色。
纪昀在创作上的主要成就，表现于笔记小说集《阅微草堂笔记》。这部书包括《滦阳消夏录》6卷，《如是我闻》、《槐西杂志》、《姑妄听之》各4卷，《滦阳续录》6卷，共24卷（笔记1000余则），是他晚年自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至嘉庆三年（1798年）陆续写成，嘉庆五年他的门人盛时彦合刊印行，总名《阅微草堂笔记五种》，后通称《阅微草堂笔记》。
《阅微草堂笔记》是纪昀追寻旧闻之作，近40万字，含故事1200余则，自乾隆五十四年至嘉庆三年陆续写成。这是纪昀最重要的文学著作，与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是异曲同工的两大绝调。但较之《聊斋》更有较深的思想内涵，并有反封建礼教的内容，流传很广，百姓皆为认可。
《阅微草堂笔记》取法六朝笔记小说而有所发展变化：内容杂博，较多涉及世态，而不局限于志怪，叙述故事简明质朴而又富于理趣。就思想内容看，虽从“有益于劝惩”出发，盛谈因果报应，宣扬封建伦理道德，有大量糟粕，但也不乏可取之处。作者反对宋儒空谈性理、苛察不情，对道学家的泥古不化、伪言卑行多所讽刺揶揄，对世态人情的浅薄诈伪也时有揭露。如：卷二记游僧戏塾师，卷三记老儒贿盗闹宅和刘羽冲事，卷四记武邑某公事，卷二十一记两曾伯祖事。写鬼狐情事多具寓言意味，几则不怕鬼的故事颇令人称道，如：卷一“曹司农竹虚言”，卷六记许南金事，卷二十三“戴东原言”。作者反对为富不仁，反对凌虐奴仆，对下层人民的反抗、复仇行动表现出一定的容忍和同情，如：卷十六记童养媳逃亡、卷十七“周景垣前辈言”、卷十八记妓女戏富室粜谷。而沧州“老河兵”（卷十六），徽州“唐打猎”（卷十一）等故事，则又反映了劳动人民的正直、纯朴和智慧，尤属佳品。
《阅微草堂笔记》内容丰富，知识性强，语言质朴淡雅，风格亦庄亦谐，读来令人饶有兴味，同时可以从中学到天文地理人伦等无所不包的知识。在艺术上，文笔简约精粹，不冗不滞，叙事委曲周至，说理明畅透辟，有些故事称得上是意味隽永的小品；缺点是议论较多，有时也不尽恰当。此外，评诗文，谈考证，记掌故，叙风习，也有不少较为通达的见解和可供参考的材料。
《阅微草堂笔记》，在中国古代笔记小说中，不失为具有特色的作品。鲁迅评论说：“纪昀本长文笔，多见秘书，又襟怀夷旷，故凡测鬼神之情状，发人间之幽微，托狐鬼以抒己见者，隽思妙语，时足解颐；间杂考辨，亦有灼见。叙述复雍容淡雅，天趣盎然，故后来无人能夺其席，固非仅借位高望重以传者矣。”（《中国小说史略》）这种评价是准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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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铁肩担道义——王夫之
王船山说过：“读史不难，难在论史。”王船山就为着体现这一句话，所以写了一本《读通鉴论》出来。王船山的《读通鉴论》，现在看来，不一定是一本好书，但王船山确曾教人以读史的方法。知道历史不难，难就难在如何把历史作为我们的滋养料。
——[美] 梁厚甫
湖南人杰地灵，有着非常深厚的人文传统，曾国藩和王夫之就都是湖南土生土长的大家。其中衡阳王夫之，是清初诗文成就卓著的大儒，爱国忧时的民族正气和缜密深厚的学术功力，交融在他的诗文中，直接启迪了一代文风。后人在整理清代学术史时，把王夫之与顾炎武、黄宗羲一起并称为清初三大家。
王夫之，字而农，号薑斋，湖南衡阳人，人称船山先生，于明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壬午科举人。1643年，农民起义军势力非常壮大，张献忠曾邀他参加农民军，他拒绝了。1644年，清兵入关，不断往南推进，王夫之和友人管嗣裘一起在衡山起兵抗清。兵败，逃到广东肇庆，效力于南明桂王政权，对桂王政权里许多人结党争权深表不满。不久，他见大势已去，辞职还乡，长期住在湖南湘西苗瑶山区。他隐居在衡山石船山麓，极艰苦的条件下，以著述终其身，共计成书数十种，达300余卷。
《读通鉴论》是王夫之有关古史评论的代表作之一。《读通鉴论》是王夫之阅读司马光的历史巨著《资治通鉴》的笔记，全书30卷，其中秦1卷，西汉4卷，东汉4卷，三国1卷，晋4卷，宋、齐、梁、陈、隋各1卷，唐8卷，五代3卷，另附《叙论》4篇为卷末。
《读通鉴论》不是一部单纯的历史著作，它是阅读另一部历史巨著的笔记，其中每一节都是针对《通鉴》所记的某一段史实而发的议论，如果不参照《资治通鉴》而单读《读通鉴论》，就会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另外，这部书是一个思想家的历史沉思录。它既折射了明清之际那段血与火的历史之光，又积淀了一个当时心境极为痛苦与矛盾的思想家的深邃反思。
王夫之是一个忠于明王朝，又具有浓厚汉民族意识的文人。对于明亡于清这一事实，他从其字里行间透溢出痛苦和悲愤。王夫之强调民族利益至上，高于君臣之义，所以他对历史上损害民族利益的人和事痛加斥责。西汉武帝时，李陵兵败投降匈奴，史家司马迁为之开脱投降之罪，这是《史记》的一大败笔。王夫之没有受其影响，在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驱动下，他认为“司马迁挟私以成史”，“为李陵文过”，“李陵之降也，罪较著而不可掩”。司马迁说李陵投降是假，内心忠于汉朝是真，王夫之认为不可信，“如曰陵受单于之制，不得不追奔转战者，匈奴岂伊无可信之人？令陵有两袒之心，单于亦何能信陵而委以重兵，使深入而与汉将相持乎？即使真的伺机主动归汉，亦是“大节丧则余无可烷也”。但是，他并没有简单地借古史来发泄自己的民族义愤，而是希望“推本得失之原”，“立一成之型”，所以，其史论具有巨大的现实感。明亡后，若干史学家探讨其灭亡原因，或批评政治混乱，或分析制度弊端，或抨击君主专制及其流弊，深度不一。其中，以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为代表的批判专制君主制度的思想最为深刻。王夫之与大多数史学家不同，他不仅具有这种现实感，而且能将其与历史的沉思融合起来，试图从中总结出更高层次的历史哲学来。
王夫之能够清醒地反观自身，认为“夷狄之蹂躏中国，亦非必有固获之心，中国致之耳。”于是他在《读通鉴论》中，批评君主与大臣聚敛财富，批评君主贪巧自矜滥杀忠良，批评奸臣败坏纲纪使国家衰微，批评大臣拥兵自重强枝弱干，批评学风日衰邪说日盛，批评纵客商贾舍本逐末，批评奸臣引狼入室屈膝投降……批评几乎涉及到历代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在他心目中，前朝旧事只不过是明朝现实而已。
在历史的沉思中，王夫之得到了一个启示，就是“事随势迁而法必变”。他从远古人类的“异于禽兽无几”与今天人类文明中看到了“世益降，物益备”；从三代的“沈酗”、“淫奔”、“黩货”与唐代的“天下帖然受治”中看到了今未必不如昔；从三代的封建诸侯与秦始皇改郡县制的成功中看到了“势相激而理随以易”。历史的变化使王夫之得出了一个哲理性的结论：“势之顺者，即理之当然者矣。”也就是说，顺应历史潮流的就是合理的。王夫之否定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天经地义的结论，从历史变化上指出了顺应“势”者才合天理，无疑是重大的进步。
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曾国荃曾重刻《船山遗书》，共56种，288卷。曾国藩亲自校阅其中的部分著作并写了序言。因为此书刻成于南京，而南京古称金陵，所以被称为“金陵本”或“曾本”。随着王夫之著作的传播，他的学术成就和历史地位才逐渐被人们认识，他的影响与日俱增。维新志士谭嗣同在《仁学》一书中盛赞王夫之，他说：“五百年来学者，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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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通天地人者曰儒——黄宗羲
读了这部书，可以知道过去历史上所有帝王制度的弊端。
——顾炎武
洲是中国过去民主思想的一个伟大的代表。
——张岱年
明末清初，中国有位大思想家宣布皇帝是“天下之大害者”，主张“无君”。他就是近代民主主义思想的启蒙者、爱国者黄宗羲。他的代表作《明夷待访录》，比卢梭的《民约论》还要早100年光景，有人称它为“人权宣言”。黄宗羲同时代的思想家顾炎武说：“读了这部书，可以知道过去历史上所有帝王制度的弊端。”《明夷待访录》反对君主专则，主张民权，对清末的维新变法运动影响很大。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文中说过：“梁启超、谭嗣同辈倡民权共和之说，则将其书节抄，印数万本，秘密散布，于晚清思想之骤变，极有力焉。”黄氏的民权思想，一直影响到辛亥革命时期的孙中山、邹容和陈天华等爱国志士。
黄宗羲（公元1610年—1695年），字太冲，号南雷，又号梨洲，浙江余姚人。他生逢明末清初那“天崩地解”的时代，在明末作为东林党子弟和复社名士，同阉党作过坚决的斗争。明朝灭亡后，他积极投入抗清斗争，曾与钱肃乐在家乡组织“世忠营”，失败后又与张惶言在舟山进行抗清活动。后看到清廷统治已经稳固，复明无望，遂归乡以遗民自居，从事著述和讲学活动。《明夷待访录》是黄宗羲的政论和史论专著。该书通过对历史的深刻反思，提出了独到的政治见解，具有鲜明的启蒙性质和民主色彩，被梁启超称为“人类文化之一高贵产品”（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明夷待访录》是他在经历了一系列政治斗争后于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潜心完成的力作。此前一年，南明永历帝被杀于云南，南明亡。此时清王朝已建立近20年，其统治业已巩固。黄宗羲复明灭清的希望可谓到了“潮息烟沉”的绝境。痛定思痛，在对历史和现实的冷静反思之后，黄宗羲以其犀利的笔锋将批判的锋芒刺向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明夷待访录》这个书名是有所寄托的。“明夷”，乃六十四卦之一，离下坤上，用晦而明，寓意希望与光明。黄宗羲引《易经?雪?雪“夷之初旦，明而未融”，以寓其意。一个旧的时代终止了，但黑暗的尽头，终将是光明的。对于人类的未来，思想家是充满信心的。黄宗羲认为自己的学说能把国家由黑暗引向光明，但学说的实现却有待“明主”的求访采纳。
黄宗羲认为，上古时代“以天为主，君为客”。国君不仅从属天下百姓，而且也直接为他们服务。所以“凡君之所毕世经营者，为天下也”。后来，情况就颠倒过来了。“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君王“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把天下看作是“一人之产业”。他大胆地指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把锋芒直指封建纲常礼教的最核心问题。黄宗羲又提出 “君”“臣”关系这个封建统治的实质问题。他认为“臣”之“出仕”“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君臣的合理关系，应如“曳大木”时前唱后和的协力合作关系。臣应当是君的“师友”，而不应作君之“仆妾”。直截了当地批判了“君为臣纲”。黄宗羲激烈地抨击了君主专制下的封建法制，认为封建法制是“非法之法”，是“一家之法”，是祸乱之根源。他提出应该建立“天下之法”来取代“一家之法”，并强调“有治法而后有治人”，有了好的法制不怕没有好的治理者，否则“非法之治”只能“桎梏天下人之手足，即有能治之人，经不胜其福挽嫌疑之顾盼”。黄宗羲这些论述已包含有法治思想的萌芽。
在思想文化领域，黄宗羲强调突出个性解放和思想自由的原则，他以满腔的愤怒谴责了长期以来禁锢人民思想的封建文化专制主义。他明确指出：“盖道非一家之私。圣贤之血，散殊于百家。求之愈艰，则得之愈真。”向封建文化专制主义表示了公开的抗争。黄宗羲这种鄙弃日趋僵化的“一定之说”而诉诸“殊途百虑之学”的思想见解，反映着明清之际知识分子渴望思想学术自由、个性解放、探索真理的一种理性追求。具有积极的思想启蒙意义。
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黄宗羲有的思想不免有些虚幻，如他为实现“天下安富”，意欲恢复上古的井田制，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也有些思想并不可取，如在提倡“工商皆本”的同时，却将“机坊”这种带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新事物，视为“奇技淫巧”，列为禁止的对象。但这些并不足以掩盖《明夷待访录》作为一部启蒙主义文献的光辉。黄宗羲之杰出就在于他思想的深刻和敏锐。他超出了当时一般明遗民因为眷怀故国而研究明亡清兴之故的治学目的，也超出了传统儒家对无道君主的批判范畴。他的思想已突破传统的政治框架，开启了中国近代民主思想的先河。
最后应该指出的是，今天所见到的《明夷待访录》已非全本，当初刻印时，因封建专制的严酷，已有删削。书出之后，在清代长期被列为禁书，直至清末梁启超等人倡导变法改良，才将其作为宣传民主思想的重要文献广泛传播，使之焕发了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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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古文观止》观不止——吴楚材、吴调侯
真是好书不厌百回读，随着岁月的消逝，由当日的不能甚解到若有所得，由强记死背到豁然而悟……直到今天，这些前人集智慧的大成的好书，始终引导我，鼓励我！是良师，更是益友！……让我一生都将受用不尽！我常常想：中国人拥有这样巨大的智慧宝库，实在应该引起全民共识，去珍惜研究！
——台湾著名画家、作家梁丹丰评《古文观止》
清代康熙年间文人吴楚材、吴调侯联手选评的12卷《古文观止》，自其行世以后，翕然风靡，为人乐道，其影响深远。
20世纪80年代末，北京学者陈文良先生系统地考察了《古文观止》长盛不衰的技术因素。他提出，首先是编者为该书所选的文章，全部是经受了时间检验和文人衡定的“名篇”。所谓“名篇”，起码是经过宋、元、明、清，特别是明代至清初数百年间许多知识分子、读者、编选者、书坊出版者所共同筛选认可的作品，而不是受某些人主观认识支配的产物。第二，编辑选本必须在容量方面照顾到多数读者能够通读，中型选本最容易流行的原因就在于此。第三，作为普及性选本，入选的每一篇分量不能太重，以便读者一次起码能读一篇。《古文观止》所采用的就是这种编选方针，对有些篇目采用了“节选”的办法，这也是它成功之处。第四，从内容和艺术风格上说，必须带有较广泛的实用性。《古文观止》的入选篇目大多条理明晰，辞藻华丽，可以供科举士子揣摩、仿作，特别是用到对策和日常应酬性文章中去。
“康熙二吴”的《古文观止》约编成于清康熙三十四年（公元1695年）以前。此书没有叙述其成书渊源和选评例则，只有其族先辈吴兴祚写的序，据吴兴祚说，楚材“天性孝友，潜心力学，工举业”。调侯为人“奇伟倜傥，敦尚气谊”。序中交代了成书的因由：“今年（康熙三十四年）春，……二子寄余《古文观止》一编。阅其选，简而赅，评注详而不繁，其审音辨字，无不精切而确当。批阅数过，觉向时之所阙如者，今则冁然喜矣。以此正蒙养而裨后学，阙功岂浅鲜哉！亟命付诸梨枣，而为数语，以弁其首。”因为有了这样的因缘，我们今天才得以获读该编，否则恐怕早已湮没绝灭于乡野之间了。
《古文观止》全编12卷，选材上起东周，以《左传·郑伯克段于鄙》一篇首领全书；下迄明末，以张溥写于明天启七年（1627年）的《五人墓碑记》押卷。先后以“周文”（卷1至卷3）、“秦文”（卷4）、“汉文”（卷5至卷6）、“六朝、唐文”（卷7至卷8）、“唐、宋文”（卷9至卷11）、“明文”（卷12）为序次，凡选入220篇，各体各派略备，繁简选辑颇当，评点注释适中，长期被人们作为浏览中国传统散文的规范读本。流播所及，脍炙人口，鞠育了近300年间一代又一代的文人学子。
《古文观止》中的选文和评点共同体现了二吴的思想倾向和审美观念，形成二吴选、评古文的几条原则。首先以儒学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准则，首篇《郑伯克段于鄙》以孝涕为中心对郑庄公和共叔段兄弟倾轧进行批讽；次篇《周郑交质》以信与礼为旨，讥讽周平王与郑庄公互相交换人质以取信于对方，却不以信礼为本，反致关系恶化。《古文观止》如是开场，鲜明地表现了二吴的道德好尚是儒家的道德。其次是以人的真情真性为原则，二吴多选体现作者真性情的散文，自己常常为之感动，使其评点也能感人至深。他们说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其感慨啸歌，大有燕赵烈士之风。忧愁幽思，则又直与《离骚》对垒。”二吴以自我的性情感受所选的文章，也是希望以所选的文章去打动别人的。再次是以文章的婉转奇妙、意韵深厚为准则。二吴好文章的奇妙，如韩愈的《祭鳄鱼文》、苏轼的《方山子传》、刘基的《卖柑者言》都是作意出奇之文，令人读来顿生诧异。而且二吴所选文章不在乎篇幅的长短，如王安石的《读孟尝君传》，他们评说“文不满百字，而抑扬吞吐，曲尽其妙”。真所谓能文者善品文啊。
《古文观止》在选目上到明清之季嘎然而止的缺憾，给人们意犹未尽之感。要阅读明清之交以迄后来的散文，就只得另外披沙沥金了。20世纪20年代初，王文濡从“数百名家、数千佳文”之中淘选170余篇，编为《续古文观止》，1924年印行于世。此书在选目上扩大到了为吴本所不重视的论、说、序、跋、记、赞和墓志、碑祭文等普通文体，以便于读者举一反三；对于入选文章的作者，一一简介其生平于卷首，以帮助读者知人论文；此外，王氏还大胆地将当时在世的大家名构一并采入。王文濡自己在《凡例》中声明：“本编继吴氏而编，故名《续古文观止》。凡已读《古文观止》者，得此编斯成完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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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清末谴责小说
我出来应世的二十年中，回头想来，所遇见的只有三种东西：第一种是蛇虫鼠蚊；第二种是豺狼虎豹；第三种是魑魅魍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