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
——《老残游记》
经过中日甲午战争失利、戊戌变法失败、八国联军侵华这一系列巨大的变故，小说界出现了大量抨击时政、揭露官场阴暗与丑恶的作品，文学史上把它们别称为“谴责小说”，代表作家有李宝嘉、吴沃尧、刘鹗、曾朴。
李宝嘉（公元1867年—1906年）字伯元，号南亭亭长，江苏武进人，少有才名，擅长诗赋和八股文，曾以第一名考取秀才，却始终考取不了中举，先后在上海创办了《指南报》、《游戏报》、《世界繁华报》几种报纸。除了《官场现形记》，李宝嘉还作有《文明小史》、《活地狱》等长篇小说和《庚子国变弹词》。《官场现形记》是谴责小说的代表作，共60回，作于1901年，书未完稿作者就病故，最后一小部分是由他的朋友补缀而成。小说的结构由一系列彼此独立的人物故事联缀而成，“凡所叙述，皆迎合、钻营、朦混、罗掘、倾轧等故事，兼及士人之热心于作吏，及官吏闺中之隐情。”（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书中写到的官，各种身份进阶，文的武的，无所不包。凡是沾一个“官”字，作者都叫他们显出丑陋原形。
吴沃尧（公元1866年—1910年）字趼人，广东南海人，因家居佛山，自号“我佛山人”。他出身于一个衰落的仕宦人家，20多岁时到上海，常为报纸撰文，后与周桂笙等创办《月月小说》，并自任主笔。他所作小说，以《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最为有名，此外还有《痛史》、《九命奇冤》、《电术奇谈》、《劫余灰》等。《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共108回，全书于1909年完成。小说以“九死一生”为主角，描写他自1884年中法战争以来所见所闻的各种怪现状。吴沃尧性格强毅而多愤世之慨，文笔尖锐，但是“伤于溢恶，言违真实”。鲁迅批评这部小说“终不过连篇‘话柄’，仅足供闲散者谈笑之资而已”。全书用第一人称叙述，为过去的长篇小说所未见。
刘鹗（公元1857年—1909年）字铁云，江苏丹徒人。出身于官僚家庭，既受过儒家教育，又对“西学”感兴趣，懂得数学、水利、医学，当过医生和商人。后因治理黄河有功，官至知府。他的思想与洋务派接近，曾从事过铁路、矿藏、运输等洋务实业活动，后谪徙新疆而死。《老残游记》20回，署名“洪都百炼生”。全书为游记式的写法，以“老残”行医各地的所见所闻，串联一系列的故事，描绘出社会政治的情状。刘鹗坚决反对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指斥“北拳（指义和团）南革（指革命党）”为国家之祸害，认为只有提倡科学、振兴实业。《老残游记》与一般谴责小说不同，它揭露官僚的罪恶，对象主要是“清官”：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
盖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我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吾人亲目所睹，不知凡几矣。试观徐桐、李秉衡，其显然者也。
徐桐、李秉衡均是清末顽固派的代表人物，作者特地提出这两个与小说本身并无关系的人物来，可以看出他揭露“清官”是别有用意的。《老残游记》作者的文化素养很高，小说中许多片断，都可以当作优秀的散文来读。如写大明湖的风景、桃花山的月夜、黄河的冰雪、黑妞和白妞的说书等，文字简洁流畅，描写鲜明生动，为同时的小说所不及，增加了这部小说的艺术价值。
曾朴（公元1872年—1935年）字孟朴，江苏常熟人，光绪举人，曾入同文馆学法文，对西方文化尤其法国文学有较深的了解，翻译过雨果等人的作品。他曾参加康、梁变法，辛亥革命后进入政界，做过江苏省财政厅长。曾朴一生著作丰富，而以小说《孽海花》最著名。此书初印本署“爱自由者发起，东亚病夫编述”，后者是曾朴的笔名，前者是其友人金松岑的笔名。《孽海花》主要描写清末同治初年到甲午战争30年上层社会文人士大夫的生活，以展现这一时期政治、外交及社会的各种情态。曾朴的生活年代较迟，较多接受了西方思想，在政治倾向上赞成革命。小说中人物大多以现实人物为原型，如金雯青为洪钧，傅彩云为赛金花，威毅伯为李鸿章，梁超如为梁启超等等，还有一些则直接用原名。作者说，他要反映的是“中国由旧到新的一个大转关”中“文化的推移”、“政治的变动”等种种现象。《孽海花》的结构，是以状元金雯青与名妓傅彩云的故事为全书线索，串联其他人物的活动。结合文人与妓女的“浪漫”生活，与权势人物的政治活动及琐闻轶事，可以说它是狎妓小说与谴责小说的合流。曾朴出身名门，一生交游极广，在广泛地反映那些上层文人在国家危亡之际犹自争名夺利、风雅自赏，而全无救亡图治的热情与才能这一点上，他的小说比较成功。譬如状元出身任外交使节的金雯青，自命懂得历史舆地之学，却以重价购得一幅错误的中俄交界地图，断送了国家800里土地。
《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孽海花》，合称为清末四大谴责小说。这类小说顺应时俗所需，和现实政治、大众需求关系紧密，反映了清末政治的腐朽面貌与社会大众的厌恶心理，而小说之间思想倾向的变化也反映出清末知识分子思想的变化。然而，谴责小说或多或少都有夸张失实的毛病，它所反映出的只是一种变形的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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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中国翻译第一人——严复
小之极于阳行倒生，大之放乎日星天地；隐之则神思智识之所以圣狂，显之则政俗文章之所以沿革，言其要道，皆可一言蔽之，曰“天演”是已。
——严复
严复站在尚未经历近代化变化的中国文化的立场上，一下子就发现并抓住了这些欧洲著作中阐述的“集体的能力”这一主题。
——本杰明·史华兹
1895年甲午战争，天朝帝国败于一个曾经惟中华是尊的小小岛国，晚清的士大夫才第一次深刻地意识到传统的制度和知识谱系不再足以应对严峻的现实。在士大夫心理严重受挫的背景下，如何重构新的世界观与知识系统，进而为制度改革创造理论前提，成为迫切的任务。严复通过对斯宾塞、赫胥黎、穆勒和斯密等人的著作的翻译和评注，以进化论与现代科学方法为基础建立了一整套新的世界观，有力地回应了中国人的内心焦虑与时代的挑战。
严复（公元1854年—1921年）初名体乾、传初，改名宗光，字又陵，后又易名复，字几道，晚号愈野老人，别号尊疑，又署天演哲学家。福建福州人。特赐文科进士出身，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教育家。1866年以第一名考入马尾船政学堂，五年后以最佳成绩毕业并上军舰实习。1877年以首批海军留学生的身份入英国皇家海军学院学习，在英国期间除学习专业外，还精心研习西方哲学、社会政治学著作，并到英国法庭考察审判，作中西异同比较。归国后任福建船政学堂教习，第二年调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后升会办、总办。
甲午战败后严复感于时事弥艰，开始致力译著，并在天津《直报》上连续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政论，力主变法图强，以西方科学取代八股文章。二十二年帮助张元济在北京创办通艺学堂，次年又与王修植、夏曾佑等在天津创办《国闻报》和《国闻汇编》。二十四年九月，又撰《上光绪皇帝万言书》，极力倡导维新变法；同年，他翻译的第一部西方资产阶级学术名著《天演论》正式出版。至1909年，先后又译出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约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论》、《穆勒名学》、甄克斯的《社会通诠》、孟德斯鸠的《法意》和耶方斯的《名学浅说》等西方名著，达160多万字。他的著述有《严几道文集》、《愈懋堂诗集》及《严译名著丛刊》等。
严复是近代中国系统翻译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第一人。通过翻译《天演论》，将达尔文进化论带到中国，并使之超越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范畴而具有了世界观的社会意义。又通过翻译《穆勒名学》和《名学浅说》，将逻辑归纳法和演绎法介绍到中国，其中对培根的经验归纳法尤为重视。并将之与陈、朱学派的“道问学”相印证，而猛烈抨击陆、王学派的“心性之说”。严复的翻译，创造性地启用很多几乎死亡的中国古典文字，比如：天演、自繇、内籀、公理、群学、储能、效实，以及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等，从而在西方的新式理论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之间建立起一种既紧张又内在的相关性。
严复在翻译《天演论》中，他其实更关注的不是生物的演化历史以及人类在生物圈中的位置，而是“群”（也即社会）的进化理论。他通过翻译和其中的注释，在反思社会进化论的理论中思考作为不得不处于弱势的中国社会如何在世界中自处和自持。甚或，严复不仅不曾全盘接受西方理论，并且还试图重新纳入中国的传统资源中去吸纳它们。换句话说，严复从来不曾认为中国的自身资源是必须摒弃的。严复在为《天演论》和《穆勒名学》所做的序文和按语中，曾用《易》理阐西学。人们多半以古代佛经翻译的“格义”说作为解释，似乎这仅仅是一个解释的技术或工具的问题。但学术史家钱基博在1936年的《经学通志》中却不这样看，他把严复作为晚清经学的代表人物之一，赫然列之于“易学家”之列，而且将《天演论》作为其中的代表作品。如果理解了这里所揭示的严复翻译的内在旨趣，就不难理解严复为何到了晚年变得“保守”了，参与发起孔教会，极力主张尊孔读经。
对于西方的学术界来说，严复也不乏特殊的意义。本杰明·史华兹的杰出著作《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中认为，“严复站在尚未经历近代化变化的中国文化的立场上，一下子就发现并抓住了这些欧洲著作中阐述的‘集体的能力’这一主题。”在为本杰明·史华兹的著作所做的序文中，路易斯·哈茨发挥作者的观点说：“严复认为，除开西方作者们所说的诸多的‘个人主义’或‘放任主义’而外，‘集体的能力’这一主题体现了欧洲走向近代化的运动，而这一主题所以尚未为西方评论家特别关注，显然是因为它常常是被通过其他观念加以表达的。但今天，西方已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一种新的境况，卷入了许多明显在经历‘近代历史’的国家的事务中，这必将使处在新境况中的西方对自己思想史上的这些问题作一回顾。严复的看法，在极大程度上，很可能最终会成为我们的看法。”
在现今各种西方理论盛行的时代中，重新发现严复等这些率先引进西方理论的人们的行为模式与志趣，将有益于我们继续思考作为一个有悠久文明历史的国家，将如何自处与自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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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在烈火中翱翔的凤凰——郭沫若
“五四”时期的青年，“心里只塞满了叫不出的苦，喊不尽的哀。他们的心也快塞破了。忽地一个人用海涛的音调，雷霆的声响替他们全盘唱出来了，这个人便是郭沫若。”
——闻一多
诗人的心境如同一湾清澄海水，没有风的时候，便静止如一明镜，宇宙万汇底印象都涵映在里面，一有风的时候，便翻波涌浪起来，宇宙万汇都活动在里面。这风便是直觉、灵感。
——郭沫若
80多年前，一个诗人的灵魂被艺术女神所掳掠、折磨，他处于时代诗歌创作的巅峰，如同19世纪俄罗斯的伟大文学家、哲学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不能自己。《女神》是这一时期诗人的心血结晶。他自己说，写《女神》中的那些代表性诗作时，他如同奔马，冲动得不得了，写完后如死海豚；灵感来时，激动得连笔都抓不住，浑身发烧发冷。他属于天才型或文艺型心理素质。这种素质直接影响和决定着他的文艺观也是追崇天才、灵感、直觉的，所以他总认为诗是写出来的，并非做出来的。
他就是郭沫若。
郭沫若（公元1892年—1978年）， 现、当代诗人、剧作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原名开贞，笔名郭鼎堂、麦克昂等。四川乐山人。郭沫若一生无论是从事文学创作、史学研究，还是从事实际的社会活动，他的人生目标都是一个，即兼济天下。很少有现代中国作家能够像郭沫若那样具有如此的雄伟抱负，更很少有现代中国作家能够像郭沫若那样倾尽全力去实现这种抱负。郭沫若从事文学创作伊始，曾提倡过“为艺术而艺术”，但就是在那时，他也从未忘怀过社会人生，从未忘怀过试图用文学来“使生活美化”、“唤醒社会”的使命。郭沫若的代表作《女神》是中国现代新诗的奠基之作，它出版于1921年8月，全诗共三辑，以第三辑最为重要。他的许多代表诗篇皆出于此，如《凤凰涅槃》、《天狗》、《炉中煤》、《匪徒颂》等。
《女神》所表达的思想内容，首先是“五四”狂飙突进时代改造旧世界、冲击封建藩篱的要求。主人公以一个追求个性解放的叛逆者形象出现，要求打破一切封建枷锁，歌唱一切破坏者。其次，是对祖国深情的热爱和对美好明天的憧憬。诗中歌唱太阳、光明、希望，处处洋溢着积极进取的欲望。
郭沫若诗歌风格的形成受到美国诗人惠特曼《草叶集》巨大的影响。当郭沫若接触《草叶集》的时候，“正是‘五四’运动发动的那一年，个人的郁积，民族的郁积”在那时“找出了喷火口，也找出了喷火的方式”，以致使郭沫若“那时候差不多是狂了；”尤其是惠特曼的那种把一切的旧套摆脱干净的诗风，和“五四”时代的狂风突进的精神十分合拍，他彻底地为“惠特曼那雄浑的豪放宏朗的调子所动了”。
《女神》在艺术上取得了新诗最辉煌的成就，它是“五四”时期浪漫主义的瑰丽奇峰。《女神》的格式追求“绝对自由，绝对自主”，而不受任何一种格式的束缚。它的形式自由多变，依感情的变化自然地形成“情绪的节奏”。《女神》的浪漫主义特征主要表现在：诗中采用了比喻、象征的手法，并常借助神话传说、历史故事表达感情。《女神》的诗风多豪壮、雄健、颇具阳刚之美。郭沫若的诗可以说是新诗中豪放的先驱，但同时，他也有许多清丽婉约之作。
郭沫若属天才型，或文艺型性格，热情、冲动、活跃、多变是重要特点。这从其创作返观，都可证明。郭沫若性情冲动，在文艺观上也很追慕天才式的冲动与灵感。《女神》中许多激情的篇什都是在这样冲动的心理状态中依靠灵感去构思，所以充溢着情绪流与奇丽多彩的想像，不一定深刻，却真切感人；虽然粗糙，却更显坦诚，郭沫若这种心理素质是非常适于浪漫主义诗歌创作的。
就《女神》而言，其中许多诗在当代人看起来的确写得有些袒露、散漫，如果脱离了特定的时代，不了解正是这种极端个人化的、粗糙的诗风，容易冲破传统的禁锢，引发叛逆的、痛快淋漓的情感宣泄，容易释放“五四”当年“新人类”渴求个性解放的能量，那么就不可能很好地领会《女神》的价值和那不可重复的时代审美特色。当然，由于郭沫若的部分诗作太贴近时代，而今事过境迁，不再有“五四”那样的新鲜、上进而又暴躁凌厉的“气”，不再有“社会青春期”的特殊氛围，所以我们今天比较难进入《女神》的境界。
或许我们可以说，郭沫若的《女神》在文学史中的价值要大于其本身文学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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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雾幕沉沉开子夜——茅盾
笔势具如火如荼之美，酣姿喷薄，不可控搏。而其细微处复能婉委多姿，殊为难能可贵。
——吴宓
这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
——瞿秋白《〈子夜〉与国货年》
《子夜》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茅盾（公元1896年—1981年）创作的长篇小说，初版印行之时（公元1933年）即引起强烈反响。瞿秋白曾撰文评论说：“这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1933年在将来的文学史上，没有疑问的要记录《子夜》的出版”（《（子夜）和国货年》）。历史的发展证实了瞿秋白的预言。半个多世纪以来，《子夜》不仅在中国拥有广泛的读者，且被译成英、德、俄、日等十几种文字，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日本著名文学研究家筱田一士在推荐10部20世纪世界文学巨著时，便选择了《子夜》，认为这是一部可以与《追忆逝水年华》（普鲁斯特）、《百年孤独》（加西亚·马尔克斯）媲美的杰作。
茅盾，原名沈雁冰，中国新文学的长篇小说成就，主要体现在茅盾的《子夜》创作上。除长篇《子夜》之外，还有由《幻灭》、《动摇》、《追求》3个略带连续性的中篇组成的《蚀》，以及短篇小说《春蚕》、《林家铺子》（也有人把这两篇视为中篇小说）。
《子夜》这部长篇围绕着民族资本家吴荪甫与买办赵伯韬之间的尖锐矛盾，全方位、多角度地描绘了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社会的广阔画面：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反动当局镇压和破坏人民的革命运动，帝国主义掮客的活动，中小民族工业被吞并，公债场上惊心动魄的斗法，各色地主的行径，资本家家庭内部的各种矛盾……通过这些多姿多彩的生活画面，艺术地再现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风云，反映了革命深入发展，星火燎原的中国社会风貌，充分表现了作者对社会现实的极大关注和捕捉巨大课题反映社会时代的卓越能力。
悲剧英雄吴荪甫，是中国现代文学大师茅盾先生的代表作《子夜》中的主人公。《子夜》是我国小说史上为数不多的以城市为描写题材的力作，它力图全方位展现一幅30年代初期的中国社会图。吴荪甫是民族资本家的代表，热衷于发展民族工业，不同于以帝国主义为后台的买办资本家赵伯韬。吴荪甫是30年代中国民族工业中的精英人物。但吴荪甫所处的时代，已不是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革命时代，而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时代和现实环境条件，不可能使他演出一出才智横溢、充满光华的历史正剧，他要发展民族工业的理想，只有在人民革命洗刷了山河后才有可能实现。而他所处的与人民革命的潮流相违背的立场，决定了他必然要陷于悲剧的结局；事实上从这个人物的经历、遭遇、结局来看，无疑是属于悲剧范畴的。
茅盾表现这个悲剧人物的性格和命运，也不像一般英雄悲剧那样，直接展示悲剧人物的性格，而是从各个层面展示主人公复杂的性格。作家十分自觉地把吴荪甫置于多方面的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加以刻画，表现他与买办资本家赵伯韬的关系、与工人的关系、与中小资本家朱吟秋的关系，围绕上述三方面的主要社会关系，又展示了更为错综复杂的关系。
茅盾擅长以心理描写来刻画人物，往往通过细密入微的剖析来揭示人物的潜意识活动；同时，把交代情节，抒发感情，描写景物等融为一体，显示出独特的艺术魅力。小说最后一章写吴荪甫的心理状态，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决战前，他坐卧不宁；二是决战时，他心情复杂，时而紧张，时而恐慌，时而惊喜，时而愤怒；三是决战后，他绝望透顶，如万箭穿心。这一章就这样以吴荪甫的心境变化以及由此而引起的行动来推动情节的发展。
茅盾遵循现实主义“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创作原则，塑造了一个企图以个人奋斗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却因时代的必然而一败涂地的悲剧英雄吴荪甫，他是一个20世纪初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民族资本家的堂·吉诃德。《子夜》的主要美学价值也就在于真实地创造了这个在世界文学中具有独特悲剧意义的艺术典型。
难能可贵的是茅盾自己也坦言《子夜》的缺点，称这部书是“半肢瘫痪”。原因为何？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这本书写了三个方面：买办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者及工人群众。三者之中，前两者是作者与之有所接触，并且熟悉，比较真切地观察了其人与其事的；后一者则仅凭‘第二手’的材料，即身与其事者乃至第三者的口述。这样的题材的来源，就使这部小说描写买办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部分比较生动真实，而描写革命运动者及工人群众的部分则差得多了。至于农村革命势力的发展，则连‘第二手’的材料也很缺乏，我又不愿意向壁虚构，结果只好不写。此所以我称这部书是‘半肢瘫痪’的。”
文学史家认为，茅盾先生将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人的结构严谨、场面宏大的长篇小说艺术带到了中国，使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在30年代走向成熟，而《子夜》正是以其巨大的历史内容和有力的艺术表现，耸立在20世纪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最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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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波远泽长，曲高和众——老舍
由老舍先生投湖自尽时算起，整整二十年过去了。湖面上激起的波澜，竟会越来越大，至今，只见那波澜还在一圈一圈地扩展。这——由一个人的死所引起的延绵不断的愈演愈烈的波澜，说明的却完全是另一回事：生命，的确是永不停息的。
——[德]《赫塞文艺报》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老舍是为数不多能引起世界级轰动的作家之一。日本成立了拥有120多名会员的“老舍研究会”，还率先出版了《老舍小说全集》；欧美等国也纷纷翻译老舍的作品；前苏联的一位教授说：“在苏联没有‘老舍热’，因为根本没有凉过。”老舍的作品在那里行销数百万册。
老舍以文言夹杂白话妙趣横生的笔锋书写了《自传》：舒舍予，字老舍，现年四十岁，面黄无须。生于北平，三岁失怡，可谓无父：志学之年，帝王不存，可谓无君。无父无君，特别才爱老母，布尔乔亚之仁未能一扫空也。幼读三百篇，不求甚解。继学师范，遂奠教书匠之基。及壮，糊口四方，教书为业，甚难发财，每购奖卷，以得末彩为荣，示甘于寒践也。二十七岁发愤著书，科学哲学无所不懂，故写小说，博大家一笑，没什么了不起。三十四岁结婚，今已有一男一女，均狡猾可喜。闲时喜养花，不得其法，每每有叶无花，亦不忍弃。书无所不读，全无所获并不着急，教书作事均甚认真。往往吃亏，亦不后悔。如此而已。再活四十年，也许能有点出息。
自传句句含情，表现了老舍谦虚质朴，开朗乐观的性格。在英国相田任汉语教师其间，他阅读了大量西欧文学名著，并开始了小说创作，初期的作品，如《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等，幽默中含有讽刺，颇近于英国作家狄更斯的笔致，但夸张有时略嫌失度，几乎跌入油滑。然而，对于老舍来说，初期的创作是不可缺少的练笔，到了30年代，他的创作渐趋成熟，终于在1936年推出了自己的重头戏《骆驼祥子》。长篇小说《骆驼样子》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老舍（1899年—1966年）的代表作。
《骆驼祥子》讲述的是旧中国北平城里一个人力车夫祥子的悲剧故事。祥子来自乡间，日益凋蔽衰败的农村使他无法生存下去，他来到城市，渴望以自己的诚实劳动，创立新的生活。他试过各种工作，最后选中拉洋车。这一职业选择表明祥子尽管离开了土地，但其思维方式仍然是农民的。他习惯于个体劳动，同时又渴望有一辆像土地那样靠得住的车。买车，做个独立的劳动者，“这是他的志愿，希望，甚至是宗教”。城市似乎给了祥子实现志愿的机遇，经过3年奋斗，他买上了车，但不到半年，竟被人抢去；但祥子仍然不肯放弃拥有自己的一辆车的梦想，尽管他对自己的追求不无怀疑，几度动摇，但仍然不断振作起来，再度奋斗。应该说，祥子以坚韧的性格和执拗的态度与生活展开搏斗，构成了小说的主要情节内容。而搏斗的结局，是以祥子的失败告终的，他终于未能做成拥有自己一辆车的梦。这部小说的现实主义深刻性在于，它不仅描写了严酷的生活环境对祥子的物质剥夺，而且还刻画了祥子在生活理想被毁坏后的精神堕落。“他没了心，他的心被人家摘去了。”一个勤劳善良的农村青年，就这样被改塑为一个行尸走肉般的无业游民。
祥子的悲剧，是他所置身的社会生活环境的产物。小说通过祥子周围人物及人际关系的描写，真实地展现了那个黑暗社会的生活面目，展现了军阀、特务、车厂主们的丑恶面目，以及由他们织成的统治之网对祥子们的压迫与被压迫关系的一种变形反映。小说并没有回避祥子与虎妞之间的本能欲望与一点点相互依恋之情，但同时也深刻地描写到，即使是这样的男女之情，也同样建基于金钱利益关系之上，所以虎妞要始终把钱拿到自己手上。“钱在自己的手中，势力才在自己身上。”虎妞与祥子的结合，无疑加剧了祥子的悲剧。
《骆驼祥子》通过祥子的悲剧命运，在读者面前展示一个强人横行霸道，弱者坐以待毙的吃人的乱世。同时，更微妙的是，小说还具有象征性色彩，在剖析人们“吃”与“被吃”的过程中，又有许多暗示。作者笔下的剥削者是肉食动物，被剥削者是草食动物，这衣冠礼仪的人类社会，恰好是一个以强凌弱的动物世界。老虎是兽中之王，而作为剥削阶级代表的刘四爷，父女全是“属”虎的。而祥子却是骆驼，骆驼是草食动物，而且是大牲畜中最老实的，性格最坚毅，力气最大的。肉食动物和草食动物生活在一起，吃与被吃的关系是不言而喻的。
《骆驼祥子》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位置。“五四”以后的新文学，多以描写知识分子与农民生活见长，而很少有描写城市贫民的作品。老舍以一批城市贫民生活题材的作品，特别是长篇《骆驼祥子》，打破了这种局面。《骆驼祥子》是一部意蕴极为深刻、丰富的作品。它决非仅仅描写了城市贫民的贫困和难以翻身，而是主要通过对祥子这个悲剧形象的塑造，从经济处境到爱情婚姻状况，直至精神世界的变化，极为深刻地写出了城市贫民的悲剧命运。不仅如此，小说对于造成城市贫民悲剧命运的社会根源的揭示也是相当全面和深刻的。《骆驼祥子》是一部名副其实的现实主义杰作，它拓展了新文学的表现范围，为新文学的发展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骆驼祥子》最初发表于《宇宙风》杂志（1936年），1955年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新的单行本，老舍曾做了删改，删去了旧版第二十三章的后半部分与第二十四章的全部。80年代出版的《老舍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则又恢复了旧版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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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有爱有一切——冰心
有了爱就有了一切。
——冰心
我们喜欢冰心，跟着她爱星星，爱大海，我这个孤寂的孩子在她的作品里找到温暖，找到失去的母爱。
——巴金
在我国众多现代作家中，有个人的文章尤富爱意；她有很多著作不但受读者喜爱，也受作家们的尊崇；她虽然已是文坛元老，却从不肯停笔直至生命的最后时刻，她就是著名现代女作家──冰心。1999年3月19日，首都各界人士送别世纪老人冰心，大厅中没有哀乐，却依然满溢哀情，人们向安眠于花丛中的她，献上一枝枝玫瑰色的祝福。在大厅的正中，挂着冰心手书的字幅：有了爱就有了一切。
冰心原名谢婉莹，笔名冰心女士，男士等。原籍福建长乐，生在福州。1923年冰心毕业于燕京大学文科，获文学学士学位和金钥匙奖。毕业后，赴美国威尔斯利大学学习英国文学，1926年获英国文学硕士学位。回国后曾在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女子文理学院任教，后来又在云南呈贡师范学校和日本东京大学任过教。1919年，冰心的第一篇小说《两个家庭》发表，此后相继发表了《斯人独惟悴》、《去国》等探索人生问题的“问题小说”。由于翻译泰戈尔的《飞鸟集》，同时也创作类似的无标题的自由体小诗，后结集为《繁星》和《春水》出版，被人称为“春水体”。1921年加入文学研究会，同年起发表散文《笑》和《往事》。在旅途和留美期间，写成散文集《寄小读者》。此后著有散文《南归》、小说《分》、《冬儿姑娘》等，表现了更为深厚的社会内涵。抗日战争期间在昆明、重庆等地从事创作和文化救亡活动。1946年赴日本，任东京大学教授。1951年回国，先后任《人民文学》编委、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文联副主席等职。
冰心小说创作的题材，多从家庭而来，她从父亲讲过的一些故事与个人的生活时间与日常语言中汲取创作的源泉。没有他人干预，也没有忌讳，心之所至，想到便写，这是冰心当时的写作状态。除小说之外，她的作品还有另外两种形式：随感和小诗。《笑》《山中杂感》等等，都属于随感之类的文章；而随时随地用小纸头记下的思想闪光之类的不规则的长短句组成的诗集——《繁星》与《春水》，给读者一个全新甚至陌生的感受。冰心的这些小诗从古典文学中脱颖出的现代美，从短小的诗行中流露出抒情式的哲理，令人倾倒。那时，许多人都学着冰心写小诗，包括一些著名文人如宗白华、苏雪林、巴金等，形成了一个“小诗运动”。
形成冰心这一时期文学高峰的，还有一部带有游记性质的散文集《寄小读者》。它是写给小朋友们看的，成为我国历史上一部重要的儿童育教性文学作品。冰心以平等的心态，简明而生动的语言，描述了到美国去和在美国留学时的有趣的故事和情景，长久以来成为许多小读者的心爱读物，甚至成年人也从中得到新与美的享受。
冰心的小说，文笔清新，简洁却富有韵味，勇于实践，在促成我国的文学从文言文向白话文过渡上做出了特殊的贡献，表现出了作者良好的古典文学修养与敏锐的对现代语言的掌握，有着很强的语言驾驭能力。她的文章的作风，文学造诣之高超得到了很多著名作家、学者的赞许，其中胡适先生对冰心作品评价道：“冰心女士曾经受过中国历史上伟大诗人的熏陶，具有深厚的古文根底，因此她给这一新形式带来了一种柔美和优雅，既清新，又直截。”“不仅如此，她还继承了中国传统对自然的热爱，并在写作技巧上善于利用形象，因此使她的风格既切实无华又优美高雅。”巴金先生对冰心本人是这样评价的：“我们喜欢冰心，跟着她爱星星，爱大海，我这个孤寂的孩子在她的作品里找到温暖，找到失去的母爱。”
冰心的创作，从“问题小说”到现代白话散文，从《繁星》、《春水》到《寄小读者》，以文体与语言的形式而论，都具有开创的性质，语言清丽、自然并夹杂着古汉语韵味，是一种具有鲜明艺术特点与个人叙述风格的文体。而以文本的内容而言，母爱、童心和大自然，是冰心写作的基本母题，体现为对爱与美的礼赞、追求与思考。“爱在右，同情在左，走在生命路的两旁，随时撒种，随时开花，将这一径长途，点缀得香花弥漫，使穿枝拂叶的行人，踏着荆棘，不觉得痛苦，有泪可落，也不是悲凉。”正如本文的题目所言，冰心的文章透彻地反映了她本人对爱的信仰。早在30年代，郁达夫就说：“冰心女士散文的清丽，文字的典雅，思想的纯洁，在中国算是独一无二的作家了……（她）对父母之爱，对小弟兄小朋友之爱，以及对异国的弱小儿女，同病者之爱，使她的笔底有了像温泉水似的柔情。” 而她结婚后，作品显著减少，关于爱的哲学的论调少了些，却比以前有更多的现实感和较为厚实的社会内容，主要有散文《南归》、《分》、《姑姑》等。
冰心80岁之后，又出现了一个创作的高峰。这一时期的创作，从《空巢》到《桥》到《万般皆上品》到《落价》到《远来的和尚》，都深刻而尖锐地切入到实际问题中。她也写了大量回忆录与散文。晚年的冰心文字炉火纯青，不饰雕琢，自然天成。像《绿的歌》、《霞》、《我的家在哪里？》等文，熟透而至美，读之爱不释手。
曹文轩曾说：“冰心老人的去世，在一段时间内，会在文学和教育界留下空白感，一方面这是由于她在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一方面是由于冰心先生始终与社会生活发生密切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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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风华绝代啸文坛——钱钟书
围在城里的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多如此。
——《围城》
钱钟书在《围城》的序里说，这本书是他“锱铢积累”写成的。我是“锱铢积累”读完的。每天晚上，他把写成的稿子给我看，急切地瞧我怎样反应。我笑，他也笑；我大笑，他也大笑。有时我放下稿子，和他相对大笑，因为笑的不仅是书上的事，还有书外的事。
——杨绛《记钱钟书与〈围城〉》
钱钟书（公元1910年—1998年），江苏无锡人，1933年于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毕业后，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1935年与杨绛结婚，同赴英国留学。1937年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获副博士学位。又赴法国巴黎大学进修法国文学。1938年秋归国，先后任昆明西南联大外文系教授、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英文系主任。后留学英、法，是位学贯中西而富才情的学者。钱钟书具有过目不忘的记忆力，博古通今，他也曾讲过：“东海西海，心理枚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而且他还具有滔滔不绝的口才，非凡的机智与睿智，淡泊宁静毁誉不惊的人格，使得他极富传奇色彩，风靡海内外。
有位外国记者如是说，“来到中国，有两个愿望，一是看万里长城，二是见见钱钟书”，简直把他看作了中国文化的“奇迹”与象征。一些人来自各个国家，不远万里来“朝圣”，然而，他却常常闭门谢客，避之惟恐不及。曾有一次，一位英国女士来到中国，给钱钟书打电话，想拜见他，钱钟书在电话中说：“假如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不错。又何必要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风趣若是。
他那震烁中外的文学巨著《围城》动笔于1944年，完稿于1946年，其时，作者正蛰居上海，耳闻身受日本侵略者的蛮横，“两年里忧世伤生”（《围城·序》），同时又坚韧地“锱铢积累地”把自己对人生、对学术的感悟与思考付诸笔端，先后完成了小说《围城》和学术著作《谈艺录》。《围城》是钱钟书创作的惟一一部长篇小说。
《围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部风格独特的讽刺小说。作者在《围城》初版的序言里曾自述创作意图说：“我想写现代的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参照小说内容，可以看到，作者着意表现的是现代中国上层知识分子的众生相。通过主人公方鸿渐与几位知识女性的情感、婚恋纠葛，通过方鸿渐由上海到内地的一路遭遇，《围城》以喜剧性的讽刺笔调，刻画了抗战环境下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彷徨和空虚。作者借小说人物之口解释“围城”的题义说：这是从法国的一句成语中引申而来的，即“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来，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小说的整个情节，是知识界青年男女在爱情纠葛中的围困与逃离，而在更深的层次上，则是表现一部分知识者陷人精神“围城”的境遇。而这，正是《围城》主题的深刻之处。
《围城》以讽刺知识分子、婚姻以及人情世故为主题，目的是力求刻画出当时某一空间、某一群体的一部分人的众生相。理解“围城”这两个字，不能空泛地把他看作是婚姻的代名词，在某种层面上，它与西方现代主义所描写的人类的尴尬困境所采取的一些象征手法不谋而合。书中充满苦涩的笑，无奈的自我欺骗，这都是这部讽刺小说的成功之处。
《围城》表现出了对世态人情的精微观察与高超的心理描写艺术。作者刻画才女型人物苏文纨的矜持与矫情，小家碧玉式的孙柔嘉柔顺后面深隐的城府，可谓洞幽烛微；而对嘴上机敏而内心怯弱、不无见识而又毫无作为的方鸿渐的复杂性格心态的剖析，则更是极尽曲折而入木三分。《围城》的描写，自始至终又都贯穿着嘲讽的喜剧情调。小说的基本情节，都围绕着方鸿渐展开，小说的诸多人物，场面也大都从方的观点展现，方的观人阅世的挪揄态度，以及隐含在他背后的小说作者的嘲讽口吻，交错交融，使《围城》的讽刺手法别具一格。
《围城》的叙述并不完全贴紧人物性格与情节线索，并且语言别具特色，有着传统话本讲故事的延续，也有现代文学的表现手法。作者常常旁逸斜出，谈古论今，旁征博引，新奇的比喻，警策的句子，层出迭见，与钱钟书博学而善于旁征博引有关，机智俏皮的小聪明也处处可见，随手拈来。语言的过度讽喻却表达了人情的弱点和人生的苍凉无情，在这里，方鸿渐，或者说钱钟书，是相当悲观的。
钱钟书能把这样一批“新式儒林”人物塑造得栩栩如生、淋漓尽致，并把当时社会那样复杂的现实人生浓缩在一部《围城》当中，实在是中国文坛、乃至世界的一大奇迹。正如柯灵在《促膝闲话钟书君》中所言：“钱氏的两大精神支柱是渊博和睿智，二者互相渗透，互为羽翼，浑然一体。……灵心慧眼，明辨深思，热爱人生而超然物外，洞达世情而不染一尘，水晶般的透明与坚实，形成他立身处世的独特风格。”
《围城》1947年在上海初版发行，1980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修订本，增加了作者补写的“重印前记”一篇。钱钟书的夫人杨绛曾作有《记钱钟书与〈围城〉》，对《围城》的写作情况及小说中某些人物与原型的关系，有很风趣的记述，可以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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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民族之魂——鲁迅
但对于他的时代与民族，鲁迅又是超前的。他因此无论身前与身后，都不能避免寂寞的命运。我们民族有幸拥有了鲁迅，但要真正理解与消化他留给我们的丰富的思想文化（文学）遗产，还需要时间。
——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鲁迅，恐怕已经无须介绍。每一个中国人如果希望更加深刻地了解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国民性，都绕不过鲁迅这样一个巨人。鲁迅更为现代文坛留下了一系列不朽的典型：既疯狂又格外清醒的“狂人”；国民弱点象征的“精神胜利法”体现者阿Q；带着滴血的灵魂走向地狱的祥林嫂；还有闰土、华老栓……他不但写出人物的“血肉来”，而且表现了“灵魂的深”，这种实写人物，虚写寓意的方法，既富有强烈的真实感，又赋予更深广的社会批判意义，显示出巨大的艺术表现力。
鲁迅（公元1881年—1936年），是中国现代文学家、思想家。他原姓周，名豫才，1898年改名树人；鲁迅是他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开始使用的笔名。他早年学医，后深切感到，在中国，头等的重要的还是改变人的精神，于是弃医从文。鲁迅的小说集有《呐喊》、《彷徨》和《故事新编》。《呐喊》收入《狂人日记》、《孔乙己》、《药》、《阿Q正传》等名篇，反映从辛亥革命前后到“五四”时期中国古老农村和市镇的面貌；《彷徨》收入《祝福》、《伤逝》等11篇小说，比较集中地描写知识分子的痛苦和挣扎；《故事新编》是30年代创作的一组杂文化的小说，采用古今杂糅的浪漫主义手法，把历史题材与现实斗争结合起来，使正面人物显示中国人民的战斗传统，反面人物漫画化、滑稽化。鲁迅还是中国现代杂文的开拓者，“五四”时期的杂感和论文，形象生动、尖锐泼辣，形成独特的“鲁迅风”；1925年以后，杂文成了鲁迅的创作重心，内容从广泛的社会批评转到激烈的政治斗争。最能显示鲁迅复杂的心态的是他的散文，《野草》为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部散文诗集，每一篇都在剖露作者的灵魂，显示他的愤激、感伤、企望和追求；《朝花夕拾》是带有回忆性质的叙事散文集，其风格深挚平易而清新舒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