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章》包括《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9篇作品，同《离骚》一样，诗人反复地抒写了自己的理想，揭露了楚国政治的黑暗。《九歌》是一组祠神诗，所祠之神有云中君、大司命、少司命、河伯、湘君、湘夫人、山鬼、东皇太一及国殇（为国战死之神）等。屈原既保存了民间祭神歌辞的特点，也注入了自己的思想感情。《天问》是一首奇特的诗，诗人一口气提出了190个问题，对自然现象、历史故事、神话传说等发出了疑问，表现了诗人对宇宙、社会、人生的哲学思考。
屈原作品在艺术形式和表现技巧上有独特的成就。他继承和发展了《诗经》的四言诗形式，同时从楚国民间文学中吸取营养，创造了一种句法错落，灵活生动的骚体诗，它既是辞赋形式的先导，又是四言诗向五言诗过渡的津梁。楚辞发展了传统的比兴手法：使比兴能象征一个完整的艺术形象；众多的比喻构成了一个特定的系统；象征物与本体之间有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屈原作品想象丰富，构思奇特，变化多端，热情奔放，雄奇瑰丽，具有浪漫主义色彩，是我国浪漫主义诗人之祖。屈原作品塑造了一位顶天立地的抒情主人公形象，这是一位人格峻洁、感情充沛、志向远大的新人形象，他具有平治天下的历史使命感和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忧患意识。屈原以其“举世皆浊我独清”的节操、忧愤的爱国情怀、不屈不挠的批判精神和对理想的坚定信念为中国文化注入了一股阳刚之气，让后世历代知识分子都望其项背。他的人格成为后世文人学习的楷模，苏轼曾说：“吾文终其身企慕而不能及万一者，惟屈子一人耳！”
屈原对后世的影响有两个方面。一是他深沉的爱国主义情怀和积极顽强的斗争精神给一切追求光明坚持正义的士人以精神上的感召力；二是他富有个性的作品与《诗经》一起成为我国诗史的两大源头，衣被了历代诗人。从此中国诗歌从集体歌唱走向个人独立创作的新时代。正是由于这些原因，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才称赞道：“较之于《诗》，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然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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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战斗的传教士——墨子
孔子是文雅的君子，墨子是战斗的传教士。他传教的目的在于把传统的制度和常规，把孔子以及儒家的学说，一齐反对掉。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
看过电视连续剧《寻秦记》的朋友一定还记得男主人公的功夫师傅武艺高强，怀揣一块“钜子令牌”，号令天下，好不威风。所谓“钜子”其实是古代墨家的最高领袖。墨家是一个有着严密组织和严格纪律的团体，墨家的成员都称为“墨者”，必须服从钜子的领导，听从指挥，可以“赴汤蹈刃，死不旋踵”，意思是说即使死也不后转脚跟后退。
墨子（约公元前480年—公元前400年），是墨家的创始人，也就是墨家的第一个钜子。墨子是春秋末战国初期的思想家、学者，本名翟，鲁国人，有的说是宋国人。墨子平民出身，是小工业者。他精通手工技艺，可与当时的巧匠鲁班相比。但他却又自称是“北方之鄙人”，被人称为“布衣之士”和“贱人”。汉朝的王充甚至说，孔子和墨子的祖先都是粗鄙之人。墨子曾做宋国大夫，自诩说“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是一位同情“农与工肆之人”的士人。墨子曾经从师于儒者，学习孔子之术，称道尧舜大禹，学习《诗》、《书》、《春秋》等儒家典籍。但后来逐渐对儒家的烦琐礼乐感到厌烦，最终舍掉了儒学，形成自己的墨家学派。在法家崛起以前，墨家是先秦和儒家相对立的最大的一个学派，并列为“显学”。《墨子》为墨翟及其弟子、后学所著，是墨家学派的著作总汇，汉代有71篇，现存53篇。
可以一令统帅天下数以千计门徒的墨子思想上自然有卓越之处。墨子思想共有10项主张：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天志、明鬼、非命，其中以兼爱为核心，以节用、尚贤为基本点。为宣传自己的主张，墨子广收门徒，一般的亲信弟子就达数百人之多，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墨家学派。墨子的行迹很广，东到齐，西到郑、卫，南到楚、越。他还曾和公输班论战，成功地制止了楚国对宋国的侵略战争，这个“墨子巧辩救宋”的故事记载于《墨子·公输》中。
公输班也就是鲁班，是当时最出名的能工巧匠，他被楚惠王请去制造了一种攻城器械——云梯，准备攻打北方的小国宋。墨子一生主张“非攻”，得知此事后尽管当时已90高龄，仍经过10天跋涉赶到楚都郢劝说。他径直去说服公输班，首先他故意以赠千金为条件让公输班为他杀一个人，公输班非常恼怒，说：“义不杀人”（我讲仁义，从不杀人）。墨子知公输班已经上钩，就一路责问下去：楚国本来地广人稀，你们却要动用稀缺的人口去打仗攻占多余的土地，不能说是明智之举；并且宋国并没有什么罪过，这样兴师讨伐不能算是仁义；你公输班标榜仁义连一个人都不愿意杀，却要帮助楚王杀害无辜的宋国人，怎么能说得过去呢？公输班无言以对，彻底折服了。但是要想救宋国，关键还得说服楚惠王。面对楚王墨子故伎重施，他先问楚王如果一个人不要自己的华车、锦衣、佳肴，而非要去偷别人的破车、布衣、粗茶淡饭，那这是个什么样的人呀？楚王不明就里，顺口答道：那肯定是个偷窃狂。墨子见楚惠王落入圈套，紧紧逼问：楚国地方5千里，而宋国只有5百里，可比华车与破车；楚国有云梦大泽，渔产丰富，而宋国连野兔、鲫鱼都没有，可比佳肴与粗茶淡饭；楚国产楠等名贵木材，而宋国连棵像样的树都没有，可比华衣与布衣，由此看来，强大的楚国去攻打弱小的宋国岂不是偷窃狂之所为？如果楚国一定要攻宋，也只能失去道义，得到失败的下场。楚王自知理亏，但是仗凭有云梯，以为一定可以攻下宋国。墨子为了说服楚王，以衣带围成城池，用筷子模拟攻城器械，与公输班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沙盘演练，结果公输班穷其所有，仍无法攻下城池，楚王的野心被墨子彻底挫败了。就这样墨子不费一兵一卒，“止楚攻宋”，被传为佳话。
但是令人伤心的是墨子的思想并不能为当时人所理解。书中曾记载他从楚国胜利返回时，“过宋，天雨，庇其闾中，守闾者不内也”。冒生命危险立下神功的墨子，居然不能在宋国里巷的大门内避雨！简直是莫大的悲哀。墨子主张任人唯贤，做官的不能永远都是高贵的，老百姓也不能永远都是下贱的。他还反对侵略战争，为被侵略的国家奔走呼号，主持正义。他还主张“兼相爱，交相利”，人们不分贵贱，互爱互利，这样社会就会走向大同，表达了劳动人民要求平等、反对战争与压迫的心声。然而墨子的这些思想在当时明显带有空想的色彩，其崇尚平等的精神更不能为统治者所接受，这恐怕就是墨子不能为人们理解的根本所在。所以曾经同儒家实力相当的墨家，在汉初就销声匿迹了。
《墨子》文字朴实浅显，过于强调说理的严密和逻辑的清晰，重质轻文、重理轻事，缺少对事件和人物的描写，缺少文采，所谓“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这大概也是《墨子》失传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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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德侔天地 道贯古今——孔子
天下君主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可谓至圣矣！
——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
（《论语》是）“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
——班固《汉书·艺文志》
马克思曾经说：“死人紧紧地抓住活人。”
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人能像孔子一样紧紧地抓住后人的思想，哪怕是小小的一部分。我们的思维方式、生活理想、衣食住行甚至包括走路的方式最终都可以溯源到孔子那里。由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思想在中国的影响源远流长，两千多年来，这种思想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每一个中国人，沉淀在中国人的头脑里。这种儒家文化既是中国学术思想的主流，又通过各种渠道渗入民族文化的各个阶层，就连喧哗民间的说唱文学、戏曲、格言也都深受其影响。别的不说，仅一个“孝”字，就像一把天尺，衡量着每一个中国人。古时候，孔子被尊奉为“至圣先师”，皇帝每年要到孔庙祭拜他。在学堂里也挂着孔子的画像或设孔子的牌位，孩子们入学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孔子磕头行礼。
孔子，名丘，字仲尼，生于公元前551年，死于公元前479年。孔子出生后，父亲故去，家境贫寒。青少年时代，他曾为别人管粮食，看牲畜，干过许多杂活。孔子天资聪明，博学多思，成年后开始收徒讲学。他希望从政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却至51岁那年，才步入仕途，先后当过鲁国的中都宰、司空、司寇，但没过几年，便因与当权者政见不合，去职离国，率弟子游说卫、宋、陈、楚等国。其间，虽时时似有希望，结果却一再失望，甚至颠沛流离，被人说是丧家之狗。68岁时，孔子结束了十多年的流亡生涯，返回鲁国，专心教授学生，整理古籍。公元前479年，73岁的孔子去世。
孔子在整理古籍方面功劳甚巨。据说，《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部中国最古老的文化典籍，都是因为孔子的整理、传授，才得以流传后世的。除《乐》后来失传以外，其他5部重要典籍我们现在仍可获得。因为当时还没有私人著述的风气，孔子并没有自己的著作传世。幸赖他的弟子和再传弟子将他的言论记录下来，汇成《论语》一书，才使后人能够领略这位哲人的风采。《论语》成书的年代，大约在战国初期，即公元前400年左右。全书20篇，各取篇首二三字为题，篇题与内容、同篇的各章之间，没有逻辑联系。
孔子的思想，中心是讲做人的道理。
《论语》的思想，融政治、道德与教育为一体，而中心就是做人的道理，其中包含了许多有普遍意义的原则。他强调，道德与刑政不同，单纯依靠刑罚和行政手段，百姓慑于刑罚，不敢做坏事，却不会有知耻之心；只有实行德治，才能使百姓有知耻之心，自觉不做坏事。他提出了正人先正己，先富后教，取信于民等重要原则。在仁学中，一方面倡导爱人、匹夫不可夺志，提倡独立的人格精神，另一方面又要求仁以为己任，见利思义，见义勇为，把社会责任放在第一位，提出了一种把个人人格与社会责任、社会义务相统一的人生观；在人我关系上，他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推己及人的原则；提出了孝、悌、忠、信、恭、宽、敏、勇、直等一系列道德规范；还特别强调“为仁由己”，启发每个人的自觉道德精神，提出了不少重要的修养方法；并且论证了道德思想与礼仪规范的关系，要求人们仁礼兼备，文质彬彬。在教育方面，孔子提出有教无类、启发式教学等许多有价值的思想。这些思想对中国教育和文化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论语》中许多话都成为格言流传于后世。读《论语》要着重吸取其有普遍意义的精华，以提高我们的道德意识、责任感和使命感。孔子处于2500年前的宗法等级制社会，《论语》的内容也不免带有时代的烙印。今天继承吸取其精华，也要注意剔除其旧的时代内容，赋予它新的时代内容。
《论语》自问世以来，两千余年间，对中国政治、思想、教育、伦理等多方面无不产生极其广泛的影响。汉代以后，《论语》几乎是每个读书人的必读之书。东汉的时候，它被列入儒经的行列，与《尚书》、《周易》等合称“七经”。到了宋代，《论语》经过朱熹的注解后，便一直成为科举考试最重要的教科书，宋元明清几朝的做官人、读书人无不受其影响。在古人心目中，《论语》是修身治国的宝训。纵是科举废除以后，《论语》仍是读书人经常诵读的书。今天，该书仍是一版再版，发行量之大是惊人的。宋初名相赵普有“半部论语治天下，半部论语致太平”的传说，古今圣贤的读书经历证明，此话并不为过。
《论语》就是记述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所以是语录体的散文，其语言基本上是口语，比较易懂，用词力求言简意赅，所以多为一些格言警句。如：“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朝闻道，夕死可矣”，“知者乐山，仁者乐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小不忍，则乱大谋”等等，读来琅琅上口，意味深长。孔子的这些名言警句，展现了他深邃的思想，高尚的情操，也为后人树立了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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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仁者无敌——亚圣孟子
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孟子·滕文公下》
孟子之文，语约而意尽，不为镵刻斩绝之言，而其锋不可犯。
——苏洵
过去有一个小孩子，他的父亲很早就死了，母亲守节。他们居住的地方离墓地很近，孩子学了些丧葬、痛哭这样的事。母亲想：“这个地方不适合孩子居住。”就带着孩子离开了，将家搬到了街上，离杀猪宰羊的人家很近，这个小孩儿就模仿起做买卖和屠杀的活计。母亲又想：“这个地方还是不适合孩子居住。”又将家搬到学宫旁边。夏历每月初一这一天，官员进入文庙，行礼跪拜，揖让进退，孩子见了，一一记在心上。母亲想：“这才是孩子居住的地方。”就在这里定居下来了。
这个小孩子就是先秦儒家学派重要代表人物，被尊为“亚圣”的孟子，这个故事也就是广为传诵的“孟母三迁”。
孟子名轲，邹国（今山东邹城市）人。后来孟子受业于孔子之孙子思，成为孔门后学。他以孔子为榜样，怀着治国平天下的抱负，游历各诸侯国，向统治者宣传他的王道思想、仁政主张。但诸侯为了富国强兵、争霸天下，纷纷采纳法家和兵家的学说，认为孟子过于迂阔，没有立竿见影的效果。这使得孟轲也像孔子当年一样，四处碰壁，终不得志。晚年回到故乡，从事教学和著述。他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为乐事，培养了一批著名的学生，如公孙丑、万章、乐正子等。他和学生们一起，将自己的思想言论整理成《孟子》一书。
《孟子》一书，共7篇，每篇又各分上下，依次为《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离娄》、《万章》、《告子》、《尽心》。篇名取自每篇开头的几个重要的字，没有特定的含义。《孟子》思想的核心是性善论，他认为人都有天赋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也就是仁、义、礼、智人之四端的萌芽，这是人与禽兽的区别之所在，而恶则是后天受到外界影响才产生的。孟子强调，人们只要自觉努力，都可以成为像尧舜那样道德完善的圣人；只要尽心、知性就可以知天，事天的途径就是修养心性。在人性善的基础上，孟子形成了仁政学说，提出了民贵君轻的命题，强调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
在修养方面，孟子强调人的道德价值和道德自觉精神，明确提出了“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在生与义二者不可得兼时要“舍生取义”，还提出了要养浩然之气，培养“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提出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要自觉接受艰难困苦的磨练等极有价值的思想，这些思想对于我们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的形成有深远的影响。有因于此，孟子的文章也气势雄伟宏大，感情真挚热烈，长于说理和论辩，是先秦诸子散文的代表作，为后人所推崇。
《孟子》行文最大的特点在于“势”，由于孟子善辩，讲起道理来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常常将对方逼问得“顾左右而言他”。《孟子》词锋犀利，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气势，义正言辞、大气磅礴；论证一环紧扣一环，层层深入，直达主题，如《告子上》中的“鱼与熊掌不能得兼”一节：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鸦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辟患者，何不为也？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辟患而有不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
读来觉文气如飞瀑一般，直落而下，不可中断。而析理，又似剥笋，层层深入，直至中心。
《孟子》的另一个特点是善于运用比喻和寓言来说明事理，形象生动，引人入胜。如在《梁惠王上》“寡人之于国”一节中，针对梁惠王提出“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以“弃甲曳兵而走”的两种情况为喻，问“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惠王答道“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实际上是批评梁惠王在对待老百姓的问题上，同其他统治者立场是一样的，只不过没有别的统治者那么残暴罢了。这其中也用了欲擒故纵、请君入瓮的手法，引梁惠王上钩，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使其处于非常窘迫的境地。此外还有“拔苗助长”、“缘木求鱼”、“一曝十寒”等等，现在已经成为人们经常使用的成语。
孟子文学上的成就，主要就是散文创作，并且对后世影响很大，唐宋时的散文大师，几乎都以孟子的文章为典范。《孟子》论辩机敏、文气浩然、语言通畅、洗练准确，历两千余年，孟子作为思想家的形象仍旧跃然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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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集百家之大成——荀子
荀子在中国历史之地位如亚里士多德之在西洋历史，其气象之笃实似之。
——冯友兰 《中国哲学史》
有人喜欢征服人，有人也就喜欢被人所征服，那么这两种人之间当然没有麻烦，可以十分和谐地一起生活；或是人人所欲之物极其充足，像可以自由呼吸的空气一样，当然也不会有麻烦；又或者人们可以孤立生活，各不相干，问题也会简单得多。可是世界并不是如此理想。人们必须一起生活，为了在一起生活而无争，各人在满足自己的欲望方面必须接受一定的限制。“礼”的功能就是确定这种限制。
如上是荀子所作的关于“性恶”论及“礼”的一个论证，以解释道德上的善的起源。这种论证完全是功利主义的，与墨子的论证很相似。
荀子，名况，字卿，赵国人。荀况博学善辩，年轻时便到学者荟萃的齐国“稷下学宫”讲学，齐襄王时曾三次被推为“祭酒”（学宫之长），成为享有很高声望的学者。以后，他游历秦、赵等国，从事政治活动，同这些国家的当权者讨论富国强兵问题。公元前238年，春申君被杀，荀况也受株连而免官，居于兰陵，直至老死。
荀况在教育上和著述上很有成就。在秦统一中国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的思想家韩非和政治家李斯，都是他的学生。今本《荀子》32篇除最后6篇一般认为是荀况门人所记外，其余各篇都是荀况的著述。
如果说孟轲承继子思学说，形成了儒家正统派的话，那么荀况则猛烈抨击子思、孟轲，形成了儒家内部的反对派。荀况反对孟轲，不在于反对孟轲对人的重视和高扬，而在于对人的主体性的理解与孟轲不同。荀、孟分歧的基本点在于：孟轲对人的理解，重在发掘出人的内部世界——自我意识，从而确立人的主体性，再从人的内部世界拓展出人的外部世界——人对自然的主导、人与社会的联系。相反，荀况对人的理解，则重在肯定人的外部世界——人对自然的主导、人与社会的联系，从而确立人的主体性，再从人的外部世界入手来塑造人的内部世界——自我意识。简言之，孟轲是由“内圣”而“外王”，荀况则由“外王”而“内圣”。这种对人的理解的不同，导致了荀、孟在一系列问题上的分歧和对立，形成了荀况的独树一帜的人学体系。
在《荀子》一书中，荀况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思考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形成了“明于天人之分”、“制天命而用之”的天人观。荀况指出“天”就是客观存在的自然界，自然界按其固有的客观规律运动变化。他认为，天与人、自然与社会有不同的职能。同时，荀况又强调，人虽然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和目的强加于自然界，但并不意味着人在自然界面前是无能为力的。他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认为与其崇拜天、歌颂天，不如像畜养万物那样将天驯服；与其顺从天、歌颂天，不如掌握自然规律而使之为人类造福。
对人性问题的讨论，也是《荀子》一书的重要内容。荀子从“明于天人之分”的思想出发，在人性问题上主张“性”、“伪”之分，就是把人的自然属性与人的社会品质区分开来。他认为，“性”是与生俱来的原始质朴的自然属性，表现为“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等本能的物质需要，并不具有仁、义、礼、智的萌芽。因此，人的自然属性与人的礼义规范是格格不入的。如果顺从人的自然本性，任其发展，必然引起人们对有限的物质生活资料的争夺，导致强者害弱，众者暴寡，天下大乱。总之，人性恶而非善。孟轲讲人性善，是不对的。荀况又认为，必须对人的恶的自然属性加以改造，使之成为符合礼义规范的善的社会品质。这种善的社会品质是怎样形成的呢？他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所谓“伪”，是人为的意思，指人的社会品质不是先天具有的，而是由于文化环境影响，经过长期教化和学习而形成的。荀况十分重视教育学习对于改造“性”的作用，他指出：“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声，长而异俗，教使之然也。”不同民族的人，在初生之时声音一样，没有区别，但由于在成长过程中受到不同的教化，长大以后便具有不同的教养和习俗。可见教育学习对人性的改变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荀子曾做《性恶》来辩驳孟子的性善论，《劝学》是作为《性恶》篇的副产品出现的，然而今天读来，《劝学》却成为妙绝千古、孺子可诵的名篇。《荀子》书中的文章，论点明确，结构严谨，论述缜密，风格质朴；并且能够运用自然界和日常生活中非常普通的事例作为论据，巧妙运用比喻，反复论证；用词简练，善于运用铺陈手法和排比句式，整齐流畅，读来朗朗上口。
君子曰：学不可以已。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木直中绳， 以为轮，其曲中规；虽有槁曝，不复挺者，輮使之然也。故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劝学篇》）
荀子的文章，虽朴实无华却耐人回味。文章开篇即开宗明义地讲出核心观点，鲜明果断。然后广泛用喻，文字浅显易懂却含义深切，自然而然就得出了结论。
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上食埃土，下饮黄泉，用心一也。蟹六跪而二螯，非蛇蟺之穴无可寄托者，用心躁也。是故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惛惛之事者，无赫赫之功。……故君子结于一也。（《劝学篇》）
这一段文字几乎都在使用譬喻，或正或反或并列，变化多端，生动巧妙地说明了学习要不断积累、用心专一的道理。
《荀子》的思想相当丰富，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荀子在中国学术、思想界的地位不可忽视。正如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所说：“荀子在中国历史之地位如亚里士多德之在西洋历史，其气象之笃实似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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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柔弱胜刚强——老子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