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教授约翰·高在谈到《老子》这本书时说：“《老子》许多年来一直是我的床头伴侣。其意义永无穷尽，通常也是不可思议的。例如，当我研究心理学时，它是一本有价值的关于人类行为的教科书。作为一个研究组织机构的专业人员，我从这本书学到了许多有关政治和领导的知识。我把它作为最喜爱的礼物送给身为企业家和高级经理的朋友们。这本书道出了一切。”
《老子》，其实是一部用韵文写的哲学诗，短短不过5千言，却蕴含着深邃丰富的思想，洋溢着玄远浪漫的情致，凝结着荆楚之地哲人的智慧，是中国古文化的一枝硕果累累的哲学之花。从对后世的影响来说，《老子》为此后的中华文化创造提供了一个可以不断阐释、开出新意的“文本”。
《老子》的作者即老子，现在一般多认为是老聃，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人，他生活的时代约与孔子同时而稍早。他是一个见闻广博、知识丰富、思想深沉的学者，相传孔子曾向他请教过周礼，晚年隐居著述，著成《老子》，开创先秦道家学派。
今天流传的《老子》一书，共81章，分上下两篇，上篇为道篇，下篇为德篇，汉代以后又被称为《道德经》。据现代学者考证，《老子》可能是道家后学根据老聃的思想言论记述、整理、加工而成的，约在战国初年成书，以后又有不同版本流传。然而，不管怎么说，《老子》代表了先秦时期的原始道家思想，则是确定无疑的。
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与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一样，都生活在春秋末期，都对当时的社会大变动持比较保守的态度。但他又与孔子不同，没有那种修己治国的政治抱负和游说谋官的积极性，而是力图置身于社会大变动的激流旋涡之外，冷静地思考宇宙人生，任凭自己的思想在天地古今之间遨游，从而讲出了一番关于“道”的“玄之又玄”的哲理。正是这样，他的哲学思想既含有丰富的时代内容，又具有较高的思辨色彩。在哲学思维水平上，老子比孔子更胜一筹。
《老子》的哲学思想最显著的特点，是第一次把“道”作为哲学最高范畴并予以系统的论证。被《老子》所尊崇、所景仰的“道”究竟是什么呢？在《老子》看来，这个问题却是难以回答的。《老子》开篇就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认为“道”如果说得出来，那么它就不是永恒的道；“名”如果能叫得出来，那么它就不是永恒的名。尽管“道”无法用语言表达，但《老子》还是对“道”作了各种描述和说明。
《老子》认为，“道”不同于经验世界的具体事物，不具有可感知的物象，是一种叫做“惚恍”的“无状之状，无物之象”。因此，“道”是超经验世界的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道”又可以称为“无”。“道”之为“无”，实际是相对于“物”之为“有”而言的。也就是说，如果人们只把经验世界的具体事物看作是“有”的话，那么作为非经验世界的“道”只能被看作是“无”。“道”与万物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世界。正因为“道”不同于万物，是与“有”相对立的“无”，因此，它能成为宇宙根本，成为万物得以衍生的本原和赖以存在的根据。“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作为万物得以衍生的本原和赖以生存的根据，“道”是永恒的、无限的存在，而万物则是暂时的、有限的存在。
从这些描述和说明中可以看出，《老子》所讲的“道”，既是哲学意义上的最高本体，又是科学意义上的宇宙本原，更是人之为人之道。由于古代哲学和科学发展水平的局限，《老子》不可能自觉地将这些区分开来。尽管没有进行这种区分，但《老子》所提出的“道”毕竟为古代中国人开拓出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与经验世界不同的超经验世界，把人们的思维引入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老子》从“道”的高度来看待经验世界，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矛盾运动作了哲学概括，阐发了丰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特别是发展了古代的矛盾学说。《老子》憧憬的是一个“小国寡民”式的理想社会。对于人类已经取得的文明成果，《老子》表示出仇恨和完全排斥的态度。《老子》还认为，统治者要保持自己的统治，就必须实行愚民政策，“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另一方面，统治者也要装糊涂，表现出“无为”、“不争”，这样就可以处于主动地位，出现“无为而治”的局面。以后，人们把《老子》提出的这套统治术称作“人君南面之术”。
《老子》的这些思想，在战国时期分别为庄周学派和稷下道家所继承和发挥。先秦道家思想，特别是老、庄思想，对先秦以后的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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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鲲鹏展翅逍遥游——庄周
（《庄子》）这些故事所含的思想是，获得幸福有不同等级。自由发展我们的自然本性，可以使我们得到一种相对幸福；绝对幸福是通过对事物的自然本性有更高一层的理解而得到的。
——冯友兰 《中国哲学简史》
其文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
——鲁迅 《汉文学史纲要》
一只白色的蝴蝶，自由而快乐地飞着……它流连在姹紫嫣红的花丛中，徘徊于清澈湍急的小溪边，尽情享受着大自然赐予的明月清风，甘露醇浆。它从山谷飞起，向远方游去，飞过一望无际的平原，飞过连绵起伏的高山。它欣赏着长河落日，大漠孤烟，品味着铁马秋风，杏花春雨。与落霞齐飞的孤骛是它的伙伴，与长天一色的秋水是它的乐园。它扶摇直上，忘记了人间的是非荣辱；遗世独立，摆脱了世俗中生死名利的纠缠。它不知飞到了何处，要去何方，只知道从从容容地飞翔，安安静静地生活……
蝴蝶就是庄子。庄子名周。庄周不知道到底是他变成了蝴蝶，还是蝴蝶变成了庄周。他称之为“物化”（《庄子·齐物论》。以下只注篇名），可诗人却说是“庄生晓梦迷蝴蝶”（李商隐：《锦瑟》）。在梦醒时分，他发现躺在床上的依然是那具僵直的身体、自己的身体、没有翅膀的身体。
庄周是战国诸子中道家的代表人物，他生活的时代正是战国中期，征战频繁、王权更迭、生活无序，儒墨两家提出的社会理想在庄周看来都是各执一端、于世无补。在这样的情况下，庄周对社会和现实政治采取了逃避态度，他拒绝了高官厚禄，把自己的目光由社会政治生活转向更为宽大的自然界领域。由现实生活转向理想境界，提出了“天其运乎？地其处乎？日月其争于所乎？”（《庄子·天运》）等一系列科学宇宙论问题，渴望超越出现实的人生痛苦。庄周的思想独树一帜，在老子以后的先秦道家各派中影响最大，后世往往以“老、庄”并称。《庄子》一书比较完整地保存了庄周对时代与人生的解答。《汉书·艺文志》中记载《庄子》有52篇。西晋郭象注释整理《庄子》，删定为33篇，分为内篇、外篇、杂篇三部分，就是我们现在所见到的《庄子》一书。
《庄子》继承了《老子》的道论，经验世界为“物”，指有形、有声、有色的具体事物；超经验世界为“道”，指无形无象、不可感觉而又有情有信、可传可得的存在，是产生天地、鬼神与上帝的本根，它弥漫宇内、贯穿古今，无时无刻不在。庄周认为，立足于“物”经验世界与立足于“道”的超经验世界的人，其思想境界和认识结果是迥异的。前者只会从具体事物的一偏之见出发，发现事物之间各有差异，世界充满矛盾，人生尽是痛苦。后者则能超越“物”的束缚，发现各种事物、各种矛盾都处于不断转化之中，细小的草茎与粗大的屋柱，丑陋的厉与美貌的西施，都可以通而为一，甚至事物的性质、差异都可以完全颠倒。这种“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的境界，能给人无限的满足，使人从生活的困顿、人生的痛苦中解脱出来，获得心灵的自由。
在涉及主体的认识能力的问题的时候，《庄子》指出，人的认识能力可以分为“小知”与“大知”。前者是指以“物”为认识对象的主体认识能力，即人们通常的感觉经验和思维活动。后者是指以“道”为认识对象的主体认识能力，是人们的直觉认识能力。通过“小知”而获得的关于“物”的知识，是通过“大知”把握“道”的最大障碍。因此，以直觉方法“体道”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摒弃传统认识原则和传统知识的过程。
《庄子》给人们指出了一条从现实生活的困顿中获得自由和解脱的道路。这种对自由的祁向和对现实的超越，是庄周思想的精华，他给在现实生活中痛苦挣扎的人们开辟了一片逍遥的精神家园，使人们的心灵有慰藉、养息、安顿之所。与儒家积极入世的精神相比，庄子的精神是超然的、出世的，这两种人文精神在历史发展中相互补充、各有所成，共同塑造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性格。
《庄子》一书在先秦诸子散文中是文学成就最高的，其总体风格为“汪洋恣肆”，其文章常常是突兀而起，行所欲行，止所欲止，完全随着作者自己的意识所及任意跳荡起落。句式或顺或倒，或长或短，辞汇丰富，描写细致极有独创性。
《庄子》散文最大的特点在于其丰富的想象力，极富浪漫主义气息。郭象在《〈庄子〉序》中说：“观其书，超然自以为已当，经昆仑，涉太虚，而游恍惚之庭矣。”庄子超乎寻常的想象力应归因于他思想的自由、个体精神的解放和对世界的独特认识。鲲鹏可谓大也，可是也不过是沧海一粟，但哪怕是一小粒尘埃却可从其中窥出世间大道，万事万物只是形体层面的差别，但是其理其道是一样的，所以庄子的文思就可以在差别巨大的物象之间自由驰骋。
《庄子》散文的另一个特点是能够用生动的艺术形象来说明异常抽象的哲学道理。《道德经》开篇讲“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就是说天地的大道、事物的本质可以通过语言表达出来，但是表达出来后，就不是原来的道和本质了。因此道家有“言不尽意”的理论思想。同时有许多哲学命题按照常规话语本来就很难表达出来，所以，《庄子》中很大篇幅都是用各种神话、寓言来隐喻抽象的哲学道理，比如说《逍遥游》中的“无用之为大用”的道理：
惠子谓庄子曰：“吾有大树，人谓之樗。其大本拥肿而不中绳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立之涂，匠者不顾。今子之言，大而无用，众所同去也。”庄子曰：“……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所害。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通过一个故事和一株“毫无所用”的大椿树将“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的道理阐发得淋漓尽致。
总之，《庄子》在许多方面深刻影响了后世，最主要的是浪漫主义的文学气质，让后世许多大家争相效仿之，比如李白、苏轼等。《庄子》铺张扬厉的写法对汉赋的发展也有一定影响。此外，在《庄子》中首次出现了“小说”这个词，它里面丰富的语言和神话故事也成为后世小说创作的重要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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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御风而行——列子
其书大略，明群有以至虚为宗，万品以终灭为验，神惠以凝寂常全，想念以著物自丧，生觉与化梦等情。巨细不限一域，穷达无假智力，治身贵于肆任，顺性则所之皆适，水火可蹈，忘怀则无幽不照。此其旨也。然所明往往与佛经相参，大归同于老庄，属辞引类，特与庄子相似。
——张湛 《列子序》
北宋才子苏东坡在其《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中曾有一千古名句：“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借以表达他渴望超脱尘世的情怀，其此番灵感却源于战国时另一学者：“竟不知风乘我邪？我乘风乎”的列子。
列子名叫列御寇，郑国人，应属道家的一位代表人物。《吕氏春秋》有“子列子贵虚”认定列子是郑国人，《历世真仙体道通鉴》也记述列子是郑国人，由于他崇尚黄老之学，一生追求清静无为，在郑国市井中居住40余年竟不为人所知。后世被奉为道教的仙人，唐玄宗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封为“冲虚真人”，《列子》也被诏称《冲虚真经》；宋徽宗时封为“致虚观妙真君”。但是《列子》的身世常为人们所怀疑，虽然在《庄子》中曾经提到列子，但是《列子》这一书名，在先秦诸子时代并没有为人们所提及。到汉代刘向整理朝廷的藏书时才首次提及，并且整理成八篇。但是后来人研究时，说刘向编校的原书也失传了，现在的《列子》是魏晋时代的张湛所作的伪书。但是不管《列子》是否伪书，它的文学价值和艺术贡献在中国文学史上仍占有一席之地。钱钟书就曾分析过：“使《列子》累张湛所伪撰，不足以贬《列子》，只足以尊张湛。魏晋唯阮籍《大人先生传》与刘伶《酒德颂》，小有庄生风致，外此无闻焉尔。能赝作《列子》者，其手笔驾曹、徐而超嵇、陆，论文于建安、义熙之间，得不以斯人为巨擘哉？”
列子以关尹子、壶丘子、林老商等人为师，而这3个人，都是承老子之学，所以列子继承黄老的学说，这是无疑的。《吕氏春秋·不二》中说：“子列子贵虚”，就是主张虚静无为，一切要顺应自然。他还说：“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他因为穷困潦倒而面有饥色，郑国的执政者子阳要馈赠他粮食，而他拒绝了。他的弟子严恢问他：“有闻道者为富乎？”列子答道：“桀纣唯轻道而重利是以亡！”主张人们应该摆脱人世间富贵、名利等的影响，要淡泊名利、清静修为。
《列子》散文的想像力极为丰富，构思奇特新颖。例如其中有“偃师造人”一节，描写了偃师用木头等材料造成的人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
偃师谒见王，王荐之曰：“若与偕来者何人邪？”对曰：“臣之所造能倡者。”穆王惊视之，趣步俯仰，信人也。巧夫颌其颐，则歌合律；摔其手，则舞应节。千变万化，惟意所适。王以为实人也，与盛姬内御并观之。技将终，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立欲诛偃师。偃师大慑，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傅会革、木、胶、漆、白、黑、丹、青之所为。王谛料之，内则肝、胆、心、肺、脾、肾、肠、胃，外则筋骨、支节、皮毛、齿发，皆假物也，而无不毕具者。合会复如初见。
如此想像，纵使是今天的人工智能也是望尘莫及呀！当然这也不是凭空瞎想，传说三国魏时有能工巧匠可以制造出木头人“击鼓吹箫”，而蜀国丞相诸葛亮制造出木牛流马帮助军队运送粮草的故事更为人们所熟知。
在先秦历史散文中《战国策》、《国语》对人物的刻画是比较成功的，而诸子散文中《列子》在人物的塑造方面也较为突出。通过调动多种手法，《列子》成功地展现了许多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愚公移山”被毛主席大加赞赏，成为“老三篇”之一，在中国大地广为流传，成为中华民族不畏艰难、艰苦奋斗精神的象征，这个形象就是在《列子·汤问》中塑造的。
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阳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惩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谋，曰：“吾与汝毕力平险，指通豫南，达于汉阴，可乎？”杂然相许。其妻献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损魁父之丘，如太行王屋何？且焉置土石；”杂曰：“投诸渤海之尾，隐土之北。”遂率子孙荷担者三夫，叩石垦壤，箕畚运于渤海之尾。邻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遗男，始龀，跳往助之。寒暑易节，始一反焉。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惠！以残年余力，曾不能毁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长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彻；曾不若孀妻弱子。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河曲智叟亡以应。操蛇之神闻之，惧其不已也，告之于帝。帝感其诚，命夸娥氏二子负二山，一厝朔东，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汉之阴无陇断焉。
文中直接描写愚公的有“年且九十”（快要到九十岁了），其他主要通过对比、烘托的手法使人物的形象逐渐丰富起来。首先开篇描写愚公所面临的自然环境，“方七百里，高万仞”，来暗示愚公所要完成的任务之艰；然后写运土之难，“寒暑易节，始一反焉”；还写愚公受到的质疑，首先是其妻“以你现在的力量，连魁丘这样的小山都撼动不了，能拿太行王屋怎么样呢”？还有智叟“以你这么高的年龄和虚弱的体力，连山上的树木都毁不了，拿那些土石怎么办呢”？然而愚公没有为这些困难和压力所吓倒，反而更加坚定了信心，“我的子子孙孙无穷无尽，而山又不会增高，还害怕移不平它”？这样通过直接间接相结合的描写，充分显现出愚公面对自然困境，勇往直前的大无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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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法家集大成者——韩非
其于文也，峭而深，奇而破的，能以战国终者也。
——王世贞《合刻管子韩非子序》
凡说之难，非吾知之有以说之难也。又非吾辩之难能明吾意之难也。又非吾敢横失能尽之难也。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
——《韩非子·说难》
汉代史学大家班固有言，诸子“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春秋战国，诸子为了推行自己的主张，四处游说，著书立说，以求得统治者的信任，“以其道易天下”。然而在战国晚期却有一位公子饱受造化之苦，虽满腹经纶却天生口吃，无法像别人那样四处游说诸侯。上天总还是眷顾苍生，让他有如椽巨笔，长于著述，终留下《韩非子》。
自不待言，此人即法家思想之集大成者——韩非。韩非本是韩国贵族，与后来成为秦国丞相的李斯一起师从于荀子。当时韩国已经是国力衰竭，面临西方的强敌秦国，韩非多次上书韩王，提出富国强兵、修明法制的主张，不被采纳，退而著书10万余言。他的著作传到秦国，秦王嬴政读了他的《五蠹》、《孤愤》等篇后十分钦佩，立即发兵攻打韩国，逼韩王以使节的名义将韩非派往秦国。他的同学李斯因为嫉妒他的才学，怕对自己的地位构成威胁，所以同姚贾一起向秦王嬴政进谗言，将韩非打入囚中，又派人送毒酒给他，逼其在狱中饮鸩自尽。
韩非首先继承了其师荀子的“性恶论”思想。韩非身为韩国贵族，处于权力斗争的中心，对官场特别是宫廷的丑恶看得入木三分，所见所闻尽是些邀功取宠、弑君篡位之举，尤其是在社会极为动荡的情况下，人性中负面的因素极度膨胀，这是他极力主张人性恶的重要经验因素。既然人和人类在本性上是恶的，那么所谓道德、伦理、信用、亲情、个人尊严、社会公正等等美好的内容自然都是不成立的，在韩非笔下都成为笔伐的对象。被儒家顶礼膜拜的尧舜等先贤在他看来都是自私自利的，“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只是贪图享乐而已；妻子和儿女把“同床”和“在旁”的“父兄”都视为“奸”；《制分》篇中说：“民者，好利禄而恶刑罚”只懂得趋利避害；《内储说上七术》中说：臣下“犹兽鹿也，唯荐草而就”。而对于这等只知趋利避害的动物，韩非认为只有一个办法控制，那就是赏罚，他提出：“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八经》）
他主张不要因循守旧、墨守旧法，认为如果当今之世还赞美“尧、舜、汤、武之道”，“必为新圣笑矣”。主张“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韩非子·五蠹》），要根据当时实际情况的变化来制定具体的政策。韩非还提出了“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物权》）的君主中央集权的理论。《韩非子》中宣扬最多的还要算是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思想，他将以前法家的精华加以整合，吸收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从而成为集大成者。
《韩非子》在写作上的一大特点就是犀利峻峭，鞭辟入里，说理无所顾忌。例如前面所述他对人性恶的阐述，他还说君臣之间根本不是彼此信任、你仁我忠的关系，而是“君以计畜臣，臣以计事君，君臣之交，计也”，完全成为尔虞我诈的关系。在《说难》篇中，他剖析了身为人主的种种可怕的心理，认为游说最难的就是去揣摩人主的心理，所以告诫那些游说之士不要犯上怒。这样直接露骨的论述在以前是很少见的。
《韩非子》的另一个特点是论证严谨，丝丝入扣。例如《五蠹》，先提出上古、中古和近古历史发展的事实，说明“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继而转入本题：“今有美尧、舜、汤、武、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在作了这些充分的论证之后，即顺理成章得出结论：“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后文的“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赏莫如厚而信”、“罚莫如重而必”等著名论点，也都是使用同样的论证方法得出的。
还应该提出的是，《韩非子》记载了大量脍炙人口的寓言故事，在战国后期，用寓言故事来说明、阐释自己的政治观点成为一种常用的方法，《墨子》、《孟子》中都有数量不少的寓言。《韩非子》的《说林》、《储说》都是由纯粹的寓言故事组成，尤其是《说林》，200多个语言竟能有组织有系统地形成一个整体。“自相矛盾”、“守株待兔”、“讳疾忌医”、“滥竽充数”、“老马识途”、“郑人买履”等等脍炙人口的名篇都出自这里。这些生动的寓言故事，蕴含着深隽的哲理，凭着它们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给人们以智慧的启迪，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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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一字千金成《吕览》——吕不韦
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
——《吕氏春秋·序意》
不韦乃集儒者（原讹作书字）使著其所闻，为十二纪、八览、六论，合十余万言。……然此书所尚，以道德为标的，以无为为纲纪，以忠义为品式，以公方为检格，与孟轲、孙卿、淮南、杨雄相表里也。
——高诱
《史记》中有载：公元前239年，即秦王嬴政八年的一天，秦国首都的城门特别热闹，人如潮涌，大家在看什么呢？原来城门楼上挂满了成片的写满文章的竹简，城门口上贴的告示说，如果有谁能够将此书增或删一个字，就赏赐给他千金。然而一连好几天过去了，仍没有人能够得到这千金。难道这部书真的就这么完美无缺吗？其实不然，这部书的作者是当时身为秦国“仲父”的相国吕不韦，谁还敢在太岁爷头上动土呢？这就是“一字千金”的由来，而这部无价宝书就是《吕氏春秋》。
吕不韦在历史上是一个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是战国末期的卫国人，出身商贾。然而他与一般商人不同的是，他具有非同寻常的政治敏感性，他在赵国都城邯郸经商时，发现质于赵国的秦贵族子楚有回秦国继承王位的可能，“奇货可居”。于是决心进行政治投机，出谋划策并出资支持子楚取得王位继承权。子楚即位，就是秦庄襄王，感于吕不韦之恩任其为丞相，封文信侯，食洛阳10万户，自此他的买卖可谓获得了极高的回报。3年后，秦庄襄王去世，太子嬴政（就是后来的秦始皇）立为王，吕不韦做相国，号称“仲父”，一时权倾朝野。当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都以能够招聚宾客而闻名天下，吕不韦也开始招揽天下贤士，厚待之，宾客竟达到3千多人。他让这些宾客将自己的所学所闻记录下来，然后汇聚在一起，编成八览、六论、十二纪，总共二十余万字，冠名为《吕氏春秋》，也叫《吕览》。后来因为他与太后有染，遭嬴政罢黜，被发配蜀地后引鸩自尽。
尽管人们对吕不韦由商贾从政多有诟病，但是他决不仅仅是一个只会投机钻营的商人，他具有超人的战略眼光和政治才华，也有纵横捭阖、统御天下的才能。《吕氏春秋》的编纂固然有为自己造势、为自己留名的一面，但同时也为秦国统一天下提供了政治和文化支持。当时，秦国通过商鞅的改革国力日益强盛，灭六国而一统天下的大势已成。但是出身西戎的秦国在文化上却是一个矮子，吕不韦深知统一天下可以靠武力，然而统治天下绝非武力就可以成就。因此，在吕不韦专权的12年中，他一方面派兵攻打赵国、灭周国，另一方面将天下贤士聚集到秦国，使秦国的文化有了一个跃升。后来秦始皇重法家，只是一味强调苛刑竣法，终二世而亡，以此相较足可见吕氏目光之长远。
《吕氏春秋》名列杂家之首，最大的特点就是以广阔的心胸和非凡的气魄对诸子百家之学进行取长补短，以求能成一家之言。《孟夏纪·用众篇》中说：“物固莫不有长，莫不有短，人亦然。故善学者，假人之长以补其短。故假人者遂有天下……虽桀纣犹有可畏可取者，而况乎贤者。……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众白也。夫取于众，此三皇五帝之所以大立功名也。”这与执己一端、排除异己的诸子学说明显不同，以实用为原则，只要有利于我统治的观点，都可以收罗起来汇入书中，这成为《吕氏春秋》的一个指导思想。
尽管《吕氏春秋》观点庞杂，并且由众多宾客集体编纂而成，但它有一个系统完整的形式框架，全书分纪、览、论三大部分，其中纪以春夏秋冬四季来命名，每一个季节又各自分为孟、仲、季三部分，由此形成十二纪，每纪有5篇。览有八览，每览八篇，共64篇。六论每论6篇，计36篇，全书共计16篇。这种系统性、整体性的编撰方式在先秦还是第一次，明显有为秦的统一大业服务的政治功能。
《吕氏春秋》的编纂者们既为宾客，就不免带有战国纵横家的雄辩之风，再加上有相国撑腰，所以文章多方言无忌、气势恢宏，比较多地运用层递、排比、反复、对比等等手法。如：“昔先圣王之为苑囿园池也，足以观望劳形而已矣；其为宫室台榭也，足以辟燥湿而已矣；其为舆车衣裘也，足以逸身暖骸而已矣；其为饮食酏醴也，足以适味充虚而已矣；其为声色音乐也，足以安性自娱而已矣。”（《重己》）又如：“天有九野，地有九州，土有九山，山有九塞，泽有九数，风有八等，水有六川。”由七个排句组成，语句简洁有力。《吕氏春秋》中广泛运用排比，使得气势浩荡、节奏畅达、层次分明，对后世骈文有很深的影响。
《吕氏春秋》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也比较注重博采众家之长，吸收了诸子文学中善用寓言、神话表达思想的传统，比如刻舟求剑、掩耳盗铃、荆人袭宋、涸泽而渔等等。同时文中多有格言警句，如：“石可破也，而不可夺坚；丹可磨也，而不可夺赤。”（《诚廉》）“欲知平直，则必准绳，欲知方圆，则必规矩。”（《自知》）“天下大乱，无有安国；一国尽乱，无有安家；一家尽乱，无有安身。”（《务大》）等等。
《吕氏春秋》集百家之言，是整合中华文化的一种尝试，然而统一性同多样性始终存在着无法解决的矛盾，《吕氏春秋》标志着诸子时代的结束，而后秦统一六国，而后焚书坑儒，百家争鸣的盛况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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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千古才情——贾谊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
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李商隐
汉文帝五年，公元前175年，四月孟夏的一个黄昏，一只涢鸟（古书中像猫头鹰一类的鸟）飞到长沙王太傅贾谊的房中，悠然自得地停落在一个角落里。据说这是种不祥之鸟，“野鸟入室兮，主人不在”。看到它，被贬谪居长沙已3年的贾谊想到自己的生死，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忧伤，援笔写下了名篇《涢鸟赋》。
赋云：“万物变化兮，固无休息。斡流而迁兮，或推而还。形气转续兮，变化而还。沕穆无穷兮，胡可胜言！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忧喜聚门兮，吉凶同域。……天不可预虑兮，道不可预谋；迟速有命兮，焉识其时。”既然在万千变化中祸福、忧喜、吉凶这些对立事物皆有其相同之处，相反的事物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差别，那么也就不必去执著于一端。天道难测，生死有命，谁知道死神哪天会降临呢？
赋中又云：“千变万化兮，未始有极，忽然为人兮，何足控抟；化为异物兮，又何足患！小智自私兮，贱彼贵我；达人大观兮，物无不可。……释智遗形兮，超然自丧；寥廓忽荒兮，与道翱翔。……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乎若深渊止之静，泛乎若不系之舟。不以生故自宝兮，养空而浮；德人无累兮，知命不忧。”既然在世为人只是天地造化的一个偶然，那么为人一生也无需过分把玩，生命之长短就更无需过分在意了。作者能“同生死，轻去就”，如此看得开，也是无奈中的一种消极自慰，苦闷忧伤到极点后的一种乐观旷达吧！
贾谊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竟能对生死问题如此超然呢？
贾谊（公元前200年—公元前168年），西汉政治家、文学家，洛阳人。是荀子的再传弟子，18岁时，就以博学能文得到郡守吴公的赏识，汉文帝因吴公的推荐，任其为博士，不到一年又被提升为太中大夫，当时他才23岁，可谓是少年得志。他为汉文帝提出了许多政治改革意见，还积极主张变法，制定了各种仪式法度。汉文帝非常赏识他，想晋升他为公卿，但这遭到朝中老臣周勃、灌婴、冯敬等人的反对，说他“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结果文帝让贾谊去做长沙王的太傅。太傅之职有名而无实，位高但权轻，并且当时长沙在人们眼中仍是蛮荒之地，实际上贾谊是被贬了。当他赴任途经湘江时，触景生情想起了遭贬的爱国诗人屈原，于是提笔写就名篇《吊屈原赋》。
“鸾凤伏竄兮，鸱枭翱翔。闒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谓随、夷为溷兮，谓跖、蹻为廉；莫邪为钝兮，铅刀为髷。吁嗟默默，生之无故兮；斡弃周鼎，宝康瓠兮。腾驾罷牛，骖蹇驴兮；骥垂两耳，服盐车兮。”这里通过大量的比喻，描写了当时楚国黑白颠倒、贤愚倒置的事实。
“讯曰：已矣！国其莫我知兮，独壹郁其谁语？凤漂漂其高逝兮，固自引而远去。袭九渊之神龙兮，沕深潜以自珍；偭蟂獭以隐处兮，夫岂从虾与蛭蟥？所贵圣人之神德兮，远浊世而自藏；使骐骥可得系而羁兮，岂云异夫犬羊？般纷纷其离此尤兮，亦夫子之故也。历九州而其君兮，何必怀此都也？凤凰翔于千仞兮，览德辉而下之；见细德之险徵兮，遥曾击而去之。彼寻常之污渎兮，岂能容夫吞舟之巨鱼？横江湖之鳣鲸兮，固将制于蝼蚁。”这一部分既写出了对于屈原一味求忠，未能“远浊世而自藏”，同时也表达了不甘心自己的才华被埋没，要“凤凰翔于千仞”的志向。总体来说，本赋继承了楚辞中感情激越、郁郁不平的特点，同时也脱离了诗的局限，开创了一种新的文体：骚体赋。
此后3年，贾谊作了《涢鸟赋》，表达了他谪居长沙的抑郁心情。文帝七年，贾谊被召回长安，任梁怀王的太傅。后来梁怀王骑马时不小心摔死，贾谊一直认为是自己没有尽到太傅的责任，经常悲泣自责，不到1年便死去。
贾谊的文章不仅有辞赋，还有政论，辞赋展现出他充沛的感情，而政论文更多表现他的治国才华，然而赋中有文，文中有赋，相得益彰。《过秦论》兼顾了辞赋的文采语势和政论的雄辩精辟，以汪洋恣肆之文表达经世济民之意，成为别具一格的辞赋家的政论。
《过秦论》旨在讲秦二世而亡的教训。但是作者没有直接说秦之过而是先列举秦之功，不直言秦之衰而先详述秦之兴，不先写秦之亡而先书秦之盛，全文看来只是由“然而”一词连接的两个句子，前一句只写秦之强盛，后一句专写陈胜等的弱小，但是在两相强烈对比之下，作者予以点睛：“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辞赋的艺术手段，使得文势充畅，波澜壮阔，议论风发，题旨轩昂，使人不仅从理性上可以得到启迪，感情上也能够得到震动。
贾谊死时只有33岁，他的死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在战国时代，只要一个人有才能，善于论辩，就可以凭自己的才学去打动君主，获得地位与权势。但是随着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的发展，官僚体制越来越完善，纵横家与策士的时代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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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
后世诸史之列传，多借史以传人；《史记》列传，惟借人以明史。故与社会无大关系之人，并不限于政治方面，凡与社会各部分有关系之事业，皆有传为之代表。以行文而论，每叙一人，能将其面目活现。
——梁启超
《史记》几乎会出现在所有的必读书目中。其实没有比读《史记》更激动人心的了，经太史公的精心选择，那一个个的历史人物无不写得龙腾虎跃，读之，让人不得不佩服太史公的才情。鲁迅称赞《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是对《史记》在史学和文学史上卓越成就的精辟评价。
司马迁出生在黄河之滨的龙门（今陕西韩城附近），自幼聪颖好学，青年时代四处漫游，获得了许多书本上没有的珍贵的第一手材料，为撰写《史记》积累了很多生动活泼的素材，同时也为《史记》那种“其文疏荡，颇有奇气”（苏辙语）的语言风格提供了丰富的生活基础。其父司马谈，熟悉史事与天文地理，汉武帝建元初年（公元前140年—公元前135年）任太史令，他早就有意论载“天下之史文”，但始终没有如愿；司马谈死后，司马迁继任太史令，此后不久，开始着手撰写《史记》。公元前98年，正当司马迁全力以赴写作《史记》时，遭李陵之祸下狱受腐刑。司马迁以先贤鼓励自己，虽遭大辱，也要完成《史记》，终于用了大约16年的时间写完了这部52万余字的著作。
司马迁一方面深受《春秋》的影响，撰述《史记》要明辨是非善恶，另一方面，他还要在《春秋》的基础上作创变突破，把史学从政治和道德评价的范围引向对历史探索的园地，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史学。
如何使史学真正担负起研究历史的任务，司马迁在给任少卿的信中作了叙说：“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络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汉书·司马迁传》）
作为一个优秀的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形成了极具个性的风格，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史记》首创了纪传体通史的体裁形式。史书编年体的体裁形式有两点严重不足，一是不易集中反映同一历史事件前后的联系，二是不能突出表现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与地位。编年体的不足引发了司马迁对史书撰写的框架提出了一个全新构想。纪传体史书以人物为中心，结合记言、记事，这种体裁的史书可以更多地反映各类人物在历史上的活动，记述范围广泛，便于突出一定历史时期的发展形势。
《史记》主要由本纪、表、书、世家、列传、史论组成，记载了上自黄帝，下到汉武帝时期近3000年的历史；精心结构、谋篇布局，表现了结构美。全书共130篇，中本纪12篇，记载历代帝王世系与国家大事，及帝王本人事迹；表10篇，记载帝王、诸侯、贵族、将相大臣的世系、爵位与简要的政治事迹；书８篇，分别记述天文、历法、礼、乐、封禅、水利、经济等典章制度和有关自然、社会情况；世家30篇，主要记述西周、春秋、战国时期诸侯的世系及历史，汉代丞相、功臣、宗室、外戚、孔子和陈涉的事迹；列传70篇，是全书的主要部分，记述社会各阶层、各方面的重要人物及各少数民族和邻国的历史；全书大多篇章后都有“太史公曰”，是作者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论及一些史实的补充，书的最后一篇《太史公自序》叙述司马迁自己的家世和事迹，以及撰写本书的经过、意旨及作者的史学见解。
《史记》纪传体的创造，为后世纪传体史书的编纂树立了楷模，对中国史学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后来的史学家撰写纪传体史书，在体裁上基本都是沿着《史记》的路子走的。
其二，体现司马迁个性的不仅是他创造了纪传体通史的体裁，还有他那独特的文学风格。司马迁具有高超的语言艺术，他运用时代语言，刻画历史人物的性格、特点，生动而简练。《史记》的人物传记有人物形象、有故事情节，简练生动，绘声绘色，一些人物和故事流传至今。司马迁将我国古代散文推向了新的、难以企及的高峰。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归有光等，他们以《史记》为典范，反对具有种种不良倾向的文风，推动他们倡导的古文革新运动。至于太史公“笔法”、文章的气势、韵味等，更是后代作者揣摩、效法的重点。汉以来的许多作家作品都从《史记》中得到过有益的启发，传记文学乃至小说更是直接或间接地受《史记》的影响，它对我国古典小说传统风格的形成起了巨大作用。
《史记》的问世，为中国史学，为世界史学，树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司马迁是中国文化伟人，也是世界文化伟人，《史记》被译成英、法、日、俄等文字广泛传播。1955年，苏联科学界推尊司马迁为“世界文化伟人”，隆重纪念他诞生2100周年。苏联历史学家将司马迁和被称为欧洲“历史之父”的希罗多德相提并论，足见司马迁和《史记》的地位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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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绝代奇书——《淮南子》
其旨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出入经道。言其大也，则焘天载地；说其细也，则沦于无垠，及古今治乱存亡祸福，世间诡异环奇之事。其义也著，其文也富，物事之类，无所不载。然其大较，归之于道。故夫学者不论《淮南》，则不知大道之深也。
——高诱《淮南子注·叙》
惜汉世刘安著书，号曰《淮南子》。其书牢笼天地，博极古今，上自太公下至商鞅。其书错综经纬，自谓兼于数家，无遗力矣。
——刘知己《史通·自叙》
“绝代奇书”乃是半个世纪以前胡适先生为《淮南子》下的评语，而此书的作者刘安也被称为“天下奇才”。刘安本是汉高祖刘邦之孙，淮南厉王刘长之子。刘长因为谋叛文帝，被流放四川，在途中绝食而死。后汉文帝又封刘安为淮南王，都城寿春。
淮南王刘安同一般的皇亲贵族有很大不同：“淮南王为人好读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他博学多才，在科学、文学、哲学、音乐等众多领域中多有建树。他在寿春会聚了一批“俊伟之士”，一起探讨天下大事，研究学术。于是作《内书》21篇，《外篇》甚众，还有《中篇》8卷，一共20余万言。对于刘安其人，史家有不同的评价，较常见的一种看法是，刘安企图谋叛，在武帝时阴谋外泄，于是在被捕之前自杀身亡。从《淮南子》书中的观点来看，它承继黄老之说，而汉朝的中央统治者实行的是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这种道家和儒家治国思想的对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央和地方政权之间的矛盾，《史记》中记载刘安曾自称：“吾高祖孙，亲行仁义，陛下遇我厚，吾能忍之；万世之后，吾能北面臣事竖子乎？”显现了他觊觎皇位的野心。但是淮南王刘安与汉武帝刘彻叔侄俩之间的政治斗争无法影响《淮南子》一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