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淮南子》20篇的总体结构上可以看出它的严谨和立意的高远。刘安自己说：“夫作为书论者，所以纪纲道德，经纬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诸理……故著书二十篇，则天地之理究矣，人间之事接矣，帝王之道备矣。”可以看出刘安意在对道家的学说进行一个整合，建立一套天、地、人相结合的理论体系。全书20篇在总体上是一个总分总的关系：第一篇《原道训》总的把握“道”的精义和真髓；然后《俶真》《天文》两篇写宇宙生成和天体运行规律；《地形》讲地学；第五篇《时则》综论天象、地象和人事；第六到第十九篇分别论述了各种人事和政治方略；最后一篇《泰族》总结全书。全书涵盖了天文、地理、物理、化学、农学、医学、军事学，在哲学和政治主张上崇“无为而治”的道家思想，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学术著作。此外本书还引用了许多传说、神话、寓言，文章富于变化，饶有趣味。保存了许多已散佚的神话片段，以及机智幽默的民间言谈。
《淮南子》中记载了我国上古时期开天辟地的神话传说。在上古时代，世界一片混饨，没有形状。不久之后混沌转化为宇宙，而宇宙产生气，接着气一分为二，清而轻的气上升为天，浊而重的气下降为地。后来，水神共工（传说是一个地方的部落首领，但是有引起洪水的本领；在上古时期，人和神似乎是分不开的，部落的先祖一般都成为某一方面的神祗）不满火神颛顼（黄帝之孙）的统治，与他争夺帝位，结果共工失败，怒而头撞不周山，撞断了支撑天的柱子，切断了系大地的绳子。这样，天倾斜向西北方，太阳、月亮、星星也都移至西北方；而大地的东南方变为空虚之地，所有的河川转向东南流。这些事情记录在《天文训》中，表面的神话实际上反映了古人在宇宙、天文、地理等等问题上的探索成果。
接下来是太古时代，因为共工把天柱撞断了，天上出现一个大窟窿，大地上也出现了许多裂缝，山林中火光冲天，蔓延不止，地底下喷出水来，形成洪水之祸。而原本生活于山林之中的猛兽、野鸟也纷纷逃窜出来，为了果腹残害人类，使整个人类陷入危机之中。女娲创造了人类，她不忍心看到自己的孩子们遭受如此大祸，决心修补苍天，拯救人类。她把五色的石头溶化，用来填补天空的裂缝；切断大龟的脚，当做天柱，竖立在天地的四角；杀掉引来洪水的黑龙，用炼五色石剩下的草木灰，来挡住泛滥的洪水；最后驱散了猛兽恶鸟，人类得到了拯救。此外还有名射手后羿的故事。据说他把10个太阳射落了9个，拯救了人类；西王母于是赐给他长生不老的仙丹。后来，他的妻子因偷食了仙丹而奔向月宫，变成了嫦娥，这就是家喻户晓的嫦娥奔月的故事。在这些美丽的神话中，人们通过他们感性而质朴的思维方式来把握自然界，同时也含有摆脱自然界的束缚，同自然界做斗争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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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两汉之《诗》、《骚》——汉乐府
乐府易不得，难不得。深于此事者，能使豪杰起舞，愚夫愚妇解颐，其神妙不可思议。
——刘熙载《艺概》
诗之新制，亦复蔚起，骚雅遗声之外，遂有杂言，是为乐府。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
前几年，电视剧《还珠格格》在全国热播，紫薇对尔康的一句：“山无陵，天地合，才敢与君绝”，打动了乾隆皇帝，也打动了无数情侣的心。然而也许大家不知道，这句话早在汉代已有，并且表达得更为挚烈，那就是汉乐府诗之一《上邪》：“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这是一个痴心女子的爱情表白，浓烈滚烫，一连使用五件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表示爱情的坚决和生死不渝。
“乐府”最初是指主管乐舞的机关，它在秦朝就已建立，汉代人把乐府用来配乐演唱的诗称为“歌诗”，魏晋时期称为“乐府”，同时在魏晋时期按照这些乐府旧题写作的诗，不管能不能用来歌唱，也都称为“乐府”。汉朝是赋的时代，如果说赋是描绘宫廷生活、歌颂盛世、表达士人心境的话，那么汉乐府则是反映社会底层人民的生活苦难与真实情感，“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继承并发展了《诗经》的现实主义传统。汉乐府诗在语言方面的主要特点是：质朴自然、清新刚健、自由灵活、充沛有力，诗中多杂用五言、七言的句式。
汉乐府在内容方面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揭露战争的灾难，武帝以后汉朝的战争就连绵不断，名篇《战城南》给人们描绘了一场战争后的惨状：“战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乌可食。谓我谓乌：‘且为客豪！野死谅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战士们战死边地却没有人掩埋，乌鸦随意啄食人肉，死者为了得到一点点慰藉，竟只能请求乌鸦多为自己哭嚎几声，真可谓“一将功成万骨枯”，大汉盛事是靠多少平民的尸骨堆出来的呀！二是反映劳动人民的痛苦生活，在封建社会盛事只是属于统治者的，贫民“常衣牛马之衣，食犬彘之食”，“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乐府诗对触目惊心的现实生活多有揭露，如《东门行》：“东门行，不顾归。来入门，怅欲悲。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拔剑东门去，舍中儿母牵衣啼：‘他家但愿富贵，贱妾与君共 糜。上用苍浪天故，下当用此黄口儿。今非！’‘咄，行，吾去为迟，白发时下难久居！’”面对妻子上指天、下指儿保证安分于穷困的生活，我们的主人公于心何忍？可是家徒四壁的生活现实还是把他逼上了“拔剑东门去”反抗官府压迫的道路。三是反映爱情婚姻生活，《上邪》就是其中一篇，此外还有《饮马长城窟行》、《江南》等，或绵长或奔放，描述了悲惨生活中的纯真爱情。然而爱情不都是美好的，当时广大女性已受“三从”、“四德”的压迫，在男权面前毫无地位，面对比比皆是的负心郎，只能默默地哭诉“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白头吟》），还有《有所思》：“问君有他心，拉杂催烧之。催烧之，当风扬其灰。从今以往，勿复相思！相思与君绝！”以一个女子的口吻，写出失恋后内心的复杂心情，既爱又悔，将寄托爱意的信物“催烧之”，“扬其灰”。最能控诉封建礼教扼杀人情的当属哀婉动人的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
《孔雀东南飞》最早见于《玉台新咏》，题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诗前有序文：“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仲卿妻刘氏，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而死。卿闻之，亦自缢于庭树。时人伤之，为诗云尔。”刘兰芝和焦仲卿本是一对恩爱的夫妻，相亲相爱。刘兰芝聪明美丽、知书达理、勤劳善良，可以说具有中国传统女性所有的美德，她“奉事循公姥”，“昼夜勤作息”，可是并不能为焦母所容，焦母言“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逼迫焦仲卿休妻，焦无奈只得相从。分别时俩人相约永不相负，可是兰芝回到娘家后，就有太守为其儿子求婚，其兄长逼她再嫁。她深知需“处分适兄意”，但又不愿意违背自己的爱情，便与仲卿相约“黄泉下相见”，诀别后自杀身亡，焦随后也自缢殉情。合葬后，两个人的冤魂化作一对鸳鸯，永不分离。
全诗热情歌颂了焦刘生死不渝的真挚爱情，当焦仲卿送别刘兰芝时表示“誓不相隔卿”，“海必相迎娶”，“誓天不相负”，而刘也表示：“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蒲苇纫如丝，磐石无转移。”他们之间的感情是真诚的，然而焦母和刘兄为了各自的利益是绝不允许他们破镜重圆的，于是他们只能相约黄泉下，以自己的生命来维护爱情的尊严，这样的爱情悲歌、爱情颂歌震撼着千百年来的读者。
焦刘二人的爱情悲剧是必然的，汉朝统治者为巩固新生的封建制度，通过独尊儒术，将诸子百家之一的儒学改造为维护封建统治的礼法制度。董仲舒制定的“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将权力一级级集中于君王的手中，而女性却成为社会的最底层，“媒妁之言、父母之命”成为婚姻生活的至上权威。焦仲卿和刘兰芝看似受到的是焦母和刘兄的逼迫，但实际上他们对抗的是背后的整个封建礼法制度，所以俩人双双殉情的结局，无疑是对封建社会扼杀人性的血泪控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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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五言之冠冕——《古诗十九首》
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
——刘勰 《文心雕龙》
用笔之妙，翩若惊鸿，宛若游龙；如百尺游丝宛转；如落花回风，将飞更舞，终不遽落；如庆云在霄，舒展不定。此惟《十九首》、阮公、汉、魏诸贤最妙于此。
——方冬树 《昭昧詹言》
在楚辞以后，经历了散文和词赋兴旺的时代，然而文人诗却出现了断层。在汉代的乐府中有大量五言诗出现，由于五言诗的表现力强，所以东汉以后有许多文人开始尝试写五言诗，比如班固的《咏史》、秦嘉的《赠妇诗》、蔡邕的《翠鸟诗》等，但是论成就之高却还要数“古诗十九首”。
《古诗十九首》作者不可考，都为无名氏，也非一人一时之作，大概产生在汉末桓灵之世。《玉台新咏》收录了其中八首，并且题为枚乘所作，后来南朝萧统将它们合为一组，收入《昭明文选》，题为《古诗十九首》。东汉桓帝、灵帝时，皇帝年幼，宦官和外戚常年纷争弄权，他们垄断仕路，胡作非为，而正直的官员和敢于议政的大臣却遭到禁锢和杀戮。由于汉朝实行的是举孝廉制，士子必须通过上层权贵的保举才能进入官僚系统，所以许多中下层士子为了谋求前程，只得奔走交游，拜见官僚权贵。但是在当时的情势下，他们出仕的门路被堵死了，往往求仕无门，一事无成，只得滞留京师或是周游彷徨，只落得满腹牢骚和乡愁。《古诗十九首》主要就是抒写这样的游子失志无成和思妇离别相思，抒发了仕途失意的苦闷、人生无常的忧虑、相思离别的愁绪以至玩世不恭、颓唐享乐的思想情绪，从一个侧面真实地反映出东汉后期政治混乱、败坏、没落的时代面貌。
《古诗十九首》从思想内容上看，大致可分两类：游子诗和思妇诗。游子诗抒发仕途碰壁后的人生苦闷和失望情绪，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人生寄世如同行客，时光荏苒寿命短促的感伤。如“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生年不满百》）、“四时更变化，岁暮一何速”（《东城高且长》）、“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回车驾言迈》）、“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青青陵上柏》）、“人生忽如寄，岂能长寿考”（《回车驾言迈》）等等。社会的没落造成思想和文化上的一种颓势，当孔子说出“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时，人们更多想到的是如何抓紧时间立德立功，而同样对白驹过隙的感伤到游子这里却激发出他们对及时行乐的赤裸裸的向往。既然人生如此短暂，而道路又如此曲折，那又何必枉费心机去求功名富贵呢？还不如抓紧时间在美酒佳人间享受人生。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
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
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
愚者爱惜费，但为后世嗤。
仙人王子乔，难可与等期。
——（《生年不满百》）
诗中批判了那些总被琐事所困扰、忧虑重重的人，清醒地认识到长生虚妄、生命无常的现实，进而强调人们要抓紧时间，夜以继日地享受，也不白来人间走这一遭。
《古诗十九首》中的思妇诗所写的游子思妇的离愁别绪，是最为美丽动人的吟诵。《涉江采芙蓉》通过采芳草赠美人的习俗，写游子思念妻室；《明月何皎皎》以思妇在闺中望月的情景，表现她为丈夫忧愁不安；《行行重行行》写一个妻子因丈夫很久不归而思念、担忧：“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客从远方来》抒写思妇接到丈夫来信，心中充满的喜悦；《迢迢牵牛星》借牛郎、织女的美丽传说，将情、景、事巧妙地融合起来，抒发人间的离别愁苦：“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比喻思妇盼望丈夫的愁苦心情。在《古诗十九首》中，最为艳丽直率的当推下面这首《青青河畔草》：
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
盈盈楼上女，皎皎当户皽。
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
昔为娼家女，今为荡子妇。
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
楼外迤逦的春光逗引得楼中美女春情荡漾，以至于极力怨恨丈夫的不归，还发出“难独守”的呼唤；女子本来是歌伎舞女，过惯了灯红酒绿的繁华热闹生活，却偏偏嫁给一个经常不回家的荡子，倍感寂寞难奈，于是在守节与不守节之间进行着苦苦的挣扎。然而这些古诗的作者们哪一个不似这“娼家女”？在社会急剧没落的年代里，他们在人生的歧路上徘徊挣扎着，承受着内在人格分裂的痛苦，在堕落与非堕落、沉沦与非沉沦之间进行着苦苦选择。读这些诗常能给人以直叩心灵的震撼感觉。
《古诗十九首》标志着五言诗歌形式从叙事为主的乐府民歌发展到抒情为主的文人创作，已经趋向成熟，预示着在中华大地上一个诗歌盛世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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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巨笔绘兴衰——班固
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
——《汉书·董仲舒传》
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
——《汉书·东方朔传》
“苏武留胡节不辱，雪地又冰天，苦忍十九年，渴饮雪，饥吞毡，牧羊北海边。心存汉社稷，旌落犹未还，历尽难中难，心似铁石坚。夜坐塞上时听笳声，入耳心痛酸。转眼北风吹，群雁汉关飞，白发娘望儿归，红妆守空帷，三更同入梦，两地谁梦睡。任海枯石烂，大节总不亏。宁教匈奴惊心破胆，拱服汉德威。”这首《胡笳十八拍》，多数人在小时候都曾经学唱过，它传颂了苏武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高贵品质。这个故事最早见于东汉大史学家班固的《汉书·苏武传》。
班固（公元32年—93年），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东汉著名历史学家和文学家。班家是诗书继世的书香门第。班固的父亲班彪，博学多才，因见《史记》纪事只到汉武帝太初年间，所以采集旧事，写成《史记后传》65篇。在家父的影响下，班固“年九岁，能属文，诵诗赋。及长，遂博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所学无常师，不为章句，举大义而已”。16岁进入洛阳太学，系统学习儒家经典，并开始致力于汉史的研究。班彪去世后，班固回乡守丧，承继父志，在《史记后传》的基础上编撰《汉书》。后来有人上书朝廷，恶意中伤，告他私改国史，班固因此被明帝捕入京兆狱。其弟班超闻讯，急忙赶赴宫廷，替他辩白。这时地方官也将书稿送到，明帝看后，非常赞赏班固的才华，不但没有加罪，反而任命他为兰台令史。不久，又迁升郎官，典校秘书，奉诏修书。在景帝建初七年（公元82年），《汉书》的编写工作基本完成，但有些篇章还在继续补充和修订中。和帝永和四年（92年），班固因受窦宪一案的株连，先被免官，随后又遭仇家捕系，死于洛阳狱中，时年61岁。
《汉书》在古代享有很高的声誉，是“四史”之一，但一般认为它在许多方面都难以同《史记》相提并论。班固修《汉书》实际上是奉旨进行，并且班固本人具有强烈的正统儒家思想，文风也较为“醇正”，他对《史记》的评价是：“其论术学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所以，在《汉书》中很难看到司马迁那种深刻的批判意识。但班固仍不失为一个严肃而有才华的历史学家，《汉书》中有不少出色的人物传记。如《李广苏建传》、《张禹传》、《霍光传》、《王莽传》、《外戚传》等，都是公认的名篇。《汉书》的语言风格有骈俪化的倾向，代表了汉代散文由散趋骈，由俗趋雅的趋势。范晔说：“迁文直而事露，固文赡而事详。”（《后汉书·班固传》）它详赡严密，工整凝炼，倾向于用排偶，喜欢用古字，重视藻饰，崇尚典雅。
《李广苏建传》感情色彩较浓，感人至深，堪与《史记》的名篇媲美。其中描写苏武被流放牧羊的一节，写得可歌可泣，饱含深情，苏武持节不辍、大义凛然的节气扑面而来。
乃幽武，置大窖中，绝不饮食。天雨雪，武卧啮雪与旃毛并咽之，数日不死，匈奴以为神。乃徙武北海上无人处，使牧羝（公羊），羝乳，乃得归。别其官属常惠等，各置他所。武既至海上，廪食不至，掘野鼠去（草）实而食之。杖汉节牧羊，卧起操持，节旄尽落。
其中还写了投降匈奴的李陵（李陵当初领兵5千敌匈奴8万骑兵，矢尽援绝的情况下不得已投降匈奴，而汉武帝却将其家满门抄斩，定其为叛国罪，这样李陵再也无法像苏武那样归汉了）以老友身份来看苏武，告诉苏武他的两个弟弟因为侍奉天子不周而相继自杀、其妻改嫁、其子女下落不明，想以此来说降苏武，但是苏武毫无所动，说：“武夫子亡功德，皆为陛下所成就，……今得杀身自效，虽蒙斧钺汤镬，诚甘乐之。臣事君，犹子事父也，子为父死，亡所恨。”听来让人肃然起敬。当苏武“苦忍十九年”终可归汉时，李陵来为他送行，此节写得异常精彩。
于是李陵置酒贺武曰：“今足下还归，扬名于匈奴，功显于汉室，虽古帛所载，丹青所画，何以过子卿？陵虽驽怯，今汉且贳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奋大辱之积志，庶几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为世大戮，陵尚复何顾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异域之人，一别长绝！”陵起舞，歌曰：“径万里兮度沙幕，为君将兮奋匈奴。路穷绝兮矢刃催，士众灭兮名已隤，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陵泣下数行，因与武绝。
这一节尽管是用对照的手法进一步突出了苏武崇高的品格精神，但是也揭示出降将李陵的悲惨命运和投降匈奴后的复杂心情，人物描写鲜活真实，读来让人嗟叹不已。
班固同时也是一个著名的赋作家，以《两都赋》最为有名，它通过西都宾和东都主人的论辩，展开了对西都景象和东都气象的描述，探讨了返都长安和定都洛阳的重大政治问题。在体制和手法上《两都赋》模仿司马相如的《子虚》和《上林》，但也有一定的开拓性，比如在赋作中引入了对政治问题的探讨，增宽了视野，不仅描写天子游猎，而且描写了两都的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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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操行有常贤，仕宦无常遇 ——王充
汉得一人焉足以振耻，至今亦鲜有能逮者。
——章太炎评论王充
夫天道，自然也，无为；如谴告人，是有为，非自然也。
——王充
有人认为人死以后会化为鬼，鬼具有一定的魔力，对鬼有所冲撞轻者会倒霉败运，重者导致家破人亡。我国东汉前期思想界就充满了类似的荒诞迷信，比西汉后期更为严重；当时不但有经术家专谈天人感应、阴阳灾异、鬼神吉凶，而且由于光武帝的倡导，专门伪造神秘预言的图谶之学也特别风行。中国文化中原有的理性精神，几乎完全被窒息了。这时候一个叫做王充的思想家勇敢地站出来，反抗这种思潮主流。他很风趣地说，从古到今，死者亿万，大大超过了现在活着的人，如果人死为鬼，那么，道路之上岂不一步一鬼吗？王充认为人是由阴阳之气构成的，“阴气主为骨肉，阳气主为精神”，“精神本以血气为主，血气常附形体”，二者不可分离。他精辟地指出：“天下无独燃之火，世间安得有无体独知之精！”也就是说，精神不能离开人的形体而存在，世间根本不存在死人的灵魂。至于说有人声称见到了鬼，其实是人的恐惧心理造成的，这样的声音在当时无疑振聋发聩。
王充，字仲任，会稽上虞（今属浙江）人。家境寒素，为人耿介，思想尖锐。他只短时期做过郡县的属吏，又与上司同侪不合，于是专心于著述。由于王充没有进入朝廷的机会，又生活于远离京师的南方，因而更能保持思想的独立。他的著作有好多种，最重要也是惟一流传至今的，是《论衡》85篇。
《论衡》写作于明帝永平末至章帝建初末的10余年间。当时正是章帝年间，皇帝亲临白虎观，大会经师，钦定经义，并命班固把会议的内容编纂成《白虎通义》，郑重其事地把一套谶纬迷信和天人感应的学说制定为“国宪”，也就是宗教化的国家意识形态。《论衡》恰恰是站在比较接近原始儒学的古文经学立场上，激烈地批判官方这种宗教化庸俗化的今文经学。《论衡》中，《变虚》、《异虚》、《福虚》、《祸虚》、《寒温》、《变动》诸篇，批判了天象物候与人类社会相互感应的思想，这正是当时官方学说的核心；《死伪》、《纪妖》、《订鬼》、《难岁》诸篇，批判了世俗的迷信。他的论证方法，主要是罗列大量的生活常识进行层层推进的逻辑推理，以发扬理性，击破妖妄无据的迷信。举一个批判“人有所恨则死不瞑目”的例子：
凡人之死，皆有所恨：志士则恨义事未立，学士则恨问多不及，农夫则恨耕未蓄谷，商人则恨货财未殖，仕者则恨官位未极，勇者则恨材未优。天下各有所欲乎？然而各有所恨！必以目不瞑者为有所恨，夫天下之人死皆不瞑也！（《死伪》）
王充的论述，就是这样简朴而明快。他的文章风格，也是平易流畅，毫无修饰。
王充坚持反对儒者“好信师而是古”的风气。儒者“以为贤圣所言无非，专精讲习不知难问”，王充认为这是“奇怪之语”、“虚妄之文”得以流行的原因。因此他在与错误思想的论战中，非常强调效验的力量，说：“凡天下之事，不可增损。考察前后，效验自列。自列，则是非之实有所定矣。”又说：“凡论事者，违实不引效验，则虽甘义繁说，众不见信。”他认为，凡事都要讲根据。不管说得多么动听，如果缺乏事实根据，就难以令人相信。
《论衡》中有许多地方谈到作者对文章的看法，在文学批评史上也有一定地位。王充评价文章的出发点，是传统儒学的经世致用思想；他提出的文章标准，主要是学术论文的标准。所以他强调文章要有劝善惩恶的实用性，要有真实可信的内容，语言要同口语一致而明白易晓，否定夸张、虚构、想象，反对模拟。从学术论文来说，这样要求大致上不错；但当他拿这种标准来衡量文学作品时，有些地方还说得通，不少地方又显得很片面。他不但完全否定神话传说、民间“短书小说”的价值，对辞赋也多有苛责。如批评司马相如、扬雄“文丽而务巨，言眇而趋深，然而不能处定是非，辩然否之实。虽文如锦绣，深如河汉，民不觉知是非之分，无益于弥为崇实之化”（《定贤》）。然而辞赋本来不是用来“处定是非，辩然否之实”的东西，又岂能以此来否定它呢？
严格说来，《论衡》在中国思想史上，并不是一部深刻的论著；它的文章虽有平易流畅之长，却显然是缺乏文采的；它的文学批评，由于不能把学术论文和文学作品加以区别对待，也有不利于文学发展的地方。那么，在文学史上，它究竟有何意义呢？
首先应该说，东汉王朝那种妖妄荒诞的统治学说，并不需要深刻的哲学思辨来对付。打破它，需要的是勇气，是清楚明白、具有说服力的批判，是尖锐而坚决的抗争。《论衡》正是这样适时的著作。没有理性精神的复苏，没有对官方学说的怀疑和唾弃，正处于衰微的文学是很难找到出路的，《论衡》又正是起到了唤起理性的作用，所以它不仅预示了思想史上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同样也预示了文学史上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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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千古传唱凤求凰——司马相如
独处室兮无依。思佳人兮伤情伤悲。彼君子兮来何迟。日既暮兮华色衰。敢托身兮长自私。
——司马相如
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皇。
时未遇兮无所将，何悟今兮升斯堂！
有艳淑女在闺房，室迩人遐毒我肠。
何缘交颈为鸳鸯，胡颉颃兮共翱翔！
皇兮皇兮从我栖，得托孳尾永为妃。
交情通意心和谐，中夜相从知者谁？
双翼俱起翻高飞，无感我思使余悲。
当年司马相如一曲《凤求凰》打动了才女卓文君的心，“文君夜亡奔相如”，演出了一幕传唱千古的私奔佳话。这两首诗据说就是《凤求凰》的歌辞。
司马相如（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17年），字长卿，四川成都人，幼时喜好读书、舞剑，因为仰慕赵国名相蔺相如的行止，所以就更名相如。相如精通楚辞，善于写辞作赋，汉景帝年间任武骑常侍，但因为景帝不喜欢词赋，所以无法施展自己的才华，常常称病，被景帝免职。以后他和枚乘一起游于梁孝王门下，在那里作了著名的《子虚赋》，梁孝王死后归于成都。
相如家里很穷，无法养活自己，他的一个好友王吉在临邛当县令，知道相如困厄，就邀请他去做客。当时临邛有好多富人，有个卓王孙家资巨万，他的女儿就是卓文君，才貌双绝，新寡在家。卓王孙仰慕相如风采，就设宴邀请相如和王吉。席间王吉称誉相如不仅精于词赋，而且琴艺绝佳，于是就弹起了这曲《凤求凰》，意欲挑逗文君。当时文君颇为相如才情所动，“文君窃从户窥之，心悦而好之，恐不得当也”。后相如又通过侍女向文君大献殷勤，文君遂夜奔相如，与他一同回到了成都。
但是相如家贫如洗，怎么能养活得起娇妻呢？文君将情况告诉父亲，希望得到资助，但是卓王孙却认为女儿的行为有辱家门，和她断绝了父女关系。文君乃富家女子，过不了这穷日子，所以从去了成都后就没有高兴过；她想让相如和她回临邛，向兄弟姐妹们借贷一点也足以度日。相如答应了，但是回到临邛后却把仅有的家产变卖了，在街上租了个门面卖酒，自己穿着酒保的衣服跑堂不说，还让卓文君坐柜当炉（温酒），这就又有了“文君当炉”的美谈。此举将卓王孙羞得连门都不敢出了，最后给了相如100万钱和100个仆人，夫妻双双回到成都，置田买房，成了富人。后来武帝即位，读了《子虚赋》相当赞赏，遂将相如召回长安。
司马相如是西汉的词赋名家，史有“西汉文章两司马”（另一司马为司马迁）之称。《汉书·艺文志》中记载他的著作有29篇，但大多失传，今仅存《子虚赋》、《上林赋》、《大人赋》、《长门赋》、《美人赋》、《哀二世赋》6篇，其中《长门赋》、《美人赋》两篇的真伪还存在争议。《子虚赋》和《上林赋》是其代表作，在这两篇赋中，典型的汉代大赋的体制得到确立。
这两篇赋的内容前后相连，都是在一个虚构的故事中以问答体的形式展开的。赋中假设楚国使者子虚出使齐国，在齐王面前大肆吹嘘楚国云梦泽广袤、丰饶和楚王到云梦泽游猎的盛况，乌有先生不服，批评子虚说：“不称楚王之德厚，而盛推云梦以为高，奢言淫乐而显侈靡。”接着说齐国“吞若云梦者八九于其中，曾不蒂芥”，又夸耀了一番齐地的风景。听完俩人的夸耀，在旁边代表天子的亡是公大笑其无知，根本不知道齐楚之外还有更为宽广的世界。接着他搬出了天上的上林苑，描绘了那里的壮丽景象和天子游猎的盛举，铺陈出一个总揽天地万物，吞吐世界的去处。表明了诸侯在天子的威风和气概之下根本不足与论。
这两篇赋写得极为铺张扬厉，用了4千余字，以写天子游猎为中心，将山海河泽、宫殿苑囿、林木鸟兽、土地物产、音乐歌舞、服饰器物、骑射酒宴等等内容包罗在内，展现了社会昌盛、经济繁荣的汉武盛世，展示了中华民族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也展示了中华民族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时代后傲视天下自豪。也只有这种铺张扬厉的大赋才能体现出那个时代蓬勃向上的生气，让人感受到叹为观止的大汉气象。
《子虚》和《上林》在语言方面表现出高度的修辞艺术。它们将辞赋注重修辞的特点推向了极致。司马相如在这两篇赋中，收罗了许多脱离日常生活的陌生孤僻却极为工整的词汇，逐字逐句精心选择，完全清除了在楚辞中残留的简单用语。在形式上重点已不是六字句的重复了，数量最多的是四字句，同时和三字句、七字句交错使用，显示出一种成熟时期整齐复杂的文学美感。
其他几篇赋也各有特色，《哀二世赋》借助描写旅途风景，伤今怀古，开了纪行赋的先河。《大人赋》通过描写幻想的自然景色，上承楚辞传统，下开游仙文学之先河。《长门赋》细腻地描写了陈皇后被幽禁长门宫的孤独与悲哀，成为后世宫怨文学的先河。司马相如在辞赋方面的杰出才能，不愧为“西汉文章两司马”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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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文坛三父子——三曹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曹操 《龟虽寿》
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毫，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
——刘勰 《文心雕龙·时序》
公元196年，曹操将汉献帝刘协接到许昌，改元建安，开始了他“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统一过程，同时也拉开了中国文学史新的篇章，在这个时代，“三曹”和“建安七子”并世而出，确立了“建安风骨”之诗歌范式。“曹操古直悲凉，曹丕便娟婉约，曹植文采气骨兼备。”（袁行霈《中国文学史》）三曹的诗赋创作，使从《古诗十九首》开始的由乐府民歌向文人诗的转化得以完成。不仅五言诗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七言诗和律诗也开始登上文学舞台。
建安时代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连年的战乱使生产力受到了极大破坏，有志之士忧国忧民，深切同情人民所遭受的灾难，因此铸就建安文学关心民众疾苦，展示建功立业的抱负，及慷慨悲凉、生机勃发的艺术风格。建安文人和《古诗十九首》时代的文人有很大不同，尽管都面对残酷的社会现实，都曾发出过生命无常、人生多艰的感叹，但他们没有内敛，而是外求，以拯救天下苍生为己任，试图以建立盖世功绩使自己的生命得以延续。如曹操看到“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便渴望天下太平；曹植更是希望“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等等。这与三曹同时是经世济民的大政治家不无关系。
建安文学的另一个特点是从以前乐府的叙事诗转化为更多表达诗人个体性格、情感的抒情诗。这同建安时期的思想解放是分不开的。动乱的社会现实摧毁了儒家思想，尤其是僵化的汉代经学的一尊地位，代之而起的是各种思想的蓬勃发展。在人人皆可困厄而死的社会环境中，儒家所宣扬的仁义忠孝廉耻等等观念失去了社会基础，战乱年代最易奉行实用主义的政策，所以有了曹操的“唯才是举”。一定程度上的思想解放和价值观上的改变，表现在文学中，就是文人敢于直接表达内心的思想感情，表达对社会、对人生的真实理解。
“三曹”即曹操、曹丕、曹植，三父子以其显赫的政治势力和杰出的文学创作，居于建安文学的领袖地位。
曹操一生戎马，“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卷，横槊赋诗”（刘履《诗选补注》卷二）。其诗作成就最高的是几篇直抒胸襟的四言诗，首推《短歌行》：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讌，心念旧恩。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这首诗是曹操在赤壁之战前在连环大船上大宴群臣时即兴而就的，全诗从感叹时光易逝、人生短暂写起，接着过渡到对宾客贤才的渴慕，希望能得到他们的帮助，最后归结为自己实现天下一统的雄心壮志，建功立业的渴望和信心。生命易逝才越显弥足珍贵；为了使生命不逝就要追求不朽的功业，以使有限的生命获得崇高的价值。全诗从“人生几何”发唱，以“天下归心”收结，洋溢着奋发进取、积极向上的精神和悲凉慷慨、深沉雄壮的情调，这就是建安风骨的最好诠释。
曹丕没有其父苍凉雄浑的霸气，但是在抒写相思之情时别有新意，以委婉细致见长，七言诗《燕歌行》最为著名。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雁南翔。念君客游思断肠，慊慊思归恋故乡，君何淹留寄他方？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
此诗成功地描写了一位妇女在不眠的秋夜思念淹留他乡丈夫的情态，情思委曲，深婉感人。《燕歌行》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首成熟的七言诗，对后世诗的发展影响很大。
曹植在政治上不成熟，在政治斗争中败给了兄长曹丕，但是他的文学成就在三人中是最大的，他的《七步诗》可谓是人口能诵：“煮豆燃豆箕，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这是在曹操死后他遭到兄长百般刁难的情况下当场作出的。少年时曹植随父出征，也曾有纵横沙场的雄心壮志，《白马篇》可为证：
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少小去乡邑，扬声沙漠垂。宿昔秉良弓，楛矢何参差。控弦破左的，右发摧月支。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狡捷过猴猿，勇剽若豹螭。边城多警急，虏骑数迁移。羽檄从北来，厉马登高堤。长驱蹈匈奴，左顾凌鲜卑。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诗中刻画了一个武功高强，可望为国效力的少年勇士，“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一番报国激情和壮烈情怀溢于言表。但是曹植空有一腔抱负，却无法施展，自武帝曹操死后，曹丕对其严加迫害，最终使他郁郁而终。所以从曹丕即位一分为二是曹植诗作的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尽得建安风骨，后一阶段因鸿志受挫，诗作中多有怀才不遇的苦闷和无辜蒙冤的悲愤，如《赠白马王彪》，诗中描摹出一幅萧瑟凄凉的图画。在《美女赋》中已经没有了早期醇正宏大的气势，而是转而注重文字上的雕琢，引导了汉魏质朴文风向南北朝华艳文风的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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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瑶林琼树啸傲风尘——竹林七贤
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惟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
——刘勰 《文心雕龙·明诗》
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颇多感慨之辞，厥旨渊放，归趣难求。
——钟嵘 《诗品》
古时山阳（在今河南省焦作）是一个风光秀美的地方，白鹿山中竹林掩映、溪流潺潺、鸟啼莺鸣、四季如画，令人流连忘返。在魏正始末年（249年）到嘉平四年（252年）年间，曾有7位名士会聚此地，他们在此饮酒做诗、谈玄论道，远离尘嚣，忘情于山水之间。这七位世称“竹林七贤”，即：阮籍、嵇康、山涛、向秀、王戎、阮咸、刘伶。
这7位何以会聚于此呢？这要从正始时代说起了。正始是魏废帝曹芳的年号，文学史上有“正始文学”之称，包括从正始元年（240年）到西晋立国（265年）的文学创作。这一时期，儒学经过沉闷的汉代经学之后，陷入了全面的危机中，玄学开始盛行。玄学以《周易》、《老子》、《庄子》为其思想基础，重点讨论的是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其中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正始玄学”主张名教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而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竹林玄学”则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观点，就是要用“自然”来对抗“名教”。
在这一时期中，社会的政治生活是极为残酷的。正始十年，司马懿父子趁皇帝曹芳扫陵之机发动兵变，成功后大肆诛杀曹氏集团，使得“天下名士去其半”。后来司马师、司马昭相继执政，他们大量杀戮异己分子，在嘉平六年、正元二年、甘露三年又分别杀掉了夏侯玄、毋丘俭和诸葛诞，造成极为恐怖的政治气氛。同时司马父子为了掩饰自己的残酷，为了控制人们的行为，为了给篡权做准备，极力提倡儒家的礼法。在如此政治环境之下，人们的性命都悬于刀口之上，他们只能消极避世，再也不敢或不愿涉足时政了。
社会的激烈动荡和思想潮流的变化，改变了文学的走向。同处乱世，汉末的“古诗十九首”要人们及时行乐，享受稍纵即逝的人生；建安文学则慷慨雄壮，激励人们通过建立丰功伟绩来延续自己短暂的人生，在有限的时间里创造最大的价值。这两者都发出了人生短暂的感伤，但是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都找到了不同的解决路径。但是正始文学却强调人生与社会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社会的存在就是对人性的压迫，所以他们强烈地抨击儒学名教，但是他们也无法找到出路。由于社会政治环境危机四伏，所以正始文人们很少直接涉及现实生活，多是转向抒写个人忧愤或者对整个人类社会和历史的哲理性进行思考。
在“竹林七贤”中，文学成就最高的是阮籍和嵇康二人，此外向秀的《思旧赋》和《难养生论》，刘伶的《酒德颂》也比较有名。
阮籍，字嗣宗，陈留人，少时就博览群书，对《老子》和《庄子》尤为喜爱，所以崇尚自然；他对曹魏末年的政治腐败深感不满，对名教道德礼俗更为不屑，史载他会“青白眼”，对礼俗之士就以白眼视之，对同道之人才以青眼相看。他的代表作《大人先生传》是一篇赋作，表达了他对玄学的思考和对礼教的批判。作者塑造了一个超然物外、与天地同生、与道合一的偶像，表达了他超越名教追求自由的理想。文中以世俗的口吻赞美“君子”，实际上是描绘了“君子”的迂腐虚伪，又通过“大人”对“君子”的批驳，抨击了礼法的虚伪性。其中有一段：“且汝独不见夫虱之处于裈中，逃乎深缝，匿乎坏絮，自以为吉宅也。行不敢离缝际，动不能出裈裆，自以为得绳墨也。饥者吃人，自以为无穷食也。……汝君子之处宇内，亦何异夫虱之处裈中乎！”表现了作者精湛的讽刺艺术。
阮籍为人旷放不羁，任情自适，整日以酒为友，昏昏沉沉，但在消极避世下面掩藏的是他在黑暗的社会政治中无法施展的才华和雄心，在乖张的行为背面藏着的是无法宣泄的对社会对人生不满的苦闷心情。他一生作82首《咏怀诗》，突出地表现了诗人心中的孤独和苦闷。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