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诗人心生烦恼，夜不能寐，想起身弹琴排遣一下，看到的却是月色如水，寒风拂衣，孤鸿悲鸣，宿鸟惊飞，这一片萧索冷漠的气象，反而使人更加伤心。没有任何希望、没有任何慰藉，只能够无可奈何地独自伤神，这就是我们的忧郁诗人。
嵇康，字叔夜，谯郡人，是天生奇才，可以无师自通。由于他少年丧父，少有人对他进行管教，所以形成了倨傲狂放的性格。他和阮籍一样对社会现实充满了不满，可是采取的方式却迥然不同；阮籍只是一味地消极避祸，但是言语非常谨慎，嵇康则公开对抗，直言不讳，出言不逊。后来阮籍为保全自己不得已入仕为官，而嵇康却毫不妥协，终究招来杀身之祸。《晋书》中记载了他行刑那一天的情形：嵇康看看日头，觉得时间还早，就和监斩官要了一张琴，神态自若地弹了一曲《广陵散》，并说道：“从前袁孝尼要向我学这曲《广陵散》，我没有教他，可叹《广陵散》就此绝传了！”以此嵇康超迈的性格可见一斑。
嵇康的诗歌中四言诗成就最高，代表作有《忧愤诗》和《赠兄秀才入军》。前者是他在狱中写就的，回忆了他40多年的人生经历和自己思想性格的形成过程，抒发了身在狱中的悲愤，最后表达出自己不改初衷，追求自由自在生活的本性。《赠兄秀才入军》是他送自己的兄长从军时写的组诗，共有18首，其中写事抒情，或激越或深幽，第14篇最受人们喜欢：
息徒兰圃，秣马华山。流膽平皋，垂纶长川。目送归鸿，手挥五弦。
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嘉彼钓叟，得鱼忘筌。郢人逝矣，谁与尽言？
嵇康散文的代表作是《与山巨源绝交书》。山巨源就是山涛，阮籍入仕后他也去做官了，并且在升迁之后还推荐嵇康来顶替自己原来的职位。所以嵇康就作此书，表达自己决不屈节妥协的态度，更多的是借此抒发自己愤世嫉俗的情怀以及自己的人生追求和政治见解。
阮籍、嵇康的遭遇展示的是整个时代的悲哀。经过两汉经学的禁锢后，历史唤起了个性的觉醒，人们以极大的热情去追求完美、自由、真实的人生，然而严酷的社会现实使这种追求化为泡影。人们发现了真实的人，但是却发现人在茫茫天地间竟备受奴役、毫无寄托，于是在文人心中产生了无法抚慰、无法排遣的孤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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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集鬼神于一身——《搜神记》
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民异，故自晋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
——鲁迅
“巧匠干将莫邪铸成雄雌二剑后被楚王杀死，其子赤为父报仇，山中遇侠客以求帮助，并将己头予客，客持头往见楚王。客曰：‘此乃勇士头也，当于汤镬煮之。’王如其言煮头，三日三夕不烂。头飘出汤中，目大怒。客曰：‘此儿头不烂，愿王自往临视之，是必烂也。’王即临之，客以剑拟王，王头随堕汤中，客亦自拟己头，头复落汤中，三首俱烂，不可识别。乃分其汤肉葬之，故通名三王墓。”此文为一篇古代志怪小说，它出自于干宝的《搜神记》。它描写了一个普通人反抗暴政的悲壮故事。他通过传说的方式，表达了人们对统治者的凶狠和残暴的批判，讴歌了敢于向统治者复仇的行为。
志怪小说是我国古代短篇小说的一种，主要描写的是鬼神怪的故事。它继承了上古时期的神话传说，古代的《山海经》中许多故事，已具有了志怪小说的雏形。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战乱频频，社会的政治、经济和道德体系崩溃。无论是统治者还是普通百姓，无不陷入人生无常、社会动荡的痛苦、窘迫境地。由于人们对社会道德的失望、灾难的恐惧和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于是佛道思想得以兴起和传播。这就为志怪小说的发展和兴盛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适宜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魏晋以后散文创作风气的浑厚，更进一步促进小说的创作。因此，志怪小说就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小说创作的主流。在此时期，志怪小说可考者多达八九十种，但成就最高的则数干宝的《搜神记》。
干宝，字令升，河南人，东晋文学家。他少年时，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学识渊博。其父、祖父分别任县承和三国时吴国武将军、都亭侯。东晋元帝司马睿（公元317年—322年）即位后，封干宝为著作郎，领修国史。干宝后做过山阴县令和始安太守。后因平杜韬有功，赐爵关内侯。经中书监王导推荐，被调回朝里。先后任过司徒右长史，散骑常侍等职。他生平著作很多，有《周易宗涂》4卷，《春秋左氏义外传》15卷，《周官注》12卷和《晋记》，被时人称为“良史”。但这些著作多已散失。仅存影响最大的《搜神记》。
据《搜神自序》中讲，干宝创作的目的是“发神道之不诬”，即为鬼神迷信提供思想证明，宣传迷信思想。但由于干宝叙述故事来源广泛，和作者严谨的撰写态度。使其作品具有强烈的社会现实性，已非单纯的鬼怪故事。而成为一部极富有积极思想意义的作品。
第一、描写反抗统治者和制度的行动和人物，来体现我国古代人民反抗封建统治的精神。几千年封建制度，就是人民的悲剧时代，作品中描写了诸多悲剧人物，大都是一些普通百姓。《干将莫邪》中侠客献身刺楚王，一方面表达了人们在封建制度下的悲苦生活，另一方面也表达出人们对统治者的反抗。另外，当统治者用大量鬼故事、宣传鬼的魔力以恐吓人民的时候，在民间也产生了一些相对的不怕鬼、不信鬼的英雄人物。这些故事进一步反映出劳动人民反抗封建剥削制度的决心。
第二、作品描述了人们反抗自然、征服自然的精神和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英雄人物形象。在古代，人类无法认识自然界的无穷变化和强大威力，以天真的想象来解释自然力，幻想天地万物都是由神在控制和支配。同时在自己征服自然的过程中，创造了许多英雄。《二华之山》描写了这样一个故事：“二华之山，本一山也。当河，河水过之而曲行。河神巨灵，以手擎开其上，以足蹈离其下，中分为两，以利河流。今观手迹于华岳上，指掌之形具在。脚迹在首阳山下，至今犹存。”这个美丽的神话故事，反映了古代人们反抗自然、征服自然的坚强意志。《李寄》作品描绘了一个为民除害的少年女英雄形象，是劳动人民机智勇敢，战胜邪恶的英雄化身。她为保全百姓的生命，决心以一人之力除去危害人们的毒蛇，表现了自我牺牲精神和坚强勇敢的英雄气概。这一女英雄形象的塑造，表明了人们对封建社会妇女地位低的不满。对那个时代重男轻女的制度无疑是一个挑战。
第三、反映了青年男女向往自由追求幸福美满的爱情生活的斗争精神。关于爱情，《搜神记》里也有感人肺腑的作品。其中《紫玉》的故事，记述了吴王夫差的小女紫玉与韩重相恋，可是吴王拒绝了韩家的求婚，因此，紫玉愁闷而死。后韩重来紫玉坟前痛哭，她就以魂和韩重相见，并结为夫妇。其中紫玉从生到死，从死到生，真情流注，生死如一的精神体现出人们威武不屈的坚强意志。这些文章，充分揭露了摧残青年美好爱情的势力，表达出人们对自由爱情生活的向往。
此外，《搜神记》在艺术方面也有自己的特色。一、它的许多作品篇幅短小，简洁明快，但叙事内容完整、曲折。文字有丰富的表现力，这在同期小说中是十分罕见的。二、许多篇章用了多种手段提高了故事描述的艺术性，在气氛的渲染、场景的描述和设置悬念方面开创了艺术小说的先河。三、对人物的塑造十分生动，有时用内心的情绪波动来表现人物，有时用环境和场面来突出人物，从而使所描述的对象愈加生动形象，神态鲜明。
《搜神记》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有许多小说和戏曲都直接取材于它。而志怪小说也以其为传统延续下来，至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达到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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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古今隐逸诗人之宗——陶渊明
陶彭泽诗，颜、谢、潘、陆皆不及者，以其乎平昔所行之事赋之于诗，无一点愧词，所以能尔。
——《彦周诗话》
陶公高于老、庄，在不废人事人理，不离人情，只是志趣高远，能超然于境遇形骸之上耳。
——方宗诚《陶诗真诠》
魏晋时期是中国思想文化急剧变迁的时代，当时的文人竞尚浮诞，驰骋玄理，专事清淡。这种风气在文学上表现为文学内容空泛，形式主义倾向严重。然而，在这样一个文学的贫困时代里，有一位诗人如同奇葩独放，以其鲜明的色彩和新颖的风格，一洗往日积垢，为文坛注入了新的血液，这位诗人就是陶渊明。
陶渊明，名潜，字元亮，自幼生活在浔阳柴桑一个风景秀丽的山村。在大自然的奇山异水之间，陶渊明勤读诗书，为后来的文学创作打下了基础。陶渊明30岁开始步入仕途，但他对官场上的尔虞我诈、互相倾轧的现象深恶痛绝，曾几次仕而归，归而仕，最后在担任彭泽令的时候，因为不愿意为五斗米折腰而解绶去职。从此，他告别仕途，走入山水田野之间，开始了“不以躬耕为耻”的幽居生活。隐居生活使陶渊明的精神得到彻底的解放，他每日弹琴读书以消忧，著文赋诗以明志，时常与乡里邻居聚集一堂，相互切磋。这样的生活使陶渊明对山水田园、风土民情有了真切的体会，他吟诵出一首首清新隽秀的山水田园诗，开创了中国古典诗歌的一个重要流派。南朝钟嵘称陶渊明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
陶渊明的诗歌从题材和内容上大体可以分为三类：田园诗、咏怀诗、哲理诗。田园诗约30首左右，数量虽少，却是中国田园诗的奠基石。诗人把景、情、理三者巧妙结合起来，描绘了优美清新的田野风光和朴实单纯的人际关系。一般人认为枯燥平淡的耕读生活，在他的笔下显得充实美好、摇曳多姿。《桃花源诗》（并序）是陶渊明的代表作品。梁启超曾说：“陶渊明的《桃花源诗序》正是浪漫派小说的鼻祖，那首诗自然也是浪漫派的绝好韵文。”（《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桃花源诗》描写的是一个没有君主，没有剥削，自耕自食，自由平等的理想世界，是陶渊明探索人类美好未来的结晶。诗序《桃花源记》的思想和艺术成就超过了正文《桃花源诗》，是中国古代散文中的珍品。
作为一个生逢乱世、怀才不遇的文人，陶渊明的出仕与归隐、希望和失望、痛苦和欢乐，都真实地反映在他的咏怀诗里。他的田园诗让人们看到一个平淡冲和的隐士风采，他的咏怀诗则让人看到陶渊明“金刚怒目”式的一面。陶渊明少时即有热情奔放的性格和“胸中吐万丈长虹”的壮志。“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这样的诗句里跳跃着一个风华正茂的书生的身影。尽管经历了仕而归、归而仕的痛苦，晚年的陶渊明仍然无法熄灭心中对现实生活的热情之火，他写下了30多首“火气”十足的诗篇，如《咏荆轲》、《读山海经》组诗（十三首）等，诗人俯仰宇宙，上下古今，表现出豪气凌云的气魄。朱熹称：“渊明诗，人皆说平淡，余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其露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说得这样言语出来。”（《朱子语类》）
陶渊明还在哲理诗上作了大胆的尝试。魏晋时期“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的玄言诗垄断诗坛，但流传下来的却寥寥无几。陶渊明的哲理诗却以浓郁的情趣与深刻的哲理而大放异彩。陶诗的哲理往往从现实中领悟出来，好像在与读者促膝谈心，沁人心脾，警策动人。
陶渊明的辞赋与散文在魏晋时期也是首屈一指的。流传至今的《归去来兮辞》和《桃花源记》都是掷地作金石声的千古绝唱。陶渊明继承了汉代辞赋结构恢弘、气势磅礴与魏晋辞赋短小精悍、纤丽严密的优点，走上清新自然、朴素平淡的道路。《归去来兮辞》开篇从决计归田叙起，接着写启程舟行，抵家见闻，扶策涉园，农事西畴，结以永不复仕之旨。环环相扣，剪裁取舍，恰到好处。宋代散文大师欧阳修称魏晋无文章，只此一篇。陶渊明的散文无论叙事抒情，都以意尽而后快，行文如行云流水，造语精到之至，如大匠运斤，不见斧凿之痕，对后代散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除了千古不衰的《桃花源记》以外，寄托作者个人理想的抒情散文《五柳先生传》也是人们至今吟诵不绝的篇章。
魏晋两代的文学以华丽的骈文著称，陶渊明平淡自然的诗文在当时并不被视为佳品。直到南朝萧统搜集陶渊明的诗歌、辞赋、散文，为之编集作序，陶渊明的诗名才渐渐兴起。至唐宋时名声大震，推崇他的文人很多，李白、杜甫、白居易都非常欣赏陶渊明的才华。宋代文人对陶渊明的推崇更是无以复加。苏轼说：“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与苏辙诗》）爱国诗人陆游也曾夜读陶诗，乐以忘食。朱熹更是视陶渊明为古今第一流高士。可以说，陶渊明的诗歌，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都远远超过与他同时代的很多诗人，唯其如此，才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文学家，以至直到今天。
陶渊明的作品，在国外也有广泛的流传。朝鲜文学家许筠、朴厚享深受陶渊明田园诗的影响，写了许多与陶诗风格颇近的诗文（《中朝文学的传统友谊》，载《文艺报》）。公元８世纪左右，陶渊明的作品流传到日本，日本著名诗集《万叶集》里有些作品就深受陶诗的影响。正如大矢根文次郎所说：“长期以来，陶渊明的作品在日本一直有着重大的影响。日本各个时期的艺术家都极为推崇陶渊明清高、贞洁的人格，十分爱好他的作品，在艺术上接受过陶渊明的熏陶，从中汲取了丰富的养分。陶渊明作为一个典型的东方诗人，他的作品在日本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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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笔记小说之先驱——刘义庆
记言则玄远冷隽，记行则高简瑰奇。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读其寓言，晋人面目气韵，恍然生动，而简约玄澹，真致不穷。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
《世说新语》是南北朝时刘宋宗室、临川王刘义庆主持撰写的一部笔记小说，它主要记载两汉魏晋时代一些人物的轶闻琐事。这种“琐言”体小说，创始于西汉刘向，而盛行于魏晋，西晋郭颁撰《魏晋世语》、东晋袁宏撰《名士传》、裴启撰《语林》、郭澄之撰《郭子》，然而这些书皆已散佚。刘义庆《世说新语》是集其大成者，且全书完整地保存下来，因此非常珍贵。
刘义庆，彭城（今江苏徐州）人，袭封临川王，曾任南兖州刺史，加开府仪同三司。《宋书》本传说他“性简素，寡嗜欲，爱好文义”，本人才学不高，但是喜欢“招聚文学之士”，因此，《世说新语》可能是他主持，由他的门客们集体撰写的。原书8卷（《隋书·经籍志》著录），刘孝标注本作10卷，今传本皆为3卷，系经宋人晏殊等删并。刘孝标注《世说新语》不仅在思想史、文化史、文学史上有重要意义，而且具有很高的文献学价值，是历代学子文人案头必备之书。
今本《世说新语》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36个门类，主要是记汉末、魏晋以来300年间士大夫们的言谈轶事，重点记东晋这100年间的人事。《世说新语》主要的思想价值在于通过对汉末至东晋年间士大夫们言谈轶事的纪实性描写，记录汉魏两晋士人心态的发展历程，反映玄学思潮的勃兴。透过这个窗口，人们可以察知汉末至魏晋这300年间社会政治、思想道德观念、风俗人情演变的实际情况。
《世说新语》全面记录了士人个性意识觉醒的过程及其种种表现。这个觉醒过程肇始于东汉末年的名士。当时的名士是在儒学正统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士人。他们本是对汉朝忠心耿耿，只因对朝廷不满，敢于议论朝政，结果受到宦官势力的打击和迫害。迫害虽促使他们与大一统政权疏离，另一方面，却提高了他们在士人中的声望，他们成了众人崇拜的名士，更加意气风发，指斥朝廷，品评人物，成了舆论的中心。
魏晋时代士人的心态受社会政治状况和玄学思想两方面的影响，在汉末个性解放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魏晋社会状况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战乱频繁，人命如草芥，人们开始反思人的生命存在的价值，敏感的士人更是如此，于是感叹人生无常、生命短促成了时代的主旋律。二、魏晋两朝政治的黑暗腐败更甚于东汉末年。魏晋两朝的君主本来得国不正，篡弑夺位本身与传统观念是对立的，因此他们自身都是名教的叛逆者。当名士们也效法统治者纵情任性、旷达放羁，而危及他们的统治时，他们又借名教的名义把士人杀掉。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士人们由东汉末年的清议转为清谈，又由清谈转为谈玄。他们不再谈政治，而是谈“易”，谈“志”，谈“庄”（即所谓“三玄”），其核心内容即是顺应自然。理性已经崩塌，名教成了虚伪，人性便显露出来。于是追求个性自由发展，注重自我，注重感情，狂简旷达，纵性任情，追求享乐成了士人的理想和目标。玄学即是这种社会思潮的理论升华。
东汉末年到东晋这300年间，国家动荡不安，战乱频繁，是中国社会最黑暗，老百姓生活最痛苦的时期，痛苦需要解脱，于是道教产生了，佛教也于此时传入中国。随着中央政权的崩溃，儒学的统治地位也结束了，道家、名家、法家等各家的思想重新活跃起来。士人的思想得到解放，他们通过对现实、人生的反思，建立起一种融道家、儒家、名家、佛家为一体的新的思想体系——玄学。“玄”是黑色，又有微妙、神秘等意。《世说新语·文学》记载了乐广谈玄的事例，乐广用辩“至”的名的方法，来析“至”的理。除了名理之外，玄学还涉及到有无、本末、体用、才性、言意，以至养生、声无哀乐等诸多命题，所有这些问题，实质上都是现实生活中名教与自然发生剧烈矛盾冲突的产物。“玄”学思潮的出现，乃是汉末以来士人心态转向自我的产物，是对于个性觉醒和由这觉醒而引发的种种问题的理论阐释。”（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
魏晋时代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表现在各方面：因为宇宙的无穷，而感叹人生短暂、无常是一种表现；因人生短暂，而纵欲、而及时行乐也是一种表现；旷达、轻脱也是一种表现。魏晋人士对自我人性的发现是前所未有的。在《世说新语》中，我们看到了人性的诸般展露，从高尚的“德行”，到卑鄙的情欲，如“假谲”、“汰侈”、“谗险”、“俭啬”等等。它告诉人们人性有善有恶，有好有坏，人的个性和感情世界丰富无比。在《世说新语》里，人们还第一次发现了自身的人体美：
裴令公有俊容仪，脱冠冕，粗服，乱头皆好，时人以为玉人。见者曰：“见裴叔，则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容止》）
人们不仅发现了自身的美，同时也发现了自然山水的美：
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言语》）
魏晋时代又是人的审美意识大发展和文学自觉意识形成的时代。
《世说新语》因为展开对人的个性的全面描写而在中国小说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不仅开创了“志人”这一文言小说流派，还以玄远隽永的叙事语言、生动传神的白描手法为《三国演义》、《水浒传》、《儒林外史》、《红楼梦》等白话长篇小说提供了艺术经验。《世说新语》堪称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座宝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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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情感七始，化动八风——刘勰
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
——刘勰“六观说”
鲁迅先生曾这样评价刘勰的《文心雕龙》，他说：“东则有刘彦和之《文心》，西则有亚里士多德之《诗学》，解析神质，包举洪纤，开源导流，为世楷式。”可见《文心》一书不仅在中华民族数千年文学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既便在世界文学宝库里也堪称瑰宝，熠熠生辉。
刘勰，字彦和。原籍东莞莒县（今山东莒县），大约生于刘宋泰始元年（公元465年），卒于梁武帝普通二年（公元521年）前后，历经宋、齐、梁三朝。所著《文心雕龙》成书于齐。
刘勰生于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20岁出头就到定林寺依“沙门僧佑”生活，一是家境贫寒，更重要的是由于当时佛儒思想的影响。当时的社会是一个佛儒盛行并且合炉共冶倾向很普遍的时代，这种社会风气和现象对刘勰的人生观和文学理论、文学思想的形成都有很大的影响，他的终生不婚娶也与信奉佛儒有很直接的关系。
尽管刘勰家道没落，他还是从小受到了良好的文化教育，到定林寺后，一住就是10多年。当时，定林寺是很有名的大佛寺，僧佑是很有名的和尚，刘勰在他搜集整理和研究《三藏经》、《法苑记》、《世界记》、《释迦谱》等工作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刘勰自幼“笃志好学”，加上在寺中研读佛经，使他“博通经论”，还“长于佛理”。
魏晋时期，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产生了许多专著，文艺领域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为刘勰文学批评专著的写作，提供了必要的准备条件。30岁后，他动笔撰写《文心雕龙》， 耗费5年多时间，到37岁时终于完成了这部巨著。当时沈约在文坛上声望很高，刘勰想请沈约给予鉴定，却无缘得见，他只好背上书稿，假扮成卖书郎，在沈约家的大门外等候。一天，沈约入朝议事，刘勰趁他上车时走上前去，把书稿呈上。沈约看罢全书，大加赞赏，认为“深得文理”，并将书稿放在案头，以便随时翻阅。从此，刘勰和《文心雕龙》才逐渐被世人所知。
《文心雕龙》即是在总结前人创作和理论成果、概括历代各种文学现象的基础上写成的。刘勰认为，前人文学理论零星片面，极欠完整，未能建立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他立志要写一部“弥纶群言”、博大精深的文学理论专著，以探讨为文之用心。
《文心雕龙》全书约37000余字，共50篇。各篇独立成文，内容上又紧密相联。分上、下两编，上编论述文学的基本原则和各种文体的源流演变，下编为创作论、批评论和统摄全书的序。就篇目的编排及其内容看，大致可分为如下几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是《原道》、《征圣》、《宗经》3篇，开宗明义地阐述了刘勰的世界观及其文学理论的基本思想，乃是总纲。
第二部分：专论文体，从《明诗》到《书记》共20篇，涉及三十几种文体，包括韵文、散文以及杂文等。对每种文体，刘勰都从源流演变、定义与实质、代表作家与作品、基本特征和写作要领四方面进行分析研究。
第三部分：是关于文学的一些基本原理和创作理论，也是《文心雕龙》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包括从《神思》到《总术》共19篇，研究文学创作的构思、风格、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以及创作过程和表现手法的各种问题。
第四部分：为《时序》和《物色》篇，阐明文学创作和现实生活的密切关系，提出了“情以物迁”、“辞以情发”和“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等著名论断。
第五部分：是文学批评论，包括《才略》、《知音》、《程器》3篇，分别从作家、作品及文学批评理论等方面，作了较为集中的论述。
第六部分：即最后一篇《序志》，是全书的序论，说明了写作动机与目的。
《文心雕龙》系统总结了我国历代文学理论研究的成果，建立了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它以儒家思想为出发点，确立了文学的基本原则：认为“道”是文学的本源，“圣人”是文人学习的楷模，“经书”是文章的典范。把作家创作个性的形成归结为“才”、“气”、“学”、“习”四个方面。《文心雕龙》还系统论述了文学的形式和内容、继承和革新的关系，又在探索研究文学创作构思的过程中，强调指出了艺术思维活动要具体形象这一基本特征，并初步提出了艺术创作中的形象思维问题；对文学的艺术本质及其特征有较自觉的认识，开研究文学的形象思维的先河。
《文心雕龙》作为中国5世纪末一部杰出的文学理论巨著，第一次建立了中国式的文学理论体系，全面分析了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对齐代以前文学批评理论进行了一次大型总结，也对齐代以前文学思潮和文学创作实践经验进行了一次系统探讨。它不仅较全面地总结了前人的文学创作经验及文学理论的研究成果，而且广泛探讨了文章载体、写作方法和艺术技巧等问题，严谨地评价了一些代表性作家和作品，提出了前人所未道及的许多新观点、新思想、新见解，大大丰富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内容，并对中国古典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文心雕龙》论述的问题这么多，涉及面这么广，但彼此间却紧密相联，形成严密的理论体系。清人章学诚在《文史通义·诗话》中评价《文心雕龙》“体大而虑周”；鲁迅先生认为：“篇章既富，评骘遂生，东则有刘彦和之《文心》，西则有亚里士多德之《诗学》。解析神质，包举洪纤，开源发流，为世楷模。”将《文心雕龙》与《诗学》相提并论，极力推举，可见它对文学理论发展史影响之巨大和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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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初唐四杰——王杨卢骆
清音悠悠响非凡——孟浩然
“诗佛”王维
诗家夫子——王昌龄
斗酒诗百篇——李白
漂泊一生，忧民一世——杜甫
一篇长恨有风情——白居易
楚雨含情皆有托——李商隐
情致豪迈，轻倩秀艳——杜牧
“诗豪”刘禹锡
元和中兴，文章复古——古文运动
寂处观群动，独立自吟诗——柳宗元
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韩愈
花间词祖——温庭筠
海内声华并在身，筐中文字绝无伦——元稹
薄命君王绝代词——李煜
白马蹄印漫西行——唐玄奘
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慧能
第二部分：百年文苑知己——萧统
同一件东西司马迁当作死人的防腐溶液，钟嵘却认为是活人的止痛药和安神药。
——钱钟书
深乎文者，兼而善之：能使典而不野，远而不放，丽而不淫，约而不俭，独擅众美，斯文在斯。
——刘孝绰《昭明太子集序》
《文选》是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负责组织编纂的一部诗文选集，故又称《昭明文选》。《文选》首尾可观，殊成佳作。辞典文艳，既温且稚。典而不野，丽而不淫，约而不俭，可谓卓尔不群。这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文集，在文学史上地位重要、影响深远。
萧统，字德施，小字维摩，南兰陵（今江苏常州）人，是梁武帝的儿子。天监元年（502年）立为皇太子，未及即位便卒，死后谥昭明，故世称昭明太子。他聪明非凡，记忆超群，尤爱文学，喜欢接纳文人，一起“讨论篇籍”、“商榷古今”。他的东宫聚书三万卷，名重一时，成为江南文学中心，萧统著述甚丰，很多都已散佚。幸运的是，他负责组织编纂的《文选》30卷，没有因为时代的推移而淹没，而以强大的生命力而流传下来，成为后代的范本和难得的研究资料。
《文选》选录先秦到梁800年间的诗文752篇，其中分为赋、诗、骚、诏、册等37类，大致可以概括为诗歌、辞赋、杂文三大类，计诗歌434首，辞赋99篇，杂文219篇。所选作家除无名氏外，共129人，前代的许多优秀作家的作品都被选入，这些作家的作品都是可以称为“先士茂制，讽高历赏”的，多数皆有定论且为当时文人所重。
任何“文选”都体现了编选者的选文标准和原则。萧统认为，衡量文学作品的根本标准是“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事”不仅指创作活动这件“事”，更主要的是指构成创作的题材和事物。在萧统看来，构成创作题材的事物是有意义的对象，必须经过作者的选择提炼并升华出意义。但是仅仅有这一点是不够的，文学作品之所以不同于其他文字，是因为它必须通过艺术的构思，以华美漂亮的文词来显示“事”的意义。《文选》的选录标准反映了当时文学潮流的一般趋向和文风的时尚，也让人看到艺术文学和应用文学走向各自独立的现实，泛“文学”的概念开始分化，文学自身的独立性自觉性开始显现出来。
依照这种标准，《文选》不收经、史、子三部类的文章；虽史书中也收有少量的论赞，那是因为它们“综辑辞采”，“错比文华”，具有文采，而大量选入的是辞、赋、诗，其中楚辞、汉赋、尤其是六朝潘岳、陆机、谢灵运、颜延之等人的作品占的比例最大，十分鲜明地突出了《文选》主要作为艺术文学选集的特色。
无论在文学史还是文学古籍的校刊整理方面，《文选》都有极其重大的意义。首先，它影响着文学家在文学界的地位。虽然《文选》对所选文学家未加评价，但在对象的选择方面，就表明了编选者的态度，这对后世之褒贬具有导向作用。其次，对文学观念的发展，对文学特性的认识，具有重要影响。魏晋以来，文史哲不分家的现象开始改变，文学的独立性为大家所重视。《文选》之所以重要，在于它以大量的实证例子，揭示出了艺术性文学的本质特征，从内容表达、形式表现等方面，提供了艺术文学的范本。自《文选》问世以来，人们在创作上不仅以它为模特加以效仿，而且还开辟了“文选学”这一研究的专门领域，影响之深远，由此可见一斑。
再次，《文选》成书于南朝梁代，当时编选者所见到的文本，与今日留存的文本，许多都有差异，而且不少文本至今已经亡佚了，所以《文选》所保存的古代作家的作品原始文本，对古籍整理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此外，《文选》受到各个时代文人学者的重视，成为士子的必读书，具有文章学教科书的作用。以现代观点来看，《文选》是把艺术标准放在第一位，尤其重视形式美，不十分注重思想内容的意义。然而过去的文人学士，主要是借此学习做文章的方法，在辞藻、典故运用等基本功方面得到教益，即从艺术形式和艺术表现入手，找到进入文学殿堂的门径。
从今天的观点看，《文选》仍存在一些问题。第一，由于它强调典雅华丽、引古征事，过度看中形式的美文特征，一些清新素朴之作便不入法眼，那些思想内容丰富、极有生活情趣的作品也被忽视了，南朝自然清丽的民歌一首不见，这也显示了编选者的贵族偏见。第二，分类过于琐细繁杂，并有不当之处。琐碎的分类，固然可以使读者了解文章体裁在六朝时的发展状况，但过于琐细，反而不利于文体的发展，以及对于文体的整体把握。第三，由于编选者特定的审美标准，为了适合自己的口味，不惜删改割裂古诗文原貌，这样不仅有损原作的形式原貌，而且也增加了理解作者本意的难度，甚至会造成内容意义的误释。第四，有些收入的文章，由于考证不严，整理不精，误将其他人的文字当做作者之文的错误屡有发生。尽管如此，《文选》并不因为编选中的问题而失去灿烂的光辉。
《文选》的价值可从“文选学”的形成见出。所谓“文选学”，就是以《文选》的研究和注释为主体的一项专门学问。早在唐代，就有两个著名的《文选》注本，即李善的注本和五臣注本。前者将《文选》分为60卷，引用书籍达1689种，注释探幽发微，准确注出了词语典故的来源及意义，对于理解作品的内容、了解作品背景都有极大帮助。五臣注本是指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5人合作的《文选》注，成书于718年。五臣注本疏漏不少，整体水平不是很高，但是也有其价值，有些注释也表现出比李善注明白易懂的长处。
总之，《文选》作为第一部留存下来的文学作品选本，以其新颖的文学眼光和明确的艺术标准树规立范，在文学史上的影响不可低估，时至今日，它体现出的文学观念，尤其是对文学特征的认识，对我们仍有启迪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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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古代文学的奇葩——《木兰诗》
南北朝是我国古代民歌兴盛的时期。由于地域和文化的差异，在内容和风格上南朝和北朝的民歌也呈现出很明显的不同之处：南朝民歌内容较狭窄，多侧重于爱情方面，比较活泼，缠绵；北朝民歌反映了更为广阔的现实生活，对游牧生活，战争，人民生活以及爱情婚姻等都有一定的描写，它体裁多样，自由且灵活，体制更丰富多变，总体风格古朴悲凉、粗犷豪迈。其中最为杰出的为《敕勒歌》和《木兰诗》两首。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敕勒歌
这是一首只有27个字的北朝民歌，包含了极大的艺术感染力。静山、平川、苍天、茫野，加上清风掠过时所现之牛羊，动静结合，描述出北国草原的富饶和壮丽。同时也抒发出北国人民对养育他们的土地、对游牧生活的热爱之情。
另一首《木兰诗》同样出自于北朝，它是我国古代文学园地里的一支奇葩，是千百年来脍炙人口的杰作。它通过描述一女子替父从军的故事，塑造出一位千古传颂的巾帼英雄。它全篇可分为四个部分：
一、即开头至“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诗歌先用织机声引出木兰的叹息声，引起读者的好奇：木兰为何叹息？后引出可汗点兵，家中无男儿，父亲年迈的现实情况和决定替父从军。运用东、西、南、北排比，表现出战争的迫近和出征前的忙碌。最后用了“旦辞……不闻……但闻”来写路程的遥远和木兰对家乡和父母的惜别之情。主要描写了木兰的焦虑、思考、准备和出征。其中对儿女情怀的述写表达木兰对父母之孝，军书急迫，而替父从军表达对国家的热爱，塑造了木兰的善良。
二、“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十分简洁的笔墨，描写了木兰10年的征战和凯旋归来的情景。用战争的可怕和残酷反衬出一个坚强而勇敢的花木兰。
三、从“归来见天子……，不知木兰是女郎”，写木兰辞官和与家人团聚的喜悦之情。木兰完成使命，并且立下战功，面对天子的赏赐而不为所动，只求回家与家人团聚。这进一步证明了木兰替父从军，为国效力，并不是为功名利禄。进一步刻划了木兰的正直和淳朴。木兰还家，“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描绘了家人的快乐的兴奋。木兰恢复女儿面目，同伴的惊诧以及表达出的对这位女中豪杰的赞叹，一切都让人感觉喜悦轻松。
四、即最后的“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在文章的结尾之处，作者用了一个巧妙的比喻，写出了对木兰从军12年，但未被发现女儿身的赞颂，表现出木兰的谨慎和机敏。
该诗用叙事的手法，描述了一个光彩照人的人物形象。首先木兰是一位纯真朴实的少女，另一方面又是一位跃马疆场而不为功名所动的英雄。在她身上体现了中华民族劳动者的勤劳、善良、深明大义的精神，而且她的形象不仅在于善良和勇敢，同时是智者和理性的体现，再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儒道哲学中的高度的人生智慧，表现了中华民族刚柔相济，能屈能伸，出入有道，进退自如的人生观，从而对中国文化的精神做出了极好的诠释。
《木兰诗》不仅思想意义深刻，同时也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一、它作为一首叙事诗，详略得当。为突出木兰的形象，作者选取了长达10年的背景，并对这丰富的材料，作了细致的剪裁。着重于木兰从军、离家、辞官、还家四部分，使全文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但对军旅生活相当简略，叙事粗细恰到好处，从而把一个十分感人而鲜活的巾帼英雄形象塑造的完美得当。二、叙事与抒情相结合。作者没有刻意描述木兰怎么英勇，如何坚强，而是多了一些“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的思念之情，来表现爹娘与女儿间的深情。叙事与抒情交叉进行，真正做到了融情于事。三、《木兰诗》用词丰富多彩，极富韵律。诗中古朴自然的口语和精妙绝伦的律句相结合，既有五言，又包含杂句，并且使用了多种修辞手法和表达方式，有比喻，如“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有夸张，如“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有对偶，如“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有排比等。这些手法的运用，增强了诗歌的表现力和生动性。另外作品的韵律有民间歌谣的特点，以平声韵为主，不避重字，几句换一韵，使人读起来朗朗上口、流畅和谐，极富音乐之美。
木兰代父从军的故事流传久远，影响十分广泛。后被改为多种戏曲形式，久唱不衰。它不仅代表诗歌艺术的水平，更主要的是塑造了木兰这个人物形象，她已经不只单纯地代表一个代父从军的英雄，而是一个为了追求男女平等和寻求女性解放的人物的典型。《木兰诗》代表着古代诗歌艺术的最高水平，它无论在内容上还是艺术手法上，都对我国诗歌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它对后世文学和后世民族精神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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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大乘佛学之颠峰——僧肇
僧肇三十岁就死了，否则他的影响会更大。
——冯友兰
家喻户晓的《西游记》中，观世音受如来之命化身为一名老和尚来东土大唐寻找取经人。“取经”，取的是什么样的经呢？观世音在和身为名僧的唐僧讲经辩论的时候，指斥唐僧所传之“经”，为小乘佛经，只可度己难以度人；西天如来佛祖处，有九九八十一卷大乘佛经，可普救天下众生。那么何为大乘佛经呢？
公元5世纪，在中国的佛教大乘一宗大师是鸠摩罗什。鸠摩罗什是印度人，出生的国家在今新疆省内。他于401年到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在此定居，直到413年逝世。在这13年中，他将许多佛经译为汉文。此后，小乘、大乘的经文都陆续被翻译过来，但是只有大乘在中国的佛学中获得永久的地位。鸠摩罗什教了许多弟子，其中有些人很出名，很有影响。其中最出色的就是僧肇，大乘佛学的水平在僧肇那里达到巅峰。
僧肇（公元384年—414年），京兆（今西安附近）人。他先研究老庄，后来成为鸠摩罗什弟子。他领会了魏晋玄学的存在本质论，学会了鸠摩罗什传译的龙树系中观空宗的哲学思辨，并且又“不落两边”、“不离两边”，将二者加以融汇贯通，创建了带有中国特色的一整套佛教哲学体系，从而把中国佛教哲学理论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他写了几篇论文，后人辑成一集，称为《肇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