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肇论》的第一论题为《物不迁论》。佛家讲“三法印”。首印“诸行无常”，无常即迁流不息之意。今讲不迁，正是针对小乘执着无常而不懂其真义者而言。论中有云：“必求静于诸动”，“不释动以求静”；又云“静而常往”，“往而常静”。均主张动静一如。往即不往之意。他根据龙树的“不去不来”的理论，以破斥小乘有部执三世恒有的主张。其中“夫人之所谓动者、以昔物不至今，故曰动而非静。我之所谓静者，亦以昔物不至今，放曰静而非动。动而非静，以其不来；静而非动，以其不去。求向物于向，于向未尝无；责向物于今，于今未尝有。……是谓昔物自在昔，不从今以至昔；今物自在今，不从昔以至今。……果不俱因，因因而果。因因而果，因不昔灭；果不俱因，因不来今。不灭不来，则不迁之致明矣。”这是在讨论世界的运动问题。它认为事物的流转变化是假象，其本质是不动的，过去的事物只存在于过去，现在的事物只存在于现在，“故曰静而非动”。“不迁”就是不动。它只肯定事物变化的间断性而否定其连续性。万物每刻都在变化。在任何特定的时刻存在的任何事物，实际上是这个时刻的新事物，与过去存在的这个事物，不是同一个事物。《物不迁论》中还说：“梵志出家，白首而归，邻人见之曰：‘昔人尚存乎？’梵志曰：‘吾犹昔人，非昔人也。’”梵志每时每刻存在着。此刻的梵志不是从过去来的梵志；过去的梵志，不是从现在回到过去的梵志。从每物每时变化来看，我们说有动而无静；从每物此时尚在来看，我们说有静而无动。僧肇的理论，具体化了第二层次的二谛。在这个层次上，说万物是有是静，说万物是无是动，都是俗谛。说万物非有非无，非动非静，是真谛。
《肇论》第二论是《不真空论》。“不真”指“假名”。万物以假名盾来是不真，执着假名构画出来的诸法自性当然是空。所谓“不真空”，就是“不真”即“空”。当时三家讲般若都以无解空，而对于“无”和现象之“有”的关系，解释各有不同。《不真空论》将“有”与“无”两方相统一，而批评三家的说法。认为有是有其事象，无是无其自性。自性并非事物本身所固有，而是假名所具有的。因此，假象之相非无，但所执自性为空，这就叫做“不真空”。另外，小乘讲空，是“析色明空”，以事物帐本有微积成，经过分析，才见其为空无，这叫“待宰割”以求空。说不真即空，就是讲万物原来是空，不待分析。其中 “然则万物果有其所以不有，有其所以不无。有其所以不有，故虽有而非有；有其所以不无、故虽无而非无。……所以然者，夫有若真有，有自常有，岂待缘而后有哉？譬彼真无，无自常无，岂待缘而后无也？若有不能自有，待缘而后有者，故知有非真有。……万物若无，则不应起，起则非无。……欲言其有，有非真生；欲言其无，事象既形。象形不即无。非真非实有。然则不真空义，显于兹矣。”（见《大藏经》卷四十五）这是在讨论世界的存在问题，其主要论点是说一切人和事物都生灭无常，缘会则生，缘了则灭，所以都是虚幻的不真实的。
后世的三论宗人很推尊僧肇，常常把他和鸠摩罗什并称，有“什、肇山门”之语，吉藏在所著《大乘玄论》卷中将他提高到三论宗实际创始人的地位。直至明末，智旭在《阅藏知津·中土论》中，列《肇论》为第一，认为僧肇学说最契原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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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众人皆醉我独醒——范缜
人生好比树上开的花，遇到风花瓣便会随风飘落，自然就会有的越过窗户落在席垫之上，有的则翻过篱墙罗入粪秽之中。
——范缜
中国古代南北朝时期，正值佛教盛行。佛教认为，人的富贵贫贱都是命中注定的， 是前世积善行恶的因果报应；偏偏有一个叫范缜的提倡“无佛”。范缜，字子真，南乡舞阴（今河南泌阳西北）人，曾先后在齐、梁两朝做官，是当时著名的思想家，无神论者。有一次，竟陵王萧子良问范缜：“您不相信因果报应，可是人为什么会有富贵贫贱的不同呢？”范缜回答说：“人生好比树上开的花，遇到风花瓣便会随风飘落，自然就会有的越过窗户落在席垫之上，有的则翻过篱墙罗入粪秽之中。落在席垫上的人，就如殿下您，罗入粪秽之中的人就是我呀。人的贵贱际遇虽然各不相同，但哪里有什么因果。”范缜的回答使竟陵王在众多宾客面前无言以对。后来，竟陵王又特意召集了许多僧人与范缜辩论，仍不能使范缜屈服。
范缜平时穿着朴素，性格朴实直爽，勇敢而不畏权贵，常有不同于世俗的独立见解。他的主要思想保存在他的著作《神灭论》中。
《神灭论》的基本思想主要体现在“形神相即”、“形质神用”。
首先在形神关系问题上，范缜抓住了“即”与“异”的对立。“异”是指“分离”，佛教徒讲“形神相异”、“形神非一”，称人的灵魂可以脱离形体而独立存在，人死以后形亡而“神游”，精神（魂魄）跑到佛国或依附于别的形体，灵魂、精神就成为三世轮回的主体、因果报应的对象。所以强调形神分离，是佛教徒论证“神不灭”的主要根据。对此，范缜提出“形神相即”，他说：“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也。”“即”，义谓“接近”，哲学上则有“结合”、“涵蕴”、“渗透”等含意。“形神相即”，就强调了精神与形体不可分离，所谓“形神不二”，形神“名殊而体一”，把形神看成同一实体的两个方面，同时范缜又断言“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肯定了精神必依附于形体而存在，随形体灭亡而灭亡，较彻底地克服形神平行、形神二元的缺陷，坚持了唯物主义的形神一元论。
其次，范缜提出“形质神用”的命题，用统一的观点说明形神一元论，进一步深化了对形神关系的考察。范缜认为“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是则形称其质，神言其用，形之与神，不得相异也”。肯定了形体是物质性的实体，神是由形体派生的作用，以为神之作用是依存于物质性的形体才能发挥。他还用刀刃与锋利的关系阐发“形质神用”的命题。认为神用之对于形质，犹如锋利之对于刀刃；锋利依附于刀刃而存在，两者异名而体一；同样，神用离不开行质，精神只能依存于形体，而形亡必然神灭。
再次，范缜以“浮屠害政，桑门蠢俗”，揭露当朝宣扬神不灭的危害，阐明自己阐释神灭的目的和良苦用心。由于统治者对神不灭的提倡和宣传，导致“浮屠害政，桑门蠢俗，风雾惊起，驰荡不体，吾哀其弊、思拯其溺”。神不灭思想及其传播，不仅给当时封建伦理道德带来极大的危害——“舍逢掖，袭横衣，废俎豆，列瓶钵，家家弃其亲爱，人人绝其嗣续”，而且也会给国家造成严重的政治危机——“兵挫于行间，吏空于官府，粟磐于惰游，货禅于土木”。范缜认为通过神灭论的宣传，和对神不灭论的批判，可以使“小人甘其垄亩，君子保其恬素；耕而食食不可穷也，蚕而衣衣不可尽也。下有余以奉其上，上无为以待其下，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为己，可以为人，可以匡国，可以霸君”。这无疑是范镇站在世俗地主阶级的立场，巩固当朝的统治，医治当权的门阀士族的愚昧。
在这部闪光的著作里，范缜一针见血地击中了佛教的要害。他的论点一传出，举国哗然，驳斥范缜的人谁也驳不倒他。据记载，在齐武帝永明七年范镇在当朝宰相肖子良的宾客宴会上，就信佛问题与肖子良本人及众宾客辩论，驳得众宾及肖子良哑口无言。萧衍看到硬的压不住范缜，于是打算收买他。萧衍派王融悄悄地对范缜说：“凭你的美才，何愁当不上中书郎呢？可你偏偏发表这样怪僻的议论，太可惜了！应赶快放弃它。”范缜禁不住哈哈大笑说：“假使我范缜是卖论求官的人，早就做上尚书令、尚书仆射这样的大官了，何止一个小小的中书郎呢？”
千年前的一部《神灭论》，让我们看到了人类智慧的光辉和坚持真理不为名利所诱的伟大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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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初唐四杰——王杨卢骆
卢、骆、王、杨，号称“四杰”。词旨华靡，固沿陈、隋之遗，骨气翩翩，意象老境，超然胜之，五言遂为律家正始。内子安稍近乐府，杨、卢尚宗汉魏，宾王长歌，虽极浮靡，亦有微瑕，而缀锦贯珠，滔滔洪远，故是千秋绝艺。
——明代王世贞《艺苑危言》
初唐四杰都是少年有为且才华横溢。骆宾王7岁即能咏鹅为诗，被称为“神童”。杨炯年10岁即应童子举，翌年待制弘文馆。王勃16岁时，被太常伯刘祥道称为神童而表荐于上，对策高第，拜为朝散郎。卢照邻20岁即为邓王府典签，“王府书记，一以委之。王有书十二车，照邻总披览，略能记忆”。但是在仕途上，他们又都是坎坷不遇的。由于官小而才大，名高而位卑，心中充满了博取功名的幻想和激情，郁积着不甘居人之下的雄杰之气，因此当官也只是卑微的小官 ，最终的结局都很悲惨。
或者正是这种坎坷的经历和不幸的命运，使得他们在唐初的文学创作上不为世俗所左右，能独树一帜。当时的大臣上官仪秉承陈隋的遗风，其作风靡一时，士大夫们争相效法，世号“上官体”。在齐梁的形式主义诗风仍在诗坛占有统治地位的时候，“四杰”挺身而出，王勃首先起来反对初唐诗坛出现的这种不正之风，接着其余三人也都起来响应，一起投入了反对“上官体”的创作活动之中。他们力图冲破齐梁遗风和“上官体”的牢笼，把诗歌从狭隘的宫廷转到了广大的市井，从狭窄的台阁移向了广阔的江山和边塞，开拓了诗歌的题材，丰富了诗歌的内容，赋予了诗歌新的生命力，提高了当时诗歌的思想意义，展现了带有新气息诗风，推动初唐诗歌向着健康的道路发展。他们的创作洗涤六朝之锦丽，突破宫廷诗的束缚。闻一多说：“正如宫体诗在卢骆由宫廷移到市井，五律到王杨的时代由台阁移至江山塞漠。”
四杰当中，王勃居首位，他的诗感情细腻，风格清丽，似嫌柔弱，但又不缺雄豪旷达，如那首被人千古传诵的送别之诗《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王勃以真切情感歌颂深厚友谊的同时，又向世人展示了他宽阔的胸襟。首句即见出气象壮大：高耸嵯峨的城阙被雄壮开阔的三秦之地所拱卫。借助于“风烟”的渲染，更显示出离别的惆怅和伤感。次句“与君离别意”，形成彼此的亲近感，“同是宦游人”，则是为着形成对友人规劝的情感基础，是为着安慰其“离别意”。第三联，诗意突然出现升华，“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何等之襟怀和气派！这便为尾联，规劝友人：“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打下了雄厚的思想和情感基础。全诗文字质朴、意境开阔，具有一种充实壮健之美。另外，王勃的文章以《滕王阁序》最为著名。《滕王阁序》一文，叙述洪都之人杰地灵，描绘登上滕王阁所见之壮景，自叙身世，抒写仕途失意之悲哀，其中对滕王阁周围景致的描绘，尤为人称道，作者将山景、水景、市景、乡景、远景、近景、动景、静景尽收笔下，互相配合，互相映衬，显示出优美开阔之意境。“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一联，成为千古绝唱。
杨炯的诗风是刚健而又精辟凝炼的。在他的诗歌里，洋溢着昂扬慷慨之气，“壮而不虚，刚而能润”。其中《从军行》最为有名，字里行间洋溢着他从军报国的热情和渴望：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风阙，铁绮烧龙城。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骨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诗人心情振奋，表现出生逢盛世大展鸿图的豪情壮志，诗里充满了昂扬向上的时代精神。而在写法上，则直抒胸臆，有一股雄直劲遒之气，这已开盛唐雄浑诗风的先声。杨炯也有一些诗篇，极富俊逸抒情。它在悠然的情思中表现出一种天然的诗的情韵。如“相思明月夜，迢递白云天”，“行人断消息，春恨几徘徊？”，“美人今何在？灵芝徒有芳”，“山空夜猿啸，征客泪沾裳”，写得空灵飘洒，含不尽之意如在言外，韵致天然诗味无穷，绝似盛唐诗歌。因此，他在唐诗的继往开来中，其功之卓绝，实在足以彪炳千秋的。
卢照邻擅长七言歌诗体，较为出名的是《长安古意》。此诗借古喻今，描绘了初唐时期长安上层社会的生活面貌。诗人把笔锋从宫廷引入市井，出现了万民狂欢的情景。长安人流如潮，以致楼前相望不相知，陌上相逢讵相识，然而在歌海舞潮之中，都有生死相恋的执著。双方剖明心迹：“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这种爱情形式和表述，热烈、真挚、大胆，如闻一多所说，比起“病态”的宫体诗来，“气魄”不可伦比。诗中还写了御史、廷尉等执法人员邀结一些纨绔子弟宿娼寻乐，违法犯禁的丑恶行径，也写了豪门将相相互倾轧，对统治阶级进行了深刻批判。行文对仗精巧，句法蝉联，以赋为诗。
骆宾王擅长五律和七言歌行体。诗风刚健雄浑，气魄非凡。他的《帝京篇》和卢照邻的《长安古意》被称为姊妹篇，两篇内容相似，共映生辉。另外骆宾王在参与反武的起义中写下了一篇《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使他名声大振。武则天读完这篇骂她的檄文，竟然感叹是宰相的失误，而使这样的贤才流落在外。这篇檄文开首便痛陈列数武则天的罪行劣迹，写得痛快淋漓，犹有义愤贯流其中。然后，极力赞美徐敬业起兵之声势和正义性，气势充畅，一泻千里。最后对朝中诸人晓以情理，以“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结束，有雄睨一切的气概和横扫千军的力量。它的内容的真实性和可靠性程度容当商榷，但它创造了以气势、文采为载体去表现政治内容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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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清音悠悠响非凡——孟浩然
孟诗胜人处，每无意求工，而清超越俗，正复出人意表。
——沈德潜《唐诗别裁集》
淡得看不见诗了，才是真正孟浩然的诗。
——闻一多《唐诗杂论》
孟浩然，襄阳人，他的一生可以说比较简单平淡，他生活的时代是开元盛世，他的大半生都在隐居和漫游中度过，和山水鸟虫结下了缘分。然而却不能说他的心境诗中冲淡平和只在山水，他的经历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孟浩然的隐逸有前期和后期之分：前期的隐逸可以说是为步人仕途做准备的，带有强烈功利目的的隐逸；后期则是追求人格理想、完善其道德追求的真心归隐。他前期三十多年是在努力为科举，为入仕做准备。唐代是以词章取士的。他自强不息，苦学了几十年，自认是“词赋颇亦工”了，然后才“中年废丘壑，上国旅风尘”以求明达，抱负很大。然而现实生活常常是出人意料的，他居然名落孙山。
然而这次考试对孟浩然的打击还不算太大，而令他入仕的梦想破灭的是因为惹怒了唐玄宗。一次王维邀请孟浩然来府上做客，两人高谈阔论时，忽然外传“皇上驾到”。孟浩然不及躲避，只好藏匿于床下。等皇上进来后，王维不愿隐瞒，禀报皇上说：“诗人孟浩然在此，因嫌身份卑贱，未敢拜见陛下！”唐玄宗是个爱才之人，听后，立即召见。孟浩然连忙出来见过玄宗。三人说了一会儿诗文，玄宗问孟浩然是否有新作。于是孟浩然就诵读了一首向皇上表明入仕心迹的诗。谁知其中“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一联，竟惹怒了玄宗，玄宗责问到：“你不积极求仕，倒反过来诬说我弃你！”
自此，孟浩然对入仕心灰意冷了。此后，孟浩然就四处漫游，足迹遍布山林江海，成为人们心目中的“隐士”、“高人”。连什么人都不放在眼里的“诗仙”李白，也对孟浩然青眼有加，佩服得五体投地，在《赠孟浩然》中说：“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侍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
孟浩然的山水诗清雅中透露着豪放。《唐音癸鉴》中写道：“孟浩然诗祖建安，宗渊明，冲淡中有壮逸之气。”孟浩然的诗清幽雅淡而又不失雄浑开阔，最能体现这个特点的莫过于《望洞庭湖呈张垂相》这首诗了：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样，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美鱼情。前四句“起得洋洋称题，而气概横绝”，极力渲染洞庭湖秋高气爽、寥廓无边的清远气氛：八月秋汛，湖水为满；天水相接，混而为一；水气蒸发，雾气笼罩；湖波汹涌，似乎摇动着岳阳城。气象万千，喻示着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盛唐景象。紧接着孟浩然把这种气氛推向高潮，穷形云蒸霞蔚的荆楚大地，尽相巍然屹立于洞庭湖畔的天下名楼，从中见壮阔不平之气。孟诗的豪放与那些豪放派的诗究竟不同，它寓豪放于平淡之中，或在雄阔壮丽中显出一派淡泊萧散的气韵。颈联和尾联借此壮阔之气抒己之磊落不平之情，委婉地向张丞相倾诉衷肠，抒发了自己因无官位而不阿内功舒展抱负的淡淡幽怨，表露求仕之心。《瀛奎律髓》中记载到：“予登岳阳楼，此诗书左序门壁间，右书杜诗，后人自不敢复题也。”可见这首诗的功力是多么的深，这首诗的地位是如何的高，影响如何的大。
孟浩然的田园诗把田园情趣作为他隐逸生活的调剂，借以展示其高雅情怀、隐居清寂、登临清兴和静夜相思。如《过故人庄》，这是孟浩然田园诗的代表作，历代说孟诗者必提：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筵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在这首“淡的看不见诗了”的诗里，首联写作者前往赴约：老朋友炖好了鸡，蒸熟了黄米饭，邀请我去他家做客。10个字平平实实，明白如话，淡中有味。这两句虽是写眼前之事，却暗用了一个典故。其中“鸡黍”，出典于《论语·微子》：“丈人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论语注疏》云：“此丈人必贤人而隐者也。”颔联两句是写赴约途中所见的村庄外景，这两句诗取景简练而富有特征，“绿树”、“村边”、“青山”、“郭外”，寥寥几笔，便把田园风光作了传神的勾画。突现了环境的幽静与和谐。颈联两句写进村以后与主人进餐之事。“面场圃”与“话桑麻”，事不惊人，语不奇警。“话桑麻”出于陶渊明《归园田居》：“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诗中的“故人”、“田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故人”、“田家”，而是归隐或隐居意义的“故人”、“田家”。在这里它展现了一幅朴素动人的农家生活画卷，泥土的清香透过纸背，醇厚的乡情扑面而来。尾联两句是写诗人的告别之辞，表达了“我爱陶家趣，林园无俗情”的感受。
这首小诗写的事情虽然平常，却成功地表现了农家朴素纯真的人情和美丽恬静的田园风光，表达了诗人对农家生活的由衷赞美与农民朋友的真挚友谊，给人以美好的艺术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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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诗佛”王维
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
——苏轼
词秀调雅，意新理惬。在林成珠，着壁成绘。一句一字，皆出常境。
——殷璠《河岳英灵集》
王维，字摩诘，诗画双绝。祖籍太原祁（今山西祁县），其父迁家蒲州（在今山西永济），遂为蒲人。才华横溢的王维，15岁便远离家乡，在长安和东都洛阳为仕途而奔走。他不但擅长诗歌，而且音乐、绘画也十分精通，这使他能够很方便地登上仕途。相传，王维到长安昭国坊庾敬休家中做客时，看见墙上挂着一副《按乐图》，上面画着众多伶人正在奏乐。王维细看一会儿，便笑着说：“这副画上的乐工，正演奏到《霓裳羽衣曲》第三叠第一拍。”当下，有好奇的人真招来乐工演奏检验，结果与王维所说一致，乐工的手指起落，指法毫无差错。这样一来，王维受到当时上层社会达官贵人的欢迎。另外，据《丹青记》记载，王维为歧王李范画了一副《巨石图》，犹如真的巨石一样。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巨石不翼而飞。过了六七十年后，高丽使者把此图归还大唐。唐宪宗见王维的画如此神奇，于是将此图藏于宫中，并在地上洒乌鸡狗血以镇压，怕《巨石图》再次飞走。这个故事当然不会是真事，但王维绘画技巧之高却是实情。由于王维诗画并称，因此，王维在作诗时，不自觉地将构图、色彩、明暗等绘画技巧融入诗中，使诗具有画意。
王维得九公主的推荐，在府试中顺利通过，获得头名，进而一举中进士，步入仕途。然而官场中的种种糜烂腐败的现象，使他感到非常沮丧。在王维中年以后他一方面对当时的官场感到厌倦和担心，但另一方面却又恋栈怀禄，不能决然离去。于是随俗浮沉，长期过着半官半隐的生活。他原信奉佛教，此时随着思想日趋消极，其佛教信仰也日益发展。他青年时曾居住山林，中年以后一度居于终南山，后又得宋之问蓝田辋川别业，遂与好友裴迪优游其中，赋诗相酬为乐。
也是由于他的生活经历与心境的变化，后人称道的往往是他的山水田园诗。他信奉禅理，后半生徘徊于仕隐之间。他以优雅闲逸的情致描写了闲静舒适的田园生活和美丽可爱的山水。他的田园诗描绘的是闲静的意境；山水诗描绘的是幽静的意境。并且王维的诗中有画法、画意、画风，他以画家的只眼匠心来构建诗篇，达到了“诗中有画”的佳境。刘士麟在《文致》中说：“晃补之云右丞妙于诗，故画意有余。余谓右丞精于画，故诗态转工。”所说的就是王维的诗、画有相得益彰之妙。总览王维的诗可以看到他在继承陶渊明、谢灵运传统的基础上，最大特点是以画法入诗，创造出或凄丽清幽、或磅礴恢宏的意境，充满富于理趣的诗情画意之美。如《汉江临泛》就充分展示了王维的绘画技巧：楚寒三湘接，荆门九派通。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郡邑浮前浦，波澜动远空。襄阳好风日，留醉与山翁。
开篇两句，诗人就描绘出汉江雄浑壮阔的幕景，泛舟江上，纵目远眺，浩瀚的汉江之水入荆江与长江九派汇聚合流，波澜壮阔，气势恢弘。任水一气流走，劈空飞去，直至宇宙尽处，时空之外。就人的视觉而言，水流愈远，则人的视角愈小，对象也就愈小，汉水的形藐也愈来愈消失，明暗的差别也愈来愈减弱，成为一片虚无的空白。水流天地外，扑入视野的，当是一片大气，一片空白，可谓于无极之中见流之渺远，于飞动之中现水之浩瀚，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诗人将目不可及的景色写入诗中，收茫茫平原于纸端，纳浩荡江水于画边，为整个画面渲染气氛。接着，诗人以山光水色作为画面的远景：汉江滔滔远去，好像一直流到天边，两岸重重青山，烟雾迷朦，时隐时现，若隐若无。诗人又以极淡之墨，描绘了一副意境优美的山水画。
就绘画艺术来看，国画山水，常于画笔难到之外，留下空白，促人想象。王维此诗，则于诗笔难尽之处，拓开空间，任人驰聘。它运用了中国古典绘画的散点透视法，并不关心汉水在空中的精确位置，采用的是展现宏观视野的模糊透视法则，使读者能以流动的目光驰聘于天地之间，既不受焦点的约束，也不受地平线的限制，从而构成了“象外之象”的更大心理空间。
王维的山水田园诗具有那种含蓄蕴藉，意在笔外的美学风范。诗人抒发的感情以“含蓄”、“曲意”见长，很多诗作都属于平淡而有点韵之列。刘熙载曾在《艺概》中说：“山之精神写不出，以烟霞写之；春之精神写不出，以草树写之。故无气象，则精神亦无所寓矣。”王维诗中写静也是如此，静之精神写不出，借动态写之。他颇善于把动与静巧妙结合起来，构成妙境，益增静穆之感。山川景物中的幽静意境，在王维疏朗淡泊的气氛营造中又是另外一番景象。如《鸟鸣涧》：“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山月当头，春野空旷，亭亭桂树，徐徐落花，月惊山鸟，音回空谷，多么宁静而幽美的境界！诗人着意去捕捉“花落”、“月出”、“鸟鸣”等一些春夜中仅有的短暂而细微的动态，将春涧月夜静谧的实在感烘托出来，在安详而又生动的静与动的对立统一中，突出春山月夜的静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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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诗家夫子——王昌龄
七言绝句，王江宁与太白争胜毫厘，俱是神品。
——明代王世贞《全唐诗说》
王龙标七言绝句，自是唐人骚语，深情苦恨，襞积重重，使人测之无端，玩之无尽，惜人不善读耳。
——陆时雍《诗镜总论》
晚唐人薛用弱写的《集异记》中记载了“旗亭画壁”的文坛佳话。开元年间的一个冬日，王之涣、王昌龄与另外一位诗人高适来到一家名为“旗亭”的酒馆把酒高谈，适逢十几位梨园伶人在这里聚会，王昌龄便提议，她们每唱一首我们的诗就在墙壁上做一个记号，最后比比看谁的诗作被歌女们呤唱得最多，谁就是最优的。前面的几位歌女吟唱的都是王昌龄两部作品，高适的一部作品，王之涣自以为享誉盛名已久，可是仍然没有伶人唱他的诗，于是便指着最漂亮的歌女说，那些普通的歌女唱的都是下里巴人，如果她不唱我的诗作我就甘拜下风。须臾，那位绝代佳人发声，唱的正是王之涣的《凉州词》。这个故事表明了在开元年间王昌龄的七绝已传唱于伶人乐工之口。
王昌龄，字少伯。京兆长安（今陕西西安）人。据有限的史料考知，王昌龄的先祖在南朝时曾颇为显赫，但至王昌龄家道式微已久。他很小就为养家糊口而忧虑奔忙，有时甚至不免躬耕之苦。王昌龄自己也曾感叹：“久于贫贱，是以多知危苦之事。”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登进士第，任秘书省校书郎。他与李白及当时边塞诗派、田园山水诗派的主要人物过从甚密，唱酬不断。他曾到过西北边塞，看到战争之残酷，将士之凄惨，朝廷之穷兵黩武。开元二十二年，中博学宏词科，授汜水县尉。二十七年，被贬岭南，途经襄阳，孟浩然有诗相送；经岳阳，有诗送李白。次年回长安，又出为江宁县丞。数年后贬为龙标县尉，李白有诗遥寄。安史之乱中王昌龄从任上归家，路过濠州时，这个本应被时代所尊崇的大诗人竟被忌才的刺史闾丘晓杀害，时年58岁。
王昌龄擅长七绝，被人们誉为“七绝圣手”。叶燮在《原诗》中说：“七言绝句，古今推李白、王昌龄。李俊爽，王含蓄，两人辞、调、意俱不同，各有至处。”王昌龄的七绝，短短四句诗，却写得形象、鲜明、生动，内涵丰富蕴藉，往往胜过万语干言。其中最为人所称道的是他的边塞诗。他的从军经历，使他对边塞生活相当熟悉，因而写起来得心应手。
他的边塞诗中最为著名的当属《出塞二首》、《从军行七首》。
《出塞二首》其一：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此诗上溯秦汉，下迄盛唐，上下千年，起意高远。以这样长远的时间和空间作背景，纵观古今，然后紧接着便摆出全诗的主调：谴责朝廷用将不当，斥责边将守备无能：“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史记·李将军传》记载着“广居右北平，匈奴闻之，号曰汉之飞将军，避之数岁，不敢入右北平。”王昌龄借此典故来讽喻当今边塞守将的昏庸无能。正因为现实中没有李广那样的良将守边，才造成战火不断、士兵不归的恶果，反映了人民要求保卫国家、抵抗侵略的愿望。如此丰富的内容和深厚的情感，压缩在短短四句诗中，意脉细密曲折而情气疏宕俊爽，28字，总结了历史的教训，提出了现实的问题，意境开阔，气象雄浑，音调激越，确实是“惊耳骇目”的杰作。
《从军行》之二：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旧别情。撩乱边愁弹不尽，高高秋月下长城。
王昌龄曾明确地提出：“诗一向言意，则不清及无味；一向言景，亦无味。事物景与意相兼，始好。”他在自己的创作中，总是刻意追求：“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短短的四句诗，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情韵无穷的艺术境界：在一个深秋的夜晚，晚风习习，军营中征戍者奏起了新的乐曲，跳起了欢快的舞蹈，但戍边者所感受到的却“总是关山旧别情。”尽管调子再新，舞姿再变花样，也驱不散戍边者内心的无限惘怅，反倒更添一番新愁。此诗抓住守卫边塞的士兵的一个娱乐场面，经过有意的深描，就把士兵的离愁怅惘，写得活灵活现。边疆军营中的乐舞，本是为了使他们忘却忧愁，激起士兵们的欢乐之情与无畏死伤的勇敢之心的。但是，沉溺在痛苦之中的灵魂，已然麻木，对任何“新声”已经无法感应。征戍者的愁情实在太多、太深，越听“新声”，忧愁越被撩起，诗人通过“撩乱边愁弹不尽”，把他们的内心痛苦揭示得十分显豁。虽述边愁，却别开生面，一改黄昏向晚，独坐戍楼，湖风扑面，遐思凝望之景，而是军中作乐，琵琶弹奏，舞姿翩翩，通霄尽欢的场景。既是写“边愁”，却又写到“起舞”，岂不是苦中作乐吗？柳宗元说：“嬉笑之怒，甚于裂毗；长歌之哀，过于痛哭。”此诗所表达的心情，正是如此。诗人把自己对当朝皇帝穷兵黩武的谴责之情，通过写征戍者因军中宴乐而引起的复杂感情曲折地表现了出来。末句以景结情，在无可奈何中，抬头遥望，月照长城，莽莽苍苍，绵亘起伏，景象壮阔而悲凉。这种“可怜闺里月，长在汉字营”的复杂感情，好像一汪深沉的湖水荡漾在征戍者的心头。诗人摄取军中宴乐这一边塞的生活细节，以乐写哀，收到了极佳的艺术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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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斗酒诗百篇——李白
昔年有狂客，号尔谪仙人。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声名从此大，汩没一朝伸。文采承殊渥，流传必绝伦。
——杜甫
“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常横经籍书，制作不倦”的李白是盛唐时期的一位天才诗人，在他年少时，随家从碎叶迁居蜀之绵州昌隆县（今四川江油县）。蜀中属于道教气氛浓郁的地方，青城、峨眉的好几位著名道士，在开元年间很受朝廷重视。少年李白的家附近的紫云山是道教胜地，青城山是道教十大洞天之一。这样的环境对他的神仙道教信仰影响非常大。他说“家本紫云山，道风未沦落”（《题嵩山逸人元丹丘山居》）。他说他“十五游神仙，仙游未曾歇”（《感兴》八首其五）。道教的影响，几乎伴随他一生。
另外，蜀中又是一个有着侠士风气的地方，对李白也有很深的影响。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说他“少任侠，不事产业，名闻京师”。魏颢《李翰林集序》甚至说他“少任侠，手刃数人”。他自己也说：“结发未识事，所交尽豪雄，……托身白刃里，杀人红尘中”。李白在其《叙旧赠陆调》诗中曾叙述了一件他年轻时与人打架的事。那大概是他第一次去长安时，在长安北门，被一群斗鸡的长安无赖给纠缠上了，李白与陆调二人同这群人大打出手，后终因寡不敌众，陆调先冲出重围，将官宪引来，才将李白救出。他的青少年时期，就是在隐居、仙游、任侠中度过的。
25岁起“辞亲远游”，仗剑出蜀。开元十五年，他娶故相许圉师孙女为妻。3年后，即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李白由南阳启程入长安，这时他正好30岁。李白初入长安为期约3年。他隐居在终南山，广为交友，希望得到王公大人的荐引。那时唐玄宗之妹玉真公主别馆就设在终南山，常有文人雅士（其中包括王维、储光羲等名诗人）去作客。李白结识了这位公主，希望得到引荐，却未能如愿以偿，终于怏怏离去。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夏，李白沿黄河东下，先后漫游了江夏、洛阳、太原等地。二十四年，又举家东迁，“学剑来山东”（《五月东鲁行答汶上翁》）。他在寓居任城时，曾与孔巢父等人会于徂徕山酣饮纵酒，人称“竹溪六逸”。后又漫游河南、淮南及湘、鄂一带，北登泰山，南至杭州、会稽等地，所到之处，形诸吟咏，诗名远播，震动朝野，最后连天子也被惊动了。
天宝元年秋，在玉真公主的荐引下，唐玄宗下诏征李白入京，供奉翰林。这是他一生中最为得意的时期，但这位傲岸的诗人很快就遭到了宫廷权贵们的忌恨。1年后他就开始遭到谗毁，“白璧竟何辜？青蝇遂成冤”（《书情赠蔡舍人雄》），“君王虽爱蛾眉好，无奈宫中妒杀人”（《玉壶吟》），这些诗句都是他当时险恶处境的写照。天宝三载春，李白被放还乡。这一次他在朝中任职的时间只有1年多，但却使诗人对社会的认识发生了深刻变化。从此“浪迹天下，以诗酒自适”。在洛阳，与杜甫相遇，结下了千古传颂的深厚友谊。两人同游梁、宋，在那里又遇高适，怀古登临，纵酒射猎。之后，他在齐州请北海高天师授道蓚，再次举行入道仪式。这时他的思想是复杂的，既悲慨不平，“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赠蔡山人》）。对朝廷充满不满与失望的情绪，但又关心国家命运、积极入世，希望建立功业的心情并没有消退。天宝十四载，安史之乱爆发，李白正在宣城（今属安徽）、庐山一带隐居。次年十二月他怀着消灭叛乱、恢复国家统一的志愿应邀入永王李幕府。后来永王谋篡独立，触怒了肃宗，李白也因此获罪，被系浔阳（今江西九江）狱，不久流放夜郎（今贵州桐梓一带）。途中遇赦得归，时已59岁。晚年流落在江南一带。61岁时，听到太尉李光弼率大军出镇临淮，讨伐安史叛军，还北上准备从军杀敌，半路因病折回。次年他在当涂县令李阳冰的寓所病逝。
李白的乐府有种种不同的风格，有些是很颓废的，很悲观的醉歌，如《将进酒》、《襄阳歌》；有些是很美的艳歌，如《长相思》；有些是飘逸奇特的游仙诗，如《怀仙歌》；有些是沉痛的议论诗，如《战城南》；有些是民歌，如《长干行》；有些却又是个人的离愁别恨，如《客中行》、《静夜思》、《赠汪伦》、《金陵酒肆留别》。乐府到了李白，可算是集大成了。乐府起于民间，而文人受了六朝浮华问体的馀毒，往往不敢充分运用民间的语言与风趣。而李白认清了文学的趋势，有意用“清真”来救“绮丽”之弊，所以他大胆地运用民间的语言，容纳民歌的风格，很少雕饰，最接近自然。
李白的绝句随口而发，颇多神来之笔，风格壮美，大气磅礴，雄奇浪漫，而且充满自然明快的优美情韵。他爽朗的性格，自由自适的气质，反映到他的绝句里，就形成了清新飘逸的情思韵味。如《陪族叔刑部侍郎晔及中书贾舍人至游洞庭五首》其二：“南湖秋水夜无烟，耐可乘流直一天。且就洞庭赊月色，将船买酒白云边。”把一个水、月、白云连成一体的纷繁琉璃世界，和在这个世界里产生的天马行空式的奇妙想象，写得如此明净秀美，如入神仙境界。他又有一种与自然融为一体的气质，以其天真纯朴的赤心，与山水冥合。无论写景言情，都具有一气流贯的俊逸风神和爽朗情韵。如：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望庐山瀑布》）
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望天门山》）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早发白帝城》）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总之，李白是那个时代的骄子、盛世的歌手、伟大的浪漫主义者。他的诗歌以蓬勃的浪漫气质表现出无限生机，出色地扭转了初唐以来的诗歌趋势。李白对后世有着巨大的影响，他那“天生我才必有用”的超凡自信，那“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强硬人格，那“戏万乘若僚友，视同列如草芥”的凛然风骨，那与自然合为冥一的飘逸情韵，吸引着无数士人。由于他以才力写诗，凭气质写歌，他的诗风事实上是无法学习的。在中国诗歌史上，李白有着不可替代的不朽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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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漂泊一生，忧民一世——杜甫
史家只载一时事迹，诗家直显一时气运。诗之妙正在史笔不到处。
——浦起龙《读杜心解》
铺陈始终，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
——元稹
浣花溪边，风景秀丽，林塘优美，细麦轻花，一派田园风光。这里就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圣地，俗称“杜甫草堂”。“背郭堂成阴白茅，缘江路熟俯青郊。桤林碍日吟风叶，笼竹和烟滴露梢。暂止飞鸟将数子，品来语燕定新巢。旁人错比扬雄宅，懒惰无心作解嘲。”这就是杜甫结束了4年的颠簸生活后，对自己的安身之地所作的描述。草堂是杜甫一生中少有的安定寓所。
杜甫，字子美，原是河南巩县人，生长在一个传统的官僚家庭，杜甫十三世祖杜预是晋代明将名儒，祖父杜审言是初唐著名诗人，而且官拜膳部员外郎。其父亲杜闲为衮州司马、奉天县令，母亲是当时著名学者崔融的女儿。在如此显赫的家庭里，杜甫接受了正统的儒家文化熏陶，和务必要在仕途上有所作为的雄心。所以杜甫也曾自豪地称为“奉儒守官，未坠素业”。杜甫从小就下苦功读书，7岁学诗，15岁扬名。在35岁以前，他过着读书与漫游的生活。这既是为了增长阅历，也是为了交结名流、张扬声名，为日后的进仕作准备。20岁时他就结束书斋生活，开始他的漫游生活。他先后游历了吴、越、齐、赵、梁、宋等。天宝三年他与李白在洛阳相识，杜甫比李白小11岁。两个人性格不一样，但是，共同的志趣和爱好使他们成为亲密的好友。随后在宋地他们又遇到高适，三位高才谈诗论文，携手同游，结下深厚的友谊。这一时期的《望岳》和《画鹰》表现出诗人的乐观自信和青春朝气。
天宝五年，杜甫志豪气壮地来到长安，准备一展平生抱负，但是等待他的却是冷酷严峻的现实。那时候正是奸相李林甫掌权的时候；李林甫最忌恨读书人，怕这些来自下层的读书人当了官，议论起朝政来，对他不利，于是勾结考官，欺骗玄宗说这次应考的人考得很糟，没有一个够格的。唐玄宗正在奇怪，李林甫又上了一道祝贺的奏章，说这件事正说明皇帝圣明，有才能的人都已经得到任用，民间再没有遗留的贤才了。因此杜甫在原本象征读书人出路的科举之途上受到了巨大的挫折。后来几经周折他才得一管理军械库房的小官，所谓右卫率福州曹参军。在此期间，杜甫作诗百余首，其中《兵车行》、《丽人行》、《前出塞》、《后出塞》、《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杰作，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夕的各种社会矛盾，展示了危机四伏、盛世将逝的国家政治形势，因而也就奠定了杜甫的客观写实的创作方向和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
安史叛乱，时局剧变。杜甫携家逃难，先由奉先逃到白水，再由白水逃到鄜州。逃亡时期是杜甫生活经历最艰难、最危险的时期，也是他思想感受最丰富、最深刻的时期。随后，长安、洛阳虽然被官军收复了，但是安史叛军还没消灭，战争还很激烈。唐军到处拉壮丁补充兵力，把百姓折腾得没法过活。有一天，杜甫经过石壕村（在今河南陕县东南），时间已经很晚了。他到一家穷苦人家去借宿，接待他的是老农夫妻俩。半夜里，他正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的时候，忽然响起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杜甫在房里静静听着，只听到隔壁那个老人翻过后墙逃了，老婆婆则一面答应，一面去开门。进屋的是官府派来抓壮丁的差役，他们厉声吆喝着，问老婆婆说：“你家男人到哪里去了？”老婆婆带着哭声说：“我的三个孩子都上邺城打仗去了，前两天刚接着一个儿子来信，说两个兄弟都已经死在战场上。家里只有一个儿媳和吃奶的孙儿。你还要什么人？”老婆婆讲了许多哀求的话，差役还是不肯罢休。老婆婆没有法子，只好让差役将自己带走，到军营去给兵士做苦役。天亮了，杜甫离开那家的时候，送别的只有老农一个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