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亲眼看到这种凄惨情景，心里很不平静，就把这件事写成诗歌，叫《石壕吏》。在这部作品中表现出鲜明生动的形象和炽热灼人的情感互为表里、和谐统一。他特别注重铺陈手法的运用。这首杰作正是铺陈到底，全无比兴，但是由于诗人善于将自己的褒贬与爱憎、震惊与感叹、怨愤与怜悯、悲痛与无奈，全都溶入“有吏夜捉人”这一事件中，老翁翻墙、府吏发怒、老妇哭诉等等情节的具体描写，而未加任何主观议论，因而全诗显得形象逼真，情节感人，恰如一幕精品话剧，各个人物的举止声情真切可闻、历历在目。
他在华州的时候，前后一共写过6首这样的诗，合起来叫做“三吏三别”（《石壕吏》、《潼关吏》、《新安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在这卓绝千古的“三吏”“三别”中，杜甫以忧国忧民的复杂心情，以“诗史”特有的“实录”的笔墨，反映了当时特殊的社会状况：百姓在经历叛军的催残后，又经受着官府大肆征兵的苦难；人民不满官府的凶残，却又忍受着痛苦承担起杀敌卫国的责任。漂泊西南时，杜甫仍然心系国家的安危和人民的悲欢，根据自己的见闻与感受，以炽热的情怀继续描写当时的社会现实，从而以“安史之乱”为轴心展示出更广阔、更完整的历史面貌，完成了以“诗史”补充和修正史传的千秋重任。
杜甫是盛唐后期大乱年代造就的伟大诗人。他直面残酷的现实，客观真实地描绘了那个多灾多难的时代面貌，同时在诗歌艺术方面，他转益多师，元稹说“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雅，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使仲尼锻其旨要，尚不知贵，其多乎哉。苟以其能所不能，无可无不可，则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所以他兼有各家之所长，为后世诗歌树立起了不朽的典范，因而杜甫被尊为“诗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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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一篇长恨有风情——白居易
乐天少年知读佛书，习禅定，既涉世，履忧患，胸中了然，照诸幻之空也。
——苏辙
禁省、观寺、邮侯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夫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
——元稹
白居易“幼聪慧绝人，襟怀宏放”，“五、六岁便能为诗，九岁谙识音韵；十五、六……苦节读书，二十未已，昼课赋，夜读书，间又课时……以至口舌生疮，手肘成胝”。16岁时，他来到了长安，怀诗文一篇去拜谒当时的名士顾况，受到迎门礼遇。顾况闻他名居易，便开玩笑说：“长安米贵，居恐不易。”及读到这首诗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时，大为赞赏，说有这样的文笔，居长安不难。这首诗，确见白居易才情非凡。
自28岁在宣城参加乡试之后，他步入自己的政治生涯。他在仕进上曾一帆风顺。29岁时，以第四名及进士第，31岁时，试书判拔萃科，与元稹等同时及第，与元稹相识，从此成为莫逆之交。35岁复中“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次年冬季，授翰林学士。就在授翰林学士这一年前后，娶杨虞卿妹为妻，元和三年（808年）拜左拾遗。在此期间，白居易关注国事得失，关心百姓疾苦，积极参与政治。特别在三年左拾遗任上，他表现出饱满的政治热情，不仅“有阙必规，有违必谏，朝廷得失无不察，天下利害无不言”，而且“启奏之外，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写有以《秦中吟》、《新乐府》为代表的大量讽喻诗。
元和九年，白居易授太子左赞善大夫，后因上疏请急捕刺武元衡者，为宰相所恶，被贬为州刺史，又为中书舍人王涯所谗，追诏再贬为江州司马。此次连续被贬，对白居易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和教训，使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为避祸远嫌，“不复愕愕直言”，“世事从今口不言”。在江州，他自称为“天涯沦落人”，以游历山水、作诗为事，慕起陶渊明来，希望作个隐逸诗人，并转而事佛，企图从佛教中求得解脱。虽然后来又被召回长安，但他很快请放外任，以官为隐。
白居易的名篇丽句不但在国内广为流传，而且远传国外，日本嵯峨天皇，曾大量抄写吟诵；鸡林（新罗国）贾人出重金搜求白诗。自从有诗以来，其作品为外国人士所珍视，白居易可算是第一人。在白居易的诗歌中以其感伤诗《长恨歌》最为有名，它和此前产生的《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共同代表着中国古代叙事诗的最高成就。相传长安的歌伎因为能吟咏《长恨歌》而增价。
《长恨歌》是一曲爱情毁灭的悲歌。白居易作《长恨歌》其意“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诗的主题是“长恨”。从“汉皇重色思倾国”起，第一部分：叙述安史之乱前，玄宗如何好色、求色，终于得到了杨氏。而杨氏由于得宠，鸡犬升天。并反复渲染玄宗之纵欲，沉于酒色，不理朝政，因而酿成了“渔阳鼙鼓动地来”的安史之乱。这是悲剧的基础，也是“长恨”的内因。
“六军不发无奈何”起为第二部分：，具体描述了安史之乱后，玄宗仓皇出逃西蜀，引起了“六军”驻马要求除去祸国殃民的贵妃。“宛转娥眉马前死”是悲剧形成的关键情节。杨氏归阴后，造成玄宗寂寞悲伤和缠绵悱恻的相思。诗以酸恻动人的语调，描绘了玄宗这一“长恨”的心情，揪人心痛，催人泪下。
“临邛道士鸿都客”起为第三部分：，写玄宗借道士帮助于虚无缥渺的蓬莱仙山中寻到了杨氏的踪影。在仙景中再现了杨氏“带雨梨花”的姿容，并以含情脉脉，托物寄词，重申前誓，表示愿作“比翼鸟”、“连理枝”，进一步渲染了“长恨”的主题。结局又以“天和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深化了主题，加重了“长恨”的无奈。
这部文学作品最精彩的地方是把称颂爱情与讽喻贪爱联系在一起，如前所述，诗歌的描述一面是“卿卿我我”的爱情，一面是贪爱怠政的恶果。我们很难截然分辨出哪是体现李、杨爱情的地方，哪是体现李、杨怠政的地方，甚至一句诗、一个词语也可作两方面的理解，例如：“缓歌慢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我们可以认为，此乃描写李、杨爱情浓烈，也可以认为，此乃铺叙李、杨荒淫无度。我们必须看到，正是李、杨的爱情荒败了朝政，招致了“渔阳辈鼓动地来”和杨玉环的“宛转蛾眉马前死”。李隆基虽然舍不得自己昔日“爱如珍宝’的妃子死去，但面对护驾的“六军”，想救却“救不得’。如何‘以天下之王，不能庇一弱女”，这是因为“蛾眉”与“六军”的力量对比悬殊，更是因为“六军’不是如安禄山一样的邪恶势力，它代表着正义，是不容对抗、不容否定的力量。李隆基正是在一方是所爱，一方是正义的对峙的两难境地，才感到痛切心腹的“无奈何”的。这里没有单纯的善与恶的冲突，有的只是两种同样有价值的东西的交锋。
可以说，《长恨歌》中饱含的那一份无可奈何的感伤至杨妃之死已传达出来了，但作品并未就此结束，紧接着是对玄宗对杨玉环的伤心蚀骨的无尽思恋和李、杨人间天上生死不渝的深情的生动描绘。正是李、杨对爱情坚贞执着的追求和“天长地久有时尽”而分离却永无终期的深沉悲哀，使无可奈何的感伤上升到一个新的境界。愈是饱含泪水不懈地追求与思恋，其分离就愈具有悲剧意义；其分离愈具有悲剧意义，使人冥冥之中感到的那一份无可奈何的心灵负荷愈沉重，感伤的心灵愈丰富。“南内凄凉”与“海上仙山”的描绘，其功能像一个放大器，把无可奈何的感伤加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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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楚雨含情皆有托——李商隐
深情幽怨，意旨微茫，令人测之无端，玩之无尽。
——沈德潜《唐诗别载集》
春天的洛阳，熏风醉人，百花盛开，到处是一派蓬勃的生机。意气风发、才华横溢的李商隐发现在堂兄李让山的邻居家有一个非常清新纯洁的少女——柳枝。她活泼好动，多才多艺，“作天海风涛之曲，幽忆怨断之音”。这个年轻诗人的心被深深地打动了。李商隐请求和委托堂兄用一种极具诗意的方式去叩开少女渐渐觉醒的青春心扉。
在某一个春日，李让山在柳枝家南边柳树下下马，忘情地高声朗诵李商隐的《燕台诗》。《燕台诗》有《春》、《夏》、《秋》、《冬》四首。无论哪一首都是情深意切，旖旎动人的好诗，抒写着少年情怀。柳枝被如此生花妙笔打动了，她“手断长带，结让山为赠叔乞诗”。第二天，让山带商隐去和柳枝见面。为了避人耳目，以免产生不必要的麻烦，他们装作无意邂逅的样子，并且约好三日后相见。可是，他们并没有如约相见。一个和李商隐约好同赴京师的朋友，恶作剧地拿着他的行李先走了，致使李商隐无法按原定计划留下等待三天后和柳枝会面。柳枝的失望和悲伤可想而知。就在这一年的冬天，李商隐在长安得知了柳枝的不幸遭遇：柳枝已经被镇守东都的大官夺走了。在悲愤伤心之余，诗人提笔写下了五首小诗和序，即《柳枝词》，来纪念纯洁善良的情人。
李商隐政治上的失意潦倒，生活经历中爱而不得和得而复失的悲哀，使他常被一种感伤抑郁的情绪纠缠包裹。年轻的他虽负才名，深受天平军节度使令狐楚的赏识，又被泾原节度使王茂元招为女婿，可是，当时朝廷牛李党争十分激烈，令狐楚父子属于牛党，王茂元则倾向于李党，李商隐以令狐楚门人身份结亲王氏，因而被谪为“背恩、“无行”。所以在这朋党之争的夹缝中倍受压抑。死时年仅46岁。
李商隐一生写了600多首诗。《无题》诗尤其受到人们的称赞，代表了他最高的艺术成就和风格。标目“无题”或用篇首二字标题的诗，如《锦瑟》、《碧城》等，也属无题诗一类。以上此类的诗有70余首，这些大都为描写男女相爱的题材，语言精妙，意境深微，朦胧隐曲，形象优美。有的旨意难明，另有寄托。这些作品，吸引着千百万读者，为之细读玩味，赞赏不已。
其中的《锦瑟》是一首传颂千古而又是历代注家争论不休的“朦胧”诗。1000多年来，人们对这首诗的理解，各抒己见，臆测纷纭。有人认为这首诗是为令狐家名叫锦瑟的侍婢而作；有人认为是歌咏瑟声的音乐意境；有人认为是悼念亡妻的；有人认为是伤感唐室残破的。更准确的解释，此篇乃是自伤寄托之词。这首诗是李商隐罢官后退居郑州病逝之前所写的绝笔诗，作于大中十二年（858年），时年46岁，结合诗人的生平经历：回首一生遭遇，感伤身世，寄托情怀。诗人身世的悲怆，理想的幻灭，爱情的悲剧，人生路途的迷茫和无穷的遗恨，一并括在诗的形象之中，拨动了每一个读者的心弦。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开头两句，由锦瑟起兴，象征着自己的悲凉的一生，引起对华年往事的追忆。古瑟花纹锦绣，声调凄凉。“无端”二字写出作者内心无限的愤懑，功名未就，风月蹉跎。作者一生有两件大为伤心之事：一是卷入牛、李之争的政治旋涡不能自拨，因而导致仕途坎坷，终生潦倒；一是爱情的曲折，终生悲剧，心灰意冷。诗人自伤政治上的失败，爱情的忧思，双重苦痛，引起了他对自己一生的总结。
颇颈二联，共用了四个典故，写华年之思的具体内容。以虚幻的形象，创造出朦胧的境界，用象征隐喻的手法，写自己不同侧面的身世感概。第三句用《庄子·齐物论》中庄生梦蝶的故事，呈现了一种人生的恍惚，作者用这个典故所显示的意象，说自己的一生因卷在牛、李两党的政治斗争的旋涡中，犹如幻梦，感到迷惘；第四句用《华阳国志》中蜀王望帝化为杜鹃，每到春天便悲啼不止、直至出血的故事，包含了一种苦苦追寻而又毫无结果的悲哀；李商隐借此神话传说，写此二句，是说自己一生政治生活和恋爱失意，只能借诗歌抒写出来，把自己的满腔悲债，通过望帝杜鹃之口悲啼泣血，宣泄自己难言的忧愤和痛苦。第五句用《博物志》里海中鲛人泣泪成珠的故事，借此来抒写自己人才埋没、遭时不遇的悲哀。第六句虽不知出自何典，但中唐人戴叔伦曾以“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形容可望而不可即的诗景。诗人用蓝田日暖，宝玉生烟的美好意境，比喻自己早年种种美好的愿望，在惨酷的现实面前，使得一切终如云烟，可望不可即，暗喻虽有才能，却被弃置，不得施展。这一联抒发作者对美好理想的执着追求而又无法实现的悲哀。
尾联二句，情味婉曲，深挚哀痛。是说以上种种凄怆欲绝的情怀，痛苦执着的追求，终成泡影幻灭。面对现实，只能成为欢情含悲的回忆了，终不禁惘然若失。痛定思痛，不堪回首。这是李商隐的一生总结，是离开人世之前的绝命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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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情致豪迈，轻倩秀艳——杜牧
刻意伤春复伤别，人间唯有杜司勋。
——李商隐《杜司勋》
杜牧之与韩柳元白同时，而文不同韩柳，诗不同元白，复能于四家外诗文皆别成一家，可云特立独行之士矣。
——洪亮吉《北江诗话》
杜牧一生浪漫多情，留下许多风流佳话。他进士及第以后，听说湖州美女如云，就去那里游览。当时的刺史是他的老朋友，就将全城的妓女都找来，任他挑选，结果一个也没有看上；刺史又专门为他举行了一次龙舟大赛，引出了全城姑娘都来观看。他沿岸观察，还是没有看到中意的。傍晚意兴阑珊时，忽然看到一位老太太领着一个10多岁的小姑娘，马上惊为天人，遂前去求亲，并约定10年后来娶。果然他于14年后来做刺史了，但一打听那个姑娘早已嫁人了，并且已经有了孩子。为此，他不无遗憾地感叹“狂风落尽深红色，绿叶成荫子满枝”。
后来在扬州做节度史的牛僧儒请他去做书记，他白天办公，夜晚去风流。他自己很同情歌妓的命运，也是见不得与歌妓离别的。在离开扬州时，他写下了3首诗，总结这段生活，即《遣怀》和《赠别》（两首）。杜牧在后人心目中是以风流才子著称的，关于他的风流韵事更为后人所津津乐道。然而知人论世，首先就要了解他所处的时代和他的身世。
杜牧出生于唐德宗贞元十九年，皇帝昏庸，大臣倾轧，藩镇割据，宦官专横。朝廷内朋党相争，宫市为害。这样严峻的现实，杜牧冲击其间，在他的政治生涯与文学活动中自不能不有所反映。另外，杜牧出身于名门望族，据考证杜牧是西晋杜预的第16代孙。有意思的是，杜牧与杜甫同为杜预的后裔，只是支派相去很远。杜牧的祖父杜佑，也是一名著名人物，他官至宰相，并注有《通典》一书。杜牧家学深厚，他自己也是才华出众，少有才名，当时朝廷中不下20人争相为他宣扬名声。早年的他关心国运民生，曾经注意探讨财赋、兵甲、治乱和兴亡问题。他在《郡斋独酌》诗中表达了自己的政治抱负：“岂为妻子计，未去山林藏？平生五色线，愿补舜衣裳。弦歌教燕赵，兰芷浴河湟。腥膻一扫洒，凶狠皆披攘。生人但眠食，寿域富农桑。”在他的歌咏中，感时伤世、忧国忧民是重要的思想内容。
在杜牧26岁参加进士考试时，他就携带他的《阿房宫赋》去谒见太学博士的吴侯陵，吴阅完当即赞道“真乃君王辅佐之才”。尔后这篇《阿房宫赋》成为震古烁今的代表作。金圣叹评论道：“穷奇极丽，至矣尽矣！却是一篇最清出文字。文章至此，心枯血竭矣。逐字细读之！”众所周知，杜牧所作《阿房宫赋》是因为“宝历（唐敬宗年号）大起宫室，广声色”，故“假借秦事以讽之”。作者在这篇文章里，怀着饱满的政治热情，无情地揭露了秦始皇骄奢淫逸的生活，他以丰富的想象，凌空的角度，泼墨如云地描写了宫廷之富、建筑之宏，宫女之多，歌舞之盛，以及宫女们装饰之艳，望幸之殷，禁锢之严，命运之惨，从而乘气蓄势迸发出一股义愤的激流，为成千上万的宫女发出了血泪的控诉。作者在这里描述的艺术形象虽然是豪华富丽的阿房宫，但其笔触情感仍处处落脚于宫女。在君主专制的封建杜会里，宫女问题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它反映了中国妇女悲惨命运的一个重要方面；著名的平民诗人白居易也是以“怨女三千放出宫”的诗歌创作为武器参加当时的政治斗争的。《阿房宫赋》里洋溢着的强烈的爱憎反映出作者鲜明的进步的政治立场。杜牧敢于把矛头对准皇帝，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全篇骈散相间，错落有致，读起来流畅自然而富于节奏。特别是末段熔叙事、议论、抒情于一炉。议论精辟，语言生动，气势充沛，感情强烈，克服了汉赋那种晦涩呆板的毛病，在晚唐仍然盛行四、六句式，堆砌辞藻的风气下，更显得难能可贵。
真正能代表杜牧诗文最高成就的是他的绝句，特别是咏史诗。杜牧的一些咏史绝句善于用翻案法。如《赤壁》、《题乌江亭》等七绝阐述了深含哲理的精辟见解，被誉为“二十八字史论”咏史诗既是史又是诗。即是“用意隐然”，从对历史的唱叹中看到作者思想感情的折光。如《赤壁》：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写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杜牧借三国赤壁之酒杯，浇自己胸中之块垒！他之所以过分强调东风的作用，乃暗喻自己知兵，而生不逢时，借史实以吐其胸中不平之气，即含有阮籍登广武战场时所发出的“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那样的感叹，自负不凡，风格俊爽，雄姿勃发。又如《题乌江亭》：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此诗讽刺当时统治者面对外族入侵、藩镇割据束手无策，而借题发挥，歌颂失败者那种百折不回的精神而睥睨那些侥幸取胜的人；立论精辟，风格俊爽，令人振聋发馈。另一种咏史七绝是通过咏史来讽刺晚唐统治者的荒淫无度。如《过华清宫绝句》：“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这首诗以含蓄的手法揭露了统治者荒淫误国的罪行但诗不直言玄宗荒淫误国，而只用“一骑红尘”和“妃子笑”形成鲜明对比。用“无人知”其秘密而误以为是军国大事来突出其荒唐可笑，通过形象描绘，收到了更强烈的艺术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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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诗豪”刘禹锡
梦得佳作多在朗、连、夔、和时。
——《围炉诗话》
元和以后，诗人之全集可观者数家，当以刘禹锡为第一。其诗入选及所脍炙不下百首矣。
——杨慎《升庵诗话》
刘禹锡（公元772年—842年），字梦得，洛阳人。他出生于世代奉儒守官的家庭，对此他在文章中屡屡谈及：“父讳绪，亦以儒学，天宝末应进士。”“臣家本儒素”。儒家思想要求人有进取精神，鼓励个体积极参与政治社会活动，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 “少年负志气，信道不从时”，与柳宗元同时登进士第。由于共同的理想、共同的命运，使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34岁的刘禹锡参与了王叔文、王任的“永贞革新”。王叔文也非常欣赏刘禹锡的诗文和人格，“尝称其有宰相器”。于是他们二人与柳宗元等共同成为革新派的代表人物。这些有志之士共同商榷的改革方案，顺宗看完后总是言无不从。但是这些举动引起了守旧派的强烈不满。守旧的宦官们对革新派进行残酷的打击和无耻的诽谤，后来又勾结藩镇发动宫廷政变，顺宗被迫退位，致使革新运动以失败而告终。一些思想进步的政治家有的被害，有的被贬。刘禹锡幸免于杀身之祸，被贬至朗周达10余年。“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正是他大半生坎坷命运的真实写照。
虽说刘禹锡多次被贬，但是他也未曾削弱其斗志，反而用其犀利的笔锋有力地回击了宦官权贵们的相互倾轧，勾心斗角。也正是因为他坎坷的命运与经历，以及官场的失意，为其创作提供了大量的素材。为了抒发内心的愤懑，而又远避祸端，他假借外物来揭示人的本质，揭露了社会的灰暗现状，为此以寓言作品来表达强烈的爱憎成为他创作的一大特色。他对中唐的政治、经济中的诸多弊端有着很深刻的认识，这些认识构成了他寓言诗内容上的政治特色。刘禹锡的大部分寓言诗是他被贬滴在朗州期间的作品，在这些诗中可以真实地感受到诗人特有的、昂扬的精神风貌和他的思想才华。
刘禹锡的寓言诗有的是对中唐弊政的揭露，如《养鸷词》、《调瑟词》；有的是反击政敌的，如《聚蚊谣》、《百舌吟》、《飞莺操》；有的是表现其哲学思想的，如《有獭吟》。在永贞革新前的作品中，以《养鸷词》比较著名。刘禹锡借这首诗来表达自己对抑制藩镇的政治立场和主张。在首联，刘禹锡表达自己对军队建设的看法：“养鹜非玩形，所资击鲜力。”也就是说组建军队的目的不是为了虚张声势，而是为了积蓄力量，在发生外敌入侵，奸人造反的时候，用以安邦定国。然而中央政府就像那个少年“昧其理”，“日月哺不息”，而藩镇呢，不仅拥有自己的土地和人民，有充足的经济来源，还有独立的兵权，正因为“旦暮有余食”，“饮啄既已盈，安能劳羽翼”，如此，那些自给有余的藩镇岂能再服从中央的调遣？诗中刻画的不服从少年遣令的鸷鸟，不正是那些拥兵自重、不服从中央的强藩军阀的形象吗？而那个“日月哺不息”的不懂养鸟之道的少年不又是软弱昏庸的中央政府的形象吗？诗人在诗中还提出了自己的主张“饥则为用”，即削弱这些强藩的实权和经济实力。
“二王八司马”事件使刘禹锡彻底看清了宦官权贵们的丑恶嘴脸，他愤怒、抑郁、震惊却不乞怜、消沉。他愤然起笔写就《聚蚊谣》，以群蚊形象生动地比喻了当时以宦官藩镇为代表的保守势力的丑恶嘴脸。他们相互勾结，聚集在一起，如群蚊般在昏暗中乱飞乱叫，“利嘴迎人看不得”，讽刺宦官权贵都善于在阴暗的角落里搞祸国殃民的鬼把戏。他们性格残暴凶狠，人格渺小卑琐，他们可以在历史舞台上喧嚣一时，可以对革新人士进行种种迫害，“我躯七尺尔如芒，我孤尔众能我伤”。但是“天生有时不可遏”，这些丑类最终逃不脱可悲可怜的下场；“清商一来秋日晓，看尔微形饲丹鸟”，写得十分辛辣尖刻，预示了趾高气扬、害人虐物的守旧派必然遭到灭亡的可悲下场。
刘禹锡不但善写政治讽喻诗，同时他广泛汲取民歌的营养，他对巴蜀风情与风俗的描绘与展示，也是其他唐代诗人笔墨未至、锄犁罕及的。他在夔州贬地创作的《竹枝词》、《浪淘沙词》等民歌体乐府诗，不仅具有形式上的创新意义，而且其取材也是新鲜而又独到的。这些民歌体小诗抒写清新自然，生动活泼，情调淳朴温馨，意蕴深远。如《竹枝词》其一：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这首民歌最为世人称道，读起来琅琅上口。在杨柳青青的江畔，一对青年男女悄然邂逅，男子佯装不知，就在江边唱起了情浓意蜜的情歌，声声拨动着曼妙女子的心弦。在焦急中等待的女子渐渐听出了歌中所饱含的深情，又有所怀疑。在这里“东边日出西边雨”就表达出女子的复杂心情，它采用六朝民歌谐音双关的表现手法，以“无晴”谐“无情”，以“有晴”谐“有情”，把两种不相关的事物统一成一种耐人寻味的美妙意境，使得男女青年表达爱情的方式委婉含蓄而富有情致。
刘禹锡的民歌小体对后人影响很大，后世文人竞相效仿，堪称诗史上一大创举。翁方刚说刘禹锡：以《竹枝》歌谣之掉，而造老杜诗史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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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元和中兴，文章复古——古文运动
文之作，上所以发扬道德，正性命之纪；次所以财（裁）成典礼，厚人伦之义；又其次所以昭显义类，立天下之中。
——梁肃《补阙李君前集序》
何谓“古文”？所谓“古文”，就是指先秦两汉盛行的散文，它以质朴自然、散行单句为特点，是与魏晋以来盛行的骈文相对而言的。中国古代散文第一个创作高峰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涌现出了孟子、荀子、韩非子等一大批不朽的散文家，他们的创作为后世提供了典范。到了秦汉时期，出现了散文创作的第二个高峰。但是峰巅过后散文创作就进入低谷了。先秦两汉散文虽然有着极其辉煌的成就，但是自魏晋之后，散句单性、质朴古朴的散文逐渐式微，而句式工整、词藻华美的骈文日益发展起来。骈文讲究声律、对偶和句式整齐，丰富了文学体裁和散文表现技巧，曾给散文发展一定的有益影响。可到后来，作家们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变得只注重形式、不顾内容，骈文一味追求骈俪，并逐步凝固为“四六”文体，文坛上充斥了浮艳纤巧、空虚贫乏的作品。这一潮流沿袭到初盛唐时期，成了散文继续发展的桎梏。
骈文兴起，古文中衰的同时，复古运动也开始酝酿。古文运动风云际会，与事者的文学追求颇有差异；但是在对抗六朝之文道分离，以及摒斥骈文之浮华靡丽这一点上，各家还是取得了共识。
在隋代，隋文帝倡导摒黜浮华，李愕上书请求革正文体，同时大儒王通提倡文章贯道，这一切作为显示了其时朝野间已有取六朝骈俪而代之的声音。尽管有人因文表华艳而被“付所司治罪”，“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的风尚仍无改观。可以说是“积重难返”，几百年间形成的文学风气，非一朝一夕所能改变，即便朝廷严加奖惩也无济于事。更重要的是，革正文体的关键，不在破旧，而在立新。李愕《上隋高帝革文华书》力斥骈偶，本身却使用标准的骈文，不无反讽的意味；真正与六朝文风决裂的王通，其追模经传刻意仿古，又使得文章缺乏生气。这种尴尬的局面，正是唐人所必须直接面对的。也就是说，倘若无法创造一种既实用又具有美感的新文体，那么所谓“革五代之徐习”便只能是一句空话。
至唐初陈子昂大张“复古”旗帜，在力矫六朝诗风的同时，尝试文体革新。他针对晋以来“文章道弊”、“彩丽竞繁”的弊病，倡导“汉魏风骨”，打击浮艳文风。他的《谏政理书》、《谏雅州讨盛羌书》都是散体名篇。此后，萧颖士、独孤及、梁肃、柳冕等盛唐诸家，都在理论上强调文学应当“宗经”、“体道”，成为韩柳古文理论的先导。王维的《山中与裴秀才迪书》、元结的《右溪记》等，代表着文章由骈文入散的时代风尚。但是这一时期没有形成一支足以左右文坛的古文作家队伍，所以还不足以与骈文相抗衡。
直到中唐年间，韩愈、柳宗元才把古文运动推向高潮。韩愈鉴于儒家衰微、佛道盛行的现状，高举儒学复古的旗帜，树立了从尧、舜、禹、汤、温、武道周公、孔子、孟子的“道统”，倡导恢复儒家正统地位，形成一股影响广泛的社会思潮。韩愈、柳宗元主张文与道合，道是内容，文是形式；道是目的，文是手段，文应当为道服务。韩愈曾说“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他将“古道”与“古文”绑在一起，而且强调先“道”后“文”。不管是否出于真心，古代中国的读书人，都将兼济天下放在闭门著述之上。对于热心仕途经济的韩愈来说，著书立说乃不得已而求其次：“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韩柳别开生面的古文，远比其理论提倡重要得多，因为它“使一世之人新耳目而拓心胸，见异思迁而复见贤思齐”。
他们又主张文体革新。这其中有四个层次。其一是反对骈文“眩耀为文，琐碎排偶。抽黄对白，啽哢飞走。骈四俪六，锦心绣口”。其二是提倡先秦两汉的古文，韩愈“非三代秦、两汉之书不敢观”，“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辞”。柳宗元认为“文之近古而尤壮丽，莫若汉之西京”。但他们学古却不泥古，韩愈提倡“含英咀华”，“师其意不师其辞”。柳宗元反对“荣古虐今”，“渔猎前作，戕贼文史”，因为他们提倡复古的目的在于创新。其三，他们都重视“文”的作用：“言而不文则泥，然则文者固不可少耶。”并对“文”提出具体要求：“唯陈言之务去”，“惟古于词必己出”，“文从字顺各识职”。语言独创，文从字顺，使韩柳所倡导的“古文”，既继承又区别于先秦两汉的古文。其四，对作家的创作要求。一是要有认真严肃的创作态度。韩愈为文，“惧其杂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皆其醇也，然后肆焉”。柳宗元为避免文章“剽”、“弛”、“杂”、“骄”等弊病，慎防“轻心”、“怠心”、“昏气”、“矜气”。
古文运动不仅是一场文学运动，更是思想运动，提倡古文的目的之一也是要打破僵化的形式束缚，为宣传新思想服务。其实古文运动也是儒学复兴运动，为宋代的新儒学运动做了铺垫和准备。总之，古文运动是我国散文发展史上一个转折点，它的一整套理论与实践对后世散文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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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寂处观群动，独立自吟诗——柳宗元
柳氏贬永州“益自刻苦，务记览，为词章，泛滥停蓄，为深博无涯涘，而自肆于山水间。”
——韩愈《柳子厚墓志髴》
夫古之善记山川，莫如柳子厚。
——茅坤
柳宗元青年时代就立下雄心壮志，仰慕“古之夫大有为者”，向往于“励材能，兴功力，致大康于民，垂不灭之声”。他25岁时已是“文章称首”的长安才子，刚考中了博学弘辞科，又与礼部郎中杨凭之女新婚，逐步成为文坛领袖，政坛新锐。在其后的几年里，柳宗元又成为了当时皇帝的老师王叔文革新派的中坚分子，以热情昂扬、凌励风发的气概，准备施展自己“辅时及物”、“利安开元”的抱负。然而，由于顺宗皇帝李诵即位时就已经中风，说话也不清楚，虽然有心改革朝政，但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加上宦官与藩镇势力强大，所以革新只实行了几个月，就以失败而告终。元和四年八月，反对革新的太子李纯即位，九月，柳宗元立刻被贬邵州刺吏，行未半路，朝议认为处之太轻，又改贬永州司马。当时同时被贬的包括刘禹溪等人共有八位，史称“八司马事件”。
“永贞革新”的失败对政治上踌躇满志的柳宗元是沉重的打击，但对于他的文学创作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当时的永州“草中狸鼠足为患，一夕十顿惊且伤”，相当于俄罗斯的西伯利亚，所谓的“永州司马外置同正员”，其实是个编制外的闲职，没有官舍也没有具体的职务。柳宗元一家人寄居在冷清的小寺庙，未及半载，母亲也逝世了。除了精神上抑郁悲愤，正当壮年的柳宗元身体也越来越差，诸病缠身，虚弱到了“行则膝颤，坐则髀痹”的程度。但永州清新的山水给了柳宗元很大的慰籍和寄托，他很快从悲观与失意中振作起来，踏遍了永州的山山水水并和田翁农夫相交，远离了政坛上的明争暗斗，回归到田园诗意般的生活，他认为永州的山水和自己一样的为世人所遗弃和漠视，写出了许多千古传诵推崇永州山水的散文。余秋雨先生在《柳侯祠》中如此评价柳宗元的永州10年，他说：“炎难也给了他一份宁静，使他有了足够的时间与自然相晤，与自我对话！”确实，永州的10年，是柳宗元人生最晦暗最感伤的十年，却是他文学创作最丰富和哲学思想全面成熟的10年。
柳宗元的文章多抒写抑郁悲愤、思乡怀友之情，幽峭峻郁，自成一路。最为世人称道者，是那些清深意远、疏淡峻洁的山水闲适之作。《永州八记》是柳宗元山水游记的代表作，也是我国游记散文中的一朵奇葩，其艺术魅力历久弥新。
永州山水，在柳宗元之前，并不为世人所知。但这些偏居荒芜的山水景致，在柳宗元的笔下，却表现出别具洞天的审美特征，极富艺术生命力。正如清人刘熙载在《艺概·文概》中所说：“柳州记山水，状人物，论文章，无不形容尽致；其自命为‘牢笼百态’，固宜。”柳宗元时而大笔挥洒，描摹永州山水的高旷之美，使寂寥冷落的永州山水给人以气势磅礴之感。
《永州八记》对自然美的描绘，贵在精雕细刻出一种幽深之美。八记描写的大都是眼前小景，如小丘、小石潭、小石涧、小石城山等，柳宗元总是以小见大，犹如沙里淘金，提炼出一副副价值连城的艺术精品。如《至小丘西小石潭记》对小石潭周围环境的描写，“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枪幽邃”，创造出一种空无人迹的山野清幽之美。又如《石渠记》对小石渠之水流经之处细腻的刻画，在长不过十许步的小水渠上，一处处幽丽的小景，美不胜收。逾石而往是昌蒲掩映、鲜苔环周的石泓，又折而西行，旁陷岩石之下是幅员不足百尺、鱼儿穿梭的清深的小水潭，又北曲行，皆诡石、怪木、奇卉、美竹。
笔笔眼前小景，幽深宜人，展示出永州山水的特有风姿。柳宗元曾经说：“余虽不合于俗，亦颇以文墨自慰，漱涤万物，牢笼百态，而无所避之。”他的意思就是说虽然因永贞革新遭挫，但作者未改本色，于是借山水之题，发胸中之气，洗涤天地间万物，囊括大自然的百态，在用笔赞赏山水美的同时，把自己和山水融化在一起，借以寻求人生真谛，聊以自慰。因而，柳宗元在《永州八记》中刻画永州山水的形象美、色彩美和动态美，不是纯客观地描摹自然，而是以山水自喻，赋予永州山水以血肉灵魂，把永州山水性格化了。可以说，永州山水之美就是柳公人格美的艺术写照，物我和谐，汇成一曲动人心弦的人与自然的交响华章。
《旧唐书·柳宗元传》说，柳宗元“下笔构思”，“精裁密致，璨若珠贝”。精裁密致可以概括《永州八记》结构之美。8篇游记，整体构思，一气贯通。文章以西山之怪特开始“然后知吾向之未始游，游于是乎始”发笔，通过对西山周围山水景致的描绘，袁家渴附近山水小景的刻画，最后，到《小石城山记》向苍天发出“吾疑造物者之有无久矣”的质问，对整个八记作结。8篇游记每篇多各以不同的方式与上篇相关联，前后呼应，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的艺术整体。如前四篇，首篇写了西山宴游之后，第二篇就以“钻拇潭在西山西”起笔，自然衔接，毫无斧凿的痕迹；第三篇又以“潭西二十三步”发端，同上篇相连；第四篇则以“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开篇。这就以西山为起点，向西出游，接连出现了三处胜景，一处连一处，一景接一景，给人以目不暇接之感。更令人折服的是，八记前后四篇相隔三全夕久，而作者巧妙组合，犹如一气呵成，毫无间隔之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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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韩愈
李唐群英，惟韩文公之文、李太白之诗，务去陈言，多出新意。
——张表臣《珊瑚钩诗话》
民间曾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韩愈上任潮州刺史时，正逢大雨成灾，洪水泛滥，田园一片水茫茫。一天，他到城外巡视，只见北面山洪汹涌而来，心想这山洪如果不堵住，百姓难免损失惨重。于是他骑着马，走到城北，先看了水势，又看了地形，便吩咐随从张千和李万紧随他的马后，凡马走过的地方都插上竹竿，作为堤线的标志。韩愈插好了堤线，就通知百姓，按着竿标筑堤。百姓听了十分高兴，纷纷赶来，岂料一到城北，就见那些插下竹竿的地方已拱出了一条山脉，堵住了北来的洪水。从此，这里不再患水灾了。百姓纷纷传说：“韩文公过马牵山。”这座山，后来就叫做“竹竿山”。
韩愈不仅为官勤政，而且在文学上贡献卓绝，被后人评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北宋文学家苏轼说韩愈是“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这几句评语是韩愈一生的写照，前两句是赞扬韩愈领导的“古文运动”对文学的历史贡献；后两句是称颂韩愈的忠勇爱国精神。
韩愈字退之，河阳人。他3岁而孤，由嫂郑氏抚育成人，25岁进士及第，后任监察御史。韩愈是非观念极强，性格木讷刚直，昂然不肯少屈，这使他在步入官场后的一次次政治旋涡中屡受打击。所以不久他就因上书陈说关中灾情被贬为阳山（今属广东）县令。元和初任江陵府法曹参军，国子监博士，后随宰相裴度平淮西之乱，迁刑部侍郎，又因上表谏宪宗迎佛骨被贬潮州刺史。穆宗时，任国子监祭酒，兵部、吏部侍郎等。在韩愈的一生中，他为官勤政亲民，为师身亲躬行。另外，他作为文坛诗坛的领袖，广交文友，提携奖掖，不遗余力，在他周围聚集了不少志趣相投，文风相近的文人。他不仅力赞比他年长的孟郊，还奖拔比他年轻的贾岛，又鼓励李贺这位天才诗人，并为他因避父讳而不得参加科举而大声疾呼；此外，他还与皇甫湜、卢仝、樊宗师、李翱等有密切交往。而且，韩愈针对唐朝时期骈体文占统治地位的状况，为了扭转文风，恢复秦汉时散文的优良传统，他与柳宗元发起了“古文运动”。
古文运动使当时的文坛犹如吹进一股清新的春风，立即鼓舞了作家们的士气。韩愈也率先垂范，带头写起了新式的散文，创作出了一大批震古烁今的散文名作。韩愈的散文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语言鲜明简炼，新颖生动，为古文运动树立了典范。他的文章风格雄健奔放，曲折自如。韩文分论说、杂文、传记、抒情四类。他的论说文多以明儒道反佛教为主要内容，逻辑性强、观点鲜明、锋芒毕露。《师说》、《原毁》、《争臣记》是代表作。他的小品文笔锋犀利、形式活泼，《杂说四·马说》充分体现了他的这一特点。韩愈的传记文继承《史记》传统，叙事中刻画人物，议论、抒情妥帖巧妙。《张中丞传后叙》是公认的名篇。他的抒情文中的《祭十二郎文》又是祭文中的千年绝调，具有浓厚的抒情色彩。
韩文之美，在于浩然气势浑浩流转之中，又能呈现出一种宽裕从容之风姿，形成一种特别的美。像《张中丞传后序》记述安史之乱时，张巡许远死守唯阳，屏障江淮，捍卫天下的事迹，驳斥造谣中伤张许的流言，全篇文章气势浩然。其中一段记张巡部将南霁云：
南霁云之乞救于贺兰也，贺兰嫉巡、远之声威功绩出己上，不肯出师相救，爱霁云之勇且壮，不听其语，强留之，具食与乐，延霁云坐，霁云慷慨语曰：“云来时，唯阳之人，不食月徐日矣！云虽欲独食，义不忍，虽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断一指，血淋漓。以示贺兰，一座大惊，皆感激为云泣下。云知贺兰终无为云出师意，即驰去，将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图，矢著其上砖半箭，日：“吾归破贼，必灭贺兰！此矢所以志也。”愈贞元中过泅州。船上人犹指以相语。城陷，贼以刃胁降巡，巡不屈，即牵去，将斩之，又降霁云，云末应，巡呼云曰：“南八，男儿死耳，不可为不义屈！”云笑曰：“欲将以有为也。公有言，云敢不死！”即不屈。
此篇文字，从乞师、就义二事，刻划南霁云义烈勇武的品格，栩栩如生。在此，南霁云、张巡两位历史人物的凛然正气，与作者景仰先烈的情感打成一片，形成文章的浩然气势，所以激动人心。其中插入“愈贞元中过泅州，船上人犹指以相语”二句，其时空内容，是从金戈铁马的战争，瞬时切入和平的生活。其艺术效果，是为读者给出低徊深思的徐地。论审美感受，则是在浑浩流转的气势之中，呈现出从容宽裕的风姿。这就见出大手笔的艺术涵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