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哲学的发展与西方哲学及中国哲学有所不同。
①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６、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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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哲学中，某一时期的哲学作为一个派别在历史上一般都持续有限的一段时间。后代的哲学家对先前的哲学思想虽然也有继承和吸收，但在哲学体系上一般不完全套用先前的形式。这些哲学家一般都成立新的学派，构造新的理论体系，研究新的哲学问题，而且经常是在批判先前哲学思想的过程中发展自身的。如在西方哲学史上，古希腊、罗马的哲学到了中世纪就基本上被经院哲学所取代。欧洲中世纪的哲学虽然利用了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但基本上是歪曲地利用，利用的主要是亚里士多德学说中适合基督教需要的成分。亚里士多德学说原来的那种完整体系并没有系统地发展到中世纪。
欧洲近代哲学在理论形式上离古代哲学差得就更远了。
如黑格尔的哲学虽然在理论形态上与柏拉图的哲学有重要的相似之处，但我们却不能说黑格尔哲学的庞大体系是袭用了柏拉图或前代的某个哲学家的。总之，在西方哲学史上，不存在从古至今的哲学模式或体系。
某一个时期出现的哲学派别，就其整个哲学体系而言（不是哲学基本倾向或基本问题）
，不贯穿整个哲学史。
中国哲学的发展总的来说明显不同于西方哲学，与印度哲学则有某些相似之处。但二者（中国哲学与印度哲学）在发展特点上也并非完全一致。中国哲学史上的主要流派的理论萌芽在先秦时大都已产生，后世哲学家往往围绕古代“圣人”提出的理论概念进行讨论。特别是儒家学说，在中国历史上流传了两千多年，是中国古代思想界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在现代中国仍有较大影响。
后世儒家对古代“圣人”
之言推崇备至，对古代“圣典”不厌其烦地大量注释。然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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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明显的是：后世儒家对古代“圣人”理论的继承主要在形式方面，而在内容上，实际有许多重要发展。如程朱理学对孔孟学说有继承和吸收，但程朱理学的具体哲学形态、思想体系与孔孟的理论有很大不同。中国哲学史上在后世流传的其它哲学派别亦有类似的情形（即在继承古代有关哲人的思想时，主要在形式上继承，而在内容上有很大发展）。
印度的情况则有些特殊。许多相互对立的哲学观点都有非常古老的历史渊源。哲学家不断出现，但基本上不创立新的学派，而是每人维护一个古代的哲学流派。一般的哲学家在提出一种思想或理论时，总要以再一次解释某一个旧的观点的形式出现，并往往论证说，他仅仅是阐明远古就已存在的东西，其理论只是对古代神圣理论的一种发挥或论证，在本质上没有提出什么新的东西。印度哲学在这方面虽与上述中国哲学的情形类似，但在遵从古代“圣人”所言的程度上，显然比中国哲学更突出一些。它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受古代理论的影响（或束缚）都要甚于中国哲学。
印度古代哲学的各主要派别在公元前就已产生，此后一直并行发展。这明显与西方哲学不同。西方哲学史上的各主要流派一般是随时间推移逐步产生，总的来说是持一种纵向的或动态的发展，而印度哲学的各主要流派却持一种横向的或静态的发展。印度这些处于横向或静态发展中的各派的内部虽然也有扬弃的发展，但这种扬弃的发展相对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是不明显的，或说程度不大。印度古代哲学各派的基本观点虽不同，但产生都很早，在约两千年左右的漫长时间内，长期共存，并行发展，两千年前是这些派别，两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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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基本上还是这些派别。如具体说就是：印度哲学的发展一般都受一些特定的思想结构或理论模式的束缚。各派哲学的发展一般都以注释本派的最初根本经典（原典）的方式表现出来。各派在历史上的重要思想家通常就是本派根本经典的注释者，或是对注释的注释者。如吠檀多派的根本经典是《梵经》（Ｂｒａｈｍａ－ｓūｔｒａ）
，此派在历史上的重要思想家商羯罗（Ｓ′ａｎｋａｒａ）和罗摩努阖（Ｒāｍāｎｕｊａ）则都是《梵经》的注释者，他们的许多观点都是通过对《梵经》的注释表现出来的。
再有，如正理派的根本经典是《正理经》（Ｎｙāｙａ－ｓūｔｒａ）
，此派在历史上的重要思想家筏差衍那（Ｖāｔｓｙāｙａｎａ）是《正理经》的注释者。而正理派的另一重要哲学家乌地耶得迦罗（Ｕｄｙｏｔａｌａｒａ）则是筏差衍那对《正理经》注释的注释者。
印度各派哲学中的这些注释者虽然在实质上也经常提出许多本派根本经典中没有的观点，或与之相反的观点，但他们一般不承认是在创新，而是把其理论说成是对根本经典中学说的重复或引伸。在印度，旧的古老经典对于后代的哲学家常常具有极大的权威，使他们在表达思想时很少敢打破旧的框框，新的思想内容经常不得不非常矛盾地依附于旧的形式。
当然，也并不是所有印度哲学流派在后世的发展都以注释本派的根本经典的形式出现。
如胜论派的根本经典是《胜论经》（Ｖａｉｓ′
ｅｓｉｋａ－ｓūｔｒａ）
，但此派在历史上的两个重要思想家钵罗奢思多波陀（Ｐｒａｓ′ａｓｔａｐāｄａ）和慧月都不是《胜论经》的注释者。
然而不容否定的是，钵罗奢思多波陀与慧月虽未直接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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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论经》，但他们在其著作①中所讨论的基本问题，都是《胜论经》中已提出来的，或者说，胜论哲学的基本模式在《胜论经》中已出现。总之，印度哲学史上的许多流派往往在其原典中就已确立了本派的基本理论模式（如数论派的“二元二十五谛”
、胜论派的“句义论”
、正理派的“十六谛”等等）。
这些派别在后代的哲学家尽管有不少理论上的创新，但在哲学体系上基本是维护这些学说模式的。
印度哲学的这种发展特点，总的来说表现了某种程度上的思想意识的相对停滞。这种特点和印度古代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有一定关系。印度古代的社会或经济结构有一系列特点，如土地公有（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灌溉、水利建设等等工作需要巨大的集体劳动决定的）
；长期存在一种以农业和手工业直接结合的，自给自足的农村公社；公社中劳动分工由种姓制度固定不变。这些特点在印度的原始社会瓦解后逐步形成，并在后来长期的封建社会中一直持续存在，变化是很小的。这种社会经济结构变化相对不大的情况是印度历史发展的一个特点。它自然要影响印度哲学的发展。印度哲学发展的特殊性（即在某种程度上的相对的思想意识的停滞性）与印度古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变化相对不大的特点是一致的。
①即钵罗奢思多波陀的《摄句义法论》（Ｐａｄāｒｔｈａ－ｄｈａｒｍａ－ｓａｍｇｒａｈａ）和慧月的《胜宗十句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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