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正理派和佛教之外，印度哲学中的其它一些流派也或多或少地对逻辑问题作了探讨。当然，这些派别在这一问题上所倾注的精力无法与正理派及佛教相比。
数论派与胜论派对逻辑问题的见解主要集中在其关于比量的论述上，数论派把比量分为三种③，胜论派分为五种或四
①具体解释可参见吕澂著：《印度佛学源流略讲》，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第３０—３３１页。
②法称提出了这种看法，但并未坚持一定要把喻支排除出论式。
③参见真谛译：《金七十论》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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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①。弥曼差派的逻辑学说主要体现在此派主张的诸量中的四种量中②。
此外，耆那教、吠檀多等派亦对逻辑问题有所涉及，如耆那教的判断形式理论，吠檀多派关于比量的观点等等。这些理论总起来说在印度逻辑发展史上影响不是很大。具体内容从略。
大约在１２世纪后半叶，新正理派在印度的米提拉（Ｍｉｔｈｉｌａ）地区兴起。
新正理派的奠基人为克伽自在（Ｇａｎ。
ｇｅｓ′ａ）
，他的主要著作是《谛如意珠》（Ｔａｔｖａｃｉｎｔāｍａｎｉ）。这部著作有不少注释，其中较为重要的是１５世纪的筏苏提婆。复勒筏伯玛（Ｖāｓｕｄｅｖａ
Ｓāｒｖａｂｈａｕｍａ）
的注。
新正理派继承和发展了古正理派的许多理论，它与古正理派的重要不同表现在：一方面它对古正理派的许多理论的探讨更为细致，对于逻辑概念、术语的分析更为严密，另一方面吸收了胜论派的一些思想，把二者（正理派与胜论派）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在继承古正理派的学说方面，新正理派着重吸取古正理派关于四种量（现量、比量、譬喻量、圣言量）的学说，而其逻辑理论，则又集中体现在它对比量和譬喻量的论述中。关于比量，新正理派增加了有关神的内容（自在天比量）。新正理派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极为维护正理派的地位，努力反驳其
①参见人Ａ。
Ｅ。
高夫（Ｇｏｕｇｈ）在《迦那陀的胜论经》（Ｔｈｅ
Ｖａｉｓ′ｅｓｈｉｋａ
Ａｐｈｏｒｉｓｍｏｆ
Ｋａｎāｄａ，新德里，１９７５年）一书中译的《胜论经》９，２，１及其注释（第２８０—２８３页）。此外，亦请参见慧月的《胜宗十句义论》。
②即比量、譬喻量，义准量、无体量。具体内容可参见甘格那特。吉哈（Ｇａｎｇａｎａｔｈａ
Ｊｈａ）编：《前弥曼差史料》（Ｐūｒｖａ－Ｍīｍāｍ。
ｓā
ｉｎ
Ｉｔｓ
Ｓｏｕｒｃｅｓ）
，巴纳拉斯印度教大学１９６４年版，第８９—１４６页。亦可参见Ｓ。拉达克里希南著：《印度哲学》（Ｉｎｄｉａ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第２卷，伦敦，１９３１年，第３７８—３９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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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派别对正理派的攻击，它着重批评了后期弥曼差派。新正理派的活动中心后来转移到纳瓦德维帕（Ｎａｖａｄｖｉｐａ）。
此派后又称为奴地阿派（Ｎｕｄｅａ）或孟加拉派，对后期印度逻辑学的发展亦有一定推动作用。
根据以上所述，我们可以这样进行概括：逻辑思维的方法是古代印度人在与自然的斗争中和社会斗争中使用的一种重要方法。印度早期的逻辑理论最初与印度古代的辩论术直接相关，从一开始就具有明显的辩论工具特性。这一方面使它在印度古代的社会实践中具有很强的实用性，但另一方面，从纯逻辑角度看，印度的早期逻辑，特别是正理派及佛教古因明的理论显然带有重复的和不够严谨的成分。以陈那和法称为主要代表的印度新因明学说对印度逻辑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改造了旧的“五支作法”的推论式，删除了印度早期逻辑学中的不科学成分，确立了以“三支作法”为中心的新的逻辑学说，对宗、因、喻的作用和意义作了新的规定和探讨，用“因三相”
、“九句因”及新的关于推论过失的理论等去充实和完善“三支作法”
，使宗、因、喻三支结合起来导出的结论更具有必然性，把印度逻辑学逐步发展成为一种严密的科学体系。此外，在印度哲学中，无论是把逻辑理论作为主要探讨对象的流派，还是在论述其它哲学问题时附带论及逻辑内容的流派，所提出的逻辑思想都有相当深度。
这使印度古代逻辑学取得了与中国名辩学、希腊逻辑学鼎足而立的地位，极大地丰富了古代人类优秀思想文化遗产的宝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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