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尚且无力进行因果思维的地方，人们就会进行道德思考。李开复在致学生的信中最突出的主题就是“诚信”和“人品”。他反复用一个例子来指出诚信不欺的重要性。这个故事比较传神，需要我们作再一次的聆听。博士讲：“一位应聘者在面试时曾对我说，如果他能加入微软公司，他就可以把他在前一家公司所做的发明成果带过来。对这样的人，无论他的技术水平如何，我都不会雇用他。他既然可以在加入微软时损害先前公司的利益，那他也一定会在加入微软后损害微软公司的利益。”据说这叫同理心。
现在李开复该怎么评价自己呢？同这个求职者相比，李开复身上带有更多微软的东西：因微软业务而获得中国的关系、微软针对GOOGLE的战略、微软的核心技术、微软的开发管理以及那些被他一再颂扬的微软文化基因。让人该怎么判断他呢？李开复博士锁定个人影响力后，就不再有任何束缚了？今天有权侃侃而谈的真理、正直、诚实，明天都注定会变成枯燥无味、百无一用的许诺了？
没有人能够真诚流露自己的自然，甚至卢梭在著名的《忏悔录》中也没有做到，我们也不能期望李开复做到。假如当真有一个人，愿意并且讲出所有的一切真相，愿意以朴素的、平常的、人们通常所用的赤裸裸的语言来讲话的话，那这人或许会永远地把自己给毁了，因为他已经失去了兴味。每一个人，心灵深处都有一个沉重的、无法治愈的创伤。人人都知道它的存在，但却要做出，而且必须做出根本不知道的样子。李开复博士却偏偏要选择担当起“精神教父”的角色，没法不遭遇尴尬。
当然，我们切忌不能把平常人的道德当成事物的标准。立于全球化潮头的李开复博士也不该享受这种平常人的“公平待遇”。李开复自己讲过，他不通历史，没有学过哲学（学过也不一定是哲学家，哲学家需要体验和格物），更没有跌宕起伏的经历。一次博士去紫禁城参观，获得了意外的道德启迪：“在故宫里，我看到‘正大光明’的匾额，其含义也就是‘诚信和正直’。”由此我们知道了李开复智慧的源泉！原来博士是从故宫“正大光明”匾上学诚信！从语词的重复中感知人文价值！恰恰是因为集权皇帝那里没有“正大光明”，才需要“正大光明”来装点！通常人们在行为中缺乏了意诚心正，才打出道德的旗号！
博士讲述过一个美国微软员工自杀的故事。这名员工花10美元在公司内部购买一套软件，改了号码到别的工厂做一个新包装，就能卖几千美金，这样他赚了200多万美元。被公司抓到后，出庭前他羞愧地自杀了。我看这个员工还有起码的负罪感，有着没有泯灭的良心，而且他所涉及的也就是200万美元的价值。李开复这次跳槽所引发的微软公司价值流失远远超过200万美元。博士却根本不当成一回事！他所要做的，只是要时刻听从内心的召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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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势的软弱(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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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信念如同换手套
我们越来越看到，李开复的世界观总是在不断地变化。信念如同手套，戴旧了就扔。
在2005年2月份，李开复博士公开发表了他的《微软成功之道》。与时俱进、创新精神、高效率研发体系、诚实和守信、自由平等、以德服人、责任至上、善始善终、虚怀若谷、执著的态度、卓越的才识、明确的分工、完美的合作、多渠道发现人才、有效的筛选机制、知人善用、不惧挑战、自我批评、灵活平等、对客户、合作伙伴和技术充满激情、对客户负责的制度化等等，李开复把能够想象得到的词都用在了微软的身上。
李开复博士特别推崇微软的专注价值，如此微软才能把自己的专长做到最好，以保持在软件领域的领先地位。“专注”对公司很重要，因为一个公司的成功也来源于管理者或领导者的注意力；李博士还特别强调，微软有很强的市场嗅觉能力。并以他自身在先前的公司不顾市场开发出很好看的技术，最后却导致200多人研究团队失业的例子，来证明市场的重要性，以及他到微软后所受到的市场熏陶。
语言泡沫泛滥的地方，必定存在着内在价值的空虚。刚刚在2月份还对微软的文化推崇备至，不到5个月的时间，又把同样的溢美之词加在了GOOGLE身上。而且博士一下子转到了“专注”的对立面，认为“GOOGLE公司从硬件到软件都是自己做的，这非常符合一个计算机科学家喜欢从硬件到软件都自己做的习惯”；“GOOGLE不是由领导层讨论分析当前市场情况，先来确定一个方向，然后来指挥一个队伍做工作”；微软“按大型机的管理方式来做软件”，更像一个工业社会，现在是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跨越，GOOGLE是“从下往上”的创新，而不是从上往下的命令和使唤；如果说IBM、微软这种公司类似工厂，GOOGLE则更加类似大学，想法和做法都可以自由没有太多的束缚。“GOOGLE真正在用互联网社会创新做事情，这让我很震撼。”
他公开而轻率地、若无其事地声言，他只是在听从内心的召唤，彻底抛弃了几个月前所曾抱有的信念，他一定没感觉到这样频繁地更换信念是否有失体面或有什么不妥。情愿为一种信念而放弃另一种，这首先是对任何信念表示完全冷漠的一种标志。
很明显，已过中年的博士这种流动性很强的世界观，属于孩童身上的特质，他们有着巨大的无穷性和随意性。而这种特质正美妙地融进了博士的基因之中。一个已经没有指望彻底根除自身某种缺点或哪怕是把它们掩盖起来的人，会试图在这种缺点里找到其特有的优点来。假设在这一点上一旦说服了周围的人，他就达到了双重目的：既摆脱了良心折磨，又成为独特的人。这或许正是李博士媒体公关的最重要的成果，把飘忽不定的心思，定格成独特的禀赋。
难掩的落寞
人们一旦失去了超过了真理和财富的那种创造、简化、生成和想象力，就会被落寞攥在手中，无论他拥有怎样的财富和真理。李博士很喜欢用自己的经验布道，可是在几封信、数篇大作和无数次的采访中，所能够津津乐道的无非是三件荣耀的事，一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毕业论文；二是创立微软中国研究院；三是给中国学生的四封信和一连串的演讲。而他从2000年调到微软总部后却乏善可陈。由此显露出一种难掩的落寞。
在加盟微软之前，李博士换了三次工作。干了两年助教，怕荒废了自己，他从大学抽身而退。在苹果公司工作了六年，主管该公司的多媒体部门，没有什么业绩，于是他转投另外一家公司SGI公司，担任多媒体软件子公司的总裁。在那里博士带领他的团队，清心寡欲，做出了非常好看的技术，可惜不能换来钱，结果导致200人的研发队伍被遣散，自己也不得不走人。加盟微软后，被派到中国筹办中国研究院。他不负重托，招聘到许多一流人才，中国研究院一度成为微软最好的研究院。因为组建中国研究院的工作出色，他在2000年被提升为微软公司全球副总裁，负责自然语言互动部门的工作。
刚到微软总部，能够近距离接触自己最景仰的比尔·盖茨，李开复热情很高。他拿着一个600人的中高层名单，每天都主动约人共进午餐，以增加沟通的机会。微软有100位全球副总裁，其中拥有决策权的大概也就20位，剩下的80来位其实是一种“部门经理”的角色，李开复的地位属于后者。而且还有一些技术权威，比副总裁更资深。随着时日的推进，近看那些业界翘楚每个人都闪烁着耀眼的光芒。而他领导的部门，一直进展不顺利，乏善可陈。
从自然语言搜索入手，这是李开复的强项，却不是搜索的主流。自然语言搜索，或许代表了一种方向，或许是一个乌托邦。但是，人类总是在追逐梦想的过程中，显示出创造性的价值。微软是个讲究实力的地方，也是个紧跟潮流的地方。李开复在博士论文中闪光的发现，已经过去近十年，这十年沧桑巨变却没有把他发明的东西推到前台来，不能不说是现实的选择和市场的选择。在这一点上微软高层迟疑了，由此造成李开复在微软总部的尴尬处境。
博士一直执著于向着权力的高峰攀登。可是在微软，他已经触及天花板。他的影响力不能再有丝毫进展。对权力的觊觎，已经不是可有可无的装饰品，那是必备的东西，没有它他会迷失方向。有些落寞的李开复，开始利用微软的无形资产，转向了对中国学生的演讲、写信、开网站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每天忙于认真回应学子的电子邮件。而这些行为，又常常被讽为不务正业。一种尴尬的氛围包围着他，终于他听从内心召唤，经过周密的谈判和安排，敲开了进一步扩大影响力的大门：跳槽GOOGLE。而且，跳槽除了能够增加自己的影响力以外，经济上更是划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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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势的软弱(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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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为了个人影响力
极度压抑的社会到处充斥着乏味的人。媒体公众都在寻求刺激性的表演。眼球即品牌。李开复博士迷恋眼球，痴迷于个人影响力。他按照自以为是的美德、力量、崇高，认为自己就是初始和自在。
李开复到处宣扬他那“最大的影响力”的人生目标：“人生只有一次，我认为最重要就是有最大的影响力，能够帮助自己，帮助家庭、帮助国家、帮助世界、帮助后人。能够让他们的日子过得更好，更有效率，能够为他们带来福利。所以对自己的每一项工作，我都会问自己，我做这个事情是不是有足够的影响力。”这就是李开复人生目标在关键时刻的作用！
李开复博士甚至模仿教主传教的沟通方式，引导那些年轻的学生怎样如他一样捕捉那飘忽不定的幻影：“我建议你闭上眼睛，把第一个浮现在你脑海里的理想记录下来，因为不经过思考的答案是最真诚的。或者，你也可以回顾过去，在你最快乐、最有成就感的时光里，是否存在某些共同点？它们很可能就是最能激励你的人生目标了。再者，你也可以想象一下，十五年后，当你达到完美的人生状态时，你将会处在何种环境下？从事什么工作？其中最快乐的事情是什么？”
明确的意淫信号。种种状态，性欲，食欲，春意，凯旋，轻蔑，壮举和残暴，都可以使一个人沉迷在“最快乐、最有成就感的时光里”。难道这样随机涌现的东西，都能作为人生的目标？
近期媒体上出现一个叫徐浩海的人，好像故意要为李开复的高论做一个脚注。这个毕业于名牌大学，曾在国外知名公司工作，回国后拥有一份年薪50万工作的高级男白领，却突然之间觉得生活没意思，需要做点事情，制造一点影响。他实实在在地听从了个人内心的召唤，最终选择做的事情就是，抢一辆7万左右的二手车来开。他有明显的人格缺失，缺少一般人应有的负罪感。心理学家分析，他潜意识里有种追求刺激的行为，性格上也许属于冲动型，平时缺少爆发，一旦爆发就很难收场。也许是他的工作太顺利，经历的挫折比较少，他觉得生活比较平淡。他急需发泄长久的压抑，急切追寻自己的快感与影响力。放下一天1000美元的高薪，躲进班房里去寻求刺激！
影响力是怎样形成的？
李开复博士真懂影响力吗？
历史上以个人影响力为目标的大有人在。而更多的人虽然没有把个人影响力作为人生目标，但却建立了不可动摇的影响力。
美国开国元勋富兰克林是美国公认的“精神教父”。他一生实践并倡导的人生标尺“建立自我，追求无我”，成为使美国强大起来的一种精神传统。在美国独立后，虽然他众望所归，但他却提名华盛顿将军当总统。而他自己却倾心于造福美国和人类的《美国宪章》。富兰克林还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和教育家，他罄尽他所有物质的和精神的财富，用于建造社会能力（capacitybuilding），推动美国人更有远见、能力、动力和想象力。
南非黑人领袖曼德拉，为了正义，不惜在监狱黑暗的囚室里，关闭视界，忍受长期的寂寞和孤独，一呆就是28年。一如一个挖掘开采和探索地下世界的人。他谨慎、不动声色和不可动摇地向前推进，几乎看不到什么苦恼的迹象。仿佛他要的就是这种长期的黑暗，就是这样不可思议、不为人知和难以理解，因为他知道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民族的拯救，正义的曙光。现在曼德拉退出政坛多年，可是对世界上政治事务的影响力却依然不减当年。
比尔·盖茨是当今影响力最大的商业领袖，可他从来就没有把影响力作为目标。比尔·盖茨锁定自己的人生目标是提升人类的福利层次。他的话很平实，却有着极大的力量：“每天早晨醒来，一想到所从事的工作和所开发的技术将会给人类生活带来的巨大影响和变化，我就会无比兴奋和激动。”比尔·盖茨每天早晨起来都能处于极度兴奋之中。那是因为他有个更高的目标。提升人类的福利层次的事业是无穷大的，比尔·盖茨的影响力也是无穷大的。
不是美德带来幸福，而是唯有强者才能把自己的幸福状态宣布为美德。个人影响力仅仅是力的事业，需要以充盈的、弹性的、再造的力来调整，需要强势。在强毅而能负载的精神里面，存在着尊严；在傲立着的尊严之中，存在着意志力；在意志力中存在着对最重的重负的内在渴求；在渴求之中，存在着欲望的爆发力。而李开复博士与这样一种强毅精神和力量完全隔膜，不得不捡起了弱者的武器：道德。
哲学家恩斯特·卡西说过：“人的本质不依赖于外部的环境，而只依赖于人给予他自身的价值。财富、地位、社会差别、甚至健康和智慧的天资———所有这些都成了无关紧要的。唯一要紧的就是灵魂的意向、灵魂的内在态度，这种内在本性是不容扰乱的。”哲学家一句话就抓住了要害。
对比前哲与伟人，李开复来到了一个坎儿，一个需要重新确立自己“灵魂的意向”与“灵魂的内在态度”的坎。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唯有那些能突破个人的、家族的、民族的等诸般思想禁锢的人，唯有那些能埋身于“建立自我，追求无我”的人，唯有那些能抛弃了“强势的软弱”充满力的线条的人，才有可能进入一个“上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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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势的软弱(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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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开复真想进入那个“上层”吗？
一个伪装成机会的陷阱正在凹陷李开复
李开复事件让我联想到这样一则古老的传闻。
在一个晴朗的早晨，最早得出宇宙统一性思想的大师泰勒斯，一边走路一边思索着宇宙现象连续性的定规律，一步迈空掉进水井里。一位乡村少女放声大笑：“看不清脚下有什么东西，还想看清上界有什么东西？！”在水井里的泰勒斯，惊讶于少女的“绝对正确”，感到为上界秘密大伤脑筋的人，确实需要倒过来看看自己。泰勒斯受到的惊吓和顿悟，相继传给了他的门生的门生。可是那跌进陷阱的故事，却是一直没有间断过。这不，在微软总部许多不得意的时光，答复学生邮件接受采访又被斥为“不务正业”，激发起李开复一种抗衡的心态，于是果断跳槽GOOGLE，去捕捉他那梦幻一般的“个人影响力”事业。可是，那是个带有陷阱的机会，还是个伪装成机会的陷阱？
或许，李开复不是作为“顶级科学家”或“搜索天才”而被看好的。李开复的“顶级科学家”和“搜索天才”的头衔，其中有多少微软的借题发挥的“故弄玄虚”，有多少出于GOOGLE的故意生事，有多少是李开复的“将错就错”，局外人很难有一个真切的判断。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是，自然语言搜索是李开复的强项，却不是搜索的主流。李开复在博士论文中闪光的发现，已经过去十多年了，十多年沧桑巨变却没有把他发明的东西推到前台来，不能不说是现实和市场的选择。在这一点上微软高层迟疑了，由此造成李开复在微软总部的尴尬处境。这一点，不可能逃脱GOOGLE高层团队的视野，那些不知尊卑只崇尚生成、创造与想象力的精灵！
被看好的可能也不是经营能力。李开复一直没有用业绩证明自己在经营上的能力。他历史上唯一独当一面的机会，就是领导一个200多人的团队但结局却是令人沮丧的。李开复对记者和媒体的迷恋，可能也会弱化他在中国的竞争力。在中国，他除了要修炼IBM周炜昆那种一星期吃八次晚饭的能力，更要学习做一个倾听者，绝对不能拿着倾听来的秘闻说事。
被看好的表面上是因为他“对人才的号召力和培养人才的能力”。根据美国时间9月2日公开的微软提交的一份法庭文件显示，GOOGLE同意补偿李开复1000万美元，其中包括250万美元的签合同奖金。这在GOOGLE是史无前例的。此前，GOOGLE在一份法庭文件中声称，李开复今年无法赴任将影响GOOGLE在中国的招募计划。文件称：“李开复在中国学生心目中有着极高的威望，如果李开复在，这些学生绝对不会选择去微软求职。”这两条信息，大致勾画出GOOGLE付了1000万美元想得到的东西，也是第一次直接表白了GOOGLE对李开复的期望：“如果李开复在，这些学生绝对不会选择去微软求职。”GOOGLE向法庭提交这样的文件，看上去像是表白着GOOGLE对中国的无知，实际上准确无误地表明那1000万美元要交换的东西。如果李开复到了GOOGLE中国，可是依然有大批优秀的中国学生加盟微软，那时GOOGLE期望落空，李开复要陷入怎样的境地呢？
表面上看，GOOGLE对李开复做了不切实际的预期。优秀的中国学生们正面对着巨大无穷性的紧张兴奋，没有时间看他的网站、给他留信息。
实际上李开复被看重的应该是广告效应。从GOOGLE的总体战略来看，当下最大限度地打击微软、最大限度地运营广告、最大限度地刺激股市、最大限度地跻身一流，是他们的战略图谋。这几个最大，可能是李开复被看好的主因。李开复跳槽事件的广告效应不可估量。中国各大媒体，一下子把GOOGLE放在了与微软平起平坐的地步。估计一直到官司结束，GOOGLE都要一直不停地处于媒体的头条位置。8月5日百度美国上市暴涨，与此番炒作都有关系。
据说GOOGLE的创始人还曾在私人聚会上咒骂百度总裁李彦宏是“卑鄙小人”(yellowdog)。那个动辄就以“yellowdog”骂人的GOOGLE创始人，果然会对同是中国人的李开复博士友好起来吗？未必！或许因为中国的百度不听调遣，惹恼了GOOGLE的高层，把火发泄到了中国人头上，于是拉出李开复折腾一番。这样，既在职场上把李开复给毁掉了，同时也作践了一回中国人。一旦GOOGLE在中国市场成功站稳，李开复的广告效应减弱，“精神教父”便被从神坛拉下来，其个人品牌的无形资产被使用完毕，李开复还会继续享受现在的福利待遇吗？难。这可能是个伪装成机会的陷阱，据估计李开复可以被GOOGLE利用的价值或许最多2至3年。
卡尔·波普尔在《无尽的探索》中发现：“有一个使一个人越陷越深的机制：一个人一旦在次要的问题上牺牲了自己理智的良心，他就不愿意轻易放弃它，他总希望用进一步的投入来证明自己选择的正确性。一如在亏损之后急于投入资金以求赚回。”伪装成机会的陷阱通常都来得很巧妙，以至于智者也常常为之惑，而且越陷越深。
李开复，你是否有足够的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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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的宽门与窄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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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
——耶稣《圣经：新约马太福音》
蹉跎岁月是产生哲学家的理想环境。40年经历了西方社会400年社会巨变的余华，自誉师承陀思妥耶夫斯基，用51万字的《兄弟》诠释了他的人生哲学。小说的主人公是俩兄弟，一个选择了高大、正确、善良的宽门，另一个选择了狭促、隐忍、狡猾的窄门。他们的沉浮裂变初看上去荒诞透顶，细品却暗合阴阳转化至理。做企业就是浓缩了的人生。人生只有浓缩到一定程度，有些景象才可以看得清楚。通过观察企业家不同的企业思维，可以同样凸现窄门与宽门的不同天地。通常的情况是，企业家创业之初，沿着崎岖的小路，艰难跋涉，终于眼前铺开了宽阔的大道。可是成功后走熟了大道，却丢失了那种在崎岖小路上的冲锋精神。而唯有少数谦卑、警醒、敏锐的企业家，才能保持一种进取向上的势头。
任正非选择了窄门
世界一流企业家，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危机意识。比尔·盖茨宣布“微软离破产永远只有18个月”，李建煦则告诫公司上下“三星离破产永远只有一步之遥”，松下幸之助干脆打起“危机经营”的旗帜，安迪·葛洛夫更是坚持做企业的不二法门：“惶者生存”。
在中国庞大的市场上，很少有人产生这样的忧患意识。任正非是洞穿这一点的少数几个中国企业家之一。他立下一条铁律，华为永远不做通讯运营商，只做通讯设备和网络解决方案提供商，他坚定地走进自主创新的窄门，制造一种压力把华为压强。华为选择了一条充满风险的，走技术自立，发展民族高新技术的实业之路。任正非曾自我解嘲说，无知跌进了通讯设备这个天然的全球力量竞争最激烈的角力场，竞争对手是拥有数百亿美元资产的世界著名公司。这个角力场的生存法则很简单：你必须首先是一支全球力量。而中国5000年来所形成的民族心理素质和技术素质，都不足以支撑一流的全球化大公司。这个深刻的忧患，一点没有阻挡任正非往前走的果断。为此，十几年如一日，华为一直拿出销售收入的10%作为研发投入。投入强度之高，当属中国公司之最。
华为固守通讯设备供应这个战略产业，除了一种维持公司运营高压强的需要，还为结成更多战略同盟打下了基础。商业竞争有时很奇怪，为了排除潜在的竞争者，花多大血本都不在乎。在通讯运营这个垄断性行业，你可以在一个地域获得一小部分的通讯运营收益，可是在更多地方运营商会关闭你切入的通道。任正非洞悉人性的弱点，守护着华为长远的战略利益。
对人性的把握，还使得从不按常理出牌的任正非做出了“不可思议”的选择：把华为的分裂者李一男重新作为合作伙伴收进华为。当年，李一男在风险基金的推动下，从华为拉走了100多名技术与销售精英创立了港湾，形成了连锁反应。人们纷纷效仿，其后从华为出来创业的尖子多达3000多人。用任正非的话说，“华为那时弥漫着一片歪风邪气，都高喊资本的早期是肮脏的口号，成群结队地在风险投机的推动下，合手偷走公司的技术机密与商业机密，像很光荣的一样，真是风起云涌，使华为摇摇欲坠。”任正非所言非虚。在李一男咄咄紧逼的时候，华为正穷于应付思科的世纪大诉讼。那种腹背受敌的煎熬，一般人难以忍受。任正非清楚，那是国外风险基金在背后作祟。目的很简单，就是挖空中国的脊梁华为，削弱中国的竞争力。而国外基金所凭借的也仅仅是中国人人性中自我膨胀的一面。坚定的汉子任正非，对港湾等竞争性公司采取了果断的措施，多方封杀。最后，港湾走投无路的时候，华为自身也“惨胜如败”。这时，任正非打破困局，主动伸出那双温情有力的大手，与李一男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任正非一直欣赏李一男。走过弯路，自己出去创业并在艰难中自立山头的李一男，在任正非的眼里或许更增加了光芒。没有经历曲折与挫折的人，是不可能担当重任的。先前总感觉任正非特别孤独，华为没有合适的人能够在将来挑起大梁。李一男的回归，让我的眼前豁然开朗起来。这两个善走窄门的男人结合在一起，必然创造出世界一流的华为公司。
张瑞敏们却选择了宽门
有一个杀死奶牛的故事，很值得中国企业家思量。故事说有一个贫穷但很安逸的家庭，所有财产只有一头奶牛。一位借宿者询问他们生活自得其乐的秘诀，主人的答案是那头奶牛。多年过后，借宿者再次来到这里时，贫瘠的土地变成了富余的农场。他向主人打听为什么发生了变化，主人说：“我们杀死了奶牛，别无选择开始艰辛的生活，然后就发展成了现在的样子。”敢不敢杀死现在所依赖的“奶牛”，别无选择地开始艰辛生活，是对企业家视野与意志力的重要考验。
起初企业家选择狭窄的小路，勇于探索，奋斗成功。在拥抱成功以后，一系列“正确”的光环罩在了头上，恰似一道紧箍咒拘押了他的思想，陷入了“永远正确”的绝路。
TCL的李东生，在品尝到中国内地市场的电子甘果后，把同样的冲动投向了国外市场。寄希望于重演国内的绝技：占住渠道、打出消费者熟悉的品牌、撒出铺天盖地的广告，就可以大把大把地收银子。可是欧美市场比较邪门，消费者之苛刻让李东生瞠目结舌。由此前些年国内市场落下的一点家底，开始盲动地为全球化埋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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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的宽门与窄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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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问题也困扰着联想。当初放弃自主创新，踏上了以市场换技术的康庄大道，迅速在中国一举成名。开始企图在中国的许多行业统一运作模式复制，可是多元化却遭受生死挑战，只好全面收缩。后来收购IBMPC，在分析师对文化整合难度颇为关切因而不太看好正和效益的时候，结果联想第一季的财报反而出乎意料得好。到第三季度分析师大多认为联想已经度过艰难的时候，联想的财报出来却大大低于预期，导致联想股价又大幅度下挫。第四季度分析师认为联想业绩应该平稳了，结果联想报出大亏损，比最悲观的预测还要差很多。开始说要接过IBM的技术创新与品牌，后来却不得不把原IBM高层换掉，提出要在全球复制联想模式。联想模式的精髓，就是渠道与广告。TCL的这种努力已经露出败相，联想还能够撑多久？
在多数人的大道与少数人的羊肠小道之间的彷徨，先前并不属于张瑞敏。那时他看准了就上，勇砸质量有瑕疵的冰箱，把一个濒临倒闭的电器厂打造成闻名遐迩的海尔。现在，他却失去了那种一往无前的冲劲，格外顾忌周边的舆情，特别看重每一次的评比秀，一举手一投足都必须“正确”无误。这些年张瑞敏带领海尔探索实施的“OEC”管理模式、“市场链”管理及“人单合一”发展模式均引起国际国内管理学界高度关注，被国际管理界誉为“号准全球商业脉搏”的管理模式。可是，如果再下去20年，那些“人单合一”之类的观念还有什么永续的价值呢？一个无法规避的现实是，因为没有把握住大的历史性机会，海尔还只能在白色家电的“红海”里奋力拼搏。而三星的李建熙，通过反复追问“再过20年靠什么吃饭”，坚持在自主创新的窄道上跋涉，让三星从一个电子产品作坊成长为世界一流的电子巨头，拥有了自己的“蓝海”。
而且，复杂的人性会使再严格的规矩变形。“市场链”在海尔称之为“SST”，就是把企业之外的市场机制引入到企业内部来。所以，海尔人工资表中都有“SST”工资一项。说白了，部门与部门之间的服务都是收费的。搞物流的要向生产事业部收取服务费，质检部也要收费，销售部也收费，而且服务都有指标考核，所以有否定工资一说。这对降低成本，增加内部活力来说是很有效的。但是由此也带来了一些新问题。各部门为了各自的指标相互扯皮，要么相互勾结隐瞒数据。在狭窄的通道上，人性可以把数字勾兑得很好看，却在企业前途问题上无能为力。
新“父爱主义”作祟
与索尼三星等日韩公司比较，一些中国知名公司似乎患上了一种软骨病。日韩公司因为国内市场狭窄，不得不一开始就到国际市场上去打拼，重点放在独一无二的产品上，因此，自然格外看重新技术，甚至不惜举巨债搞科技攻关。而中国的宽阔市场机会，使得中国公司只要制定一整套品牌渠道发展战略，保证在广告上持续投入，而不需在研发上动真格的，就可以坐拥市场的无限风光了。追根溯源，中国公司的软骨病，来自扭曲的“父爱主义”。
早先，“父爱主义”的源头来自国家及其代表者政府。40多年前，匈牙利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内，揭示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父爱主义”（paterna-lism）是怎样通过软预算约束（softbudget），培植了厂商的“投资饥渴”和“囤积倾向”，制造了短缺的经济现象。后来，中国开放改革经济已经很市场化了，滥施溺爱的“父亲”却由国家换成了中国的消费者与雇员。中国巨大的消费市场，盲动的消费群体，不甚权威的消费者主权，为一系列公司提供了弱化的温床，使他们不用怎么拼搏就能拥有大片疆土。结果就是，假冒伪劣横行，有毒奶粉、有毒肉类、发霉食品、垃圾电子品等等畅行无阻。而中国的雇工，则往往能在很低的回报之下，一干就是17~18个小时，沦为干活的“机器”。到处是被欠薪的农民工，到处是生命没有保障的挖煤工人，到处是遭受“否定工资”（海尔对员工严格考核的一种形式，绩效不到位常常只能拿基本生活费）的雇员。这样的消费者与这样的雇员，可以使任何一个公司在中国都极易生存，但却不利于公司长大。为什么中国创造了经济奇迹，创造了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但是却创造不出一流大企业？新“父爱主义”就是其根本所在。
西方市场上有严厉的父亲，小孩一点一滴的闪失他们会放大了来看，让那些觊觎出人头地的孩子格外加倍磨练自己。可是中国市场上弥漫着一浪高一浪的“父爱主义”，溺爱让中国的孩子患上了软骨病。一如中国足球，没个职业球员的样子，却能一夜暴富成名，把本来有前途的球员，活活地给过早葬送了。
“无论是写作还是人生，正确的出发都是走进窄门。不要被宽阔的大门所迷惑，那里面的路没有多长。”余华对世人的告诫，同样适于企业家。看来，从一条宽广大路出发的企业家常常走投无路。唯有杀死奶牛，选择一条创业者的窄路一直走到底，才能保证永续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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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企业是强者的领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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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仅仅是力的事业：具有本世纪的一切病态特征，但要以充盈的、弹性的、再造的力来调整。强者。
——尼采《权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
一个几年前流行的寓言，经过TCL集团董事长李东生《鹰的重生》系列的渲染，重新闯进人们的视线。故事很感性。鹰一生的年龄可达70岁。它在40岁时必须作出困难却重要的决定：要么等死，要么经过一个十分痛苦的150天漫长的蜕变。它必须自毁旧喙以便长出新喙；一个一个拔掉旧趾甲以长出新趾甲，一根一根拔掉旧羽毛以催生新羽毛。经过5个月血淋淋的“炼狱”以后，新的羽毛长出来了，鹰才能重新开始飞翔，重新再度过30年的岁月！
他犯了点自由主义
鹰的故事，震撼了李东生。公司做大了以后，他被一层层无形的网给罩住了。那些网看上去无形无踪，实际上却难以突破。“授权给人，就要信任人，就不能越级去指挥”，由于忠实地执行这个管理上的“金科玉律”，结果养虎为患，成就了TCL的“诸侯文化”；宽以待人，包容，一直是李东生的“金字招牌”，结果却姑息了公司的懒和贪，成为涣散组织战斗力的重要诱因。
这不是TCL所特有的，而是所有中国公司甚至全球公司都面临的难题。老板到底如何驾驭领导自己规模变大的公司？各种流行的理念太多。有时理念反对理念，显而易见反对显而易见，让李东生无所适从。反倒是一则寓言，一个重生的老鹰，让他豁然开朗，知道了自己该做什么。一如重生的老鹰，李东生目前一人身兼TCL集团董事长、总裁、首席执行官、TTE董事长等数职，完成了从温和的放任管理者到强权的鹰派领导者的“重生”。
先前在众多高管聚会的场合，他讲过众多的故事。可是高层管理者们也就简单地当故事听了，做事的习惯与思维一直未见改观。受员工论坛信息交流的启发，重生的思想一下子切入他的脑海里。他想发到论坛上去。可是一些高层担心他这样坦陈失误，会不会产生负面反应？在这样关键的时刻，他就是要跟一线员工交流，他受够了那些所谓的中高层。他坚持要么就这样登上去，要么采取措施搭建一个新的平台。高层们最后只好任由李东生犯自由主义了。
李东生的自由主义，就像开了堤的洪水，一发不可收拾。员工们反响热烈，让李东生找到了动力之源。每天阅读跟帖、评论、邮件和一些反思性的小文章，成了他梳理自己思路的重要路径。早上6点钟，就能把自己写的文章挂到网上。据说到6月底李东生《鹰的重生》系列在内部网上已经出了6期。我们在李东生的系列《重生》中，看到了一个挣扎在迷失与觉醒之间的样板。
《鹰的重生》系列不是经过认真推敲的文字，顺序上有些重复。正因如此，更显出这些文字的价值。因为它是按着思想进入李东生脑子里的形式呈现出来的，真实而又自然。当年任正非发表《华为的冬天》，代表了对行业和企业的一种危机意识，没有涉及企业具体的经营思路和策略。李东生这回很有点清朝当年雍正皇帝“罪己诏”的遗风，也带点欧美企业家直陈己过的风格。《鹰的重生》系列所涉及的企业经营管理问题，是一个宝藏，值得我们往深处去，细心品味。
李东生的思维有点跳跃
在首篇《鹰的重生》中，李东生可谓痛心疾首。他反思的主要失误是：没有坚决把企业的核心价值观付诸行动，容忍一些和企业核心价值观不一致的言行存在；放任“山大王”扩展势力范围，形成许多盘根错节的小山头和利益小团体的诸侯文化，毒化了企业的氛围；放松对高管的严格考评，让没有能力承担责任的管理干部身居高位。
在TCL为解决机构臃肿而大裁员的时候，最高统帅李东生的这种坦诚很快调动起了人性中所有的冲动与机智。尤其是对大规模裁员，各种说法汹涌而来。李东生心有所悟，于是有了《鹰的重生II———组织流程再造》。
相比前一篇反思，这一篇的思维有点跳跃甚至摇摆。李东生对于裁员的必要性与路经还迟疑不定。一方面它继续坦陈组织结构臃肿庞大表示了裁员的决心，另一方面又对员工反映的有些主管以关系和个人好恶取代工作绩效评估，挫伤员工的信心和士气，更是大为同情，“呼吁请广大员工参与企业组织流程重组的过程，在大家的参与和监督下少走弯路”。这样，不只是在裁员多少问题上被“合理”的说辞晃动，而且在裁员的方式上，也发生了从主管主宰到员工参与的惊险跳跃。
李东生不满足于只是发帖子、看跟帖。他要跟发帖子的员工直接交流。作为老板他当然清楚当面交流才能抓住真东西。抓住了真东西的李东生，继续写出了《鹰的重生III》。
《鹰的重生III———管理者要为变革承担责任》，是第二篇反思文章主题的延伸。这个副标题就容易引发歧义。是说管理者要为变革所以发生承担责任呢，还是说要为变革的实施承担责任呢？两种情况差之毫厘，却分野巨大。从上下文来看，李东生更多是指前者。找到了问题所在，李东生给了各级主管一个难于把握的任务：既要他们负责任地推进变革，又要他们在员工面前反思过关；既要他们负责任地操起大棒，又要他们接受被棒打的人的信任和尊重。由上而下的裁员，变成了“上层”要在“下层”过关。思绪有点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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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企业是强者的领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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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一篇反思到第三篇反思，我们看出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轮回。开篇坦称自己没有把握好方向，要承担主要责任。经过第二篇借员工之口直陈有些管理者的假公济私，到了第三篇却演变成各级主管要承担主要责任了，而且必须人人过关。
现在的问题是，TCL要突破瓶颈，就要调整组织结构，精简队伍。或许，TCL的这次变革中心就是要大批更换各级主管，而对一线员工不会涉及过多。如果是这个情势，那么李东生的系列反思就是有逻辑的了。可是，逻辑有了，却还有人性的障碍。一般而论，对要走的人，不必过多地论是非；对于要留下的人，人性的东西你可以不认同，但是不能无视它的存在。
民意牌向来有双重作用，有时会成为手中的利器，有时也会成为掣肘的暗绊。在组织大调整的时刻打民意牌还很少有这样的案例。裁员往往是独断的天下。2004年联想大裁员，突然在一个早上，拉开了大裁员的大幕，谈话、走人、办手续统统在半个小时之内解决。你可以批评联想裁员方式不人性，但是坚定地依靠各级主管，把各级主管推到第一线作为替罪羊，老板高高在上摆出一幅局外人的样子，再给后来对主管的动手留下余地。
可能TCL已经很欧美化了。在那里，裁员要在半年以前打招呼，要把裁员从头到尾梳理得特别清楚才能开始行动，一个员工的遣散费要150万欧元之巨。欧美工会力量强大，这是中国公司盲目跨国并购所领教的重要一课。然而在中国，在需要果断决策义无反顾的地方引入民意机制，常会混扰视听，把一个简单的过程无限度拉长，这是企业的大忌。
李东生为什么会发生这样思维的跳跃呢？原来，在企业经营管理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上，李东生的理解出现了偏差。
做企业需要强者
李东生在《鹰的重生》系列中，反复强调曾经姑息与“整体至上”不一致的诸侯文化，是导致目前困局的主要因素。这个反思是到位的。确实，在新经济条件下如何驾驭规模变大了的大公司，企业家究竟以强人姿态出现还是要刻意追求“大象无形”？
当年，柳传志之所以下决心铲除孙宏斌等，不是表面上的13.5万元财务问题，也不是让柳传志感觉不快的人事问题，而是因为当时孙宏斌负责的联想企业部出了一份机关报《联想企业报》，竟然提出“企业部的利益高于一切”。善于见微知著的铁腕人物柳传志，当然不能允许这种势力抬头。
杰克·韦尔奇动辄大谈坦诚，尊重每一个人，但是在用人上他确实很果决。任何人对GE诚信文化不认同，他都会果断清除。他认为：“企业里有一种人是绝对不能用的，那就是有经验、有能力、有贡献、也有威信，但就是不认同企业文化。”这样的人不清除，迟早要生出祸端来。对人性的深刻把握，让韦尔奇洞察到许多常人抓不住的东西。中国企业家都乐意说自己的企业是学习型企业，是“黄埔军校”，要培养人。可是韦尔奇却每年都要实施残酷的“活力曲线”，让10%表现差的员工走人。他的理由还很雄壮：“不要浪费时间把C变成B。千万不要把自己累得死去活来，却只是要培养成绩平平的人。这太浪费时间了。如果不叫他们走，他们就没有机会去其他地方获得更高的成绩，这才是不公平。”“他们唯一的机会就是重振旗鼓，吃一堑，长一智，到别的地方去寻找新的发展。”反思起来，韦尔奇的决绝，才真叫对被要裁掉的人负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