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觉得什么都没意义，对生活抱着无所谓的态度。我知道有这种感觉的人不只是我一个。很多家长反映，孩子们半夜梦到核爆炸或者核冬季——这个词用来形容全球都被放射尘埃所覆盖。这个年代的很多人，即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都感到自己遗失了童年，对将来也是一片茫然。当你不确定是否还有将来的时候，很难对明天怀有憧憬。
核爆炸的那一幕与我们在主日学校所学到的恰恰相反。在主日学校，我们学到的是人不可以杀戮。但我们亲眼见证的一幕却更像是《前进吧，基督战士们！》—— 一首有名的基督颂歌的歌名。
作为一个孩子，核爆炸这一幕令我觉得害怕和疑惑。妈妈常常说我很自私。随着时间的推移与人生历练的增加，令我慢慢理解了妈妈的那句话。15岁时，就是发生核爆炸的那一年，我花了81美元通过邮购的方式买了一把来复枪，是用自己的钱买的。爸爸很不喜欢我用枪，但我却喜欢开枪的感觉。
16岁时，一个小孩在电影院拿枪对准了我。我不知道那把枪是否上了膛，但那件事情却让我在心理和情感上有了很大感触。开始我感到恐惧，不过最后那种恐惧又变成了兴奋。这是一种很强烈的感觉，像是给我注入了肾上腺素。
我外表友善，可是内在的另一面却是我妈妈不愿让那些邻居所见到的，也正是主日学校想要压制的，同时却是美国政府所号召的。即使在当时，我也能感觉到这两面的种种冲突。什么是正确的？什么又是错误的？根本无法辨别。我开始怀疑“不可杀戮”这一戒律。我想这个戒律是否该改成“去杀人或者被杀”。
在教堂，我聆听牧师的教诲，知道这些戒律很重要，但我却很难相信与之相关的故事。
上帝创造万物、诺亚方舟、耶稣的圣洁出生、他在水面行走……我很难再相信这些神奇的传说。我妈妈和那些被我称为“教堂友好女士”的女人们的态度却和我不一样，她们没有这些疑问，她们对这些教条深信不疑。
“这就是信仰，”她们往往会说，“如果你想要升入天堂，你必须相信。”
我不能人云亦云并“喝下酷爱饮料”（drink the Kool-Aid）①。我不能未加质疑就相信这些故事。很多人都熟悉这句俚语，在一个名为吉姆?琼斯的传教士在1977年把他的信徒带到圭亚那之后，让他们喝下了有毒的“酷爱”饮料之后，这句俚语就广为人知了。这是一次以神的名义进行的大屠杀，世界各地都知道了这一可怕的事情。
尽管我不想喝下这个有毒的“酷爱”、轻信这些教条，但我仍然是一个友好礼貌的年轻人，不去冒犯教堂女士。我坐在那儿，跷着二郎腿，只听我愿意接受的教条，不合情理的教条我都不理。我不知道这条路是我自己选择的还是时代为我选择的。不论是谁的选择，我都已经知道自己的前路在何方，知道自己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我早有预感，我的时代一定会到来。
我们家的四个小孩在寻求关于神、战争、金钱、宗教、学校和前途的答案时各自选择了不同的道路。尽管父母不完全赞成我们的选择，但却给了我们充分的自由去作出选择。
核弹的爆炸给了我发掘自身黑暗面的入口。10年后，我的来复枪就变成了带有6个机枪和2个火箭发射架的海军直升机。《圣经》上说：“你生而为此。”也许我们都是这样，我早知道自己的黑暗面会被揭露出来。
时间流逝，加上1962年的原子弹爆炸，双方面的原因导致清崎家作出了这些决定：行动和反行动。1964年，拉夫和玛乔丽辞了职，自愿加入了肯尼迪总统的和平部队，家庭收入锐减。我的两个妹妹加入了和平组织，在学校和街道抗议越南战争。而我们两兄弟则自愿参加了越南战争：乔恩参加了空军，我加入了海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都以自己的方式为和平作出了贡献。
本书之所以以战争开头，是因为战争决定了我们价值观的形成和每个人的个人追求。如果不是在越南战争的背景下、不是在害怕全球性核战争即将爆发的恐惧下，我和埃米是否会以现在的方式来寻求主的答案，寻求各自的宁静，还未可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