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战争的教训
早在14岁时，我就知道自己要参战。我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只是知道，也许这就是直觉吧。那一年，我问爸妈，我能否自愿参加海军。爸爸问我为什么要参加海军，我说：“因为他们是先锋，他们是战争中最先登陆的军种。”
爸爸摇了摇头，并建议我等到18岁时自己再作决定。
我们家族里有七个叔叔参加了战争。四个在二战中效力于欧洲战场，所在的正是美国军事史上获得荣誉最多的战斗小组——第442战斗团。这个团的军人大部分是日裔美国人，他们中有1.8万人因战功受到表彰，其中包括9486个紫星勋章、4000个铜星勋章，此外还有21块荣誉勋章。第442团在20天的莱茵兰战斗中5次获得了总统表彰，是唯一获此殊荣的军团。
他们的勇敢大大降低了因为日本袭击珍珠港而产生的美国人对日裔美国人的偏见。军团里的很多人都需要证明自己是忠诚的美国人，这也许是他们拼命战斗、伤亡惨重的原因。幸运的是，我们家的四个叔叔最后全都安全归来了。
另两个叔叔参加了对抗日本的战争。一个在菲律宾被日本人俘虏，参加了臭名昭著的巴丹死亡行军①。就像很多参加了巴丹死亡行军的人一样，他被抓住，受到残酷的折磨，还好最后幸存了下来。还有本书专门描写他被日本人抓住，饱受折磨，书名为《间谍》，作者是韦恩?清崎，我爸爸的弟弟。后来，那个叔叔一直都在美国空军的特别调查部工作，甚至还和以前关押过他的一些人共过事。叔叔原谅了他们，并说：“战争已经过去了。战争期间我们都做过一些坏事。”
我的叔叔韦恩参加了朝鲜战争。他会中文，在战争期间，他翻译了很多中文消息。
虽然我有七个叔叔参加了战争，但这对我作出参加战争的决定却没有影响，因为他们很少谈论战争。我爸爸并没有参军，他申请过却被认为不适合，因为他的视力不好，个头又太高了，体重也不足。爸爸去了夏威夷一个特别偏僻的小镇当教师，并在那里遇到了我的妈妈，她当时是镇上糖料种植园的一位护士。如果他去了战场，也就不会遇到我妈妈了，更不会生下我们四个小孩，组建这个家庭。
1965年，我高中毕业时，对战争的考虑影响了我对学校的选择。我向两所学校提出了申请，并收到这两所学校的通知书，一个是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的美国海军学院，一个是纽约州金斯波因特美国商船学院。
我接受了纽约金斯波因特美国商船学院的通知书。这么做是出于四个原因：一是不用求爸爸为我付学费，他认为我学习不好，为我交学费是在浪费他的钱。二是我发现美国商船学院毕业生的报酬在全世界是最高的，远远高于美国海军学院的学生。虽然当时我还很年轻，但很看重钱财。三是我知道自己需要有一个纪律严明的环境，如夏威夷大学（我很多同学都是上的这个学校）就不适合我，我去夏威夷大学很可能会被马上退学。四是我想乘船周游世界，跟随伟大的探险家的足迹去探险，比如哥伦布、科尔特斯、麦哲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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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我实现了自己的愿望。一年后（1966年），19岁的我坐船到了越南的金兰湾。美国商船学院会派学生上商船——例如油轮、班轮、货船——实习一年，在那一年里，学生们可以周游世界。我本来特别希望被分到前往欧洲和南美的船上。但是，我的第一次航行却被分到运输炸弹到越南去的货船上，我正好亲历越南战争。
以亲身经历的方式体验战争，而不是通过电影电视，这对我的价值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很好奇，人类怎么能投入这么多的时间、金钱、精力和技术用来互相残杀。
1966年在越南的时候，我第一次看见佛教徒。他们穿着袈裟，端着自己的斋钵，在街上向人们化缘。你给他们食物，他们就会为你祈祷。如果斋钵是倒扣着的，表明他们不接受你的赠予，他们也不会念经保佑你。别人是这么告诉我的，但我觉得很奇怪。
在主日学校，我被教导：“爱你的邻居，就像爱你自己一样。”这句话与邻居是否给你食物没有关系。所以我不太理解我在越南的所见，觉得那是种虚伪。我仍然记得童年时在教堂的所见，人们在教堂里很虔诚，出了教堂在停车场各自离开时对他人好像又形同陌路了。
从越南回来之后，我在旧金山第一次看见了嬉皮士。我同样也不理解他们。我更没想到，我的妹妹后来居然同时走上了这两条路——佛教及和平运动，而且还是以她自己的方式。
1968年，大概是越南发动春节攻势①的时候，当时的美国街头也有很多人游行示威。有趣的是，我们一家人每天同桌吃饭，立场却很不一样。爸爸妈妈参加了和平部队，致力于和平事业。妹妹坚决反对战争，我和弟弟却正准备参军。尽管我们尊重彼此的观点，意见还是难以统一。爸爸妈妈比较中立，允许孩子有自己的看法。我却没那么中立，我认为妹妹是空想家、是叛国者。她们的男朋友也是在逃避征兵，是懦夫，或者叫嬉皮士——显然不是“真正的男人”。
尽管我也很爱我的妹妹，可实际上有好几年时间我都没怎么和她们说话。战争把我从家里孤立出来。
1969年，我作为三级大副从美国商船学院毕业，并在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找到了一份高薪工作。这是一份很稳定的工作，也正是父母希望我找到的工作。
不过，这份工作我只做了六个月。
回到旧金山，我看见嬉皮士的“爱之夏”演变成吸毒和愤怒的抗议。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就因为穿着军装，我被人吐了两次唾沫；还记得那些留着长乱发的男男女女走向我，向我献花，讽刺地说：“兄弟，和平。”我认为他们全是懦夫和失败者。我认为他们都错了。我感到自己有义务表明态度，于是我放弃了在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的高薪工作，自愿为国家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