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贷危机没有被包括在我们制订计划时可能考虑设立的应急预案里，我们被困于自己错误订立的契约安排之中。很多人很显然是在本应该行事非常审慎的时候，被这种类似天上掉馅饼似的好事和快速致富的欲望所引诱，陷入了金融世界的汪洋大海之中；而另外一些人陷入困境却并非是因为自己的错误，而且他们也正在拼命地力求自救。这些情况跟我们所能想象到的完全一致，没有人能够在如此有限的时间内快速而且令人信服地鉴别出这些待救的人中谁有错、谁无辜。
我想强调的是，在一个随时存在崩盘危险的不动产市场中，可能存在的系统效应远比住房价值的降低更重要。因为无论住房的价值降低多少，作为房子来看，它仍然是同样的房子，能为我们所有的人提供同样的功能。但如果是经济系统的产出率下降，那就是实实在在的损失，而不只是停留在纸上。资产负债表上反映的由于住房价值降低导致的人们的损失，只是一个纯粹的财务损失，但是如果让这些情况肆无忌惮地破坏公众的信心，这些损失就有可能转变成经济系统中真正的巨大损失。
在类似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这种金融系统失灵的情况下，我们必须搁置政治和政策上的分歧，立即退回到一个更为基本的社会契约的基础上——这个社会契约指我们整个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应该保护所有人免遭重大灾难的困扰，同时控制住那些已经出现的问题，使之不要再蔓延（对以上所有说法的释义应该都是常规性的释义）。这样一个社会契约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最有价值的保护体系，因为我们作为一个社会整体，不可能做到对所有可能出现的不可预见的情况都预先进行非常全面的规划。
从实际情况看，各式各样的救市措施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支撑各个经济体的稳定机制的一个组成部分，包括我们美国的也包括所有其他国家的。联邦储备局自1914年成立以来，已经对很多陷入危难的银行进行过救助。英格兰银行在过去的数百年间也一直在做着同样的事情。我们必须面对这样一个现实：过去我们没有办法避免救市的情况，今天我们同样也没有办法做到不救市。
当我们很自然地争辩救市行动对那些没有得到这些好处的人不公平的时候，事实上，对什么是公平、什么是不公平的界限划分也很难做到泾渭分明。不公平的现象在我们的经济体系中一直就是一种司空见惯的情况，收入的巨大差异就是一个明证。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很久以前那些历史上的不公平所遗留下来的影响，最著名的当然就是美国贩卖黑人作为奴隶的事件。直到今天，美国黑人作为一个整体看，还没有能完全摆脱这段受压迫的历史带给他们的经济阴影。
联邦住宅管理局以及类似的政府主办的企业（房利美和房地美），其主要的作用就是对那些低收入者提供住房补贴，这种做法可以被看成至少是在部分修正社会中存在的收入不平等的情况。另外，补贴低收入者的住房或许还具有正面的社会外部效应，这种外部效应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如果处在社会边缘的成员中有人能通过拥有住房而感觉到在为自己的成功进行投资，他就会对我们社会的和谐产生更高的期待。如果现在对那些低收入者提供更多的救市措施的话，这或许可能正是对我们所有人的一个善举。也许，次贷危机正磨砺着我们的社会良知，而且是以一些无法直接观察到的方式。
新的住房房主贷款公司
我们需要一个新的组织，仿照在上次惨烈的住房危机中建立于1933年的住房房主贷款公司，为贷款购买住房的人提供更便捷的信贷服务。我们正面临着这样的一个机会，按照设立新的住房房主贷款公司这个思路起草的计划获得了大力的支持，包括经济学领域的艾伦·布林德和马丁·费尔斯坦以及法律领域的迈克尔·巴尔等人，他们都力挺这个计划。然而在国会方面，对这个建议的态度仍然存在着非常大的分歧，现阶段来看，它仍然可能只被当成一项提议。国会最终的任何决议案都有可能会使开始时的方案被掺水，就算是国会做出了意义深远的决议，但如果次贷危机的情况持续恶化，国会在以后的日子里也不会为这个机构提供充足的额外资助。
住房房主贷款公司可以接受以按揭作为贷款给按揭贷款方的抵押物，条件是要求该按揭的条款要比当时通常所见的条款更合理。通过这种方式，住房房主贷款公司既解决了急迫的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的问题，又鼓励了远期的经济创新。这也是一家新的住房房主贷款公司今天能够而且也应该做到的。
本质上说，救市的所有潜在成本都是由广大民众来承担的，不过这些钱并没有装入哪一部分投资者的腰包里。本·伯南克经常呼吁全国银行减记数以百万计的按揭贷款本金，他要表达的真实意思其实是本金减记“最有利于保障借贷双方的利益”。当然，有些限制性的减记是基于放款人的利益：如果放款人未能为陷入困境的购房者改进按揭条款，那么购房者很可能就会简单地放弃这部分财产，而且被放弃的这部分财产通常是处于一种价值受损的状态，因此放款人将面对的是巨额的法律成本和时间成本。放款人知道得很清楚，如果购房人看到有很合理的按某种优惠的条款继续支付房款的希望，让购房人仍然保有住房其实符合放款人自己的最大利益。伯南克很小心地不让他的话被当成是让某部分不幸的投资人去承担处理美国经济系统效应成本的建议。但是，由于将自己的关注范围限制在了那些针对借贷双方共同利益的行动上，伯南克所做出的建议其实只是让放款人继续做他们已经在做的事情。不过他的讲话在处理次贷危机中没有产生实际效果，因为这些讲话并没有提供任何经济方面的砝码。
美国联邦参议员克里斯托弗·铎德提出了一个联邦住房所有权保护公司的概念，一个现代版的住房房主贷款公司（铎德后来放弃了这个新建公司的主意）。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和美国联邦众议员巴尼·弗兰克一起提到了授权联邦住宅管理局为束手无策的借款人那些已经经过再融资安排的按揭提供高达3 000亿美元的担保。他们并没有把这种情况说成是救市或者给纳税人增加负担——但毫无疑问的是，如果违约率变得很高的话，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建立一个新的机构（比如像住房所有权保护公司）所产生的效应，要远胜于仅仅扩大联邦住宅管理局的融资权限，因为一个新的机构更有可能为按揭贷款人提供除现金以外的更多服务，一个新的机构也更能吸引领导人去关注这些基础的变革。建立这样一个机构也是一种宣示的方式，表示我们要严肃认真地解决这次次贷危机的决心。我们现在也需要特别留意住房房主贷款公司解决方案中其他方面的情况。具体来说，我们需要关注住房房主贷款公司的再生，建立新的按揭条款规则，这一点我将在下一章中进行论述。
正确制定短期解决方案
与具体实施的短期解决方案同等重要的，是隐藏在这些方案后面的心态。我们必须正确制定这些方案，保证它们从一开始就运行在正确的道路上。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正确认识问题的范围，为解决这些问题分配好足够的资源，并且设定正确的政策基础目标。
如果想要让我们在这里讨论的短期解决方案有成功的机会，我们的领导人首先必须在第一时间承认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如果领导人继续声称现在的经济转向只是一次普通转折的话，这种态度对解决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没有任何帮助。这种方式是赫伯特·胡佛在大萧条期间采用的策略，当需要面对真正的根本性变革时，这种策略通常会被每一位政府及商界领导人所奉行，然而这只会导致人们对那些身居高位的人企图通过暗示的力量操纵公众思想的卑劣手段进行谴责。
我们必须做好充分准备，必须实施更多的减税措施，而且可能要历时很多年。这些减税措施可能最终会对国家的债务情况产生负面影响。只有我们真正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这种可能性才有可能被大家所接受。
我们还必须注意银行和证券商的资本充足情况，因为如果住房价格持续剧烈下降，将会削减它们的资产，使它们很轻易被置于不断增长的压力之下。如果它们的资本不足，而且让它们的生意伙伴明显地感觉到这一点的话，就会使系统的流动性进一步下降，这种情况在一场正在不断恶化的危机里会以非常惊人的速度传播。
我们必须心甘情愿地投入足够的资源来确保救市的行动能够得到正确实施。领导人应该面对现实，勇敢地承认这些行动就是救市，并且耐心细致而且足够冷静地对采取这些行动的原因进行必要解释。只有通过这样的努力，才能将足够的资金投入到这些行动中，并产生我们所期望的效果。
设定好合适的政策关注点也是非常关键的问题。救市的目的不应该是保持住房市场、股票市场或其他任何投机市场的高市值。救市的根本目的是防止出现对我们的体制和我们相互间经济信心的丧失，并同时保持一种社会公平的理想追求。基于这样的考虑，救市的重点应该主要放在防止绝大多数普通人产生悲观情绪这个点上来。
至于说住房的价格，政府政策的立足点应该在于限制房价。我们需要更多经过规划的城市中心区，通过建设更多的中心区可以增大供给量，从而把城市的住房价格降下来。《1968年住房与城市开发法案》的起草人就非常清楚这个需求，而且这个法案建立起了一种机制，使这种设施完备的新城市的建筑商可以向住宅与城市发展部申请支持。这个立法的通过导致了一些新的城市中心区的出现，但这个法案的力度还不够，我们需要通过新的立法来支持新的城市社区的开发。
针对当下的这场危机，我们所面临的问题的差异相当大。我们必须为确保经济的公正心甘情愿地买单，这样说的意思是需要分配一些资源来鉴别——当然是在尽可能的范围内——在这些按揭借款人中谁是被误导、被不公正对待的，然后将救市的焦点主要地集中在他们身上。
一些非营利组织，比如“自助组织”和“美国邻里互助组织”，都非常愿意花时间去帮助那些具体的房主来摆脱困境，但这些组织的资源在目前这场如此大规模的危机面前显得微不足道。政府的“希望现在行动”也无法提供足够的解决方案，因为它没有官方的资源支撑，它只是一个政府主导的商业联盟。如果住房价格持续下滑，接下来的几年将会有更多的房主陷入困境，这将成为一个对我们来说代价高昂的问题，并将使我们现在已经捉襟见肘的系统面临更大的压力。
政府现在应该花费资金来重组救市体系，以便这个体系能运作在一个更具有系统性的基础上。新的住房房主贷款公司可以用来处理复杂的救市程序，逐一修改贷款条款，对那些拿出时间和精力来帮助具体借款人客观地认识清楚现实的状况，并协助政府对那些符合条件的借款人提供资助的按揭放款人给予相应的奖励。
在我们成功地控制次贷危机不再进一步恶化的情况下，我们必须转向长期的解决方案，防止我们已经身陷其中的这种困境再一次降临。次贷危机解决方案中有关这部分的内容将是我们下一章的主题。
讲究技术（1）
次贷危机解决方案（在防止未来再次出现类似现在这场危机的情况的同时，尽可能减轻这场危机的余波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的关键是使金融走向民主化，把那些合理有效的金融原则的应用范围扩展到一个更广阔的社会层面上，并采用所有我们现在已经掌握的现代技术来达成这个目标。
从长期来看，通过这样的方式，类似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这种房地产泡沫的发生率会大大降低；就算这种泡沫仍然还会产生，市场自己也会建立起合理的机制来对此做出适当的反应，而不是像我们在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后看到的那种亡羊补牢似的快速修补。
从历史上看，银行系统存在着非常大的不稳定性，例如在1797年、1819年、1837年、1857年、1873年、1893年、1907年和1933年，美国都出现过非常严重的银行危机。这些问题经过多年来所进行的很多次体制革新后，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得以解决，其中比较著名的有1913年联邦储备体系的建立和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新政改革。但这些有效的改革措施尚未能触及到我们经济体系里的所有领域，特别是住房领域，这个领域现在仍然是在一种事实上非常原始的金融意识的指导下跛足前行。除非我们能以更广阔的视野来考虑对困扰绝大多数房主的金融体制进行改革，否则我们将持续不断地遭受一次又一次危机的打击。
由于引发这场次贷危机的那些问题对我们来说是如此司空见惯，以至于一直到现在都还没有人对我们现行的金融体制所存在的缺陷进行广泛深入的检讨，这是一个十分发人深省的现象。当市场开始滋生泡沫，而且泡沫已经开始破裂的时候，大多数人对他们将要面临的巨大的经济危机通常只有非常有限的自我保护，而且持有的还是风险非常高的千篇一律的资产组合，当他们失去工作或者病倒后，风险就有可能将他们彻底毁掉。
这些问题被某些人看成是金融系统的一种必然属性，而系统本身又被认为是一种不受任何改革影响的封闭体，就像是大自然的一个产物。而那些成功的体制改革成果，比如在新政时代推出的改革措施，就有力地证明了这个被广泛认可的冠冕堂皇的说法根本就站不住脚。基础性的体制改革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必要的。
在建设新的制度基础，启动建立一个更有保障的经济环境所需的改革过程中，次贷危机无情地暴露出有关领导者对这一部分内容是如此缺乏想象力。本章将提出这类体制改革的一些切入方法。
讲究技术
在一开始着手进行体制改革的时候，我们首先必须要搞清楚哪些技术可供我们在改革过程中利用。信息技术是我们现在经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词，对于次贷危机的解决方案，这也是一个关键性的技术。持续发展中的电脑，数据采集及处理能力，“聪明”的技术，以及快速、廉价的通信方式，都为实施好这些次贷危机解决方案——修正经济体制基础中一些耸人听闻的偏差——提供了极为有效的工具。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在最近几十年间，我们的知识体系在金融数学领域出现了令人十分惊喜的进步。金融数学理论作为经济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让我们可以挖掘出风险管理技术所具备的全部潜能——特别是当这些技术应用于十分广泛的范围的时候，因为我们现在先进的信息技术使得所有这一切想法都有可能实现。理论上的进步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们能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到达什么地方，以及通过什么方式寻找机会来使这些金融技术提高人们的福利。
金融数学理论帮助我们了解金融合同的双方怎样从合同中获益，并且告诉我们怎样去优化双方的分享机制，以保证全人类的财富作为一个整体能得到增加。如果我们想要避免那些针对危机的政策建议出现矛盾和反复无常的情况（例如固执地坚持对那些没有经过认真考虑，也没有合理动机就莽撞入市的人进行救市行动，或者是站在“另一边的岸上”为救市行为买单等），我们就必须依靠这个理论。
讲究技术（2）
现代金融理论在代理制理论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代理制理论解释了怎样激发代理商尽可能地按所有交易参与方的利益行事，而不只是考虑代理商自己的利益。这个理论很好地解释了怎样通过构建金融体制，正确平衡各方的动机，从而将道德风险置于控制之下。
在相似的脉络下，人类科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和神经生物学——也正在大跨步地提高我们对人类精神层面的了解，而且这些知识现在也正被应用到金融和经济领域。通过这些理论，我们对为什么人们会犯下这些经济错误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也更清楚怎样去构建新的体制来帮助我们避免再次出现这样的错误。
在过去的几十年间，行为经济学和行为金融学领域的发展也发生了革命性变化，这些学科包括了其他社会科学领域所取得的成果。由于这个原因，很多守旧的金融理论学者拒绝接受这些革命的成果，因为他们担心这会使他们的数学模型失去作用。其实，事实恰恰相反——这些革命为他们的模型的成功运用打开了更加广阔的空间。
否认心理学及其他社会科学对金融理论的重要性，就如同物理学家否认摩擦在牛顿力学中的重要性一样让人匪夷所思。如果牛顿力学只能在摩擦可以被完全忽略的领域应用的话，那么它的应用领域大概只能是在航天领域。一旦我们在这个理论中加入摩擦的理论，牛顿力学就适用于解决地球上的问题了，而且也成为了为改善我们日常生活质量而设计机械设备的工程师们的基本工具。我们今天面临着一个与上述情况具有可比性的情况，因为行为经济学和行为金融学的出现将极大地促进我们在金融工程领域的巨大进步。
我们可以开发新的机制来解决世界现在正面临着的很多基础性的风险问题。但正如我们先前已经注意到的，只有对制度基础进行革新，通过稳定扩大财产所有权，特别是住房的所有权的范围，推动更快的经济增长，这个目的才可能得以实现。
接下来大家即将看到的是一整套改革的建议方案，供领导人——政府的、民间的和商界的，包括美国和海外各国的——借以为住房市场以及其他资产市场铸就一个新的体制基础。归总起来看，本书中所提出来的这些建议措施与新政时代为应对20世纪30年代的金融失灵所进行的改革的精神与内容，以及其他制度性改革动议（比如为保障国际间银行系统安全而进行的《巴塞尔协议Ⅱ》改革）遥相呼应。
由于这些建议在某些情况下很明显地表现出了与过去我们实际情况相比较偏离得比较大的现象，因此，开始时出现一些怀疑这些建议根本不可能进入实施阶段的声音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我们必须记住，金融史是在一次次周期性的出现方法上和形式上大突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且这些突破通常都是在金融危机的时候出现，比如说大萧条期间出现的新政时代的创新。
我这里所建议的变革具有重大的意义，其中有一部分已经进行过小规模的试验，而且所有的变革都明显具备可行性。整套改革的净效应可能会对整个经济体系产生抗压作用，在体制构架内建立起更大的稳定机制，使买方和卖方的业务交易建立在互信的基础上，而不是通过那种你死我活式的投机方式。
全新的信息基础设施
积极筹划一套经过改进后的信息基础设施——个人和企业管理他们金融事务时所依赖的信息基础工具——不仅是一项很好的政策，同时也是一项很好的经济活动。根据经济学理论，可以自由获取信息是一件给全体大众带来益处的好事，而且已经出现了由私营企业来提供的趋势。此外，信息的缺乏会产生系统效应，这种系统效应是政府应该尽力去避免的外生性负面影响。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将会对改变导致投机泡沫产生的社会传染和信息串流的发生机制产生根本性的影响。
政府对已进行过根本性改进的信息基础架构进行大力推广，将会促进我们最近这些年在信息技术和行为金融学方面所取得的成果进行资本化转变。有些表面上看起来很有前途的信息技术方面的创新在实际运用中一直不尽如人意，因为它们没有按照合理的人类工程学的原则进行设计。举例来说，被称做是金融引擎的金融规划网站的使用情况就相当令人失望。这可能就是问题的根本所在，因为人们在对重要的金融事务进行决策的时候不太可能仅以电脑提供给他们的信息作为依据。在对自己的金融行为进行重大改变之前，他们必须跟某一个人进行面对面的交流。行为金融学为信息技术的合理使用提供了很多类似的教训。
在本章中，我考虑了6种主要的改进信息基础设施的方式：推广全面的金融咨询体系，建立消费者导向的政府金融监管体系，采用那些默认的对所有人都有效的惯例及标准，改进有关金融证券的信息披露手段，建立全国范围内经过精心处理的关于个人经济状况的大型数据库，建立一套新的经济度量单位体系。
全面的金融咨询体系（1）
那些取得高风险的次级抵押贷款的低收入者随时都面临着利率马上上调的可能，他们基本上注意不到这类按揭所隐藏的其实已经广为人知的风险。他们对存在着的真实风险——在出现危机的情况下，他们不可能为这些按揭取得再融资——根本没有一点概念。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几乎没有任何经济方面的动力来促进通过已经建立起来的交流渠道提供这方面的信息，因此，这些新加入进来的住房所有者在不经意间就承受了惊人的风险。
金融咨询类杂志实际上已经对这些风险进行过报道，因此，当那些拥有较高收入的这类杂志的订阅者了解了这些情况，并几乎是一面倒地转向常规的固定利率按揭时，很多低收入人员被留在了个人的悲剧之中。
要想改正这个公众教育方面出现的失误，第一步是通过制度建设把这种广泛的金融咨询服务推广到能覆盖每一个人的范围，这样就可以确保所有人员（而不仅仅只是最富有的那部分人士）都能获得这些资讯的支持。大多数金融咨询业者都不重视中等收入及低收入这个范围内的顾客，因为金融咨询业者赚钱的方式主要是按照所管理资产的比例收费，或者是在证券买卖过程收取佣金——也就是说，只有富有的客户才能给他们带来期望的收益。为了高效并以赢利为原则管理好他们的业务，很多金融咨询业者对他们的业务范围进行了必要的瘦身，把自己的业务限制在一个有限的范围之内，比如资产组合管理咨询和税收策略咨询等。
大多数人都非常需要获得广泛的基本金融咨询服务，而且需要从有资历和值得信赖的专业人士那里获得这种服务。很不幸的是，只有富有的人才有能力支付得起这种咨询服务。
对于这种状况，解决的方法之一是金融咨询师也采用其他的专业人士（比如律师和会计师）同样的计费方式，按固定小时费的方式收取服务费。全美个人金融咨询师协会已经朝着这个方向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它要求它的会员咨询师签署一份信托誓词，保证不接受在金融产品的销售或推介过程中从第三方获取的报酬。但这个组织现在的规模仍然相对较小，没有加入该组织的金融咨询师大多数都拒绝转向这种方式，其中一个简单的原因就是目前这一类型的咨询服务需求中能达到他们所期望的价格的还非常有限。
这种情况所导致的结果只能是留给低收入人群的咨询服务都是有偏差的服务。举例来说，当他们作为住房购买者时，一般是与房地产代理商和按揭经纪人打交道。房地产代理商代表房子的出售方，因此他的动机就是希望房子卖到一个好价钱。按揭经纪人的动机当然是希望安排一个较高利率的贷款。此外，按揭经纪人通常会以帮助客户获得最好的按揭利率的面目出现，但客户可能不了解的是，他们是从放款方收取费用的。
美国政府一直奉行鼓励金融咨询的政策，规定这项费用可从应缴税额中扣除，但这个扣税政策起到的作用只是鼓励那些高收入人群利用金融咨询，而那些低纳税等级的人本身不大可能从纳税列项扣除中获得什么明显的好处，因此通常他们也不会采用。另外，金融咨询费从应缴税额中的扣除属于杂项扣除，也就是说，对于那些申报了扣税列项的人来说，可扣除的只是这些扣除项下超出已调整过的毛收入2%的部分。因此，低收入纳税人在支付金融咨询费用方面很少有，或者可以说根本没有税收方面的动机。
政府需要改正这个偏差，并通过有效的补贴，使每个人都可以享受得到这种综合的、不受控制、按小时付费的模式建立起来的金融咨询服务。实现这个目标的一个可行途径是建立共同付费安排，比如像已经存在的医疗保险制度和医疗救助制度以及私营的健康保险计划，在这些安排下，从业者可以申请到部分的费用补贴。类似健康保险的方式应该说是非常贴切的：我们都需要在动态的基础上得到医疗和金融的咨询服务，当我们的健康——包括身体上和金融上——遭遇到问题的时候，如果得不到应有的服务，那么损失最终还是会算到整个社会头上的。补贴的另外一种方式可以是将目前金融咨询的税收鼓励方式从分项扣减改为退税额度管理，使纳税人就算是没有选择列项申报，也可以通过所得税的返还申请来获得这些好处。
全面的金融咨询体系（2）
咨询师想要取得补贴资格认定必须签署一份声明，表示他或者她不会为了顾客的同一份业务从第三方接受其他的报酬，以保证所提供咨询服务的公正性。我们当然需要那些通过出售金融产品收取佣金的专业人士提供有实际帮助的服务，否则的话，很多有重要意义的产品就无法到达它们预定的目标市场。但是这些专业人士的佣金收入——以及当前以资本利得基础计算的个人所得税扣除数——应该对他们所追求的以佣金为基础的销售模式具有足够的推动力，因而不需要政府再对他们的收费进行补贴。
如果在次贷危机酝酿期间准备购买住房的这些低收入者已经得到了那些值得信赖的金融咨询师一对一、高质量、全方位的金融咨询服务的话，情况又会是怎样的呢？在这种条件下，危机或许根本就不会发生。在住房泡沫的量级和范围或许还没有把它正在发生的真实情况展现出来的时候，大多数金融咨询师至少会有感觉，觉得住房市场的繁荣不会持续得太久。当一个低收入家庭正在经受可调利率按揭贷款或者一份对他们的收入来说显然过于庞大的按揭可能带来的风险威胁的时候，合格的金融咨询师的心里肯定应该非常清楚即将出现的会是什么样的后果。
泡沫破灭后我们看到的另外一个例子，同样说明了这种纯粹出于帮助客户的动机，并且只按所花费时间计费的金融咨询服务的必要性。今天，随着住房价格的下跌，很多需要得到照顾和特别服务的老人打算推迟搬入持续关怀退休社区（简称持续关怀退休社区）的时间，因为他们的心里无法接受现在出售住房而产生的价值损失。一般情况下，在搬入持续关怀退休社区前，他们必须处理掉自己的住房，以便支付入住的门槛费，但是由于考虑到住房价格下跌，因此只能推迟这个对于他们来说非常重要的安排。他们中的很多人可能会因此耽误很多年，因为他们满心期待着以一个更好的价格来处理自己的住房，这种趋势已经通过持续关怀退休社区出现了很高的空置率的情况反映出来了。因此，这些老年房主可能将会有很多年得不到适当的照顾，常常处于孤独和寂寞中。老人们现在真正需要的是一位让人信赖的专注于老年金融服务的顾问、专家，他通过收取小时费的方法设身处地地为老人们做通盘考虑——包括健康需求及税收后果——把所有这些问题直观化。比如说，或许在一个疲软的市场上尽快出手一套住房，表面上看少赚30 000美元，但最后分析出来的结果，综合考虑他们的其他需求后，也许是最正确的选择。
当然，仍然存在一个问题：就算成本大幅度地降了下来，金融咨询又能给他们带来多少好处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只有在补贴到位后才有可能知道答案。如果我们通过补贴为新的金融咨询行业提供动力，所期望达到的目的就是它的从业人员将会发掘出新的市场策略、新的咨询渠道，以及将他们的咨询与其他产品和服务捆绑的新模式——这是为吸引那些从来没有进行过咨询的人进入市场来尝试使用个性化的金融咨询服务而设计的策略。
如果政府通过既经济又切实可行地为这种实用而且公平的咨询服务提供补贴来促进这个行业的发展，那么这个行业很可能会进行一些必要的投资，以一个非常宏大的规模来配置新的信息技术。以低成本提供金融咨询服务的原则可能会很自然地成为对这类技术进行选择的标准。那些金融引擎网站会重新被改造，使它们能以引导的方式为顾客提供咨询师精心准备的个人建议，并按这个模式为大多数人提供有效的服务。这些网站可能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以基础模式进入更广泛的领域，让人们可以方便地与其他人（包括各类专家）共同分享金融信息。
如果我们对现行的税收政策进行必要的改革去直接补贴这种收费模式的服务，那么，那些综合性的金融咨询师和金融咨询技术将会把我们带入一个全新的天地，一个我们现在根本无法想象的民主、成熟的新金融时代。
新的金融监管
改正我们现在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所存在的不足的第二步，正如法学家伊丽莎白·瓦伦所认为的，应该是由政府设立一个她称之为“金融产品安全委员会”这样的机构，这个机构的模式类似消费者安全委员会。它的首要任务是保护金融消费者，起到调查员和律师的作用，为金融产品的安全提供信息的来源，制定规则以确保这种安全的最终实现。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情况是，在今天的美国，这种对金融产品安全的监管居然没有被列为任何一家金融监管机构的主要职责范围内。
全美高速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管理着高速公路和汽车安全及事故统计的相关数据。同样地，我们应该找到一个取得授权的政府机构，来收集并管理人们与金融产品之间各种实际情况的数据，包括出现的“事故”，无论这些“事故”是罕见的还是平常的，但一定是实际发生在我们中间的；与此同时，这些政府机构的另一只眼睛应该投向更远的未来，防止同一类事故再次发生。
美国财政部在2008年3月发布的关于金融监管机构调整的“蓝图”中提到了一个业务管理型的监管机构，与瓦伦的金融产品安全委员会的理念有些类似。但这个议案强调，监管机构的职责范围应该按照它们所设定的目标来规范，如果这样的话，消费者保护的功能在这样一个完全独立的监管机构里实际上也就被淡化了。
默认选项的金融规划
革新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第三步是建立标准化默认选项的金融规划，当人们出现疏忽，未能在出现问题时及时采取行动的时候，它也能良好地运行。默认选项是当某个人没有能够在可选项里做出主观选择时，它会自己自动做出选择。人们可能会说次贷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是很多人根本没注意到那些风险的存在，因为他们不清楚或者不明白市场上正在发生着什么事情，因此掉进了这样或那样的陷阱中。当心不在焉的时候，消费者很容易接受金融合同中预先准备的看上去好像是标准或者是惯例的任何条件。因此，设计一份包括审慎的默认选项的标准合同，应该成为政府和业界现在必须认真考虑的一个问题。大量严肃认真的研究揭示了在做投资决策的时候，人们所认为的标准条款对他们的影响力是多么巨大。
经济学家布瑞吉特·玛德瑞安和她的同事研究了个人在参与雇主资助退休储蓄计划时的选择情况。他们发现，在退休计划中采用雇员自动登记方式极大地提高了参与率，尽管雇员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很自由地选择放弃这个计划，所需要做的只是简单地提出他选择退出即可。此外，加入这些计划的雇员基本上都接受了计划中默认的缴费费率和分配方案。
我在前面提到，大萧条时住房市场危机中产生出来的一个伟大创新就是把按揭期限从当时很常见的5年延长到15年甚至更长，使借款人能有更长的缓冲期来偿还他们的按揭。这个创新是由住房房主贷款公司于1933年推出的，在这个政府主办的企业不复存在以后，它的这份“遗产”今天依然以长期按揭的形式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为什么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私营行业自己不对此做出调整呢？答案很显然是，如果得不到早先买家的首肯，在一个已经约定俗成的市场上很难推出新的产品。推出一种新形式的按揭所需要的公众教育成本应该归于公益范畴，如果由一个私营企业来承担，它或许永远也无法全部收回这部分成本，因为由这个付出所带来的收益将由所有选择提供这种新按揭的公司来分享。
要改变这种状况，就需要对常见的合同（比如按揭合同）新标准模版提供权威的解释。如果由那些被大家公认的专家提出，大多数人都会接受这样的标准合同，而且一般情况下，就算没有这样的权威解释，他们也不会自己去对这些问题做出判断。一个新的住房房主贷款公司可以（像我们在下面将要讨论的）通过接受那些具备了新特点的按揭合同作为对按揭放款人的担保，把改进后的按揭合同作为标准合同进行推广。新的住房房主贷款公司制定这类新标准的行动反过来又会推动一系列其他的金融创新，比如针对收入风险和住房价格风险的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的开发。
在这次次贷危机发生的过程中，很多按揭借款人非常顺从地接受了别人提供给他们的那些按揭条款，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会很自然地认为这些条款应该经过了专家的审定——尽管是在目前这种没有任何消费者保护措施的前提下。对标准按揭合同进行改进可以极大地推进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建设速度。通过对这个领域进行的改革，会促进政府和商界专家的团结协作，共同研究决定其他类别的金融咨询以及改进后的按揭产品的具体内容，这些改进的新内容最后可以变成为针对大多数人的标准化的常规合同，并推进金融民主化进程，使消费者可以更自由地获取他们需要的信息。当然也应该继续研发推出其他的按揭产品，因为有的借款人肯定不会仅满足于这些默认选项条款。
另外一种默认选择可以是要求每一个按揭借款人都必须得到一位民事公证人的帮助。这种公证在很多国家都有，但是美国没有。举个例子说，在德国，民事公证人是一位训练有素的法律专业人士，他在见证双方签字之前要朗读合同并做解释，同时为双方提供法律建议。这种安排对那些在合同订立前没有能够得到经过认证的客观公正的法律建议的人来说，特别具有现实意义。有这样一位由政府指定的人士参与到按揭借款的过程中，肯定会给那些想浑水摸鱼的放款人增加作弊的难度，这些人通常会误导他的客户去找那些与他熟悉的律师，而这些律师不会把借款人可能面临的风险原原本本地告诉借款人。
改进金融信息披露方式
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建设的第四步是改进那些与人们的金融及经济生活有关的信息披露方式。很显然，几乎没有人会有这种经济敏感性，去对2001年最终导致安然公司灭亡的那些资产负债表中会计处理以外的信息进行研究性挖掘和交流。同样，也没有人会有这种经济敏感性，去揭示始于2007年的银行对用来抹去其资产负债表上某些风险的结构性投资工具的过度依赖。所有这些公开的报告从来就没有以对广大公众有所帮助的形式出现过。
那些购买了基于次级抵押贷款的住宅按揭支撑债券的人在这方面的遭遇特别具有代表性，在他们购买债券时所能得到的信息不会超出由评级机构提供给他们的评级报告上面的内容，而评级机构发布的信息也只是评定出来的等级——并不包括那些让其他人可以进行审核的支持性数据——以及报告上附带的几句警示性话语。
信息披露在1934年随着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建立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这种披露效率在2000年得到了进一步加强，这一年证券交易委员会发布了《公平披露规则》，要求相关公司的声明必须通过电子方式即时发布，因此，使这些重要信息对所有投资者——无论是大投资者还是小投资者——都同时公开。证券交易委员会还主办了一个网站，提供详细的公开发行的证券以及发行这些证券的公司的相关信息，这个网站还包括对证券交易委员会历史数据的实时访问功能。
尽管证券交易委员会在公众数据共享方面取得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飞跃，但是，它所提供的也只是关于那些公开发行的证券的一般信息，而且这些信息也仅针对特定类别的证券以及这些证券所处的特定状况。对于非公开发行的证券，比如住宅按揭支撑类的债券，相关的信息就少得可怜。因此，没有人能够对次级抵押贷款的住宅按揭支撑债券的可靠性进行评估，因为置身于评级机构以外的人无法“看到它们内部的情况”，也无法去对这些债券所基于的按揭的可靠性进行实际的检验。因此，这个舞台是搭建给那些肆无忌惮的按揭贷款发起人的，使他们可以顺利地借钱给那些可能无法履约的低收入者；这个舞台同时也是搭建给那些按揭债券商的，让他们把这些很快就会出问题的按揭出售给那些没有起半点疑心的投资人。
证券交易委员会在它的网站上提出了一些不痛不痒的关于扩大信息披露范围的建议，这些是不值一提的。现在应该是政府精心策划、强制要求提高金融活动信息透明度的时候。当然，这样的要求也不应该过分增加那些被要求提交报告的企业的披露成本。不过应该说，由于信息技术的持续发展，提供信息的成本在持续下降，因此，在成本不变甚至下降的情况下，信息公布的范围一般来说应该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大。那些被要求披露信息的企业在一般情况下都会对这些新增加的要求产生抵触情绪，但一个设计良好的信息披露制度事实上符合它们的最大利益，因为通过它们不断的信息披露，公众对整个行业的信任度也会随之提高。
另外，应该对证券交易委员会网站进行国际化改造，以便它能持续不断地报道全球公开发行和非公开发行的所有证券的相关信息。
在卡斯·桑斯坦发表于2001年的《公开.com》一书中，这位法律学者提出，按照证券交易委员会模式进行信息披露的电子发布要求的范围应该进一步扩展，覆盖更多其他的组织，因为这些组织的活动有可能对我们的信息交流产生方向性的影响。仅仅这样一个对那些可能存在问题的活动进行披露的小小的要求，有时候就足以让这些活动在问题产生的过程中停止。桑斯坦在谈到民主共和的社会在广大范围内披露信息的重要意义时写道：“请放心，这样的一个系统依靠的是限制官方对不同政见及意见进行审查，但它依靠的并不仅仅于此。它还依靠某些公共的领域，在这些领域内，各种各样的发言者有机会接触到不同类型的公众——也可以接触到特殊的机构和活动，通过这些方式，他们能寻找到提出异议的更多机会。”
在这个通信手段电子化的年代里，对信息披露的强制要求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切实可行。在金融交易的背景下，要求按揭放款人及其他与普通大众有关的金融企业在互联网上公布可能存在问题的全部活动——如果有谁拒不公布，严格来说就是违法——通过这种方式，就可以将其置于公众的严密监视之下。
改进金融数据库
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建设的第五步，是由政府补贴，建立起一个大型的经济数据库，囊括个人及所有公司的全部信息，该数据库的建设必须基于这样的原则——这些信息必须完全可以在开发风险管理合同的过程中使用，与此同时，又要确保个人的隐私得到完全的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