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伦摇头，表示异议。云柏妍清楚明白，像她或法兰伦领导的那样小的大学，根本不可能吸引到这类人，他们有办法钻进自己心目中的学府去，无论如何，她根本负担不起他们要求的报酬。
或许她可以栽培商学院里现有的人才，想办法支持和鼓励他们。但怎样实行才好呢？在她的商学院中，有没有未被发掘的人才呢？
4 U-2型高空侦察机的启示
我（指李查德）扫视整个教室，学生人数比我预期的多，差不多三十人，这不要紧，我曾经教过大四倍的班，而且我是有备而来的。我整个夏天都痛下苦功，把所有可以拿到手的资料都读完，并请教过十来位有丰富项目经验的人，他们肯定远比我眼前这班年轻的经理老练。我一定能应付他们提出的任何挑战，起码我可以招架得住。
他们都已就坐。教室里一片寂静，我应该开始了。
正如一般情况，第一行差不多时空的，最后一个静下来的人坐在后排，好，他身材高大，年纪和我差不多，应该受得起一点儿捉弄的。“你叫什么名字？”我指着他问。
我没有选错人，他并没有假装我在指向其他人。“马可。”他声如洪钟。
“你为什么选这个课程？”我不客气地问，我肯定每个人现在都全神贯注，他们还未习惯我的教学风格，以为教授只顾演讲，不会考问学生的，他们一半人望着我，一半人望着马可，有些还在微笑。
“我是项目经理。”他回答。
他见我不回应他的话，就继续说：“我在一家生产数据机的公司任职，负责一个产品开发组。”
我继续盯着他，但他再没有说什么，最后我说：“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整个教室的气氛顿然有点不自在。
我看看四周，没有人敢正视我，没有人想做下个受害者，我回头望马可。“你管理项目时，有没有遇上什么问题？”
“其实没有。”他回答。
“那么，你为什么选这个项目管理课程呢？”
他尴尬地笑笑。“我想还是有点儿问题吧。”他承认。
“你可以详细说明一下吗？”
“嗯。正在进行中的项目最初并不是由我领导的，上一任经理为项目作了一些很离谱的承诺，我担心无法兑现。”
“例如呢？”我追问道。
“例如新数据机的性能表现和完成期限。”
有些学生在微笑，似乎有共鸣。
我直望着他，说：“而你希望这门课程会助你创造奇迹，是吗？”
“希望是吧。”他不由自主地承认了。
“那么，你为什么要选这个课程呢？”我重复我的问题。
她说：“你瞧，我是项目经理，正修读工商管理硕士课程，而你现在教的是项目管理，对不对？”
“呀！那么你选这个课程，就是因为它的名称和你的职衔相似？”
他没有回答，他还能说些什么呢？是放过他的时候了。
“有谁可以告诉我为什么要选这个课程？”我问全班。
没有人回答，我大概已经吓怕了他们。
我告诉他们：“当我还是学生的时候，选课要先看看哪位教授给的功课是以少出名的，就选那科，但是，恐怕我不是这类教授。”
这的确有点帮助，但不多。
我继续说：“听好，你们来这里是要取得一个学位—一张能够助你资企业里往上爬的文凭，但我希望你们的目标不单单是这个，而是为了学会一些真正能帮助你们完成工作的技巧。”
所有人都点点头。
“你们有两个选择，一是我站在讲台上，讲足整个学期，我可以以什么优化（optimization）技术来吓唬你们，你们要明了相关的运算程序已不容易，要运用就更困难，我敢保证，对你们一点点帮助也没有。或者，我们可以群策群力，凭你们的经验和从书籍或文献发掘出来的资料，一起摸索出一个更有效的管理项目方法你们选择哪个？”我问。
“没有选择的余地，对吗？”
在教室的后排，马可举手问：“那么，我可以在这课程里得到些什么？”
好家伙，问得妙。“马可，你刚才说项目遇上大难题，我认为课程能令你更有效地处理那些大难题。”
“听来不错。”他说。
我对全班说：“假设我现在已经充分掌握书本和文献中所有有关的知识，下一步，就是要了解你们管理项目的经验水平，除了马可，还有谁的工作与项目撤上很大关系呢？”
一个坐在第三行，瘦削的红发青年举手说：“我叫泰德，在一家建筑公司任职，我们做的任何工作都和项目有关。”
“你在那里工作多久了？”我问。
“六年。”
“好。”我说。“还有其他人吗？”
出乎我意料之外，没有人举手。最后，我被一位金发女士搭救了，她独自一个人坐在前排，她迟疑地问：“‘项目’究竟是什么，你可以下个定义吗？”
我很快地搜索脑海中四本教科书对“项目”的定义，但似乎都太浮夸了，怎么可以扯上这类定义呢？例如：“一组旨在达到某一特定目的的活动，他们有明确的开始和终结。”如果我想将课程搞的实际一点，并联系到他们的工作去，最好别引用这些过分简单或复杂的定义，语气绞尽脑汁去定义它，倒不如描述它，最后我说：“在你的工作中，有没有遇到一些复杂的计划，需要用图解才能表达各人的任务？”
“我不明白。”她回答。
“一些方块图，显示出达成目标必须经过的各个步骤，以及什么步骤必须严格遵循顺序，什么可以并行。或者一些图表，显示出每个步骤应该开始和完成的时间。在你的工作中，如果需要用这类图表，那么你就是遇上一个项目了。”我说。
“我明白了。”她说。
“你的工作牵涉项目吗？”我问她。
“根据你的定义，是牵涉的。”她回答说，“我是产品经历，我们在推出新产品之前都要花很多时间去制作这些图表。”
“你叫什么名字？”
“露芙。”
她的例子可能对其他人很有帮助，因为他们很快便发现几乎所有人都前设在某类项目之中，有些更在百分之百项目环境下工作，例如设计工程的马可、建筑业的红发青年泰德和身穿夏威夷衬衫搞软件程序的查礼。
其他人不是和项目打交道，就是统领项目，例如搞营销的露芙、经常查核项目的会计师佛烈、正参与工厂扩展计划的白赖仁。最妙的是他们涉及五花八门的项目运作环境，但这对我来说也是危险的，如果我不能针对各项目的共同点进行有效的引导，我将一败涂地，成为众矢之的。
这就是我暂时避而不谈个别项目的原因。我问：“你们对英法海峡隧道有什么认识？”
泰德，那红发学生，抢先发表意见：“是不是那条连接英国和法国的火车隧道？”我确定后，他继续说：“我听说他们的成本大大超出预算。”
“数以十亿计。”会计师佛烈补充说。
“它变成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泰德滔滔不绝，“有一个时期他们甚至考虑闪出一些原来雄心万丈的设计。”
为了鼓励更多人加入讨论，我问全班：“还有呢？”
坐在前排的露芙回应：“我在电视上看到那隧道的大型开幕典礼，英女皇为它剪彩。开幕式已经迟了几个月了，仍未能通车。”
“这是一个逾期兼超支的项目的典型例子。”我总结。
我举出另一个著名的例子：北海钻油平台。这些钻油平台实际上是一座座庞大的工厂，竖立在300米深的海床上，而北海是全世界最凶险的水域之一，他们要从每个钻油平台钻多口油井，以不超过57度角深入地壳3000米到达藏油层，然后把油和沙分离，把油通过油管泵到岸上去，难怪每个这类庞然大物要投资近40亿美元。大家可能已为建成几个这样的钻油平台后，一切一定会有条理和顺利得多了，但事实并非如此，有报道说他们在周详策划一个项目之后，将一切预算乘大四倍，然后就是祈祷，求上天保佑项目不出乱子。
我告诉全班：“祈祷肯定不足够，20世纪90年代初，挪威石油公司的主帅就是因为一个项目严重超支而被迫辞职。”
“听见了吧？马可。”我开玩笑地说，“你不是唯一担心项目不能如期完成的人，起码你不用担心支出会超出预算。”
“会的。”他高声喊出来，然后解释说：“项目的前任经理信口开河，到处乱作承诺，他现在是我的上司，他还死要面子，强逼我增加人手和选用昂贵的承包商，我们一定会超支，问题只在于多少。”
“另一个问题是，谁将会为此而挨骂？”我问。
“恐怕不是他，我很清楚他的为人，我肯定会成为替罪羔羊。”
“那你应该怎么办？”软件公司经理查礼真的替他担心了。
“没有什么可以做的。”马可不理会他的提问。“在工程部，所有项目都超支和超时，我们只有一招，就是在危急关头，把项目的规模和设计内容缩减。”
为了强调这点的重要性，我问：“你经常这样做的吗？”
“比我们愿意承认的次数多。”他回答。
“有其他人遇过一个项目因为超支和超时而需要牺牲其中的设计内容吗？”
白赖仁评论说：“我不知道可否称这情况为牺牲项目的设计内容，我们的新办公室终于在迟了四个月之后装修完成了，我们搬进去时，才发觉那里并没有桌子，就连空调系统也无法运作。”
在我有机会发表意见前，查礼满怀自信地说：“人人都知道项目会超支和超时，为以应付的方法就是牺牲项目的规模和设计内容，在系统程序开发和产品设计上尤其如此。”
“不一定。”我说，“有时候，有些设计工程项目能够在其先前很久就完成，成本在预算之内，而内容更比原来要求的还要丰富。”
曾经搞过设计工程的人，即学生的半数，都不相信我的话。
我继续说：“20世纪50年代初期，苏联声称他们也有了原子弹，令举世震惊，很明显，美国必须想办法检查苏联人在他们辽阔的亚洲地区的一举一动。”
“这就开始了太空人造卫星计划。”其中一位学生猜测。
“恐怕那时候的人造卫星只能在科幻小说中出现。”我不得不使他失望。“但是，喷气飞机的技术却发展的非常快。当时一位著名的工程师基利.约翰逊，提议制造一架可以比战斗机飞得更高的飞机，你们知道开发一架新的飞机需要多少时间吗？我指的是由一个概念成为一个可操作的作战系统。”
“十年以上。”白赖仁信心十足地说。“我曾在空军服役。”
“这不足以令你成为专家。”泰德取笑他。
“通常需时十年以上。”我支持白赖仁的说法。“U-2型高空侦察机就是在极短时间内开发出来的，只用了八个月，飞机已能飞翔于苏联上空，拍摄照片。”
“直到1960年鲍华斯所驾驶的飞机被击落。”白赖仁想证明他的确熟悉其中的细节。
所有人都折服，一小部分是由于白赖仁，但主要是折服于那些制造U-2的人，似乎唯一对此感到怀疑的是会计师佛烈。
我扬起一边眉头看着他，他开发发表意见。
“李查德教授，你刚才列举了两个项目管理的大灾难，你可否多列举几个例子呢？”
“我恐怕不能。”我得承认，并感到有点儿尴尬。
“正和我猜想的一样。”佛烈直率地回应。
佛烈给了我一个黄金机会把他们引向一个我希望得出的结论，我不由自主地问他：“你为什么会这样猜想？”
“凭经验。”接着他就解释，“我曾在三家规模庞大的公司任财务经理，我核查过不胜枚举的新产品开发项目，跟所有核查员一样，我对项目都抱着极度怀疑的态度的，当然会有项目不超支，但那是极少数。”
“这大概是设计工程的情况。”我确定，“查礼，电脑程序开发又怎样？”
“电脑程序开发行业中，人们经常说项目缺乏时间，但永远不会缺乏借口—在项目出现麻烦时互相推卸责任的借口。”
我和全班一起纵声大笑，大家静止下来后，，白赖仁评论说：“在空军，我们总是能够在最后期限完成工作。”三秒过后，他补充说：“那就是说，我们没法赶得及项目最初的期限，经修订后的第二个期限、第三个……”
当我终于有机会再次发言时，我指着泰德说：“建筑业的情况又如何？项目的不确定因素(uncertainty)在建筑业中应该较为轻微。”
“对。”他说，“我们的项目一般都大同小异，所以我们有丰富的经验去管理。”他笑着说：“我们也有丰富的经验，在客户主动要求修改项目的某些内容是开天价，乘机掩饰我们的超支和超时。”
我看看腕表，是做总结的时候了。
“我们可以这样总结吗？”我问全班，“所有项目都很可能遇上的问题是，”我转身面对白板，一面说一面写：“（一）成本超出预算；（二）时间超出期限；（三）项目的规模或设计内容被牺牲。”
全班一致同意。
“我们通常把这些归咎运气不佳，在我眼中，U-2侦察机项目非常重要，因为它跟一般项目不同，只用了一般时间的十分之一，单靠运气是不可能的，一定是由于他们有办法避免那些差不多每个项目都会犯的错误。”
“他们是怎样办到的？”露芙提出困扰所有人的问题。
“我们能解开这个疑团，多好啊。”我回答说。“这就带出了我要你们为下一堂准备的功课。”
不论是任何年龄的学生，他们的反应只有一个—深深地叹息。
我无动于衷，继续说：“在你的公司内，选择一个刚刚完成或者即将完成的项目，访问项目经理和那些真正在最前线工作的人，以及项目经理的上司，准备两张清单：（一）项目出现问题的正式原因；（二）项目出现问题的非正式原因。”
“两星期后见。”
从大学回家途中，我停下来买了一些炸鸡腿，茱迪在纽约度周末，没有人在家中等我。我祝愿她好好享受时光，但想到她最爱做的事，我还是打消这个祝愿好。
茱迪最爱买东西，最经常为我们的新房子购物，严格来说，那还不算是我们的房子，为了支付订金，我们向银行借了钱，每月还款额吞掉了薪金的所有涨幅之外还要再多一点，这个夏天，我从额外的讲课中却赚不了多少钱，真是苦日子。
但新房子是一个很好的交易，一个合算的交易，茱迪有天赋能力，可以发掘出难得的好交易，尤其是房子。她是一个房地产代理人，今年完成了三项交易，因为交易都涉及其他代理人，所以分红十分微薄，最后一笔交易也在上星期完成了，她只分得687美元，这就是她现在身在纽约的原因。酒店住宿费和飞机票大约供600美元，她绝不会只消费87美元，而我们的银行透支额又已经用尽了，也许我们又要坐下来谈谈，我想了想，还是不谈为妙。
5 预算案起风波
云柏妍从办公室的窗户往外望，每年到这个季节，校园都会显得特别魅力，树木添上了不同的色彩，而年轻学子又再一次为这校园换上一片新气象。
离她的办公室不足一百码，是宏伟的商学院正门。她望着院长皮治急急走下宽阔的石阶，正朝着她的办公室走过来，这不会是个愉快的会谈。
云柏妍倒了茶，用银夹子把两块糖小心翼翼地放进杯内，然后把杯子递给皮治，她知道他喜欢什么，根本无须问，她透切地了解他，她必须如此，因为在她的游戏中，他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我肯定你喜欢它。”他指向她那巨大的红木书台，他所指的并非那张台，而是上面那份厚厚的文件。
“大部分。”她微笑着说。
皮治比云柏妍年长一点，衣着一样高雅。但几年前他的衣着就大不相同--运动鞋，开领衬衣，是一位喜欢与教学环境相融合的教授。但现在不同了，爬上了这个渴望已久的职位后，他再也不是老样子了。他夺得这职位时，只以很小的优势胜出，但现在他的职位稳妥了，商学院就是她的城堡，皮治希望做满一个院长所能达到的最长任期，甚至可能不惜改变任其长短。
这是他们的非正式会议，商讨商学院建议的下年度预算，他俩都喜欢在提交预算前，先行私下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这不一定意味皮治预期商谈会很艰巨，他建议的正是云柏妍预料的，年增15%，一如往年，并无惊人之举。当然，他们又必须上演例行公事，即她会要求将预算削减，他会拒绝，而最后他们会妥协，他甚至能预知在什么项目妥协，他估计云柏妍亦知道。
“先让我将一个故事。”云柏妍柔声地说。“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中西部的一所小型私立大学任职，大学的规模并非一开始就那么小的，其实在我加盟前20年左右，规模也算庞大，你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吗？”
“不知道。”他回答，并猜想究竟她如何把这故事和削减预算扯上关系。
她用轻柔的声调继续说：“大学有一所发展得很好的农学院，他们让它每年增长10%，它不断增长，随之而来的，套用你的用语，固定资产、课室、实验室、永久职系教授的数目等，也不断增加。”
“然后……”皮治有礼貌的说。
“然后，农业不再需要那么多毕业生，申请入学的人数自然下降，有兴趣继续修读更高学位的学生亦越来越少，但维修保养建筑物的重担依然存在，还要支付永久职系教授的薪金。”
“这在农业学系发生，不出奇。”他平静地评论说。
云柏妍没有被他的评论分心，她还没有把故事说完。“影响不止农业学系。”她澄清，“这经济包袱已经足以迫使所有学系大幅削减开支，有些人更说大学不破产已是奇迹。”
她停了下来，皮治并不发表意见。
“你不认为这会在我们身上发生吗？”云柏妍问。
“绝对不会。”皮治不接受这个看法。
“为什么？”
“我们不应该将农业和商业混为一谈。”他说，“你要在农业方面取得成就不一定需要大学学位，在农业界，根本就没有外来压力迫使人们接受高等教育。”
“商界就有了。”云柏妍鼓励他说下去。
“毫无疑问，今时近日，如果你想爬上企业的阶梯，必须由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对我们来说是大好事。”云柏妍赞同他的说法。
皮治有点儿失望，他指望云柏妍会和他来一番更激烈的争辩，这个讨论到现在为止还不足以令他主动削减预算开支。
“皮治。”她继续说。“幽灵一个行业，人们必须完成高等教育--律师一定要念完大学，在法律界，没有选择的余地，但在商界，人们仍然有权选择。”
他提醒一下自己，不要低估云柏妍，然后大声说：“这不见得和我们有什么关系。”
“我昨天和丁墨斯谈过，你认识他吗？”
“认识。”皮治开始不喜欢谈话的方向。
“他告诉我，他的大学正面对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今年注册入读法学院的人数居然不及三年前的一半。”
皮治审视她的表情，却无法解读出什么来，不知道她葫芦里到底卖什么药，她正针对下年度的预算案，还是其他更重要的事情呢？但她至今没有发出任何明确的警告，难道这正就是云柏妍警告他的方法？他决定停止跟她顶牛，起码知道找出云柏妍的真正用意为止。
“丁墨斯怎样解释这个情况呢？”他随口问一问。
“这就是有趣的部分。”她回答说；“似乎他们已经谈论这件事很久了，如果我们设有法学院的话，一定也已经听闻过了。”
“这是指？”皮治禁不住问。
“当上律师便注定发大财。”她开始解释，“看看他们的薪金，这并不难理解。很多年轻人都希望成为律师，于是法学院如气球一样不断膨胀，这情况就像我以前那所大学。”
皮治很容易就看出，她想把这情况比拟他的商学院，更严重的事，她针对的并不是目前，而是他的长远策略的基础。
“你也想得到故事后来的发展了。”她说。虽然如此，她还是说下去，很明显，她认为亲口说清楚十分重要：“几年后，这大批学生变成了大批毕业生，数量之多超过了市场的需求。”
皮治现在已经有足够时间盘算如何回应，首先他必须向云柏妍表示他明白她的忧虑，然后就是说服她把忧虑放下。
所以，他毫不迟疑地说：“不是所有法学院毕业生都能找到理想的工作，这消息传开去后，报读法律系的人数明显下降。”
“就是这样。”云柏妍同意。
“你一点也不用担心。”皮治刻意用他那最具权威的声调说。他打出他的王牌：“我们距离工商管理硕士需求的饱和点还很远很远。”
这一招并不见效，云柏妍不买他的账，说：“我们商学院今年报读人数的增长率不是历年来最低的吗？”
“这不过是暂时的现象罢了。”他不同意，“一点也不值得担心。”
“可能是—”她脸上挂着深思的表情，“也可能不是。”
皮治不就此罢休：“云柏妍，我要怎样做才能令你放心？”他已准备接受她的挑战。
“我担心的并非眼前的境况。”她回应说。“我最大的噩梦就是要承担异常昂贵的包袱，例如，你的预算案打算将八位教授转入永久职系，如果招生情况不幸恶化，这个决定将会夺取你和我的命，我们可否暂时冻结永久职系，起码直至情况明朗些？”
“不行，云柏妍，这个做法绝对错误，我们需要这些人，如果现在不把他们转入永久职系，就等于要他们离开，试想想这做法的后果，想象它会带来的震撼，我很明白你的忧虑，但是，我们没理由如此惊慌失措，也肯定没理由采取这么激烈的行动。”
“向他们发出一些信息是适当的。”她坚持。
他清楚地知道那八个新的永久职系任命不可能实现了，但仍值得一试。“你也许说得对。”他镇定地试图讨价还价。“也许我们应该发出一些信息，各学系不应该视我们两人如橡皮图章。”
她等着他的提议。
“我想我们只能接纳六位教授转入永久职系了。”他提议。
令他震惊的是，她根本不愿意讨论人数。“我依然担心，发生在法学院的情况同样会在我们的商学院里出现。”她坚持，“要扭转这个可能出现的局面，你有何提议。”
皮治试用他惯常的策略：“我不会建议对它置之不理。”他安抚她说：“绝对不会，我们应该多关注这问题，评估各种事态可能发生的几率，并做些研究。”
“完全正确。”她顺水推舟，“我们是不是统一，毕业生能否找到工作，就是第一个决定性的信号呢？”
“我猜是吧。”皮治冷冷地回答，一面思索这个新观点。
“我们是不是要等到工商管理硕士毕业生连找一份合适的工作都感到极大困难的时候？”她问。
“我同意万一这情况真的发生，我们必须采取行动，但现在离这一情况仍然那么远，坦白说，我怀疑这一天会不会真的降临。”
她反驳说：“你认为，我们身为肩负此责任的关键人物，不应该监察事态发展吗？”
“好主意。”他开始想到如何把这问题扯到一个委员会上，然后由委员会把事情淡化，最后无影无踪。“你建议我们应该怎样监察？”
“三年前，商学院为全校毕业生做了一个大规模的调查，并把调查结果用作招生工具。”她说。
“这是我始创的。”他自豪地说，“它非常有效，我赞成应每年做一次调查，这样，事情就会在我们掌控之中，我现在就去组织委员会，筹办这件事。”
她向他微笑。而他就努力保持那幅“我会通力合作”的表情。
“皮治，我们没有时间去组织委员会了。”他来不及反对，她已转身走向书台。“这些就是我们新做的调查报告，我相信你会觉得它的内容出人意料，而且颇为令人担忧，你一旦读完它，肯定会同意我们必须完全冻结永久职系。”
“先让我读完它，花些时间作评价，然后我们再一起讨论。”皮治死撑，尝试保持一点颜面。
“我们肯定会。皮治，要添茶吗？”
6 扑朔迷离的安全时间
我（指李查德）走进教室，学生依然非常嘈吵，很多人还未就坐，在我的桌子上有一叠材料，我把它整理好，然后翻动一下，选出看来最专业的一份。“佛烈。”我大声读出作者的名字，他们也就立刻静下来。
我继续读下去：“项目名称：筹建马来西亚的新生产设施。”
“我可以说几句吗？”佛烈问。
“当然可以。”
“这个马来西亚项目并不是我负责的，我故意选择它，是因为我对我所牵涉过的项目如何出乱子，已经有了强烈的看法和意见。”
“而你想作出一个较客观的评价？好主意。”然后我继续朗读他的报告，“项目状况：那个马来西亚工厂早该在八个月前投产，现在，除了一个部门之外，所有部门已安装好机器，但五条生产线中，只有三条已投产，而整座工厂的产量不到目标的三成。佛烈，有什么要补充吗？”
“我还听闻一些关于产品品质不符合标准的投诉，但由于未能得到有关数据，我在报告中没有包括这点。”
“好。佛烈的报告中下一项是：财政状况。我很喜欢你这份报告的编排方法。”
“只是个标准格式而已。”他谦虚地说，很明显，我的赞赏令他很高兴。
我继续读：“财政状况：由于支出比预算超出16.2%，加上生产上的延误，最初预估的三年回本期现已修订为五年。”
“是不是所有人都知道‘回本期’是什么？”我问全班。
露芙大概明白这名词的意思，没有人承认不明白，虽然如此，我还是解释：“从投资的一刻开始，一直到累积收入能超越当初的投资额，这段时间就称为‘回本期’。假设你投资了100美元，而你每年可以得到50美元的汇报，如果没有通货膨胀，你的回本期就是两年了。在佛烈的个案中，由于他们的投资在一段颇长的时间内分阶段进行，所以计算回本期较为复杂。一般来说，一家新工厂能在三年内回本，已属非常好的投资。考虑到会遇上的风险，五年的回本期是仅仅合格。”
“五年是现在的正是预估。但我的朋友认为这预估仍然太乐观。”佛烈评论说，“有人正鼓吹将正式预估改为最少七年，但由于项目是由他们的行政总裁当大旗手，我恐怕短期内这个预估不会被修改。”
佛烈的评论的确令他的报告生色不少。“正式的解释—”我继续朗读，但立刻被佛烈打断。
“当然，我并没有访问那行政总裁，我这里所指的‘正式的解释’，来自一份备忘录，一份向华尔街分析员解释现况的摘要。”他说。
“这样更加好。”我说。然后继续朗读：“第一，异常恶劣的天气导致建筑工程延误；第二，机器供应商遇到始料不及的难题；第三，和马来西亚政府谈判员工雇用条件，需时比预期的长。”
我不禁问：“三点都有共同处，你们察觉到吗？”
泰德抢着说：“通通是其他人的错，如天气、机器供应商、马来西亚政府。”“你还能指望什么呢？”佛烈有点不耐烦，“这就是企业心态，永远只会指责外面的石阶，但看看非正式援引伊兰，你会发现他们亦把矛头指向公司内部。”
“还有，李查德教授，我没有办法访问现时的项目经理，他正在马来西亚，但这不打紧，因为由建筑阶段进入投产阶段时，项目经理就换了人，前任项目经理和他的几个助手都回到总部来了，我访问过他们。”
“项目经理列出的非正式原因。”我读下去，“第一，公司高层迫使我们接受不切实际的排程（schedule）；第二，公司明知价格较低的供应商不可靠，仍规定我们选择他们；第三，虽然我们曾屡次要求，当局还是太迟才开始聘请和训练员工。”
“还有—”佛烈补充说，“关于最后一点，有人告诉我，他们那么迟才聘请员工是因为机器来的迟，事后才发觉所报资料不正确。”我望着佛烈，等待他解释。
“我曾听说过，有很多次，供应商报称机器建造大有进展，但实地视察时才发觉他们几乎未动工。还有一个较极端的例子，供应商收到另一个客户的大订单，居然把我们的订单搁置了差不多三个月之久。”佛烈说。
“我明白了。”我说，然后继续读，“第二，马来西亚承建商监督不力；第三，项目组人员频繁地被调派去处理各种突发事故；第四，太多无谓的‘协调会议’阻碍工程的进展。”
“有谁不明白最后两点？”佛烈问全班。
“没有。”答案从四面八方来。
“你们能够把自己日常遇到的问题联系到佛烈的报告中去吗？”我问。
全班都点头，我继续说：“那么我们就试从报告中得出一般项目的共同点吧，谁提出第一点？”
“我已经提出了。”泰德说，“所有问题的解释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它们都是其他人的错，我们听见的都是互相攻击。”
“还有。”马可用他的宏亮的声音说，“这现象有个模式：员工的地位月底，矛头越是指向公司内部，而不是向外。在我的报告中，你也会发现同一情况。”
“有没有其他人发觉类似的情况？”我问全班。
差不多所有人都表示有，我继续问：“我们应该考虑谁提出的原因呢？放眼大局的公司高层，还是较了解事务的低层经理？”
接下来的讨论进展不大，我们开始迷途，直到泰德说：“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我们不可忽视低层经理的申述，如果是这样，大部分错误就是出自公司内部。”
大家都同意，他继续说：“这表示公司是可以把项目管理的更妥善的。”
“怎么才能办到呢?”露芙很直接地问道。
“你这样问是什么意思？”查礼对她的问题颇为不悦，“看看他们指责什么，然后设法纠正嘛。”
“我正在看，但依然不知道。”露芙镇定地回答。
我再看看项目经理的下属所提出的原因清单，露芙的观察出乎意料地细密，我开始领悟到她那“无知的”问题其实源于她洞察事物的过人能力，由于佛烈的报告只在我手上，我尝试解释露芙的观点。
“这些人抱怨公司对供应商的监管不力，但另一方面，他们亦辩解工作量过大，很难腾出时间来处理突发事故。”我说。
泰德不肯放弃他的观点：“这表示公司应增加人手去监督项目。”
“增加人手，就以为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去搞协调。”我指出，“员工人数增加一倍，协调工夫就得大四倍，你可能已察觉到，这群人亦同时在辩解他们浪费了太多时间搞协调了。”
“他们应该找个更有效的方法去管理自己。”泰德总结。
“怎样才可以办得到？”露芙紧盯着他问。
“这就是我们来这里上课的原因。”泰德将球踢回给我。
“谢谢你，泰德。那么，从低层经理提出的原因，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我们必须找出更有效的方法管理项目，这点不容置疑；但那些高层经理所提出的原因又如何，我们也不能忽视。”
他们都同意。
有人从后排喊出来：“你可否重复一次行政总裁提出的原因。”
“当然可以，第一，异常恶劣的天气导致建筑工程延误；第二，机器供应商遇到始料不及的难题；第三，和马来西亚政府谈判员工雇用条款，需时比预期的长。你们看到三个原因的共同之处吗？”
“看到了。”又是泰德第一个回答我，“全都在怪罪变幻无常的事物。”
“请解释。”
“异常恶劣的天气。”他引用报告的字眼说。“始料不及的难题、需时比预期的长……它们都是一些不确定因素，一些在项目开始是难以预料的东西。”
“而你认为他们是在放空炮？”我问。
“绝对不是。”他进一步解释，“不确定因素是所有项目的典型特征，是这头野兽的本性。”
我指出：“如果真是这样，如果它真的是这头野兽的本性，那么我们应该发现，项目涉及的所有人所提出的原因背后都有不确定因素，而不只限于公司最高层。”
“我们的确发现这情况。”露芙低声地说。
我们回到佛烈的清单，她说得对，项目经理的投诉全都围绕着一些不确定因素，例如：项目的排程没有考虑到不确定因素，因此不切实际；挑选供应商只根据价格，而不是他们的可靠性，即应付不确定因素的能力；由于无法确定机器何时可用，招聘员工被迫延迟。
我们转头看看项目经理的下属的投诉，即有关供应商的问题。出乎意料，起初全班都认为这与不确定因素无关，经过一番辩论，我们才认识到供应商是不会故意为项目制造麻烦的，因为他们只能在完成任务后才能拿到大部分的钱，但为什么仍然出现延误呢？正如佛烈的公司一样，他们亦受到不确定因素困扰。其后我们同意，不论直接或间接，大部分的苗头都是不确定因素引起的，而不停地搞协调是那些苗头和随之而来的延误所导致的。
“我来总结。”我说，“我们观察到矛头亦指向公司内部，而我们亦同意这是有其好处的，因为企业可以为此做点实事。然后，我们研究了有关细节，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必须更有效地管理项目。再者，隐藏在项目里的不确定因素，就是管理不善的主要成因。”
“那么，任何人都无能为力。”这就是查礼的结论。“你总不能期望，一个充满不确定因素的环境会带给你可预知性和稳定性吧。”
这些问题足足困扰了我整个夏天，我们见到的无数失败的项目，难道是上天注定的？真的是不确定因素连累的？真的无可救药、无可奈何？
起初这就像一睹不可逾越的石墙，如果没有U-2侦察机例子的启发，我也许已经放弃了。
我开始试图引导全班，朝着韦逊曾经指出的缺口迈进。
“每个搞过项目的人都知道，项目通常包含很多不确定因素，我们并非第一批这样说的人。”我提醒他们，“那么，当初我们做预估时，为什么没有把不确定因素是当地预算在内呢？”
“因为我们不能这样做。”马可高声说。
“为什么？”我问，“谁阻止你们？”
“最高管理层。”他回答，然后解释说，“以我的项目为例，最初预估它需要30个月完成，但是最高管理层认为不可以接受，并大刀削除了所有安全时间(safety time)，我的上司同意尝试在两年内把它完成，但这根本是不可能的。”
“那么，你要的是30个月，而最高管理层把它缩减成24个月，两者相差20%。马可，考虑到产品开发要面对的不确定因素，你认为20%的安全时间已经足够吗？”
“不，但有什么办法呢？最高管理层甚至连这个也不准。”
“我看不会是这样，我们所争论的可能是两码事：你谈的是项目整体所加进的安全时间，而我指的是项目中每个步骤所加进的安全时间。”我说。
由学生的表情判断，我还是解释一下好：“让我慢慢来，项目中的每个步骤都有预估时间，即由该步骤开始时算起，直到它完成。马克，当你或你的手下预估一个步骤所需时间时，你会加进多少安全时间？”
“一分钟也没加，我们递交的预估时间都是切合实际的，我们已尽了所能。”他并不是在开玩笑，他确信自己说的话，我唯有把讨论带进更深层次。
“你们全都学过几率分布（probability distributions）吧？”我开始解释。
我明白学生多么不喜欢统计学，于是决定清楚地逐个步骤解释。“假设一个熟练的射击手用性能良好的枪射向一个靶的靶心，他射中的几率是多少？”
我把高斯分布图(Gaussian distribution)画在白板上。
“你们大概看过这条线不止一次了。”虽然如此，我仍然解释：“这个射手连靶区也沾不上的几率的确很低，射中靶心的几率也不会是百分之百，但比射中靶区其他位置的几率高。而这条就是另外一位更出色的射手的几率分布线。”然后我画了另外一条更窄更高的高斯曲线。（图6-1）
“现在让我们思考另一个个案，你从家里驾车到大学，要多少时间？白赖仁，你可否回答？”
“大约25分钟。”他回答，不大清楚我再问什么。
“你所指的‘大约’，是什么意思？”
“大约即是大约，有时候要用30分钟，有时候会快一点，要看当时的交通情况，如果我开动雷达探测器在深夜驾车，甚至可以在10分钟之内到达，但在繁忙的时间就可能要花上一个小时了。”他开始领会到我的意思，并继续说，“如果我的轮胎漏气，便会更久了，又如果途中我的朋友说服我到酒吧喝酒的话，就要更长的时间。”
“非常正确。”我说，然后把相关的几率分布画出来，5分钟到达的几率是零，25分钟的几率最高，但即使是3个小时，几率也不是零。（图6-2）
“马可，当你需要预估项目的一个步骤所需的时间时，这两个几率分布图，哪个较切合？”
“后面那个。”他笑着补充说，“其实情况就像白赖仁说的一样，喜欢停下来喝喝酒，滔滔不绝几个小时。”
“不确定因素愈高，分布图的尾巴愈长。”我提醒他们。“这是几率分布的中间值（median）。”我再图上画一条直线。“这表示项目只有一半机会在预定时间或之前完工。”
我顿一顿，让所有人消化一下这个理念，然后问：“马可，白赖仁做预估时，选了一个很接近中间值的数字，那么你或你的下属预估项目中的一个步骤时，通常会选什么数字呢？你出来，在白赖仁的几率分布图上画给大家看，好吗？”
他花了好一会才走到白板前，我把笔递给他，他毫不犹豫地在分布区贤得最右方画上一条直线(图6-3)
“为什么不画在中间值附近？”我问。
“因为墨菲是存在的。”他笑着说。（编者注：墨菲指墨菲定律(Murphy’s Law):“一切可能发生的麻烦，都必然会发生。”）
“白赖仁也可能遇上墨菲啊。”
“别开玩笑了。”他说，“只有自寻死路、缺乏经验的人才会选择中间值的。”
“和清理。”我说，“有其因为在大部分机构，提前完工不会获奖赏，但延误却需要层层解释。在这种情况下，我同意马可所说，没有人会选择一个有一半机会泡汤的预估，那么几率会令你们较为放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