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市场的建设和运转必然导致资本的大量流动，因为资本的本性就是‘胜者通吃’、弱肉强食，进而资本市场的功能就是使资本从低效率的地方流向高效率的地方，发挥像推动资金流动和产业发展这样的其他功能。国有股减持本是一件好事，促进国有股流通，有利于中国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健康发展。但减持在定价、时机、方式上与资本市场的规律不尽相合时，就会为恶性圈钱者大开方便之门。若在此时出台政策，比如清查违规资金，等于变相的将国有资金撤出市场，这个盘子谁来接？于是成为引爆股市的因素之一。
国有股减持是为了筹集社保基金吗？当然，这只是一个方面，在今天实际的意义并不大。每年的计划大致是200亿人民币。这个数字不到目前全年财政收入的2%。减持是为了完善企业法人治理机制吗？为什么会那么认为？微软公司就是典型的一股独大。当然，大股东拥有多少股份与法人治理机制应该说还是一个相关问题。但是完善企业法人治理机制的核心还是要完善相关的法制建设。地方政府干涉上市公司，事实上很多时候都是非股权行为。
国有股减持的目的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国有经济要从竞争性行业中有步骤地退出，国有股减持是一个重要的方式，它既包括上市公司也包括非上市公司。国有股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中国股市中有65%是非流通股，这中间又有80%是国有股。这种市场结构只能使股市单纯的成为筹集资金的市场，而无法发挥像推动资金流动和产业发展这样的其他功能。因此国有股减持的最终核心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政府调整其投资布局，从一些竞争性的行业退出，转而强化另一些产业的投资，从而实现社会收益的最大化。国有股减持是通过减持改变现有的股市结构，使它市场化、国际化；同时建立一个健康的微观基础，改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应该说，国有股减持在这个意义上没有禁区，关键是现实需要和市场实际能力，然后决定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减持，所以国有股减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补充社保基金只是国有股减持后资金的一个应用方式，而不是它的目的。通过国有股减持以补充社保基金的目的，有违资本市场的基本精神，假如目的错了一切都错。为了弥补社保基金的缺口，国家希望从股市筹资来支持社保基金。按照这一目的，逻辑上造就减持的价格越高越好。这就把一个原来是次要的目的变成了唯一目的。目的的偏差造成方向的错误，而方向的偏差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这包括定价机制、减持方式等一系列问题。企业不能把上市公司作为提款机，国家也不能把资本市场作为提款机。
2.国有股减持的误区
国有股减持不仅‘关系’到社保基金的资金来源，而且还关系到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规范化和法人治理结构，因而对于中国的股份经济改革来说，国有股减持已经势在必行。要使国有股减持能够顺利地加以推进，就必须从股份经济的运行机理和中国改革的总体目标出发来深刻地把握国有股减持的内涵与外延，全面地分析推进国有股减持的各种因素及其相互作用，并且要有效地克服在国有股减持问题上存在的各种误区，进而使国有股减持能够在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和股份经济要求的前提下稳妥地进行。
误区之一，是质还是量。实际上，证券界有关国有股减持问题的讨论已经进行了几年时间，去年的一个时期，讨论的主题更是日益集中，即怎样通过减持来解决中国股市中的类别股份--按投资者出身来把上市公司的股份划分为国有股、法人股和个人股问题，进而解决公司治理中的“一股独大”问题，如果减持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从股市筹措资金，这样，减持本身所应具有的质的要求和改革涵义都被搁置一边，这就不可能得到市场的真正认同。一股独大只是表面现象，不是问题本质。亚洲股市大多数股都是一股独大，欧洲大陆国家有近一半的股也是一股独大，人家并没有中国股市的问题。关键在于是不是按市场经济等价交换的规则在玩游戏。中国股市本质上不是一股独大的问题，不是量的问题，而是质的问题；不是比例高低的问题，而是治理结构的基础怎么奠定的问题。
误区之二，局部减少还是全局减持。减持可能有三种方法，一是上市公司国有股绝对量下降到一定的水平；二是国有股相对量下降到一个水平，有的说51%，有的说某些行业干脆退出；三是在增量的基础上，国有股不减，但比重下降，这是稀释。国有股减持的真实涵义应是上市公司中国有股在数量上绝对地减少而不是相对地减少，如果不是这样，减持本身就不是在减少矛盾或是解决矛盾，而是在累积矛盾甚至激化矛盾，并且使国有股减持成为一个更加难以解决的问题。因此，减持必须同中国经济体制的转轨进程在方向与目标上有机地联系起来和统一起来。
误区之三，国有股与流通股应该不应该同股同权。同股同权是股份经济的一个最基本原则，但同股同权的前提是同股同价和同股同质，而中国上市公司中的国有股与流通股既不是同股同价也不是同股同质。从同股同价的角度来看，国有股与流通股从来就不同价，国有股是按评估后被普遍高估的净资产值折价入股的，很多公司的国有股就是按面额折股，最高的也只是按1.5元左右折股，而流通股却普遍按照较高的溢价认购，这样，股票发行时的同股不同价就必然导致上市后的同股不同权，在国有股从社会公众股股东那里分享了大量的溢价收入从而大幅提高了每股净资产后，现在又要求同股同权和同股同价，显然是不科学的。从同股同质的方面来看，国有股与流通股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股票品种，国有股、法人股不流通是现行规则，是一级市场投资者认购、二级市场投资者参与、一级与二级市场股价形成的前提，抛开这些历史的和现实的因素来谈同股同权，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对同股同权的曲解。
误区之四，一级市场的发行价是不是市场价。由于中国的股票发行在实际上还是采取行政审批的方式而不是市场决定原则，因而在一级市场上发行的可流通股票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具有稀缺资源的性质，再加上现行银行存款利率较低，场内一级市场囤积着大量申购资金，市场上存在着明显的需求拉动倾向，因而现行的股票价格实际上是一种垄断价格，把这种垄断价格理解为市场价格，并按这样的“市场价格”来进行国有股减持，不但投资者难以接受，而且市场也无法承受，这也就是市场把按“市场价”进行国有股减持视为重大利空的一个重要原因。
误区之五，可以进行分类减持并且价格可以不必同一。如果说，国有股、法人股与流通股不是同股同质因而不能同股同权的话，那么在国有股内部和国有股与法人股之间则既是同股同质，又必须同股同权。一部分国有股按市场价减持就意味着其他国有股和法人股也必须按这样的价格减持，国有股、法人股可以有不同的减持方式，但定价原则、价格基准则必须统一和同一，否则就是对其他国有股和法人股权益的侵犯，并且会造成股份经济机制的进一步扭曲。
误区之六，高价减持才是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实际上，即使原有方案继续实施，那么实现保值增值的国有资产也只是一小部分，大部分国有股由于没有减持的操作空间而将仍然处于呆滞状态，而对于市场经济和股票市场来说，不流动就必然流失。如果从中国股市诞生之日算起，股市的上下起伏已有过多次，指数也有较大幅度上涨，但国有股只是跟着上下“坐电梯”，国有资产既不能变现，也不能增值，其流失的规模和程度无法估量。而且，一旦上市公司亏损甚至破产，国有资产还可能会血本无归。只有在一个切实可行的减持方案下，国有股顺利地从市场中退出，其潜在的效益才能变成现实的效益。如果总是期待以高价减持从而导致国有股减持一再中断，那就可能使国有股呆滞问题无限地拖下去，到头来受损的还将是国家利益。不仅如此，上市公司股权改革的完成将使其从行政机制走向市场机制，资源配置机制的产生和作用也将会大大增加国家的经济实力，并且会使国有经济有一个更广阔的生存环境和发展空间。对于国家和民族来说，通过国有股减持换来一个充满活力的企业体制和充满效率的股票市场，要比比单纯追求取得几百亿、几千亿甚至几万亿资金要重要得多，对此必须有深刻的认识。
误区之七，以为减持资金用于社保基金，市场就可以接受而且必须接受，减持方式就自然合理。有人甚至主张，充实社保基金是公共政策，它可以高于市场政策。这种观点显然难以令人认同。必须指出，减持方式与资金使用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过程，资金用途的合理性不能反过来印证减持方式的正当性和正确性。国有股减持首先是市场行为，必须符合市场的基本准则，而不能因为减持资金用于补充社保基金属于公共政策，就把减持行为强加于市场。从法律角度来看，充实社保基金这种公共政策属于公法调整范围，国有股减持这种市场行为属于私法调整范围，公法与私法的调节领域、调节方式和调节机制各不相同，并不存在也不允许把公法凌驾于私法、把公共政策凌驾于市场政策之上的问题。
误区之八，以为财政部门是国有股权的持有者，可以由他们来制定减持方案。实际上，作为国有股权的持有者，财政部门具有双重职能：一方面，作为国有资产的管理者，他们具有宏观管理职能，是裁判员；另一方面，作为股东，他们是市场的参与者，是运动员，与其他股东具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国有股减持属于市场行为，在市场面前，国有股股东与其他股东都处于运动员的地位。如果减持方案由财政部门来制定和执行，那实际上就是一部分运动员改变了原有规则，自行为其他运动员制定规则并要求其他运动员去遵守这些规则，这显然不符合股份经济的股权平等原则和协商合意原则，建立在这样基础上的减持方案，也就不可能为其他投资者所接受，从而成为投资者的共同意志和市场的整体意志。
国有股减持是一项关系股票市场全局的重大决策，对于这样一项关系投资者命运乃至整个市场命运的重大事项，必须经过市场的充分讨论，既要大胆推进，又要反复权衡，在市场中平稳着陆。
开放的市场与市场的开放
1.加入WTO，我们想要得到什么？
从理论上讲，中国加入WTO有很多好处，可以和国际的游戏规则接轨，我们认为，这似乎都不是最根本的，那么最根本的又是什么？
前面我们已经讨论过，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进入90年代初期以后，中国经 济开始由‘衣食用’向高层级的‘衣食用’以及‘住行’升级，或者说，消费的数量由千元级向‘万元和十万元级’升级，这是一个很高很大的台阶，一旦进入这个过程，中国社会将会进入史无前例、后无来者的空前繁荣的时期，中国真正的‘盛世’即将到来。中国改革开放的前二十年只不过是这个繁荣盛世的过渡期。
但是在这个时期，社会经济会有许多‘反规律’的表现，市场化、城市化、国际化以及住行的需求、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等会促进和拉动经济的快速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社会投资热情高涨，另一方面需要超额的货币供给；一方面消费和需求旺盛，另一方面却不断的出现通货膨胀。
笔者认为，20世纪90年代初中期，中国经济进入了高涨时期，‘通货膨胀’应该是这个时期最鲜明和最有利的表现，高增长、高通胀、高就业，如果遵循‘道’的规律，中国经济将会很快进入‘住行’(或万元十万元级)的层级。但是由于通货膨胀问题困扰了人们多年，所以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过度紧缩造成了中国经济近年来的‘严重危机’。
我们认为，深圳特区以及沿海经济的率先开放，使得国际国内的大量资本涌入那里，随着资金的增多积聚，那里的经济得到了发展，企业盈利，人民富裕，不少人‘发了大财’。同时，随着发展，资金的大量涌入，资本的收益率又在不断递减，一旦资本在这个地区的收益回落到一定的底限，资本流向便开始发生变化，流向内地，流向机会多和收益高的地方，这是资本的本性。1993年以后，资本已开始出现真正按市场规律运行的苗头，如果继续增加货币供给量，投资交通、通讯、汽车工业、住宅等，可以比较顺利的实现消费层级升级和居民收入升级。并且由于生产能力扩张，即使出现通货膨胀，也会很快回落。但是由于没有对‘道’的理解，使得人们对腐败、膨胀等问题的担忧超过了其它，当局采取了过急和过度的整治。在严令下，那些积聚的资金被‘遣返回乡’，许多投资已经蚀本，‘遣返回乡’的资金又散落在不同的地方，不能发挥资本积聚的作用，同时环海和发达地区的经济犹如釜底抽薪。整个经济陷入困境，直到1998年以后，政府才开始放松紧缩政策，失去了顺利实现结构升级的良好机会。
按现有的生产能力和潜在的需求，中国不应当出现过剩，但是中国现有的城乡二元结构，约束了需求的结构，进一步限制了需求的升级，并且过急过度的整治所产生的下落惯性，虽然政府使尽了浑身解数仍不能摆脱困境。
一个企业，在固定资产上过度投资，不但会挤占流动资金，而且一旦资金难以持续，搁置下来的资产不仅不会产生效益，反而会成为企业的负担。一个国家同样如此。据有关资料，现在几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有2/3是93年以后形成的。2002年5月底，银行居民存款已超过8万亿，但不良资产3.5万亿，加上政府1.6万亿的隐性债务。如此沉重的负担，加上体制的约束，这就是为什么政府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仍不能立见成效的原因。
近几年中国财政的增长已经大大超过了经济的增长，尽管中国财政占GDP的份额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加上乱收费恐怕已不低于国际标准，况且还有那么多的隐性债务，靠财政能行吗？靠增加货币供应量怎么样？许多人认为，目前中国的货币化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增发货币又会引发新的通货膨胀。不管怎么说，亏损或赤字都必须有弥补的方式，否则社会经济运行就可能发生断裂或剧变，怎么办！国际上有那么多闲散资本急于寻求出路。金融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核心，没有金融的全球化，也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面对挑战和机遇，中国加入WTO，我们要想得到什么不是一清二楚吗！
2.我们究竟需要多少钱？
对于赤字或者亏损，或者说银行中的不良贷款以及政府的隐性债务，一般地说，有多大的漏洞，有多少亏损，都必须寻求多少相应的补偿。但是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由于经济运行的惯性，并不一定需要一下子全部弥补，而是可以采取不断的弥补方式。笔者在《什么在左右中国经济》一书中曾经指出：经济发展的核心是迅速实现资本的积累，而资本积累就是储蓄向投资转化。中国是一个高储蓄的国家，可转化性比较强，应该说投资的资金比较充裕，但是到处是资金短缺。我们说资金短缺不单是说要办的事情很多都缺资金，而是指资金的有效利用率和结构性短缺。一是在生产流通领域由于企业债务重、效率低下，资金流转速度放慢造成的短缺；二是由于资本市场的建立部分资金分流造成的短缺；三是由于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其它体系建立资金分流造成的短缺；四是大量无效投资浪费造成的短缺；五是由于收入预期不好，消费者谨慎购买持币较多；六是全民的开放意识增强，全国各地都在开发，资金分散和分流显得更加短缺等等。诸多原因使得本来就短缺的资源，在各子循环系统尚未形成的情况下矛盾更加尖锐，子系统自转困难，又影响到整体循环。因此我们说，资金：既总量上短缺，又结构性短缺。
当然了有人会说，明明近两年来企业存款在大幅上升，资金只对一些企业来说短缺，但对于整体来说，资金供应充足或着相对宽松。事实上，在较低消费层级的状况下，资金可能相对充裕，但对于向更高的层级攀升来说则资金‘严重短缺’。
长期的市场低迷，企业恶性竞争；生产经营亏损，使得生产着信心不足；开工不足和失业的增加，导致消费者信心不足；企业亏损，还款付息率低，动摇银行的信心，迫使银行紧缩信贷……；从而陷入信贷收缩、生产滑坡、失业增加、物价下落的低水平恶性循环之中。当前的经济增长主要是外延扩大的结果。国家虽然采取了不少扩张性政策，仍未根本好转。这些政策不能发挥明显作用，不是政策的错误，而是大量的不良资产和隐性债务，象沉重的包袱，再加上各种约束，你说能行吗！
要消除沉重的负担，一是靠债转股，二是要核销呆坏帐，三是要靠增发货币，最终还是要发展经济，但发展又要先解决这些遗留问题，否则影响发展。核销呆坏账，靠财政，这非常有限。债转股银行变成了股东，只能暂时解决企业的问题，尽管如此，我们认为债转股不能停下来，应该把企业的不良债务大部分剥离到银行(这主要是指以前遗留下来的，对于以后再形成的要及时处理)。最终剥离到银行的贷款和政府的隐性债务，只能靠增发货币和引入国际资本。
先来看增发货币，通货紧缩下的经济启动是件复杂的事情，复杂问题简单处理，就是要增发货币。前面我们曾经讨论过，几十年的改革之所以没有发生中断，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因为大量增发货币获取的收益。如今许多人认为，中国的货币化程度已经相当高，增发的空间已相当有限，并且货币进入经济的途径不畅。笔者认为，现有的城乡二元结构和经济结构就象连通着的一高一低的水箱，高的细小，低的粗大，一旦增高大的水箱，就可以增大许多容量。我们在调整经济结构和加快城市化的同时，会不断增加增发货币的空间，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随着市场化步伐的加快，各种体系的建立，增发货币的途径会有很多，比如说，补充社保体系，支持非消费品领域的建设，城乡基础设施建设等等，方式可以有经济发行、财政发行、隐蔽财政发行等等。
对于究竟要增发多少货币，在《什么在左右中国经济》一书中按照当时公布的有关数据，笔者认为2000年增发货币量应该在2000-2500亿，年新增贷款在1.3-1.5万亿，并且这是一个动态的量。这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1)按常规增加，即按GDP增长率的增长约800-1000亿；
2)弥补近年来银行的不良贷款和其它的成本1.5万亿，按10-15年每年消化1000-1500亿；
3)三是点启动及相关区域拉动的资金100-150亿。
即是如此，银行中还有约2万亿不良资产和政府1.6万亿的隐性债务，这么多债务和不良资产的处理必须寻求新的办法，只能也只有依靠国际资本的融入。随着国内各项措施的不断实施，特别是资金的加大投入，经济有些好转，如果那些游荡着的、徘徊着的国际资本一旦大量融入，中国经济将会势如破竹，飞速发展。
3.加入WTO，我们该‘失’去些什么？
2001年12月11日，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有纪念意义的日子，中国正式加入WTO。加入WTO，也意味着‘出关’，走出了国家这层保护圈，走进了世界市场。将为中国的企业创造更好的制度环境，但是也给企业家带来了更为严峻的竞争环境。中国的民族工业应该精心去面对、去适应、去竞争。
笔者注意到，在加入WTO的前前后后，政府的有关部门都很繁忙，修改有关法律法规以期和国际规则接轨，许多地方政府也在忙忙碌碌，组织WTO报告会。与此同时，笔者还有一种感觉，那就是举国上下，仿佛有一种磨刀霍霍，如临大敌的感觉。为了应对这一切，业界提出了种种策略，比如‘群羊论’、‘群狼论’、‘群虎论’，一些国家级的重点企业也在分拆、改组、抢占滩头，似乎要与那些‘强盗列强’决一死战。
20多年来，我们一直弯着身子去和国际接轨，引进技术、引进资本，我们始终处于被动地位，但它们总和我们若即若离。经济全球化，不单是中国经济要融入世界经济，而且要世界经济融入中国，这是双向也是全方位的。也就是说，不但要‘走出去’，还要‘请进来’。千百年来，中国人总有一种闭锁排外的心理，从千古一帝的秦始皇开始，尽管他有着非凡的气魄和雄心，也超越不了修筑一条万里长城。几千年中，除了蒙古草原的游牧民族和满清少数民族的融入最终也被同化之外，即是八国联军和大和民族的洋枪洋炮也没能使他们在大中华这块黄土地上有立足之地并站稳脚根。
中华民族的繁荣盛世即将来到，必须以无比宽阔的胸怀来拥抱世界、接纳各种民族、各种文化。当你有机会周游世界的时候，你会发现中国人已经遍及世界的各个角落，在那里生存发展。虽然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到中国，然而他们只是来旅游，在这里生活的‘老外’却微乎其微。要让他们融入中国，环境、生活条件、语言文字、机遇如何？不给他机会、不让他发财，他会心甘情愿的来吗！10年前笔者第一次到美国，总有好多地方不习惯，几年以后，再次踏上美国的国土，似乎比在自己国家还方便。飞机上有中国姑娘服务，没有语言障碍，做生意、读书，机会多条件优越方便。
经济全球化，中国最终必将是最大的收益者。中国需要做的事很多，需要发展的领域很多，需要花费的钱也很多，不要害怕某些领域受到冲击，不受冲击能行吗！家电行业不是越冲越发展了吗！为了长远的利益，我们必须为世界经济的融入敞开大门、提供机会条件。甚至要为跨国公司提供象汽车工业、保险业等可以获取高额利润的行业，否则他们能来吗？大量的资本会进入吗！
世界经济是冷还是暖？
面对经济全球化，不能不涉及世界经济和对外经济战略，这是因为世界经济的大家庭不能没有中国，同样中国也离不开世界经济的大家庭。全球经济衰退了吗，是冷还是暖？中国与他们怎样，对此谈点粗浅看法。
1.美国的今天是中国的明天吗？
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有很多异曲同工之妙，当东方的太阳冉冉升起的时候，西方却夜幕降临；当北部酷暑盛夏时节，南半球却冰天雪地。即使冰天雪地也有青松郁郁葱葱。社会经济生活也是一样，同样有冷冷热热、好好坏坏之分。去年以来，世界都在关注美国经济是否衰退，美联储一年内破天荒11次降息，美国经济到底怎么了，它对中国经济有什么影响？静下心来研究一下美国经济，你就会真正感到，美国不但是经济大国、经济强国，而且是当今世界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从总量上看，美国经济占了世界经济总量的1/3，全球经济的巨无霸；从经济结构上看，美国不但有工业国经济结构的稳定、和谐、成熟，同时显示出一个大国经济的高度国际化。
就传统工业来说，由于各经济大国的竞争，以汽车、钢铁等为代表的美国传统工业受到很大冲击，但是这些行业在美国仍然具有很强生命力，每年汽车的生产辆都超过1000万辆。美国享有装在汽车轮子上的国家，汽车工业一直是美国的经济支柱产业，汽车的总保有量和个人汽车拥有量均为世界第一。据1998年7月的数据，其时行驶在美国的汽车总量超过2亿辆，每年新注册的汽车有1500万辆，每年报废1200万辆，净增300万辆。
美国的农业是典型的现代农业，不到美国人口的2%，却生产了世界谷物的14.6%，年产值高达1万亿美元，相当于中国2000年一年的国内生产总值。
美国不愧是超级大国，世界经济的火车头，无论是传统产业还是现代工业，高科技领域还是农业、金融市场还是外经贸---无一不表现出强国大国的气势。可以说美国的强大表现在方方面面，是一个健康强壮的机体，根本看不出垂死腐朽的迹象。
美国经济何以雄居世界经济榜首，简单的说，发展经济只有两种作法，一是靠‘内涵增长’，另一个是靠‘外延增长’，美国不仅把这个方法都用上了，而且是‘无所不用其极’。美国依靠不断的技术创新始终保持着世界一流的劳动生产率---这是内生增长的真谛；美国依靠庞大的跨国公司不断推进着生产、贸易金融的全球化进程---这是外延增长的极限，两者叠加，起到了几何级数膨胀的作用。
在一些人对未来中国经济持怀疑态度的同时，也有人对中国经济的前景充满乐观，笔者属于乐观一族。有人提出美国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对此坚信不移。话又说回来，中国经济虽然呈现着生机，但毕竟和美国还有很大差距。那么我们应该采取什么策略呢？
我们必须明白，美国经济已经完成了‘衣食用住行’高层级的升级，美国始终领导着科技的新潮流，其它经济强国和盟国正是在不知不觉的过程中就被远远的抛下，现在美国正在向新技术材料、生命科学以及航天等高科技的领域迈进，中国要想赶超美国，必须制定赶超战略，一方面要充分利用世界技术创新加快的机遇，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比如以新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等；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通过传统产业的技术创新实现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
2001年底中国的高速公路里程达1.9万公里，而美国却有8万公里，1996年美国公路网总长度达636.6万公里，密度为0.64公里/平方公里，发达国家为1公里/平方公里。中国公路建设1999年以后才进入较快的发展时期，据普查结果，到2001年底，全国公路通车总里程为169.8万公里,密度仅为0.17公里/平方公里。前面我们已经指出，按照经济发展时机，中国在这方面的进程已经落后了5-8年，我们关注到中国政府已经制定了规划，正在加快实施，中国应该在20年左右达到较高的水准。
目前，在中国小汽车要不要进入家庭已是不争的问题，美国早已达到人均一辆汽车，中国不要说人均一辆，即使城乡居民每户一辆，仅此中国的汽车保有量也在3.5亿辆。1999年中国的私家车100多万辆，而生产总量为163万辆，几乎是刚刚开始。新型的电子产品、住宅、小汽车加上由此连带的消费，足以使中国经济在30年内保持两位数以上的增长率。
经济发达，资本市场、金融市场必然发达。美元是国际货币，这方面美国受益无比，中国暂时学不来。
美国是贸易大国，出口‘巨无霸’，但也是进口大国。美国为了保持经济超级大国的地位，把中国视为未来的劲敌，当中国加入WTO之时，又在南美搞自由贸易区，用以制约中国。未来一个时期，中国是世界经济的亮点、热点和高增长点，中国应该抓住这一机遇，为了反制于美国，政府也在搞中国—-东盟贸易区。应该高度重视新加坡李光耀先生和香港董建华先生的建议。在中国的内地建立特别的经济区或贸易区，引人国际资本、技术，发挥集中积聚的优势。正如1978年经济特区的建设，这将是中国经济再次腾飞的重要启动点(前面我们已经论述过在中部寻求启动点)。
建立科技优势就要寻求人才优势，美国人的做法很绝妙。大量吸收各国的优秀留学生，不但减少了初级教育的支出，教育本身成了产业，各种文化、各种文明在那里交汇，杂交出更先进更高的文明。
他们利用这些‘外国人’把世界上的各种事情都研究的清清楚楚。
笔者始终认为，中国经济到了结构调整和消费升级的关键时刻，住宅、汽车工业是这一时期的重重之重，政府可以去集中财力发展道路建设和其它方面，有必要把汽车生产的市场开放，让出一些滩头，提供更多的机会，让那些有优势的跨国公司来发展。这方面以及连带产生的事业和机会同时也会给民族工业提供无限商机。中国赶超美国虽然还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但超级大国的地位将从此奠基。
美国一直在国际事务中扮演国际警察的角色，不时的拳打各路英雄，一方面美国在经济上捞到了许多好处，另一方面也使其树敌太多。有人认为，中国的落后是近几百年的事，其实不然，回顾中国历史，你会发现，春秋的诸子百家，为中国的雄汉盛唐奠定了政治基础，汉唐的发达为宋奠定了科学技术的基础。公元751年，中国同阿拉伯的穆斯林在塔拉斯河大会战，唐朝的残败使中国再也没有回归强大，相反，败军们给阿拉伯人、西方人带去了技术，接着四大发明在那里石破惊天。盛极而衰，物极必反，这是东方文化的内涵哲理。同样，9.11事件将导致全球的势力均衡出现重大变化，有人认为美国会更强大，笔者认为美国的强大象征将从此在世人心目中消失。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愿意看到一个以美国为主宰的单极世界秩序，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愿意看到一个傲慢的、霸道的、为富不仁的美国。世界各国所希望的美国，似乎应当是这样的：富而有仁，强而不霸，公正而有亲和力。民主和文明是一个普遍性法则，对美国来说，仅仅把它用于国内是不够的，还应把它运用于国际关系。
2.霸权兴衰的辩证分析
著名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曾写了一本轰动一时的书《大国的兴衰》，认为美国的力量不可避免地衰落了，书中写道：“当代社会所经历的困难是军费负担过于沉重，这些困难过去也曾困扰过菲力浦二世的西班牙，尼古拉二世的俄国和希特勒的德国”。作为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的思维逻辑是历史类比。美国的衰落与历史上循环出现的兴衰模式一样，其中必有一种一脉相承的内因在起作用。世界体系论者沃勒斯坦指出，帝国的过度扩张是一种有规律的现象。一个崛起的强国扩充其军力以保卫日益广泛的经济利益，寻求扩大领土的控制权并扩展对国际经济的控制，最后它所付出的成本超过了从其掌握的资源中的获利，进而削弱了它的实力，沦于衰落。其实这种现象在企业中也表现为过度的扩张，其成本超过了扩张过程中所获得的利益，企业则难以支撑而溃落。还有一些学者断言，美国的衰落源于政治的因素，那就是美国的权势阶层和政治利益集团已形成气候，其政治影响往往是负值，它们一味追求财富的再分配，而不再关心增长。在这些集团的影响下，国内消费大大超过了投资和生产；对外领导作用的负担特别是军费负担加大，技术创新的利益正转移到其他国家。不管承认与否，美国面临着历史上帝国最终都面临过的困境。历史上，大国往往在其经济无法承受其负担时，会作出许多影响历史进程的反应，具有创造意义的变革也会随之发生。这种“衰落的逻辑”会在多大程度上进一步损害美国，将取决于它将来的经济增长率和奉行何种政策，取决于它的物质制度和精神制度会不会继续有效。总之，将取决于它新的“治理国家的艺术”。曾在里根政府供职的亨利·R·诺认为：“美国未来的主要问题并不是它的力量是否已经衰落，而是它在国际社会中追求什么样的目的和它打算奉行何种经济政策”。这一断言不仅旨在转变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悲观的思维方式”，更在于它提示了另一种霸权形式，因而更值得人们注意。西方学术界对“衰落的逻辑”的反对尚不止于此。1989年，苏联瓦解后，美国兰德公司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提出了另一种轰动一时的“逻辑”即“历史终结论”。福山对苏联的崩溃额手称庆，断言西方的自由民主已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今后西方文化将要单独谱写历史篇章了，西方价值和制度的胜利标志着“历史的终结”。这种黑格尔式的历史法则又颇有些尼采味道的论点，虽然在气势上使充满没落气氛的西方社会感受到一点刺激，但仍不免流露出解释这种深刻历史剧变的浅薄。福山抱持黑格尔的历史演进的单一法则，认为再也看不到某种意识形态可以挑战西方的自由民主，却不知道西方的自由民主正经受自身的挑战。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认为，简单地断言美国力量的衰落是缺乏根据的，而使用历史类比法来论证这种衰落更是不足凭信。他指出：“早在公元前154年，即一般人认为罗马帝国灭亡前的6个世纪，人们就听说过有关罗马衰落的预言了。在罗马衰落的主要年份里，即从公元300年至450年，罗马经济一直是健康的”。约瑟夫·奈是国际关系专家，对历史学家视为法宝的历史类比法就不以为然。著名政治学家享廷顿的观点较为持中，他认为美国现在是唯一可以被称为超级大国的国家，但其经济力量已相对下降，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论证美国是否已衰落，而在于美国应清楚地看到冷战后国际关系体系的变化、力量分布的变化及大国关系性质的变化，及时调整美国战略以应对危险四伏的世界。
在世界政治中，衰落是个十分复杂的概念。它可能是绝对的，即是对自身的衡量结果；也可能是相对的，它是与外部力量比较的结果。一个国家的衰落，既可能是其外部力量不断强大导致的，也可能是其自身不断腐败造成的。中国的清王朝从盛极一时到衰败，更多的原因是自身的腐朽。按照历史学家沃波尔的看法，英国“从一个强大的帝国衰弱成一个像丹麦或撒丁那样无足轻重的小国”，是因为外部力量特别是美国的崛起和殖民地民族主义兴起造成的。但是不管怎么说，衰落总是相对于别国优势地位的丧失。“衰落现象”往往会造成国际秩序的变化，进而导致新秩序的产生。它一般而言是“无序—-有序—-无序”辩证循环的先决条件。然而，判断一个国家的“衰落”与认定一个国家的“崛起”一样是相当复杂的。除了衡量“衰落”、“崛起”的各种指标以外，这两个概念还包含着“相关的心理预期”，这种预期往往造成负面的结果。
在西方学术界，有几种流行理论正被用来解释这种历史现象。霸权周期理论：这一理论是莫德尔斯基提出的，认为历史上一场大的全球战争开始一个长周期即霸权周期。经过战争，一个国家取得霸权并利用战后的和平协议使其获得的优势合法化。新产生的霸权国家提供安全和国防秩序，而当这个国家失去了权力优势的合法性的时候，就导致了另一场全球战争，战争中产生一个新霸权者。霸权转移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兴衰无常，循环不已，但霸权的转移会导致不稳定和危险。所以，这种理论真正关心的是霸权下的稳定。一些学者认为，经济力量是霸权控制的源泉，经济霸权就是在原材料、资本、市场、生产上占据优势。另一些学者认为，霸权就是一国有能力为全球经济建立规则的秩序安排。历史上：“英国统治下的和平”和“美国统治下的和平”就是这样的时期，即英国和美国分别在19世纪和20世纪强大到足以创造和加强自由国际经济秩序和规则。
约瑟夫·奈认为，历史学家们习惯于使用僵化的“历史类比法”，而经济学家则目光短浅地盯着几个数目字。在21世纪，“行为上和无形的”权力资源对美国发挥领导作用是至关重要的。“行为上”的权力显然是指军事力量，而“无形的”权力是指“软权力”即价值观的力量。从过去500年历史看，不同的权力资源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有人认为，思想力、感召力、信仰力能够使权力增值。因此，美国的权力资源并未像经济权力论者说的那样将流失殆尽。美国仍有能力制订一个全球价值日程。当今，产生世界大国的种种条件已在变化，历史上循环往复争夺霸权的冲突以及随之而来的世界大战也许不会再次出现了。美国所拥有的传统实力资源在目前仍是举世无双的，美国还拥有意识形态和体制方面的资源在国际相互依赖的新领域继续保持其领导地位。可以看出美国正在寻找在信息经济和国际相互依赖的时代，继续维护美国霸权的新形式。
分析了解近些年美国学术界流行的几种理论。从中可以发现，不管是支持“衰落论”还是不支持“衰落论”的，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对美国霸业的忧虑。衰落与崛起是相对的，是比较而言的。但是衰落与崛起的事实对国家政策有着重要的影响，政策选择反过来又直接影响国家实力。
经过40多年的冷战，西方瓦解了苏联。当然，苏联自己的政策也是其瓦解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西方为了瓦解苏联也付出了代价。苏联垮了，东欧、华约也相继垮了。然而，历史并未终结。作为原苏联最重要和最大组成部分的俄罗斯仍旧是一个不确定因素，它依然拥有无穷的潜力。俄罗斯的生存空间达1710万平方公里，它的面积大约比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领土总和大一半。俄罗斯有1.5亿人口，几乎是英国、法国和意大利人口的总和。俄罗斯民族构成单一，82%以上是俄罗斯人，劳动力资源为8700万人，其中70%的人口受过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俄罗斯拥有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各种自然资源。此外，俄罗斯拥有大量的科学和创新潜力，科学家人数超过100万，它拥有的庞大军事工业体系及居世界第二位的军事力量和战略核力量仍然令世界刮目。
进入80年代，中国开始进行社会经济体制的改革与重建，经济和社会恢复了增长与活力。中国的经济增长和体制变革是相互关联、彼此促进的过程。一方面，中国已对明显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社会体制进行了坚定的变革和制度创新，另一方面逐步冲破自我满足的思想文化体系，摆脱了冷战意识形态思维，为适应体制转型的文化创新准备了条件。中国十多年来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和实力的增强令西方忧心。主张“围堵中国”的理论成为报章杂志的抢手货。许多现实主义战略家则主张西方应加速促进中国“融入国际社会”，尽量使中国成为“全球强国”而不是“全球问题”。新自由主义战略家如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等则看到美国“实力霸权”大势已去，转而暗示政府注意掌控国际经济秩序的新规则，以控制国际经济的“规则枢扭”，促进合作，重建优势，再塑霸权。21世纪已经来临，中国正在进行社会转型而国际环境相对严峻的历史时期，应该选择怎样的国际战略？
按照霸权的周期理论和转移理论，在相当一段时期，美国仍具有绝对的优势，但不断的霸权扩张将使美国树敌过多并不断受到对抗；另一方面中国的强大是必然的，中国一旦强大，美国的许多优势将不断消失，霸权的衰落将是无疑的。布什总统为了改变父子的龌龊形象，采取的强硬外交给美国带来了沉重灾难，但普京总统的干练率直却使俄罗斯在国际事务中开始重新树起大国形象。我们理解中国领导人多年来采取积极的、和平的外交政策，埋头发展经济。中国正在强大起来，从此以后，中国需要在国际事务中不断树立强大的形象，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需要赋予新内涵。
2.欧盟都为‘盟’吗？
风水轮着转，如果说，在第一个千年里，东方这块黄土地上曾经孕育过古老的华夏农业文明，那么，第二个千年中后期却在欧洲诞生了近代的工业文明，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曾是世界上最发达、最强大的国家，公元8世纪，唐朝的残败给阿拉伯人、西方人带去了技术，四大发明催生了工业文明，这个过程在古代的繁衍发展需要很长的周期。按说德意志的日尔曼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之一，由于法英的长期奴役使得他们久久不能抬起头来，战争恶魔引爆的战争使得民众遭受了沉重的灾难，但又催生了现代文明，这并不是说人类的进步就要不停的发动战争。人类已经进入了相对和平的时期，由于欧洲各国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利益的差异性，不可能也不会有美国的扩张力，因此美国与他们之间保持一种互盟的关系。总体上他们也愿意与中国保持一种这样的关系，我们赞同中国政府对他们的外交政策，以期在适当的时候，偶尔制约一下美国的疯狂扩张。但是有一个建议，那就是从战略上要赶超美国，必须寻求一种相互的融合，最好的办法是尽力向这些地区输送中国留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