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发展历程同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历程一样，都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人类社会也只不过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不管哪一个民族，其发展必须要遵循自然界的发展规律。我们说人定胜天是指充分了解和利用自然规律，从而最大限度地把握自己的命运。人类制定的法律和道德不可能高于自然法则，所谓适者生存。一个民族的兴衰灭亡和一个物种的兴衰灭亡并无不同，法律和道德并不能保证一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在自然界的生存斗争中不存在合法与不合法、正义与非正义的问题。
对于中国为什么会发展成今天这个样子？我们常说中国国情，这国情是怎么来的呢？从中国的地理环境说起。上天过于眷顾中国人，赐予了这块非常之好的土地。西北是高原山脉、东南是海洋，有难以逾越自然屏障，中华文明的孕育处于相对安全的环境。更为重要的是，这里地大物博、土地肥沃，气候又好，要什么有什么。只要勤劳，基本生存不成问题。“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在中国是常识。在这样的土壤里滋长的文明就是中国的国情。在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过程中，形成了两种思维模式：一是中国即世界，中国是世界中心的思维得到确立。二是中国人从百家争鸣的学术界中选择了独尊儒术。儒术不是那一个统治者强加给中国人的，是国情的最终选择。中国人认为统一了中国就是统一了世界，就世界大同了，中国之外都是化外之民，是夷蛮，无须理会。这就是中国的孤立主义，也是日后长期闭关锁国的理论根据。另一方面影响更为深远，直到现在，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儒释道价值体系仍然是大多数中国人的行为准则。那么，表述为“仁义”、“中庸”、“忠恕”的儒术到底是些什么东西？中国人到底为什么选择了“崇古守旧”的儒术？
在中国人尊崇的文化里，禁止竞争原则。所谓禁止竞争原则就是禁止任何形式的竞争行为，包括战争、掠夺、诉讼、经商、甚至人口流动等等，并鼓吹无原则地保护弱者。因此中国人一直以“锄强扶弱”等行为为荣。自然法则是留优汰劣，而这一原则直接的结果就是留劣汰优，并由此衍生出“明哲保身”、“枪打出头鸟”、“不患贫而患不均”的哲学等。因而强者很难在中国生存，就算偶尔能活下来也会冠以“暴君”、“枭雄”的恶名，绝不会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如果利益冲突要发动战争，还要出师有名，挂上“仁义”的牌子才能出手。中国人为什么要选择这种违反自然规律的道德标准呢？答案很简单：既然中国人一开始得到的东西就是最好的，就没有必要去改变。祖宗之法不可变。中国人需要的只是维持现状的秩序，禁止竞争原则体现的就是这种秩序。从而，既然中国不存在“生存空间”的问题，既然无需为生存而奋斗，那麽精力都用在了什么地方呢？都用在审美方面了，诗词歌赋、琴棋书画、雕刻、刺绣、礼仪、建筑、以及其它文学创作等等。这些东西成了中国高度文明的象征，也是现在唯一拿得出手的东西。人们常说的“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劳动人民的勤劳智慧结晶”就是指这些东西。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连饮食也成了文化，发展到了近乎变态的程度。
再者就是道德挂帅原则。这一原则就是制定一套高不可攀的、无人做得到的道德标准，说这是圣人定的，然后叫大家按标准执行，反正向圣人靠拢准没错。而且评判一个人的价值就用这一套，至于这个人的实际贡献和能力只能作为参考。中国人选择这一原则的原因和为什么选择第一条原则一样，如果先考虑贡献和能力，就很容易引发竞争行为，对现有的秩序造成冲击。如果将道德标准定得太低，人人都能做得到，那就没法评判一个人价值的高低了。这一原则对中国的发展历程造成很大影响，主要有两点：首先，中国人变得虚伪，在公共场合一般都不说实话，并养成了搞形式主义的恶习。因为标准太高，根本无法执行，那就只能在别人面前做门面工夫。这一点至今还是有过而无不及。其次，中国人变得不切实际，并养成了自虐的习惯。既然是道德挂帅，当然是人人追求德高望重，人人都要以德服人，一技之长的只能算是下等人了。譬如说，在一个企业里，有两个人的工作成绩都差不多，但其中一个人经常抱病加班，直到不支吐血给送进医院，毫无疑问，受到肯定的就是这个人，因为他“表现好”。根本没有人意识到是不是他的工作能力有问题。这就是自虐意识，不管绩效如何，也不管有没有必要，废寝忘食总没错。
还有就是血统原则。这个原则容易理解，就是“君权”、“父权”、“宗亲”等。这一原则主要应用在生产关系方面。生产关系就是生产资料归谁所有、产品如何分配、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等问题。这些关系都由宗族等血统关系来决定。虽然可以通过农民战争等手段改朝换代，但是由血统来决定生产关系的原则不能改变。中国人认同这一原则的原因和前面说的一样：“国情”！直到现在，我们也可以看到血统原则在现实生活中各个层面的应用：“关系网”、“人情网”、以及等级森严人际关系等。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也会反作用于生产力，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常识。只要以这种“国情”为根基的文化仍然主宰着中国人的价值体系，生产关系的实质就不会改变，就会长期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大多数中国人仍会拒绝竞争，厌恶竞争。看看现在大多数中国人对“下岗”和“入世”的看法，就会明白为什么中国人会如此抗拒引入竞争机制，就会明白为什么国企改革这么难。
中国之所以曾经强盛，是因为中国有优越的地理环境和圆如太极的文化；中国之所以落后，同样是因为相对封闭而又十分富裕的地理环境和它滋长了封闭保守的文化基因，从而令中国人的精神日渐堕落、麻木不仁，最后沦为“东亚病夫”，被其他文明抛到后面。
“国情”是先天的，但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是后天的东西，是可以改变的。中国人经常说自己爱好和平，难道其他人不爱好和平吗？只是大家追求和平的方式不一样：中国搞以德服人，美国搞以暴易暴！我们必须建立更为残酷的淘汰机制，游戏规则就是必须保证能活下来的人是最强的人！要重塑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重新确定价值标准；要真正尊重客观规律，要树立竞争精神；要权利首先要承担责任！在竞争中要有信心。不能让“永不称霸”成为无力称霸的借口。论英雄只能以成败为标准！每一个中国人心中都必须有一个信念：中国要重执世界的牛耳！中国人精神上、意识上要能够恢复健康，只要能真正解放思想，现在困扰中国的问题就统统不会是问题。什么姓“资”姓“社”，搞经济还是搞军事，科技为先还是教育为先、外交路线怎么走等等问题都是纯粹的技术问题，目的就是让中国在最短的时间内强大起来。其时，中国这条东方巨龙才算是真正苏醒！到那时，将没有任何力量能阻碍中华民族的复兴，更加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祖国的统一！再也不必用万里长城和四大发明来证明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将有更好的证明方法！
需要确立什么样的文化价值观？ 如何能改变落后的现状，药方也很多：科教兴国、发展经济、军事强国等等。我们不能只是停留在“洋务运动”的层面而不触及更深层的一些原因。比如政治、经济与民主；法治、道德与文化；科学、宗教与哲学等。
“假冒、伪劣、欺诈”之类消极现象的盛行，无不涉及理念、道德、价值取向等深层次的文化问题。转型中的中国，制度稀缺、法律稀缺、道德稀缺、信用稀缺、良心稀缺，每个人都可能心魔出现，谁有能力控制好这个魔鬼？无疑，中国社会需要重新塑造价值观、伦理观，不解决文化转型问题，经济社会转型就失去了基础和支撑——经济转型的文化价值。
1.中国需要‘诚实、创新’的民族精神
美国的文明可以作为西方文明的代表。西方文明起源于古希腊文明，而希腊的地理情况和东方文明代表中国的情况正好相反，那里地形狭窄复杂，缺乏资源，土地也较为贫瘠，而且气候寒冷，既不适合放牧也不适合耕作。为了生存，只能不断地进行战争、殖民、贸易。可以这么说，西方文明的发展史是一部扩张史，是一个不断拓展“生存空间”的过程。特洛伊之战、罗马帝国…、争夺欧洲海权、英国殖民统治、争夺新大陆、清洗印第安人、美国独立，这就是美国的过程。所谓美国，就是一群经过无数次淘汰仍能活下来的强者和一块比中国更辽阔、更肥沃的土地之间的完美结合！这就是美国的“国情”！正是这种国情令美国人具有崇尚竞争、喜欢冒险的优良品格，这种“美国精神”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最终造就了一个世界霸主。给人印象最深的是西方人的公平竞争意识，似乎有点残酷，但效果很好。现在科技进步，社会发展，竞争的形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无论怎么变，公平竞争的原则不变。美国人只会尊重比他们强大的民族。西方推崇强者，中国同情弱者。这是东西方文化的真正差异，差异不是在西方人用刀叉吃饭、中国人用筷子吃饭。搞清楚了这一点，就能弄明白美国为什么会比中国强大。但是请注意：美国不会永远强大下去，一个人长期处于优势状态就难免会头脑不清。9.11事件证明：忧患意识在美国的主流思想中消退，美国人会越来越自大，美国犯了一个令其致命的愚蠢错误。中国人只要能够抓住这个机会就能够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霸主。
前面我们讲了，‘道德’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本原，围绕着这个本原，引出了众多的学派，儒学中的儒术倍受世代的尊崇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数千年来，这个核心始终统御着中国人的行为，作为民族的‘灵魂’，有人说，这种文化古老完美，但它几千年来偏偏造就不出一个民族的进取精神、一个国家的法治秩序、一种文化的更新机制；相反，它在走向衰落的过程中，不断摧残自己的精华，杀死内部有生命力的因素，窒息民族一代又一代的精英。1919年的‘五四’运动，第一次以彻底的不妥协的精神，荡涤着那些旧的东西，西方的文化思想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但是这种激进的文化潮流，并没有冲洗掉政治上、经济上、和人格上的封建主义积淀。几十年来，时而沉渣泛起，时而一片冰封。民族要有灵魂，要为民族招魂，这个灵魂究竟是什么？
民族需要新的灵魂，也就是说，需要一种精神、文化，教育和宣传都要为之服务。这个新的灵魂究竟是什么？笔者认为，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中，核心是多元的，‘忠、孝、仁、义’等。在新的民族精神中，我们认为他应该是二元的，包含两点：一是诚实，它包含了诚信。这是人类有宗教以来就有的。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诚信也是道德的最基本的要求。正是由于人心有欲，才产生了服务于不同欲望的想法和做法，因而才有了聪明、智慧，愚昧、狡猾等。所谓‘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人类正是在背离道德的过程中得到发展，但最终还是要趋近于它。在现代社会中，市场经济就是信用经济，经济往来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讲究信用。‘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讲究信用，首先要诚实。社会越是发达越是如此。西方发达国家人与人交往的最基本点是诚实，大家不是看到就连总统克林顿也得在法官面前起誓吗！
另一方面是什么？需要探讨。笔者认为，美国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在美国人的文化价值观中，始终有竞争或创新的内涵。美国人的思想没有‘官本位’的成份，他们不喜欢沉默，追求个性，追求卓越。西方人敢于冒险、探险，吉尼斯大全中的有些东西，在中国人来看不可思议，实际上那是在培养一种敢为天下先的民族精神。那么，究竟另一方面是什么，竞争还是创新？笔者认为，由于传统文化根深蒂固，所以，在中国培养竞争精神，既可以产生出新的东西，又能连带出劣根。因此，笔者认为，中国的民族精神的另一方面应该是创新，不断创新，不断的推陈出新。这样讲不是有悖于竞争也不是统一于竞争。世界经济正在一体化，这一点应该与西方现在的价值观、人生观趋于一致。只有永远保持创新的冲动，才能生生不息。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已经加入WTO，尽管世界上有不少国家还反对经济一体化，尽管全球经济一体化还有相当长的路程，但这是人类不可逆转的趋势。如果每一个人都多一份诚信，世界将是一个和谐体；如果每一个人都多了一份猜疑，世界将充满纷争。宇宙间的真理只有一个，故而说‘天下无二道’。因而在同世界的融合中，我们必须着力塑造中华民族新的灵魂---‘诚实、创新’。
2.如何重塑民族新风
重塑民族新风，再造民族新的灵魂，就要重视教育和宣传，信念信条的确立需要很长时间，一旦确立她便深深渗透在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几百年甚至千年不‘变’。多少年来，中国教育在内容里深深渗透着落第文人的牢骚不满、宫廷里的残酷争斗等，这在很大程度起到了负面的效应，按照佛家和道家的观点，爱憎分明和嫉恶如仇都不是最高境界。人类已经进入高度文明的时代，在教育内容和方式上，应该以诚实和创新为核心内容，鞭笞那些有悖与此的东西，使人类世代都生活在诚信、诚实的气氛中。现在许多宣传媒体为了吸引读者，不惜挖空心思，大肆炒作那些低级无味的事情，极大的摧残着人类的精神世界，必须根除或杜绝这些东西。政府治理社会要学习西方好的方式方法。比如说，人类有一个共同的嗜好赌博，西方却把它改造成一种新颖的东西，‘赌城’的建立使人们感受到了另一种文明。宜疏不宜堵，这些东西本来在中国的古代治水中已经有了相当成功的经验，而现在的许多做法却不如古代人高明。要敢于为那些为民族、国家、人类作出杰出贡献的人们公认的科学家、专家树碑立传。
3.应该如何对待宗教？
中国落后的根源在哪里？国民劣根性在哪里？100多年来，中国的思想界和学术界对传统文化进行了不断的探讨。从‘中体西用’到‘全盘西化’，由‘批判继承’到‘创造性转化’，文化问题始终困扰着人们，以至于当人类进入21世纪高度发达的文明时代，我们还面临着众多原始巫术的挑战。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也推翻了国家唯一的宗教模式。无论怎样评价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信仰，从总体上说，中国古代社会的信仰是和它的相应的社会境况相辅相成的。中国封建社会的信仰对社会发展起到了良好的凝聚和牵导作用。然而，随着近代中国社会危机的出现，中国社会信仰出现了深刻的危机，因而爆发了“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是一场由政治、经济层面拓深到思想文化层面的信仰革命。“五四”运动是以民主和科学为其主旨的。“民主”包含着政治革命的要求，其内容是建立民主共和国。这一政体上的要求，实质在于确保已经取得的反封建成果，建立起能真正代表人民意志和人民利益的国家政权，让中国走向强盛之路。“科学”包含着经济革命的要求，其内容是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改变封建的农耕经济，让中国走上富裕之路。但作为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的先导和基础，“五四”所提倡的“民主与科学”，实质上是提出了新的思维原则、行为准则和行为规范。推而进之，“五四”提出了新的信仰。这新的信仰意味着，中国人似乎再也不能以儒家思想为思维和行为的唯一指归，再也不能事事以君主的利益为转移而屈从于一个高高在上的“天理”。这就是说，“五四”精神意味着从灵魂思想的深处，从信仰观的高度上改造我们的国民性。‘五四’运动冲击了封建文化的积淀,但人们忽视了信仰纽带对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的作用和意义，以及信仰纽带的解体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因而忽视了对宗教问题的认识和对宗教模式的改造。在没有新人文精神建立的情况下，冲击和摧毁只是一种假象，它会很快复苏，并且更加变本加利，更加落后和丑恶。事实上人们已经处在这样的社会中。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神权和皇权是连在一起的，当封建王朝被推翻后，客观上已经面临着神权瓦解后的宗教问题，当历史要求我们对宗教进行变革时，我们却噩然不知。对西方文明和对宗教作用的一知半解，以及旧文化的根深蒂固，是导致几十年后的个人崇拜、造神运动的深刻历史根源和社会的文化根源。
人类文化涵盖了宗教、艺术、科学、哲学等范围，宗教作为人类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居于人类文明的重要位置，深刻的影响着几乎所有的文化领域。作为一种存在，自然有它存在的道理，只不过是我们一时尚不明白罢了。
从世界史来看，没有一个民族，没有宗教信仰；从古代到现在，也没有一个时代，没有宗教。如果宗教没有与人类生活密切的关系，宗教决不会如此普遍而悠久的。宗教在人类社会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宗教与人类的正常生活是不可分离的。宗教是人类的文明根源，是人类智慧的产物。人类由于知识的开发增长，从低级而进向高级；宗教也就发展起来，从低级而不圆满的，渐达高尚圆满的地步。这种从浅而深，由低级而高级，与一般文化及政治的进展，都表示着平行的关系。如政治，从酋长制的部落时代，到君主制的帝国时代，再进到民主制的共和时代。宗教也是从多神的宗教，进步为一神的宗教，再进展为无神的宗教。不要听到宗教就以为是迷信。西方人把宗教当成一种信仰，以此来约束自己，中国人把宗教当成迷信，以此来腐蚀自己，这是东西方宗教的根本差别。
在中国，存在许多宗教形式，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以崇奉‘道’为人格化宇宙神灵的宗教形式。它以有为神学的观点理解老子的‘道德经’。兼容内修、外练、丹药、数术及民间多神论为一身，形成了既有主从关系，又有方术的宗教神学体系。道家是哲学派系，道教是宗教，佛家是哲学派系，佛教是宗教，两者有实质的区别。道教由于人们对宇宙的变化以及人的生命现象所产生的原因不知其所以然所导致的迷茫宇宙观。以此观念而教化人，玄而又玄，所起的作用则是导致信徒的迷信，从而形成种种崇拜鬼神的迷信活动。中国人的迷信活动导源于此。由于道家以《道德经》的理论为指导宗旨，而道教以《道德经》为最高经典，因而道教中也有不少精华。在科学尚未能揭示宇宙的奥秘时，人类存在迷茫的心理是必然的。所以不仅中国，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里都存在不同的宗教形式，各种宗教都以自己的宇宙观解释宇宙即生命。在此意义上，宗教又是科学的启导者，启导人们以科学的手段去宇宙及生命的奥秘本质。极端的唯心主义和极端的唯物主义，必然导致宗教迷信与科学迷信，无论是宗教迷信还是科学迷信，任何一个偏激的迷信都不能真正揭示宇宙及生命的本质。我们要反对宗教的迷信，也要反对科学的迷信。就人类的发展史来说，宗教与科学的并存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是必然的。正是二者的并存，才促使人类从精神和物质的两个侧面去认识世界。
总的来讲，宗教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是人们自己所塑造的一种精神寄托，这是由于人们都不明了什么才是真理，致使精神无所依托而形成的畸形寄托。由于道教是一种不知其所以然的迷信世界观，道教文化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凡信教的信徒都有一种盲从心理，并且这种盲从心理也容易被利用，形成盲目的群体运动，产生巨大的摧毁力，如中国历史上的许多次农民造反运动，都是利用了宗教迷信的盲从心理。这种盲从的摧毁力既可以摧毁旧事物，也可以摧毁新生的事物。
市场经济就是信用经济，诚信的建立要和宗教连在一起，这一点很多人不会理解，甚至会有疑问，这是对宗教排斥的结果。搞市场经济，建立诚信，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宗教，改造和利用宗教。
传说?寓言 故事
上山和下山的人
上山的人和下山的人在同一条石板小道上，上山的和下山的擦肩而过。上山的虽汗流浃背，但却兴致勃勃，并主动地和下山的打招呼：山上好玩吗？，下山的疲惫不堪，连连摇头：一座破庙，几尊菩萨，没意思。上山的不以为然：噢，是吗？上去看看再说。说完擦一把汗，继续向上攀登。过了一段时间，这拨上山的下来了，又碰上兴致勃勃向上爬的人。“ 山上好玩吗？”“一座破庙，几尊菩萨，没意思。”但上山的仍不以为然：“噢，是吗？上去看看再说。”这就是我们的世界，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在各种各样的“山”上，不断地有人上去，也不断地有人下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上山的和下山的，就这样络绎不绝，接连不断。
“有意思”还是“没意思”，不在于看到了什么，得到了什么，而在于追求过什么，征服过什么。因为快乐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结果。所以，认准的山，就无论如何都要爬上去，不管路有多么险，也不管别人怎么说。
卖包子的和卖被子的
小时候听过一个故事，讲的是寒冷的冬天，一个卖包子的人和一个卖被子的人同到一座破庙中躲避风雪。天晚了，卖包子的很冷，卖被子的很饿，但他们都相信对方会有求于自己，所以谁也不先开口。
过了一会儿，卖包子的说：“吃一个包子”，卖被子的说：“盖上条被子”。又过了一会儿，卖包子的又说：“再吃个包子”，卖被子的也说：“再盖上条被子”。就这样，卖包子的一个一个吃包子，卖被子的一条一条盖被子，谁也不愿向对方求助。到最后，卖包子的冻死了，卖被子的饿死了。
‘三才’宝袋
一个古老的故事：在比上古还古老的时代，人类的先祖曾经拾到一个宝袋，宝袋被许多层包皮紧紧的包裹着，据说它里面包着天地人‘三才’之秘诀，谁能打开此宝袋，谁就能得到‘三才’形成和存在的秘诀。于是，先祖尽了最大努力去一层层剥离宝袋的包皮，越剥越接近中心，也越来越感到里面的动静，终于就要剥到中心了，再剥一层中心就要被打开，秘诀就会出现。突然，先祖感到一阵极度恐慌和眩晕，似乎灵魂就要离体而去。他强自挣扎着看了看将要打开的宝袋内层，只见上面写着：宝袋的层层包皮就是你生命的保护层，宝袋中央的空虚，就是你的生命，当你将所有的包皮都揭穿后，你的生命将失去保护而烟消雾散。难怪先祖在将要打开这最后的一两层包皮时六神无主而恐慌。据说先祖又费了几倍于剥皮时的气力重新包好包皮，使其恢复原有的混朴状态。然而又过了些年代，人的好奇心又萌动了，又开始试图一步一步的去一层一层打开宝袋，这种探密的事正在一代一代接下去。
禅宗五祖传法
慧能在成为禅宗六祖之前，从岭南来到冯茂山拜禅宗五祖宏忍为师。五祖问慧能从那里来，想求什么。慧能说从岭南来，普通百姓，想求法成佛。五祖斥慧能是岭南人，又是ke獠种，怎妄想成佛！慧能道：人虽有南北之分，佛性却没有南北之别；ke獠的地位虽然与祖师不同，但佛性又有什么差别呢！五祖不语，派慧能去做杂务。
一天，五祖忽然把弟子们召集起来说，世俗之人把生老病死看的很重，只知道寻求福德果报的路，不知道如何寻求脱离生死的苦海，如果迷失了自己的佛性，福德果报之门怎么能拯救你们呢？你们统统回到自己的房间，去体会自己本性中般若的智慧，有智慧的就写一首诗来，如果发现谁有佛性就传谁为禅宗六祖。
弟子们回到自己的房间，都认为神秀聪慧，德高望重，又是我们的教师，祖师必然传承与他，只要神秀继承了佛法，我们自然可以依靠于他，没有必要去写什么诗歌。神秀心想，大家碍于我是教授不愿进呈诗歌，我于此法得到佛法虽好，但以此谋取一代祖师的地位是以凡愚之心去夺取圣位并不好。如果不晋呈诗歌五祖又无法知道我心中的佛性，就不能得到佛法，神秀心中为难。
夜半三更，神秀来到平时众僧供奉菩萨的南面房廊下，在墙壁上悄悄题写了向五祖进呈的诗歌，盼望得到佛法。神秀想，如果五祖看了诗并来寻我，我便应承。如果五祖认为不好，便说明我前世的事情没做好，种下的因缘使我得不到佛法，求法之心可以自行熄灭。神秀写的诗是：
身是菩提树，心象明镜台，不断去擦洗，切莫染尘埃！
第二天，众僧和五祖发现了神秀的诗，五祖让众僧们在诗前烧了香，让大家对这首诗都生诚敬之心，要求众僧天天念诵这首诗，并说如果按照这首诗去修行就不会堕落。
五祖随即把神秀叫到禅堂，问神秀是你作的诗吗？如果是就算你懂得了佛性，按此去修行就不会堕落，但要得到对佛最高真理的觉悟还不行。这只是到了佛的大门口，还必须跨进去，认识自己本来具有的德性。五祖让神秀回去再悟再写一首诗送来看一看。神秀回去后好多天怎么也写不出。一天，慧能听到一个僧人念了这首诗，慧能问了僧人，知道这首诗并没有真正懂得佛性。慧能让僧人领他来到南廊下面，因为慧能不识字，请人将自己作的诗题写在房廊墙壁上，向五祖呈上了自己所认识的本心。慧能随即作了两首诗。曰：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佛性很清净，何处有尘埃！
又曰：心是菩提树，身是明镜台，明镜本清净，何处染尘埃！
夜半三更，五祖把慧能叫到禅堂，向他讲述《金刚经》，慧能一听，马上领悟了《金刚经》的大意。就在这里五祖向慧能传授了佛法，并悄悄把禅宗的顿悟之法与衣钵传给了慧能。慧能成为禅宗第六代祖师。……
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和模式
按照辨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事物的发展要么是波浪式的，要么是螺旋式，不管那种形式，都不是简单的重复过程，而是一个不断向前发展或着不断提升的过程。
曾一时许多企业和机构都在搞CI标识，用简单的标识表示不同的内涵，其实准确的标识含着深深的哲理。笔者认为宇宙或着说自然界也有自己的CI，这就是一千多年前五代时期陈抟所发明的《太极先天之图》(最好是鸡蛋投影成的准平面椭圆形！)，我们称之为‘太极 模式’。那里面包含着许许多多的治世哲理。在那张图中的两条阴阳鱼轮廓分明、和谐，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阳互变，阴阳互补，生生不息，循环不已。
在现代经济社会中，从所有制结构上看，用现在的话讲，公中有私，私里有公，公私结合，公私互补，公私分明，公私的构成模式并不是一成不变，而是不停的循环变换。
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何在？人们共识：在于改革。国有经济的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有一段时间国有经济改革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于“有进有退”、“法人治理结构”和“员工持股”等若干方面。但有一个倾向是有些思路仍未脱出旧体制的框架。从改革与发展实践看，需要从基础理论和长远的制度性建设等方面对国有经济改革问题提出进一步的思考。
很多人以为，国有经济“有进有退”的主要含义是指在有些领域要重点发展国有企业，有些领域不再办国有企业，或者说不再办国有独资企业。这个理解可以说是很浅层次的。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中，“进”和“退”的主体是什么？是国有资本，是产权。“有进有退”是价值形态的退出与集中，在资本形态上，国有资产才能完成自身的不断重组和不断优化配置。搞好整个国有经济，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关键是要把死滞的或要素组合方式不合理的领域中的国有资本从不断折损的状态中解脱出来。
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要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推进国有资产的合理流动和重组，要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符合实际，但有所为有所不为并不是最高境界。‘天道’无极是最大的道理，无为才是绝对的真理。在中国由于传统文化根深蒂固，国有与私有的思想至今仍在不同程度的禁锢着人们。尽管许多地方的领导中不乏开明之士，他们‘不求所有，只求所在’，但是在推进产权制度改革的过程中，国有资产的流动与重组仍存在政策、法律的障碍和推进的阻力。
必须加快推进国有产权的改革，两年前，笔者在《什么在左右中国经济》一书中提出‘产权改革是必要的，但不是最重要的，关键在于国有企业产权管理和运作的科学化，即资本治理结构的科学化’。著名经济学家董辅Ren先生不赞成这个看法，董老认为：‘在同样的产权制度下，办企业办得怎样与管理的好坏有密切关系。不是说产权改革就是一切，可以代替管理，但产权改革对企业的管理有决定意义。同样一个企业家，在不同的产权制度中的作用是很不一样的’。两年过去了，实践使笔者对董老的话有了更进一步的感受，笔者虽然仍然认为产权制度不是最根本的，但对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重要性已经有了更深的感受。改革只能循序渐进，但是改革已经进行了这么多年，已经具备了突破的条件，目前的困境要求改革有所突破，很多人认为要在政治体制改革上有所突破，实际上这种突破必须是在经济基础上的突破，所谓量变到质变，中国必须加快国有经济产权制度的改革。马克思曾经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的原始积累是带血的，实际上那是社会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在转型时期，国有产权的改革是时代的必然要求，同样私有经济对国有经济的‘侵蚀’也是必然的，正如合作化对私有经济的‘掠夺’一样，那是一次革命性的，同样这也是一次‘革命’性的。我们必须在思想上、理论上和实际推进中加以突破。
经济理论、实践与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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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消费层级与层级消费中新网北京2002年1月19日消息：最新统计表明，2001年中国汽车销售量突破200万辆，年增幅高达13%，其中个人购买量超过一半，商品房销售量与往年相比，也增加了30%。 80年代初，中国城镇居民就已经告别了“老三件”的百元级消费水平，逐渐进入千元级消费的层面。最近，由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在北京、上海、广州对七百多位常住居民进行的调查表明，百分之四十九的受访者把可允许的家庭轿车价位调高至十万到二十万元人民币以内，百分之十一点四的受访居民可接受二十万元以及二十万元以上价位的轿车。按照国家有关部门的统计，中国2000年底人均住房面积20.4平方米。高收入国家、中高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中低收入国家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分别为45、30、20、18平方米。中国虽然人均住房面积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标准，但质量还比较差。居民的收入不断提高，汽车、住房的数量、质量在提高，消费者的消费水平正从千元级向万元十万元级迈进。几年前，笔者曾经提出了消费层级的数量概念，我们认为这是一个理论的创新，深刻理解这一点对宏观经济实践有重要意义。建国以来，中国的消费数量级经历了从元级十元级、百元级到千元级的变化，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经济没有顺利实现消费层级的升级，所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是一拱形的发展曲线。中国经济正在由千元级向万元级十万元级发展，这是一个具有高速和较长的发展阶段，规律决定了中国将会出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盛世’。人们消费除了开始由‘衣食用’向‘住行’升级，对衣食用的本身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当解决了‘行’的问题后，对住将会有再次需求和更高的要求。汽车工业的发展将会连带100多个行业的发展，将会影响和改变人们的生存环境和生存方式。从而产生新的更高的需求。经济结构的调整必须适应消费层级升级的变化规律，从消费层级中找出结构变化调整的规律，经济发展就可避免盲目性。过去政府、企业都很重视产品的开发，这确实很重要，有时候一种产品的开发成功可以创生出一个行业。现在我们提出一个概念叫‘产业设计’，据说这在西方早就有了，产业设计就是把一些零乱的产品通过某种方式组合起来，形成一个有机的产品机体，带动或着形成一个产业。特别是对于农业、农副产品加工，这对改革传统农业，提升经济层级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现在既需要技术创新，更需要产业创新，而产业创新需要产业设计。我们一再强调消费层级这一规律，是因为经济健康、持续、快速发展的关键在于认识、掌握、科学利用这一规律。如果我们承认有消费层级规律，就应该培养层级消费，一方面要不断增加收入水平，同时要培养不同的社会阶层。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研究项目“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 通过大量详实的调查数据，对当代中国社会阶层进行了分析，划分出了“十大阶层”：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经理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和城市无业、失业和半失业阶层。社会阶层结构是基本国情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府部门有针对性地进行经济、社会发展重大决策的依据。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逐步形成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组成的社会结构。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其中阶层的变化是中国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的最核心内容。这一变化包括：农业劳动者不断向其他社会阶层流动，农业劳动者阶层正在逐步缩小；商业服务业员工的数量有所上升，产业工人随着农村工业化有明显上升；社会中间阶层的扩张迅速，使得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由原先的金字塔型逐渐向橄榄型转变；掌握和运作经济资源的阶层正在兴起和壮大。 总的来看，目前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原来的阶层正在发生分化，新的阶层正在形成和壮大，更重要的是出现了一个不断扩大的社会中间层和企业家阶层。与发达国家相比，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的基本构成部分在中国已经具备。凡是现代化国家所具备的社会阶层，在中国都已经出现。今后，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在构成成分上不会有大的变化，可能变化的主要是各个阶层的规模，其中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经理阶层和私营企业主阶层会大大扩张。 中国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还仅仅是一个雏形，与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的理想状态及运行机制相比较还存在很大差距，这主要表现在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形态是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结构，而在目前，中国的农业劳动者阶层规模过大，社会中间层规模太小。同时，尽管各阶层的位序关系已经基本形成，但没有得到全社会的充分认可；与经济发展一样，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发育也存在明显的区域不均衡的现象，越是经济不发达的地区，社会阶层结构越是简单，这与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已经不相适应。当前消费者的消费水平正在从千元级向万元级迈进。在收入政策上要对不同的阶层采取相应的倾斜政策，培养不同的消费阶层。2． 投机和投资转折时期、转型阶段，有很多事情就是超常规的‘常规’，比如在商品生产的不发达阶段或者说是在‘短缺经济’的情况下，只要在产品生产上超一点‘常规’就会造出一个英雄来。在欠发达向发达的市场经济过渡的条件下，许多东西都变成了商品，资本市场的兴起使经济建设如虎添翼，造就着新一代的英雄。然而一些人又开始反起‘投机’来。这倒使我们想起了几十年前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割资本主义尾巴’、反‘投机倒把’。几乎每一种新的经济事物出现，市场都少不了萌动期的热烈，短时期内的大量投资，对于一个新兴市场的形成是功不可没的。然而，过度的“泡沫”也会带来经济混乱。证券市场的投机性曾是中国经济理论界十分关注的热点问题。 对于投机，中外学者有不同的看法,外国学者认为投机使“期望从价格变化中赚取利润的一种买卖活动”,而中国有些学者则认为投机是一种“牟取暴利的不正当行为”。我们认为投机不等于欺诈、投机是一种攻击性的经济行为。 证券市场从诞生之日起,其交易机制就决定了市场的本质是投资的、也是投机的。投资是证券市场赖以生存的基础,投机则是证券市场发展的润滑剂和“保险阀”。 投机对证券市场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作用，投机对证券市场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过度投机会使股市造成大起大落、剧裂震荡。 例如,1987年10月“黑色星期一”,美国道·琼斯指数一天内下跌23%,一周内累计跌幅达31%,市值损失10000亿美元,不少公司遭受严重损失。1994年底,墨西哥发生了震动全球的金融危机,一月之内,股市狂跌,比索贬值1/3以上。不仅导致墨西哥经济濒于瘫痪,而且影响整个美洲金融市场。国际金融领域爆发的金融风潮,引起了西方经济大国的金融危机,究其根源在于,在不切实际的高盈利预期和投资狂热的驱动下,股票、证券等虚拟资本过度膨胀,并成为人们投机的主要对象时,使现行价格与实际价值产生严重的背离,金融资产与物质财富生产完全脱节,从而表现出一种自我繁殖的虚假繁荣现象,或虚拟经济超常发展状态,如股价的急剧上升不能以企业效益的提高和基础环境的改善来解释等。这种虚假的繁荣是不能长期持续下去的,它总有一天要破灭。当股价涨或跌至一定程度、风险积聚到一定高度时,必将产生反方向的大幅度变动,使资产价格迅速回落,有时资产价值甚至低于实际价值。泡沫破灭对经济的破坏作用是巨大的,正如没有泡沫的啤酒不是啤酒一样，我们认为没有泡沫的经济也不是健康的经济。但过多的泡沫往往使经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难以恢复。而在泡沫产生、发展的过程中,过度投机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发展市场经济，留有适当投机空间本身没有错，错的是使投机空间可能无限制扩大的监管机制。对金融体制实施严格的监管措施是必须的，过分的投机活动必须得到抑制；如果你没有猎枪，篱笆又扎得不牢，狼就想法撕开你的篱笆，混入你的羊群。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一管就死，一放就活，市场经济的投机空间是不可避免的，给予足够的市场投机空间，经济建设就活棋一盘。注意：关键在于投机要适度。3． 流失与增殖国有企业是计划经济下国营企业“转化”而来，这一“转化”最本质的特征是企业经营者自主权不断“扩大”，以致最终在相当程度上已经脱离了产权主体监控。在20世纪80～90年，人们在讨论扩大国有企业经营自主权的时候，对于企业应否有处置所谓“闲置资产”的权利是有较大争议。问题的难点在于企业要进入市场竞争，没有资产的运作权是不能想像的，保证国有产权的利益不监控也是不行的。如果不给予企业这种权利，就等于不让企业参与市场竞争；如果给予企业这种权利，实际上近似于放弃对企业的产权监督。从产权监控的技术层面来考察，市场的瞬息万变与国有产权监控所需要的信息严重不对称，特别是在国有企业覆盖面极为广泛的情况下，国有产权通过行政主管部门的外部监控是不可能有效的。问题的本质在于国有产权是一种公权，这种公权的有效监控只有在公开化、透明化的条件下才能实现。这就表明要对国有产权实行有效监控，国有产权就应退出市场竞争，因为在对公开透明的要求与竞争的商业性要求之间没有第三种选择。从企业的实际运行来考察，缺少监控会使产权主体利益受损，它不仅仅表现在资产处置过程，而日常经营带来的损失更是难以估量。20多年来国有企业改革成功的案例不多，虽然影响成功的因素较多，但重要的是以公权性质的国有企业来模仿或模拟非公权企业的运行机制。国有企业的冗员问题不仅仅是裁员能够解决的，因为其运行机制既不能保证不再产生新的冗员，也不能通过自身的发展消化冗员。债务问题也是如此，通过资本市场筹资、债转股等方式可以解决企业某一时点的债务问题，但却不能保证避免新的债务危机。至于政企不分，除非国有产权退出或处于非控股地位，否则也解决不了。目前政府比较重视企业改制时可能造成的资产流失，有人认为在企业改制时，把国有资产无偿或变相无偿量化给个人是国有资产的流失，实际上许多企业的资产流失早在此前就不断在发生，这也是企业改制时政府与市场对企业资产的估价相距甚远的根本原因。现实越来越告诉我们，国有产权的退出是必然的，并且必须尽快进行，否则，国有资产闲置、贬值才是国有资产的最大流失流失，是社会财富的最大浪费。解决国有资产的流失，最好的办法是国有资本的进退，而解决退出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一方面要解决认识问题，另一方面需要改进现行财务制度和退出的政策障碍。现行财务会计通常遵循的计量基础是历史成本原则，即以交易时支付的成本作为资产计价的依据，且一般不予以变动。历史成本法可以正确反映企业固定资产形成过程中企业的实际投入，以便合理确定成本摊销方式，因而得到了广泛的使用。按照会计准则，使用历史原则必须以会计主体的“持续经营”假设为前提的，一旦企业濒临破产，允许不采用持续经营假设，而改用“停业清算”基础。但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亏损严重的中小国企，在“鼓励兼并，规范破产”原则的管制下，不能顺利退出。随之而来的企业进入介于“持续经营”和“停业清算”之间的非正常状态：在技术上已经破产，在业务上仍在经营。该会计主体无法确认自身前途，完全取决于对政策的等待和依赖。追究这一问题，需要全面考察“资产”的经济意义。会计上对资产的界定是它的实际投入资金，而在经济学看来，资产应当是物的有用性，是包含在实物形态中能够起到增值作用的那一部分，表现为经过市场评价后的真实价值量。两者的区别来自于不同的目的，分别是站在社会的角度和企业的角度，强调的分别是历史成本和净现值或市场价值。经济学上的资产有用性分通用与专用两种：资产专用性是指某些生产能力一经形成便只具有专门用途，除非遭受重大损失，其用途不能够改变。例如：企业的厂房、汽车、电力设备可以用作生产、生活等广泛用途，而生产线、专用设备只能为特定产品服务，在企业中一般是专用资产占主体。一旦该产品停止生产，企业无法用公开拍卖以外的其它手段收回对该资产的投资。历史上国有资产形成有着特殊的背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出现的经济过热，国企急于扩大生产规模，在政府支持下，凭借低成本调拨生产要素而形成过剩生产能力。在经济发生软着陆后，国企面临的是三重尴尬：一是资产专用性使这些经济闲置资源无法直接转向其它生产；其次，国企全行业生产能力过剩，使这些闲置资源无法在国有部门内部调剂；第三，国企受到 “退出障碍”管制，不能够广泛使用包括拍卖在内的各种手段向非国有部门转卖闲置资源。所以，面临亏损和前途不确定的条件下，为了追求“稳定”的政策目标，国企迫切需要短期资金解决燃眉之急，便会考虑改造专用设备用于其他目的生产。例如：企业要求下属各车间、各工段承包经营，相应的、原有的整条生产线拆分并改装成独立工作的机床，用于不同产品的生产。这些产品可以给承包者带来短期收入，给企业带来“管理费”收入及减轻工资负担，但同时意味着原有专用资产价值 “遭受重大损失”。 因为新形成的生产力大都用于技术含量较低的“短平快”产品，一般小于原有生产力的损失额，从宏观的角度上来说，是社会资源净损失。这相当于经济学成本中包含的机会成本部分：企业为了较小的现实收益，接受了较大的机会成本损失，即：收益小于机会成本。这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正常情况下不可能作出的选择。国企改革的状态不是一种稳定的经济状态，理论和原则的东西应当以多变的现实为转移，若僵化保守，则会成为实践的人为障碍。若“持续经营”和“理性人”假定不能成立时，一味强调历史成本原则，其后果将不利于改革的深化：1）相对于冒着“违法”的风险廉价出卖国有资产而言，这种操作虽然在会计角度上固定资产因讲计入“大修理费用”而获得增值，但实际上国有资产的真实价值已经合法的损失掉了。 2）为国有资产的合理流动埋下了隐患。国企的非理性状态不可能长期维持，最终结果将是清算、破产、并购等，因在国家缺少一个统一的转让市场可作为价格参考，依照企业会计信息单方面高估国有资产价值，超过同类生产资料真实价值的部分对方很难接受。另一方面，国家将依据这样的会计信息进行审计，将使得政策出现偏差。如企业“折价”出让资产招致“有意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政策风险，使得盘活国有资产存量的工作难以开展，这正是现在一些地方改革受挫的症结所在。从理论上讲，经济资源的价值取决于其收益率，但现实生活应用这样的准则牵涉到会计法、税法、国有资产管理等，由人为因素造成的资产使用价值变化不同于折旧，不是自然原因造成的资产帐面价值与价值背离，而是制度原因造成。按照自然法则，能量既不会凭空消失，也不会凭空产生，只能从一种形式转化成另一种形式。现实中产权的所有制的形式可以不断转换，只要能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中国已经加入WTO，我们已无后路可走，必须以前所未有的勇气，改革国有产权，实现产权的私有化、股份化、多元化。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不同的所有形式，而在于资产能否为社会增加财富，能否创造出更多的剩余价值。4． 规模经济与经济规模规模经济不等于经济规模。曾一时，不少人将经济规模简单地等同于规模经济，在实践中热衷于组建甚至拼凑一些大企业集团，以为这样就能使中国企业傲然屹立于世界经济之林。这种认识和做法非常幼稚。不顾客观条件盲目求大，这样只会浪费我们有限的经济资源，给经济建设带来危害。当然，追求适度经济规模始终是企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特别是生产社会化程度比较高的一些行业，客观上存在着最小经济规模的要求。事实上，无论是何种发展方式，最终都要形成“经济规模”，分歧只是通过什么方式、什么途径去实现“规模经济”。见仁见智，实际确实存在着两种不同模式。一是逐步投入，滚动发展；另一种是一次性投入的“规模经济”建设方式。“经济规模”确实具有成本优势，但是它却要受到一系列条件的制约，首当其冲的就是市场规模。如果市场规模达不到，就是说一次性投入所形成的规模生产能力，得不到充分发挥，那么投入的资金就会沉淀下来，变成了“沉没资本”。这时候，一次性投入不仅不能降低成本，反而会增大成本。盛2升水的杯子所花的材料不会是盛1升水杯子的2倍，杯子容积越大，单位盛水所花的材料成本肯定越小，但是用盛2升水的杯子去盛1升水，必然大大提高成本，也是一种浪费。如同“规模经济”有缺陷、受制约一样，滚动发展也有它的先天不足，一旦经济规模形成，逐次投入的利弊就会相对于一次性投入显现出来。因此，只能从中国的资金、市场的实际出发，“两害相权取其轻”。请记住：并不是所有的幼苗都需要和都能长成参天大树，我们需要需要巨轮，但是更需要海轮和帆板。我们要有企业‘航空母舰’和舰队，但需要更多的是中小企业。5． 多元化经营与经营多元化大企业要实现可持续成长就必然走向多元化经营，这一观点在欧美日等国企业已经得到基本证明。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多元化经营不仅是企业共同的成长战略，而且多元化经营的方向、途径以及多元化战略与经营业绩之间的关系，也呈现相同的特征。因此，国际上有关这一课题领域的研究，已经超越了要不要多元化的层次，而是到了如何多元化，怎样的多元化才最有效的阶段。多元化的一个弊端就是使企业博而不专，很难集中精力创造出过硬的产品。企业开展多元化经营，其成功最为关键的是以核心能力为基础强化主业或核心产业。实践证明，一个企业无论是搞专业化也好，多元化也好，这都涉及企业发展战略问题，而本质的内涵，则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问题。今日，核心竞争力之所以受到企业重视，是因为核心竞争力已经成为企业竞争的基本战略。核心竞争力是企业的重要资源，是企业的心脏。从国外的一些企业发展趋势看，一般核心产品要保持在全国销售收入的60%以上。多元化经营正反两方面的实例都充分说明：要想在激烈竞争的市场经济中站稳脚跟，不能不处理好主业与多元化经营之间的关系。所以，企业开展多元化经营，首先必须尽可能地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在主业方面寻求最大发展，不断提高产品市场份额，获取最大利益，力争扩大规模，并进行深度开发，以求长期稳定的发展。其次，在搞好主业或核心产业的基础上，有余力可以开拓新的经营领域，开展多元化经营。多元化的最佳时机应是企业主业做大并形成超群的核心能力之后。企业实施多元化经营有一个方式和时机把握的问题，这才是问题的核心，只有亲身经历的人才有切身的感受。企业必须根据外部市场的发展机会和内部条件的成熟度选择最佳的进入时机，时机不当或方式不当会导致多元化经营的惨败。追踪一个个陨落的明星企业，很多人都认为是盲目扩张、多元化的结果，实际上不如说是管理上的失误。国内外跨行业经营取得成功的案例有的是，他们为何能取得成功，除了企业资源剩余之外，管理的有效性应是最为关键的。6． 竞争与垄断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小农经济、私有制并没有使中国发展。一种体制、一种文化，一旦形成固定的模式，就有了自身的运行方式，有它稳定的一面，也有它消极的一面，消极的一面就是它将失去活力。共产党赢得天下，公有制、计划经济几十年中国经济曾得到了快速发展，但固化了的模式缺乏竞争机制，又使人们感到必须改变它。从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市场经济、再从有计划的市场经济到市场经济，人们经历了不同的阶段、不同的认识，人们终于认识到竞争才能使经济、才能使这个世界充满活力。然而，当人们感受竞争的时候，又感到了竞争的残酷，所以有些人又开始留恋稳定、自由自在、无忧无虑。那么，我们究竟如何看待竞争、垄断呢？市场没有竞争，企业就无活力，行业就没有效率。激烈的市场竞争会毁掉一些竞争者，也给一些人带来灾难。在价格战中，由于竞争企业间不断杀下对方的价格，使价格水平急剧下降，使消费者短期内得到一些好处，但给企业经营上带来困难。经济理论中有一种属于基本概念的定价方法叫边际分析。其原理很简单：为获得最大利润，应按照边际成本等于或略低于边际收入的产品数量进行生产，并以这个公式计算出价格进行销售。道理很明显，如果边际收入（增加一个单位产品销售所增加的收入）大于生产这一单位产品所增加的边际成本，则有利润，企业应该生产这一单位产品；当增加一单位产品所带来的边际收入小于生产这一单位产品的边际成本时，企业在这一单位产品上要蒙受损失，所以不应该生产这一单位产品。企业还可以把竞争者的价格当作自己定价的根据。在存在许多经营类似产品的情况下，各个销售者必须使用同样的价格。如果价格比其他人高，就会在竞争中遭受损失；反之，如果价格低于其他人，则必须增加销售量从而补偿较低的利润率。倘若降低价格，竞争对手则不得不随之也降低自己的价格，这样就失去了降价以后的价格优势，因此，只有同时具备成本优势，企业才能希望使竞争者的价格不会降至与自己的同样水平！在与竞争产品有差异的情况下，他的价格可高于或低于现行水准或竞争价格的平均数，究竟选择哪种策略，要看销售者的定价目标。高于竞争水平的价格可能会增加产品的价值形象；低于竞争水平的价格可以突出产品的廉价形象。市场是如何走向繁荣，又如何走向衰败，影响繁荣与衰败的因素很多，但“势力与力量的比例”却永远是其中决定性的因素。什么是势力？什么是力量？这是两个泾渭分明而又很模糊的概念，也许势力在没有做大之前曾经是一种力量，也许力量在做大之后就变成了一种势力，所谓‘势入破竹’。从而大到一个市场，小到一个企业要想持续经营，永葆活力，就要求在它的内部必须有一种机制，限制势力的形成，鼓励力量的滋生，也就是说一个繁荣的市场必然是开放的，必然总有空间留给新的力量去成长。这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太难。因为势力一旦形成它就会本能地扼杀力量，通过各种手段去垄断利益，在这个过程中可能所有增长的可能性也被扼杀，最终让整个系统在不知不觉中失去生命力。……从经济学上说，垄断是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泛称。它包括独家垄断、寡头垄断和垄断竞争。在竞争的市场环境中，独家垄断发生的概率极低，寡头垄断和垄断竞争一般是企业通过专利权或长期竞争自然形成的一种市场力量。通过正当竞争实现的市场瓜分，在某种程度上有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积极作用，反而可能受到消费者的欢迎。就像在目前市场上少数著名品牌有市场集中的倾向，消费者似乎对此乐于接受。中国过去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企业不存在竞争。基础设施领域及大众服务产业在国家的大力扶持和巨额投入的滋养下得到迅速成长，并且主要是由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投资的企业、机构垄断经营着。铁路运输、通信、电力、煤气、自来水等产业原来都是由政府某个部门“统管”着。在这些产业里，政府既是管制政策的制定者和监督者，又是具体业务的实际经营者，这就决定了这种垄断的性质是一种典型的行政性垄断。私人经济垄断会获得超额利润，而行政垄断往往会导致企业组织管理的低效率和资源运用的低效率。因此，行政垄断对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制约是不言而喻的。由于中国垄断性行业大部分是由财政拨款的公用行业转化而来，虽然实行的是公司化运作，但是其资产是无偿取得的国有资产。实践证明，要促进基础领域的产业重组，必须与企业的产权重组结合起来，实现投资主体的多元化，从根本上改变企业单一国有产权结构和治理结构的状况。而其他资本进入这样的行业不仅要付出更高的财务成本，因为他们除了少量的资本金之外，大部分来自银行贷款，还本付息压力大，还要面对更多的市场不公平法则。所以，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并非易事。不少人认为，反垄断的关键是政企分开，政府部门完全只当裁判员，一切由市场力量左右。还有专家认为，垄断可能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彻底打破垄断，废除不必要的行政审批，中国的GDP在未来几年将大幅增长。这无疑是正确的，政企分开确实已成为当前反垄断的关键。不过，打破行政性垄断，不仅涉及到行业管理体制的变更，更直接涉及行业既得利益的调整，让政府自己来打破垄断如同“壮士”自断其“腕”。假使如此，如果走到另一个极端，认为市场永远是正确的，这种“市场万能论”的结果未必符合大多数人的愿望。前不久，美国加州大停电事故给人们敲响了警钟。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加州电力改革，曾被许多人看作是打破电力垄断、完全放开电力市场的最成功之举。当初的设想是完全市场化一定会引来许多竞争者参与，增加电力供应并降低电价。然而，实际结果却是加州近年内没有开工建设一座大型发电厂，电力供应日趋紧张。原因很简单，电力投资回收期太长，又缺乏政府支持，对投资者没有多大吸引力。由此不难看出，反垄断不能把市场机制与政府管制割裂开来，在公用事业等一些特殊行业，政府的作用将是不可替代的。从国际市场看，近10年以来的兼并潮一浪高过一浪，兼并数额动辄达数百亿美元甚至上千亿美元。同时，在竞争激烈的IT产业，人们也正在目睹垄断的到来。所以，反垄断应遵循一条根本原则，即禁止滥用垄断行为，而不禁止垄断状态本身。其实，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反垄断一般只反价格联盟，而对一体化的垄断公司相对宽松得多。这是因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某些行业的垄断正在成为一种客观存在。事实上，早在19世纪60年代，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逐渐发展到了顶点并随后逐步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经历这一转变过程的经济学家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中探讨规模经济发生的原因时，提出了著名的“马歇尔冲突”。从此，围绕垄断与竞争、规模经济与竞争活力之间的矛盾在理论与实践中从未停止过。“马歇尔冲突”是垄断与竞争之间矛盾在现实生活中的反映。现实中，产业组织理论围绕竞争与垄断的问题也一直争论着，实践中表现为针对不同的企业或行业如何在反垄断与过度竞争之间选择一个平衡点的问题。八十年代以前，美国对企业合并的管制严格，大型兼并案都是不允许的。在此以前美国甚至禁止企业之间联合开发技术和合作研制新产品，因为它认为企业之间的联合开发会损害竞争和创新，很有可能导致企业之间的合谋。但八十年代中期以来美国修正了有关做法，在企业兼并、企业合作方面采取了积极鼓励的态度。上述许多重大兼并活动的成功，没有当局支持是不可能顺利实现的。众多事实表明，美国在反对垄断、维护竞争方面，有时严厉，有时宽松，但总是根据市场上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即在政府介入市场问题上，总是在竞争与垄断之间寻找一种平衡。在国际经济竞争日益全球化的时候，即使以前被认为是垄断的企业，如要放到国际市场中去竞争，国家这时是默认垄断的。这在近来许多重大合并案中得到证明。从微软案例、AT＆T拆分案例以及第五次兼并浪潮的比较给了人们不少启示，也给中国垄断行业以及过度分散和过度竞争的行业提供了不少的借鉴。中国绝大部分企业的规模比较小，市场集中度低，许多行业都存在过度竞争。加入WTO，我们应该以更快的步伐改变企业过度竞争的现状，提高其集中度以加强其国际竞争力。譬如中国汽车产业则处于集中度低的分散状态。因此一方面在逐步打破垄断、引入竞争的同时，另一方面还得进一步规范分散零乱的汽车业。中国加入WTO，现有关税壁垒将逐步消除，国内汽车工业将面临十分不利的局面。中国有一百多家整车厂，但产量超过10万辆的只有一汽、二汽和上海大众公司，超过1万辆的有14家，其余都只有几千辆甚至几百辆产出水平，导致资源配置低效率和市场竞争无序。因此需要提高其集中度，增强竞争力以迎接加入WTO的挑战。世界上的事情总是在不断变化着的，当我们要搞市场经济的时候，西方却感到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力太弱；当我们期待着竞争到来的时候，西方的垄断却成为一种客观存在。这道使我们再次想起了‘太极模式’。有无相生、长短相形、前后相随，计划经济我们搞了几十年，但是市场经济才刚刚开始，有人说竞争是市场经济的灵魂，笔者曾经提出过，竞争和垄断才是市场经济‘灵’与‘魂’的结合。我们必须清楚，只有竞争才会充满活力，但是竞争不是万能的，它需要垄断的配合。西方的市场经济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竞争在其过程中形成了规范的规则。西方没有行政垄断，却有技术垄断，知识产权的保护，也是一种垄断。我们认为市场经济的精髓不是‘竞争’而是垄断！关键是如何实施垄断保护。在中国行政垄断的弱化、技术保护的完善以及市场经济游戏规则的形成和完善是一个过程，需要时间。在前面我们已经指出，只有永远保持创新的冲动才能生生不息。那么又怎样才能永远保持创新的冲动？大自然的‘森林法则’早就有了答案。在茂密的森林中，没有一棵树是弯曲的，不论大小粗细，所有的树都挺拔笔直。这是因为，在茂密的森林中，每棵树的前后左右都是树，谁想枝杈横生，谁就休想得到阳光雨露，唯一的出路就是拼命向上长。正是竞争这种外部的机制在森林中造就了‘栋梁之材’。要永远保持创新的冲动，就要建立一个完善的外部竞争机制，美国能在第三次技术革命中保持长胜的原因，就是美国有这么一套完善的‘保护’竞争的机制，或着说是‘垄断’机制，这才是问题的真实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