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说，在这种收入结构的基础上，贷款消费、信用消费、分期付款，能够刺激的消费需求也会是相当有限的。本来连存在银行中的钱都不敢花掉，让他去贷款买汽车和住房，而且以后还要固定按时间支付一项相当数目的款项，这是很难接受的。
有经济学家认为，内需不足的原因之一，是人们的收入水平太低。我们基本赞成这种说法，但这种说法过于笼统和含糊。真正的问题是，人们的常规性收入太少。就整个社会而言，是社会收入分配中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即大部分收入是通过非常规性的渠道分配的，而不是通过常规性的渠道分配的，甚至有的是通过不正当的渠道得到。现在看来，这不仅导致了收入分配的不规范，而且制约了市场需求的形成，甚至引起社会的不满。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社会整体的收入水平还很低，合理的收
入阶层结构还没有形成，一旦这种结构形成，中国经济就发展到了一
个相当高的阶段。一条看似简单实际又很重要的法则：在转型时期，
经济不断增长，收入不断提高,价格适时上涨。
有没有‘价格规律’？
经典政治经济学认为，价值规律是商品生产的一般规律。价值规律的客观要求是：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要按照价值量进行交换。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价值规律要求商品实行等价交换。然而，在商品交换中，价格往往同价值相背离。这是因为，价格虽然以价值为基础，但要受到多种因素影响，特别是受到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当商品供不应求时，价格就会涨到价值以上；反之，当供过于求时，价格就会跌到价值以下。
正如水平是水的基本属性，水总是以水平为本原呈现波浪万变，这样才能是大海充满生机，进而使自然界充满生机，科学研究表明：海浪的变化成‘正态分布’。从较长期和全社会来看，商品的总价格水平和总价值水平是一致的，但价格总是以价值为本原上下波动，正是这样才是社会经济充满活力。过去，人们着重于价值的研究，却忽视价格围绕价值波动的变化规律---我们称它为‘价格规律’，或者说是着重于用政治的观点来看待这个变化的规律。
我们没有对价格波动变化做量化分析，从中找出‘价格波动的规律’，但我们认为，在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机制健全，价格受价值规律自发调节，不但商品的总价格水平和总价值水平是一致的，而且一般不会出现单体商品的价格离奇的背离价值。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价值规律基本被固化，尽管处于短缺经济阶段，但价格的波动始终被约束或者被固化。
从‘短缺经济’到‘过剩经济’，生产不断增长，消费趋缓，竞争激烈。食品大战、电子产品大战、汽车大战…，价格大战烽火连天。我们认为在这一时期，价格有两个特点：一是经常偏离价值，甚至远远偏离，并且应该经常远远偏离；二是价格经常低于价值。一般地，在私有的情况下，价格低于价值、企业入不出敷，企业就要破产。在公有的条件下，企业由于竞争，竟相降价，价格低于价值，企业会把亏损转嫁。
市场竞争是抑制价格上涨的重要力量。除了一些垄断行业，中国大多数行业的市场竞争都十分激烈，削价大战此起彼伏。并且随着中国市场与国际市场融合的程度不断提高，进入中国的跨国公司依托其全球配置资源和先进的技术管理，更是以优质优价加剧了国内市场的竞争，在加入WTO后，关税的进一步降低会进一步增强国际产品在价格方面的竞争力，将促使原先高于国际市场价格的部分农产品、家电产品、汽车的价格逐渐走低。
在传统的计划体制下，由于需求缺乏市场的约束，防止需求膨胀的问题困绕了几十年，但是当前中国市场存在显著的抑制通货膨胀因素，而通货紧缩的趋势尚未得到有效遏制。因此，经济工作的重点应继续放在治理通货紧缩上。
消费层级与收入水平、价格变化 中国真的富起来了吗？中国真的经济过剩了吗？许多人在思考，更多的人是欢歌载舞，这是因为沉睡了几百年的东方巨龙已经觉醒，中国大地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人对苦难的承受力太强，落后了几百年的中国人太容易满足。
前面我们已经讨论了消费层级的不断升级，标志着经济水平的不断提升，消费层级从千元级到万元级或者十万元级的升级，这是一个很大的台阶，这是一个很高的台阶。期间，一是人们的收入应该不断提高，达到相应的收入水平；二是价格应该不断远远背离价值、高于价值，或者说不断的‘通货膨胀’。这是因为登上这个台阶需要越来越多的人有越来越高的收入。而越来越多的人有越来越高的收入需要的是大量的投资、大量的货币---。我们认为，当前中国城镇居民年人均收入应该在1.5万元以上，这样才能适应相应的消费层级。但是这 个水平目前全国只有在几个城市才能达到，绝大多数的中国城镇居民还只有不到7000元的年均收入，而占全国近70%的农民年人均收入才2000多元。
另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企业、居民三者收入分配格局也在发生变化，三者收入分配关系总的变化趋势是，由20世纪80年代的大幅度调整和显著变动转变为90年代以来的小幅调整和相对稳定。经过20余年的调整、变化，政府收入比重由1978年的33.9%下降为1999年的18.2%，企业收入比重由11.1%上升为13.3%，居民收入比重由55%上升为68.5%。如以十等份表示，可把改革开放以来三者分配比重变化大体概括为从1978年的3:1:6变为1999年的2:1:7。
具体而言，三者收入分配关系的演变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1.显著变动阶段(改革初期~1988年)。政府和企业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总收入的比重持续下降，居民可支配收入所占比重持续上升，宏观收入分配向居民个人倾斜。1978年，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之间的分配关系为33.9%:11.1%:55%。到1988年，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之间的分配关系变为21.2%:8.3%:70.5%。
2.校正阶段(1990年~1994年)。政府收入比重下降的幅度明显减小，而企业收入比重则稳步上升，宏观收入分配向居民个人倾斜的状况得到一定校正。1990年，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之间的分配关系为21.5%:9.1%:69.4%。到1994年，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之间的分配关系变为18%:16%:66%。
3.相对稳定阶段(1995年至今)。尽管年度间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的比重有升有降，但升降幅度很小，三者收入分配格局处于相对稳
定状态。
进入90年代，市场机制对收入分配的凋节作用增强，宏观收入分配向居民个人倾斜的状况得到一定校正，居民收入与国民可支配总收入保持同步增长趋势。1992年以来，随着国民经济“回升—过热—回落”的周期变化，居民收入也经历了由上升转为回落的过程，与经济总量增长基本保持了同步变化。1990~1994年，国内生产总值与居民收入增长率的比值由1979~1988年的1:1.19降为1:0.94。1994~1999年二者的比值稳定在1:1.06。
中国躲过了东南亚金融风波，避免了由此可能引起的一系列危机包括政治危机，这是一件大好事。由此许多人认为中国政府宏观调控经济的能力大大提高，已经走向成熟。对于政府调控经济已经或者正在走向成熟，人们已经感受到这一点。但是我们认为，计划经济我们搞了几十年，经验和教训同样多，搞市场经济我们才刚刚交了学费。我们认为这种成熟至少慢了5年，因而我们认为上述中国政府、企业、居民三者收入分配格局趋近稳定存在不科学性，进而说明政策调整力度不够或者说还没有到位。不是狂妄，而是现实，这几年，政府的收入在大幅上升，而企业、居民的收入提升则很小，至少说没有同步。这一点将在金融章节细谈。
我们还是认为：消费层级从千元级到万元级或者十万元级的升级，这是一个很大的台阶，也是一个很高的台阶，登上这个台阶需要越来越多的人有越来越高的收入。而越来越多的人有越来越高的收入需要的是大量的投资、大量的货币…，需要不断的‘通胀’。
治理通货紧缩，不是要对过高的价格做过多的限价、管制。而是要对生产环节和流通领域的进一步治理。要按照分工的原则，在生产环节要彻底走出乡镇办企业、政府机关办企业、军队办企业、学校办企业…的误区，要坚决淘汰那些低层级、低水平的生产企业。中国经济的障碍已经从生产领域转到流通领域。我们需要对流通的治理、对流通渠道的治理。中国这麽大一个国家，要搞市场经济，搞大流通，要有专门的流通管理部门，制定政策、制定法规，制定规则，规范流通渠道。……
国有企业‘三年脱困’ 了吗！
国有企业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可以说上层建筑的各项改革都是为了这个经济基础，国有企业改革已经走过了艰难曲折的历程，国家宣布，国有企业三年脱困的目标基本实现，到底怎样？
1.我们解决了什么问题
据报道，国有大中型企业三年脱困工作出现了转折性变化。一是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扭亏脱困取得进展。1997年底的6599户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到2000年底，已减少70%以上；二是大多数地区经济效益明显提高；三是重点行业经济效益继续好转；四是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的经济效益明显好转。截至2000年底，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实现利润2300亿元。中央提出的用三年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的目标基本实现。据2002年2月25日《经济日报》的报道，国有企业改革与脱困三年目标如期实现后，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国有工业企业效益仍然保持较高水平，全年实现利润总额2330亿元。煤炭行业扭转了多年整体亏损的局面，冶金、汽车等行业实现利润快速增长。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九五”期间，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取得积极进展。一是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进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取得积极进展。1994年开始进行现代企业制度试点的2473家国有企业，迄今为止，90%多已按《公司法》改为公司制。中央管理的100多家国有企业已进行改制的超过半数。在520家国家重点企业中，近300家已经上市或部分上市。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国有企业内部改革普遍加快了步伐，内部的管理水平普遍得到了提高。二是政企分开获得进展。主要表现是，军队武警政法机关不再经商办企业；中央党政机关与所办经济实体和所管理的直属企业脱钩；积极探索了建立国有资产管理的有效形式，对一批国有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进行了国有资产授权经营；加强了对国有企业的监督，实现了对国有重点企业派出稽查特派员到派出监事会的过渡。
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初见成效。按照抓大放小的战略，国家组建了一批重点大型企业集团。按照搞好总量控制，把过剩的产量压下来的要求，坚决淘汰了一批小企业。同时，采取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等各种形式放开放活，使一大批国有小企业寻找到了适合自身发展的具体形式。
总之，国有企业改革继续深化，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加快，股份制企业的规范工作取得新的进展，着重培养了一批市场竞争力较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一定国际竞争优势的大公司和企业集团。小型企业改制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一批资源枯竭的矿山和严重资不抵债、扭亏无望的企业，通过关闭破产退出市场。
2.从何种层面理解国有企业‘三年脱困’？
对国有企业的三年改革脱困并非没有人持怀疑、观望态度。根据政府机构提供的详细统计分析，预期设定的6599个目标企业三年内实现改革脱困已基本实现，这一点人们并不怀疑。然而现实是脱困的基础并不牢固，国有企业盈利的能力总体上还比较弱。由于地区间、行业间发展不平衡，仍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十分困难，一些已经脱困的企业基础仍较脆弱；近1500户企业仍处于亏损中，还有300户企业停产，而且在原有6599户之外又新增了2100多户国有亏损企业。虽然“国有企业改革攻坚有成”，国有企业“多年积累的深层矛盾还远没有解决”。人们在为之鼓舞的同时，应对此有深刻的认识。
与此同时，其他一些重要问题亦不容忽视。国有经济分布过宽、整体素质不高、资源配置不尽合理的状况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国有经济长期存在的结构性矛盾还未得到解决，相当一批应当退出的劣势企业尚未退出。产业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仍很突出，部分行业供大于求的矛盾未得根本解决，大量落后的生产能力仍然存在。特别是随着经济形势好转和价格回升，一些地方已经关停的企业又死灰复燃，重复建设又有所抬头。与国际大型跨国公司相比，中国国有企业在销售收入、市场占有率、研究开发投入和能力、管理及销售水平等诸多方面都存在着明显差距。
外部大环境的不利因素也不容忽视。宏观经济环境中的不确定因素有所增多，美、日经济增长放缓，对中国的出口产生较大影响。显然，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未来之路并不轻松。
许多例证表明多年积累的深层次矛盾还远没有解决。以国有企业的债务和坏账问题为例，由于企业自身的市场消化能力微弱，为了尽快减债减负，现在的办法是政府把最吃重的部分背起来了。先是中央政府拿出近2000亿元冲销企业呆坏账，接着又是几千亿规模的债转股，最后则是由政府举办的金融债务公司来承接和转移国有商业银行的大量不良资产。这些举措对缓解企业的债务重负意义重大，但从另一方面看，也是把最棘手的中国经济难题向后推移了。
金融债务公司有可能是解决国有企业债务和坏账积累的最后一道防线，人们自然寄厚望于它的管理和市场运营能有超水平的发挥。然而，这里一个悖论性的问题是在国有经济的整体机制还远未理顺的情况下，不可能指望某一类国有企业能够创造出特别卓越的市场奇迹来。如果不在发生企业坏账源头的一系列制度缺陷问题上深化改革，谁也无法担保新的坏账不再继续大量生成。又如，为了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政府采取了相当严格的财务监控措施，改进了企业会计管理方法，又在企业班子建设方面加强了力度，包括重提依靠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性监督。这些都是很有效的。但是，企业的资产安全并不等于企业的活力。
企业的根本活力在于企业家的创新组织，而且是积极持续的创新组织。这就需要有一套能够激励企业家持续创新的机制和制度，这些东西我们有吗？
企业家是一种稀缺的人力资本，这种人力资本的选择、任用、配置，需要有一套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规范、制度，而中国的国有企业现在还基本上依赖一套行政化的人事管理方式，尽管已经进行了明显的改进，但终究不能算做市场化管理的范畴。要改这个东西，又会涉及到现有行政体制和政治体制的许多深层次问题。
国有企业的改革脱困，可以说是一项全面筹划的政府系统工程。这项工程的产出成绩十分显著，但同时，投入成本也相当可观。市场经济是需要算账的。在这里，无论是政府的资源性投入，还是各种改革与发展政策的软投入(例如企业股票上市的优先准入)，都使国有企业实际上享受了比较优裕的国民待遇。在国有企业转制的特定时期，提供这样的政策、发展条件是必要的。
接下来的问题是，政府有关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主要政策已经全部出台，非常规性的政策环境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政府的政策支持曲线已达到增长的最高区域，市场竞争的冷酷规则终将全面引入，中国加入WTO之后的市场竞争格局将会更加复杂、激烈。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国有企业仍然能够继续生存并获得持续发展，我们才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国有企业改革脱困的政府工程是经受住了考验的。
3.国有企业深层次矛盾远未解决！
国家统计局企业调查总队、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提供的2000年国有企业景气状况报告显示，国有企业生产经营逐步走出困境是在政策支持、外部因素影响之下，而企业自身经营机制还没有真正转换，自我发展能力还比较弱，经济效益增长的内在活力仍然不足，企业面临的问题和历史困难依然存在。
--管理体制落后、市场法规不健全。随着市场竞争日益加剧，努力转换经营机制、加强企业内部管理成为企业家们的共识。调查资料表明：62.4%的国有企业的企业家把该项工作作为企业内部生产经营的重点，64.1%的国有企业的企业家希望政府部门完善有关市场法规，规范市场行为，为国有企业营造一个良好、宽松的环境，促进市场有序竞争。
--冗员多、社会负担沉重。近年来，国家加大了企业富余职工下岗分流工作的力度，推进了以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为核心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企业的富余人员包袱有一定程度的减轻，但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国有企业劳动力景气指数依然在不景气区间低位运行。
--资金筹措困难已成为半数以上的国有企业生产经营中的主要问题。国有企业流动资金景气指数在不景气区间回升乏力。
--受原材料购进价格等因素的影响，企业生产成本上升，致使企业生产成本景气指数下降。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企业面临着更为激烈的国际竞争。因此，政府在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的前提下，应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加强企业经营机制转换和战略性改组，增强企业竞争力，拓宽企业发展空间，为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为国有企业的改革和长期发展打下更为坚实的基础。
国有企业为何‘亏’而不破？
1.银行的资金那里去了？(亏而不破的外在原因)
中国的金融运作是明显的‘双低一高’，即高储蓄和低消费率和低投资率并存。改革开放以来，中央银行在中央政府宽松的宏观条件下，发行了一定的货币，从这一点上可以说银行的资金是雄厚的。但当前中国的情况是，除了中国居民的消费预期不足，银行的大量呆、坏、假账导致银行在国家宏观政策放松的条件下依然‘惜贷’，银行的资金都那里去了？ 该如何解释？
要搞清楚这一点，不仅要从中国的改革进程分析，而且要从中国的特殊的经济运做体制即财政、政府、银行和企业的四位一体的分析入手。
中国经济改革的进程，实际上是以分权让利为原则的政府主导型强制性制度变迁。理论上讲，随着改革的推进，政府实际支配资源的份额会逐渐减少，市场自由配置资源的份额会逐步增加。这在实践上应使政府与市场的功能性分工逐步规范化并健康运行。但‘分权让利’的现实起点，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动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却在企业经营控制权由国家计划部门向企业转移的过程中，导致国有经济的投资规模的超常膨胀，使国家计划控制无措。伴随着分权让利，非国有经济迅速崛起。同国有企业的关系由补充和协调逐步发展为竞争关系，在内生制度和外在环境的变迁下，国有企业作为整体出现亏损，曾几年逞逐年扩大趋势。在中国的市场化进程中，市场机制的作用十分有限。企业的运做尚不能完全遵循市场规则，尤其是国有企业，其与政府、财政和国有银行构成‘四位一体’的内在运行机制，使其作为整体更类似于国民经济的一个公共部门。而公共部门与私有部门的区别在于：当公共部门资产价值由于亏损不能抵债时，除非政府被推翻(或者政府主动)，否则他不会破产。因此，改革进程中，国有企业资不抵债，有其内在逻辑。而弥补亏损的任务自然就落在了财政头上。但分权让利式的改革，已使传统国民收入流程由‘集财于国’转为‘分财于民’，中央财政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逐年减少，但财政支出并未按相同比例缩减，导致财政收支严重失衡，政府无力承担国有企业的巨额亏损的补贴，于是，这一负担便自然地转嫁到受国家严格管制的国有银行部门。这样，‘四位一体’机制存活的制度基础未被打破，由国有企业亏损导致的财政赤字便在银行资产负债表中隐性化了。
2.亏损是如何弥补的
只要是赤字，无论其是显性亦或是隐性的，都要设法进行弥补，否则改革难以为继。20年改革进程，无论是改革的必要成本还是“四位一体”机制造成的赤字都是巨大的，在这种情况下，之所以没有发生改革中断，恰在于其内在的维持机制。
社会转型期改革成本的补偿，一般都采用增发货币，但这往往以高通胀为代价使经济波动很大。按照麦金农的市场化次序理论，经济市场化的次序，金融增长必须建立在平衡的中央财政基础之上，否则将会被随之而来的通胀所遏制。但中国改革进程中在财政下降的同时仍保持高金融增长与低通胀格局，因此被他称为“中国之谜”，这一点与前苏联、东欧等国家形成较鲜明的对比，之所以会如此，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两者改革初始的货币化程度差异巨大。世界银行统计表明，俄罗斯在1990年的M2/GDP达100%，而中国1978年则为25%。较低的货币化程度原本是经济发展不成熟的反映，但正是这种不成熟，为中国在最初的一段时期内较为成功地推进改革提供了一个重要条件。改革初期经济的低货币化状态使制度变迁进程得以与经济货币化过程同步推进，低货币化经济具有巨大的吸释货币供给的功能，不仅避免了“通货膨胀陷井”的困扰，而且导致巨大的货币化收益。一种估算认为，1978年—1986年，这笔收益平均占GNP的3%左右；另一估算表明：1986年—1993年，它平均占GNP的5.4%，此间实际货币发行收益累计达8447.2亿元；世界银行甚至认为，1993年其最高额几乎达到GDP的11%。这种巨大的收益，无论对处于下降过程中的中央财政，还是对陷入困境和效率低下的国有经济，都是一种及时而有力的补贴，由此产生了减轻改革阻力，尤其是维持并增强了国家这个改革推动者的改革激励绩效。
仅靠货币发行收益，对国家这样系统的改革工程的成本补贴显然是不够的，尤其是对国有部门潜在赤字的显性化抑制，还要求助于中国特殊的国家信用垄断机制。中国迄今没有像东欧国家一样发生持续能货膨胀，政府主导下的“渐进式”改革进程中，高储蓄率和垄断信用于国有银行的金融制度，内生了对国有部门潜在赤字的维持机制。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1)中国金融制度迄今仍以垄断信用于国家银行为典型特征，四大国有专业银行垄断了70%以上的国民储蓄。(2)国家银行通过低贷款利率而将80%的资金投向国有企业，以维持众多低效国有企业的继续运转，使国有企业部门发生的行业性潜在赤字不致显性化，但却使潜在赤字由企业向国有银行转移；(3)中国资本市场发育迟缓，尤其是证券市场发展迟缓且十分幼稚，限制了国民投资渠道和选择，从而导致国有银行储蓄存款的持续高速增长，使四大国有银行可以用新增储蓄存款暂时弥补已生的资产损失，不致使其显性化。
在中国改革推进进程中，非国有经济在改革过程中得到迅速成长，可它在逐步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者的进程中，并没有从国有银行那里索取多少金融支持。曾有人对1985年—1991年间非国有部门(包括乡镇企业和农业)所用贷款占全部银行贷款的比例作过测算，结果表明，最高的1988年也不过20.53%。但非国有经济对整个经济发展的贡献却是巨大的。据估算，工业总产值中非国有经济比重1978年22.4%，1995年达69.1%；非国有经济对瞀内财政收入的贡献率1980年为18%，1993年达39.4%。这充分表明，经济改革进程中的成本补贴，可以从非国有经济部门那里借入大量的金融剩余，从而使政府在不征收较高的通货膨胀税和不进行税制改革的情况下，能够提供一大笔满足国有企业和中央财政、金融需要的补贴资金。
20多年来的经济改革，就是在货币化收益机制、国家垄断信用机制和非国有经济金融剩余创造机制的有机配合下维持前行的，但显而易见，这种维持机制的缺陷是内在的。随着改革进入制度性创新和结构性整合时期，其弊端已日益显现。
首先，货币化程度低，仅是市场化进程一定阶段的特征，货币化程度会随着市场化进程不断提高的，这就必然会对货币发行本身提出逐步严格的货币化水平限制。随着货币化指标向100%靠近，货币发行收益将会递减，直到消失。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仍长期依赖于货币化发行收益去弥补改革成本和财政赤字，终究会引起高通胀，换言之，中国的货币化过程和高金融增长最终也会陷入“通货膨胀陷阱”。据有关研究表明，中国经济在1979年—1984年间新货币化的经济吸收了大量超额货币供给，因而通胀率很低，国家获取了巨额货币发行收益。但1985年后，货币化进程显著放慢，超额货币供给的主要结果是造成通货膨胀，相应的货币化收益随之下降。另有研究表明，1992年以后，经济改革向纵深发展，各利益主体间的矛盾冲突下于突出时期，体制改革补贴需求巨大，但经济货币化程度已达到顶点，可用于体制改革补贴的货币发行收益却远远不够了。面对各种矛盾的压力，政府不得不用继续扩大银行贷款和货币发行进行补偿，由此导致通胀加剧。世界银行的分析也表明了同样的事实。而麦金农的分析更为紧迫，他认为中国经济货币化在1991年已达到97%，政府已不能无限制地依赖于国有银行体系的借款，否则，过去20多年的伟大改革成就就会面临风险，东欧型通胀就不能排除。这就表明，货币化收益只是一种数量型支持经济增长的力量，它的根本缺陷就在于无法实现结构性的升级转换进而成为一种全新的组合力量，而只能是发展的一定阶段上较好的缓冲地带。时至今日，我国的货币化水平已达临界点，而国有经济经营状况日趋恶化，急需更多的资金注入，而以货币超量投放支持经济增长，弥补国有经济亏损已难以为继，通胀压力在增加，潜在的信用危机加剧。目前整个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率已相当高。有鉴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原因，我国经济在此方面的危机形势不容低估。
其次，用垄断信用于国有银行，以新增储蓄掩饰已发生的银行资产损失，固然可以使国有部门潜在赤字短期内不致于显性化，从而保证经济相对稳定。但由此使中国经济改革进入了“循环陷阱”的路径依赖状态。一方面，通过国家垄断信用实现国有企业资产损失向国有银行转移，并利用储蓄存款的高速增长予以维系的内在机制，无法消除和减少国有部门潜在资产赤字，相反却在不断积累矛盾，加剧了潜在金融危机的压力，沿着这种路径下去，中国经济改革很难达到目的；另一方面，随着市场化的深化，资本市场的发育和国有专业银行商业化已成为必然趋势，这就必然要求打破原有的国家垄断信用的金融制度，推进融资多元化和市场化，必然要求国有资产按市场化原则进行优化重组，同时，资本市场的发展，又必然引致社会资金由国有银行向证券市场大量转移，从而使国有银行储蓄减少，这会进一步加剧改革过程中资产负债失衡问题，使规模巨大的国有资产潜力在赤字短期内急剧显性化，除非能及时找到补贴资金，否则恶性通胀和社会动荡的潜力在压力依然巨大。前苏联、东欧国家已有前车之鉴。更要引起注意的是，在把国有经济赤字以银行负债表隐性化的同时，也使我国财政职能随改革进程逐步弱化，以致到了无法完全适应政府履行其应有职能的地步。尤其是把银行作为暗补的主要来源，财政被自觉不自觉地当作计划经济的代表来“改革”。在改革推进中强调企业自主权时，政府职能部门也提出了要有自主权，以致也竟相自立门户，自立规章收费自给，从而在国有预算之外产生了庞大的预算外资金，不仅使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上升，而且进一步使政府职能遭到了分解。使政府在改革进程中的控制力下降，改革推进面临困境和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增强。
再次，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在改革初期对整个经济的发展和稳定都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其对整个经济的内在制约日益突出出来：(1)非国有经济(尤其乡镇企业)的发展，初起是一种爆发型的，是多年压抑的生产力社会闲置财货资源的新组合，其发展局限是显而易见的；同时，其发展虽然是在国有经济的夹缝中，但却是在政策优惠的沃土上实现了自己的资本积聚。改革的深入，不断使这些夹缝和优惠政策失去了应有的优势和特殊地位，非国有经济的处境就不那么轻松了。(2)非国有经济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管理和规模结构问题。时至今日，无论是管理还是规模结构上，都已走到自身的顶点，必须实现结构性转化和扩张。在国有经济需要进行战略性重组之时，非国有经济也面临着结构性转换的难题。无论从哪方面说，国家在改革深化中都已到了数量调整的极限，全面系统的制度创新的结构性重组已是必然的选择。而进行这一创新和重组的成本，无论是国有经济还是非国有经济，均无力予以支持，必须寻求其他支持，否则，改革成果将会毁于一旦。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常说“改革到了攻坚阶段”。
国有银行的资金通过政府对金融“取财于民，转财于企”机制控制，大量流入了经营不良的国有企业，这些投入，是一个有去无回的运动，国家有关部门的一个调查表明，现在国有企业大部分都是亏损的，而亏损企业的93%都是资不抵债，实在让人不寒而栗。
3、国有企业亏而不破的‘环境’因素
就业、稳定、银行债务悬空等因素是国有企业亏而难破的环境因素。‘冗员’过多是国有企业的通病，也是政府和企业改革难于突破的重要障碍。就业和再就业问题一直是政府最头痛的问题，每年有大量的新增就业人口需要解决，另一方面，为了减轻国有企业负担，需要裁员，企业承受不起，政府更无法承受。企业不背起，政府就得背，否则社会就无法稳定。企业忍辱负重，全社会要多一点理解！
在国外一个挺不错的企业，只要现金流出现断裂，企业可能立即宣告破产，实际上由于社会保障体系健全，雇员的处置很好办，不存在不稳定因素。在中国，由于社保体系还不健全，大量的人员难于安排，使得人员的安排成为很大的破产障碍。
最大的和最难办的是关于银行的债务以及担保的连带责任。一个企业要破产，许多企业为它担保，它本身也为其它企业担保，在法律上很难解脱这些责任。比如说一个国有企业破产，几个企业因为担保为它承担连带责任，按照法律，有可能使这些企业遭受同样的命运，这能行吗？该破的因此破不了。该破的一定要破，我们应该修改担保法。
国有企业的困惑
在当今中国大多数表现良好的国有企业里，往往依靠的是某个雄才大略的公司领袖，这些领袖们把自己的DNA烙在企业的每一个角落，企业随其领袖的正确而兴盛，当然也随着领袖的错误而衰落。应该密切关注中国国有企业发展中的成功或失败的案例，因为在成功或失败故事背后的逻辑，都是极其珍贵的财富。
研究成功企业,人们总会把成功总结成一条一条的经验，比如说：勇于改革、开拓创新 、加强管理、重视产品开发、重视人才等等，但是当你用这些经验去实践时，几乎无一会成功。研究失败的人也会把失败描述得真真切切，譬如管理混乱、盲目扩张等等。亲口品尝荔枝的人才能知道荔枝的真正味道，经历成功、经历失败，特别是经历大起大落的人能够深切感受到其中的真实感觉。每一个成功和失败故事的背后都有一个动人的故事，如果只有成功没有失败，事物就不完美，不总结成功就不能发展，不研究失败就不能提高。这里我们先不来谈这些，只是想说，中国正处在体制转型和结构的调整和升级的过程中，离成熟的市场经济还有很大的距离，这是解决国有企业问题、也是解决其它问题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中国还是一个人治的社会，法制正在建立和完善中，每一个成功和失败故事的背后，都有一个领袖人物或者领袖集体，他们扮演着非常的角色，起着重要的作用。他们在有意或无意中成功，他们既有雄心也有困惑，对于企业来说，在今后较长的一个时期内，企业家的困惑与成败密切相关。因而必须予以关注。
——速度的困惑。中国有企业业能够高速发展壮大，但结果常常导致企业的崩溃，没几年就跨掉了。
前些年，翻开报刊杂志，你会经常领略到那些创造奇迹的企业的辉煌业绩和创造奇迹的业界领袖的光辉风采，那是一个创造辉煌的年代。然而，近些年你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那一个个‘倒下的巨人’和一座座‘坍塌的大厦’，这是一个奠基的时期。有时候记者的妙笔既可以让你‘生的伟大’，也可以让你‘死的悲惨’。搞经济建设，都想发展的快一些，落后了几百年，也应该快一些。但是，物分两面，任何事情都是一分为二的，所谓长短相形、难易相成。短缺经济条件下，一个企业有了好的带头人，选了一个好的产品，采用了好的方式，成功了…。速度快，危险就大；问题总是伴随着发展过程产生，暴露在最后。一个企业、一个行业、一个国家都是一样的。就拿证券业来说，当人们为中国证券市场十年时间走过了国外一百多年的路而感到自豪的时候，中国证券市场的‘地雷’却一颗接一颗的不停引爆。…
商场如战场，能够在如火如荼的商战中占据一席之地的，即便是失败了也都是一代英雄。不在乎天长地久，只要曾经拥有。不要过多嘲笑那些划破长空的流星，你要快一些，就必定出现问题，积累问题。并不是人人都具有成功的机会，也并不是有机会的人都能成功。
发展慢了就落后，落后就被动。快了会出问题，尽管如此，我们还是需要速度。正如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汽车，不能因为会出现事故就低速行驶，这就失去了高速公路的意义。关键是什么时候该加速？什么时候该减速？高速时该注意些什么？
——规模的困惑。中国国有企业热衷于搞大，但光搞大显然是不行的，无论是理论还是事实，都足以证明企业单追求规模大、资产多，迟早会垮台。
具有规模经济效益的生产规模我们称之为‘规模经济’。1959年，英国的两位教授马克西和希尔伯斯顿，凭着对50年代初英国汽车工业发展的分析，首次提出轿车制造成本和生产规模关系的‘经济规模’理论。该理论认定，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汽车的生产成本急剧下降，这就是规模的经济效益。在中国，许多实践使人们越来越深刻的认识到，并不是企业的规模越大经济效益就越好，也并不是按照规模去建设就有好的效益。问题的核心主要是：以什么方式来达到‘规模经济’的规模，这主要看适合规模经济的环境条件。在‘短缺经济’的条件下，国家投资，企业按照一定规模来建设，取得好的效益。企业小而全、大而全不是计划经济的错，根因是管理经济的理念。在‘借贷经济’的情况下，企业按照规模去建设，一方面要承担巨额的产品开发和市场开拓费用；另一方面还要承担巨额的建设利息，这些利息率可能不会亚于许多行业的利润率。
对企业的规模问题一定注意不要采用拉郎配、人为的联合舰队等，那些浮躁、急于求成，用‘连环计’绑起来的舰队终久无法经得起‘赤壁之战’的火攻。中国需要世界500强，但不是凑数、硬挤进去，而是要昂首阔步走进去。我们认为中国需要的是众多的、生机勃勃的中小企业。
美国股神巴菲特有一句名言：只有退潮时，你才知道谁在光着身子游泳。中国企业的现状似乎正是这样，经济的狂潮已经消退，喧闹的沙滩上留下的便是企业家、投资者的惶恐、尴尬的身影。而这些无力遮羞的身影正是浮躁所带来的。对此我们需要研究：小企业怎样才能创造成功？大企业怎样才能避免小河沟里翻船？怎样才能构建中国的‘航空母舰’？
当今中国，心态比资金更重要，人文环境比物质资源更重要，理性、客观、辨证比商机重要。政府、企业和社会大众，都不要着急：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巨富商贾和巨型战舰会在中国这块沃土上产生出来！
-—多元化的困惑。目前中国经济还没有走完不发达阶段，经济体制正处在转型时期，经济结构正处于调整和升级的关键时刻，又面临应对经济全球化和由科技革命引发的新经济的局面，企业特别是大型企业或企业集团在面临多元化经营战略时，不得不认真地对待这个问题。近年来国际国内许多知名企业因多元化经营与横向规模扩张上的失误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这使我们不得不再一次思考：一个企业要不要多元化？大企业要实现可持续成长就必然走向多元化经营，这一观点在欧美日等国有企业业已经得到基本证明。国际上有关这一课题领域的研究，已经超越了要不要多元化的层次，而是到了如何多元化，怎样的多元化才最有效的阶段。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多元化经营不仅是企业共同的成长战略，而且，多元化经营的方向、途径以及多元化战略与经营业绩之间的关系，也呈现相同的特征。因此，多元化问题的核心在于：企业何时、通过何种途径进入多元化？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目标行业？如何进入目标行业以及如何进行富有成效的多元化经营？
——政府关系的困惑。企业家不绑着政府就干不成事、就发展不了，但一绑上政府，企业家又变成现在时髦的词：砣，沦为政府的工具，企业照样没办法发展。
时至今日，你若留心，便会发现许多错位的现象，各级政府领导都在为经济的发展忙忙碌碌，跑项目、跑资金，甚至开定货会、洽谈会、论坛会，所谓‘政府搭台、经贸唱戏’。而企业的老板们却无心思去做该做的事，天天去跑政府、跑经贸委、跑证监会…，各级党政领导都很关心百姓的日常生活，而老百姓们却对‘国家大事’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
不要怪罪政府，也不要去怪罪企业，在转型时期，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处于特殊的胶合状态，若即若离又难舍难分。过渡时期的政府运作，需要的是政府的合理的退出，即有选择的从一些领域退出来，这种退出本身是一种利益结构的大调整，是一个矛盾积聚而又急需解决矛盾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退出并不是简单的让位于市场机制，而是在退出过程中通过各种科学手段构建完备的市场运作体系。而企业要在这个过程中尽快培养自身的适应力和自我发展的能力。
——资本市场的困惑。企业要发展，一定要获得资金，但在资本市场中，获得资金的同时，意味着失去企业的控制权，而企业的控制权对每一个企业家都是非常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