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有企业和市场经济中的其它主体最需要的和最难得到的是资金，但不是没有钱，而是资金配置的结构性短缺，真正实现资金的合理配置时，也就是中国重大经济问题得到解决之时。当前中国企业正在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型，经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资本市场的发展。中国需要资本市场这是毋容置疑的。
资本市场的建设提出了资本经营的概念，激起了资本经营的意识，资本经营推动了企业产权的市场化倾向。面对资本经营和资本市场的浪潮，中国企业开创了一片动人的‘田园’。
资本市场的建设，表面上是一种制度和市场体系的建设，实质上是社会利益结构尤其是当代中国中高层的利益关系的重组，其阻力和建设中的不确定因素和陷阱实在太多。当前资本市场建设中存在诸多误区。对此我们将有专门章节来谈。这里我们只能说一句：中国的资本市场建设者们，小心脚下，一路走好！
——游戏规则的困惑。当今社会，企业家按规则办事行不通，但不按规则办事，又会带来更大风险。
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必须要讲究良心、商业道德，否则也办不了企业。但是，作为企业家的个人良心和作为企业商业行为的良心是两码事。在商业行为里，不是说你讲了良心就是英雄，中国很多企业还没到能够讲良心的时候，但是中国社会要求所有的企业家要讲良心。这实质也是一个社会问题。现在讲“以德治国”，说明这个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了。中国要建设市场经济，社会的道德体系、信用体系，由于具有商业功能，很大程度上应由企业家来建立，因而在企业中讲道德、讲良心、讲财富良心是非常重要的。
——创新的困惑。每一个成功都是创新的结果，但是创新不一定都能成功。企业需要技术创新、组织创新、管理创新；国家需要产业创新、产业升级。也许前日方式上的陈旧，将是今日或明天形式上的求新。春夏秋冬，年年岁岁，年复一年，岁岁更新。
WTO的困惑。提起‘复关’，中国人就兴奋，可这个‘关’对中国人就那么难？关内关外，让人望眼欲穿。虽然一再受挫，但我们一直致力于‘复关’谈判，这个关到底是什么？是不是复关就一定有好处？许多人认为中国一但加入WTO，就好象去到了天上人间，可中国已经加入WTO，欢喜之后一切依然，这是为什么？利弊由什么决定？问题不在于何时复关，而在于复关时承诺了什么？这才是利弊转换的中轴。
‘复关’加入WTO，也意味着‘出关’，走出了国家这层保护圈，走进了世界市场。这将为中国的企业家创造更好的制度环境，但是也给企业家带来了更为严峻的竞争环境。中国的民族工业应该精心去面对、去适应、去竞争。
最便宜的企业家和最贵的企业制度
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进行了20多年，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华民族屹立在世界的东方，这一点世人有目共睹。但是从另一方面，人们不难发现：举国上下用了巨大的代价取得了最基本的收获；用了巨大的能量推动了最基本的发展；用最有力的改革解决了最表层的问题。难怪人们总是深深感叹：改革成果来之不易！
国有企业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可以说各项上层建筑的改革都是为了这个核心 ，国有企业的改革已经走过了艰难曲折的路程。改革的进程已经把国有企业推到了制度变迁和结构调整的舞台上。历史是一面镜子，‘正本必先析源’，推进改革我们不能不回头审视和分析：走过的路多么崎岖和漫长！
1.最贵的企业制度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人们认为，国有企业的主要问题是缺乏自主权和缺乏好的政策，沿着这条思路，企业改革沿着扩大自主权和增加企业可支配收入，期间有不少新的方案和试点，以至于后来‘包’字进城。从扩大自主权到利改税，从‘包’字进城到两权分离，从把企业推向市场到制度创新，都有效果，但均不能令人满意，国有企业的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不好解决。国有企业面临的问题仍然是‘债务负担’、‘冗员负担’、‘社会负担’，缺乏活力。
动力和活力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生命线。与‘成功’的农村改革相比，国有企业改革至今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放权让利下的‘放乱致死’困境，承包制中的短期行为和国有资产‘流失’，股份制试点的变味，不能不让人再一次思考国有企业改革缺乏活力的根源究竟在哪里？
许多人曾认为，国有企业由于负担太重，只要减轻国有企业的负担，企业就能走出困境。国家下决心实行‘债转股’，也有人把‘债转股’称之为是‘杀手锏’。‘债转股’已经实施，不说跑债转股的艰辛，到现在为止，恐怕就连当初竭力推进债转股的人也对其‘效力’产生怀疑，以至于要停止这种做法，难道我们又错了吗？！
产权改革的目标是解决权责利的统一。但明晰了产权并不能真正达到权责利的统一，因为权责利的统一的一个重要条件是产权的有效运作和管理，即产权的真正‘人格化’。国有企业的产权不可谓不明，但依然亏损严重，原因就在于产权的管理和运作，比较当前世界的企业制度，反思国有企业的改革，我们就会明白，产权改革是必要的，但不是最重要的，更不是全部的。关键在于国有企业产权管理和运作的科学化，即资产治理结构的科学化。
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民营经济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作出的贡献主要在于：解决就业、体制改革的冲锋队和试验田、思想解放的鼓号手、政府改革的内驱力、中国经济困境的缓冲带、企业家阶层的良园。民营经济的发展动力是内在的和利益驱动性，一旦遇到适宜的环境和市场，就会膨胀和增强。国有与民营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互动关系。从初始的限制、打击到今天的扶植和发展。无不显示着一种趋势和道理：中国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私有经济。但私有经济的壮大，必须要依托国有经济的发展。国有经济私有化不是中国经济的最终出路，更不是解决国有企业问题的根本办法。
2.最便宜的企业家
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是国家税收的来源，国家要稳定要发展，就必须发展企业，要发展企业就必须重视企业家队伍的建设。在中国我们习惯称企业经营者，也曾经区分企业家和经理，我们认为，有没有企业家只是一个假设问题。因而，我们认为，一个社会如果没有企业家，这个社会就没有创新精神、敬业精神和合作精神，也意味着这个社会无法存在。世界上从来不存在一个没有企业家的社会，只不过是拙略劣和优秀而已。要拥有一流的企业，必须要有一流的企业家。要有一流的企业家，必须要有一流的政治运作机制。
可以说，从老祖宗胡雪岩开始，中国的企业家便缺乏在商言商的传统，总喜欢在政治圈子里转悠。政经合一，渗透于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腐蚀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机体。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无论你是否承认中国有无企业家，中国确实存在一批优秀的企业经营者，他们根植于国有或民营企业中，尽管不少只是昙花一现。总而言之，政府、社会对于企业家、企业经营者的要求非常高，标准几乎是完美无缺的人、是伟人。他们付出了很多很多，而社会给予他们的却很少。他们无所计较，就象田野里辛勤耕作的老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任劳忍怨，临终还要奉献自己的皮和肉。谁让他们的命该如此呢！
尽管企业家中确有一些不良分子，而哪个阶层中没有呢？我们，社会，中国的各级当权者，尤其是最高当权者，必须认识到：国有企业的发展，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的发展，需要一批又一批的企业家，需要企业家阶层。企业家是社会经济的中轴、核心力量，许多社会进步事业要靠企业家来推动。国家、政府和社会要关心、理解、尊重，支持企业家的成长，理直气壮的支持他们。
尽管国有企业面临着许多困难，但是我们还是需要更多的国有企业。那么，究竟怎样才能使国有企业再现辉煌呢？
国有企业的路到底该如何走！
虽然国有企业脱困已经取得进展，但是国有经济的改造决不仅是企业‘扭亏为盈’的简单过程，它涉及的是全社会微观基础的再造，是社会利益结构的全面重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国有经济的效率与活力问题是一个世纪性的、世界性的难题。那么，国有企业的路到底该如何走？
1.认识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长期性2.迄今为止，我们几乎尝试了世界上所有的企业制 度，并获得了一定的成功，但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短短的十几年，中国国有企业几乎尝试了一切经营方法，就连‘孙子兵法’都派上了用场，国有企业总体依然如旧。期望国有大中型企业在短期内有根本好转那只是一种徒劳，丢掉他们无疑丢掉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基础。少数企业不好原因在管理，多数企业不好，是宏观、是战略问题。
战术解决的主要是当前问题，而战略指涉的是长远发展问题。改革走到今天，可以说既得益于战略发展，又得益于精妙的战术，但主要得益于采用的战术，因为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河’。当前的改革，无论是哪个方面，都已经无法仅仅从自身剖析原因，也无法单纯从自身寻求解决办法。整个改革已经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成为一个系统整体，单方面的突破，必须要整体的配合。‘整体观’的树立，必然要求重新调整发展战略，依据新的战略来确定新的战术。一招一式只能解决单个问题，但整体问题的解决需要逐一化和量变。国有企业问题的解决只能一步一步来，不要期望一招一式就能解决问题。
面对国内外新的形势特别是全球化新趋势，必须认真研究21世纪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战略问题。目前，一些人对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长期性、艰巨性认识不足，认为国有企业改革的任务已基本完成了；还有一部分人认为只有私有化才能解决国有企业的问题。要认识到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任务远未完成，任务还很重，国有企业的战略地位、战略性改组、战略目标、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国有企业的政治意义决定了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国家决定对国有企业进行战略性改组，通过改制、改组、改造、资产重组等措施，收缩国有经济战线，优化国有资产配置，加强重点，有进有退。国有企业的战略性改组，有体制方面的问题，也有产业结构方面的问题，难度都比较大。这种战略性改组，决定了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长期性。
国有企业的战略目标决定了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长期性。国有企业发展的战略目标，应是发展成为具有世界竞争力的国家企业集团体系。要形成以大企业为主导、大中小企业协调发展的格局。要形成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主业突出、核心竞争力强大的大公司和企业集团，提高产业集中度和产品开发能力。中国国有企业的发展任重而道远。特别是中国加入WTO，国有企业必须具有适应全球市场竞争的能力，同世界企业展开竞争。实现这一长远战略目标决非易事，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必须树立长期的战略指导思想。
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决定了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长期性。由于处在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发展的阶段，不调整就不能继续前进。这种调整是新技术革命带动的、对经济的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战略性调整；这种调整不是局部的调整，是包括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城乡结构在内的全面调整。战略性的经济结构调整要贯穿于今后相当一个发展时期，要同经济发展相互促进。在此调整中，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将同步进行，并承担着经济结构调整的重大任务。…
2、国有企业改革的战略发展
新的市场经济形势和经济全球化趋势下，要求企业和政府要有紧迫感和忧患意识，准确分析了新世纪初经济社会发展的时代背景和基本特征，思考国有企业在新世纪改革与发展的战略性问题。国际方面，现代科技突飞猛进，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发展，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国际竞争更加激烈。同时新科技革命，也是实现生产力跨越式发展的历史性机遇。国内方面，结构调整进入关键时期，改革处于攻坚阶段，加入WTO，面临许多新的问题，各种深层次的矛盾需要解决。必须抓住机遇，在结构调整中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
国有企业发展的目标可以有以下两个阶段：用五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完成国有企业的改制、改组，使国有企业成为独立的法人主体，发展一批主业突出、管理水平高，竞争能力强的大型企业集团。第二阶再用5年时间实现国有企业建立比较成熟的现代企业制度，国有资本在较大范围参与世界市场竞争，并成为世界竞争的一支新兴力量。再用10 -20年，使中国国有企业在世界企业竞争舞台上成为主要力量，中国成为世界企业强国、经济强国。
为使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出现新的良好开局，在“十五”期间要至少做到以下八个“基本”，1)基本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基本解决政企政资不分的问题，使企业成为享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经营实体，健全法人治理结构。中小型国有企业也要完成改制，建立一套适应国内外市场经济环境的固有资产监管、营运体系。要加快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造步伐，通过多种途径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2)基本完成战略性改组。加强重点行业和领域，该退出的退出，该加强的加强。要切实转变工业经济增长方式，增强技术创新能力，加快传统产业技术改造，提高企业技术应变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3)基本适应加入WTO后的新形势。3)基本治理好企业发展的外部环境。造出有利于国有企业改革、有利于国有企业技术改造、有利于国有企业自主经营的社会环境、法制环境和市场环境。4)基本搞好国有企业内部的改革和管理。减轻企业负担，基本解决国有企业原有的历史包袱，健全劳动保障制度。企业的内部管理应大大加强，要从国内外市场竞争的高度从严治企，逐步探索建立一套科学的管理模式和制度。5)形成一支高级企业家队伍。6)基本完成企业产业产品结构的调整。7)基本形成企业开展公平竞争的规范有序的开放的市场体系。形成和国际经济接轨的符合国际惯例的一套游戏规则，并正常运行。全国市场开通，行业垄断、地区封锁应基本打破，各类市场进一步形成和完善。3、产权改革与机制创新
企业成败的关键在于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构成企业核心竞争力的诸因素中，公司治理结构是最综合最重要的因素。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与重建，将成为未来一段时期内企业改革和经济腾飞的关键。正是中国现阶段公司治理结构存在的种种问题，使国家各项深层次的总体改革方案的实施缺乏微观基础。国有企业要进行产权改革、体制的创新，要建立保证企业健康发展的机制。
经过多年的探索，已经清楚，就是要建立起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现阶段推进的主要方法，一是要采用多种形式调整完善所有制结构；一是要对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规范的公司制改组。其实质都是对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必须实现创新，包括产权所有制度的创新和产权组织制度的创新，即原有产权的合理流动、调整与重组。要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通过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来解决目前国有经济分布过宽、整体素质不高、资源配置不合理的问题。从实际出发，下决心逐步合理解决国有企业的四大历史包袱，以尽可能缓解与清除国有企业改革面临的上述主客观障碍。国有企业产权所有制创新，决不意味着不再需要国有企业，或者把国有产权都改为非国有。而主要是根据国有企业的应有职能定位和在实际工作中有较强操作性的原则，将现在为数众多的国有企业大体分为四类情况。具体说来是这样四类：
国家需要继续独资的企业。基本上包括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等三种企业。这些企业，同国家的国防、金融和财政安全密切相关，对保证人民生活与社会稳定至关重要。待市场机制真正健全和完善时再逐步改造。
国家必须坚持控制的企业。主要是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重要的骨干企业。这类企业一般都属于经济中的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先导性的企业，其供应和价格是否稳定，对整个经济的健康发展有重要的支撑和导向作用。因此，国家一定要能够控制，但不一定要继续由国家独资，可以改为国家控股(包括绝对控股及相对控股)，以利于企业的独立经营、自负盈亏、减少补贴、提高效益，同时大大降低过去因独资控制这些企业给国家带来的高昂成本与经济损失。
国家可以参股的企业。主要指不包括在上述两大类以外的其他行业中，一些尚有较大发展前景和国家还不愿意很快退出的企业。但也不必继续由国家独资或控股，而可以改为由国家参股。至于参股的根据则视国家有没有资金(主要指财政资金，不是银行的资金)、能不能赚钱这两个条件来决定。
国家应该退出的企业。主要指上述三大类以外的其他大量企业。对于那些既不需要国家独资，也不必由国家控制，而且又不值得国家参股的企业，国家就应逐步退出来。
退出的方法可以有多种，或者破产、关闭、兼并；或者采用各种方式，有偿等价转让为非国有企业，包括集体、外资、私人和个体。总之，退出的时间，宜早不宜晚，但要有计划。拖的时间越长，积累的包袱就越重，最终需要国家兜底偿还的开支就越大，国家的损失就越多。但如果相对集中，国家一时难以承受。
国有企业产权组织制度创新最重要的就是对经过产权所有制创新改革以后，仍然继续由国家独资、控股和参股的大中型企业，必须进行规范的公司制改组，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以尽可能消除原国有企业政资不分、政企不分、“两权”不分的积弊，有效提高其效益，真正发挥出国有企业在经济中应有的主导和控制作用。
对于大多数公司制企业，必须做到股权多元化。这是实现规范的公司制改组最重要的环节。
问题应该这样看，解决传统国有企业政企不分的弊病，要害在于能否做到股权多元化或股权社会化，把原来的国有独资企业变为多家持股甚至混合所有制的企业。进行产权组织制度的创新，必须建立起科学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保证公司制企业的有效运转。国有企业改组为公司制企业以后，所有者只负有限责任，并按照出资额享受所有者的权益；企业财产则交由企业法人依法自主经营，并承担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为此，除国家一方需要建立起一套有效的国有资产管理、监督、运营制度以外，企业一方必须建立形成一套科学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形成股东会、董事会、经理层、监事会各负其责、协调运转的有效制衡机制。
对于国有企业改革进展效果不佳，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主要是国家优惠政策不够，有的认为主要是主管部门没有真正放权；还有的认为主要是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不高。改革至今，在国有企业病症的诊断上，依然没有形成共识。
国有企业改革的难点关键在两个方面。一是客观上的历史包袱太重，国有企业很难解脱。这包括：多余职工的包袱。按最保守的估计，除了几年来已经下岗的上千万职工以外，现在国有企业中至少还有30%以上的多余职工需要逐步分流出来。否则，劳动生产率太低，成本太高，竞争力不强，企业就很难长期生存下去。但要很快实现人员分流，不仅任务十分繁重，而且社会也难以承受。高负债的包袱。在正常情况下，国外企业的负债率一般为30一40%，最多也不超过50%左右。而中国的国有企业，一般超过了70%、甚至80%，有相当一部分已经资不抵债。也就是说，不少负债实际已变成了无法偿还的呆账坏账。这不仅直接影响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甚至有可能导致全局性的金融风险。
企业办社会的包袱。国有企业绝大多数现在都办有本应由社会承担的事业，其所占用的职工，往往要占到全部职工的30—40%，甚至更多。这对企业生产成本和领导者的精力来说，都是难以承受的。
退休职工的包袱。由于中国至今还没有建立起一套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国有企业退休职工的养老、医疗等保险，基本上仍由企业负责，这不仅大大增加了企业成本，而且也导致新老企业负担的不平衡，很不利于企业间的平等竞争。
如果不尽快为国有企业卸下这些沉重的包袱，国有企业的改革就不可能真正到位。解决这四个方面的欠账，至少需要三万亿元以上的资金，这大体相当于现在三年全国预算内的财政收入，或者绝大部分国有企业的净资产。由国家一下支付这么大的改革成本，几乎是不可能的。退一步讲，假若我们支付了这些改革成本，为企业解下了包袱，但不深化改革，暂时解困了的企业还会重新背上包袱。如正在进行的“债转股”和冲销银行呆坏账，由于可以使企业支付给银行的利息减少，对扭亏增盈确有立杆见影的效果。但如果企业的体制机制不改变，效益不能提高，这种解脱只不过是把应交银行的利息变成企业的利润，不仅会进一步加大金融机构的风险，而且国有企业的高负债问题也不会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所以，要有效地解决这些包袱，必须同深化国有企业体制机制的改革结合在一起进行，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改革涉及到体制和机制，问题就会变得十分地敏感与复杂。现在不少学者主张中国改革已走到了突破旧有观念束缚，形成新的认识突破的历史时期。
长期以来，主要是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太深，把国有企业不仅看成是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企业，而且一直认为，它是公有制企业中最好和最高级的形式，只能扩大、不能缩小，只能加强、不能削弱。但实际的情况却是，各级政府和主管部门都可随意干预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企业的权、责、利关系很不清楚，效益效率往往不高。改革要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最有效的办法，一是适当缩小国有企业的范围，将一些效益不好、又不是必须由国家创办的企业，有偿转为非国家所有；二是在继续保持国有或国有为主的企业中，建立形成一种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这就势必涉及企业产权制度的变革，包括产权的转让或者合理调整与重组。但因为传统观念没有转变，长期以来就不可能从产权制度入手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结果只得绕开产权制度改革，单纯地进行有关国有企业隶属关系、利润分配、扩大企业自主经营权的改革。结果当然只能是事倍功半，甚至劳而无功。
应该说，对于企业，特别是对于国有企业，有很深的感受，想起来总是浮想联翩，写起来总觉得无法停下来。翻来覆去，到底要说明些什么！有些迷茫，尽可能收集资料，分析研究，结论是：该说的专家们都说了，该有的政策政府都有了，该做的企业都做了。
国有企业改革是一项十分艰巨复杂的事业，绝非一蹴而成的事。中国的经济改革采取了一种渐进的方式，这无疑是符合中国实际的正确选择。但是，渐进改革也使中国实现企业改革目标，建立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微观基础需要较长时间，从而经济低迷状态持续的时间也会比较长。俄罗斯和东欧在经济转轨中实行激进的“休克疗法”，至今已近十年，经济仍无太大起色。实行渐进改革的中国，经济要摆脱低迷状态，驶入增长的“快车道”，估计可能还需要5--8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应当充分认识到引起当前经济低迷的微观体制性因素，以及企业改革对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决定性意义，在保证经济平稳运行和社会稳定的条件下，进一步加大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改革的步伐，尽快完成企业制度的变革，为经济增长建立充满活力的微观基础。这样，中国经济就可能较早地驶入“快车道”，否则，经济低迷持续的时间可能会更长。
有三点特别需要指出：
第一，要下决心来解决企业债务问题。我们认为，‘债转股’确是重要的一个措施，药力未到，你就希望它彻底见效，那怎么可能！中国有一位颇有争议的中医大师，他治病确有独到之处。药力重、狠。要治好那些重病人，必须如此，但风险很大，治好了不少人，也有难以起死回生，医生们很难冒这个险。对于‘债转股’我们认为它不仅仅是解决债务问题，其中深涵着社会经济快速、健康、持续发展的规律，是发展中的一个‘道’的问题，我们将在后面做专门的研究。
第二，要进一步更新观念。中国社会、经济处于一种系统的转换和升级或者说是结构的升级转换过程中，在这个升级转换过程中，整合和重组是出发点和依存点，在整合和重组的过程中，必然涉及到资产、产权的转移和转换等问题，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公’与‘私’我们已经争论了好多年，‘国有资产流失’已经成为新形势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公’与‘私’的翻版，业已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阻碍。我们一定要科学对待这个问题。
第三，要把解决工业问题和解决农业问题结合起来。当前中国的许多社会经济问题均导源于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这是解决当前中国许多经济问题的最终办法。按照相对法门的原则，当工业陷入自身难以自拔的困境中时，应该换个思路，换种方法，‘围魏救赵’，用解决农业问题来解决工业问题。这是工业的根本出路。
企业的核心是人
每一个老板都希望自己的企业发展壮大，而且是飞快地发展壮大。但实际上，发展过快潜藏着极大的危险，就像一棵树，如果根基很浅，枝叶却疯长一气，结果是头重脚轻，稍有风吹雨打就免不了树倒猢狲散，空欢喜一场。
发展过快的危险首先表现在人才跟不上。
企业的人才结构尤如宇宙天体，只有当某颗星具有了极大的质量时，才能吸引别的星围绕它旋转，如同太阳之于太阳系。
企业的核心就是它的决策者和高级管理层，离核心越近的圈层，应该越具有稳定性和质量感。居于外围的普通工作人员免不了经常变动，这对企业或许并不构成影响，但核心层的变动则意味着整个星系的改变。
大企业的核心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班人，这一班人的选择培养和彼此适应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是在朝夕相处，风雨与共，在无数次具体工作的过程中磨合而成的。
杨元庆29岁就担任联想集团微机事业部领导，直到39岁当上联想CEO统帅全局，其间是整整10年时间。
默契总是在磨合中产生的，人和企业要形成水乳交融的关系，也需要长期的时间。麦当劳的领袖总是从内部选拔，就因为只有内部的人，才是最彼此了解和接受的。
目前麦当劳最新一任CEO坎塔卢波，从1974年就加入麦当劳，1987年成为麦当劳国际的总裁，随后又担任麦当劳国际的主席和CEO，1999年，坎塔卢波成为麦当劳全球总裁和副主席，2002年12月已经宣布退休的坎塔卢波被任命为麦当劳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
纵观坎塔卢波的一生，可以说是毕生的精力都贡献给了麦当劳，麦当劳就是他生命的一部分，他怎么会不好好做？又怎么会做不好呢？
大企业的领导层往往都比较稳定，麦当劳历史上任期最短的CEO是会计师出身的格林伯格，也有4年时间。在他之前，麦克尔·昆兰掌管麦当劳11年，弗雷德·特纳10年，麦当劳公司的创始人雷·克洛克在位21年。
匆忙上阵，迅速扩张，或许能很快摆出一个庞大的阵势来，但往往是散沙一盘，不堪一击。有了稳定的领导核心，才有稳定的战略思想，才有成熟的企业文化，也才有持续不断的生存和发展。说到底，世界上一切事情都是人做出来的，企业的核心是人。
企业的人才结构尤如宇宙天体，只有当某颗星具有了极大的质量时，才能吸引别的星围绕它旋转，如同太阳之于太阳系。
资本说了算 国有企业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可以说上层建筑的各项改革都是为了这个经济基础，国有企业改革已经走过了艰难曲折的历程，国家宣布，国有企业三年脱困的目标基本实现，到底怎样？
当年王志东掌管新浪的时候，在网民眼中，新浪基本上就是王志东的新浪了，他后来被踢出局，好多人以为新浪的天都要塌了。结果天还是那片天，新浪还是那个新浪，倒是王志东自己没了下文，到现在，若不是老网民恐怕都有点想不起他了。
其实，王志东也就不过是个打工仔，只要是打工的，不管是叫总经理还是CEO，都只不过是企业运作中的一个职位，这个职位之所以受到关注，是因为它比别的职位更靠近资本， 财富给它镀了一层金边，而这层金边在媒体的炒作下很容易就被发胀了。
从古到今，谁投资谁就是老板，在决策的问题上从来就是资本说了算。
但资本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资本的构成也很复杂，当知识(技术)对企业的生存发展起关键作用时，知识资本就有绝对的发言权；当资金是企业的核心因素时，谁掌握着财权，谁就是大哥。
所以，王志东们也不是想踢就踢的，得条件成熟，能踢的时候才踢。
企业的决策权既是企业自身发展的结果，也是参与各方斗争的结果，技术人员如若轻易把核心技术贡献出来，企业借助它上了台阶，必然会进入下一个阶段，更深入地经营它，这时候经营者的作用更大，技术人员若没有更新的技术可以让企业依赖，自己就只能靠边站。
技术需要积累，真正的创造发明也许一生只有一次，企业有了钱，就可以利用很多人的智慧，经营很多人的创造发明。企业家做的是组织很多人的工作，技术人员做的是挖掘自身的工作，自身一个人是不可能战胜很多人的，所以具体的某一个技术人员，注定都将被淘汰，他的技术只是企业前进道路上的驿站，技术资本并没有得到有效增值。
据说可口可乐的核心配方至今仍密封着，这个配方比起当今许多高科技成果来说要简单得多，一旦公之于众，大家都能掌握，但他就是不说。
这也是一种意识，保护自己的核心技术，也就是保住资本的价值。但如果每个有技术的人都这样想，那就只有自己当老板。人人当老板，人人都只是小老板，何况技术还有可能变得落后，一钱不值。合作才能干大事，而合作的效率取决于制度，制度才是使各种资本合理配置的关键。
只要是打工的，不管是叫总经理还是CEO，都只不过是企业运作中的一个职位，这个职位之所以受到关注，是因为它比别的职位更靠近资本。
农村问题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
我们的问题可以简单表述为：
1.落后本质---小农经济
2.兴奋之路---农业合作化
3.权宜之计---土地承包
4.光明之路---农业产业化
5.根本出路---市场化
6.根本措施---计划配置，市场化运作
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国家自立的基础，农业、农民、农村问题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没有农村的稳定和全面发展，就不可能有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全面进步；没有农民生活的小康和富裕，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生活的小康和富裕；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这是千百年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农业不仅为人民提供基本的生活资料，是人类生存的基础；而且为工业和国民经济各部门提供生产所需要的原料，是许多产业赖于发展和繁荣的前提；农业和农村还是工业品的重要消费市场，是国民经济各部门实现良性循环的重要一环；农业和农村经济还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农业不仅是基础产业，也是最有前景的产业。
中国的许多社会经济问题均导源于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当前，经济运行中暴露出来的以需求不足为特征的矛盾，是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矛盾的外在表象。从本质上看，买方市场的形成，不是产品的绝对过剩，而是作为消费主体的农民购买力低，农村城市化滞后，农业的生产方式和农民的生活方式落后。
农村处在什么地位—历史视角的分析
城乡关系，是任何关注中国经济问题的人所不容忽视的核心问题之一。但城乡关系为什么处在一种不平等的发展态势？这种态势又是怎样发展过来的呢？中西之间的城乡关系有没有区别？
1.超限度的剥夺—-城乡关系的历史反思
城市和乡村分离并作为人类的不同聚居态并存，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引起的社会分工所导致的结果。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随着人类社会第一次社会分工的发展，以农业生产方式为主的人类群体聚居的初始形式---氏族公社逐步得以形成和确立，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社会逐步产生了剩余产品并在此基础上逐步产生了生产资料私有制，人类群体聚居态也随之发生了深刻变化，逐步出现了“筑城以卫君，造廓以守民”，以保护私有财产为主要功能的城廓；其后，人类社会第二、三次社会大分工则进一步改变了人类聚居的状态，逐步形成以“国中为市”的固定商品交换场所和手工业者聚居地的“市”。从此，人类社会系统(聚居系统)开始了逐步从无城无乡的同质集合体向城乡有别的异质结合体的演变，城乡对立统一的历史由此开始。
最初，城市居民还没有同农业完全脱离，“在古代社会，城市连同属于它的土地是一个经济整体”。但是，进入奴隶社会，城市就成为奴隶主贵族、大商人、高利贷者和国家官吏的聚居地，他们利用国家机器，残酷地剥削和压迫从事农业生产的奴隶，从而逐步形成城市对乡村的支配地位，形成了“都邑”和“鄙”、“野”之间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城乡之间出现了对立。这种对立鲜明地反映出：“个人屈从于分工、屈从于被迫从事的某种活动，这种屈从现象把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城市动物，把另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乡村动物，并且每天都不断地产生他们利益之间的对立”。进入封建社会后，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事农业生产的奴隶变为农奴或农民，并相应地引起人类聚居状态发生变化。一方面，城市和乡村在规模、组织结构形态和功能上的区别日趋加大；另一方面，城乡之间的对立在逐步加深。尽管各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水平、政治体制各不相同，而由城市对乡村实行剥削和压迫导致的城乡对立日益严重，则是其共同特点。但令人奇怪的是，中西方城乡关系在封建时期却表现出巨大的差别。
在中世纪欧洲，城乡关系表现特殊，乡村庄园里的封建地主在政治上统治城乡，而城里的富商和高利贷者则通过不等价交换和高利贷手段在经济上残酷剥削乡村。城市平民为摆脱封建领主的统治，从十一世纪起就开始了绵延不断的“城乡之战”，后来这种战争愈演愈烈，逐渐发展成为反对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的斗争，对促进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城市一开始就是作为“经济结构上的赘疣”出现的，城市的兴起与其说是源于工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是工商业的聚集地，不如说是封建统治的神经中枢，是封建统治阶级出于统治的需要而建立的组织体系。城乡关系不仅是经济交换关系，而且还是一种政治隶属关系，于是，整个社会被分离成两个既相互分离又相互联结的社会结构，其上层体系是城市利益集团，朝廷和官僚(士大夫阶层)为其上端；而下层体系则处于广大农村，地主和乡绅为其上端，地主和乡绅是国家政权借以控制乡村不可或缺的“居间人”。国家机器是在小农经济和封建土地制度的基础上向前驱动的。城市和乡村的对立不仅表现在不等价交换、高利贷、赋税、徭役和地租等经济剥削上，还表现为设置在大小城市里的层层统治机构对农村的残酷政治统治。对农村经济剥削和政治统治在城市的一体化，决定了中国封建社会城乡对立的特殊性和强烈的对抗色彩。也正是这种差异，导致中国和西方城乡关系后来演变路径的不同。
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西方机器大工业本身具有的创造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索取剩余价值的双重作用，要求资本在有限的时空内产生尽可能多的利润，使商人阶级逐步积聚财富成为贵族，出现了城市对乡村的关系的“拨乱反正”，城市不是作为商人逃避封建统治的避难所，而是成为商人借以对乡村剥夺的根据地。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无一不是采取剥夺农村进而将资本向城市集中，并驱使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村人口成为城市雇佣劳动后备军的方法来推进工业化进程。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交换，”并且“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生产和发展规律，决定着西方资本主义条件下城乡关系的特点只能是以农村的长期凋敝和贫穷为代价撑起城市的发展与繁荣。
而中国漫长的封建时期，在“官本位”和“重农抑商”思想的统治下，并没有使商人阶层在社会中占据主流，社会整个阶层结构并没有发生变化，从而城乡关系也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而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城乡关系则进一步恶化，城乡差别进一步拉大：一方面，没落的封建统治阶级更加残忍地剥削广大农民，使整个农村民不聊生、土地荒芜、一片凄凉；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使一些古都名城原有的城市工业和周围腹地的农村经济解体，从而出现停滞和衰败现象，但同时也使某些地方资本主义经济有所发展，如沿海、沿江和沿铁路干线地区，逐渐兴起了一批拥有现代工业和公用事业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性质的工商业城市。而这些城市的发展，其工业和公用事业最初是由政府创办(创办者往往是大官僚、大买办，因此称其为“官僚资本主义”)，一开始就具有买办性，而当时外国资本趁我国民族工业薄弱之际大量侵入，联合官商资本一起集聚在少数具有地理优势的城市，这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但却严重地加剧了地区经济和城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使城乡间差距急剧拉大，加上这些城市大多是帝国主义列强势力向广大农村进行经济侵略、政治控制和文化渗透的据点，致使中国城乡关系进一步具有了对立的残酷与野蛮性，形成了特殊的“二元社会结构”形态。事实上，1949年前的中国已出现一般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结构社会的困境：如大量贫困潦倒的农民流入城市、乡村土地大量荒芜、城市出现贫民窟、社会经济整个陷入困顿状态、人民生活没有保障等。所有这些不仅加深了城乡之间的矛盾对立，也为以后城乡协调发展制造了许多无法在短期内克服的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