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与西方社会城乡之间地位互换导致的相互依存不同的是，中国的农村始终是作为城市统治和剥削的对象，几千年来的中国社会发展，都是在城市压迫和剥削农村造成城乡对立的状态下向前推进的，诚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全部文明的历史并一直延续到现在”。而这种对立最根本的还是城乡居民间的利益对立。所以，走向城乡协调之路，最根本的条件是使城乡居民利益统一起来，使城乡发展在利益关系上相互依存、补充和促进。“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是社会统一的首要条件之一，这个条件又取决于许多物质前提，而且一看就知道，这个条件单靠意志是不能实现的”。要推进城乡协调发展，首先必须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加社会的物质财富，只有这样，城乡协调才能够迈出实质性的步伐。
2、制度安排与经济攫取—新中国为什么还有城乡差别？
1949年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新中国的建立，从政治上和利益上使城乡关系第一次拉近并在意识形态上统一起来，为城乡协调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新中国面临着一般发展中国家在“世界体系”(world system)中沦为附庸的危险，为摆脱这种境况，中国不得不走上一条封闭式的工业化道路。
历史上发展中国家在其工业化的过程中，大都以牺牲农业积累作为发展工业的资金来源，中国也不例外。其主要原因是：其一，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不可能走引进外资发展工业的道路；其二，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弱小的民族工业，无法超越这一障碍为工业化提供足够的工业积累和合理的产业结构。因此，农业就自然成为工业积累唯一的资金来源。一般而言，把农业积累向工业领域转移，以支持工业体系的建立和发展，有两种转移方式：一是实行重租重税公开转移，如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就是公开的转移；二是依靠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如前苏联、东欧国家，就是隐蔽的转移形式。中国采取的是第二种方法，即采用农产品国家定价，从农民手中低价收购，又对城市居民和工业部门低价统销，用以维持大工业的低工资和原料低成本，提供不断产生超额利润的条件，最后以大工业利税的形式上缴，集中为国家工业化的建设资金。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就需要建立一系列新的社会制度和组织结构。城市“单位制”和人民公社制度就是在这种情形下产生的，这种制度，逐步使“以乡托城”的二元格局得以形成、并强化定格。单位制采取低工资、高福利、广就业的方针将城市居民全“包”下来，这种集多种功能于一体的制度为工业化进程所需资金的进一步积累提供了可能，而人民公社制度虽在意识形态的意义上是为了“引导农民走集体化道路”，但其现实的功能，却是为向农业索取资金以维持城市工业的社会结构体系形成与运作奠定组织基础。这种在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下建立起的制度和组织，把农业所能提供的积累以隐蔽的“农民的贡赋”形式不断地转化为工业投资。
上述状况，不仅使城乡差距拉大，城乡发展极不平衡，而且使社会整体推进矛盾重重，更严重的是，由于传统的“赶超”发展战略，难以防止再生产的收入泄流，不仅严重破坏了农民的积极性，使不少农业投入难以成为支持农业发展的真正力量，而且迅速改变了整个国民经济的产业结构体系，使作为国家经济命脉的工农业生产最终陷入一种相互掣肘的恶性循环。
这种恶性循环的实质在于：以积累能力较弱的农业部门为积累主源长期支撑工业增长，一方面，随着工业尤其是重工业扩大再生产的扩张要求，要求农业部门提供的积累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农业部门过度向外输出剩余价值，使自身的积累越来越弱，极大地限制了农业的扩大再生产，甚至连维持简单的再生产也遇到了困难。这使工农业发展形成结构上的恶性循环制约，从而最终动摇了实施重工业超前发展的基础。世界其它一些国家的发展历史也表明，跨越轻工业发展阶段必然造成农业内部劳动力的不断累积，这同样为中国的发展事实所证明。轻工业具有劳动密集型特征，轻工业不发展，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就受到极大限制。结果是随着农村人口和劳动力的增长，农业劳动生产率长期停滞，剩余产品率趋于下降，进入六十年代，我国农业发展几乎居于停滞状态。所以，使得传统体制下发动的每一次工业化高潮，都因农业无法支撑而最终宣告破产。
总之，建国后政府采取的一系列经济和政治措施，铸成了一个城乡长期隔绝的二元社会结构格局。这种格局中城乡尤其是工农阶级利益矛盾的演化，对新中国整体的进步逐渐形成结构性制约，它使城乡之间的关系始终没有真正走向利益的统一和协调发展。从深层来看，1978年以来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动因，不仅在于传统体制的功能性制约，更在于不切实际的传统“赶超”战略所导致的城乡社会利益格局的结构性扭曲和社会整体发展的结构性障碍，使工业化发展进程无法继续进行下去。
农民消费为什么拉而不动？
1.不管黑猫还是白猫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70%。历代王朝的兴衰都和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有直接的关系。谁赢得农民谁就赢得中国，谁解决了土地问题谁就赢得了农民。这是马克思主义初时来到中国的科学的结晶。
数千年来，中国社会经济形态虽经原始的商品经济、货币经济以及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冲击，但始终摆脱不了小农经济的模式。随着这种经济模式的固化，社会也停滞不前。可以说小农经济一直是影响中国经济、社会的决定性因素，官营国有、极权专制、散漫安贫现象等无不与此紧密相关。中国这种小农经济的特点是：土地块小而散乱；生产资料分散、私有且兼并和分割不断发生；经营方式分散；沉重的租税剥削和超经济的压迫；小农业辅之以家庭小手工业…。土地兼并是导致历代王朝覆灭的重要因素，失去土地的农民很容易响应"均田地"、"打土豪"的号召，揭竿而起，从而建立起一个新的王朝。中国的历史可以说既是一部藩王争迁的历史，又是土地兼并和分割史。土地兼并本来是土地的集中过程，意味着经营的规模化，如英国的圈地运动将分散的土地合并，诞生了产业化经营的农业资本家，但是在中国恰恰相反，由于佃农和小自耕农忍受沉重的剥削，实际地租率在二分之一以上，另外还有大量的苛捐杂税，使得农民贫困不堪，至多只能小片经营，维持简单再生产；佃农无力多租，也不敢多租土地，天灾人祸、横征暴敛可能使他血汗白流，更加衣食无着；自耕农则往往倾其所有购买田产，加上官府盘剥，因而也就没有能力扩大经营规模了，相反，许多人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全部或分割变卖已有的田地；中国古代还实行多子平分继承田产的制度，这样即使父辈有些规模的田产，经过多子分割，也就更加块小了；即使是地主官僚，有不少的土地，但由于封建政治的严酷、不测，他们很容易失势、衰落，土地也就不可避免地发生转让、变卖、兼并和分割。这样在中国，随着土地兼并的激烈进行，经营规模反而可能变小，经营方式趋于分散。
小农经济在中国虽然长期延续，但基础却异常脆弱，分散的土地和经营、残酷的剥削、对自然的依赖，由此而使农民普遍陷入贫困，同时也只能维持一年不如一年的简单再生产。这种小生产方式本身就是阻碍经济发展的强大力量，它排斥任何先进的生产力因素，不可能有资本的社会积累，不可能出现社会化的劳动、协作，不可能采纳先进的技术和促进科学技术的运用。
封建社会私有制几千年，中国社会并没有得到长足的发展，相反中国人民在黑暗中走过了几千年。鉴于封建私有、小农经济、长期落后的状态，中国共产党人在不断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农业之路。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使长期受扭曲结构压抑的生产力在短期内迅速释放出巨大能量，中国农民一时呈现出了空前的热情，中国经济也呈现出空前的高涨。然而，热情和高涨过后，人们仍然是贫困落后。1958年短短的几个月里，全国建立了52781个人民公社，全国农民一个不漏的被分编在504万个生产队中。所有的生产活动都要听从生产队长的指挥，而所有的生产队长又要完全按照上级的指示办。人民公社搞了20年，全国人均占有粮食的数量只有307公斤，与1956年一样多。社员人均收入平均每年只增加一元钱。物价稳定，收入也稳定。直到1977年，全国大约一亿农户粮食不够吃，四千万户人家粮食只够吃半年，还有几百万户常年靠救济或乞讨度日。农民食不果腹，生产队长带着介绍信集体乞讨。1977年，全国农村人民公社分配统计资料表明：当年全国有11200万人劳动一天的工分值是0.11元，19100万人每天可挣。0.137元，有27160万人每天可挣0.164元。收入最低的每天只有0.06元。甚至有的劳动一年不但挣不到钱，反而还要倒欠。当时，人们的共产主义理想是：‘土豆加牛肉’、‘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
1977年6月，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同志在淮北农村微服私访，碰到一个身穿破棉袄、腰扎草绳的青年农民，问他有什么要求，小伙子拍着饥肠咕噜的肚子说：吃饱肚子。真是可怜！这些话即是今天也不感到好笑。经历了几千年封建落后的中国农民要求并不高，只要能吃饱饭。面对农民的这种起码的要求，所有心存‘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人怎能不为之感动、自感有愧呢！
中国农业怎么办，中国农村向何处去？不管黑猫白猫、摸着石头过河，既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又不断创新，与时俱进。表现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非凡的智慧和超人的胆略。
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突破了计划经济的模式，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极大地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积极性，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带来了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性的巨大变化。农村的变革，为中国的全面改革提供了基石和可能。
2.农民收入结构分析
1978年以来，在改革的推动下，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1978-1997年，GDP年均增长9.8%，人均GDP增长8.4%，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34元提高到1997年的1900多元，扣除价格因素，年均增长百分之八点多。农村经济的快速增长，促进了全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极大地增强了中国的综合国力，显著地改善了人民生活，大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在这一时期，农户的收入结构变动经历了以下阶段：
1.1978-1984年，农户收入超常规变动阶段。在这一阶段，农户收入从151.79增加到355.33元，增长203.54元。家庭经营收入变更度为44.55%。推动家庭经营收入结构变动的主要原因：一是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二是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三是国家减免农业税；四是国家增加了农业投入。
2. 1985-1990年，农户收入结构缓慢增长阶段。这一时期农户人均收入从397.6元增加到686.31元，农户人均货币收入从357.39元增加到676.67元。家庭经营收入结构变更度为8.52%。收入结构变动慢的原因：一是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升幅度大于农产品提价的幅度，这一时期农产品价格提高58%，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提高58%，农村消费品价格提高61%；二是国家农业投资相对减少；三是农户负担加重，这一时期，农户人均负担从18.4元增加到38.2元。
3. 1991-1996年，农户收入稳步增长阶段。在这一时期，农户人均纯收入从708.55元增加到1926元，农户人均现金收入从895.29元增加到1323.07元。农户家庭经营收入变动度为19.95%，在此产生的问题是农业贸易条件恶化，农产品流通渠道不畅。…
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以来，农民收入增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局面，农民人均纯收入幅度连续4年下滑，从1996年的9%下滑到2000年的2.1%，一些地区和粮食主产区已经出现收入绝对水平下降。
3.农民消费为什么拉而不动？
1996年，中国经济‘软着陆’，随之而来的是东南亚金融危机，国企整体遭遇困境，长江流域遭遇百年不遇的洪水。中国经济陷入通货紧缩的状态。启动经济，扩大内需,专家们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譬如：加大政府投资的力度；降低存贷款利息；打击走私；开展个人消费信贷；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发展高等教育等等。我曾经询问过不同阶层的人，包括高层的领导、银行行长、企业家…，得到的回答是：有好转。但更多的人感到的是生存受到威胁。经济还没有才是怪事根本好转，中国经济正处在体制转型和结构升级的过程中，经济发展的规律决定了在经济结构调整到位后才能进入快速发展时期。
启动经济，扩大内需，很多人、经济学家、政府都想到了农村市场。的确，如果占近70%的中国农民每人每年增加100元的消费，就可直接拉动GDP增长一个百分点还多，直接增加社会零售商品消费三个百分点。中国的广大农村还很落后，但落后就存在巨大的潜力，这巨大的潜力就是巨大的市场空间。可以想象，八、九亿农村人口，相当于许多个中小国家。
然而面对如此巨大的潜在市场，政府、企业都想尽了办法，但效果总是不甚理想。其实，道理很简单：中国还太穷。
2001年，国家在农村‘费改税’的重大改革措施流产，其中原因说简单而又复杂，说复杂又简单，后面我们再去研究它，只是想说明国家的有些重大改革措施缺乏微观基础，或者说政策制定者没能真正了解最底层的真实状况。长期落后，过惯了苦日子的中国农民对苦日子已经习以为常，他们最容易满足，只要能吃饱饭，生活有点改变，就满足，就高兴。当你和人民真正血肉与共的时候，你才会深切的感受到：中国还很落后！
中国确实有了很大发展，但时至今日还有3000多万人未解决温饱问题，还有很多孩子上不起学，落后和愚昧本是同根，落后造就愚昧，愚昧加剧落后。
如果你能真正了解中国农村、农民的现状，就不难理解农村市场为什么拉而不动的真正原因。
中国农村该向何处去？
为了帮助农村脱困把‘三个代表’落到实处，一些地方派了很多干部下乡，这些干部为自己所在的农村、学校募集资金、搜集旧电脑、书籍等等，为农民们寻求致富项目，他们尽职、尽责、尽力。同他们交谈，如果问他们对如何发展农村经济、改变农村现状最深的感受时，最多的回答莫过于：真难办！。
笔者根植于农村，对农村有着深深的情感，因而时常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假如我还 是一个农民，假如我是一村之长，假如我是一乡之长，假如我是一县之长，舍身处地，将怎么办！
说句心里话，要改变长期落后的农村局面，决非是一朝一夕的事。中国经济将面临着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只要中国农村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中国经济的整体水平将会大大提高，许多社会问题也会随之解决。如何提高农村经济水平，最简单、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提高中国的城市化或城镇化水平。
当前，国企正在突出困境，从相对法门的角度讲，工业问题的解决要同农村、农民、农业的问题联立起来。企业需要市场；农村有着巨大的市场，但发展经济缺乏资本，而拉动消费，农民收入又很低；城镇市场要向住行层级升级；无论如何都需要大量的资本和资金流。我们且不说资本的来源，即是有了资金，也要选择进入经济的合适通道，否则要么起不到作用，要么将会产生严重的后果。也就是说，即使有了钱，由于政府无法确定谁可以直接受益，谁间接受益，要选择好投资的着力点。特别是对于农村来说，究竟采取什么进入方式更为重要。因此这里有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资金来源，二是如何配置资源，三是要有综合作用的合力。
关于资金来源，我们将在后面章节来谈。
关于如何配置资源。一般有两种形式，一是计划配置(或政府配置)；二是市场配置。这里我们认为还应该有第三种，即：计划配置，市场运作。在计划经济的初期和中期，人们把计划的优越性吹上了天，随着时间的推移又把它贬入地下，仿佛市场才是万能的。事实上，任何事情，只要到了一定界面，或着说，超越了时空就无所谓对与错、好与坏、是与非之分。计划配置与市场配置到底那一种形式好，必须要从实际出发。我们认为，在中国的城市和发达地区，采用市场配置较好。但在绝大多数地区，特别是在欠发达的地方，尤其在落后的农村，如果仅靠市场配置，中国的发展需要的时间会更长。中国处在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的时期，要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农村要向城镇化发展，城市消费要向住行升级，人类要保护自己的家园。因此，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中国政府在配置资源时，方式可主要采用计划配置、市场运作的方式。着力点应该放在农村城镇化、加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汽车工业、公路交通、农业产业化、植树造林与环保等建设上来，产生综合效力。正如煎中药要几味放在一起。现在看来，如果我们能够掌握消费层级的规律，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就应该进入大力发展公路交通和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时期，而直到1998年以后我们才开始认识到这一点，至少落后了5-8年，今天中国经济的困境与此有关。
加大上述方面的投资，将会增加这些领域或相关领域的资金流，从而增加这些领域的从业人员的收入，增加农民的收入，进而扩大消费，但不会加剧流通中产品市场的竞争。1993年以后的治理，对缓解金融危机起到了好的作用，但由于初始一味地防止膨胀，造成了后来的紧缩，以至于无法提升消费的层级，从而经济整体陷入困境。随着时间的推移，启动经济的成本越来越高，难度越来越大，问题越积越多，且潜在许多危机。从而代价越来越大。
要加大加快公路交通事业的发展，为汽车工业的发展提供条件，交通的改善，可以加大人们日常活动的半径。在受交通条件约束的情况下，人们从农村涌向城市，反之，人们的生活行为会从城市向外发散，航空事业的发展更进一步加大人类的活动半径。人类生存正是从分散到集中，再从集中到分散这样一个过程，也就是从落后的农村到城市的发展，再到整体发达的过程。中国要发展大中城市，但更需要小城镇，中国农村的出路在于小城镇化。
经济中最大的浪费莫过于一方面大量的劳动力闲置，另一方面有许多事情无人去做。中国的生态已经遭受严重破坏，需要保护，但缺乏资本；另一方面大量的劳动力却在闲置。政府要加大这方面的投入，让更多的人去搞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搞生态建设。这样既可扩大就业，又可增加收入、增加消费，还可保护环境。
农业的出路在哪里？
1.农民负担为什么‘减’而不轻？
前面我们曾提出过，按照中国目前的现状，解决工业问题要从农业着手。扩大内需，无论如何，八、九亿农民是个巨大的市场。要让农民消费，就要提高农民的收入，改善农业的状况。
提高农民的收入，改善农业状况，很多人想到了减轻农民负担。因而，因而2001年国家开始了农村费税制度的改革，但这项深受百姓欢迎的改革在实际中却难以推进。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农民负担加重且长期以来难以减轻？对此有不同的说法，但最流行的解释是县、乡、村三级组织的冗员多、效率低、乱收费加重了农民负担。
对此笔者查阅了有关资料并作了一些调研。
据有关部门测算，全年农民总负担约1400亿元，其中交纳各种税费1143亿元，以资代劳款80亿元，‘三乱’收费约200亿元。现实中确有胡作非为乱收费的现象，但实际上，乱收费在总负担中比重占14%左右。
在乡镇财政中，农民负担的很多是公共设施开支，如道路、农田基本建设和农村中小学建设的费用。‘人头费’中开支的主要部分是中小学教师的工资，而且越落后的地方比重越高。据一项3县10乡镇的调查表明，教师工资占全部财政供养人员工资的比重平均为75.2%，最高达93.1%。从全国乡镇一级财政供养人员结构来看，乡镇党政机构人员在全部在职工职人员中占不到15%，教师约占70%。
在县级财政中，地方财政的‘包干制’很大程度上刺激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加上‘短缺经济’，促使了一段时期乡镇企业和农村经济的飞速发展。1994年开始实行‘分税制’以来，县级财政从制度结构上受到‘上下夹击’。一方面要向上上缴；另一方面，下面难以征收，同时还要维持乡镇基层组织的正常运转，而基层组织的稳定又是国家稳定的基础。现在许多县级财政没有根本扭转‘吃饭财政’的状况。另外，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也使得县级财政收入的结构发生了较大的‘收入位移’现象，即提供税源的主体从县属国营和集体企业转变为以农民为主体的小型工商企业、建筑业和第三产业。这种‘收入位移’同时意味着收取各项税项的交易费变的越来越高。
上述的‘收入位移’对乡镇财政和农民负担有着一定的影响，由于县级财政两面受压，近几年县乡之间纷纷开始实行分税制，这实际上是上述‘位移的继续’，在乡镇企业不发达的地方，财政收入主要靠乡统筹这笔专项基金。根据国家政策规定，乡统筹和村提留的总和不得超过当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5%，但是统筹款却几乎涵盖了乡政府的所有支出项目，因此现实中存在着促使增加‘乱收费’的主客观原因，即是如此，乡镇财政也是负债累累。
抽样调查表明，1997-1999年3年间纯农户平均人均负担最重为161.6元，而一兼户、二兼户和非农户则分别为109.32元、82.74元、和96.21元。过去负担方式侧重于按人头收取，如果改为农业税，且按承包土地面积征收，无疑将进一步加剧负担不均。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宏观经济和收入增长格局发生较大变化，即由主要依靠农业生产增长向依靠非农增长转变，而非农业为主的农户对村镇基础设施等公共投入品的享用和要求比纯农户高，但纳税义务并无相应体现，长此以往费税负担不公将转化为社会矛盾。
2.农业怎么办？
从上述的简单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农民来说，与其说是负担过重，倒不如说是缺乏收入来源。据国家统计局的有关资料表明，1996-2000年，农民家庭人均现金收入不增反减。
前面我们已经指出，要改变目前中国的经济困境，必须改变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中国的二元社会结构是一种经济社会的二元体系，同时也是一个二元的制度结构体系。为什么我们在意识到现实的制度对城乡二元结构的负面效应后却迟迟无法变革它呢？这实质是制度的本质问题。制度是什么？西方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把它归为人们行为的规范体系，这只是制度最宽泛的含义，其实，制度的主要内涵是指生产关系，即社会生产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具体形式，其整个结构都依赖于生产力的发展程度所决定的生产关系的状态。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内涵与马克思的生产关系概念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任何社会的利益关系首先表现为生产关系”，因此制度的实质不在于对人们行为的规范，而在于对人们利益的确认和维护，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真正把握住城乡关系协调发展的关键所在。
制度实质是表现为生产关系的利益关系。一般地，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作用。因此，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同时，也要重视生产关系的调整和变革。城乡一体化的发展目前不可能仅依赖于生产力发展，还要依赖于制度改革。城乡一体化推进，直到现在，仍受到户籍制度的限制。户籍制度对城乡人口的限制，使作为生产要素中最活跃的因素的劳动力无法顺畅地流通，从而使劳动力就业市场和用工市场无法真正形成，使资源配置效率和利用率都极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推进，我们国家也逐步放宽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但农民和市民固化为两个不同阶层的局面并没有实质性的突破，即没有取得制度性的成果。究其深层原因，有两点：其一，在现有的城市组织管理水平下，城市对农村人口的吸纳能力是极为有限的，若一下子放开，必然对城市形成巨大的人口压力，现在一些大城市对人口流动的限制性规定就说明了这一点；其二，从建国初至今，国家对城市人基本实行“包”下来的政策，从而使城里人的利益具有刚性和“贵族化”倾向，推进城乡一体化，必然要涉及城市教育、医疗、保险、住房等福利制度的改革，这实质将使城市人遭受巨大的无形的利益损失，势必使城市人在一开始就排斥城乡一体化，排斥城乡居民在利益上的平等，这也是当前改革进退维谷的重要层面。城乡居民在利益上不能处于平等地位，必然使农村居民在心理上认为从事农业生产“不合算”，农村剩余劳动力势必大量涌入城市。其实，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并非都是真正的剩余，相当一部分人是不愿从事农业生产而加入到盲流中去的，从一些地方大量土地荒芜，而又有大量劳动力在外打工这样的局面就可见一斑。要使城乡居民利益逐步平等，进行制度上的改革和创新则是较为直接和有效的手段，因为城乡一体化的最终实现，必须依赖于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达，这是一个长期历程，而制度改革尽管会引起一时的不满，但这是迟早都要走的一步。
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就要提高中国的城镇化水平，与此同时，对农业自身来说要加快产业化步伐。加快产业化，就是要加速农业分工的细化。
经典政治经济学把商品产生的基本原因归结为两条：一是所有制；二是分工。多年来，我们一直重视的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公有与私有的研究和争论，忽视了商品经济的最基本的原因，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基本的原因—-分工。历史上社会分工的发展，都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新的产业不断产生，社会分工越细，交换越频繁，经济就越发展。特别是对于农业大国的中国更是如此。
回顾人类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人类社会每一次大的进步，都是起因于新的分工的形成。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加快了工业产业的细化，而每一个新的产业的形成，又进一步促进了发展。然而，农业产业的细化和升级却相对缓慢。
事实上，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中国的农业都没有发生质的变化，现在的农业比起传统农业，并没有多少差别。农业落后的原因是商品化率低，市场化程度不高。这是由于中国是个人口大国、农业大国，人多地少。，养活十几亿人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事。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市场化，而这些有赖于农业产业化。
时至今日，学术界对‘农业产业化’的内涵还没有一个规范统一的认识，因而就有不同的表述方法，不管怎么表述，笔者认为，农业产业化应该包括以下含义：1)以市场为导向；2)按产业系列组织农业生产；3)通过生产要素重组提高农业效益；4)提高农业的专业化、集约化、企业化水平。
加快农业产业化，必须要加大农业投入，切实改变‘口号农业’。依靠科技进步，依靠大的投入，把农、林、牧、渔、小城镇建设和环境保护结合起来，促使农产品资源转化，促使农业产业细化和拉长产业链。
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要遵循五条原则。一是市场导向原则，根据市场要求调整产业结构；二是因地制宜原则，发挥比较优势，营造区域特色，统一规划、合理布局、相对集中，建立有特点的各种基地。三是科技驱动原则，讲求产品的科技含量和竞争力；四是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的原则，发展生态效益型农业；五是择优扶持的原则，扩大优势产业群。
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要突出三个重点。一是市场；二是结构；三是龙头。龙头产业的作用非常重要。比如一个好的肉制品加工企业，可以形成一个好的产业链：粮食加工—饲料加工—养殖加工—肉制品初加工—肉制品深加工，还可连带起相关产业。所以扶持农业龙头企业对农业产业化的作用相当重大。
增收和劳动力转移—-决定中国未来地位的两点 中国的许多社会经济问题均导源于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当前，经济运行中暴露出来的以需求不足为特征的矛盾，是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矛盾的外在表象。从本质上看，买方市场的形成，不是产品的绝对过剩，而是作为消费主体的农民购买力低，农村城市化滞后，农业的生产方式和农民的生活方式落后。
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一个永久性的话题，有道不清和解决不完的难题，因此总想再多说一些。
1.农民增收为什么那么难？
农民增收难，是一个具有历史性的问题。在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的今天，影响农民增 收的主要问题将集中表现为两方面：一是产业结构制约，二是国际市场冲击(笔者认为：越冲击可能越有利于国际资本的进入，越有利于发展)。今后增加农民收入，必须解决这些问题。
(1)影响农民增收的结构因素：
其一，农业结构的层次仍然较低，农村产业结构不合理。一是种、养、加工的比例不协调；二是粮食、经济作物和饲料业比例不协调；三是农产品结构性矛盾突出，优质农产品所占份额低，特种水产、绿色食品、优质面粉等供不应求；四是调整结构单一，各地主要着眼于蔬菜生产，而蔬菜品种又集中在常规蔬菜上，结构趋同现象比较普遍。这些现象，使农产品的附加值十分低，农民收入无法得到有效提高。
其二，农业产业化经营整体水平不高，经营机制不尽完善。一是加工流通能力不强，企业少、规模小，带动能力弱；二是科技水平较低，出口产品仍然以原料或初加工产品为主；三是加工企业与农民之间的内在关联度低，没有形成真正的利益共同体，企业与农民之间是买断关系，农民仅仅是价格的被动执行者；四是农业结构、产品结构的调整以及农副产品的流通，在一定程度上还受到市场信息滞后的制约；五是农业投资和资本运营机制不健全，制约了农业产业化的发展。上述因素，使农业整体利润率低下，制约了农民收入的可持续增长。
(2)影响农民增收的国际市场因素
中国已经加入WTO，农业的对外开放进程日益加快，农产品国际、国内两个市场间的相互影响和渗透日益加深。根据《中美农业协议》，在2004年前，中国农副产品平均关税从目前的31.5%降至17%，重点农副产品降至14.5%，其中牛肉由45%降至12%，猪肉由20%降至12%，家禽由20%降至10%，葡萄由40%降至13%。中国政府还承诺，自加入WTO之日起，取消农产品进口非关税保护措施，不断增加配额。而中国的大宗农产品在生产成本逐年递增的情况下，业已失去竞争优势，以粮食为例，小麦的国内价格高于国际市场价格的75.5%，玉米的国内价格高于国际大米价格63%，粳米的国内价格高于国际市场大米价格9.1%，大豆的国内价格高于国际市场价格48.6%，豆粕的国内价格高于国际市场价格28.3%。国内产品面临着国际市场的冲击与挑战，农民收入的提高将变得更加困难。
根据上面的分析可知，农村市场有效需求的高低，关键取决于农民收入的多少，同时又与农民消费理念、消费途径有关。
(3)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路径
农民既是市场主体，又是直接的生产者，农副产品的销售收入是农村居民的主要经济来源。因此，开拓农村市场的工作重心是发展农业生产，提高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益，确保农民收入稳步增加。由于农业是弱质产业，又是高风险产业，受市场变化和自然灾害的影响大。因此，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既要加大政府的支持力度，优化政府支持的方式，又要推进农村市场体系的发育，优化农业产业结构。
关于增加农民收入的问题已经谈了好多年，措施也制定了许多，笔者还是认为，最根本的是必须切实改变‘口号农业’。正如工业一样，农业也无法仅从自身寻求最终解决问题的办法，要从根本上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着力点放在农村城镇化，提高中国的城镇化水平。要把农业产业化、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植树造林及生态保护与加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汽车工业和公路交通等建设等同起来，产生综合效力。
另外还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
一是根据前面所讲，由于一些农产品国内市场价格高于国际市场，从理论上讲，国内产品面临着国际市场的冲击与挑战，农民收入的提高将变得更加困难。而在实际中，正是由于农产品国内市场的价格高于国际市场，将会引起农业的一场深刻的革命，我们应该密切关注、认真研究。
二是有人认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乡镇企业在同大型国企和外资企业的竞争中，逐步暴露出规模不经济、科技含量低、管理水平落后等问题，经营效益大幅度下降。针对上述状况，通过政府的帮助和扶持，实现乡镇企业第二次创业，从而对农村经济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笔者认为这些建议是不可取的，至少在绝大多数地方不可取，乡镇企业的发展必须要选择新的战略，并根据选定的战略来确定战术。
2.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城市劳动力过剩、职工下岗失业已成为较为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从总体上减少了城市对农民工的需求量，加大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再就业”的难度，农村剩余劳动力大大增加。基本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也就会在很大程度上解决农民增收问题，进而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中国社会经济问题。面对劳动力源源不断“供给”的情况，如何应对呢？
(1)农村剩余劳动力何以能够“入城”？
20多年来，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造就了1.2亿以上乡镇企业职工和8000余万大多进入城市的流动职业者。这些昔日的农民不仅为民工输入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且为自己找到了相对稳定或不稳定的工作，从而实现了再就业。
为什么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够“入城”？笔者认为，这一问题的深层原因是体制性的，即在由政策原因形成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条件下，城乡对立及各方面的不平等，使得许多城市职工以“公家人”为荣，缺乏竞争意识，没有危机感的习惯(利益贵族化)。而农民工以其吃苦耐劳的精神，迅速抢占了建筑、饮食服务、环保、农副产品供应等行业并占了绝对优势。随后，农民工还“迂回”渗透到厂矿企业、部门单位，去干那些正式工不愿干的工作，充当“准职工”的角色，以至形成了二元用工制度，即一方面固定工富余，另一方面又使用农民工。“这种在职工富余的情况下仍招收临时劳动力的状况，是一种‘就业陷阱’”，造成了正式工管合同工，合同工管临时工，临时工管农民工，“三个人的活五个人干，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的怪现象。这种“高成本就业”状况与城市职工不愿“屈尊”的心态相结合，加之改革开放后城市出现了许多机会，在农村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情况下，很自然地促成了农民的地域流动。
(2)城市“再就业工程”遏止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尚处在方兴未艾之际，20世纪90年代中期又出现了城市劳动力剩余及职工下岗问题。一方面，在计划经济“高就业”、“低收入”的政策导向下，企业本来就存在着大量隐性剩余劳动力；另一方面，市场经济追求效益的目标取向与市场配置包括劳动力在内的资源之基本原则必须使富余职工离岗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一场全局性的“下岗”与“再就业工程”也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
当前下岗职工大多在40～50岁之间，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受教育程度低，能够从事的多是低技能、重体力的工作，因此，在对科技要求越来越高的今天，他们重回企业就业的可能性非常之小。随着城市职工下岗人数的增加，迫于大势，不少下岗职工不再犹豫、观望、等待，而是自觉变“单位人”为“社会人”，走上社会寻找新的就业机会，从事社区服务、家政服务、餐饮服务等，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与进城民工发生了争抢饭碗的问题。而原先那些使用民工的企事业单位为了减员增效，也在减少、辞退外来民工。
从总体上说，城市社区能够稳定地吸收外来劳动力而不至于被下岗职工取代的行业与岗位毕竟有限，在一些新兴的、向高层次发展的服务业如社区服务、家政服务、文化、休闲服务等行业，城市下岗职工的优势明显大于农民工。政府的支持、社会的帮助、自身的压力和努力，使得城市下岗职工的再就业工程如火如荼。随着社会的发展、市场的多元化，城市职工的就业观念亦发生了变化，人们的“单位”意识已经淡化，在“自救”、“自助”、寻找一份工作的同时，也制约、遏止了农民工进城“再就业”的流动，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农村剩余劳动力是一个“宝藏”，但谁来开采，又如何开采呢？
(3)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途径
农村剩余劳动力是中国就业最突出的问题，也是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必须要解决的重大问题。面对经济全球化冲击，进行合理的统筹安排，有步骤地通过多种方式、多种途径有序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无疑既重要又迫切。
乡镇企业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举，也是消化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渠道之一。但全国的乡镇企业发展很不平衡，东部沿海地区相当发达，中西部地区非常落后，拉大了中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中西部地区占全国面积的86.6%，人口占58.7%，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难度最大的地区。中西部地区要立足当地实际，发挥资源优势，多发展投资少、见效快的项目。东部沿海地区的乡镇企业应以集中方式发展农村工业、兴办工业园区。乡镇企业的技术选择，应把劳动密集型技术放在重要位置，引导乡镇企业走劳动密集与技术密集相结合的路子，以提高乡镇企业吸纳劳动力就业的能力。
要充分利用第三产业吸纳劳动力多的特点，继续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进一步增加第三产业的就业容量。中国农村发展第三产业的潜力很大。要把商贸、交通运输、邮电通讯、商业饮食、金融、保险等作为第三产业的发展重点，开发农村房地产、旅游等新兴产业吸纳农村劳动力，增加就业容量，把农业服务产业化作为第三产业发展的重要内容，这一领域将为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提供广阔的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