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调整中前进--民营经济发展的策略 20多年来，民营经济、民营企业一直是中国经济中最活跃的成分，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大的动力。随着国企的衰落，民营企业的快速成长已被认为是中国未来经济的决定性力量。
1.退出创造发展---中小企业发展的模式探讨
从前面的分析知道，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政府是决定民营经济发展主要的、决定的因素。目前情况下，民营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仍然来自于政府的不到位经济管理。国有经济战略性结构调整，要从根本上贯彻落实国家“抓大放小”的战略精神，因此，在实施国有经济战略性结构调整，推进民营经济发展之时，还要脚踏实地地推进国有企业的“放 小”工作。
规范政府行为这是民营经济大发展的关键所在。现代经济增长方式本质上是以经济结构变动为核心的经济成长模式。这是因为，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各种资源如劳动力、资金、技术等的投入及其有效配置。因此，要推动民营经济发展，既要重视资源的投入，更要不失时机地促进民营经济的结构转换，在结构转换中求速度，求效益。
其一，调整相应政策，为民营经济发展营造好的环境。从全国范围讲，应保持公有制的优势，而具体到地方和行业，尤其是一个地区、一个县市，在所有制结构上不必硬性规定公有、私有的比例，而应坚决从“三个有利于”标准出发，坚持有进有退，该退的积极地退出来，为民营经济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同时，按照不同经济类型制定有区别的经济政策，特别是融资政策，从而为民营经济发展创造环境。
其二，对民营经济实行产业引导，使之经营重点转到第一、二产业，改变其比重偏低的不合理状况。一是要大力提高民营经济在农业领域的比重，加快农业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的转变；二是围绕工业行业结构、产品结构和地区布局结构的调整，引导民营经济大力发展为城市大工业配套的技术型、外向型的加工工业和服务业，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和农业生产资源加工业；三是继续发挥民营经济在传统商贸行业的积极作用，以贸促工、以贸促农，走贸工农一体化之路，通过流通领域、专业市场的建设，提高第三产业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
其三，推进民营经济从单纯注重量的扩张向量质并重转变，提高民营经济产业层次和企业组织化程度。针对中国民营经济规模小、布局分散的状况，今后应通过培植优势企业，实施名牌战略，优化存量资产，对民营经济进行组织结构、资本结构的调整，使民营经济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化，向社会化、集团化方向发展。具体来说，对发展条件好的民营企业，要运用资本运营规律，推进资产经营，开展跨所有制、跨地区、跨行业的兼并、联合，对人财物各种生产要素进行优化组合；对大多数民营企业来说，要从实际出发，促进民营大户与推进农业产业化相结合，民营大户与搞活国有、集体企业相结合；同时，要鼓励民营企业抓住国有中小企业的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的机遇，通过资产控股、技术入股、租赁、承包、购买等方式兼并国有中小型企业，利用国有、集体企业的闲置资产，扩充自己的实力。
其四，加强政府对民营经济的引导力度。民营经济结构的优化离不开一个良好的政策环境。对于从事产业调整优先发展产业的民营企业，应搞好政策引导、政策扶持，保证其在项目审批、市场准入、发放贷款、物资采购、外贸出口等方面享受与国有集体企业同等的权利待遇，不应当按所有制不同实行倾斜政策。对规模小、技术落后、投入产出小、产品市场小的新办企业，今后不予审批，对于一些需要发展而政府和国有企业财力不足的产业部门，应当打开大门，让民营企业进入经营。
其五，政府要防止私企成长过程的非正常“间断”。企业的壮大(或衰落)有它自身的内在规律，任何以外加的方式去改变一家企业的自主决策，都有可能导致企业正常成长的破坏性中断，扼杀企业(或集团)的生命力。这里的“间断”一词，就是指由于外力的非规则干扰，使企业脱离正常的成长轨迹而急速的扩张或收缩。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强“敌”当前，而我们的企业(包括私营企业)却如此势单力薄，企业、政府都有一种紧迫感和危机感。在这种情势下，政府极有可能犯“急性病”随意插手私企内部事务(或指示或建议或看法)，做出一些拔苗助长的事来。高速发展是好事，能快就不要慢，但应力求避免出现国有企业兼并过程中所出现的“拉郎配”、“小舢板焊接大轮船”。
总之，在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的过程中，政府要想扮演正确的角色，作出应有的贡献，首先必须弄清楚究竟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以及以什么方式、通过什么途径有效地发挥这些作用。唯有如此，才能为逐步消除政府行为障碍提供可靠的保证，从而有力地推动非国有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向前发展。
2.股份合作制---放活中小企业可选择模式。
股份合作制，作为放活中小企业的一种制度形式，已经逐步赢得了理论界和实际工作者的认可，并取得了较大的成绩。进行国有经济战略性结构调整，实施“放小”战略，股份合作制是一种可选择模式。在推行股份合作制过程中，要把握以下几方面：
其一，要选准实施股份合作制的企业类型。股份合作制，实质是一种“合作制”，推行股份合作制的企业民营化性质是主要的。而国家“放小”的战略，实质上是国家有选择地退出。因此，推行股份合作制的企业只能是“竞争性、非垄断、非特种、效益一般或较好”的企业。之所以这样选择，其一，因为国家选择退出的行业，不能关及国计民生；其二，国家不能“一退了之”，必须既能够找到买主，又能够实现企业治理结构的改造；其三，国家“放小”的实质是“卖小”，卖出的条件是既有买主，又有合理价格，并且是买主需要的商品，所以必须坚持“靓女先嫁”或“次靓女先嫁”，而不能采取“丑女先嫁”；其四，实行股份合作制，选准行业和企业，坚决把亏损或效益差的国有企业送、低价卖之等，突破‘国有资产流失’的观念障碍。
其二，要把握好四个关口。股份合作制要把握好四关：一是企业资产评估关。这一关要解决好两个问题：评估人员的构成和评估标准确定。评估人员可由政府评估机构(或派遣评估人员)、企业领导和职工代表共同组成，以前者为主；评估标准应采取以企业市值为主，结合企业前景和预期收益为辅的标准进行。这样做，可以有效地杜绝“黑箱操作”和“寻租”问题；二是转让价格关。企业转让价格的确定，应该以现有企业存量资产(包括存货、厂房、设备等)市值设股，股票价格由政府根据具体情况测算确定(资不抵债企业可暂时挂账处理，欠账不进入股权设置，等股票交易完毕再考虑资债平衡)，实行有规则的内部交易。这种方式既可以避免资不抵债企业改制中断，又可以避免“内部人控制”、“寻租行为”和“黑箱操作”，还可以保证企业“放中有治”；三是班子选定关。领导班子选定可以采取“股权加政权”的形式进行，即采取组织推荐与公司股权配置相结合，既能保证公平，又能保证效率。但有一个原则，即对资不抵债严重亏损企业，班子一定要换，而企业状况良好的企业要原则保持班子稳定；四是股权设定关。这可分为三种情况：对状况良好企业，领导班子认股不得超出20%；对一般企业，领导班子应持大股或绝对股；对较差企业，应按比例配送股份或配送基础上的资源购买，但领导班子产生要以股权作为主要依据。
其三，要选择好变现方式。变现方式的选择，实际上就是市场交易的时间性问题，这直接决定着企业改制的规范性。根据我国的中小企业实际情况，可分为三种方式：一是对企业资产规模小、效益一般或规模大但效益好的企业，可采取一次性变现方式进行，因为一方面企业的职工有购买能力，另一方面，一次性买断可以避免“变相处理”之嫌；二是对资产数额大，效益一般或较差企业，可采取一次性买断，分期付款方式进行，但首次变现不得低于总资产的60%，且延期最多为两年。这样做既能有效地盘活存量资产，又能够保证政府退出之时对企业改制进行监督，有利于企业改制的顺利推进和长远发展。
其四，要用好变现资金。变现资金使用状况，是股份合作制推行好坏的直接体现之一。根据中国的现实状况，推行股份合作制的变现资金，20%可以用于解决其它困难较大的国有企业问题，如用于发放职工的下岗补贴、特困补助和提供再就业帮助等；60%的资金可用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缓解就业压力；20%的资金可用于部分国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和结构调整，提高国有企业的竞争力。
“放小”，是国有经济战略性结构调整的重要层面，股份合作制，可以有效地实现国有经济战略性结构调整“盘活存量资产、提高资产运作效率、提高国有经济竞争力”的目的，因此，可以作为中小企业改制的可选模式。
3.发展民营经济应该高度重视的问题
2002年中共十六大以后，中国的非国有经济即将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无论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存在多少内在的不足和外部的阻力，非国有经济都将蓬勃发展，为了减少失误促进发展，需要对一些问题做进一步的讨论。
经过20年漫长的渐进改革，民营企业呈现出了特色环境下的特别存在状态，产权明晰被标榜为中国民营企业的最大优势，那么民营企业产权是否真的明晰，这将成为推导其未来发展前景的第一个问题。许多例子表明，中国现实的情形是，一些比较大的民营企业的产权并不是人们想像中的那样明晰，起码有待于重新打量。
现实告诉我们，中国民营企业产权上有一个特殊现象：模糊性。如果将这个现象放在更为深远的渐进改革的制度背景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大量的大型民营企业的产权与其说是明晰的，不如说是模糊的；与其说是私人拥有的，倒不如说是“权私共有”的。何时归私人，何时归“权力”，则据形势需要而定。
大量的现实表明，中国民营企业存在一个普遍的困境：如果民营企业不与无所不在的特权结盟，别说超速发展，即是一般发展也是举步维艰。令人惊异的是，这不仅是这一代民营企业的独特处境，而是中国历史上一再出现的现象。对此，不少人已经注意到当今中国民营企业的这种异变，并且由此感慨，从草根起家到无奈的“权私共有”，也许是中国民营企业壮大后无法选择的历史宿命。
虽然现在还不能得出某种结论，但至少可以指出，民营企业的市场本性如果被逐权性所取代，它们将更多地对行政体系而不是对市场信号作出反应。若果真如此，我们将对中国民营企业以及民营企业带给中国经济未来的潜力表示怀疑。
另外一个问题是民营经济有真正的市场精神吗？如果说具备明晰的产权是民营企业造福社会的一个必要条件，那么无时无刻不在感受着市场压力并由此而被彻底植入了市场精神的民营企业，才是民营企业成为社会健康力量的充分条件。对于这一点，情况又是怎样呢！
企业并不天生就喜欢市场竞争，也并不是自动地就能够有利于全社会的福利。正相反，任何企业和个人本性都厌恶竞争，企业被驱赶进入市场完全是一件迫不得已的事情。正是在这种“迫不得已”的外部规制和约束下，企业和个人的创造力以及企业家精神才会被激活，这种竞争才会增进全社会的福利。这个道理对所有的企业应该都适用。如果一个企业能够获得比通过市场竞争成本更低的方式来积累财富,它还能够喜欢市场吗，它还愿意通过平等的市场竞争来造福于社会吗！
现实恰恰是：新兴民营企业在“权私共有”的产权安排下，对市场精神发自内心的蔑视；由于大量的资源仍然垄断在行政权力手中，对市场规则的这种蔑视是必然的。在一个缺乏规制的市场，特权对任何企业都是一种腐蚀剂。不独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同样容易感染。由于受到文化和制度挤压，民营企业甚至比国有企业有更强烈的投靠特权的动机。可以预见，民营企业投靠特权成功之日，即是民营企业的市场精神荡然之时。
所有的论述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结论，在一个存在大量超市场机会的社会中，市场的一个巨大功能就是迷惑真正的市场精神。它不仅不能增加社会财富，而且会破坏精神。中国民营企业不想在这样的市场中被迫消亡，就会加速逃离这个市场而萎缩于特权的庇护之下。
特权的制度环境，正在吞噬着曾经生机勃勃的民营企业，这不仅是指民营企业的精神，也包括民营企业的财富本身。如果不能从制度上消解这种外部环境，民营企业规模化蜕变将只是时间问题。任何人都不想重温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过的现象：弥漫的私人经济却伴随着普遍的腐败和长期的停滞。形式或许会有不同，但悲剧的性质却无二致。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这一点。
区域结构为什么被扭曲
中国无论从何种层面衡量，区域差距和区域发展的失衡都是不容乐观的现实。这种差距的拉大和失衡发展态势，无疑是导源于区域关系扭曲这一事实。为什么区域关系会被扭曲？推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调整区域结构，把握历史脉象无疑是极为重要的前提。关于区域差距拉大和区域经济发展失衡的原因，基于不同的发展理念形成多种不同的看法和理论学说，从而形成了不同的解决思路和不同的方式。我们不打算对这些理论学说进行纯理论的抽象分析，而是基于对中国现实经济发展的分析，抽象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特殊机理。
新中国是建立在一个拥有极端畸形经济结构的国民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权。作为从推翻三座大山中成长起来的、以实现共产主义、实现全人类大解放为理念的新政府和领导集体，绝对不忍看到在红旗和阳光下存在不平等和不平衡。于是，第一个五年计划，就是在西北、华北和华中优先发展新工业基地，“一五”期间建设的694个项目，大部分都分布在内陆地区。此后，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再一次详细阐释沿海与内地之间的关系，工业布局实现均衡发展，实施全面撒网、共同进步的区域发展战略就成为当时经济发展的主导思路。新中国政府依靠强大的计划控制能力，有效地实现了资源的“合意”区域分布。从“一五”到1978年，各种投资政策和财政支付转移明显地向边远与落后地区倾斜，发达地区的财政收入和资金大量外流，而边远与落后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发展获得长足进步。在1956年到1978年期间，中国政府在中西部地区共建了2000多家大中型企业，这种投资大大地促进了这些落后地区的工业增长，这种发展战略，也有效地调整了落后区域内部的产业结构，如华中地区农、轻、重比例1965年为71：15：14，而到第四个五年计划末期时，这一比例为44：22：34，该比例在西部由69：16：15变为40：23：37。这种投资倾斜加上以缩小地区之间收入和公共产品与服务分配差距为目的的财政转移支付，可以说，改革开放前中国人均消费水平出现越来越平等的态势。但造成这种平衡态势出现的条件是特殊的，代价也是巨大的。首先，国际环境压力导致的两次“大推进”与两次“小推进”是决定因素。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美国发动朝鲜战争，武装强占台湾省，并纠集其它一些国家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等措施，使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十分紧张。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发展的工业项目布局和厂址选择较多考虑国防和安全。“一五”时期新建工业企业特别是国防工业企业，除了造船厂必须在海边外，大都摆在后方地区，造成第一次工业由沿海向内地的“大推进”。到1955年底和1956年初，由于万隆会议和日内瓦会议的召开，国际局势日趋缓和，但1958年到1960年的“大跃进”和粉碎“四人帮”之后的“洋跃进”，导致工业由沿海向内地的两次“小推进”。但到60年代中期，中央对国际局势再次估计严重，由此提出“三线建设”和“备战备荒”的战略思想，1965年4月，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做出火速集中力量，加强全国和各省区战略后方建设的决策。据此精神，国家第三、四两个五年计划都转向以备战为中心，以三线建设为重点的轨道上来。由此造成工业由沿海向内地的第二次“大推进”。到1978年，中国经济整体逐步形成均衡的发展局面。但这种局面的形成条件无疑是特殊的，是由政治需要决定的。其次，这种发展局面的代价是高昂的。由于三线建设要求“分散、靠山、隐蔽”，要进洞，人为地割断了生产的有机联系，从而在厂址选择上造成很大失误，有些项目的厂区布置极不合理，有的工厂由于进洞过深，成为长期隐患。这种状况导致工业布点严重脱离生产条件，“遍地开花”、“星罗棋布”等经济态势造成经济效益极为低下，据统计，仅1958—1960年三年大冒进和工业布局“遍地开花不结果”就减少国民收入约1500万元。同时，这种状况导致国家整个生产力水平和生产效率的低下。其代价是十分高昂的。正是认识到这种产业布局对整个国民经济的伤害，在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社会发展的背景下，中国理论界和政府对建国30年的生产力布局进行了深刻总结。通过对其它一些国家(如前苏联、日本、美国等)的区域发展的分析和中国区域发展的实践总结，认为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目标只有通过不平衡发展才能够实现，要改变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工业畸形分布状况，是一个长期过程。为当时中国绝大多数理论和实际工作者的共识。1978年底，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提出，在经济政策上，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一指导思想对后来国家的区域经济政策制定产生了重要影响。进入80年代后，不平衡发展思想和政策取代了平衡发展思路，区域经济发展由过去主要强调备战和缩小区域差距转向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向沿海倾斜的局面。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向沿海倾斜的战略方针，是基于党中央对逐步趋于缓和的国际形势的判断，认为“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的主题”的前提下提出的。当时主要有两方面战略举措：一是从“六五”以来国家投资重点逐步由内地向沿海地区转移，到“七五”时期，倾斜力度更大，而进入90年代，在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推进过程中，由于经济运作方式的差别，直接导致区域之间资源配置的进一步失衡；二是通过率先在沿海地区开辟经济特区、开放港口城市和经济开发区，赋予这些地区在财政、税收、信贷、外资、外贸、金融、价格等方面较大自主权，并给予特殊的优惠政策，进入90年代，由于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推进，沿海和内地之间市场化程度存在事实上巨大的差距，整个经济运行在区域层面表现为较强的“双轨性”。这些政策不仅极大地刺激了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而且拉开了沿海内地的差距。不平衡发展战略之所以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根本原因在于两方面的不协调：其一是区域发展的政策措施配套不协调。中国实施不平衡发展战略，主要目标是想达到“榜样示范”和“先进带后进”的效果，但这不仅需要区域相互开放和形成高效的“联动效应”的空间传递机制，更重要的要保证国家政策的公正性和在提高效率促进发展之时保证对公平目标的兼顾，这需要国家投资政策和区域补偿制度体系的科学合理性。中国放权让利式改革的推进，导致地方政府的权力扩张，中央政府在这方面很难协调好；其二是区域产业结构没有形成协调分工发展。区域发展形成“先进带后进”的局面，必须形成区域之间科学的产业转移机制，而这种转移机制的运作需要区域之间形成“梯度产业分工”，按照现代产业经济理论的概念，即形成“雁形分工结构”。即如在空中展翅的大雁，之所以能够不断前行，因为其领头雁在不断的变化：从领头雁位置退下的大雁，就自然的转移到后面，而后面的大雁则肩负起开道任务。产业发展同样如此，一个国家的产业必须能够实现产业之间的这种科学的产业转移机制，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协调共进态势。而中国由于实行“放权让利式”改革，中央政府在向地方政府放权之时，缺乏全国统一的、打破区域分割的政策和体制与之配合，地方由政府主导的投资冲动和市场分割就成为中央政府难以有效控制的区域发展局面，这不仅导致国家经济“放乱收死”的局面，更重要的是导致各地区“大而全、小而全”的经济发展战略，直接导致区域经济发展的严重产业结构性趋同。但由于政策差别，导致地方政府在职权运作上的差别，产业结构层次及其建构方式存在巨大差别，由此又进一步加剧区域之间的差距。为什么国家的不平衡发展战略同样没有实现国民经济整体的协调共进呢？其主要原因仍然在于政治因素。如果说平衡发展战略的实施是出于国际环境和生存安全问题的考虑，那么，“不平衡发展战略”的实施则主要是出于国内政治的考虑。原因有以下几点：其一，1978年，国家开始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在保证政治稳定的前提下如何实现经济的高效率增长，就成为当时的难题。当时的主要问题是国家计划统得过死导致经济活力不足、效率低下。如何实现效率提高，政府并没有现成的方案，于是，出于风险和阻力的综合考虑，中国改革从农村起步。农村改革的成功，与其说为城市经济改革提供了经验，不如说为改革提供了直接的生动的现实案例支持，从而使改革由社会认同促成上层的认同，使改革得以顺利推进。其二，改革是一种权力和利益结构的再调整，是“一次革命”，因此，改革的道路不可能没有阻力和风险。正是出于对风险、阻力的综合考虑，中央政府选择不平衡的发展战略，优先发展沿海地区。这样选择的动机与优先选择农村改革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因为，中国沿海地区不仅工业基础扎实，而且观念也相对开放。先从沿海地区试点，再根据改革效果决定如何逐步向内地推进，以保证国家改革进程的政治和社会稳定。改革进程从总体上呈现“外围—核心”态势，主要是这种战略意图的体现，中国的开放格局更为清晰地体现了这一战略意图。从总体上看，中国改革取得的成就是举世瞩目的，但付出的代价也是比较大的。改革是“一场革命”，这就决定改革本质上讲是无法摆脱“帕累托最优困境”。因此，稳定就成为改革推进中十分关键的问题，尤其是国家经历了经济的大幅波动和政治风波之后，稳定就成为政治左右经济改革的自然逻辑选择。但由于国家没有随着改革建立相应的补贴机制，这就使“帕累托最优困境”中的矛盾日益积累，最终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结构性制约。这是我们今天面临的经济困难和改革难点的主要根源。
由上面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和关系扭曲，实际上是由于国家始终没有或着无法摆脱政府左右经济发展的模式和政治需要决定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但这并不是政府的错误或失误，而是一定客观条件下主体理性选择的结果。虽然中国区域经济发展问题很多，但成绩是巨大的，更为重要的是，从建国50年来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转变脉络，可以清晰地看到政府对人民政权的高度责任心和人民生活稳定的极度珍惜。人类已经进入21世纪，在新的形势下，面对新的经济发展困境和复杂的国际形势，采取如何应对策略与科学的战略，更好地解决问题，是每个炎黄子孙的历史责任。
区域差距有多大
区域经济问题、民族经济问题始终是困绕党和政府的经济难题，即是在经济发达的同一地区，也存在着差距。国民经济统计对东、中、西曾有明确的划分，然而在西部大开发的过程中，对中西部有不同的划分，因而这里的区域是指中国整体形态上的区域。
1.地区差距有多大？
中国地区差距主要指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特别是东部与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它的存在乃至扩大，是一个历史的、长期的现象和问题。
衡量地区间发展差距的指标有很多，但最能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综合经济实力和发展程度的指标则是GDP。因此，我们可以从GDP增长速度、经济总量和人均GDP三大指标的动态变化来看全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差距的沿革和现状。
1)GDP增长速度。中国东中西部三大地区GDP的增长速度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从1978～2000年，东部地区的GDP增长速度一直高于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东部地区GDP的增长速度进一步加快，东部地区的GDP增长速度，高出中部地区4个多百分点，高出西部地区近6个百分点。2)经济总量。由于各地的起点和经济增长速度不同，所以发展快的地区经济总量越聚越大，占全国的总量越来越多。1978年到1994年，东部地区占全国经济总量的份额由1978年的52.5%上升到58.5%，增加了6个百分点；而中部地区则由31%降到27.4%，下降了3.6个百分点；西部地区由16.5%降到14.1%，下降了2.4个百分点。东部与中部地区经济总量的相对差距由40.9%扩大到53.2%，扩大了12.3个百分点。东部与西部的相对差距由68.6%上升到75.8%，扩大了7.2个百分点。到了1999年西部地区在全国的经济总量约14.7%,2000年以后，由于国家加大西部开发，西部地区的经济相对增长加快。仅2001年西部地区投资4704亿，增长19.3%，比东部、中部地区分别高出6和3个百分点。3)人均GDP。1978年至1995年，东部地区的人均GDP由464元增加到6812元，增长了13.7倍；中部地区的人均GDP由310元增加到3664元，增长了10.8倍；西部地区的人均GDP由253元增加到2973元，增长了10.8倍。东部与中部地区人均GDP的相对差距由33.2%上升到46.2%，差距扩大了13个百分点；东部与西部地区人均GDP的相对差距由45.4%上升到56.4%，差距扩大了11个百分点。从东、中、西三大地区人均GDP的绝对差距看，1978年东部与中部、东部与西部的绝对差距分别为154元和211元，到1995年，东部与中部、东部与西部的绝对差距则分别提高到3148元和3839元，分别为原来绝对差距的20.4倍和18.2倍，差距拉大的趋势十分明显。1999年东部地区人均GDP最高的上海为30805元，西部地区人均GDP最低的贵州省2475元，前者是后者的12.446倍。2001年上海市GDP 4950.84亿元，人均GDP约3.7万元，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1.2万元。山东全省实现国内生产总值9438·3亿元，人均GDP约1.06万元，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7101·1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2804·5元。而西部的最低省份人均GDP不到4500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约5500元，农民人均纯收入约1500元。2.西部开发难在那里？对于东西部的差距问题，统计数字一目了然，专家们也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科学的评价。差距是显而易见的，并且差距正在明显加大。另外西部开发的不利因素还有以下几个方面：市场机制运转不灵。市场经济要通过市场机制来运行，即通过市场化的价格机制、竞争机制、供求机制等机制的充分作用，调节经济运行。但改革开放后，西部市场机制一直未能有效启动。从价格机制来看，价格机制是市场机制中的核心机能，通过它引导了市场。而价格机制只有在价值规律作用下，通过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才得以形成和表现。西部的优势产业集中在农业、矿产、能源等基础产业，由于中国的主要农产品、矿产品、能源电力等价格要受到国家控制，其中某些产品价格前些年是由国家定价，所以在中西部的优势产业中，并没有形成完全的市场价格机制。而旧体制下对基础产品的定价过低，虽经过了调整，但价格偏低状况并未得到根本解决、以农产品价格为例，价格仍然背离价值，价格体系不合理。其生产经营者只能获取低收益，甚至难以实现价值。在这种情况下，西部丰富的农业、矿产、能源等资源优势并未能成为经济优势，相反影响到西部的整体效益，也影响了西部资源的充分开发利用。从竞争机制来看。竞争机制是市场机制发生作用的重要条件，但竞争机制作用的条件，一是要使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实现市场主体的多元化;二是企业要能通过竞争获取相应的经济利益;三是尽量避免垄断和垄断价格。从这三个方面看，西部竞争机制形成的条件并未具备;其一，缺少有实力的竞争主体。在中西部占据绝对优势时国有企业由于改革滞后难以胜任市场竞争中的主体地位，而西部国有经济外的其它经济形式发展不够，竞争实力不足，也不能担当起竞争主力，从而使得西部经济竞争力有限；其二，由于我国价格体系尚不合理，西部产业是处于劣势的基础产业，产品价格偏低，产业附加值也较低，产业发展与价值规律严重背离，无论资源开发性企业，还是农业生产者，即使通过竞争能争取到一定利益与根据他们的劳动所应该得到的利益，以及根据他们提供的产品的供求状况所可能得到的利益也相差甚远。因而使得这些优势产业竞争的原发动力不足，难以进行市场经济下以价格为手段的利益让步的竞争；其三，垄断是竞争的对立面，垄断排斥竞争，只有在非垄断领域才能开展正常竞争。在中国，垄断并非是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而主要发生于国家在一些重要的基础性领域的独家经营行为，这种垄断是一种国家对某些社会资源垄断。西部以资源开发型为主的生产经营格局，不可避免地比东部地区产生更多的国家垄断，这些垄断部门和企业难以通过资本转移产生竞争，因此使大量亏损或低效益的企业得以生存。其三，市场培育滞后。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基础的，完善的市场体系中各类市场必须具备，并具有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特性。健全的市场体系是在全国范围内形成的，但区域之间经济发达程度不等，市场的发育程度也就不一致，而市场的发育程度反过来又会直接影响经济发展速度。西部经济落后，必然制约了市场的发育、健全。同时由于西部不少贫困地区地理位置偏僻，较为封闭，市场发育存在着先天性的不足。3.什么是非均衡区域发展战略？在区域经济发展理论模式的选择上，发展经济学家们长期存在两种不同的争论：其一是均衡发展战略。这一战略以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为代表。其二是非均衡增长战略。这一战略的倡导者是美国经济学家赫希曼。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主张均衡发展，他们认为：给定一个不均衡的区域经济状态，只要存在完全竞争的市场，资本和劳动的逆向运动可实现效率与空间平等的最优结合，社会不需要付出总体效率的损失，随着时间的流逝，空间上的平等会自动实现。1957年，缪尔达尔对上述理论提出了有力的挑战，他认为：靠市场自发的力量是不可能同时解决效率与公平这两个问题的。1965年，威廉姆斯以罗斯托的增长阶段理论为基础，试图调和新古典主义与缪尔达尔模型之间的冲突，得出一条倒U型曲线，他认为经过收入差距扩大阶段后，市场机制的作用会最终消除区域的收入不平等。继威廉姆斯后，阿隆索将经济发展初期的社会不平等归结为五种“钟型曲线”。他认为在经济发展初期，区域间经济增长差距、区域城市化水平差距以及区域间人口增长率的差异扩大，其后经过一个特定的转折点，上述差异趋于收敛。50年代末60年代初，J·弗里德曼、尤曼、怕洛夫等人几乎同时提出了核心与边缘区域模型，将区域发展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工业化过程以前资源配置时期；核心边缘阶段；经济活动向边缘部分地域扩散时期；空间经济一体化时期。他们认为在第三阶段中，人口和经济活动过度地集中于少数主导大城市，引起集聚成本提高，土地费用上涨，极化增长赖以存在的规模收益递增转向它的反面，市场机制会自动引导经济向扩展效应倾斜。
1976年，里查德森将空间均衡和总体效率的冲突解析的一条选择曲线，在曲线上的任一光滑连接的一点都表明一定的平等和效率的组合，而较高的效率意味着低水平区域间的平等。他认为在市场失效引起过度极化增长时，政府干预的目标在于寻求一个社会可以接受的效率与平等的均衡点，这将形成一条与选择曲线相切的政府偏好曲线。在中国，建国以后的前30年，国家区域经济建设中一直实行均衡发展战略。该战略主张生产力空间布局应以“均衡”为主，提高不发达地区的发展水平，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三十年的实践证明，区域平衡推进和收入平均分配的选择是低效率的，必须集中有限的资源首先发展一部分地区，以此为动力逐步推进其它地区的发展。这在当时只能如此，也只有如此。于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国家选择了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非均衡发展战略。非均衡发展战略主要有：
(1)梯度发展理论。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理论界在研究区域问题时，逐步转向梯度发展理论。“七五”正式提出了“梯度发展理论”为核心的相对完整的区域发展战略。梯度发展理论的主要内容通常表述为：无论是在世界范围，还是在一国范围，经济技术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客观上形成一种经济技术梯度，有梯度就有空间推移，首先让有条件的高技术梯度地区，引进掌握先进技术，然后逐步向处于二级梯度、三级梯度的地区推移。在中国，经济分布客观上存在着东、中、西三大地带，中西部地区虽然资源丰富，但技术力量薄弱，资金不足，大多数地区处于中间技术地带，有的甚至处在传统技术地带；而沿海和部分中部地区则具有先进技术和雄厚的经济力量。因此国家经济发展的空间和时序选择应是：由东向西，按技术梯度，使先进技术地带逐步向中间技术地带、传统技术地带推移。随着经济的发展，通过转移的加速，逐步缩小地区差距。
“梯度发展战略”是一种以“效率优先”为基本指导思想的区域发展战略。这个战略在理论上有两点突破。其一，打破了片面强调“均衡布局”的传统布局模式，承认了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现实，强调遵从由不均衡到均衡的客观发展规律，从而使客观规律与实事求是成为制定经济发展战略的首要出发点。其二，它强调集中资金和资源实行重点发展，同时在地区间形成产业结构转换的连续关系，从而使产业空间分布与地区经济发展相联系，产业结构与产业布局相结合，经济发展与产业政策相适应，较好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特定经济发展阶段的发展要求。以后的经济发展证明，这一战略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是巨大的，它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积累能力，比分散投入平衡增长要大得多。
梯度战略的提出曾引起了学术界的激烈争论。尤其是让中、西部地区的学者和地方政府难以接受。梯度理论是在改革开放之初，为弥补均衡战略之不足，充分发挥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基础优势提出的，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双轨运行中，该战略发挥了积极作用。它的实施很大程度依赖于国家的计划性体制。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梯度发展理论”实际遭到了严重的挑战，这挑战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能源与原材料供应的严重不足迫切要求加快中西部资源的开发；二是外部环境变化和对外开放发展过程中，内陆与周边国家接壤的地区获得了新的发展机会；三是区域差距拉大陷入“马太效应”恶性循环中，地区间矛盾日益尖锐化。这表明，在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制订中，既要注重效率优先，同时也应兼顾公平。效率与公平是经济政策的两大目标，是矛盾的统一体，不可只追求一方而忽视另一方。
(2)点轴发展理论点轴理论是80年代中期兴起的一种区域发展理论。它从经济增长与平衡间的倒“U”型相关律出发，认为国家目前仍处于不平衡发展阶段，而点轴开发是现阶段最有效的空间组织形式。点轴开发，即点轴渐进式扩散开发。它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在全国范围内规定若干联结主要城镇、工矿区并且附近具有较好的资源、农业条件的交通干线所经过的地带，作为发展轴予以重点开发。二是在各个发展轴上确定重点发展的中心城市，规定各城市的发展方向和服务、吸引区。同时要确定中心城镇和发展轴的等级体系。三是较高级的中心城市和发展轴线影响较大的区域，应当以国家和地方较大的力量去集中开发；随着国家和地区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经济开发的注意力愈来愈多地放在较低的发展轴和发展中心上。与此同时，发展轴线逐渐向较不发达地区延伸，包括发达地区的发展轴和中心城市较远的地区，将以往不作为中心城市的点确定为较低级别的发展中心。
点轴开发模式的理论基础是因为社会经济客体大都产生和集聚于一些具有特殊优势的点上，形成大小不同，职能相异的城镇，而城镇之间的相互作用是通过线状基础设施(各类交通线、动力供应线、水源供应线等)来进行的。而社会经济客体在空间集聚后，会向周围地区发射它的影响力，这就是扩散，扩散一般情况下是渐进的，而不是平推的，也不是大跨度跳跃的，且随着范围的扩大和距离的增加程度递减。但随着距离的延伸，都会形成较大较多中心点的主轴。对于大范围来说，最终导致从点——轴——面的全面扩散和空间推移，使各地的国土资源和空间获得充分的相对均衡的开发利用。
点轴开发理论的内容包括：
首先，重点开发沿海、沿江、沿河三大轴线地带，使之逐渐成为国家未来发展的增长轴。
其次，在目前国家财政投资有限的情况下，中西部应积极选取和培育有较大发展优势和潜力的增长极、增长带和增长中心，以此为突破口，振兴中西部经济。中部地区的区位条件优越，且矿藏丰富，城市相对密集，发展潜力大。而西部的优势主要在于丰富的资源。西部应充分发挥水资源、环境资源、自然资源和矿产资源等优势，从地区特色出发，迅速建立经济增长极，对于那些可以成为增长极的“点”，不妨借鉴东南沿海地区的发展经验，实行特殊的政策和灵活措施，吸引外国、港澳台、东部的资本来投资，再现特区效应。
最后，对沿边地区实行全方位开放，使之成为对外贸易和投资的热点，开发开放边疆地带，不仅具有政治意义，而且对社会安定、国家安全具有深远意义。因此，需要重点建设边疆经济特区，使其成为沿江开放地带经济发展的生长点，通过高层次的出口加工，使之成为边境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通过多种经济合作形式，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更好地促进边疆经济的发展。
点轴发展理论基本上符合生产力空间运动的客观规律。首先，它通过重点轴线的开发和渐进扩散形式，弥补梯度推移的平面板块式的递进方式的不足，真正发挥主体优势，有利于转化区域二元结构，促进城镇周围乡村经济的发展，从而更好地协调城市与区域及区域间的经济发展。
其次，通过“点”、“轴”两要素的结合，在空间结构上，出现由点而轴，由轴而面的格局，呈现出一种立体结构和网格态势，对于信息的横向流动和经济的横向联系有较大的优越性。此外，它将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避免资源的不合理流动，同时，且有助于消除区域市场壁垒，促进全国统一的市场的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