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北京中华世纪坛响起人类进入2000年的钟声时，西部大开发的钟声同时在兰州敲响，其时笔者的一部经济专著即将出版，根据当时的经济状况，笔者提出：启动经济，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应该放在中部。两年来，西部开发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论坛’的规模一个高过一个，风光、气派！实际效果若何？最好去问问老百姓！当然啦，我们不能期望在一两年内就有翻天覆地的变化，即是深圳的发展也用了那么多年！何况西部有十几个省，几百万平方公里，几亿人口！我们无意去评头论足，这么大一个国家，那么多的事情，确实不容易。但总是在思考，无论做什么事情，一定要按客观规律办事，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往往会按下葫芦起来瓢，当然谁都想把事情作好，问题是如何才能把事情做好？规律是什么？如何才能找出来？以便少走弯路。大量分散的投资会在整体上起到一时的拉动作用，但过高的成本和缺乏回报的投资会加重中央或地方的负担。虽然西部开发是战略，但我们不得不进一步思考，在一定的时期内，我们的战略重点到底应该选择在中部还是西部？
经济整体转移与战略转移
1.经济发展战略要逐梯转移
根本不存在包治百病的药，也没有一种办法可以解决所有问题。正象中药治病，需要几味药一起煎熬，但‘君臣佐使’是很清楚的。建国前期，由于中国的落后状况，选择均衡发展战略是正确的；改革开放之初根据中国的经济状况选择非均衡发展战略也是符合实际的。关键是何时进行战略转移。正如企业要搞大，必须要多元化，关键是何时多元化、如何多 元化。中国有一句话叫‘恰倒好处’。改革开放20多年，中国经济有了很大提升，但差距正在进一步拉大，我们赞成非均衡的发展战略，但要把‘梯度理论’和‘点轴理论’有机结合起来。
空间发展的非均衡即地区差距。在开放条件下，不同地区之间，其自然、资源、历史、区位、人口等条件均是不同的，从而导致其投资环境即投资的收益性、安全性、流动性有较大的地区差异。这种地区投资差异，决定了各种生产要素和各种商品，在不同地区内部的供求关系是不同的，即各种生产要素和各种商品，在不同地区的价格是不同的，从低价格地区流向高价格地区。但是，由于客观上总是存在着信息不完备性，故在任何时间内，各种生产要素和各种商品，在各个地区内的供求不可能正好相等即不可能实现均衡，从而产生地区内部的非均衡。不同地区内部非均衡发展的累积结果，导致不同地区之间的发展水平产生一定的差距。因此，从表面上看，地区经济差距与均衡或非均衡的含义不相符，但是，两者存在着必然的内在联系，是非均衡在空间上的具体表现。
经济发展非均衡发展，战略要逐梯转移，梯度发展，又要集中力量，保证重点。这就是笔者曾经提出并想进一步说明的：阶梯发展理论和点启动理论。
作为整体的中国经济，区域经济发展的最终趋势应该是城乡经济一体，形成发达、稳定的‘星状’社会经济结构状态，即以大城市为中心，大、中、小城镇组合的‘星状’群落。但发展过程中的中国经济呈梯形(或扇形)结构，即东中西的梯形(或扇形)布局。地理环境是西高东低，而经济水平是东高西低。正如蹬梯需逐级上升，发展战略需逐梯转移。当前，中国的战略重点应该在中部，这不仅是当前开拓市场和启动经济的需要，也是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必然选择。这并不是要冒天下大不韪，也不是和西部过不去，而是要按规律办事才能对整体有利，进而对西部更有利。
依靠国家大规模投资启动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面临诸多困难。目前，由于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许多更为迫切的发展难题使财政政策的主要目标指向被迫一再调整，国家财政收支困难，中央财政用于支持西部地区的能力受到限制:一是为确保国民经济保持适度增长，财政政策需要在刺激投资、启动消费等方面充当主角；二是为规避国民经济运行风险和弥补改革过程中政策不完善造成的金融体系缺陷，财政需在调整政府与银行之间经济关系中发挥更大作用；三是由于“下岗”现象的普遍化，就业矛盾尖锐，停产、半停产企业增多，贫困人数不断增加，社会稳定问题突出，需要中央和地方财政的扶持。以上因素将明显分化中央财政的投资取向，在此形势下，国家财政在调整区域间发展不平衡的实施力度必然放小，节奏放缓，这对西部地区依靠中央财政倾斜发展的战略必将受到很大限制。
西部地区经济以高耗能产业占优势，融资受到各种条件的制约。偏低的环境自净能力和生态环境，已成为制约西部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障碍。同时，可持续发展战略也迫切要求重要江河中上游地区的环境保护、水土整治、退耕还牧、退耕还林，这使西部地区的垦荒、伐木、灌溉等发展设想必将受到重大限制，发展农、林、牧、副、渔业的战略规划必须做出重大调整，这是关乎民族生存的大战略，是局部必须服从全局的战略，西部地区发展必须找出缓解这一矛盾的新思想、新出路。
2.历史性的变革—-区划大调整
对于区域经济的发展，许多理论工作者都作了有益的探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已经在上面表述了自己的看法。这里还想再作进一步的说明。
前几年，比较时髦的一件事情是‘村变镇，县变市’，也有城市升级。这是社会经济发展，布局变化，升级转化的标志，这种小变大应该说是一件好事。有一点是否可以借鉴，美国的国土面积和中国差不多，却分为50个州，州相当于中国的省，实际上比省小，但比市大。如果我们能在‘小变大’的同时，能够‘大变小’一点，即适当缩小省辖的范围，可能会更有利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更有利于中国社会经济的‘星状’结构的形成。
管理是一门科学，它要求管理的跨度和幅度要合理。在经济结构
调整的同时，要求宏观管理的行政区域结构作出相应的调整。要改变
省市结构的现状，进行区划大调整，实行州治—-这将是一次历史性的变革。中国目前最好是将区划调整设置为50-55个州。
实行州治，(1)既可缩小管理跨度；(2)又使地方和中央的层次只有中间一层；(3)将现有富裕的各级行政管理机构和人员转移消化；(4)实质上有利于迈开政体改革的步伐，从形式上转变人的观念。
这是一点思考、一点建议。但是我们坚信：实行州治—-将是中国的一次历史性变革。
3.区域发展需要更多的自主性
区域经济发展，应该加强其区域的自主性，这主要从法治建设的角度来考虑。众所周知，法律应该是刚性的，但是一个大国，民族、地区差异很大，法是很难包罗万象的，法一旦有了弹性就为执法留了空间。农村‘费改税’改革的流产不就说明了这一点吗！美国有50个州，各州都有立法权，有很大的自主性，这种立法自然是在大法的前提下。各州都会根据自身的特点制定本州的法律法规，立法和司法不断加强和完善。在美国，每天打开电视，就可以看到一些议员在辩论，甚至是关于猫狗的事，但是一旦辩论表决通过，就会大家成为共同遵守的法律法规。事实上，一个法制国家，其立法和司法是一个不断加强和完善的过程，随着发展，社会进步，人们的民主法律意识不断增强，遵纪守法逐渐成为人们的自觉行为，政府管理社会的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将会随之转为依法治理。
经济特区与资本积聚 区域之间的差距问题一直是近年来政府所特别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笔者认为，工业问题、农业问题和区域差距的加大问题是当前中国社会经济问题不同侧面的不同反映。
1.用兵之道与‘守一’法则
1993年，国家经济开始紧缩，1996年被称为经济‘软着陆’年，中国经济一直走低，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当前中国经济处于低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经济处于消费层级的升级演化过程中。如果能够深知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掌握了升级变化的规律，经济走势决将不同于是今天。我们不是‘抱怨’些什么，也不是‘事后诸葛’。中国这么大，事情又那么复杂， 一个企业、一个小家还那么难当，何况泱泱大国，十几亿人口。大有大的难，小有小的难，中国正处在系统转换升级，结构调整，体制转型的关键时期，事事都难。但共同的愿望都是：尽快启动经济。
启动经济，1998年以来，国家已经采取了许多措施，天天都有好消息，经济形势一片大好，这句话，几十年都是一样，好象没有不好的时候。没有好转不正常，政府的力度够大的啦！但是越来越多的人感觉生计困难，这是正常的，因为市场经济竞争的压力大了。
许多事物，除了具体的形态存在差别之外，都有内在的一致性。发展经济，搞建设，搞市场经济，好象打仗一样，难怪人们总是说：‘商场如战场’。既然商场如战场，那么在战争中，最主要的就是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回顾中国革命走过的历程，不是有许多经验可以借鉴吗！当年国共大决战之初，国共两党的军队实力可谓悬殊，然而深谙中国传统文化的毛泽东却把‘守一’和用兵紧紧的结合起来，以超人的胆略和宏大的气派，从战略上，首先集中兵力，在东北打歼灭战，接二连三，就胜利了。正所谓：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其核心就是从‘点’做起，抓住重点，选择好突破点，由点到面，以点带面。东北战役的胜利，大长了共产党人的志气。关键是东北的解放，百万大军出关，形成了横扫千军之势。这里有三点，一是选准点；二是集中兵力；三是各地的配合。但关键是战略选择。最终形成‘潮’，造成‘势’，正所谓‘历史潮流’，‘大势所趋’。
2.经济特区与资本积聚
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同样面临如何启动的问题。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以非凡的智慧和胆略，首先在沿海搞特区。二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东部和环海经济得到了很大提升，中国经济整体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升。
深圳特区的发展，很多人只注意到其对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和引导作用，很少有人注意其对中国经济整体发展的真正战略内涵。特区的设立，国家并没有投入多少资金。刚开始，‘淘金’者只是少数，随着‘点’的积聚，‘潮’的涌动，‘势’的形成，深圳成了世人瞩目的地方，投资的热点，据说当时积聚在深圳进而在广东的资金有2400多个亿。深圳对中国整体来说是一个点，通过资本积聚促进自身和广东经济，进而引发环海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正是通过这个点逐步活跃起来的。这才是‘深圳奇迹’对中国经济整体发展战略的真正内涵。
3.逐梯而上、由点到面
---启动经济的进一步辨证思考
前面，我们已经谈了经济发展的阶梯理论、启动经济的点启动理论。我们认为，当前中国经济虽有好转是政策的作用力，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等等。目前中国经济基本上呈东中西阶梯状，蹬梯需逐梯而上。东部和环海经济已经得到了提升。因而，进一步启动中国经济，必须找准启动点，这个点不是企业，也不是某个消费领域，这个点是空间上的一个点，是一个合适的区域。
这个点应该在‘不东不西不是东西’的中部，选择中部的一个地区或经济区作为‘特区’。通过这个点辐射周边，承东启西，进而启动中国经济这个面。启动西部，不说新建项目有没有经济效益，也不说西部的范围有多广，会不会加重未来的负担，单就西部的条件，自然环境，启动的成本会太高，超出了目前的经济能力。西部不能启动，经济发展不了，政治也就更谈不上了。西部只能作为长期的发展战略，而不是近期的重点。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曾经提出要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一方面是要起到示范作用，另一方面富起来的人有了资本积累，可以通过扩大再生产，带动更多的人富起来，这是以点带面；搞经济特区，进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从而带动全国经济的发展，这也是以点带面。
事物的发展都有其自身的规律性，推动事物的发展，必须要找出它的规律并要遵循它，抓住主要矛盾，抓点带面。不同的事物，主要矛盾点也不一样，但内生质都一样。打仗要集中优势兵力，市场经济要集中资本，特别是在经济启动时期，必须要集中足够的‘兵力’。
中国经济这些年来，由于种种原因，企业亏损面大；经济效益不好，职工收入不高，消费不旺；通货紧缩…，经济增速呈下降趋势。因此加大基础设施也好，抓大放小也好，看似‘点’，实则是‘线’与‘面’，均未产生‘集中’积聚的效应，况且由于制约，这些措施的力度又会被抵减，因而不能形成‘潮’，造成‘势’，这就是为什么经济总是‘启而不动’的原因。
按照阶梯发展和点启动的理论，如果我们一方面在中部选择突破点，另一方面调整区划，实行州治，作为相应的政体改革，中国社会经济将会产生出新的更大的活力。关于在中部选择突破点，笔者认为,如果能和未来的政治中心的迁徙结合起来，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对于这个问题，笔者不想去触及它，因为太敏感。事实上从纵向看，由于需要，历史上中国的政治中心---京都不知迁移了多少次，即使在刚刚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也变换了几次；从横向看，不少发达国家也都把首都迁移，首都仅仅作为政治中心。城市太大，人口问题，交通问题，水资源问题等等。城市无限制的扩大只能产生更多的问题。
梯级发展、点启动；区划调整，实行州治、迁都…；将会对中国的发展产生积极而又深远的影响。这不是要在理论上创新，而是发展的客观规律要求。对于这个点究竟选择在中部的什么地方，在适当的时候将有理性的专门论著。
中国金融为什么会发展
从严格意义上讲，1978年前，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金融和货币，当时政府构筑国有金融部门的目的“是为了使其成为国有企业的资金供给部门，也就是说，国有金融安排是政府专门为国有企业融资方便而设立的配套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在当时政府集权配置资源的计划运作机制下，金融功能内化于财政配置功能就成为逻辑之事。因此，中国的金融发展，实际上是在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从一种“制度剔除”状态下由中央政府展开的结构性制度创设过程。中国的金融深化状况到底如何呢？鉴于中国金融深化或发展 的政府主导特点，对中国金融深化的分析或判断必须从政府对金融制度创设的推动分析入手。
1.政府为什么要推动金融制度创设？
中国金融发展的特殊性，是在放权让利式的经济改革推进过程中逐步表现出来的。放权让利式的经济改革，其实质是政府的退让，而这种退让本身是导源于计划经济体制下产权的政府垄断及由此决定的低效率状况。随着外部压力的缓解和国有资产计划运做低效能性的逐步暴露，计划经济体制固有的政府垄断产权形式的收益结构在逐步发生着不利于政府的转变，政府作为追求效能的理性主体，其成本---收益函数在发生着变形，因此，改变单一的国有产权形式成为一种内生的需求。而计划经济作为政府垄断产权的制度安排，其最大特点和弊端就是集权性，于是，放权让利便成为当时最直接、最稳妥、最有效和最便捷的选择。
放权让利式改革的最大功效，就是把原有的“集财于国”的产权运做形式变为“分财于民”的机制，从而迅速地改变了整个国民收入结构，而这种变化最大的表现就是金融资源的快速分散化，这一点从1978年居民储蓄率占GNP的5.18%上升到1996年的56.82%可见一斑。这种国民收入结构的变化，迅速地削减着政府的财政收入，使政府控制力在下降；同时，任何改革都是社会利益和权力的结构性重组，是社会利益集团的博弈。这就决定，改革推进过程必然处于非帕累托最优状态：一方面，随着改革的推进，政府控制改革的成本也在不断上升，而另一方面，政府作为主导改革的理性经济人，其收益却越来越小，政府要想成功地推进改革，需要有一种机制能够不断地汲取收益以补偿非帕累托改进的损失或成本，从而在客观上成为政府支撑改革内在力量。于是，政府出于成功推进改革的需要，开辟攫取收益的新渠道以弥补改革的成本和自身收益损失，就成为一种内生于改革的需求。
政府作为人民利益维护者的定位，收益攫取的显性渠道是“名正言顺”地存在的，也是与政府理念相违的，因此，政府扩展金融产权形式的比重以聚集分散到居民手中的金融资源，就成为一种最为便捷与合理的选择。而政府要想通过金融有效地聚集分散的金融资源，最为有效和便捷的办法就是增设金融机构。于是，长期处于“剔除状态”的中国金融，随着改革的推进便不断获得扩展机会，而这种扩展便集中体现为金融组织体系(尤其是银行)的迅速扩展上。
2.金融组织扩张推动金融深化了吗？
政府出于聚集分散的金融资源而推动的金融产权形式的扩展，因为扩展的各金融机构与中央银行分设时没有明晰的产权关系界定，加上“地方分支银行对经济管理当局的一定程度上的实际隶属”，中央银行实际对金融机构的金融活动无法进行有效地控制，因此并没有推进金融真正的发展，金融实际上只是成为一种国家用于控制金融资源的制度安排功能简单的形式转变，即由财政控制转为金融攫取。
金融产权形式的扩展虽然没有推动金融的真正发展，却直接导致三方面的量性增长：一是导致金融资产尤其是货币M0的急剧增长。主要是由于各级地方政府为追求本地区更大的经济利益，竭力争取和占有更多的金融资源和更大的信贷规模，加之“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改革使地方政府财政支配能力的增强致使的“财政赤字金融化”；二是货币的超量发放。主要原因是金融分设没有与经营机制的完善相配套，导致企业争取资金的渠道增加，从而使货币超量发放，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超量货币支持的经济增长”存在的原因；三是金融组织低效的数量增长。金融机构的分设或称放权让利式改革，由于仍然按照行政计划设置，因为各级地方政府对金融机构的实际控制度的提高，导致金融分设机构成为地方政府争取资金的重要渠道，从而金融机构的增加并不意味着金融发展的推进或金融创新的增加，也不意味着金融变化导致的制度、资产和工具供给是对金融需求发生作用的结果，而是各种利益集团利益分割的结果，是一种“权利博弈”的产物。这三方面的扩张或所谓的深化，都只是一种量性的增长，这种增长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动原有机制存在和运作的体制基础，但这种变化却使中国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工具形成一定规模和较为齐全的种类，货币化程度(M2/GNP)、金融相关比率(FIR即全部金融资产与当期GNP之比)大大提高，这是导致很多人认为中国金融发展程度很高的直接原因。
3.政府从金融深化中获“利”多大？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金融改革带来的变化，只是基于原有制度框架下金融资产的简单扩张，表现为“超常规金融增长特征”。但这种扩张却使得金融组织象树根一样深入到整个经济的土壤里，政府象大树一样借助这些树根吸取分散的金融资源，从而得以集中资金用于投资和改革成本补偿。因此，从本质上来说，放权让利式改革推进中计划配置资源的功能被改掉的部分，却被金融制度安排的扩展职能所取代。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说，随着放权让利式改革的推进，“国有金融制度安排的扩展只是改变了政府垄断产权形式的内部结构，国有金融制度安排作为国有企业配套角色的性质并未发生改变，改变的只是其作为配套的相对重要性比以往的大大提高”。
按照上面的分析，中国金融改革的推进，实质是政府进行的产权结构及其实现形式的调整，目的是为了获取控制金融资源的收益以支持改革，这种收益在最初金融资源表现为单一的货币时就成为货币化收益。因为获取这种收益需要增发大量货币，所以很多政府的发展状况显示，这种收益的获取都是以高昂的通货膨胀为代价的，对这一点麦金农有精辟的理论分析。
按照麦金农的市场次序化理论，金融增长必须建立在平衡中央财政的基础上，否则将会为随之而来的高通货膨胀所遏制。但中国在推进改革进程中，一方面攫取了巨额的货币化收益：一种估算认为，1978—1986年，这笔收益平均占GNP的3%左右，另一估算表明：1986-1993年它平均占GNP的5.4%，此间实际货币发行收益累计达8447.2亿元；世界银行甚至认为，1993年其最高额几乎达到GDP的11%；另一方面却又在中央财政下降同时仍保持高金融增长与低通货膨胀的发展格局，这一点与前苏联和东欧等政府形成鲜明对比，因此被其称为“中国之谜”。麦金农之所以称中国的情况为“谜”，因为其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中国改革之初的货币化程度极低，根据世界银行统计，中国1978年的货币化程度为25%，而俄罗斯在1990年的M2/GDP达100%，较低的货币化程度原本是经济发展不成熟的反映，但正是这种不成熟，为中国在最初的一段时期内较为成功地推进改革提供了一个重要条件。如1978--1999年间，M2平均增长率为24.72%，GDP的平均增长率为9.22%，而零售物价指数平均增长率为6.29%，改革初期经济的低货币化状态使制度变迁进程得以与经济货币化过程同步推进，低货币化经济具有巨大的吸释货币供给的功能，在获取巨大货币化收益之时又有效地避免了“通货膨胀陷阱”的困扰。在避免通货膨胀困扰之时通过快速的金融增长获取的巨大的货币化收益，无论对处于下降过程中的中央财政，还是对陷入困境和效率低下的国有经济，都是一种及时而有力的补贴，由此产生了减轻改革阻力，尤其是维持并增强了政府这个改革推动者的改革激励绩效。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政府与金融的关系，是十分紧密的相互依存关系，这种关系的实质是政府对经济干预形式的扭曲，正是这种扭曲的形式，导致中国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的一系列问题的产生，从而也决定中国金融非质性深化的特征。
中国金融发展的三个谜
1.货币化程度持续升高
按照一般的理论推论，为获取巨大的货币化收益，处于垄断地位的金融体系便成为便利地攫取这笔收益的得力工具。因此，可以说最初政府对金融改革的控制是积极主动的，这种积极主动表现为两方面：一方面政府主动地推动金融产权形式的扩展，表现为金融机构的大量增加，另一方面政府能够有效地控制金融安排与活动并有效地获取收益。政府之所以能 够做到对金融积极主动地控制，其中一个关键性因素是政府控制收益与控制成本的巨大差距，使得政府有足够的积极性和能力控制金融，上面的分析已经明确地表明了这一点。但毫无疑问，政府控制金融的这种积极主动性和能力是随着控制成本的上升不断弱化的，这种弱化的结果就是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就是金融和货币市场本性的回归程度提高，这也就是政府干预与市场自由之间替换的根本逻辑。
政府控制由积极主动转为被动，也就是政府对金融由控制向调控的转变，按照上述分析逻辑的延伸，这一个转变点应该由货币化程度决定，即这个点应该是货币化收益由递增到递减的转换点。关于中国货币化程度引起的收益由递增到递减的转变点，国内许多学者进行了有益探索。如易纲认为：货币化进程是制度变迁的函数，在1985—1989年间，货币化水平放慢，但随着新一轮改革启动，货币化和金融发展进程自1992年后又获得新的推动力；谢平认为，1992年后，经济改革向纵深发展，各经济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冲突处于突出时期，体制改革的补贴需求巨大，但经济货币化程度已经达到顶点，可用于体制改革补贴的货币发行收益却远远不够；张杰通过对政府金融控制成本---收益变化的量化分析，认为从1992年开始，政府控制金融的成本已超过控制收益，同时认为政府金融控制从主动转为被动的临界点在1988年。按照他们的分析，中国货币化程度在80年代末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政府对金融的控制应该是变为被动和逐步走向弱化的，金融市场化程度应该有实质性提高，也就是说，中国的货币化程度(用货币化率即M2/GNP来衡量)应该是停滞不前或小幅上升。但有关的数据却显示了迥然不同的结果：在1993—1999年，中国的货币化程度从103%持续上升到144.13%，这一货币化水平不仅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的实践相比明显偏高，例如，1992年美国为59%，英国为104%，日本为114%，德国为70%，印尼为46%，韩国为44%等，而且也与现代金融发展理论的分析相左。按照现代金融发展理论的分析，当货币化达到一定程度后，货币化进程便告结束，M2/GNP会在某个区间保持相对稳定，而这个区间的最高上限在1—1.2之间。无疑，中国的情况是个例外，这个例外成为中国金融发展进程中的一个谜，解开这个谜，才能够真正了解中国的金融发展。而这个谜的解开，要求助于对中国金融组织的扩展分析，这种分析就是金融组织扩展进程中国有金融与其它地位变化的分析，即政府对整个金融控制程度变化的分析。
2.中国金融的两个新谜
按照现代金融发展理论的分析，金融发展首先表现为货币化程度提高，表现为货币化程度(M2/GNP的比率)的上升，经济发展随着经济货币化程度上升而不断获得发展。但货币化程度上升到一定程度将会停止，但上面分析表明中国金融发展中的货币化存在持续升高的现象，因此，理解和把握中国的金融发展，只有从金融工具的整体增长来分析了。
关于金融工具整体增长状况，戈德史密斯提出了金融相关比率(FIR)，所谓金融相关比率，就是全部金融工具价值与全部实物资产价值(国民财富)之比。一般实物资产价值用GNP替代，其表达式为FIR=(M2+L+S)/GNP。这个表达式比麦金农金融发展的货币化指标多了两个非货币性金融变量L(全部银行贷款)和S(有价证券)，显然更能够反映金融发展到一定程度和其它金融工具出现后的实际。我们来看中国的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张杰《中国金融制度的结构与变迁》第89、98页数据整理。转引自《2000中国金融发展报告》，第4-5页。
从上表提供的数据看，中国的货币化程度与现代金融发展理论的分析背道而驰，但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上，却又表现出“惊人之处”。在1992年之前，中国经济在高速的货币化情况下呈现出高速增长，这种情况下，说中国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存在高度正相关性，即经济发展表现为货币化支持的高速增长，是能够说得过去的。按照这种关系发展，随着中国货币化程度的提高，中国经济应该表现出持续的高速增长，但令人迷惑的是，1996年后在国债和金融证券发行、股市扩容步伐加快的情况下货币化程度持续提高，同期经济增长却在逐步回落并最终陷于困境。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已很难发现M2/GNP提高对中国经济增长类似1992年前的正相关关系。这种状况仅用政府对金融控制没有弱化，显然难以完全解释。因此人们认为这是中国金融发展的一个谜---货币化程度提高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前后不一致。
中国金融工具整体增长状况又是如何呢？中国的FIR从1978年一直处在上升状态，到1999年绝对水平已经相当高，如1999年我国达300.6%，而美国1992年为326%，日本为392%，德国为294%，韩国为234%，巴西为175%，印度为114%。这说明，我国FIR水平虽然低于发达国家，但却接近或高于经济发展类似国家。应该说，从金融工具的总量上来说，中国的金融发展无疑也是显著的。我国的金融工具总量增长也没有带来相应的经济发展。这无疑又是超出金融发展理论分析的一个例外，成为中国金融发展的又一个谜—金融相关比率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的不一致性。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发现，中国金融发展实际上存在三个谜，即货币化持续升高、货币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前后不一致和金融工具整体增长水平与经济发展的水平不一致。解开这些谜，才能真正把握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3.中国金融发展的谜意味着什么？
中国金融发展的货币化之谜，源于政府对金融控制的稳固性，而后两个谜，都表明中国金融发展的量性增长是显著的，但对经济的发展却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而中国的货币化程度与金融相关比率都持续快速地提高，说明中国的经济货币化、经济金融化与金融发展方向是一致的，但为什么不但没有带来相应的经济增长，也没有对中国经济下滑趋势起到扭转作用呢？
金融发展的量性增长与经济增长的背道而驰，说明中国的符号经济领域与实体经济之间存在严重的问题，根据现代金融发展理论的分析，这一问题必然表现为金融效率的降低。一般来说，金融的效率由金融工具的流动性和货币的流动性共同决定，按照现代金融发展理论的分析，在流动性一定的情况下，金融的量性发展必然能够支持更大的经济增长规模，即在流动性一定的情况下，金融量性发展的结果必然是GNP的同比例增加。中国的情况是不是表明中国的金融工具与货币流动性出现了问题呢？
首先，从金融工具的总量上来说，中国金融发展是显著的，但金融工具的流动性如何计算呢？我们认为，金融工具的流动性主要体现在其自身的市场可交易性，也就是说，金融工具的流动性取决于能否按照市场规律进行等价交易。我们看一下中国金融工具的流动性。
从上表的数据可以看出，中国金融工具的增长(金融相关比率的上升)主要是靠M2与L的不断增加来支撑，也就是说，中国较高的金融增长，实际上是由于国有企业部门更多地依赖于从银行部门借入资金所导致的，这实质上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金融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政府对金融控制关系扭曲的结果，这必然导致社会资金配置效率下降，低效资金占用增加，进而导致金融体系不良资产增加。这无疑与中国的实际情况十分相符：到1999年仅四大国有银行就有不良资产超过20000亿元人民币，国家为处理巨额不良资产，专门成立了四大资产管理公司进行对口剥离，这巨额的不良资产无疑会吞噬掉大量的货币，从而使现实中流通的货币减少，大大削弱货币的流动性；同时，上表中的数据还表明，中国证券市场虽然起步较晚，但其增长十分迅速，远远快于M2的增长。十分明显，S(股票和债券)在整个金融工具中所占比重非常小，1999年仅为43.8%，低于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这说明在中国金融量性发展是比较迅速的，但存在结构性问题，而这种结构性问题在于中国有近80%的国有股票无法上市流通，这种结构性问题导致金融工具的流动性大大降低，从而使金融效率大大降低。
其次，从货币化程度的提高来看，中国货币总量增加是显著的，但货币的不同层次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由此导致不同货币层次的流动性也存在差距。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金融发展表现为货币化和金融相关比率的提高，但这种提高对经济增长的支持效能却被金融效率的不断下降所抵消，大量货币“迷失”了，成为“超额的货币”，而大量金融工具成为呆滞的、悬浮于实质经济之上的面纱，对实质经济增长并不能产生应有的影响。
出现上述状况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呢？我们认为有两方面：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经济的高速增长和收入分配向个人的倾斜，但由于缺乏多样化投资渠道和满意的收益率，居民选择金融资产时由于没有太多的余地，银行储蓄就成为不得已的选择，使得居民储蓄存款(活期)增长很快，并占到M2的一半以上，从而使经济的货币化率大大提高。但由于在金融结构与经济结构的二元结构状态下，这种增加的广义货币M2的增长，在政府与金融、政府与企业和金融与企业的关系没有理顺的情况下，大量储蓄增长被用于支持低效的国有经济发展，形成广义货币M2和信贷资金L支撑起持续走高的金融相关比率，为巨额银行不良资产的产生提供了温床，从而导致货币流动性降低，金融效率下降。
另一方面，中国的证券市场发展由于缺乏市场理性，发展股市是在经济萎靡不振的压力下逼出的，是企业融资手段的替代性发展。中国股市不是促进宏观经济效益的股市，而是为摆脱国有企业困境发展的股市，在产权不清晰、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的情况下，股市成为“圈钱”的主要场所，股市活跃与政府托市、大户坐庄小股民跟风密切相关。从而导致金融工具的增长与经济增长脱节的局面。
中国金融发展的状况，对当代的金融发展理论所提出的金融发展即量的增长的观点，无疑是最有力的反驳。但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严重脱节的局面，深层根源仍在于中国金融发展的政府需求性，即金融发展的量性扩张并不是真正基于经济发展的需要，而是基于政府利益攫取和改革成本补偿的需要所做的汲资手段创设，市场因素是比较弱的，与金融组织的扩张在性质上是一致的。这就决定金融发展必然表现为单纯的量性增长，由于这种量性增长是在原有制度框架内的扩张，这就意味着增长一开始就不是建立在效率的基础上，因此，增长的同时，也意味着金融效率的降低。
政府对金融的控制程度如何？ 从严格意义上讲，1978年前，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金融和货币，当时政府构筑国有金融部门的目的“是为了使其成为国有企业的资金供给部门，也就是说，国有金融安排是政府专门为国有企业融资方便而设立的配套制度安排”
关于金融组织地位变化的衡量，金融发展理论的鼻祖戈德史密斯提出用金融中介比率来表示。从统计上说，金融中介比率在流量方面就是由国内金融机构在一定时期内所获取的国内非金融部门和国外部门发行的金融工具净额占发行总额的比率，在存量方面则表现为金融工具总值除以某一特定时期内国内金融机构所持有的国内非金融部门和国外发行的债务与股权证券的市场价值之商。为测定扩展的金融组织在整个金融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变化，我们可以把金融中介比率分为银行金融中介比率和其它金融机构中介比率，而前者又可以分为国有 银行金融中介比率和其它商业银行金融中介比率等。这些指标通过各金融机构持有资产占金融机构总资产的比重来衡量，以此来衡量中国扩展的金融组织地位变化状况与政府对金融控制变化状况。
上述分析实际上说明了一个问题，即中国的金融发展，并没有随着经济的市场化程度提高而获得真正的发展，也就是说，政府对金融的控制程度并没有明显的削弱，只是原有制度框架下一种形式的扩展，而非实质内容的变化。一方面，从金融制度体系变化看，到1988年为止，中国初步形成了相对完备的金融体系，而正是这种体系的政府控制弱化导致随之而来的金融秩序混乱和整顿，1993年后金融迅速发展，不仅国有金融迅速发展，非国有金融也得到迅速发展，经济的货币化程度提高和金融资产迅速扩张。更为重要的是，1993年设立货币政策委员会和成立政策性银行，1995年建立了真正的中央银行体制，1998年设立中央金融工委和九大跨省分行的成立，这一系列的事件表明中国金融逐步由政府控制转为政府调控的基本轨迹。另一方面，金融调控方式的转变可进一步说明这一点，在治理整顿后，金融秩序归于正常，在1993～1996年的金融宏观调控中，间接调控措施的运用是国家历次宏观调控中力度最大的一次，是运用的调控手段最多的一次，也是间接调控与直接调控结合作用最显著的一次。实现了以抑制通货膨胀为首要任务的金融宏观调控目标，国民经济实现了“软着陆”。1997年中国国民经济保持了“高增长、低通胀”的势头。在这种下，中央银行宣布从1998年1月1日起取消信贷规模管理，主要依靠再贷款、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再贴现、存贷款利率、窗口指导等间接调控实现货币政策目标，这标志着中国金融调控方式实现由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的根本性转变，但上述表格中数据却表明中国的金融发展与外部形态显示有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形成了中国金融与经济畸形的二元结构非对称状态，即占有90以上金融资产的国有金融支持着仅占国民生产总值很小部分的大量低效率的国有经济，而占有国民生产总值70%以上的非国有经济，却只有依靠占有不到10%金融资产的非国有金融的支持。十分明显，政府正是通过控制金融，获取收益支持改革和国有经济的发展的，是金融作为潜在的力量在维持着政府进行改革，正是这种政府对金融的控制方式，导致银行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始终无法得到市场化的解决，也就无法割断企业对银行、银行对政府的“双倒逼机制”，从而导致中国的货币化程度持续升高，形成中国的货币化程度之谜。但这种运行格局是以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扭曲为代价的，对整个国民经济的伤害是巨大的。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能够十分清晰地看到，中国的金融发展在没有理顺政企关系、政银关系和银企关系的情况进行“放权让利”式改革，导致低效率的超常规量性增长，这种增长导致严重的结构性问题，而结构性问题又进一步导致中国金融效率的降低，反过来制约着中国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的进一步推进，结果造成金融对经济增长的“量性扩张支持”与“结构性制约”并存的特殊状态。这种状况是今天中国宏观经济政策低效，经济持续走低的根本原因。
宏观调控要干什么？
宏观调控在经济论著和经济文献中出现的频率很高，也是现代市场经济中决定经济平稳持续增长的关键因素。然而对于宏观调控的含义，似乎尚缺乏清晰一致的理解。例如，把宏观调控完全等同于国家干预，把宏观调控看作是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把宏观调控扩大到产业政策，把宏观调控具体目标长期化，以及表现在实践上的宏观调控的各项政策不协调等等。对这些问题，有必要加以分析研究。1.什么是国家干预？
国家干预：对一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经济体制的干预。包括两重含义：一是国家对一定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经济体制的形成给予支持、扶植，乃至进行创建；二是对已形成的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经济体制的维护、巩固和推进。国家的这种经济职能是随着国家的出现而产生的，甚至可以说，正是要求这种职能出现才产生国家的。这种由国家的本质所决定的固有的经济职能，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在资本主义社会乃至在社会主义社会都是同样存在着。所不同的是，干预的对象---生产关系以及运行方式，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下具有不同的性质和形式；至于作用的方式和强度，则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