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作为资本创造者的一个例证，就是国家采取“圈地”等暴力手段，强制把农民从土地上赶出来，成为一无所有的雇佣劳动者，从而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造出基本前提。但是，应该注意到，国家作为资本的创造者是就其作用的实际后果而言的。至于国家本身，如当时的英国，出现“圈地运动”，则是出于一种实际动机，即土地上繁殖绵羊比种植谷物更为有利，而这又是由于毛织品市场的扩大、纺织技术的发展等一系列经济变动的因素所促成的。归根结底，雇佣劳动制度的形成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国家有意识的、自觉的创造出来的。在这里，国家只是顺应经济的发展，在客观上起推进的作用。就市场经济体制来说，同样不是资本主义国家有意识的、自觉的创建起来的，而是随着商品经济的日益发展逐渐形成的。
与此不同，在社会主义社会，国家是遵循某种理论原则、道德规范，按照事先的某种模式，有计划、有步骤地去创建一种新的经济制度或经济体制的。在这里，国家的作用具有决定意义。但是，这不是说国家可以任意作为而不受客观规律的制约。诚然，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国家甚至可以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强制地催生出一个经济早产儿，但是，违背客观经济规律必然会遭到惩罚，并最终会迫使其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就经济运行方式来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也是由国家自上而下的倡导和创建的，而且在转轨时期，计划体制也还发生着较大的作用。于是，也有人由此断定中国实行的是“国家主导型”的市场经济。国家对创建经济运行体制的作用，是任何历史发展阶段上都存在的、反映国家本质的国家的一般经济职能，并不是中国的特色。转轨阶段处于变动中的不成熟形态，不是固定的模式。
2.微观规制：国家对行业、部门的干预
现代经济学的主题之一，是论述由于“市场失灵”而出现国家对微观经济的干预或规制。微观经济，是指单个经济单位及其经济行为。所以，微观规制就是国家对单个行业、部门的干预。
国家对行业、部门的干预，同样不是市场经济形成后才产生的国家经济职能。不论是东方还是欧洲的奴隶制或封建制国家，都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对某些产品实行过直接的控制。有些国家对个别产品的直接控制甚至还延续到当代。在东方，以中国封建社会为例，就曾采取过一系列措施来加强对某些产品的控制，其典型形式是以国家垄断为前提的专卖制度，包括完全垄断和只对产、运、销某些环节垄断的专卖方式。国家垄断的产品，一般都是作为商品进入流通中的人们的必需品，其中最重要的要数盐、铁等。在中世纪的欧洲，同样存在各种专卖制度。葡萄牙的胡椒、西班牙的银、法国的盐、瑞典的铜，等等，都是欧洲国家实行垄断的对象。
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国家对行业的干预和市场经济下的微观规制，虽然都是对微观经济的干预，但是，就形成的原因和实际目的来看，则是不相同的。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国家对某些行业的干预，主要目的是增辟税源。在市场经济下，产品都转化为商品，国家向一切商品征税，无需对其直接控制或加以垄断，税收形式也由实物税、直接税转变为货币税、间接税。同时，税收的用途也发生了变化，它不仅限于消费，也用于对某些产业、行业的扶持。这是因为，在市场中紧密联系的众多产业本应协调发展，但实际上有的行业却无人问津，如具有公益性、外部性、自然垄断、非价值性等特点的物品和特定领域，市场机制就难于有效地发挥作用，促其发展，这就需要国家进行干预，或由国家直接经营，或由国家对有关的经济主体的行为进行规制。其目的是弥补市场调节的失灵，使国民经济的一切部门都得到必要的发展。当然，由于微观规制范围的内容及其产生的原因各不相同，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经济成熟程度各不相同，因而，微观规制的方式乃至程度也不是同一的。
3.宏观调控：国家对宏观经济的干预
经济学上的“宏观”，是指国民经济中的总量，主要是总供给、总需求以及总价格、总就业量等。国家对宏观经济的干预，或者说，宏观调控是指国家运用经济政策对这些总量进行调节，促进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基本平衡，以实现经济的平稳增长。
与上述两种国家的经济职能不同，宏观调控这一经济职能并不是与国家共生的，而是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才出现的。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历史长河中，单个经济之间缺乏联系，没能形成彼此互相影响、互相牵制的社会总体经济，因而不存在宏观调控的必要。宏观调控作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是以生产高度发展、存在广泛社会分工的社会化大生产的社会为前提的，是以商品经济获得相当充分的发展为前提的。在这样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全部生产都已社会化，全部消费——生产消费和个人消费——也已社会化；社会生产总体的产品构成社会总供给，这些有支付能力的消费构成社会总需求。同时，由于商品经济固有矛盾的发展，总需求和总供给又往往处于非均衡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缓解由此爆发的生产过剩的危机，保证经济的平稳增长，国家才需要对总需求和总供给进行调节，使两者趋向均衡。显然，宏观调控是市场经济高度发展必然产生的经济总量失衡的产物，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特有的经济职能。
宏观调控的对象范围是宏观经济运行中的经济总量，是总供给和总需求。对总量的调节，有可能对不同行业、部门产生程度不同的影响，但是，它的目的并不是针对某些行业或部门，并不是要支持或抑制某些产业的发展。宏观调控的目的是促进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基本平衡，以保证现有资源得到充分利用。至于这些资源如何按社会的需要分配于各个生产部门，则是由市场来调节。宏观调控并不是代替市场调节的资源配置方式，而只是为市场对资源的优化配置创建必要的条件。
在西方经济学中，一般并未将宏观调控和国家干预区别开来，甚至往往用国家干预的提法来取代宏观调控。例如，为宏观调控奠定理论基础的凯恩斯的《通论》中就是这样。这种情况的出现有其历史原因。在凯恩斯之前，占居主流地位并成为政府制定政策的依据经济学，是以反对国家干预、主张自由竞争为特征的。他们所反对的国家干预，当然并不是指国家对一定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的干预，并不是指国家对市场经济的维护，即上述第一类国家一般经济职能，也不是一般地反对国家对个别行业的干预，例如他们就曾主张国家应兴办公益事业等。事实上，在自由竞争制度确立后，国家对微观经济的干预己被限制在必要的范围内。这时，他们所反对的国家干预，主要是指国家对宏观经济的干预，其理论表现形式就是坚信供给创造需求、从而总供给衡等于总需求的“萨伊定律”：这个“定律”否定了宏观调控的必要。凯恩斯也并不是一般地反对自由竞争，他与传统经济学的区别只在于国家是否应对宏观经济进行干预。凯恩斯把自己首次提出的宏观调控直接称之为国家干预，正是标志出他与传统经济学的根本区别所在。如果说宏观调控和国家干预的混同，并未对西方国家产生理论上和实践上的迷误的话，那末，对于中国来说，情况则有所不同。首先，不能把加强宏观调控一般地理解为加强国家干预。宏观调控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市场经济国家任何时候都需要关注和加强对经济总量的调控，而除宏观调控之外的其他国家干预，则应有区别、有限制地加以采用。这类国家干预的措施，其性质属于维护新的关系和体制的应予加强，维护过时的关系和体制的则应取消，即使在当前尚需保留，待条件成熟后也应取消。总的来看，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市场机制的完善，除宏观调控以外的国家干预的范围和作用会逐渐缩小。所以，与宏观调控不同，不能一般地、笼统地强调加强国家干预。其次，中国曾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历史上又没有存在过成熟的市场经济，因而人们往往热衷于、也习惯于计划经济下国家对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全面而直接的干预。如果混同宏观调控和国家干预，把加强宏观调控置换为加强国家干预，那末，轻车熟路，就极有可能导向计划体制的复归。因为，计划经济正是国家干预得到强化的标本模式。可见，在中国，明确宏观调控的含义，把宏观调控和其他国家干预严格区别开来，是极为重要的。
宏观调控的“三元悖论”
中国存在四重二元结构，即以劳动力为核心的城乡二元结构、以所有制或产权结构为核心的公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二元结构、以资金配置机制差别为核心的国有金融与民营金融的二元结构和以行政区划与产业结构差别为核心的区域二元结构。这四重二元结构交织在一起，代表了中国经济的现状，并影响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问题是这种复杂的、相互交织在一起的二元结构系统是如何影响到经济运行并把中国经济导入困境的呢？我们应该从经济运行的基本原理予以解析。
经济要解决什么问题？按照经济学原理，经济无非要解决三大问题：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为了最优地解决三大问题，必须在社会资源稀缺约束下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正因为对解决这三个问题提出的配置社会资源的方式不同，才有了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之分。
微观经济侧重于依靠市场自身来解决问题，让市场决定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也就是说，微观经济更为强调经济运行的自然逻辑，强调按照经济自身的逻辑力量来配置社会资源；而宏观经济侧重于让政府来协调解决这三个问题，让政府根据社会现实来决定生产什么及多少、采用什么样的方式进行生产和生产后如何分配，与市场逻辑力量相比，政府更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更强调人在把握经济规律的情况下对经济的主动调节，强调在约束条件下人的最优配置资源的意愿。这实际上就是政府干预与市场自由关系的深层逻辑差异，也是自由学派与干预学派争论的核心根源。
19世纪之前，在亚当·斯密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理论的影响下，经济基本按照“看不见的手”原理来运作，即靠市场来解决三大经济问题，当时政府并没有消失，而是充当“守夜人”的角色。到了19世纪以后，尤其是20世纪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对“看不见的手”规律的无情反驳，政府在解决三个经济问题中的地位急剧上升，而以专门研究政府如何解决这三个问题的宏观经济学也应运而生。从此，市场自由力运作与政府干预两种方式也就成为现代经济的一对矛盾统一体，成为随当代经济发展实践不断演化的核心问题。
当代经济发展的实践，并没有证明哪一种方式是最优的，也没有把两种方式截然分开。正如经济学大师萨缪尔逊所指出的：“当代社会中没有一个社会完全属于上述两种极端(单纯依靠市场或政府)中的一个。相反，所有的社会都是既带有市场成分也带有指令成分的混合经济(mixed economy)。”如何协调政府干预与市场运作的关系，以实现经济三大问题的最优解决，不仅成为现代经济理论各流派争论和发展的动力之源，也是现代各国经济所以表现形态各异的根本所在，其实质也就是如何使微观经济健康高效运行，从而达到宏观经济整体最优。因此，从这种意义上看，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是一体的。因此，宏观经济调控的失灵一般是微观经济运作出了差错的反映。微观经济运行与宏观经济态势是基础与上层结构、深层与表层的关系，因为宏观经济的态势是由整个微观经济主体相互协调、实现资源的配置状况决定的。从中国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失灵的现状来看，微观经济层面肯定出现了问题。但这种问题与四重二元结构有什么关系呢？
二元结构如何影响经济运行？
我们知道，现实的现代微观经济也就是以市场方式为主配置社会资源解决三大经济问题的，因此，根据配置的资源的不同，也就形成了不同的市场。一般来说，微观经济由劳动力市场、资金市场和商品市场构成，这三个市场构成完整的微观市场体系，正是通过这三个市场的高效运作，达到对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从而达到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我们看一下四重二元市场与这三种市场是如何相互影响进而形成中国经济困境的。
(1)先看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中国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在国家“低工资、广就业”的政策精神指导下，通过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一系列制度体系共同作用而形成的。为什么城乡二元结构的核心制度是户籍制度？根本原因是新中国诞生初期国家城市规模控制和巨大的人口就业压力问题。这种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制度体系导致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使劳动力市场出现分割。
按照经济学的供求原理，劳动力的价格由劳动市场上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共同决定，也就是说，作为工资的劳动力价格能够通过自身的变化来影响劳动力在市场上的供给与需求，从而实现劳动力资源的最优配置。但由于中国的户籍制度，使劳动力市场形成人为的分割局面，形成了双重市场，因而形成双重的劳动力价格。作为理性经济主体的劳动力，实现自己利益最大化是内在的要求，因此，向高价格市场流动也就成为乡村劳动力的理性选择要求。但政府通过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制度体系，把巨大的劳动力限制在乡村劳动力市场上，让其按照政府意图从事生产，并通过产品的“剪刀差”再一次加剧两个劳动力市场的价格差。这样的运作机制，也就成为中国城市劳动力高价格的支撑，这种高价格通过福利制度和工资表现出来，最终拉大城乡差距，形成二元结构。
这种二元结构危害是巨大的，其一，它使劳动力存在歧视价格，导致社会生产效率的损失，因为它影响到劳动力资源效能的有效发挥；其二，这种结构状态实际上使整个经济处于隐性失业状态，大量隐性失业的劳动力在政府控制之下没有表现出来，一旦政府无法有效控制，这种状态会迅速显性化；其三，这种结构使处于垄断供给状态下的城市劳动力逐步形成一种“利益结构的贵族化”，这种贵族化结构导致城市劳动力供给需求的结构性不对称，从而导致失业与劳动力短缺并存状态；其四，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这种二元结构导致中国劳动力市场整体供求的不对称，具体表现为，大量高素质劳动力短缺，而低素质劳动力过剩，形成劳动力市场“供给过剩”与“供给短缺”并存的反市场状态，这种结构性短缺与过剩并存的状态可能会进一步恶化，制约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形成的二元的劳动力市场结构，在推进市场化建设的进程中，随着政府管制职能与控制力的弱化，劳动力从低价格市场向高价格市场流动、隐性失业显性化就成为必然的趋势。民工潮、高失业在国家经济改革进程中出现，就成为一种符合市场规律的经济状态。加上企业经营、市场竞争、产品结构等问题的出现，进一步‘“火上浇油”，加剧了失业绝对量扩大和劳动力结构性过剩与短缺并存的态势，形成中国经济的就业困境。
(2)再看资金市场。中国金融制度是以国有银行为核心的制度体系构建，主要是为了发挥“强迫储蓄”职能，保持较高的储蓄率以支持“政府点菜、银行掏钱”的国有经济融资发展模式。因此，在改革前，民营金融作为分散国有银行吸收储蓄的竞争对手基本是不存在的，改革后也是十分谨慎发展的。但发展到今天，已经基本形成以产权制度为核心的国有金融与民营金融共同运作的二元结构体系，这样就人为地划分为国有金融资金供求市场与民营金融资金供求市场。
我们知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金的使用价格(成本)由供给和需求共同决定，作为民营金融，其控制的整个社会资金不足10%，而国有金融控制的社会资金则达到90%以上。国有金融虽然在逐步推进商业化改革，但政府控制模式并没有实质性改变，政府的资金仍然主要用于支持国有经济的发展，民营经济资金使用因所有制歧视和其它因素限制而绝大部分被排除在外。国有金融资金使用的计划性还很强，因此资金使用成本被人为的压低，加之占有全社会资金90%以上，所以，资金的使用成本就比较低。而民营金融则是自负盈亏，其运作是按照市场规则出于盈利目的使用资金，同时，以全社会10%的资金拥有量，远远不够改革后逐步兴起、对整个国民经济增长做出70%贡献的民营经济的资金需要，所以，资金使用成本较高。这样，国家以产权制度为核心形成的金融二元结构导致了资金市场上的二元，不同的市场之间存在巨大的资金价格差异，对银行来讲，即存在着巨大的利差。
银行是“依靠借别人的钱赚别人的钱的特殊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银行资金使用的最终目标是为了利润。因此，在两个市场存在巨大利差的情况下，资金使用者把资金由低利润市场转移到高利润市场就成为一种理性经济行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不存在由民营金融和民营经济供求形成的资金市场，所以，国有金融资金使用市场在统一价格下运作，不存在资金使用转移的可选择途径。而在逐步迈向市场经济的进程中，随着民营经济、民营金融和资本市场的发展以及政府对国有金融控制力度的弱化，国有金融不仅客观上使用资金具有了可选择的方式和途径，而且主观上具有了这种能力，尤其是在1998年1月1日中央银行取消“信贷配额”限制后，国有金融使用资金的市场化程度大大提高。因此，资金作为社会资源的一部分，市场作为其配置方式逐步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与此同时，由于民营经济自身发展的原因，严重妨碍了有效的资金需求，因此，民营经济发展作为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逐步弱化，引起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走低。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以扩张性货币政策为核心实施全面的宏观调控，以期启动经济的发展就无法达到“资金预期流向”目标，反而导致资金在金融市场与银行之间的“体内循环”。
所谓体内循环，就是在实施扩张性政策时，由于资金使用成本降低和资金量的扩大，能够使投资变得更加有利可图和信贷可获得性提高，因此，必然提高银行的贷放积极性和企业投资的积极性。但由于企业的普遍资质较差，加之企业缺乏有效的投资热点和改革导致的企业风险意识提高，形成在扩张性宏观政策下“银行惜贷”与企业“慎贷”并存的反市场现象。因为银行的资金使用是有成本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银行把资金违规投向资本市场或进入同业拆借市场牟取利差，从而形成资金在金融体系转动，与实际经济脱钩的现象，这就是“体内循环”。“体内循环”直接导致扩张性政策失效或低效。从而形成中国经济的资金困境—扩张性政策对实际经济没有影响，相反却导致一方面因资金使用不规范扰乱金融市场秩序，另一方面在逐步积累通货膨胀压力。
(3)再看商品市场。商品市场是由商品需求主体即消费者和商品供给主体即企业的交易活动共同组成的。商品市场的价格水平取决于供求主体的供求均衡点，也就是说取决于消费者的有效需求和企业的有效供给平衡点。中国的消费者由农村和城市居民构成，商品供给者由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共同构成。也就是说，中国的商品市场均衡要取决于这四者的相互作用力的平衡。但中国的情况是什么呢？
其一，商品需求状况。中国的消费者由农村和城镇居民组成，由于收入差别，他们的有效需求即有能力的需求是不同的。在计划经济时代，由于“短缺经济”状态，城乡消费者为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而凭票购买商品，而随着1979年经济体制“放权让利式改革”的推进，整个国民收入结构由“集财于国”向“分财于民”转变，国民收入分配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城乡居民的收入得到大幅度提高，相应的购买能力随之提高，进而推动整个生产的发展。当然，这种购买能力还只是一种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购买，是一种层级较低的消费。
随着经济的发展，居民的基本生活需要逐步得到了满足，更高层次的需要出现，但这需要更高的收入水平来支撑。中国农民收入在1979—1984年得到大幅度提高后，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农产品尤其是粮食价格相对走低，直接影响到农民的收入水平，这也是对农产品进行保护价格收购的深层原因。因此，面对更高层次、更高价位、科技含量更高的产品，农民的购买能力相对却在降低，如电视机、录音机、电冰箱和洗衣机等所谓的“四大件”在农村的普及率还十分低就是一个证明。而对于城市居民，在满足了吃穿用之时，面对着住(住房)和行(现代化的交通工具)的需求，而住行都是巨额消费，是较高价位的商品。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企业改革的推进，减员增效、机制重构和资产重组成为经济转型的常态，一方面能够经营的企业大量工人下岗，另一方面经营较差的企业倒闭、破产导致大量工人失业，加之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和建设滞后，直接导致城镇居民的收入大幅度下降，再加上医疗保险和住房体制等福利制度的改革，很多工人前几年因改革开放收入增加产生的储蓄，现在成了“活命钱”，直接影响到居民对商品的购买。也就是说，在当前由于劳动力市场的困境，导致居民的整体购买力很弱。
其二，商品供给状况。商品供给由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共同决定。中国的国有企业从1984年的“放权让利式改革”开始，由于政府与企业不分、政府与银行不分直接导致的银行与企业不分的“三位一体”的经济运行机制没有打破，因此，虽然以提高国有企业经营效率为目标的改革使企业的自主权得到大幅度提高，但对这种扩大的权力并没有随着改革形成有效的机制约束。因此，这种扩大的权力在政府对国有经济控制力随着改革不断弱化的进程中却成为企业“倒逼”银行的能力，即银行对企业形成了一种“债务性依赖关系”。这样，整个国有经济在改革过程中就形成两个反市场规律的“倒逼机制”，即作为扩大自主权的国有企业，在因资金问题经营出现困难时倒逼银行继续放贷，而银行因为支持国有经济发展，所以资金周转出现问题就倒逼政府(中央银行是其资金管理的代表)，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怪圈：国有企业盲目扩张→政府指示银行对企业放款支持→银行资金出现突破计划或周转困难→要求作为政府资金管理代表的中央银行扩大信贷计划或以准备金予以支持→中央银行要求中央政府增发货币→支持经济发展的需要→企业盲目扩张。之所以成为怪圈，就在于债务人不仅可以欠债不还，而且还可以以此为理由重借新债，这种怪圈的形成根源在于经济运行“三位一体”的制度基础没有打破，因此，企业的投资扩张冲动在没有制度约束的情况下就被进一步放大和扭曲，不仅使投资剧增，而且导致大量资金的无效配置，从而推动这一怪圈的加速运转。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全社会的通货膨胀压力加大和显化，进而制约经济的发展。中国1988-1992年之间形成的“投资膨胀、抢购风和通货膨胀”，这一怪圈运作是其主要成因之一。
这种怪圈的影响是严重的，它不仅导致国家大量资金的无效或低效配置，更重要的是导致企业的盲目扩张和重复性建设增加。在国家市场化进程中存在地区市场分割的情况下，就导致了全国各地“大而全、小而全”的整体企业生产状况，从而导致国家产业结构的趋同。这种产业结构趋同，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地区之间的市场壁垒逐步被消除，加剧了企业之间的竞争，因此，很多企业在市场中逐步被淘汰，面临着产品结构的调整。随着市场化进程加快，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尤其是“拨改贷”和银行商业化改造与企业机制改革力度加大，政府与企业、政府与银行逐步分离，直接导致银行与企业的逐步分离，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由“父亲”变为“法官”，银行由“难兄难弟”变为市场交易伙伴，成为利益交换关系，企业的约束既有政府的硬约束，也有市场的硬约束，但这时市场上商品供给由于产业结构趋同已经基本饱和，产品大量积压，产品结构调整和技术改造所需资金在双重硬约束之下已经难以有效满足，由此，企业经营陷入困境。也就是说，企业供给原有的产品结构已经无利可图，必须进行结构调整，而结构调整所需资金已经难以得到有效满足。
其三，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中国的非国有经济，在改革初期对整个经济的发展和稳定都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其对整个经济的内在制约日益突现出来：一方面，非国有经济(尤其乡镇企业)的发展，初起是一种爆发型的，即是多年压抑的生产力和社会闲置财货资源的新组合，一旦这种受压制的潜能充分释放出来，其增长的力量也就趋于消失；同时，其发展虽然是在国有经济的夹缝中，但却是在政策优惠的沃土上实现了自己的资本积聚。改革的深入，不断使这些夹缝和优惠政策失去了应有的优势和特殊地位，非国有经济的处境就不那么轻松了，1998年非国有经济的投资零增长和融资难现状，都充分说明这一点；另一方面，在国有经济需要进行战略性重组之时，非国有经济也面临着结构性转换的难题。非国有经济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管理和规模结构问题。时至今日，无论是管理还是规模结构上，私营经济都已走到自身的顶点，要取得较好的发展，必须尽快进行结构性调整和扩张。但非国有经济与国有经济同样面临着融资难问题，90年代后期非国有经济增长大幅度下降，主要根源就在于此。时至今日，私营经济仍步履维艰。
从商品供求市场来看，一方面存在大量需求潜力无法满足，另一方面存在大量商品的供给过剩无法消化，从而形成反市场的“过剩”与“短缺”并存的独特商品市场困境。也就是说，整个经济陷入消费层面“买不起”和“买不着”并存，供给层面“卖不出”与“无力供应”并存的困境之中，表现出明显的反市场态势。这种困境，实际上是由于城乡二元结构、金融二元结构和公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二元结构在中国整体渐进式改革进程中相互作用、共同构成复杂的结构体系形成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独特经济困境。用西方经济学引入劳动力市场扩展的IS—LM模型解释，中国的微观经济市场存在着严重的非均衡刚性，这种刚性是由一系列刚性—工资刚性、就业刚性、资金价格刚性、商品成本刚性--构成，而这一系列刚性的形成，则是由于政府一系列政策与制度长期交织运作积累而成的。改变这种状态，必须推进政府职能的转变与市场经济体制建设。
上面微观经济运行的三个市场都存在严重的结构性问题，从而导致中国经济的宏观经济困境。而中国区域经济，主要是存在以产业结构差异为核心的二元结构，这种产业结构差异，不仅是产业层次的差别，更重要的是还表现在生产方式、融资方式、产业结构等的差距上，这一切的根源在于政府干预经济的方式与市场化程度的差别，当然，这种差距是由于政策和国家整体改革战略部署造成的。
(4)最后看区域结构。我们知道，国民经济整体是由各个区域经济共同构成的，区域经济的综合水平与发展趋势，基本上代表着国家整体的国民经济发展状况。同理，微观经济市场状况也同样表现在区域经济的发展之中。
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整体经济的同质性被区域经济的差异性所替代，这种差异性实际上是差别政策实施导致的产业结构差别以及由此形成的经济运行机制的差别。中国东部沿海地区随着改革开放和国家政策的支持率先获益，并利用市场优势不断通过市场机制调动内地的生产要素(包括货币资金)。原有的依赖行政性的中央财政和国家计划金融体系进行的生产要素的转移、利用区域优势互补、均衡发展的经济模式被打破，人为的利益均衡被新的市场竞争所替代，形成了区域间不同的生产成本和利润水平。区域经济差异在受到市场力影响的强大作用下拉开，并在特定的经济结构、资源状况和战略导向下形成了不同特征的经济区域。虽然按照市场扩张与平均利润率趋向，达到区域间成本、利润率趋同，从而消除区域结构差异的经济发展是客观存在的经济规律的内在要求，但这是需要通过统一市场的扩展这一较长过程渐次推进完成的。所以，全国经济将在这个过程中形成若干个不同层次的经济区域，这一结构状况作为更为宏观的层面，与微观市场的结构状况交织在一起，又形成新的微观二元结构市场运作状态，正是这种特殊的状态，从更为宏观和整体层面制约和左右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也最终决定着中国经济的整体素质。
其一，区域间的劳动力市场。由于区域二元结构，导致东部与中西部区域之间存在劳动力的价格差异，同时也存在着对劳动力素质要求的差异。这种差异，一方面导致高素质人才从中西部出于“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流向东部，形成中西部高素质劳动力短缺与东部高素质劳动力饱和或过剩状态并存的状态，形成整个劳动力市场“短缺”与“过剩”并存的反市场态势；另一方面，大量低素质劳动力向东部转移困难，滞留于中西部，导致中西部产业结构的升级十分困难，形成低素质劳动力→低层次产业结构→产业结构调整→高素质人才短缺→产业结构停留于低层次→低素质劳动力的恶性循环。在区域发展的劳动力市场上，表现出彻底的“马太效应”。这种状况对中国经济整体发展与素质提高无疑是十分有害的。
其二，区域间的资金市场。由于区域结构差异，直接导致资金在不同的区域盈利水平的差异，中西部地区资金存在着向东部区域流动的内在冲动。在这种情况下，随着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和区域市场壁垒逐步被打破，一旦放松货币供给，资金出现变流是十分正常的情况，尤其是在我国实行扩张性宏观调控政策时，变流资金出于牟利将会大量变流。事实上，近几年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已经与统一的货币金融政策产生严重的冲突，沿海开放地区与内地欠发达地区银行体系信贷资金“双存差”问题，使统一的货币金融政策受到很大制约。这一问题的实质反映的是整体经济市场化推进与金融市场化发展不足的矛盾。按照通常的做法，对差别经济主体应采取差别的政策，在当前情况下应该采取再贴现政策或差别利率政策，前者因为中国票据市场和信用制度的不发达无法使用，后者因为金融控制的乏力无法实行。在当前这种区域结构差异的情况下，取消信贷配额、采取利率调整刺激信贷，不仅无法达到应有的效果，相反，会进一步导致大量资金的非体内正常流动，从而导致货币政策传导“非合意”变流。在中国经济陷入长期增长乏力的困境后，中国实施了以利率操作为主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中西部地区经济非但没有形成应有的刺激效果，反倒加剧了区域经济差距，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二元结构所导致的资金变流。其变流传导过程如下：
使用资金成本、收益高
投资热点多
中政发达地区资金市场化使用资金增多投资增加区域差
央策变流其它获利方式距加大
银操套利
行作落后地区资金计划使用资金增多投资没有增
投资热点少加或减少
使用资金成本、收益低
从上面的流程图可以看出，这种二元结构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改变这种趋同于结构问题，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一环。
其三，区域间的商品市场。由于区域差距，形成区域居民的收入差距，这种差距与产业结构差距结合，就构成中国商品市场独特的商品供给需求结构困境。一方面大量西部居民买不起东部企业供给相对过剩的产品，存在着有效需求不足状态，由此也制约着东部地区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进一步也影响着东部劳动力的收入，从而使东部居民的消费升级无法实现，从而进一步导致东部经济增长乏力；另一方面，西部企业由于产业结构层次较低，产业结构升级所需资金不能得到有效满足，所以企业整体状况不佳--倒闭、破产、产品滞压，由此导致西部居民购买力的进一步下降，从而导致西部经济增长乏力；第三方面，由上述两个层面的相互作用，导致国民经济整体出现增长乏力。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发现，正是由于政府政策和固有体制长期运做积累形成的四重二元社会结构，导致国民经济整体出现增长或发展困境，这种困境如果不能够及时得到调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中国经济逐步融入全球经济，其发展必将受到巨大的生存压力挑战。只有调整结构，才能够使中国经济尽快走出困境，才能够使中国经济以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和良好的整体素质迎接经济全球化的挑战。调整结构以使中国经济走出困境，已成为刻不容缓的历史任务！
经济是一个整体的有机系统，看似有效的短期扶植政策或以限制一个层面的发展来支持另一层面发展，最终必须回过头来重新发展。经济有其自身的规律，政府干预经济是让经济规律更好地发挥作用。因此，在制定经济发展政策以实现国民经济发展目标之时，既要重视短期结果，更要重视长期效应，既要重视部分发展，更要注重整体进步！
货币政策为什么非合意运作 宏观调控在经济论著和经济文献中出现的频率很高，也是现代市场经济中决定经济平稳持续增长的关键因素。然而对于宏观调控的含义，似乎尚缺乏清晰一致的理解。
从上面的分析看，金融的量性发展对经济增长表现为量性推动的同时，却出现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制约”。一方面，虽然从总量上看金融发展是十分显著的，但传统的金融格局并没有发生深刻的质的变化；另一方面，金融发展存在严重的结构问题，使金融发展和经济发展呈现为一种相互制约的低效率状态，这种低效率状态的深层原因，在于银行对居民储蓄硬负债和对国有企业贷款软约束的金融格局，使大量的金融增长效能被国有经济低效率的粗放式发展所抵消。它不仅造成金融资产大量无效配置，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结构性 滞后状态，使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大打折扣。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结构性不对称导致货币政策传导异变。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在体制内(公有)与体制外(非公有)分别进行的，改革的主要任务是旧经济组织的改革和新经济组织的创造，目标是希望通过体制外的增长来促进体制内的存量资产的优化。自1978年以来，这种改革就呈现出一种显著的体制特征：即一方面是体制一直未理顺、缺乏活力的国有经济；另一方面是体制相对正常、充满生机的非国有经济。国有经济在工业产出中的份额已从1978年的77.6%下降到1994年的34.4%，平均每年下降2--3个百分点。非国有经济则从1978年的22.4%上升到1994年的65.9%，基本上形成非国有经济产出赶超国有经济的非均衡状态。截止到1999年底，中国私营企业150.89万户，从业人员超过2021.55万人，私营企业产值和营业收入从1989年的97.4亿元和33.8亿元上升到1999年的7686.01亿元和7149.38亿元。个体工商业1981年创产值1.5亿元，实现营业收入19.7亿元，到1999年分别为7063亿元和2.13万亿元，分别增长了4708倍和1081倍。在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中，非国有经济所占的比重在1978年仅为1%，到1998年这一比重已经达到24%，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在整个国民生产总值中，国有工业、集体工业和非公有工业已经形成“三分天下”的局面，到目前为止，进一步的演化是，国有经济整体负债率高达90%，而非国有经济(1992年以后)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份额以每年4%的速度递增，这几年在GDP的年新增额中，大约70%由非国有经济提供。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知道，中国金融领域分为计划性的国有正统的金融体系和市场性的新兴非主流金融体系。而上表数据表明，时至今日，计划性的国有金融体系仍支配着绝大部分的信贷资金供给，并以国有企业为主要服务对象。国有金融体系具有典型的“自上而下”的计划经济体制特征，立足于大城市，服务于大企业，其信贷资金投向具有极强的计划倾向。而支撑国民经济运行，占有工业总产值70%的非国有企业则以中小企业尤其是小企业为主，处于传统体制之外，具有明显的“自下而上”的市场经济特征，与正统金融体制之间存在严重的体制和结构二元不对称。社会资金供给方面具有明显的“国有”和“计划”特征，资金需求方面具有明显的“非国有”和“市场”特征，由此导致信贷资金分布与产值构成分布之间存在严重的结构不对称。占有金融资产80%的国有银行定位为国有企业和大企业服务，仅占有金融资产20%的其它银行为中小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服务，非国有经济部门在信贷活动中受到实质性的所有制限制。
这种金融发展和经济发展的严重结构性不对称状况，在同一货币政策手段操作下，必然导致货币政策传导的异变--金融资源被“非合意”地配置到无效率的实质经济部分--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而大部分“合意”的实质经济部分--非国有和中小企业--得不到应有的金融资源支持。无疑，这种情况导致1996年以来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操作逼出的大部分货币，无法对实质经济产生应有的作用。其作用原理如下图所示：
(70%)
中政国有金融70%国有企业低效使低
央策金融机构信贷支持非合意传导用资金增
银措(100%)非国有金融30%长
行施(30%)非国有企业资金紧张
(2)这种结构性的不对称状况，导致货币政策效能弱化。这种结构性不对称状况，导致在实际的金融和经济运行中，计划性的国有正统金融体系不仅很少对非国有企业提供信贷支持，反而通过广泛设立的分支机构和附属机构，从基层吸纳储蓄，抽走资金，注入国有计划体系，其结果，一方面从动态中壮大了国有正统金融体系的融资规模，巩固和强化了资金融通的计划性，同时也进一步掩盖了国有正统金融体系日益严重的潜在问题，导致需要早日解决的问题不能及时被发现和解决；另一方面，抑制了非国有市场体系中的融资活动，使非国有市场体系在动态中逐渐被国有计划体系所挤压、削弱和控制。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近几年经济增长持续走低，主要是乡镇企业、个体私营企业等非国有经济增长速度大幅下降所致，而非国有经济增长速度下降除了宏观经济环境因素的影响外，一个重要原因是金融支持不足，从上面的表格显示可以看出，非国有经济的金融支持从1989年到1997年下降了近一半，而1998年全国贷款余额增长了15.5%，乡镇企业贷款却下降了11.3%，乡镇企业固定资产投资中银行贷款所占比重1995年为25.15，到1998年则下降到18.3%。由于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是投资拉动的，投资下降必然导致增长速度下降。其他非国有经济的状况大致如此。
这种结构性状况，只是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形态，其本身也是一个结果，而不是原因，隐藏在其背后的仍然是体制这个“初始禀赋”，结构作为体制的“物化”，其发展演进轨迹是既定体制决定的。这种结构性状况导致货币政策传导异变，货币政策的显示低效是逻辑之事。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理顺传导机制是关键，而理顺传导机制的关键在于推进金融的结构性协调深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