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徐迟有一段回忆：“1939年3月，香港出版了一家新报纸，名叫《时事晚报》。创刊时，曾免费送给文化界人士看，我也被列入这份赠阅的名单。它的第一天的社论，就使我大吃一惊。我感到它文笔之优美，论点之鲜明，不仅是一般的精彩，而且竟是非常非常精彩。这样我就每天读这家报纸。送报后来停止，可我还是从报摊上买了来读，主要是读它的社论。每天一篇，显然出诸同一作者的手笔；每篇都十分警辟，动人心弦，简直是非读不可的文章。到了时候如还没有读，就茶饭无心。这竟是我的一个新的变化的起始点。”这是乔冠华写的，时年26岁。
那时，乔冠华演讲，连交易所里的经纪人都去听。他对二次世界大战战局的分析，之深刻，之深远，之准确，令人惊服不已。后来，他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的文章更是才华横溢。
1971年，联合国恢复了中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乔冠华以中国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出席联合国大会。他会下穿梭于几十个国家代表之间，会上谈笑风生，应对自如。一张仰头大笑的照片，其风采倾倒了无数中外人士，令国人无限自豪。
在朝鲜战争期间，中朝与美国在板门店谈判时，中国代表团背后的人物就有乔冠华。
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站在周恩来身边的有乔冠华。
1972年，尼克松访华，周恩来的助手中有乔冠华。
1971年到1976年，每年的联合国大会，都由乔冠华率团参加。
钱钟书学贯中西，是世界公认的学问大家。他知识广博，精通英、法、意、德、西班牙、拉丁等多种文字。他的学术研究著作《管锥编》涉猎古今，贯通中西，涉及6种语言，引证了4000多位作者的上万种著作。
解放后30多年里，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名字。他的同学乔冠华和胡乔木、好友费孝通等，对他都崇敬有加，但是钱钟书却不曾主动拜访过他们。深居简出，超然世外，始终躲在喧嚣的尘世之外，静静地过着自己的日子。只是到了人家要去世了，他才会去尽尽同学好友的情分。
文化大革命时，要他去参加国宴，社会科学学部派人去通知他，他说：“我不去，我很忙。”来人告诉他：“这是江青点名要你去的。”他还是不去。来人说：“我可不可以说你身体不好，起不来？”他说：“不！不！我身体很好，你看，身体很好！我很忙，我不去。”
一次，英国女王到中国访问，国宴陪客名单上点名请他，他也拒绝了：“我和她没有共同语言。”有关部门只好对外称钱钟书“病”了。
20世纪80年代，钱学升温。作家舒展称他为“文化昆仑”，引起了他的“抗议”。他说：“读书人如驴推磨，若累了，抬起头来嘶叫两三声，然后又老老实实地低下头去，亦复踏陈迹也……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邀请他前往讲学，并提供酬金16万美元，交通、食宿费用另行提供，可携夫人前往。钱钟书直率地对校方特使说：“你们的研究生的论文我都看过了，就这种水平，我给他们讲课，他们听得懂吗？”这简直也太不客气了。
英国一家知名出版社，得知钱钟书有一部写满了批语的英文大词典，就专门派人到中国，希望以重金购买这部英文大词典，钱钟书坚决不卖。美国好莱坞片商与钱钟书签订了《围城》版权协议，多次邀请钱钟书夫妇，承诺可以随时观光，随便吃住，或者监督影片制作，他都婉言拒绝了。
巴黎的《世界报》上刊登文章，力荐钱钟书，认为中国有资格问鼎诺贝尔文学奖的非钱钟书莫属。每天看外文报纸的钱钟书并不领情，他迅速做出反应，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笔谈式文章，列举“诺贝尔奖评委会”的历次误评、错评、漏评，条条款款有根有据。
早些时候，诺贝尔奖评委会的汉学家马悦然去拜访钱钟书。他尖锐地指责说：“在瑞典你是中国文学专家，到中国来你说你是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的专家。说实话，你有投票权吗？作为汉学家，你在外面做了什么工作？巴金的书译成那样，谁会给奖呢？中国作品就非得译成英文才能评奖，别的国家都可以用原文参加评奖，有这样的道理吗？”
电视剧《围城》播出后受到关注，普通的中国人才知道有个小说《围城》，有个大学者钱钟书。此时恰逢钱钟书80岁寿辰，电视台为了满足观众要了解钱钟书的愿望，要采访他，他千方百计地逃掉了。电视剧《围城》万余元的稿酬也被他谢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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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需要的是冷不是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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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18家电视台联合拍摄《当代中华文化名人录》，钱钟书被列为第一批的36人之一，他也婉拒了。在得知被拍摄者会有一笔酬金时，他笑道：“我姓了一辈子钱，难道还迷信钱吗？”
央视著名栏目《东方之子》等数次要采访他，也被拒绝了。
电视剧《围城》拍摄前，演员们到他家里，剧组拍了一些实况。他要求一定不要播出。
一次，钱钟书在电话里对一位求见的英国女士说：“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
一年的大年初二，一位重量级人物去看他，他只是隔着门缝感谢了人家的新春问候：“谢谢，谢谢。我很忙，我很忙。谢谢，谢谢。”那人当然不高兴，说钱钟书不近人情。其实，钱先生和夫人也确实在忙着看书写东西，他们有自己的工作计划。
在他80岁寿辰之际，家里的电话出奇地多了起来。亲朋好友、社会各界纷纷要为他祝寿，或者开个纪念会、学术讨论会。但是钱钟书坚决推辞。他早有言在先：“不必花这些不三不四的钱，找些不三不四的人，说些不痛不痒的话。”夫人杨绛整天为他挡事、挡客，有些人事先不通知，直接来敲门；见到夫妇两个在外面散步，上去就围追堵截。
对此，他们感到很累。他们打定主意，哪儿都不去，就在家里看书写字，很惬意。杨绛说：“我们好像老红木家具，搬一搬就要散架了。”
钱钟书的家十分简朴，甚至有些寒酸。沙发套是多年前流行的咔叽面料，有一个书架竟是用几块木板和红砖搭起来的。在这个简单的家里，他们嗜书如命，乐此不疲。他们会从各方面源源不断地找到书，外文书刊也不间断。只要手里有外汇，他们就去买书。国外出版社的稿酬，他们一般不取现金，而是开出书单，请对方实物支付。杨绛曾在书中这样感叹道：“什么物质享受，全都舍得，没有书却过不好日子。”
也正因为如此，钱钟书大放异彩。在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他提到一位美国诗人，就用英文背诵一段诗人的作品。提起另一位德国诗人，又用德文背诵了他的作品。再提及一位拉丁诗人，他又用拉丁文来背诵。而且，这些诗人不是什么闻名的大诗人，提及的作品也不是他们的重要作品，但是钱钟书对他们却清晰见底。
钱钟书当年名震清华，以恃才傲物、擅写讽刺文字而闻名。但是，他的同学好友吴晗、傅雷先后在文革中惨遭横祸，他却有惊无险，还曾任《毛泽东选集》英译组主任委员。有人说，这得益于钱钟书性格中的超然恬淡，谨守默存，以及他的大智若愚、洞察世事。
即便是对中国人都十分重视的身后之事，他也做了这样的交代：由三两亲友送行，不举行任何仪式，不要花篮、花圈，不留骨灰。在他去世后，告别室里只有十来个人，连一张照片也没有。杨绛领着大家鞠了三个躬，遗体就推进了火化室。
他去世，电视台做节目，一个镜头也找不到。清华的学生们折了许多纸鹤，为老学长送行。在他的周年忌日里，杨绛依然没有任何仪式，她说：“他和我都不爱仪式。”
杨绛写过一本书叫《隐身衣》，在书中杨绛问钱钟书：“给你一件仙家法宝，你要什么？”结果两个人都要隐身衣。隐身于书斋，遨游于书海，即便出门最好是大家都视而不见，见面不睹。由此，过得平静自在。
真的隐身衣倒没有，但钱钟书确是穿着的。
大隐隐于市。在人们大多不甘寂寞的喧闹年代，钱钟书躲避名利唯恐不及，也是一痴、一怪。对于送上门的种种好处不止拒之门外，而且不留情面，又时时表示出厌恶，也有些“不知好歹”。不过，钱钟书却不是一个呆子。杨绛先生为《围城》所做的《钱钟书自传》中就写道，他不是个“不知世事的痴人”，也“不是对社会现象漠不关心。”杨绛还有一句话：“我们只是普通的老百姓。我们也没有奢望，只想坐冷板凳。”
从钱钟书这儿我们也能悟出道理：热的东西大家都去抓，你争我夺，反倒不容易到手，而冷的东西，没人注意它，你去做，成功就容易得多。大多数人都来凑社会的热闹，而他却守着自己的学问毫不放松。所以，他成就了自己。联想到现实，那么多的专家、学者，光知名者就不计其数，却很少有像钱钟书这样能够冷下来的人。在这点上，他可能很傻，却比大多数人聪明。
钱钟书拒绝的，大部分人想得到；钱钟书要得到的，大部分人拒绝。这也许就是大部分人平常，而钱钟书杰出的缘由。
没有诱惑和欲望？真苦。在诱惑和欲望中生活？好难。
☆社会学者李银河说，人有两次解放。第一次是不为花钱操心，第二次是能干自己想干的事情。这的确是人是否得到自由的关键。如果人能超越自身，不为名利所累，活得自由、洒脱，这就应该称作是第三次解放了，而这才彻底。
☆人和自己拉开距离是个难题。当财富、荣誉来临时我们骄傲，当挫折、失败来临时我们苦恼。如果抛开自己，财富、荣誉还有挫折、失败，它是它，我是我。我们便摆脱了枷锁，取得了自由。
NO.
社会需要的是冷不是热，冷的人有成就
———拙守清冷的大学问家钱钟书
钱钟书因小说《围城》而名声大震，然而，真正了解他的人却不多，他的成就也远不在文学上。也许因为他的学术成就太大，在国外的名声太隆，以至于不理政事，却长时间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副院长。不过，我们不要把他看得那么伟大，他还傻得很是可以。
引子
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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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见识相比，知识远在其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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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见识相比，知识远在其后
89
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的埃尔科兹酒店的电梯装载量不够，酒店招集了一些专家和工程师来讨论，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结果大家一致意见，从底层起，每层楼都凿一个洞，另装一部。这样，这家酒店就作了计划。在一切都准备好了，正在工程师和建筑师们到会议室讨论安装事宜的时候，正在拖地的看门人听他们说要给每个楼层打洞，就说：
“那就乱得不得了。”
“当然，我们会处理好的。”一个工程师说。
另一个人说：“如果不得不关门的话，我们只能关门了，因为不装一部电梯不行啊。”
看门人撑着拖把，看着他们：“你猜如果让我来干的话，我会怎么干？”
一位建筑师好奇地问：“你会怎么办？”
“我会把电梯安装在酒店的外面。”
建筑师和工程师们面面相觑。
后来，他们真的把电梯装在了酒店的外面。这是建筑史上的第一次，一次建筑革命。
小沃森说：“当父亲在IBM取得显著成功时，我却在中学里苦苦挣扎。我先后换了3个学校，花了6年时间，到了19岁那年才获得毕业。”因为有钱，他过着花花公子的生活。他和其他有钱人的孩子一样，口袋里装着酒瓶，胳膊上挎着小姐，开着高级轿车在大街上风驰电掣。
中学毕业后，就该上大学了，可他爸爸很清楚，没有人会要他这样一个学生。只是，作为父亲他还是一个大学接着一个大学地找那里的校长。在普林斯顿大学，校长把他几个学校的成绩单摆在桌子上，对着老沃森说：“沃森先生，请看一下令郎的成绩吧，他已注定是要失败的。”不过，工夫不负有心人，布朗大学的校长还是收留了他。
当时，美国正处在经济大萧条时期，许许多多的人在挨饿，而他和那些有钱人的孩子却吃喝玩乐。“每天晚上我们到城里的比特摩尔饭店喝酒跳舞。我们有公寓，有汽车，有花天酒地的生活。到了周末，我们驾车出游，带着姑娘去佛蒙特滑雪场，去史密斯或瓦萨。”
每当期末成绩单下来的时候，校长就要把他找去：“这一次你可是真正地要被开除出校门了。我喜欢你的父亲，也喜欢你，所以，看到你走我很遗憾。”他说：“我可不是个好学生，但我不想被踢出校门。”“那么，你最好安下心来学习。”
不过，他仍然夜以继日地与漂亮女孩出去玩，跳舞喝酒。
到了四年级的时候，他突然想去开飞机，于是，又整天开始玩飞机了。
也可能是校长特别慈善，他大学毕业了。之后在他父亲的公司当一名推销员，同时他参加了国民警卫队中的空军部队，很快，又成了一名正式的空军飞行员。
在空军，他的职业生活并不顺利。在一次培训中，他差点被开除。培训中每个人要写23篇论文，如果有3篇不及格就要被开除。当他出现了一次不及格的时候，看到一个年长的炮兵军官和一个骑兵军官被开除时，他们一边收拾东西一边哭，他害怕了。他对妻子（一个漂亮的模特）说：“事情有点严重，两篇以上就要走人了。这会儿我可要真用功了。”于是，他从公寓搬到了学校宿舍，没白没黑地读起书来。后来，他又得了一个不及格。幸好，没出现第三个。
二战开始后，他到前线，来到了美国空军在印度的基地。他要与美国飞行员一起飞越喜马拉雅山，给中国送去战争物资。这即是当时非常著名的美国将军陈纳德领导的“飞越驼峰”行动。当他第一次跟随飞行员飞越了驼峰的时候，他骄傲极了，并亲自驾机飞回了印度。他说：“在抵达阿萨姆时，我做了一次非常规范的着陆，这给了我一种胜利的感觉，我知道我已经飞越‘驼峰’了。无可否认它是世界上最恶劣的航线，可我想我能对付它。那天晚上我想入非非，兴奋地想象我自己指挥其中的一个空军站，参加各站之间的比赛，看看哪一个站每个月把最多的供应物资运到‘驼峰’的另一边。”
这时他下定决心要求留下来参战。可惜，领导他的布拉德利将军没有批准他的请求。不过，他却经受了另一种更为严酷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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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见识相比，知识远在其后(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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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执行了一次飞往缅甸的任务，那是一条异常危险的航线。他们的任务是把那些在缅甸得了痢疾和伤寒的士兵运送出去，而那些凄惨的伤兵，那令人窒息的气味，却使他惨不忍睹。他们两次把28个伤兵送出缅甸。他说：“看到这些人，我明白了，飞行员冒着巨大的危险飞行就是为了帮助他们。”
战争结束后，在华盛顿他约已经退伍的布拉德利见了一面，表示要到联合航空公司去当一名飞行员，而布拉德利却说他有能力管理IBM。这很叫他动心。本来，他对商业几乎没有任何知识，上学的时候又没学到东西，他根本就没想过还能管理父亲的公司。
回家，他试着问妻子奥利夫，奥利夫说：“你是一个贪玩的孩子，很难相信你想干这件事。但当你把心思集中在某件事情上的时候，我从未看到你失败。”这时，他意识到：“布拉德利肯定说的是真心话。我到空军后的变化令我吃惊。我的态度大大改善了，我的能力大大提高了。我已意识到，我有个性力量使别人听取我的意见，只要我事前考虑清楚。我肯定我有能力公开演讲和书写清楚。这些是我在布拉德利领导下开发出来的能力。他是我通往自信的桥梁。”就这样，1946年他来到了IBM。
他的个性太强，以至于还没有熟悉公司的业务，就总是要以自己的意志支配公司的工作。为此，他不断地与父亲争吵。
他说：“我希望我和父亲的关系是这样的：我可以走进他的办公室，把脚翘在桌子上，和他共谋IBM的前程。到了20世纪50年代左右，我则认为我已学会了如何经营企业。我懂得我们所做的一切，有威廉姆斯和其他年轻人的精诚协作，并且知道我要使IBM向何处走。但是父亲还是不肯放松对我的扶持，我还只是个执行副总裁。他清楚地表明，如果我想担负更多的责任，那我必须一路同他斗下去才能得到。有一次我向他抱怨他对我的苛刻，父亲咆哮道：‘我并没多长时间能教你了，这是我知道的惟一能教会你的办法！’他决心不停止他的教育，直到他检验了我，冶炼了我，按照他的模子塑造出另一个我。”
他与父亲经常争吵，而且会骂得很凶。他说：“我和父亲的争吵经常是以眼泪告终的。我们流着泪互相拥抱，然后精疲力竭地各自睡觉去。我们总是发誓再也不吵了。可是不出两三个星期，肯定又会有新的意见分歧，继而上升为白热化的争论。我和父亲就这样互相折磨着，却不曾停战讲和。”“父亲不断地试图改变我，我也不断地试图改变他。我希望他亲切随和，不那么挑剔，而他却做不到。他希望我是个顺从、温驯、不那么具有反抗性的儿子，这个我也做不到。我们都想要对方所不能给予的东西。”
也许，就是这种争吵，使他接受了父亲的财富，更磨励了自己的思想。他审时度势，在公司总部只有一个人支持的情况下，决定开发当时还刚刚起步的计算机。结果在远离公司总部的地方，成功地制造出了具有时代标志的360计算机。
他进公司10年之后，即1956年担任总裁，后任董事长，到1971年退休。在他执政的15年间，IBM的规模扩大了十几倍，年营业额达到了75亿美元，他也成了受人尊敬的、美国最著名的企业家之一，他的业绩大大地超过了他的父亲。
他曾是一个地道的花花公子，几乎无可救药，这样的人成就了那么大的事业，令人惊异，也似乎不可思议。至少是，没有基本的技术知识，却决策高技术的研制，而且领导世界上最大的计算机公司，这都是谜。但世界上这样的事情却很多，松下幸之助只念到小学4年级，王永庆小学毕业，从没有好好学习过。但这些人的见识却远远高于普通人，也都是成就大事业的人。由此，我们得到一个认识：知识并不是很重要的，至少不是最重要的，与见识相比，恐怕它只占有很小的地位。
这样说似乎不公道，“知识就是力量”这句培根的话，振奋了多少人的心！从整个人类看，知识确有巨大的力量，这谁也不能否认，但就个人来说就大大不同。知识本身并不产生什么，问题在运用知识的人，特别是引导知识使用的人，他们的见识才是真正的力量所在。自然，见识也离不开知识，只是，生活却是见识的真正母体。
也许，我们会想：沃森也有生活吗，他的见识从何而来？我们都知道，孩子的淘气，不管他怎么个淘法，都是探索。沃森自然不是孩子，但他的花花公子的生活，至少也让他比一般人更了解人，了解社会。而在战争中学来的东西，就不只是了解，更是意志和见识了。他与父亲的争吵，这种矛盾的尖锐冲突，不只表现了他的执著，更是从父亲身上的获得。越是对立的越生动，也越深刻，正像辩论赛给人的启发。
这里，我们不是排斥学习，而是主张亲和社会。本事是在社会中学来的，见识是在实践中得到的。
☆没有人忽视知识，也许谁都羡慕博士，但100个博学的人也没一个有见识的人有价值。且前者总跟在后者后头，为其服务。
☆听一曲农民唱的陕北民歌，那味真足，叫你嚼三天、三年；听一曲演员唱的陕北民歌，那音真美，叫你忘乎所有。
NO.13
与见识相比，知识远在其后
———曾是纨绔学子的IBM董事长沃森
老托马斯·沃森是现在世界最大的计算机公司IBM的创始人，曾任美国商会会长。而他的这个儿子———小托马斯·沃森就与他的父亲大相径庭了。
引子
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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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败的关键不是能力，而是选择(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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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败的关键不是能力，而是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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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有一位试药人，叫张铭。所说试药，就是新药在正式使用前，要经过人体试验，由这种试验人承担用药的风险，证明使用这药有没有危险，病人是否可以使用。
2001年月，北京一家大医院有一种药性强烈的药要进行人体的第一期临床试验。这是一种以毒攻毒的烈性药物，毒副作用很大。因为招不到试药的人，医院把试药的酬金提高到了10000元，但还是没人应试。这时，张铭打电话给这家医院，要求试药。他的妻子坚决反对，亲友们也纷纷劝阻。但他还是瞒着家人去了那家医院。
这次试药，第一天，他服用了2包，无明显反应；第三天，他服用了3包，没有明显反应；第五天，药量增加到了5包，结果一阵刀绞般的腹痛折磨得他直在床上打滚，头上大汗淋漓。医院的主任做出了停止试验的决定。然而，张铭却不肯停下来。他坚决请求继续试验。后来，他冒着生命危险，和医生、护士配合，顺利地完成了试验。
不久，一家医院又招募儿童受试者，他们急需几名2～6岁的儿童，但8天过去，仍没什么人愿意接受试验。因为拿自己的孩子做试验，这是绝大多数家长连想都不会想的，而医生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也常常拿自己的孩子充当受试者。就在这时，张铭瞒着妻子，把4岁的儿子送到了医院。
张铭在试药人中是个很有名气的人。不只是他勇敢，敢于试验那些“资深试药人”都不敢试的药，像治疗破伤风和肿瘤的药。而且，他已经是一个有百万家资的人。他曾在医药公司工作过，开过自己的大药房。
那这样一个人为什么也加入到这么冒险的队伍中？
因为他在一本书中，读到了这样一位科学家的事迹：
一位老科学家在野外观察一条毒蛇的时候，突然遭到毒蛇的袭击。当时，他已经感到头晕目眩，呼吸困难。他知道自己会死，在无法求助的情况下，他用不断抖动的手，写下了自己死前的感受：
“体温升到39?郾5度。”
“头晕，呼吸困难，身体燥热、耳鸣、眼睛很疼……”
“血从鼻子和嘴里流出来，疼痛感慢慢消失，感到软弱无力，我想我的大脑已经……充血。”
写完这段话，他手里还攥着那张没有写完的“遗书”，就离开了人世。
他是一个很普通的人，从来没做过轰轰烈烈的事情。
唐师曾常常急赤白脸地向挡了他采访镜头的人叫唤，像被人掐住了脖子的鸭子，因此得了个绰号“唐老鸭”，简称“鸭子”。他的采访作风是无孔不入和奋不顾“命”，常常令同行自叹不如。他崇拜非常富于冒险精神的悲剧式英雄，特别是美国记者罗伯特·卡帕。这位18岁考入柏林大学政治系的小伙子，大学一毕业就赶上纳粹上台，他背着相机只身逃往西欧，参加了西班牙内战。他拍摄了包括诺曼底登陆在内的所有重大战事，由于玩命而闻名于世。卡帕的朋友从乞丐到美国总统，从英格丽·褒曼到海明威。1954年，在印度支那的热带丛林他踩响了地雷，那时他40岁。在躯体被自下而上撕成碎片之际，也没有忘记再按一下快门，留下著名的遗作：《卡帕眼中的最后世界》。
1988年，唐师曾去秦岭拍摄野生大熊猫。在一次追拍中，一脚踩空，从山腰上滚下来，幸亏一棵松树挡住了他。还有一次，他从架在山崖上的几十厘米粗细的独木桥上飞步跨越。返回时，看见那个独木桥，吓得死活不敢再走，根本回忆不起来自己是从这里跨过去的。唐师曾后来说：“那时最大的危险就是我根本没有发现周围有什么危险，因为我眼里只有大熊猫而无其他。”
可可西里是世界上最后一块处女地，或称世界第三极。它是北依昆仑、南接唐古拉山的一片高原雪野，称为“生命禁区”。唐师曾第一次听说可可西里是在1988年，可可西里那高原大漠景观和中国独有的高原活化石野生牦牛，立刻激起了他亲身前往的强烈欲望。不久，他打听到国家正在组织数十家权威机构的专家、学者和科研人员，将对可可西里进行考察。他找到考察队的负责人要求报名参加。负责人说，不行，我们不缺记者，我们缺预备司机。唐师曾说：“那好，我就做司机吧。当然，我现在还没有驾驶执照，不过很快就会有的。”负责人只是笑了笑，他把唐师曾说的当做了“疯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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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败的关键不是能力，而是选择(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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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唐师曾进了北京警察学院驾驶学校。他刚上车就敢把油门一踩到底，其疯狂程度连他的警察师傅都胆战心惊。用了3个月，他成了一名各方认可的司机。他立即找到考察队报名，让负责人大吃一惊。考察队的名单上又多了一个人。
虽然早已是盛夏，可在平均海拔5000多米的可可西里无人区还是大雪纷飞。强烈的紫外线将他们的脸剥去一层皮，用手一碰便纷纷扬扬。由于空气稀薄，考察队的人全患了右心室肥大和红细胞增多症。持续的高寒缺氧，加上没有新鲜蔬菜，他们的嘴裂开一道道血口，肿得失去了原形。
1990年8月3日，唐师曾正缩在帐篷里听新闻。“美国之音”干瘪的声音播送了一条惊人的消息：伊拉克吞并了科威特！他屏气凝神生怕漏掉每一个字。直到转换了节目，唐师曾才一个猫跳钻出帐篷，在雪地上连打三个滚，面对雪山长跪不起……他缩在鸭绒睡袋中，打着手电起草去海湾的申请：“我决心为新华社争光。报答人民哺育之恩。”
1990年11月27日。联合国安理会678号决议：如果伊拉克在1991年1月15日之前不撤出科威特，安理会准许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1990年月22日，唐师曾取道土耳其、约旦飞往大战在即的伊拉克。
飞到安曼头一天，巴格达分社李大伟就对唐师曾进行形势教育：在这里干活得守规矩，否则极易出事。比如美联社的萨拉哈和路透社的马蒙就被吊销了护照；7个月前绞死了拍摄巴格达“军事设施”的英国记者巴佐夫特；还有一名不守规矩的苏联记者死于车祸；好抢独家新闻的意大利记者……，最后是李大伟自己，他因与英美记者过往较密被巴格达“提示过”。巴格达首席记者朱少华又插进来一个故事，说是半年前他与李大伟商量每星期五早上5点起床去钓鱼，可担心早上起不来。呆到星期五早上5点，客厅里的电话响了，拿起听筒，却无人讲话。以后接连几个星期五的早上5点，电话铃都响。李大伟称之为带耳朵的友谊的小闹钟，可他们明白，时刻都有人监听、监视。朱少华看唐师曾脸发青、眼发直，忙说不是绝对不可以拍，只要找个新闻官员陪着就行，新闻官员会指点你拍什么、告诉你怎么拍。
圣诞之夜。唐师曾在拉希德饭店拍穿黑袍的阿拉伯妇女在萨达姆画像前歌舞升平、购买圣诞礼物。突然，一位身材高大的阿拉伯人挤到他旁边，用低沉的英语命令道：“听着，我不许你拍我的姐妹在那个人画像下欢笑。”唐师曾莫名其妙，表示了歉意。回到分社，他请教老朱，他说唐师曾碰上流亡的科威特人了。
1991年1月13日22时10分，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到了巴格达。足足有200多名记者挤在萨达姆国际机场贵宾楼，诺大的一个大厅被香烟熏得雾气腾腾，沙发上、靠墙的地毯上，或躺或坐地黑压压一大片都是记者，他们在等待。人流突然涌向门口，几十个人在门厅挤成一团，摄像机、三脚架、摄像用的梯子交叉在一起，骂声连天。唐师曾拖了一把椅子，一步跨上去。军警封闭了出口，命令记者列队进入临时准备的另一个小会场，见联合国秘书长一面。唐师曾扔下椅子，紧贴着墙像壁虎一样往前蹭，直到摸着横在门口的铁栏杆。他俯首贴耳规规矩矩，表示服从命令。趁着军警和记者推搡成一团时，他出其不意地迈起左腿跨过栏杆，几步小跑追上佩雷斯·德奎利亚尔一行。尽管听到背后士兵的怒骂和追赶他的皮鞋声，他佯装不知，紧贴着这帮贵宾往里走。他知道这时没人敢开枪，即使他是神枪手。不用说，他抢到了最好的位置。唐师曾拍的德奎利亚尔的照片流传甚广，香港就有家大报同时采用，连日本的多家新闻社和报刊社也不得不“偏爱”一回。
海湾战争即将爆发，唐师曾是最后撤离巴格达的中国记者。
中东时间1月17日海湾战争爆发。1月28日夜，蛰伏约旦的唐师曾，终于盼来摄影部的直接命令，社领导和总编室批准了唐师曾进入以色列的申请。
由于约旦和以色列是敌对国，唐师曾必须绕道塞浦路斯再到以色列。拿到机票一看，战争保险金竟比机票本身还贵。机场的售票小姐说：“飞机随时有被击落的可能。”约旦分社的陈记者对即将上路的唐师曾说：“别人是看好了落脚点再起跳，你这只鸭子是跳起来再找落脚点。”
在特拉维夫，唐师曾为了把美元用在刀刃上，饿了找小饭铺，渴了喝卫生间的水。
大街上到处是“请随身携带防毒面具”的提示，出租车里都放着防毒面具。没有带防毒面具的人如果让警察碰上，会遭到两百谢克（合0美元）的罚款。《耶路撒冷邮报》刊登了一张漫画：坚守前线的士兵给自己家中头戴防毒面具的老母打电话，询问战况如何。连特拉维夫海滩上的情侣也手不离防毒面具。在耶路撒冷犹太教圣殿内和哭墙下，成千上万的犹太教徒身背着防毒面具，冒雨祈祷。
那时，防空警报一响，人们就会进入防毒室，然后用黑塑料布和棕色胶条封闭进入防毒室的所有通道。这时，各国记者则各执采访工具冲出房间，聚集在希尔顿饭店门外仰望星空，屏气凝神静候“飞毛腿”划破夜空。
唐师曾没有带过防毒面具，因为一带就要摘下近视眼镜，这样他就无法聚焦了。钢盔却从不离身。从北京出发的前一天，解放军报摄影记者乔天富特别关照说，80%的战伤是被弹片击中头部，要想多活就别怕沉。
战争爆发后，美制“爱国者”式反弹道导弹就出尽了风头。唐师曾一直想拍特拉维夫城外的美军爱国者导弹阵地，可又不敢贸然行事。他找到特拉维夫希尔顿饭店一楼的以色列国防军（IDF）新闻发言人，请求拍摄“爱国者”。可新闻发言人声称这类军事目标严禁拍照，任他力陈“爱国者”导弹神奇的新闻性，可就是毫无效果。最后他说：“我的朋友，台湾电视台的朱增有就拍过‘爱国者’，我不能拍是不是因为我来自北京？”这个军官听罢，像被蝎子蜇了一下连连摇手：“我绝不是这个意思，台湾人可能是偷拍的。”这位发言人竟建议他也去偷拍，不过千万别把周围的环境拍进去，如果暴露“爱国者”导弹部署的位置，那就惹麻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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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败的关键不是能力，而是选择(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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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师曾和法国记者驱车到城外，可还没等靠近“爱国者”阵地外围的铁丝网，就被巡逻兵发现，偷拍计划流产。下午，他和日本记者村田信一再度前往。这次他们学乖了，隔着出租车的玻璃一通狂拍。
急急忙忙跑回住处，冲胶卷时紧张得直哆嗦。草草定影水洗，可胶卷上的“爱国者”导弹结像太小。他把提到头的放大机搬到洗脸池上，再摞上一把椅子，掉过头来趴在地板上铺平相纸，总算放大了一张只有“爱国者”导弹、没有任何环境背景的10寸传真照片。
待他兴冲冲捧着这张10寸传真照片，赶到希尔顿饭店一楼新闻检查办公室时，只见村田信一正站在那里发呆。原来村田拍的照片因“暴露导弹阵地的环境”而没能通过新闻检查。村田说唐师曾拍的则更不在话下，可当他看到唐师曾放出的那张顶天立地的照片时，竟气得大哭起来。唐师曾的照片顺利地通过了检查，当天传到了北京，解放军报立即刊登。
2月11日夜，他第二次拍到了“爱国者”导弹划破夜空迎击“飞毛腿”。前一次他拍到的“爱国者”导弹划破长空的弹道轨迹由于太短，被新华社摄影部枪毙了。新华社叮嘱他千万别再站在楼顶上拍导弹了。可他不甘心，一连守候几夜，总算拍到了这一恐怖的夜景。
唐师曾提着传真机冲进新闻检查办公室，躲避空袭的检查官还没从避弹室回来。他拎着水淋淋的照片，冲到电话机旁，边装图片传真机，边拨北京新华社，他朝听筒中喊：“快收！”传真机飞速旋转起来，水珠洒了他一眼镜。此时，他终于长出了一口气。他用的这种老式的美联图片传真机没有监控，滚筒一转谁也看不到滚筒上发的是什么。他将几张前一天通过检查已盖章签字的照片摆在一旁，似乎传真机上传的是它们中的一张。就在这张“爱国者”截击“飞毛腿”的照片即将传完，滚筒行将停下来时，一名新闻检查官突然撞了进来。他走到唐师曾面前，随手翻看扔在桌子上的照片，笑着问他为什么拍了这么多男女士兵接吻、搂抱的照片，唐师曾说因为我还没有女朋友，挺羡慕他们的。说话时他的心已提到嗓子眼。这时，一位中国文字记者走进来，把新闻检查官的注意力引过去了。待到检查官再回身时，唐师曾早已换上了另一张照片。
2月24日，格林威治时间凌晨1时，北京时间上午9时，海湾地面战争终于爆发。3月15日凌晨4时他从安曼踏上了重返巴格达的征程。
1990年他受命采访海湾战争前，有人给他占了一卦，说他海湾之行不会有大凶，但车祸不断。
不管这其中有没有科学性，唐师曾头一次撞车是在以色列耶路撒冷，灾情不重，仅撞瘪了出租车的右门。他一看石松的卦算得挺灵，从此坐车只坐后排，而且总是系紧安全带。
第二次撞车是在塞浦路斯。他坐着驻塞浦路斯使馆的沃尔沃———号称是世界上最禁撞的好车，在滂沱大雨中行驶，顶在了小福特的屁股上。小福特在大雨中向右前方旋转着滑去，扫断根中心隔离桩，他的左臂也不能行动自如了。
第三次撞车是在伊拉克。当时听说美军到了扎胡，正在修建难民营。奔赴拍摄地途中，自动换档的大奔驰时速130。突然，大奔驰和羊相撞。奔驰前脸仅有左前角还残留一只转向灯，冷却系统彻底撞坏。车身上满是腥膻的羊血和碎肉。百米开外，两只死羊倒卧路中，几只伤羊正落荒而逃。
有一段时间，唐师曾只要一坐进汽车就心惊肉跳。
5月7日，唐师曾离开巴格达，返回北京。
2000年5月，海湾战争爆发10周年前夕，唐师曾、王淳华夫妇自费去巴格达采访。唐师曾采访，王淳华扛着用家庭积蓄购买的摄像机，竟拍出精品纪录片《重返巴格达》。唐师曾拖着患再生障碍性贫血的病体、流着鼻血、冒着被开除公职的危险，收获了《重返巴格达》的畅销。
在他俩临行前，一位同行曾责怪唐师曾：“你这是把王淳华带向地狱呀，她是要做母亲的人啊！”唐师曾患上的“再生障碍性贫血”大概就是因为在海湾战争时遭受了贫铀弹的辐射。1997年，他不得不住院治疗。王淳华当时也很矛盾：唐师曾已经是一个病人了，如果自己去了，也受到贫铀弹余威的辐射或饮用了被污染的水，有可能又成为一个病人，还怎么要孩子呀！但是王淳华一想到唐师曾多年来的梦：要“从金字塔到长城”，却至今未了，就有心全力协助丈夫成功，更何况这是病中丈夫的请求，怎么能不答应呢！
而在他们回国后不久，王淳华到医院检查身体时，医生却发现王淳华患上了比较严重的宫颈癌，估计已有半年左右，这时继续怀孕会使癌细胞加快扩散速度。几家大医院的医生都建议她把孩子做掉，以保全自己的生命。严重的打击和残酷的选择摆在了他们面前。
对于36岁才结婚，又患有严重的再生障碍性贫血的唐师曾，孩子是他延续生命的最好证明，而妻子又无比重要。出生入死过的唐师曾，此时流了眼泪。可王淳华却很坚定，她问医生会不会影响孩子的正常发育。在得知不会影响孩子时，她决定“我一定要生下这个孩子。临产还有5个月，如果老天只留给我半年的时间，我也要孕育我们的孩子。这样作为一个女人，我的一生是完整的。另外，唐师曾早就有一个愿望：要生一个‘小超人’，这也是对唐家的一个交代”。或许是王淳华的诚意感动了上苍，直到顺利生产时，癌症在她体内没能肆虐起来，而后她又分两次做了切除手术。
听说唐师曾最近又出书了。唐师曾已出过3本书：《我从战场归来》、《我钻进了金字塔》和《重返巴格达》。
唐师僧是个著名人物，他因赴伊拉克而名扬华夏。对他，我们也许会抱着某种复杂的感情。一方面羡慕他是个新华社记者，有比一般人优越的条件；另一方面也会觉得这个职业有比一般人更大的危险性，何况他也过于冒险。这就是人之常情吧。问题是，在常情之中，人便无以成就。其实，不管是谁，他的外在条件多好，都有个自我选择。是守在那里履行职责，还是打破常规往前冲，做一般人不做的事情。人的能力没有太大的差距，问题不在那里；只要你去做，能力总会有的；你不一定有别人那样的能力，却一定会有自己的特色。说到底，每个人的能力都是他特有的。
我们不知道拍摄大熊猫是不是唐师曾自己的选择，但去可可西里，去以色列，去伊拉克却是他执著的目标。甚至领导不同意，他也与妻子自费重访伊拉克。我们没有看出他的天才，而成就却明白无误地摆在那儿；他的成就是自己选择的结果。我们再看自己身边的人，哪个人、做哪件事不是在做自己的选择？而且，所有有成就的人，他们无一不在选择冲破常情、常理、常规的事情。在这一点上，人的命运很不相同。
唐师僧说：“人的生命很短暂，除去年幼和年老，属于自己的时间很短。很多人的一生就只在一个点上，终老一生。但是如果人可以生活在两个点上，那生命就是一条线了。有目的、有规律、有总结地走就会成就一个立体的人。”他说自己下一步的大计划就是向西走下去，越过国境，重走自己熟悉的中东，然后还是向西。
☆青年的最大优势，就是具有选择权。在一定的意义上说，选择权在青年手里。可惜，在这条路上力行的人太少。每个青年都在选择，多数却是迫不得已，他们没有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