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士宏对南方的日子难以忘怀，在这里她完成了蜕变升华：“从用‘命’做事，到学会思考。从不知前路的迷惘，到有了清晰的理想———我的下一个目标，不是再去要超越别人，我想超越自我。”
也许就是因为有了“超越自己”，她后来成了IBM中国公司的总经理，继而成了微软中国公司总经理。
没人不懂，总是先做了才知道里面道理的，就是说，先有实践后有认识；但生活里，绝大多数人却总是左想右想，想好了再行动。很多时候，因为想得太多，自己就把自己吓住了，再也不敢动了。其实，人往前走的每一步都没十足的把握，尤其一件新事，开始的第一步总有危险。于是，不管不顾地走过去了，左思右想的落后了。
自然，像吴士宏这样的人毕竟是少数。画家杨中有说：“一件好事，有1000个人在想，有100个人在做，但只有1个人做成。”吴士宏就是这1个人吧。有人说：“中国不就是一个吴士宏吗？”是的，跳起脚来再找落脚点的多数不会成功，但成功者里却不会有一个选好安全地点再起跳的。世界上没有一件必然成功的事情。
吴士宏的可贵就在她的自不量力，总是在没买票的时候抢先上车，在没准备好的时候强行登程。由此，我们也会觉得吴士宏过于冒险，过于张狂。其实，成功人士都是这样的，这是他们的共同点。林彪说：“只要有六成的胜利把握就决心打。”松下幸之助说：“只要有60%的可能，就得放手一搏。”在这一点上，人还是张狂一点好。中国有句俗话：“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这有道理，只是说是说的，做是做的。
吴士宏的故事里还有一条凸现的线：第一个目标、第二个目标、下一个目标……这些目标一个衔接一个，一个高过一个。而吴士宏的人生，就是在这条线上展开了。一次次定位，一次次超越。每一次，吴士宏都竭尽全力跳起来，尽管起始的目标有些狭隘。
美国的成功学大师卡耐基曾经对世界上10000个不同种族、年龄、性别的人进行过调查。他发现，只有3%的人有明晰的目标，并知道怎样把目标落实；97%的人，有的是目标不明确，有的是不知道怎样实现目标。10年后，他对上述对象再次调查：总数中有5%的人找不到了，95%的人还在。属于原来97%内的人，在生活、事业上没有什么起色，只是年龄增长了10岁；属于原来3%的人，却在各自的领域里取得了相当的成功，10年前提出的人生目标，都在不同程度上得以实现，并正在按原来的人生目标走下去。
卡耐基的结论是：成功者和平庸者的最根本差别，在于有无努力的目标。当目标融入生活的时候，成功就是早晚的事了。所以，当有人笑吴士宏“做事做糊涂了，把公司的事当做自己的事那么玩儿命地做”时，她却认为：“说到底，其实就是自己的事，每多一点的付出都是为我自己的事业成长所做的铺垫和积累。”
人生在世，最要紧的不是我们所处的位置，而是我们活动的方向。吴士宏说：“我会不停地试着登上新的生活列车，先上车，后补票，只要往前走就行。”
☆我需要成熟又怕成熟。因为成熟是生存的保证，却是成长的结束。
☆没有目标事业碎了，没有爱生活碎了，没有梦生命碎了。很多人的精力、精神都是散的，没有焦点，不能点燃。
NO.17
任何起点都有危险，只能跳起脚来再找落点
———从来都自不量力的“打工皇后”吴士宏
她原是街道医院的小护士，只有一张英语专科文凭。无论在IBM中国公司还是在微软中国公司，她都是学历最低、书本知识最少的人。可她先后成了这两个公司的总经理。
这是一个灰姑娘童话的现代演绎。
引子
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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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成功都在极端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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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成功都在极端上，必须在钢丝绳上跳跃
131
人们称丘吉尔是二战中一棵独立支撑的大树，这话言副其实。在整个欧洲大部被希特勒军队占领的情况下，他不畏强暴，临危不惧，以一面正义之旗以弱胜强，领导欧洲战胜了法西斯。他在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但丘吉尔却是一个人们难以接受的人。
他出身在一个英国贵族家庭，父亲曾出任内阁官员。他上学时成绩不好，他的一个老师断定他考不上哈罗公学（一所贵族中学），在哈罗公学又是最差班里成绩最差的学生。后来，因为从小就收集玩具锡兵，有近1500个之多，所以父亲几经周折，把他送进了海军学院，毕业后曾到印度服役。这段时间他默默无闻。
1899年，南非暴发了布尔战争，他作为战地记者前去采访。因为他具有强烈的成就欲望，又有极强的冒险精神，这使他不顾死亡的危险，常常到前线去采访。此时，作为通讯员，他获得了英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巨大荣誉。
一次，他深入到敌军腹地，不幸被布尔人俘虏，把他投进战俘营。而他却冒险逃了出来。他历尽艰险，走遍了大半个非洲原野，才回到自己的营地。他把这段经历写成了文字，刊登在各家报纸上。于是，他成了英国家喻户晓的英雄。
回国后，有11个选区的选民要求他代表他们参加议会竞选。1900年，26岁的丘吉尔成为国会议员，并在32岁时成为内阁大臣。
在二次世界大战前，他曾担任过6种内阁职务，包括商务大臣、内务大臣、财政大臣、海军大臣等。也两次倒阁，从一个政党跳到另一个政党。为此，他不断地引起政界的谴责和震动。
二战初期，英国首相张伯伦向希特勒妥协，采取绥靖政策，使当时的形势出现一边倒的局面，希特勒不可一世。就在这时，丘吉尔呼之欲出，成了战时的伟大英雄。
反对法西斯的战争胜利了，丘吉尔代表英国出席了结束二战的、由苏美英首脑参加的波茨坦会议，他于1945年7月25日赶回英国。然而，在战后的首次大选中，英国人就把他抛弃了，所代表的保守党败北。不过，在他76岁的时候，他又一次当上了首相。
他给人的印象是，粗鲁，不老练，在需要朋友的地方却往往树敌。他的一位最好的朋友说：“第一次与温斯顿见面你就能看到他的所有缺点，然后你用一生中所剩的岁月来发现他的美德。”
马孔·斯蒂文森·福布斯继承了父亲编写刊物的天赋，但不想继承父业，他想当美国总统。但是，从大学毕业后第二天就开始的政治活动连遭惨败。一怒之下，他决定结束自己的政治生涯，那是1957年。
此时，他的哥哥布鲁斯在《福布斯》杂志任董事长。在马孔最后一次竞选州长失败的当天，《福布斯》正在举行庆祝杂志创刊40周年的酒会。马孔突然宣布：“鉴于我这次选举失败，我决定重返《福布斯》。”然后，他走到哥哥面前，掏出一块金表相赠：“感谢你对《福布斯》所做的贡献，预祝你退休愉快！”
上天似乎有意成全马孔。1964年6月，48岁的布鲁斯去世，马孔自然继任。马孔要把自己塑造成资本主义的传奇代表人物，他认为这对提高《福布斯》的声望大有帮助。
他网罗杰出人才，并为他们制造一个可以各展所长的环境。这使《福布斯》迅速成长起来，还开始涉足房地产业。
但是，马孔除了赚钱，还要引人注目，要把记者和他们的摄像机吸引过来，以扩大《福布斯》的知名度。什么东西能帮助他呢？
从1968年开始，马孔有了收藏的爱好，这纯粹是为了知名度。真正的收藏家，不愿意引人注意，但马孔每一次购进收藏品，都是四处宣传，以让人们进行炒作。他会在购买现场等着记者来问。所以，马孔的收藏品成为了宣传《福布斯》的载体。
他有两大收藏爱好：摩托车和金蛋。摩托车是展现男子汉气概的收藏，进而他成立了摩托车俱乐部；他会花巨资购买收藏价值不高的金蛋，只要在《纽约时报》来段“马孔买蛋新闻”就达到目的了。
1972年7月，马孔注意到了广告上的热气球。他马上在第二天早上跑到热气球俱乐部。由于雾大，无法立即升空，马孔就坐上拴在树上的热气球过了一把瘾。
3个月后，马孔和司机丹尼都拿到了热气球的驾驶执照。他订购了一个黄绿相间的大气球，上面印着几个大字：《福布斯》———资本家利器。下面一行小字：商场大将必备兵器。
一年后，马孔发起了一个“热气球横跨美国之旅”，从而引来了大批《福布斯》读者。他首先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他对记者们说：“这趟旅行纯粹是为了好玩，和我的商业杂志毫无关系。但是，如果不是因为这只大气球，你们这些人今天是绝对不会跑到这里来的，更不会专门来为福布斯的老板做广告。”
1973年11月，马孔乘着这只热气球创下了热气球横跨美国的记录，在21天内完成了旅行。在回程往美国东海岸时，气球撞上了高压线，掉进了比克海湾。更危险的是，当地一名农夫把他们当成了来自太空的火星人，差一点对他们开枪。幸好地勤人员及时赶到，才避免了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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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成功都在极端上(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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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孔的目的达到了，许多从未听说过《福布斯》的人，都把马孔的冒险当成了茶余饭后的有趣话题。有报道说：“马孔·福布斯在美国已经是人人传诵的名字……虽然他的宣传目的非常明显，但是大家都爱得不得了。”
不久，马孔决定乘着东风，继续扩大影响，这次他要横跨大西洋。这是一项新记录。
1975年1月5日，马孔和一位伙伴坐进了吊篮，他们要飞到4万英尺的高空上，以时速200英里的速度向前推进。13只巨大的氢气球绑在填了水泥的手推车上，要把它们慢慢放开，让吊篮慢慢升空。而氢气球突然失去控制，猛然向上冲去，手推车被拉倒，放在平台上的吊篮被拖到了地上。现场的人都被惊呆了。一位工作人员清醒过来，跳到吊篮上，把连接气球的链扣解开。气球窜上天空，而马孔他们两人留在了地上。可怕的是，13只气球只有5只飞到了上空，而起码要有11只才能保证吊篮在空中飞行不坠。如果吊篮被这5只气球带上高空，势必会坠毁，里面的人绝对不可能逃生。
马孔历险之后，决定放弃那些冒险性过强的计划。他也不再操之过急地想一下子就征服世界，而是要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地打知名度。
1979年夏天，马孔通过工业巨子哈默的关系，一行5人到了苏联莫斯科。一下飞机，5人就骑上摩托车开向市区。在送给市长夫人的女用手提袋上，醒目地写着大字：资本家利器。在冷战期间，这样的举动无疑是轰动性的新闻。
1982年初，马孔开始在他的摩托车队和一大堆热气球的簇拥下，开始了征服世界之旅。
马孔第一趟旅行，目标是中国。马孔在气球上写下大字：《福布斯》向中美友好关系致敬。中国有关部门特别强调，所有的热气球都要绑好，不能自由飘行。随马孔出游的四儿子一再警告父亲：“千万别违反中国人的规定，千万不能！”马孔每次都回答：“要，非要不可！”出发那天，气球是绑好了的，但是他乘坐的气球突然飘向空中，20分钟后，马孔落在一所军营附近，被扣押了起来。在离开中国的告别会上，马孔表示，他只是想告诉大家，气球本来就应该在空中漂浮，绑着就没意思了。
马孔在中国的淘气之举，又让媒体有了一阵子的话题。之后，马孔又到了巴基斯坦、埃及、泰国、日本、德国、土耳其……《福布斯》的名字在全世界传播开了。
马孔虽然在杂志界是个风云人物，但他认为在圈外人中他也应该有很高的知名度。
机会来了。好莱坞巨星伊丽莎白·泰勒为了推销新上市的“热情”香水，需要寻找一位名声响亮、品位高雅而又性感的百万富翁。这样，马孔结识了泰勒。站在泰勒身边，迎着镁光灯的闪光，马孔心里得意极了：只要和泰勒在一起，还愁自己不成为全世界瞩目的焦点吗？“做这位国际巨星的护花使者，就如同往银行里存钱一样。”
马孔经常表示他和泰勒无意结婚，但又经常做出一些小动作，让人对他们产生“误解”。1987年5月，在一次豪华宴会上，马孔当众交给泰勒一张百万美元的支票，接着又送泰勒一辆紫色的哈雷摩托车，上面刻着泰勒香水的注册品牌：紫色情怀。他还与一位半裸的摩托车迷合影，并特意对她说：“这照片可别让我的莉莎（泰勒的昵称）看到哟。”
1989年，在马孔70大寿的庆祝晚宴上，泰勒以女主人的身份出现。这是马孔的最后辉煌。
1990年2月24日，马孔在睡梦中离开了这个经常被他搞得沸沸扬扬的世界。
马孔·史蒂文森·福布斯是个极为少有的、赤膊上阵为自己企业做广告的企业家；而且，他做广告的方式也很特别。别的企业家做广告大多动口不动手，马孔却以他富有创意的方式来制造名声。他敢于冒险、敢于做别人没想过、没做过的事，为此，创造了马孔和《福布斯》这两个众所周知的名字。对此，我们想到些什么？
美国人可以这样做，中国人可以吗？
我们中国要不要有这样一个人？
如果中国人也这样做，对国家、对老百姓有好处吗？
心想事成，你敢像马孔那样设想自己吗？
其实，我们细想一下，每一个成功的人都是因为打破了既在的东西才被认可的，而打破就是向现有世界保守着的某一点冲击。冲击的点越是保守就越有创造性，也越成功。就像是爱因斯坦对绝对时间、绝对空间观念的冲击，就像是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在这一点上，所有的成功者都是冒险家，他们都处在事情的某个极端上。自然，这些冒险家并不都是成功者，他们是地道的走钢丝的人。由此才为我们所瞩目，才成为社会的推动者。至于马孔，我们对他的行事方式可以有各种不同的看法，但他的精神和活法却有宝贵的教益。
☆青年人走路连跑带颠，当然容易摔跟头。成年人走路稳稳当当，当然不容易摔倒。可青年人却比成年人走得快。
☆同类你死我活，异类天高海阔。
NO.18
所有的成功都在极端上，必须在钢丝绳上跳跃
———用冒险制造明星效应的出版业巨头马孔
他选择辉煌的方式非常特别，不同寻常。他这个人让我们思来想去。
引子
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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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在两极的人最有创造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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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在两极的人最有创造力，既有洞察力又有平衡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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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家杨丽萍的《雀之灵》倾倒了千千万万人。她的灵透和纯净，把人的心一下就带进了没有任何人世繁杂的原始世界，一爿清朗得只有森林和孔雀的天地，把人的心净化得干干净净。为这，不知有多少人消融在她的舞姿之中。她获得了世界性的声誉。
2002年春，她回到家乡，准备息舞隐居。
就在这时，云南旅游歌舞团找到她，说他们节目老化，面临倒闭，请她帮助摆脱困境。是家乡的亲情，使她爽快地答应了。为此，她筹划着做一台《云南映像》的少数民族歌舞剧，也使云南少数民族的歌舞传承下去。
她熟悉家乡的人、家乡的舞。用了一年的时间，几乎走遍了云南的村村寨寨，选了60多名演员。
这些演员又矮又黑，跳起来脚都不知道怎么摆。而她也没有创作、导演大型歌舞的经验。她从这些演员最本真的舞蹈动作中“剪辑”出需要的动作，加以整合编排，一点点地训练、排练。
一些人反对她使用这些演员，云南旅游歌舞团对这台舞蹈也越加怀疑。他们等不得那么长的时间，又看不见赚钱的希望，就决定撤资，终止与杨丽萍的合作。
几十年的舞蹈生涯也没遭遇过这样的尴尬。更令她不安的是，旅游歌舞团为这台歌舞投资了40万元，此时，她成了这40万的债务人。
她把在大理的房子卖了。但钱很快花光，剧组陷入了重重危机。
她从来不走穴，这时，她到广州、北京、上海、四川等地演出。把所有收入都用来做演员排练和生活的费用。但就在她在外演出的时候，她接到通知，限令她们搬出原来的歌舞团宿舍。
这时候演员开始动摇，她们纷纷离开剧组。
她们的生活太艰苦了。杨丽萍只有一处一室一厅的房子，剧组就住在这一室一厅里。因为没有钱，每天排练后，演员们一身汗水，却没有热水洗澡。后来，连冷水也给断了。
苦她不怕。因为6岁的时候，奶奶就把半个家交给她。她11岁工作，就用自己的薪水养家了。问题是处境。
她在电影《射雕英雄传》里饰演梅超风，这使她的人气越加大了起来。于是，有人找到她、要她做广告。本来，她回避媒体、淡泊名利，这是知情人都清楚的，而此时却顾不得了。她背着反对的朋友悄悄地签了广告合同。
她要一拼到底。
排练时，她穿着7公斤重的铃铛服，又蹦又跳，又翻又滚，给演员们做示范。
她请音乐家三宝来看舞蹈。当第一个花腰歌舞的演员唱出第一句的时候，三宝眼泪就下来了。他无偿地创作整场的音乐，还请他的朋友来，一块帮助杨丽萍。
她请演艺商界的孙健君来看演出，当时演员没穿服装。演出刚刚开始，孙健君就看出舞蹈的质地，答应先给60万元。
经过两年多的准备，花了几百万元，到2003年4月就要首演了。而“非典”到来，有关部门要求《云南映像》剧组解散。千辛万苦，眼看着就有了出头之日，却又遭受突如其来的打击。演员们哭成一团。
2003年8月，《云南映像》在昆明正式上演。这个原汁原味的云南少数民族歌舞很快便受到世界的关注，2003年月，她们开始到世界各地巡演。
出生在1934年的索菲亚·罗兰是意大利影星，一生中拍过60多部影片，曾获得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女演员奖，她主演的《卡桑德拉大桥》等，为她赢得了世界声誉。应该说，除了声誉，她是个与其他影星很不相同的人。我们先来看她的自述：
“当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恐惧是我生活中的常客，我惧怕没有东西吃；因为我是一个未婚女人的私生女，惧怕别的孩子在学校里嘲笑我；我还特别惧怕大轰炸机出现在我的上空向下扔致命的炸弹。
“我要不是早上8点钟第一个到校，就是在8点15分跟在最后一个女生后面溜进教室，我的痛苦经历使我懂得这是避免别人注意的办法。只有避免引人注意，才能躲开我的同学的窃窃私语和嘲笑奚落。我非常腼腆，害怕见人，毫无能力对付这种残酷的境遇。我所在教区学校里的修女，对我所受到的排斥熟视无睹、毫不关心。她们拘谨、刻板而冷酷，很难设想我能和她们中的任何人谈论我所处的窘境。实际上，我怕她们怕得要死，她们对待我不比我的同学好多少。在我童年时，每天早晨我都害怕上学，我感到私生女的污名已黥墨在我的额上。”
她说：
“我不知道我是天生孤僻而离群呢，还是因为同学们那样对待我所造成的后果，直到今天我还是非常腼腆，总是想找些理由不去参加我被邀请出席的宴会。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我几岁的大儿子小卡洛有着和我相同的性格。放学后凡由我去接他时，他总是窘迫不安并显出不自然的样子。他会抱怨说，你不像别人的母亲，你看起来很特别，所有的孩子都瞧着我们，还对你指指点点。”
也许是她过于自卑，心被挤压到了并非正常的角落，竟称自己是一个“女巫”。她说：
“我说过我是一个女巫，的确我就是。我有敏锐的超感官知觉，怪异的预感，萦绕心头的迷信观念。我身上总要穿戴一些红色的衣饰，但不一定穿戴在外面，从我还是小姑娘的时候起，我的身上就穿戴着女巫的红色。我一生中从未有一天身上没有红色的东西，我总是相信红色能使我交好运并可以避邪。我还有许多其他迷信观念。有一次，我正在和马斯特罗亚尼、德·西卡合拍《磨房主的妻子》。在拍了一场极为热烈的戏之后，我把化妆师递给我的镜子失手摔碎了。我感到非常震惊，就好像整个布景倒在我身上似的。整整一天，我等待着打碎镜子所预示的巨大厄运。那天结束时，我已精疲力竭，几乎无法表演。我迷信观念的后果实际上就是我所预示的厄运。”
一个如此自卑到迷信的人，也有她的理想，理想中又显示了并非一般的自信。在她还只有10岁的时候，就有了当电影演员的梦，而且非常执著。她说：
“虽然在一个10岁孩子的梦想和实现这个梦想之间存在着漫长的距离，但奇怪的是我倒信心十足。我固然从未对人谈起过这件事，但在我内心深处，我深信我来到人世就是为了当电影演员。”
“我强烈地感到我投身人世就是为了从事表演，为了表达自己，为了发泄我内心的感情，也许是为了想摆脱默默无闻的状态。我并不醉心于获得成功和名望，也不对伴随成功而来的皮大衣、珠宝、名贵的汽车和住房感兴趣。后来当我成名之后，当我有了这一切所谓的报酬之后，人们总会认为，像我这样出身的人，这就是我追求的目标。但是我可以向你保证，当我沉醉在电影院时，这些东西根本不在我的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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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在两极的人最有创造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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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当她真的成了电影演员之后，她也有了与别的演员的不同：
“实际上，我从来不在拍摄前进行排练，到今天还是如此。我只是做一些技术上的排练，念念台词，因为在摄影机尚未转动之前，我根本不会表演。当我同需要靠排练来培养情绪的演员合作演出时，我就勉为其难，无非是马马虎虎、应付场面而已。在摄影机没有开动之前，我感到羞怯万分，无所依傍、尴尬之至。我想这是因为我基本上是个业余爱好者，而不是专业的。一个专业演员应当能够排练，在必要时从头演至尾，但是我没有经过专业训练，我的表演只是听凭本能而已。和我在其他情况下一样，我在拍摄现场是个双重的女人，作为女演员的我，只有在摄影机的召唤之下才应声而出。‘开拍’两字解放了我，我踢开了自己的羞怯心理，感到束缚尽去，无所禁忌，甚至无法无天。开动着的摄影机在我身上唤起的变化是某种我无法解释的东西，它脆弱、神秘，过多解释就会破坏无遗。”
她说：“在需要我做任何有关表演的事情之前我总是害怕的。直到今天，在摄影机转动之前，我还是害怕我要演的那场戏。但我有说服自己的消极办法。我毫不骄傲自大，甚至没有信心。我从来不盼望得到什么，因此如果我能得到什么，我会感到加倍的高兴。如果得不到，我也不会感到十分难受。但是有一点，我一旦从事一项工作，我总是尽力而为，尽我最大的力量去做好。我从不认为我对自己的要求会理所当然地实现。我的态度是：我的努力是不会得到结果的，我在思想上已如此做好了准备。但这个态度并不影响我的表演，我仍用我的全部才干来演出。总之，积极的演出，消极的态度。”
可能就是因为她这种积极和消极的结合，产生了她对事业的正确态度：
“在我一生的某一段时期，看上去似乎所有的目标都已达到，获得了全球声誉，取得了好几项荣誉奖，婚姻很幸福，两个迷人的孩子看来似乎没有什么需要去奋斗的了。那么，继续演出的动力在哪里呢？奋斗之心是否已失去了它的锋芒，自满情绪是否已战胜了好奇心？我可没有。我和以往一样对自己的表演毫无把握。作为一个演员，我并未感到自己已经达到了我自认为可以达到的地步。所以，我的缺乏信心仍然驱使着我进入笼罩着潜力的迷雾。经过了这么多年，我仍然在进行自我发现，我内心仍然有一种力量驱使我去寻求更为深刻的满足，去寻找梦想以外的梦想。”
下面是她丈夫卡洛·庞蒂对她的看法：
“当我初见到索菲亚时，她的品格比她的外貌更使我动心。她身上表露出某种东西，使她光艳照人。我不能相信她是一个少女。她是如此成熟，如此一心想当一个演员，并且如此在行，但同时又如此胆怯和缺乏自信。这是一种迷人的混合。我立即就知道她是某种了不起的人。在选美会上我们短暂的初次邂逅之后，她到我的办公室来谈话。我听她谈了她在战争期间和战后的奋斗历程和她如何贫穷，我开始对她有所了解。她是家庭中的男人，是供养者，谁都依靠她。她怀着无限深情谈到她的母亲，对她充满了深沉的爱和感激。
“要了解索菲亚很困难。当她想谈的时候，她很健谈，但她不愿意谈她自己，或者暴露她内心的世界。她是一个非常诚实的女人，对我的确全心全意，但她却决心把她灵魂的一部分保留给自己，并始终列为禁区。
“我知道她心里有火，但从未见她发作。20年来，她偶尔对我发过火。当我知道我惹她生气了的时候，她却不动声色。如果她在理，她最多悄然离去，停止和我讲话而已。
“索菲亚对我们共同生活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她的与众不同的人生观。她有坚定不移的价值尺度，还有一种天赋的明辨是非的识别能力。我靠她判断人物，这种判断力屡试不爽———有时候我因为没有听从而后悔莫及。跟索菲亚耍花招是毫无意义的，她就像诺克斯堡金库一样牢靠。”
另一位意大利导演和演员德·西卡说：
“在同索菲亚拍摄这部影片时，我发现了她的某些基本的品格。她在自己周围，在她那内在的、秘密的、在情绪激动时易受伤害的部分周围筑起了一道厚厚的护墙，她躲在墙壁后面觉得心满意足。但是她真正的天性是富于戏剧性的、喜怒无常、典型的那不勒斯式的，她的反应———快乐、忧伤、愤怒、急躁等等———都是极端的。所以她把它们严密地控制在墙后面。但是，当她表演的时候，她就越过那堵墙壁，倾泄出她真正的内在感情。她会大喊大叫，哈哈大笑，歇斯底里大发作，诱惑，反抗，达到感情奔放的最高峰。她演一个情绪激动的电影场面时，就像一个精神病患者去精神病院就诊一样。”
人都有自己的两极，自信与自卑，坚强与软弱，悲伤与快乐等等，只是，这两极有的拉得很大，有的拉得较小。我们很多人不愿意过这种两极的生活，或者不愿意把两极拉得很大；因为两极一旦拉开，无论在心灵上还是生活里，都会受到非同寻常的煎熬。但无论生活还是心理，两极就是张力；拉得越开，张力越大。这张力带给我们的肯定是非同一般的深刻。自然，把这深刻化作力量，还需要把这两极结合起来，使其平衡，这才能有所成就。就是说，进入两极最容易认识事情，但把事情做好，却要找到两极的结合点。也可以说，索菲亚就深得其要领。她就说：
“翻了一下我的笔记本，使我惊讶的是，在我写下的东西里，关于孤独的主题比其他任何主题都多。‘没有孤独不可能有真正的幸福’，我虔诚地相信这句话。在我的生活中，我需要孤独就像我需要吃喝和儿童的笑声一样。听起来可能夸大其词，孤独是我灵魂的过滤器。孤独给我以营养，使我恢复青春活力。我独处时感到怡然自得。我在笔记本里写道：‘你如何不使自己感到寂寞？’‘先生，我本人就是寂寞。’
“我在孓然独处时经常看书并有身历其境之感，我在孓然独处时经常毫无掩饰地正视自己和自己的感情。我探索新的思想，反躬自省有无不当之处。孤独就像一间镶满了镜子的房间，使我如实地看到自己。我有一次读到这样一句话：‘一个人的安宁与满足并不存在于身外，而是存在于内心。’孤独是我内心安宁与满足的保护神。”
看来，孤独帮助她找到了自己两极的平衡点。
☆人陷深谷一定要向高山反弹，而在登上高山之后，又会对深谷深情回味。就在这种反弹与回味中，他或她变得深刻。
☆就像是一场辩论会，这一方和那一方论辩得十分激烈、已经把论题的两端充分显露出来的时候，听众才感觉到前所未有的激奋。不过，要把这论题落到生活里，还需要经验和悟性的力量。
NO.19
处在两极的人最有创造力，既有洞察力又有平衡感
———称“我就是寂寞”的影后索菲亚·罗兰
从一个私生女到一代影后，索菲亚一生都在自信与自卑的矛盾中度过。也许就是这种过度的矛盾，把她推到了心的两极，使她在深汲两极之后，找到了生活的洞察力和平衡点。
引子
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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聪明人最愚蠢，呆傻人最智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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聪明人最愚蠢，呆傻人最智慧
149
王永庆是台湾最大的企业家，他的台湾塑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有数万人，包括16个大型企业，还有学校、医院等。这个只念过小学、从粮店小伙计开始创业的人，常有一些常人不解的事情。
台湾有大学要授予他博士学位，找上门来。他告诉人家，我只有小学文化，根本没有资格当博士，我不要这个学位。吓得别的有此意图的大学再也不敢行动。
自然，有人说他：“会做事，似乎不太会做人。”
他吃葡萄不吐皮和子，吃西瓜也连子吃下去。他说：“有人吃西瓜要慢条斯理地把瓜子一粒粒剔出来，其实这又何必呢？统统吃下去也不会出毛病的。吃葡萄也有人要细细地剥皮和剔子，岂不太浪费时间吗？要发展工业，先要养成不浪费的习惯，节约时间，节省物料，刻苦耐劳。”
下边的人问他：“买牙签是买一头用的还是两头用的？”他问：“哪种便宜？”那人回答：“两头用的便宜。”他说：“那就买两头用的。”他每天都要做毛巾操，而一块毛巾竟用了27年还在用着。
他有一段议论：“享受本身并非罪恶，但浅尝最为甜美，同时也才能持久。贪嗜无度反易感觉乏味，所谓过犹不及，这与苦味也相去无几了。尤其如果穷极逸乐，因为一切甘甜已经尝尽，便会产生一种茫然的感觉，人生就乏味可悲了。”
他还说：“假如有一天钱赚得够多了，你就会感觉到钱实在没有什么用的。”
陈景润，瘦弱的身体，憨厚的脸庞，再怎么研究他的外表，也看不出他有什么特殊之处。特别是，但凡人们在形容科学大家时往往会说他的眼睛是如何地睿智，关于这一点在陈景润身上也无从发现，陈景润的眼睛被厚厚的镜片遮挡，只给人痴呆的感觉。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所证明的“1+2”，至今依然保持着世界记录和领先地位，歌德巴赫猜想被他大大地推进了一大步，也让世人记住了这个大众化的人物。
他生于1933年。在他降生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就已经成了多余的人———他曾有个兄弟姐妹，活下来6个，他排行老三。这么多嘴巴，父母早已不堪重负。生母早逝，他在家里并没有享受到多少爱和童年的快乐。上学了，瘦弱多病的他一副窝囊样子，让人觉得选他作为炫耀力量和发泄的对象毫无危险，因此很快就成了校园暴力的攻击对象。他挨打的时候一声不吭，既不叫疼也不求饶，这就更勾起了施暴者的摧残欲望。而他，就在拳打脚踢之中完成了对自己坚韧和耐力的培养。这时候，如同石缝里求生存一般艰难的陈景润，把演算数学题当成了他的治伤良药，当成了他的心灵慰籍，也当成了他的全部乐趣。
高中时代，正逢抗日战争，原是清华大学航空系的主任成了他的数学老师。就在他的课上，陈景润第一次听说了歌德巴赫猜想。
老师告诉他们，数学分为两大部分：纯数学和应用数学。纯数学处理数的关系与空间形式。在处理数的关系这部分里，讨论整数性质的一个重要分支，名叫“数论”。在数论中，有一道著名的难题，叫歌德巴赫猜想。在1742年，德国数学家歌德巴赫发现，每一个大偶数都可以写成两个素数的和。他对许多偶数进行了检验，都说明这是确实的。但这需要予以证明，因为尚未经过证明只能称之为猜想。歌德巴赫自己不能证明，就写信告知赫赫有名的意大利数学家欧拉。但欧拉一直到死，也没能完成证明。从此，这成了一道难题，曾有无数人为之努力，但没人能够成功。
老师又说，自然科学的皇后是数学，数学的皇冠是数论，歌德巴赫猜想则是皇冠上的明珠。
自此，歌德巴赫猜想便深深地植根在陈景润的心中。老师没有想到，他的这个学生将成为穷其毕生去摘取数学皇冠上明珠的人。
1950年，陈景润考取了厦门大学数学物理系，到三年级进入刚刚成立的数学系。虽然是大学，但陈景润享受的却是研究生待遇，因为数学系有4个教授、一个助教和4个学生。陈景润就像鱼儿游进了大海，开始了他最快乐、舒畅的生活。
1953年，由于成绩优异，百废待兴的国家又急需人才，陈景润和他的同学们就提前毕业了。他被分配到了北京，成为一名中学的数学教师。
陈景润对自己所获得的好运并没有欢天喜地，相反地，他感到忧愁和恐惧。他知道自己是一个有许多缺点乃至缺陷的人，最要命的就是不善交往和言谈，这经常让他觉得与人打交道是一件又累又麻烦的事。而老师———传道授业解惑，自己能是一个好老师吗？
担忧很快变成了现实。同样是演算数学题，换在了课堂上，陈景润就感到不幸福。他口中呐呐，含糊不清，学生更是如坠云雾。他一次次对自己失去了信心，学生对他、还有数学也失去了耐心。这样的心境，再加上生活的过分简单随意，对他身体造成了伤害，他一年住了6次院，做了3次手术，成了有名的“病秧子”。
在这样的窘况下，他并没有放弃对数学的研究，他十分艰难地“啃”完了华罗庚的新著《堆垒素数论》。同时，他还开始为可能的失业做准备：节省每一分钱，以在失业后还能维持一段生活，让他能继续进行数学研究。至于以后怎么办，就不想了。对于数学他才思敏捷，可对于生活，他不愿动脑甚至无从动脑。
一次，陈景润所在中学的校长见到厦门大学校长、马克思的《资本论》的翻译者王亚南，立刻好好地把陈景润质疑了一番。王亚南非常吃惊，他一直认为陈景润是厦大最好的学生。他认为，即使陈景润真的不是一个合格的教师，那也只是他不适合这个工作。王亚南把陈景润带回了厦大，把他安排在厦大图书馆，却又不让他管理图书，只让他潜心研究数学。
1954年，21岁的陈景润写了一篇文章，寄给中科院数学研究所所长华罗庚，对华罗庚的名著《堆垒素数论》的一个结论提出质疑，并做了改进。华罗庚从文章中看到了陈景润超人的数学才华。于是，1956年年底，陈景润又被召回北京，在数学研究所作实习研究员。
华罗庚所长提出：侧重于应用数学，但也要去奋力摘取那颗皇冠上的明珠———歌德巴赫猜想。
当时，陈景润住在中科院数学所集体宿舍的病号房，按照规定，晚上10点必须熄灯。熄灯之后，陈景润总是拿着纸和笔，到楼内洗手间席地而坐，埋头计算题目，常常通宵达旦。别人问他：“我经常失眠，就怕缺觉。我睡得比你多，精神没你足，这是怎么回事？”他想了想，认真地回答：“失眠说明不缺觉，应该起来工作。”
为了摘取歌德巴赫猜想这颗数学王冠上的明珠，他规定自己每天凌晨3点学外语，每天去图书馆。他投入到了痴迷发呆的程度。中午闭馆时间到了，管理员大声地问里面是否有人，全神贯注的陈景润听不见。等他发现自己被锁在里面，就又回到老地方，扎进书堆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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聪明人最愚蠢，呆傻人最智慧(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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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生活简单到了只是让他活着的地步，经常衣冠不整，脸上带着肺结核病人特有的红晕，连走路都在思考问题。一次撞在树上，还说：“对不起。”一时传为笑谈。
其实，外表平和的他骨子里是一个心气极高的人。1957年，林群如（著名数学家、中科院院士）问他：“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他回答：“打倒维诺格拉多夫（苏联的世界级数学权威）。”对他的执著和痴迷，人们也有议论、误会，甚至嘲讽，他无暇顾及。
正在这时，“文革”开始了。陈景润理所当然地被批判了，他是修正主义苗子、白专道路典型、白痴、寄生虫、剥削者。过了一段时间，病重的陈景润回到了自己6平方米的小屋。虽然下面的锅炉房烟熏火燎，小屋里没有桌椅，但他又可以趴在床上读书运算了。他多么想躲在这颠倒了的世界里的一角，安静地搞研究啊！但总是有人不能忘记他，每天都有人来敲门查户口，还把他房间的电灯铰了下来，开关线也拉断了。陈景润买来一只煤油灯，在窗玻璃上糊上报纸遮光，神经极度衰弱的他在黑暗中挣扎着生活。他惟一的心灵安慰就是数学，6平方米的小屋成了数学研究的天堂。
后来，环境有所好转，允许他去图书馆了。支持他的人们把他藏在一个小书库的幽静角落里。更为宝贵的是，由于一些研究员的坚持，数学所一直订购世界各国的文献资料，从未间断。陈景润就像一个饥饿的人见到了面包，一个久涉沙漠的人见到了水，长久压抑的工作热情极大地爆发出来。因他多年凌晨3点起床学外语，已经掌握了德语、法语、日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大学还学过俄语，这些积累终于得到了充分施展。
1973年春节，新上任的数学所领导看望了陈景润，还送了他一些水果。已被人遗忘多时的陈景润激动极了，这是第一次有领导来看望他。他端详着水果袋：“这是水果，我吃到了水果，这是头一次。”他把自己锁进小屋，再也没出来。春节假期过后第一天上班，他就把一份手稿交给领导，说：“这是我的论文。我把它交给党。”
就这样，一个世界奇迹诞生了：在恶劣的物质和精神环境中，6平方米的小屋，借着昏暗的煤油灯和一只笔，演绎了几麻袋的草稿，证明了“1+2”———后来被英国数学家哈勃斯丹和德国数学家李希特命名为陈氏定理。他们认为陈氏定理是“筛法”的“光辉顶点”。在国外的数学出版物上，“杰出的成就”、“辉煌的定理”等赞誉不胜枚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