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那些时侯，铁路公司不仅仅在主干线上运营，还在主要城市至小城市以及农村地区之间的无数支线上运营。在大部分支线上，并不存在竞争，所以，铁路公司自然会利用这一情况来最大化地弥补它们在主干线上的损失。
自然，生活在这些垄断线路沿线的农民和工人不欢迎这一策略。早在19世纪60年代，铁路公司就因为其霸道的做法以及欺凌弱者获得回扣以讨好强者的倾向而激起了巨大的怨恨。迫于政治压力，州政府开始对此进行管理。很多州设立了委员会来监督这一事情，但却常常被证明为无效，大部分原因在于：强大的铁路公司说客认识到，如果这些委员会必须存在的话，那么，其权力也是有限的。
实际上，这些委员会常常成为铁路公司的代言人而允许铁路公司自行其是。一个批抨家抱怨了加州铁路委员会（这一委员会正是为使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就范而成立的）。“一个古怪的现象就是，”他在1895年写道，“16年前成立的这个委员会，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用强有力的手段来控制这个铁路公司，而我们却发现它在这整整16年中总是一以贯之地，毫不间断地在道歉和为自已辩护。”
而且，随着铁路公司合并为覆盖几个州的网络运输，每个州管理该州铁路公司的能力也减弱了。1886年时，在华布斯铁路公司诉伊利诺伊州案中，高等法院判决某州没有权力管理来自其他州或去向其他州的运载货物的铁路公司。就其意图及目的来说，这就说明州根本不能管理铁路公司。
因此，在华布斯铁路公司诉伊利诺伊州案后，要求改变铁路公司行径的斗争就转移到了华盛顿。按照商业条款，对于已成为国家运输网络的铁路公司，联邦政府具有无可争议的管理权，但是，却存在很多问题，如联邦政府是否具有进行管理的能力。毕竟，国会一方面面对着激动的公众，一方面又面对着最有势力的（更不必说最有钱了）公司。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家们总是试图分别差异，使尽可能多的人满意以赢得下一次选举。于是，通常得到拥戴的与其说是最好的解决方案，不如说是最投机取巧的。
第七部分：“我们对这个国家的贡献是相当大的”安息吧 州际商务委员会(2)
经过一年的紧张的政治调和之后，用一个历史学家的话来说，结果就是“达成了一个交易，除了立法者最终避开冲突置身于事外之外，其他任何一方的利益都没有占据统治地位，这一矛盾被移交给了一个委员会和法庭”。
铁路委员会，与其他国家级的无效的部门一样，只是在提案时比较严肃而已。势力处于上升阶段的政治左派，本能地去求助于政府（而不是市场）来保护其利益，而铁路公司也不反对这一观点，因为，它们自身的利益肯定是仔细地考虑了的。铁路公司的经济和政治实力可以确保这一点。
早在1884年，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可能是最有实力的铁路公司了）的一个副总裁就曾写道：“如果有一个铁路委员会或者其他什么部门，能够对运输进行定价，并保证6%的红利率，那么，美国大部分的铁路公司对此结果就会很满意，而且，如果给出这样的保证的话，它们就会非常愿意处于国家政府的临管和运营之下，对此，我毫不怀疑。”
换言之，如果存在一个政府资助及政府执行的卡特尔，铁路公司肯定会相当开心。当然，反铁路的势力希望这个委员会从公众的利益（而不是从铁路公司的利益）出发来进行定价。用当时的一位议员的话来说，结果就是“这是一个任何人都不想得到的法案……但每个人都支持”。
该法案要求“所有的收费都必须合理和公平”，但是，却没有给出“公平、合理”的定义。而且，成立的这个委员会必须依靠法庭来执行其命令，这是一个成本很高且耗时良久的过程。尽管西奥多·罗斯福政府进一步加强了该法律的效力，也赋予州际商务委员会以定价的权力，但是，铁路公司很快就知道如何利用它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就如它们在老州际商务委员会时那样。美国铁路公司开始了它们长期的、缓慢的衰退。
20世纪30年代时，铁路公司对长途货运的垄断被新生的货车运输业打破，货车运输业自其诞生之日起，就受到州际商务委员会的管理。20世纪70年代，吉米·卡特政府取消了州际商务委员会大部分的定价权力。1995年，它制定的价格彻底地失效了，此前20年它就一直无事可干。即使并不怎么热衷于市场的《纽约时报》，对州际商务委员会的消失也不感到遗憾。“随着这几十年的流逝，”时报的一位编辑在评论撤消州际商务委员会时评论道，“它将其所管理的这个行业的经济福利作为目标。它的管理提高了价格，阻滞了低价货车和联合铁路以及货车服务的进入。”换言之，19世纪80年代，州际商务委员会已完全成为了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这个卡特尔的领导者所希望的那种机构。所以，州际商务委员会和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一起进入了历史的垃圾堆，这就是主要的原因。
那么，在一个完美的世界中，国会会采取其他的什么办法呢?可以很容易地制订出一个巧妙的办法来实现自律性解决。国会只需要求：每个铁路公司公布每一种商品单位里程的运费表，并要求整个铁路系统的价格以及对每个客户的价格都要一致，对私下的回扣要进行严厉的处罚。
这样，决定运输线路的市场力量，就会作用在支线上，其活动区域就会因为竞争而平衡，而不是由行政部门来平衡。而且，不可避免的管理者指派，早就可以避免了，其理由也很简单：因为再没有什么必要指派管理者了。
第七部分：“我们对这个国家的贡献是相当大的”发动机查理·威尔逊(1)
如果你想知道世界在你的半生中会改变多少—又会保留多少—那么，就看看美国国防部、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以及40年前代表这二者的那个人：查尔斯·E·威尔逊。
1954年，美国国防部是世界上最富实力的军事部门。但是，这一实力对于美国的纳税人来说是一个可怕的负担。五角大楼消耗了联邦预算的60%，GNP中每8美元就有1美元用于军事支出。今天，五角大楼依然拥有独一无二的军事实力，但是国防支出只占预算21%，每20美元的GNP中只消耗1美元，但这一比率每年都在不断地增加。
同时，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公司。它主宰着美国的汽车商业，所占的市场份额超过了50%，因此，一般来说，它也主导着美国的经济。另外，这一模式还正好说明了应该如何运营一个巨型公司。今天，它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公司，但是，它在汽车业的主宰地位已成了迅速消褪的记忆了，其市场份额已下降为20%左右。而且，也没有人会将通用汽车公司视作公司运营的样本了。实际上，在过去的20多年中，这一模式又正好说明了公司的运作不应该是那样。
查尔斯·E· 威尔逊与这两个强大的组织均有联系。从1941~1953年，他是通用汽车公司的总裁，并将它带到了经济实力的巅峰，到达了荣耀的顶点。自1953~1957年，他是国防部长，并开始了他长期、艰苦、辛酸的战斗历程，以从军队那里“让下等兵获得更多的兴奋”。
威尔逊1890年生于俄亥俄州的密涅瓦。根据他的说法（这个故事与自传一样，具有渲染的特点），他的父亲曾是一个工具制造者，组织过一个地方协会，还是一个全心全意的社会党党员。在大学期间，威尔逊继承他家庭的社会党传统，支持尤金·V·德布斯当选总统。他从卡内基技术学院（现在的卡内基—梅隆大学）毕业，其时他只有19岁，拥有了电子工程的学位，但是，因为他年轻时的政治经历，所以在找工作时遇到了麻烦。有一段时间，他成了一个制模工，后来成了匹兹堡的一个地方制模分公司的销售人员。
在后来的岁月里，他一直将加框的工会会员证放在他在通用汽车公司的办公桌上。当他到五角大楼工作时，这是他从老办公室里所携带的惟一物品（而不是家庭照片）。
然而，他很快就为西屋电气公司工作了，也很快就引起了公司总工程师本杰明·G·莱姆的注意，莱姆还是早期电气商业化应用的主要人物之一。威尔逊为西屋电气公司设计了第一台起动电动机，4年后，他就开始主管公司所有的汽车电子产品了。他作为一个经理主管人员的天才立即凸显出来。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威尔逊到了莱米电气公司，这是通用汽车公司的子公司，位于印第安纳州的安德森。他很快就成了这个公司的总经理，并对它进行了重组，极大地提高了其盈利能力。1926年时，莱米电气公司并入了迪尔可公司，这也是通用汽车公司的一个子公司，它生产电动机设备，威尔逊成了合并后的公司的总裁。正如极其相关领域的兼并公司一样，新公司存在着很多重叠业务。
威尔逊通过对合并后的公司进行重构，就可以节省500万美元，这在20世纪20年代可不是一个小数字。但是，要使这一重组能够发生作用，就会立即使代顿（迪尔可公司的所在地）的就业减少5 000个岗位。威尔逊，作为他那个时代的经理人，可能是由于他父亲的原因，总是对普通工人的需要和恐惧非常敏感。直到新的生产可以替代失去的工作岗位时，他才将那些岗位移出了代顿。
这样的关心，成了他在通用公司工作生涯的主要特征。正是威尔逊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主管着公司的劳工关系，也正是他接受了他的工人所成立的美国联合汽车工会，以确保可以管理整个行业。但是，他还不仅于此。正是威尔逊，设计了生活成本加薪方法以保护工人不受到通货膨胀的影响。
现在，“管理”这个概念已成了一个规范的学科，人们可以从学校中学到，而不再是一个直觉和经验的问题，可是在那时不是一个新概念。实际上，1943年，彼得·杜拉克还很年轻（现在他已是一位管理科学界的老者了），开始研究通用汽车的管理结构，这一研究成果就成了他的开创性的著作：《公司的概念》。
1941年，威尔逊成了通用汽车公司的总裁（很快就被人们称为“发动机查理”，以区别于“电气查理”，那是另一个查尔斯·E·威尔逊，几乎是同时，他成了通用电气公司的总裁）。战争爆发时，发动机查理投入了极大的精力进行战争生产，使得通用汽车公司成了世界上的一个大型军工企业。在战争期间，这个公司生产的产品占全国产品的比重分别为：坦克为四分之一、载重卡车为三分之二、海军的柴油发动机为四分之三。但是，威尔逊所承受的过度疲劳，在两年中一天也未尝稍离，最终发生了作用，他突然病倒了。
第七部分：“我们对这个国家的贡献是相当大的”发动机查理·威尔逊(2)
医生要求他休息6个月，他同意休息3个月，并趁此机会想一想通用汽车的将来，也想一想它的工人。他得出了一个多少令人吃惊的结论。
当他回到工作岗位的时侯，他见了杜拉克，后者回忆说，在通用汽车公司的所有高层经理中，只有威尔逊严肃地接见了他，并认真对待了他的研究。其他人都很有礼貌而且也给了他帮助—这个研究是由董事会的一位副主席首倡的，所以他们也没有多少选择—但是，这些人也明显地认为杜拉克的研究是在浪费时间。威尔逊却不这样认为。
“我一直在思考通用汽车公司的未来，”他告诉杜拉克说，“为这样大的一个商业公司设计一个管理结构及基本准则，是上一代人、通用汽车公司的创始者们的伟大成就。而建立居民身份及社区，则是下一代人的任务了。也就是说，我们成为追随斯隆联邦主义的杰斐逊主义者。”
这正是杜拉克所想得到的结论，要使现代公司成为一个立足于公众事业的社区，而不是两两对抗的集合（这正是历史的遗产）。
威尔逊和杜拉克对关于如何实现这一目标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而且，在以后的几年中，杜拉克与威尔逊的下属一起，研究出了称之为SUB的计划，即辅助失业津贴。其结果就是：这一方案可以保证工人在遭遇大萧条所造成的收入损失时不受到影响。
杜拉克想当然地以为威尔逊会立即实行这一方案。但是，威尔逊在工会的做法和工会领导者的做法上却是相当聪明的。他告诉杜拉克说：“我从未准备将之付诸实施。在我被迫这样做的时侯，我才会勉强屈服于工会的要求。”
“你的意思是指：你在通用汽车公司管理层的同事，除非他们被迫这样做，否则他们不会支持?”杜拉克问道。
“不是，”威尔逊回答道，“我的同事在劳工关系上会接受我的领导……但是，对于工会领导人来说，除非这是一个‘我们拒绝了’的要求，而且是他们‘赢了’，否则，他们是不会赞成的。”
这应是1955年之前，在威尔逊与联合汽车工会的合同中就种下了这个种子，当工会成为一个羽翼丰满的组织时，它提出了辅助失业津贴的要求。而当它提出这一要求时，公司“不情愿地”同意了这一实际上由自己的总裁所提出的计划。
同样地，威尔逊还对养老金体系进行了计划，并将之作为社会保障的一个补充。杜拉克警告他说，如果基金投资到股票市场上，那么，这一体系的结果就是：在几十年后，工人就会成为美国经济的所有者。
“正是要他们成为所有者，”威尔逊淡淡地跟他说道。当然，在今天，养老基金已成了美国最大的公司股票。
在五角大楼时，威尔逊是将美军带入核子时代的主要人物，而且还创造了一个信条，就是：要用“强有力的报复”（而不是更昂贵的常用手段）来保护美国。他入主的第一年，在老板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支持下，他大幅地削减了预算达50亿美元，从五角大楼的薪水册中砍掉了4万人。
如果命运是公平的，自由主义者将欢呼拥戴查尔斯·E·威尔逊为他们的英雄。但是，具有历史讽刺意义的是，威尔逊之所以今天还会被人记得，大部分原因是一个他从未发表过的评论，而这个粗鲁的字眼是那些反对经济的老顽固们强加给他的。
1953年1月15日，威尔逊在美国参议院武装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作证。这一听证会对公众和新闻界是封闭的，在那时这是相当正常的事，威尔逊也没料到会有什么麻烦。“我有个感觉，那些孩子们真是太容易对付了，这让我非常开心，也感到奇怪。”在进入听证会大厅时，他对记者们说。
嘿嘿，查理，欢迎来到华盛顿!
威尔逊为国家服务的工资是每年2.2万美元，而他放弃的工资却是60万美元，他可能觉得这个牺牲已是足够了。然而他还拥有4万股的通用汽车公司的股票，出售这些股票会使他在资本收入税上有一点小小的财富损失。但是，通用汽车公司却是美国最大的国防合同商，所以，持有这些股票就具有明显的利益冲突。即使共和党的参议员也就此事诘难他。
参议员罗伯特·C·亨德瑞克森，是新泽西的共和党人，质疑威尔逊说：如果某一个决定有利于国家，却极端不利于通用汽车公司的利益，那么，他是否会做这个决定。
“是的，先生，”威尔逊轻巧地回答道，“我会做的。我从未想过这种事，因为，这些年来，我认为：如果某件事对我们国家有利，那也会有利于通用汽车公司。反之亦然。这中间没有什么差异。我们的国家实在太大了，它与国家的福利一起增长。我们对这个国家的贡献是相当大的。”
威尔逊根本没有想到，这一封闭会议上所说的未经修饰的华盛顿闲谈，会出现在《巴列塔老生常谈》中。但是，由于自由主义者害怕20年后失去权力，而将威尔逊描述成一个商人，事情就是这样。
他们只是抓住了威尔逊的只言片语，就无耻地将之扭曲为“对通用汽车公司有利的事，也必有利于国家”，并将之泄露给新闻界，而且还无数次地重复这一诺言，使威尔逊听上去像是玛丽·安托万内特的现代公司版。
正如他的故事清楚表明的那样，他绝不是那种人。
第八部分：“他们发现金钱作为武器同样锋利而且更有效”商业大教堂
不愿意改变不再适用的盈利模式，使很多公司的盈利能力遭受了损失，有时连生存都受到了威胁。西韦尔·艾弗里接管蒙哥马利·沃德公司，使公司再度盈利，可是他认为萧条一直就在附近游荡，对经济环境的误判，使他宁愿把钱放在银行里，而不进行任何的扩张，这样做的结果是灾难性的，1946年，它与西尔斯公司差不多大，然而到1951年时，西尔斯公司的销售额达到了26亿美元，而蒙哥马利·沃德公司却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只有11亿美元。
西尔斯·罗布克公司，这家世界上最著名公司的名字来自理查德·西尔斯和库里斯·罗布克这两个名垂千古的人，可是，人们几乎都忘记了朱利叶斯·罗森华德的名字，正是他将西尔斯·罗布克公司从一个不成形、无效率、迅速扩张的垃圾公司变成了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都是零售巨人的公司。到20世纪中叶时，西尔斯·罗布克公司真正成了美国文化的基础。作家S·J·佩雷尔曼说该公司的邮购目录对他的影响就像玛德琳蛋糕对马赛尔·普鲁斯特的影响。参议员吉恩·泰尔梅基认为佐治亚州的农民在整个世界上只有三个朋友：耶稣基督、西尔斯·罗布克公司，当然还有吉恩·泰尔梅基。富兰克林·罗斯福开玩笑说，要让苏联人相信美国体系的优越性，就要用西尔斯·罗布克公司的邮购目录来轰炸他们。
从一开始起，纽约的地理位置就比其他美国港口具有更多的天然优势。到20世纪20年代，纽约不仅仅是美国最大的港口，而且还是世界最大的港口，但正如历史的潮流和技术第一次使得威尼斯成了最大城市、随后又将它抛弃在身后一样，纽约对大西洋彼岸旅客旅行近乎垄断的地位也随着喷气式飞机的来临而消失了。
弗兰克·伍尔沃斯，他那个时代最大的商人，认为他的纪念碑仅像范德比尔特和安德鲁·卡内基的纪念建筑一样还不行，它还必须能赚钱。伍尔沃斯的天才，可以看到零售业的细枝末节，他建立的5分钱-10分钱连锁使他成为美国零售业里最著名的人物。而他所建造的这座“商业大教堂”也的确如他所希望的，为他的投资带来了6%的固定回报。
法律长期是由那些追求自身利益的人推动实现的，但它所促成的结果却是出人意表，拉奇特网球俱乐部和费希尔兄弟公司关于分区法律的斗法就明显说明了这一点。
第八部分：“他们发现金钱作为武器同样锋利而且更有效”成功的危险(1)
1985年，IBM取得了历史上任一公司都未取得的最大的税收利润：65.8亿美元。它高踞在计算机市场上，宛如一个巨人。但是，7年之后，它却成了历史上到当时为止的第一个损失最大的公司：50亿美元。而计算机界的巨人却是哈佛大学退学的一个超级令人讨厌的叫做比尔·盖茨的人所拥有的公司，在IBM制造第一台计算机时，这个人还没有出生呢。
在短短的这一点时间内，如此富有实力的公司，命运是怎样发生了如此深刻的逆转的呢？在那7年中，计算机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IBM却没有任何变化。
IBM的伟大在于其大型机，现在，这是每一个大公司和政府部门不可或缺的尖端计算机。20世纪60年代时，IBM革命性地引进了360系统系列，从而也就开始主宰全球的主流经济。而且，一旦公司安装了IBM的大型机之后，就不愿意换另一个品牌了，因为转换时系统崩溃及其引起的数据丢失所造成的风险太高了。因此，IBM就具有垄断地位了，它可以更多地专注于市场，而不关心其他的方法。
但是，像所有的垄断者一样，IBM开始变得臃肿、哑然无声、自娱自乐，也难以置信地变得官僚起来。比如，一个执行副总裁，尽管处于IBM的前50名高层领导行列中，他与主席之间至少存在七个管理层。而在很多获利10亿元的公司中，看门人与主席之间也不存在七个管理层。
当然，这种现象窒息了创新，也不再有风险了。尽管IBM好几年来一直在试图开发个人用机，但是，只有在主席砍去了官僚机构，并建立了独立的可向他直接报告的任务小组之后，在1980年时才有了IBM-PC机。这是整个时代的一个巨大的商业成功案例，而且IBM很快就占有了开发个人计算机市场的80%的份额。
但是，作为个人计算机心脏的微处理器，其处理能力在迅猛地增加，个人计算机使得计算机市场的每一部分都发生了改变。可只有IBM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大型机是它的核心业务，IBM认为个人计算机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进行销售。但是，这两个市场是绝对不同的。
大型机市场由数千个经理组成，他们在每一台机器上花费了上百万美元，而且还是公司的钱，机器也只由受过严格训练的技术人员来操作。然而，个人计算机市场却由上百万的个人组成，他们在每一台机器上花费数千美元，而且是自己的钱，常常也只是自己使用。
对IBM来说，更糟糕的是，每一代大型机的周期大约是7年。而个人计算机每隔1年或1年半就更新换代一次。IBM发现自己与微软、英特尔、Gateway2000及康柏的竞争，就像是一头河马与一群瞪羚在赛跑，而它却总不肯改变自己的做法以面对新的现实，直到1993年发生了灾难迫使它重新开始。
不愿意改变不再适用的盈利模式，使很多公司的盈利能力遭受了损失，有时连生存都受到了威胁。当时亨利·福特坚持认为：1908年的T型车技术，将是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人们所需要的，也是他们所想要的车型，这可能是这类事件的最著名的案例了。西韦尔·艾弗里在蒙哥马利·沃德公司的任职也是一个值得讲述的令人警醒的故事。
西韦尔·艾弗里生于1874年，对于如何运营一个老式公司（即使在19世纪后半叶，也是如此）或一个相似的社区有自己的办法。他工作的大部分时光，处于20世纪20年代的不稳定繁荣和20世纪30年代的极度低落时期，这些想法，使他得以稳居在总经理的位置上。后来，新政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使美国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却没有改变西韦尔·艾弗里。
艾弗里的家庭在密歇根州木材交易中发了财，就投资于两家石膏公司（石膏是制造灰泥的原材料，后来用于墙板的制造）。年轻的艾弗里1893年时刚从法律学校毕业，就到一家公司去工作。1901年时，这家公司与其他许多同样业务的公司合并，组建了美国石膏公司，这就是人们所知的石膏托拉斯（又称大石膏公司），这是不可避免的。
这个新的托拉斯，与其他许多托拉斯一样，花了很长的时间来处理内部事务，在1905年，公司策略发生了剧变。艾弗里当选为总裁，他解释说：“我是最后一个来的人，所以就在顶部闪亮，而且也最显眼。”后来，事实证明艾弗里正是总裁的最合适人选，他驾驶着这个相当棘手的船只，并使它从一个地区性的公司变成了一个全国性的主要的建筑材料公司。当20世纪20年代到来时，这个公司准备利用这10年的建筑热潮来获得利润。
1919年时，美国石膏公司盈利为110万美元，是以前任何一年利润的两倍多。1926年，它达到了盈利高峰，为1 000万美元。但是，就在艾弗里利用20世纪20年代的大好时光时，他并没有认为他的公司会永远这样地运行下去。他是来自19世纪90年代的那个萧条时代的人，而且加上他总将玻璃看作半透明的那种天性，这些使艾弗里对未来保持着警戒的态度。很快，他在整个美国商界就被人称为“忧郁的西韦尔。”
第八部分：“他们发现金钱作为武器同样锋利而且更有效”成功的危险(2)
1929年，艾弗里的这种预想困境的偏执性情，使他变得明显具有洞察力。在这一年的9月（一年之后的这个月份，经济学家就宣称大萧条到来了），艾弗里裁减了2 000名员工，几乎是公司总人数的一半。另外，他还储备了整整3 500万美元作为保留收入，并几乎不再持有长期负债。其结果是，美国石膏公司不仅在大萧条中生存了下来，而且还兴旺起来了，每一年都有利润，并扩大了其市场份额。在1933年前，它甚至都没有减少其相当大的、20世纪20年代那样的红利。
蒙哥马利·沃德公司的故事却正好相反。这家公司一直是过度乐观的，在1920~1921年短暂、突然的萧条中经过了一次洗礼。在繁荣的20世纪20年代中期，它开始将自己从一个邮购公司转变为一个大型的零售公司。1926年有10家商店，两年后为248家商店，1930年时有554家商店。即使在萧条气氛越来越强烈的时侯，它还又开张了49家商店。但是，它很快就不盈利了。1931年时，它损失了900万美元，而它的股票，在1929年时股价为1567/8，而人们在1931年时可以65/8买入。
这时，蒙哥马利·沃德公司的一个大股东是J·P·摩根公司，摩根说服艾弗里来接管这个公司，并对之进行整理。艾弗里当然是合适的人选。他取消了非盈利线，关闭了一些商店，加强了中央控制，新增了合格的公众会计师，并告诉他们必须严格把关，雇佣了有经验的商店管理员，并解雇了零售商店管理不善的邮购商。
这是蒙哥马利·沃德公司的令人愉快的时刻。“在商界中，我以前还从没有看到如此巨大的行动，”一个雇员回忆说，“艾弗里将整个地方翻了个遍，甚至连固定装置和装饰品也翻了一遍，所有人都忙成一团，以取得好的成绩。”但有一点小小的怪事，就是：在艾弗里领导的前三年里，3.5万个雇员中，有2.2万人离开了公司。
但是，蒙哥马利·沃德公司又一次盈利了，而且它的股票也开始从其萧条的底部强劲地回升。在劝说西韦尔·艾弗里来接手这个工作的时侯，公司给了他大量的股票期权，所以，他这时一下子就变得富有了。
1933年后，经济开始缓慢地恢复，艾弗里本可以非常有利的条款借入贷款，而开始谨慎的扩张。利率非常低，企业收入税也比较高，从而极大地充当了利率成本。但是，艾弗里却还是没有借。他认为新政以及新政所代表的内容都是令人憎恶的，长此下去，将会毁掉美国经济。他特别痛恨工会。在一个工会获得了代表蒙哥马利·沃德公司的7 000名工人的竞选之后，罗斯福总统两个直接的命令，才迫使艾弗里签署了一个工会合同。
1943年时，该公司发生了罢工事件，因为艾弗里拒绝解决此事，罗斯福使用战时紧急条款控制了蒙哥马利·沃德公司。司法部长弗朗西斯·比德尔飞到了芝加哥，希望能平和地将艾弗里的权力转移给政府，艾弗里这时的脾气可不平和。
“让政府去见鬼吧!”艾弗里朝他怒吼道，“我不需要你们的狗屁建议。”比德尔对此早有准备，他有大量的军警可供驱使，他命令两个人将这个主席从椅子上架起来，把他拖出了办公大楼。
艾弗里对此只有语言可以回击，但是，当他被拖走的时候，他能想到的最具侮辱性的话却是“你们……新政者!”他怒吼着。第二天，艾弗里身穿蓝色西装脚蹬翼状鞋以显示其高贵仪表而被无礼地拽出蒙哥马利·沃德公司的照片，成了几乎所有报纸的头条新闻。
艾弗里很快就回来了，但是受到了监控，他全力准备迎接再次发生的萧条，这是他所认为的战后的最大挑战。艾弗里进行了大量的阅读，认识到每个人都应顺从以前的每一次大型战争，而且非常坚定地相信这个人不应有任何的改变，特别是当实行新政的民主党人还在执政的时侯。说来也很公平，在艾弗里的视野中有很多的公司，而对于大部分的经济学家来说，也预见到萧条，他们手中密集的水晶球也已准备好了。
大部分公司对此都有了回应，其中还包括蒙哥马利·沃德公司的主要竞争对手西尔斯·罗布克公司。但是，艾弗里当时已经七十多岁了，已经成为一个赫伯特·胡佛式的反对派。坚持认为萧条就在附近游荡。他将公司的钱存在银行里。于是，蒙哥马利·沃德公司也就不再进行任何的扩张了。
这样做的结果是灾难性的。1946年时，它与西尔斯公司差不多大，有638家商店，销售额有9.74亿美元，而西尔斯公司有603家商店，销售额为10.5亿美元。然而，到1951年时，西尔斯公司的销售额达到了26亿美元，而蒙哥马利·沃德公司却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只有11亿美元。
1954年时，股票市场达到了1929年后的最高点，这时距那个早期的衰退已有四分之一个世纪了。就算华尔街也认为大萧条已经结束了。而艾弗里还认为萧条没有结束，就在几个月后，艾弗里决定辞职了。
听到这一新闻，蒙哥马利·沃德公司的股票上升近6%，但是，这个公司再也不能成为美国零售业的前几名了。在2001年时，它作为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的子公司，关了门。
第八部分：“他们发现金钱作为武器同样锋利而且更有效”无人尊敬(1)
如果罗德尼·但戈菲尔德不是喜剧演员，他就可能会成为一个经理人。经理人同样也不受人尊敬。
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发明了电话，自然，他在《大英百科全书》中有一个长长的辞条，而且还有无数的交叉引用。但是，他的岳父加德纳·格林·哈伯德只是创办了AT&T，使得贝尔成了19世纪最有钱的发明家，为美国建立了足以让全世界都嫉妒的电话系统，却是藉藉无名。
即使是政府，也加入到这一行动中来了。1993年时，克林顿政府建议：经理人的工资应服从政府工资控制，而这是惟一进入该名单的工资。这可以限制企业所得税减免经理人工资的程度。
当然，现在的一些经理人的工资是过高，特别在公司高层管理体制可以控制董事局、从而可以设定自己的工资的时候，尤其如此。但是，影星和运动员的工资也过高啊。也许在世界的某个地方，历史学家的工资也可能过高，尽管我从未遇到过。
但是，一个优秀的经理人价值几何呢？在美国历史的某个时候，他（她）的价格应该等价于整个公司的价值。
亨利·福特发明了畅销汽车，他的工程师天才不仅为他带来了巨大的财富，而且还使他创办了世界上最大的公司。但是，在他生命结束时，他管理上草率、高度特殊、越来越多疑的方法，极大地破坏了他所取得的成就。在亨利一世时期，如果从根本上来说，成本是用存货量来衡量的。正是亨利二世—他并不是天才，只是一个第一流的经理人—他把他祖父所留下的这个近于资不抵债的公司变成了现代福特汽车公司（1999年的销售额为16 250亿美元）。
或者，我们来看看西尔斯·罗布克公司。这个世界上最著名的公司的名字来自于理查德·沃伦·西尔斯和阿尔万·库里斯·罗布克这两个名垂千古的人。可是，人们几乎都忘记了朱利叶斯·罗森华德的名字了，正是他将西尔斯·罗布克公司从一个不成形、无效率、迅速扩张的垃圾公司变成了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都是零售巨人的公司。实际上，如果现在有一个公司像当年的西尔斯·罗布克公司那样，而且，也有一个像朱利叶斯·罗森华德那样的人，如果他不能使这个公司纠正过来，那么，你可以说这不是公司的错。
1862年，罗森华德生于伊利诺伊州的斯普林菲尔德，他的家离林肯的家只有一个街区。他的父亲经营着一个服装店，这是他妻子的哥哥们所拥有的中西部商店中的一家，后来他在几年后就买下了它。两年的高中毕业后，小罗森华德就到纽约为他叔叔打工，有一段时间他在那儿经营自己的小店，后来就去了芝加哥。1889年时，开了一家公司，生产夏季男装。这个公司从一开始就兴旺得很，但是，10年后，他把它卖掉了，买下了发展更快的西尔斯·罗布克公司。
理查德·西尔斯，曾是一个铁路电报员，1886年时，他才23岁，就发现他可以从事销售工作。一批货到付款的手表被明尼苏达州雷德伍德·福尔斯的一位当地宝石商拒收了，西尔斯那时在为明尼阿波利斯和圣·路易斯铁路公司工作。西尔斯与运输商做了个交易，并独立地将它卖出去。很快，他就订了更多的货，6个月里，西尔斯就赚了5 000美元—这在1886年时可是一笔大数目，可以买一幢舒适的房子。
他从铁路公司辞了职，并建立了R·W·钟表匠手表公司。当手表开始返修时，他雇佣了罗布克，罗布克是一个自学成才的钟表匠。不久他们就成了合伙人，既卖手表又卖珠宝。这个钟表匠开始开展邮购业务，并且供给更多的货物。
很快，西尔斯就对美国农村居民的需要和希望表现出浓烈的、本能的感觉，表现出写邮购商品目录及广告传单以唤醒人们这种需要和希望的天才。1892年，邮购商品目录就达到196页之多，提供从货车到婴儿手推车、从鸟枪到马鞍的每一件物品，那一年的销售额达到了约27.7万美元。
在其后的两年中，19世纪90年代初期，也就是大萧条发生的前夕，邮购目录达到了506页—这些目录差不多都是西尔斯自己手写的—销售额达到了约39.3万美元。迅速的发展使得业务显得混乱不堪，很多美好的想法在经济的青春期并没有存活下来。西尔斯·罗布克公司的成长不是一个“最混乱”可以来描述的，这种情况大部分要归结为理查德·西尔斯个人的原因。
他的任务是写商品价目录，他手里却没有存货，可是他认为可以从某一个市场上买到。因为他是个天才，所以他常常是对的。“无需成本，”他在一个目录中写道，“4.95美元一件啥味呢西装，货到并检查之后，合格付款。一下子就有了2.5万个订单，如雪花般地飞到了西尔斯·罗布克公司在芝加哥的总部，他只得拼命地去找能供应这么大一个订单的男装公司，而他的顾客们却等得不耐烦了。
有时，西尔斯对他的商品的描述太过了，离商品的真实情况太远了。这样，反过来就会发生大量的退货，这是吞食利润的最大威胁，甚至威胁到邮购业务，因为，对公司来说每一件退货都是沉没成本，就算以后还能卖掉，那也是如此。西尔斯认识了这一教训—在以后的几年中，他很高兴地说：“诚实是最好的策略；我之所以知道这一点，是因为我这两种方法都尝试过了。”—但是，夸大其辞总还是他的惯用手段。
这时罗布克却是太过分了，罗布克具有精打细算的天性。所以，在美国资本主义的历史上，最糟糕的投资决策可能就是：在1894年时，他将所拥有的西尔斯·罗布克公司的股票以2.5万美元的价格卖给了他的合伙人（几年后，在大萧条的开始阶段，罗布克那时已经破产了，他向他曾经拥有一半的这个公司申请工作的时候，他们问他是否是创始人的亲戚，他说他就是那个创始人，于是，立即就被雇佣了，从事推销和裁剪丝带的工作）。
但是，西尔斯这个“连空气都会出售”的商人，成天就忙着写广告和想新的邮购项目。他依然需要一个精打细算的人，需要将这个横七竖八的、有时还是混乱不堪的公司整理得井井有条。西尔斯有了一个新的合伙人，亚伦·诺斯鲍姆。诺斯鲍姆拥有一家制造肺管的公司，曾找到西尔斯，希望他能买一套管子。诺斯鲍姆卖掉了肺管，同时还与他的妻弟朱利叶斯·罗森华德一起买进了这家公司。西尔斯·罗布克公司令人惊异的增长，立即就开始了。
第八部分：“他们发现金钱作为武器同样锋利而且更有效”无人尊敬(2)
在1895年时，西尔斯公司的总业务额为80万美元。在20世纪初，它就达到了1 100万美元，超过了具有20年厂龄的蒙哥马利·沃德公司。但是，西尔斯与诺斯鲍姆相处并不融洽。1901年时，西尔斯要求：要么诺斯鲍姆和罗森华德买断他的股权，要么他和罗森华德一起将买断诺斯鲍姆的股权。罗森华德必须在他的姐夫和西尔斯之间进行选择，而他也知道西尔斯是使西尔斯·罗布克公司继续成功运营的不可或缺的人物。他选择了西尔斯，他们一起买断了诺斯鲍姆三分之一的股权，价值为1 250万美元，这是罗布克7年前卖出他那一半的价格的50倍。
然而，西尔斯·罗布克公司现在却正扩张得很快，这样，他们俩就不能在两年内付清诺斯鲍姆的钱。这一成功没有一处不应归结为罗森华德的经理能力。他开始检查理查德·西尔斯所做的夸大其辞的邮购广告，从而大幅地削减了不满意的顾客的退货。1911年时，他建立了第一个公司检测试验室，来确保西尔斯从其他公司所购买来的商品的质量。
在罗森华德的指导之下，新的体系建立了，也确保订单可以迅速地传达出去。进来的订单都要过秤（平均每磅为40个订单），以此说明需要多少雇员。到1906年时，当西尔斯·罗布克公司搬进芝加哥的新大楼时，它将几个地方的运营都集中到一起，订单平均每天为2万件，在圣诞节时为10万件。
一星期的每一天的订单纸都用不同的颜色，这样，拖延的订单就变得很醒目，从而会立即引起注意。安装了传送带和重力斜道，以加快订单和货物的流转，将每一件事都作为一个装配节点。亨利·福特视察了这个体系，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第二年，他就采用了汽车生产的装配线方法，从而改变了世界。（你可能会想，他有没有注意到进入订单的称重法，可能并没有将之用于存货处理。）
罗森华德在劳工关系上也领先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1916年时，他建立了西尔斯·罗布克公司的储备与利润共享养老基金。雇员可以投入工资的5%，而公司则根据规模的变化将一定比例的利润投入进去—利润越大，存入基金的钱就越多，最多不超过10%。从一开始起，基金的大部分钱都投资在西尔斯·罗布克公司的股票上。所以，养老基金不仅极大地培养了雇员的忠诚度—这是西尔斯·罗布克公司好多年的特点—而且，随着公司的成功，还给了雇员更多的个人收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