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公司获得了成功。到20世纪中叶时，西尔斯·罗布克公司真正成了美国文化的基础。作家S·J·佩雷尔曼说该公司的邮购目录对他的影响就像玛德琳蛋糕对马赛尔·普鲁斯特的影响。参议员吉恩·泰尔梅基认为佐治亚州的农民在整个世界上只有三个朋友：耶稣基督、西尔斯·罗布克公司，当然还有吉恩·泰尔梅基。富兰克林·罗斯福开玩笑说，要让苏联人相信美国体系的优越性，就要用西尔斯·罗布克公司的邮购目录来轰炸他们。
与贫穷的罗布克不同，西尔斯和罗森华德死时都是巨富，这是因为西尔斯的商人天才和罗森华德的经理人天才。商人在1914年死时留下了2 500万美元，而经理人在1932年死时留下了1 700万美元。当然，到他死时，罗森华德给福利事业贡献了整整6 400万美元。
《美国生物字典》（这是一个关于美国历史名人的多卷册参考书）中很多涉及朱利叶斯·罗森华德的文章，全都致力于描述他无限的慈善。但是，想想这些文章用了多少句话来描述他作为一个经理人的天才，而这天才使他的善行成为可能：只有一句话。
正如我所说的，经理人无人尊重。
第八部分：“他们发现金钱作为武器同样锋利而且更有效”何时何地(1)
房地产经纪人中，有一个相当古老的笑话，只有三个因素决定了一片土地的价值：地段、地段和地段。当然，这一笑话流传如此之久的原因在于这句话基本上是正确的。而且，它不仅在城市所在地的微观经济水平上是正确的，而且在宏观经济水平上也是正确的。纽约成为美国的大都市，不是因为它具有极好的天然港，而是因为这个港口在地球上所处的位置。
然而，这个笑话还有一个因素没有考虑进去，那就是时间维度。譬如说，在19世纪之初，我的四世祖（我继承了他的姓氏），用近乎荒芜的田纳西州的35英亩未开发的土地换了一匹马和和一副马鞍。我想，在那时这是一个公平的交易。但是，放到今天，不得了啊，这可是家庭的一笔财富。马会死的，马鞍也会用坏的，可是，那些土地还会在那里，那里现在叫做纳什维尔市区（田纳西州首府）。
确实，时间是一个属于历史学家的特殊的领域，而不是房地产经纪人的领域，而在历史的进程中，“何时”与“何地”一样重要，这是因为一个城市是不会移动的，而历史的河流却会流动。当威尼斯处于其辉煌的巅峰时，它直接处于东西方贸易的通道中，这也使它成了一个大城市。后来，土耳其帝国的崛起，切断了这个贸易通道，装备完整的帆船打开了世界海洋贸易的新篇章。威尼斯曾经无可匹敌的地理位置，就成了很大的不利，它就沉沦为极度美丽的偏僻之城。
除了华盛顿特区这样的城市是由政治创造的之外，城市不会位于那些纯粹出于奇想而产生的地方。尽管在历史的进程中有些城市消失了，但是每一个城市都有其独特的存在理由。有时是由于技术：伦敦处于入海口，是由于可以利用当时罗马人的技术造桥于泰晤士河上。有时是由于军事原因：之所以有巴黎，是因为位于它市中心的西岱岛是一个天然堡垒，塞纳河就是它的护城河；有时是由于自然资源的原因：内河喷泉造就了洛杉矶。
然而，很多城市的形成是由于经济的原因。许多城市位于两股商业流的汇合点—就像圣路易斯位于密苏里河与密西西比河的交汇处—或者位于船只“开始卸货”的地方，这就是说，将货物运输从一种形式转变为另一种形式。17世纪早期，荷兰在曼哈顿岛建立了新阿姆斯特丹，原因在于：这是个明显的地方，在这里，人们将海狸皮从印第安人的独木舟转移到航海船上。
从一开始起，纽约的地理位置就比其他美国港口具有更多的天然优势。它比波士顿和巴尔的摩更位于中心地带，比费城和巴尔的摩更近于出海口。另外，新泽西的拉里坦河、新英格兰南部的河流、长岛海峡和滚滚的哈得孙河—前工业时代的商业大道—全都通向纽约港。
还有，在殖民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纽约并不是主要的港口。费城的人口更多，波士顿为人口更稠密的乡村所环绕。1770年，纽约从港口的吞吐量上来看，其排名超不过第四名。费城是第一名，到港量为4.7万吨；其后是波士顿，为3.8万吨；再就是查尔斯顿，为2.7万吨，纽约为2.5万吨。
一些年之后，美国革命破坏了纽约。在英国人定居了7年后，一场灾难性的大火席卷了纽约，夷平了1 000多间房屋，其人口巨幅下降。在英国人定居期间，很多纽约商人信仰保守党，或者是无希望的折衷派。当英国人1783年10月25日离开这座城市的时候，很多商人也离开了。更糟糕的是，和平协议规定：战前欠英国商人的钱，已经到期并以复利计算利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作为其中的一员，也曾短暂地参加过追索债务的司法实践。
但是，如果18世纪80年代对纽约来说是一个阴郁的时代的话，那么，18世纪90年代就是繁荣时期了。法国革命战争的开始，极大地增加了对美国商品和美国货运的需求。尽管所有美国港口都从中得利，但是，纽约做得最好，到1797年时，就已排到了费城前面，成为最繁忙的美国港口。
尽管纽约现在处于领先地位，但是这个地位就是不稳定的。然而，这个城市，隐藏起来但准备使用的—或更为隐蔽的哈得孙河—另一个地理优势，使得其他所有的东西都变得不凡起来：山脉间的一道沟壑，无所阻隔地从阿拉巴马州通到了缅因州，而且将迅速成长的中西部与东海岸隔绝开来。
第八部分：“他们发现金钱作为武器同样锋利而且更有效”何时何地(2)
在铁路时代到来之前，陆上运输的成本太高，所以大批量商品（如农产品）不能从阿巴拉契亚山脉转运到东海岸。居民要么就地消费掉它们，要么就是将之沿俄亥俄州和密西西比河而下一直船运到新奥尔良，然而再运到东海岸和欧洲。
正是古维尔纽尔·莫里斯（美国政治领导人和外交家），他第一个建议要从伊利湖到临近阿尔巴尼的哈得孙河之间修建一条“大西方运河”，也可利用现成的山坳，从而抓住这样的商机。但是，却是德威特·克林顿州长，他用了几乎一生的时间来推动这条运河的完成，尽管遭遇到强烈的政治反对。很多纽约城参议员和议员，即使从政治家的角度来看也是目光短浅的，认为这只是在做无用功。
8年后，在1825年时，伊利运河最终完工了，这条运河全是用人力来挖掘的，这时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全州性的庆祝活动。人们用运河驳船把一桶伊利湖的水从布法罗运到了纽约港入口处的桑迪胡克。在那儿，克林顿州长将之倒入了大西洋之中，表示与处于纽约州另一端的河流的结合。与伊利湖水一起，取自莱茵河、恒河、尼罗河以及世界上其他十二条大河的水也一起倒进了大西洋。纽约城，以其独特的想像及粗犷的做法，炫耀它作为一个世界贸易中心这一传大时代即将到来。
这一炫耀很快就实现了。在运河开挖前，一吨价值40美元的面粉从布法罗通过水运、陆运到达纽约，要花三个星期的时间，成本为120美元。在运河开挖后，同样的一吨面粉只需8天时间就可运到，成本只有6美元。因为经济等式发生了如此的变化，所以，用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的话来说，纽约很快就成了“一个声音，它掩盖了整个大洲的商业与金融的尖叫”，而且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新兴都市。
从1825年运河开辟，到36年后的美国国内战争爆发，这些年间，纽约发展是如此迅速，以至于它平均每年要新建差不多10公里街道。到1860年时，纽约经营着全国三分之二的进口和三分之一的出口。换言之，超过一半的美国国际贸易要通过纽约港来完成，大部分原因就在于它的地理位置，它在山脉隘口的下游150英里处。
现在，应该承认的是，如果不是房地产，从历史上来看，地理位置并不总是能说明一切问题的。从最早的时候起，纽约就是美国最富有商业头脑的城市。波士顿的清教徒、费城的教友派信徒、巴尔的摩的天主教徒建立这些城市的首要目的是出于宗教原因。但是，荷兰人建设新阿姆斯特丹完全是为了挣钱。他们是那样的忙于购买海狸皮，以至于他们14年里都没有时间来建一座教堂。
这一商业动力，大大有利于纽约的向上提升，一直到今天，还限定着纽约的特征。正如罗伯特·格林霍夫·阿尔比恩在其1939年出版的鸿篇巨作《纽约港的崛起（1815~1860）》中所指出的那样，姑且不论纽约港的地理位置，纽约商人的进取心和成功，他们在南方棉花种植者和欧洲以及新英格兰的纺织品制造商之间的经纪，是使这个港口得以发展的主要因素。
南方人认为他们是绅士农民，不愿意让庸俗的金钱污染了他们的手指。这正中纽约人下怀，他们不怕金钱污染了他们的手指，更不必说这些事了。到南方各州开始脱离联邦时，棉花交易已成了纽约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至于市长弗兰多·伍德—“这是个没有人会害怕的人，他的观点真是太低级了。”—走到市议会面前，并提议说，这个城市也应该跟着脱离联邦。
到20世纪20年代，纽约不仅仅是美国最大的港口，而且还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超过了伦敦，而且保持其统治地位达几十年之久。但是，正如历史的潮流和技术的潮流第一次使得威尼斯成了最大的城市、后又将它抛弃在身后一样，历史和技术在今天还是处于变化之中。譬如，纽约对大西洋彼岸旅客的旅行近乎垄断的地位也随着喷气式飞机的来临而消失了。更重要的是世界贸易形式的变化。太平洋上的贸易也飞速地增长，而大西洋上的贸易，也仅仅是稳定地增长。今天，西海岸与东亚国家和阿拉斯加州之间的交通，远远超过了东海岸与欧洲和非洲之间的贸易。
结果就是：在1989年时，洛杉矾—长滩成了美国最繁忙的港口，有迹象表明：其领先地位还处于增长状态。这是一个极大的讽刺。你看，纽约的建立是由于它有大海港，而洛杉矶却位于内陆20英里处，在1914年人工防波堤完工之前，还没有一个海港。尽管如此，在21世纪里，洛杉矶恰好位于正确的位置上（太平洋），而纽约却不是。
正如人们所说的，这就是地段、地段和地段啊!
第八部分：“他们发现金钱作为武器同样锋利而且更有效”伍尔沃斯的大教堂(1)
我遇见一个来自中国的旅客，
他说：有两只断落的巨大石腿
站在沙漠中……附近还半埋着
一块破碎的石雕的脸；他那皱眉，
那瘪唇，那威严中的轻蔑和冷漠，
在表明雕刻家很懂得那迄今
还留在这岩石上的情欲和愿望，
虽然早死了刻绘的手，原型的心；
在那石座上，还有这样的铭记：
“我是奥西曼德斯，众王之王。
强悍者啊，谁能和我的业绩相比！”
这就是一切了，再也没有其他。
在这巨大的荒墟四周，无边无际，
只见一片荒凉而寂寥的平沙。
雪莱《奥西曼德斯》（查良铮译）
自从人们的技术开始允许之后，有权势的人就开始在石头上寻求不朽。他们也知道，从事物的本质上讲，他们的事迹虽然重要，但是还是如同朝露，所以他们希望他们的坟墓、雕像和豪宅可以提醒这个世界能够知道他们曾有的伟大。雪莱，在他著名的神出鬼没的十四行诗中，说明了这种思想的本质性无聊，但是，这一点也没有能够阻止人们在自己的记忆中树立起丰碑。
在工业革命之前，政治和军事的征服，是通往权力的主要途径。随着蒸汽机的到来，人们追逐权力的选择工具，开始有了改变，他们展示其权力的方法也发生了变化。军事征服的机会缩小到几近于零，但是在商业中赚大钱的机会有了很大的扩展。
早在1868年时，詹姆士·戈登·班尼特在《纽约先驱报》上观察到有多少事已经改变了，而有些事物依然保持着不变。“在现代政府的形式下，随着人们的能力和智慧的提高，”他在社论中写道，“人们已不再试图用剑来进行统治了，但是，他们发现金钱作为武器同样锋利且更有效；而且，原有的对权力的渴望也未有任何的丧失，他们就试图对人们建立起金钱的独裁。”
如果工业革命所创造的财富从未达到“金钱的统治”，那当然就允许为新财富的创造者们的光荣建立起数量空前的纪念碑。建造一个合适的豪宅常常是第一步。19世纪时，纽约第五街也慢慢地蔓延开来，大厦在到处炫耀，每一座大楼比以前更雄伟、更精细，都是极好的例子（都是按着雪莱的说法，而今大部分也都消失了）。
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在他那个时代，是美国铁路的王中王，也是世界上最富有的白手起家的人。他住在华盛顿区很舒服的繁华市中心里的相对一般的房子里，并将第五街留给他的子孙们。但是，他还是不能完全拒绝使自己名垂千古的诱惑。1896年时，他为他的纽约和哈得孙河铁路公司在下曼哈顿建了一个新的货仓，他还为自己准备了巨大的纪念碑作为这个建筑物的组成部分。这只是他的一个自传而已，用10万磅铜来镌刻。这个建筑物的山墙，有30英尺高，150英尺长，上面满是对自己的描述，用了高级的浮雕，说明了范德比尔特在船舶公司和铁路公司的工作经历。这些都位于他的船队队长的中央雕像的两侧，雕像整整高12英尺，重为4吨。
即使在其揭幕之前，吃惊的《纽约先驱报》就评论说：“尽管它不如金字塔那样巨大，也不如罗德岛的巨像那样壮丽，但是，它会做到的。”（啊，范德比尔特的纪念碑，同样也遭受《奥西曼德斯》中雕像一样的命运。今天，只有中央雕像幸存了下来，放置在中央火车站的前面。）
幸亏是正常死亡，范德比尔特用铜像来表示其自尊自大的现象，在19世纪的富豪中是一个特例。除了为自已树一个塑像之外，有钱人大部分是将他们的名字与某个巨大的有用的事物联系在一起，这些事物为公众服务，也表现了它们的创造者们的虚荣心。单单纽约城就充斥着这样的东西：卡内基音乐厅、库珀联合、洛克菲勒大学、佩利公园和惠特尼&古根海姆博物馆，比比皆是。
但是，弗兰克·温菲尔德·伍尔沃斯，是他那个时代最大的商人，也像范德比尔特一样，在那个镀金时代的纪念碑建造者中也是一个例外。与范德比尔特一样，他并没有对慈善事业作出多少贡献。他也赚了很多钱，每一刻都有进账，而且他也习惯于小心地看护他的钱。他的身价为6 500万美元，如果他看到一刻钟的时间无法解释，而这会使他的钱袋有所损失，他就特别想让他的雇员加班加点。
对于伍尔沃斯来说，造一个像范德比尔特那样巨大的纪念碑还不够，或者造一个像卡内基音乐大厅那样既雄伟又有用的建筑也还不够。甚至，像纽约公众图书馆那样的既雄伟又有用又美丽的建筑物，这也还不够。
第八部分：“他们发现金钱作为武器同样锋利而且更有效”伍尔沃斯的大教堂(2)
他希望他的纪念碑要具有以上所有的特点，还要能够赚钱。这个创造了专售廉价物品的商店的人，总是想建一个能够赚钱的纪念碑，可以使他的名字一直流传下去。
伍尔沃斯的天才，就是可以看到零售业的细枝末节。在1879年时，他借了410美元，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兰开斯特开了一间店，从此开始了他的事业。他存储了“美国人常用的物品”，针头线脑、便宜的锡制炊具，这些都是火车时代到来之前小贩们走街穿巷时所到处兜售的东西。伍尔沃斯的商店里没有一件东西能超过5分镍币，所以，他立即取得了成功。到这年底，他已有了两个店面（这时他将价格上限确定为10美分，因此就称之为“5分钱—10分钱连锁店”）；到1889年时，有了12家，到1899年时，有54家。到1909年时，他拥有了238家店铺，伍尔沃斯成了美国零售业里最著名的人物。
到那时，伍尔沃斯已成了相当有钱的人，他体面地住在第五街的大厦里，可是他却还不满足。尽管他的名字就是价值与效用，当然，不可避免地，也与便宜联系在一起，所以伍尔沃斯对此很是敏感。在1905年时，伍尔沃斯将公司移到了纽约豪华的新办公室里，他非常高兴“5分钱—10分钱的生意，不再是叫卖小贩的勾当了”。但是，这些办公室是租来的，也不属于公司。伍尔沃斯想要他自己的大楼，一个真正的大楼，可以向全世界展示他—伍尔沃斯的荣耀。
尽管他认为伦敦的国会大厦是全世界最美丽的建筑，他也希望自己的大楼是一个哥特式的建筑，但是，他同时还希望他的建筑物是一个幢摩天大楼。
在19世纪末时，出现了钢结构和电梯这两种技术，从而也使摩天大楼的建造成为可能。砖瓦房最多不能超过10层，因为墙体的厚度不足以支持那么大的高度。但是钢材可以高耸入云。1889年时又出现了电梯，这也使得无限制的垂直运输成为可能，纽约、芝加哥以及其他地方的建造业就开始建造这样的建筑了。
到20世纪初，每隔几年，就出现一个新的“世界最高建筑”，1903年时，“空中轮廓线”这个单词也进入了英语中。到1909年时，世界上最高的建筑物是纽约麦迪逊区的都市生活塔，高为700英尺，造型取材于威尼斯的圣马克钟塔。
伍尔沃斯开始在百老汇购买土地，贯穿了城市大厅公园的南端，他雇佣了建筑师卡斯·吉尔伯特，他在西六十街所设计的60层的哥特式建筑，伍尔沃斯很欣赏。但是，在吉尔伯特的鼓动之下，伍尔沃斯的想法开始膨胀了。这个建筑师派出了调查人员去调查都市生活塔究竟有多高，然后又告诉他的雇主，伍尔沃斯大楼这座世界上最高的大楼必须有多高。伍尔沃斯很清楚广告的价值，很快也就同意了这一想法。吉尔伯特最后设计了一个792英尺的高楼。这座大楼在1913年完工，这一高度记录一直保持了整整17年，直到1930年的克莱斯勒大楼超过了它。
伍尔沃斯对零售业非常了解，但是对建造摩天大楼这件事却是一无所知，他紧紧地监督着每一件事，与吉尔伯特和承包商刘易斯·霍罗威茨的关系搞得很僵。有一次，他想知道为什么工程项目上的“任命一个接线员”的某些人，要付每天2.5美元的工资。他甚至还建议说，既然吉尔伯特和声望很高的霍罗威茨有幸与这幢声望很高的大楼联系在一起，那么，他们就应该削减其佣金（不用说，他们并没有这样做）。
伍尔沃斯对成本控制特别感兴趣，因为这是个人所有的大楼，想将其中的房子租给伍尔沃斯公司、欧文国家银行及其他的公司。而且，他还是用现金支付整个项目的开支，总值为1 350万美元。这幢大楼—是纽约摩天大楼中独一无二的—从未使用抵押贷款。但是，像伍尔沃斯总是小心地看护着他的钢蹦儿一样，他也不怕花必要的钱以获得高质量。
伍尔沃斯确实获得了高质量。在他的大楼完工之后，他就马上到处宣称这是一个杰作，他很满意。吉尔伯特追随着路易斯·萨利的指引，即：摩天大楼应该是一个“值得骄傲的、迅速发展的事物”，而蒙哥马利·斯凯勒，作为他那个时代的主要建筑学评论家，也赞叹不已。“它是怎样地裂开了苍天啊，当它在正午闪闪发光时，就如同天宫上的一道光环，”他写道，“当它如同模糊的鬼影、如破晓的光线或拂晓的薄雾一般迫近人们时，是多么地让人难忘啊。”
从此，再也没有人说模棱两可的话。今天的主要建筑学评论家保罗·戈德伯格，说伍尔沃斯大楼“具有莫扎特式的质量，这样一个坚固且自信的建筑物，有着光辉、优雅的质感”。现在，它是纽约城的里程碑，每一个纽约人都希望奥西曼德斯的诅咒永远地放过伍尔沃斯大楼。
同样地，当他的建筑物马上成了世界著名建筑，并成了纽约城最重要的旅游点，出现在无数的海报中时，伍尔沃斯一定也很高兴。一年有20万人来参观这个大楼，并付钱从观光层上望。（现在，它排在纽约最高建筑的第十四名，其观光层已经关闭了很多年。）
但是，我猜想使伍尔沃斯最感快乐的应该是这座“商业的大教堂”，既雄伟又有用且美丽，马上就为他的投资带回了6%的回报，这是一个很不错的固定回报。
第八部分：“他们发现金钱作为武器同样锋利而且更有效”意外的结果(1)
无论在何处，意外结果的定律，都不如人为法律的结果那样明显。消灭罪恶的朗姆洒的禁令，被认为是可以减轻贫穷和疾病的，可是却又产生的阿芳斯·卡蓬。再近一些，环境法常常服务于那些并不是关心环境问题而只是关心自家后院建了些什么的人。
在早期的《环境法》中，有分区法律，这种法律长期以来就是由那些追求自身利益的人所推动实行的。譬如，在20世纪70年代，纽约成立了一家限制严格的私人俱乐部，利用分区法，一点也不夸张，像一个神奇的炼丹炉，将俱乐部会所房顶上的那一片稀薄的空气变成了500万美元。
分区法本身就是因为钢结构和电梯（这二者第一次出现在19世纪80年代）的意外结果而产生的。在那时，楼层最多不超过6层或7层，而现在，建筑物可以达到任意的高度。
在1915年时，百老汇120号的平等大楼正好建在华尔街的北面。建平等大楼是为了利润最大化，目的很明确简单。这幢大楼填满了整个街区，从建筑线以上，它笔直而起，直达40层。自然地，马上就引来了一片抗议声，说如果这样的建筑物越来越多的话，纽约的街道将会变成一道再也没有阳光的峡谷。因此，在1916年时，就产生了第一部分区法，毫无疑问，这是要使曼哈顿成为更适合居住的地方，而不是变成想像中的峡谷。
几年后，纽约的区划越来越精细了。大型建筑物的建设需要与市里谈判，要对公众的舒适进行补偿，如小型的公园，或地道入口。毗邻的层数少而没有电梯的建筑物，可以出售它们的“空气权”，这样，才有可能建设更高层的建筑。建设方案不仅要市政当局方面的批准，还要得到当地社区委员会的同意。
当然，所有这一切，都只能使本来就充满着风险的行业更为复杂。房地产，特别是处于大城市的密集商业中心的房地产开发，可能比其他的行业更受制于商业周期的反复无常的行为，因为订货至交货的时间，即从大量资本处于风险状态之中的时候，到收入开始从房客那里回流的时候，可能需要好几年的时间。
大片的建筑用地常常是几十块小地方拼凑起来的。老的房屋要搬迁。计划书、许可证、特别许可弃权证书以及特殊立法，都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法律诉讼，有时可能还有很多的法律诉讼，必须要处理。实际的施工时间可以用一年或一年多的时间完成。在每一个阶段，都需要越来越多的资本进入。但是，在整个项目完成之前，是没有任何收入的。
因此，第一流的城市房地产，可不是业余人员或弱智者的游戏。而这恰是费希尔兄弟公司所犯的错。这是纽约的一家大型房地产公司，在20世纪70年代，它想在拉奇特网球俱乐部的公园街俱乐部会所的后面建一座新写字楼，它还以为它可以处理好这件事。
拉奇特网球俱乐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75年。从其开业之时起，这个俱乐部的会员是由原纽约社会的具有更多运动头脑的男性成员所组成的。它的俱乐部会所，是意大利文艺复兴式的雄伟壮丽的建筑，由麦金、米德和怀特公司设计，1918年建造于公园街和五十二街。这个使人愉快的环境有客房、餐厅，还有舒适的洒吧，在洒吧里人们可以玩非常严格的西洋双陆棋以获得赌金，还有各种各样的室内拍球戏球场，包括一种6人左右一组的场内网球的球场。（这种游戏有些像壁球，而它最好的地方就是你只需要将球拿起来，你就自动进入了全国的前100名。）
在兴建这个俱乐部时，位于中央车站北面的公园街与那些有钱人（更准确地说，是将来会加入该俱乐部的人）的公寓房离得很近。到20世纪60年代时，公园街的这一地块发生了改变，古老的公寓建筑已经让路给那些高耸的写字楼了。
除了会员的影响之外，到20世纪70年代时，俱乐部的财政出现了困难，大部分原因在于对它的主要房地产的税负巨幅增大了。如果它还想保留在老地方，就需要筹集到资金。拉奇特网球俱乐部认为它从费希尔兄弟公司的项目上看到了希望。
费希尔兄弟公司为这块土地付了2 200万美元，这是东区50块土地中的最后的一块较大的土地。但是，这个公司也有个问题。尽管大部分规划中的建筑可以越过拉奇特网球俱乐部的顶部对公园街有很好的视角，但是，它没有公园街的门牌号。如何以最高的价格将之租出去，这就是个本质的问题，因为纽约的街边住址并不具有与街道门牌号同样的优良标志。费希尔兄弟公司需要拉奇特网球俱乐部的门牌，准备把它租下来。
在很多生意中，既然两方都有这个需要，那就会很快达成协议。但是，这可是在纽约，从严格的意义上说，这可是发明硬式棒球（hardball，还可译为“无情的手段”）的地方。在1973年和1974年都开了会，但是，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因为俱乐部希望订立一个调整条款以保护自己不受到通货膨胀的危害，费希尔兄弟公司在这一点上不肯让步。
后来，纽约城发生了金融危机，房地产市场崩溃了。在后来的三年中，费希尔兄弟公司的这块地方—放在这块用2 200万美元贷款购买的土地上的测量仪器也移走了—一直没有开发。然而，到1997年时，形势开始看好了。
第八部分：“他们发现金钱作为武器同样锋利而且更有效”意外的结果(2)
费希尔兄弟公司又回到了拉奇特网球俱乐部，并提出一个协议。如果它可以在俱乐部上空建一个拱顶到达它的建筑物，那么，它就获得了这个宝贵的公园街门牌号，它可以为此特权而每年支付给俱乐部30万美元。但是，俱乐部却拒绝了。它坚持俱乐部的建筑必须保持完整，而且还坚持其空气权必须是任一合约的组成部分。
所以，费希尔兄弟公司愿意为其出入口和空气权以及通货膨胀的一般性调整条款而支付60万美元。俱乐部认为调整条款，冷静地看，应该从每年120万美元开始。费希尔兄弟公司断然拒绝了。然而，俱乐部却自信自己处在猫鹊的位置上。
但是，事实却不是这样的。毕竟，费希尔兄弟公司并没有成为成功企业，它也不知道如何获得市政府的权力的门路。一开始，它去找曼哈顿行政区的主席安德鲁·斯坦（费希尔兄弟公司经常是他竞选时的捐赠人）并请求他为这一块地批一个门牌号。在发布这一声明的时候，42个东五十二街成了一个公园街广场，这样，拉奇特网球俱乐部的特权门牌号的市场价值就不再存在了。
接着，费希尔兄弟公司雇佣了斯奇特莫、欧文斯、梅里尔公司，一家主要的建筑公司，来重新设计其建筑物。他们要求建筑师们设计出第一流的建筑，要有足够的公众设施，使地面的价值等于拉奇特网球俱乐部要求的空气权价值。
建筑师们设计了一个公众“风雨商业街廊”，直穿过五十二街到达五十三街，走廊的高度高于平地60英尺。并非巧合，60英尺，正好是拉奇特网球俱乐部的高度。这就说明：费希尔兄弟公司所有的可出租的楼层都可以看到公园街，这样就可以索要高额租金。而且，风雨商业街廊也向公众开放，甚至还设有公众休息房—这在曼哈顿中心是很少见的—这样，因为建造很大的建筑，也使得这笔钱合理起来。
费希尔兄弟公司平静地与市政当局谈判，以获得它对该方案的支持。1978年，当达成这一协议时，拉奇特网球俱乐部才知道，费希尔兄弟公司不仅会在它的隔壁，而且，俱乐部还被排除在局外。
看上去，这就像是一个游戏，一个为费希尔兄弟公司制定规则并让它参与比赛的游戏。但是，并不尽然。结果是拉奇特网球俱乐部的一些会员参与房地产游戏的水平和其他一些会员玩带赌金的西洋双陆棋的水平一样好。
仅仅三周后，《纽约时报》的头条新闻就给费希尔兄弟公司从头到脚泼了一盆冷水，题为“拉奇特网球俱乐部上将建旅馆”。这个旅馆将利用俱乐部后的小巷作为出入口，并且不碰到俱乐部。但是，它将提高475英尺，正好到达费希尔兄弟公司的第四层楼面。那时，费希尔兄弟公司的房客将根本看不到西格拉姆大楼的美丽景象，也看不到圣巴塞洛缪教堂以及纽约东面的其他壮丽建筑，而只能看到几英尺外的一堵砖墙。
费希尔兄弟公司已经花费了数百万美元去买地，又在审批过程花了数百万美元去设计和看护这幢大楼，而大楼的建造实际成本为8 200万美元。拉奇特网球俱乐部威胁着它的生存。
但是，它可以建吗?法律上讲，答案是肯定的。拟建大楼的设计严格符合分区法，“按它的权利”，可以实施施工而不需与市政当局进行协商。到那时，拉奇特网球俱乐部就不是纽约城的标志了（但它当时还是）。
但是，拉奇特网球俱乐部是否有钱、有专家来建一个旅馆呢?同样，答案也是肯定的。洲际酒店，不仅仅是大型酒店的所有者，而且还是这些酒店的建造者，宣称它认为这一方案可行，而且还与俱乐部一起工作来更新设计。经纪人们找来成堆的借贷者来为其建造融资。结构工程师想出了办法使酒店的支撑结构穿过俱乐部会所而不碰到其主要房屋。
费希尔兄弟公司确信这个计划只不过是无理的讨价。然而，现在时间已经很紧了。它在6月9日时收到了最后一笔工程款。这个节骨眼上，再拖延工程施工，就意味着每一天要有数千美元的额外的利息支付，而这些钱都只能来自于它潜在的利润。
另外，它已找到一个大客户，同意拿下30万平方英尺的空间，并要求在1980年可以入住。当然，同时要求费希尔兄弟公司保证他不要看到那堵墙。
当费希尔兄弟公司没有在法律一生效就开工时，拉奇特网球俱乐部就怀疑它受到了某个公司的追逼。俱乐部是正确的。当尘埃落定时，费希尔兄弟公司为俱乐部会所上空的空气支付了500万美元。
第九部分：“上帝造了什么”自然垄断的经济
摩尔斯在他最终完善电报的时候，已是50岁了，但是，毕竟在他的有生之年，他看到了这个世界因为他的天才而改造了。1844年5月24日，摩尔斯在国会大厦里向远在巴尔的摩的威尔发了一个信号：“上帝造了什么！”威尔精确地复述出了这个信息。摩尔斯的成功对世界所造成的影响，正是电。在第一个信号成功发送后的10年里，美国总共铺设了23万英里的电线。
1881年，哈伯德买下了西部电气公司来为贝尔公司及其子公司生产电话设备，在1885年，他组建了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第一个长途电话服务，是在波士顿与纽约之间，于1884年开始。1918年，美国政府接管了AT&T, 意在控制费率，但随着一战的结束，费率却仍然在增加，公众对政府接管的支持烟消云散，AT&T仅仅在被接管一年多以后就归还给了所有者。
正是因为爱迪生，一个世纪的声音和音乐也可以永远地与我们相伴在一起，但是，当一项技术只是把其推向完美的极至，而不考虑大众的需求，那么这项技术也只能是一队不经济的天鹅，残留在人们关于浪漫的记忆里，Selecta Vision 就是最好的例证。
就是在最资本主义的国家，总还是存在称为自然垄断的经济，常常需要大型投资才能产生竞争，而这将使成本高于可能的收入。北美的长途通讯市场，迟至20世纪80年代，还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然垄断。然而由于微波传播技术的发展，现在它已成为激烈竞争的行业。20年前，AT&T犯了两个小错误，而正是这两个小错误结束了它的垄断。
电视节目辛迪加只是出售一部电视节目的播放权，但这却造就了一个巨大的市场，杰尔·塞因菲尔德光从电视节目辛迪加的销售中，就获得了22.5亿美元的净收入，电视节目辛迪加的想法来自于德西·阿纳兹，阿纳兹的表演天赋使《我爱露西》成为第一部大型的情景喜剧，但他的商业天赋却使阿纳兹家族变得异常富有。
第九部分：“上帝造了什么”未来的技术(1)
1927年5月，一个秘书冲进她老板的办公室，高叫道：“他成功了！他成功了！林德伯格（美国飞行员，首次单独飞越大西洋）在巴黎着陆了！”
而她的老板却显得无动于衷。
“你知道吗?”她问道，“林德伯格完全是自己飞过了大西洋。”
“单单一个人，是可以做成任何一件事的,”老板平静地回答道，“哪一天当一个委员会飞越了大西洋，请你告诉我。”
这个故事当然是编造出来的，但是，它说明了人类的一个基本现象：天才—这一融合了洞察力、忠诚、果断以及青春的奇迹，它仅仅存在于“个人”身上。
尽管最新的说法还有很多，但这也说明为什么政府在培育新技术方面总是没有做好：因为政府只是一个庞大的委员会而已。政府总是没完没了被矛盾和私己力量又拉又拽，所以，它自然就会倾向于区分分歧。因为醉心于权力，所以政府就愿意做那些应该会有结果的事。因为害怕在不切实际的项目上浪费公众的钱，政府必须依赖于高级专家，而这些专家又具有思维定式，这是太平常的事了。
结果就是出现了大量的模糊不清的声明、毫无出路的政府项目，以及无穷多错过的机会。“太空探索绝对是胡说。”理查德·伍利爵士是英国皇家宇航员，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距第一次登月也只有短短的13年。卡特政府花费了数十亿的美元来开发毫无指望的不经济的合成燃料。莱特兄弟不得不去充满好战思想的欧洲寻求支持，因为美国政府看不到飞机的潜力。
即使是那些创造了技术突破的天才本人，也常常不能预见到他们的这些创造在将来会起什么样的作用。就像其他人一样，他们也太深地沉浸于他们所知的那个世界。詹姆士·瓦特也没能认识他的那个旋转的蒸汽机会带来一个全新的文明。亨利·福特仅仅是想让人们摆脱马匹的专制，他并不知道他正创造着一个深刻的变化社会的工具。
或者，我们来看看塞缪尔·F·B·摩尔斯。摩尔斯认为他的电报将只限于政府来传送万分紧急的信息。毕竟，在所有早期的希望解决长途联系的尝试中，这是一个已被采用的方法。实际上，尽管他最终完善电报的时候，已是50岁了，但是，在他的有生之年，他还是看到了这个世界因为他的天才而被改造了。
1791年，摩尔斯出生于新英格兰一个高贵的家庭，他接受了绘画训练，在这个专业上，他花费了大量不恰当的时光。他具有肖像画方面的天才，但是，正如许多失败的画家一样，他低估了自己的长处，而雄心勃勃地想画大型寓言油画，这是他所认为的“重要”的一类画—却大多是徒劳无功—因为，在这方面，他与乱涂乱画没有什么区别。因为他有很多时间，又由于他不需要做事，所以，他涉猎了很多想法。
1832年，他从欧洲返回时，在船上与查尔斯·托马斯·杰克逊进行了交谈，杰克逊在欧洲从事电的研究，在那个时候，他有了基本的远见。“如果电的存在可以在环路的任一部分可见，”他说，“我看，人们就没有理由不能用电来即时传输
知识。”
摩尔斯可能已经想到了他的很多想法与杰克逊别无二致。实际上，根本没有相同之处。他需要整整12年的决心和忠诚来完善他的系统，在这一过程中，他得到其他人的很多帮助。
长距离的信息传输问题，如同帝国一样久远。波斯人和印加人在国道上开发了精细的信使系统以使信息集中起来。伊丽莎白一世的政府在英格兰南部组织了一系列的篝火，这样，如果海峡上出现了西班牙“无敌舰队”，那么，这个消息就会很快传到伦敦。但是，就在摩尔斯出生前的10年里，就已设计了一个长距离信息网络，由于造价太高，只有政府才能承担得起它的费用。
从1974年克劳德·蔡普就开始在巴黎与一些像布列斯特（法国城市）海军基地的重要军事基地之间建立了一套臂板信号机站点。信号机装有一个桅杆和插有旗帜的可动手臂。每隔5~10里就设一个站点，每个站由四到五个人操作，在法兰西的土地上，它们就像一群童子军巨人在挥动手臂相互致意。利用臂板信号机，消息可以每天几百公里的速度传送，这比当时的其他方法都要快得多。
当然，除了费用之外，这个系统还有很多不利之处。如果天气不好或者黑夜来临，这个系统就没有用了。而且，因为每个消息都必须无穷次地拷贝和重复，所以传输的失误率极高。因此，人们还在继续寻找其他方法来快速地传送信息，并且开始将重心移到了18世纪新奇的科学大发现上，这就是“电”。
第九部分：“上帝造了什么”未来的技术(2)
电，作为一个独立的现象，首次为人们所认识，是在17世纪，但是直到1747年，威廉·沃森演示了在金属线上可以传送电，而且，它可以造成一定距离外的动作。在以后的10年中，本杰明·富兰克林在晚餐宴请时，从斯古吉尔河利用电线传送了一个电火花，点燃了酒精溶液，使宾客大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