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8世纪70年代，有些人已经开始思考也许可以用电线中的电流来传送信息。1774年时，第一个真正的系统在日内瓦建立了，每一根电线都代表着字母表中的一个字母。电流可以使髓质球带上静电，髓质球又会吸引铃铛，使其发声。字母钟琴确实可以勉强工作，但是，这实在不是一个实用的系统。
只有在19世纪的第一个10年里发明了电磁石及更好的电池之后，电报才真正地变为可能。有助于这两项发明的人是约瑟夫·亨利，他先是普林斯顿的教授，后成为史密森学会的第一任会长。当摩尔斯开始来问他请教时，他慷慨地将这一知识告诉了摩尔斯。
而且，亨利还将摩尔斯带到了这个难题的最后阶段。即使最好的绝缘线路，电也会有所损失，这就限制了信息可以传输的距离。但是，亨利建议使用继电器，这是一个电磁装置，它可以恢复信号，并可以使之以满负荷重新产生。
摩尔斯在纽约大学的一间房子里组装了一个模型。它包括电池、绕满了整个房间的1 700英尺的电线，而且，在电线的每一端，都有一个电磁石和一个电报开关负责电路的开合，当操作者在这一端将开关合上，就接通了电路，电流就可以沿电线流动，并激活另一端的磁铁，从而使另一个开关关闭。
就是在这里，组成摩尔斯电报系统的部分摩尔斯电报机已经成型了，这就是他了不起的高效电码。摩尔斯将点和线模式赋予每一个字母、数字和标点符号。可能，这个电码令人印象最深刻的地方在于摩尔斯分析英文字母的使用频率，并将最短的模式赋予了最常用的单词。摩尔斯花费了很多时间来设计自动记录信号的装置，这种方法可以使电具有“可见性”，但是，他很快就认识到：这个电码是太简单，也太容易了，以至于受过训练的报务员可以很容易地用耳朵翻译出来，并直接把它写下来。
尽管摩尔斯模型极其粗陋，但是，这已足够吸引两个合伙人了，一个是纽约大学的教授伦纳德·盖尔，他弥补了摩尔斯技术上的缺陷；另一个是天才技工阿尔弗雷德·威尔，他的父亲在纽约拥有一家成功的铁工厂。威尔家族使在华盛顿显示的模型更加精细而复杂。
向未来传递钥匙的政府，表现出特有的平淡，而且也没有提供资金来支持这个真正长距离的演示。为了能从国会获得资金，他们又加入了第四个合伙人，显然，最方便的就是一个国会议员，他就是F·O·J·史密斯，他与福克·史密斯关系很好，福克·史密斯是商务委员会的主席，并没有让利益的冲突阻碍这一进程，花了很大力气，才拨款3万美元，铺设了一条从巴尔的摩到华盛顿的试验线路。但是，在以后的6年中，他与同僚们的关系相处得不好（因为，无疑地，很多人在自己关心的利益上与他是有冲突的）。
最后，在1843年，尽管在国会里有很多粗俗的笑话和藐视的评论，史密斯在最后活动的疯狂时刻签署了拨款。他迅速地给了他自己一个施工合同，而且做得一团糟，在以次充好的电线上整整浪费了2.3万美元，还想把这些电线埋到地下去。
他们在工程的收尾时刻，将电线穿在电线杆上，1844年5月24日，摩尔斯在国会大厦里，向远在巴尔的摩的威尔发了一个信号：“上帝造了什么!”威尔精确地复述出了这个信息。
摩尔斯的成功对世界所造成的影响，正是电。在第一个信号成功发送后的10年里，美国总共铺设了2.3万英里的电线，每一年都要增加数千英里的电线。到1872年摩尔斯逝世时，电报已经可以从加利福尼亚通到印度。正是由于电报的出现，铁路也就可以以相当高的速度和比较低的成本来安全地运行。商人可以在全国性的市场操作，具有更大的规模经济。很多地方性股票交易所可以围绕在华尔街的周围融合起来，成为可以与伦敦交易所相匹敌的交易所。报纸的读者几乎可以在事件发生的同时看到即时性的新闻。由于塞缪尔·摩尔斯的存在，这个世界缩小了好几个数量级。当然，摩尔斯并没有完成预见到所有的这一切。实际上，在其成功之后不久，摩尔斯及其合伙人就请求将这个所有权卖给政府，要价仅仅为10万美元。值得他们庆幸的是，政府比他们更近视，断然地拒绝了他们。
这是一个奇怪的讽刺。30年后，就在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成功地演示了他的电话的时候，他同样也没有捕捉住电话的巨大潜力。他同样想将他的所有权卖一个好价钱，也是10万美元。但是，他并没有向政府提供这个权利，他找到了西部联合公司，这样，他就可以主宰电话业务了。
西部联合公司断然拒绝了。
第九部分：“上帝造了什么”远近运费均一化(1)
在研究历史时，历史学家经常会用某一特殊的名词来说明在那一时刻发生了某一件事，公众的意识也发生了改变。譬如，尽管学者们可以将现代世界经济的诞生一直追溯到18世纪中期，其时机器和工厂系统开始使英国纺织业发生了改变，正是在1848年，铁路和电报以及—在欧洲—政治剧变席卷而来，彻底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这就创造了一个名词：工业革命。
然而，最近我在英语里偶然遇到了一个消失了的名词，它的消失意味深长，它无声地说明美国在经济政策上的政治论辩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个词就是“远近运费均一化”。今天，人们即使不能准确地知道它的含义，但是却也可能会使信奉自由市场的人的脊梁骨不由得战栗起来。然而，在20世纪的20年代，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就意味着“进步”。
在20世纪90年代，国会投票通过了对有关通讯的联邦法律的彻底改变，希望可以保证地方电话公司、长途电信公司、有线电视特许经销商及其他公司的最大化的竞争可能。在这个方向上的长期趋势早已产生了许多成果。1980年，美国有2亿个越洋电话。而仅仅17年之后，也就是从开始放开长途电话的竞争并促使价格急剧下降的时候算起的第13个年头，越洋电话的数量已经猛增到42亿次。
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人们的争论并不在于如何在通讯业上培育竞争，那时的通讯业为少数几个巨头（有名的如AT&T和西部联合）所主宰。相反，当时所争论的话题是要不要将所有的电信公司放到邮电局下来加以控制，从而消灭所存在的微弱的竞争。有这么不光彩的短短几年，这种情况确实还是存在的。
今天，电话业处于一个彻底改造自身的过程中。然而，在19世纪的后期，它却存在一个相当困难的问题：首先要将它创造出来。有一个人，名叫西奥多·N·威尔，他创造了洲际电话系统，这是一件好事，他所设计的这种形式延续了100年，由于它所提供服务独特的质量，使之避免了远近运费均一化。
就在1876年产生了这一工作模式之后的又一年，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和几个合伙人，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在这一年里成为他岳父的加德纳·格林·哈伯德，成立了贝尔电话公司，公司设在马萨诸塞州。1878年时，他雇佣了威尔做总经理。威尔于1845年生于俄亥俄州教友派信徒的家庭。他后来为电话公司工作，再后来就从事铁路邮件服务，在那儿，他很快就显示了组织的才华，彻底地提高了它的操作和邮件路由系统。
1873年，他被带到华盛顿，其时他才28岁，身份是铁路邮件服务总监的助理，3年后，他就被任命为总监。加德纳·格林·哈伯德后来就雇佣他来负责贝尔电话公司的日常运营。
从一开始起，电话就被证明是资本密集型的商业，在那一年，贝尔和他的合伙人卖出了一些控股权给波士顿的一群金融家，以获得更多的资金。因为资本有限，威尔一开始就在当地进行无数的特许交易，每部电话一年征收20美元的费用，这样就以最小的成本而获得了快速的扩张。然而，当资本可以获得时，公司就开始了所有权交易，这些交易对象扩展为更大的、更有效率的、地区性的经济实体。
1881年，哈伯德买下了西部电气公司来为贝尔公司及其子公司生产电话设备。最后，在1885年，他组建了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作为贝尔公司的一个子公司，通过它用长途服务将各个操作不同的公司捆绑在一起。（1899年，由于马萨诸塞州的公司法越来越严格，所以在一次机敏的规避行动中，贝尔公司成了注册在纽约的AT&T的子公司。）
第一个长途电话服务，是在波士顿与纽约之间，于1884年开始。第二年在纽约与费城之间铺设了几条电话线。到1892年，AT&T的长途电话已经可以到达芝加哥了。值得注目的是，AT&T所控制的地方运营公司被迫与其他运营的公司直接接通。它们不得不利用AT&T的设备。
到这时为止，贝尔系统控制了最大的当地运营公司和正处于扩张状态的长途系统，是新生的美国电话业的主宰者。但是，就在它渐渐成为一个垄断者的时候，它越来越需要更多的资本以扩张其系统（美国现在运营的电话数量几近于19世纪80年代的5倍），这也迫使它变得更有效率，以使其所需要的资本最小化，而且能在市场上出售更多的股票和债券。
然而，控制公司的波士顿金融家首先感兴趣的是现时的利润，而不是长期的增长。威尔是一个真正的幻想家，却想从扩张和系统提升中重新获得利润。1887年他辞去了总裁的职位以示抗议。
第九部分：“上帝造了什么”远近运费均一化(2)
到20世纪之初时，AT&T拥有的资产为120亿美元，而所有的独立电话公司的资产加起来也不过只有5 500万美元。但是，在电话开始从奢侈品转化为生活必需品的时候，这些独立公司却进行着迅速的扩张。要应对这些新的竞争者，AT&T就被迫降低话费，而且更以顾客为中心。但它在其他的一些方面却还是表现得像一个垄断者。它拒绝其他的独立公司接入，所以，这些公司就不能经营长途电话业务。结果就是，在一个城市有两个电话公司，一个是AT&T，另一个是独立电话公司。渐渐地，贝尔系统利用其在长途电话业务上的垄断权作为一个控制杆，来强行接管这些独立公司。
但是，这种迅速的扩张使得公司的财务变得过分紧张，而且，它还要发行质量增长的股票和债券。J·P·摩根成了这些证券的最大买主，到1907年时，它终于从波士顿金融家们手上取得了公司的控制权。摩根也像威尔一样，是一个幻想家，立即要求威尔回来做总裁，这是威尔20年后再次回到这个总裁位置上。
AT&T到那个时候已经拥有了300万门电话，但是，公司的财务却处于可怕的形势，其公众形象也是如此—这是由于它的服务很差，还有其专横的态度。公司的士气很低落。威尔建立了一个全国性的第一流通讯系统，以着手纠正这些问题。
他将证券打折提供给股东，以获得更多的资本，在以后的几十年中，贝尔系统扩张了30倍，这一技巧一次又一次地使用。他极大地增加了研究开发上的费用，从而为贝尔实验室1925年的成立指明了道路。他要求所有的雇员要待人有礼，这是美国人在与国有电话公司打交道时从未想到过的。
在摩根的帮助下，他也开始着手控制这个国家的电信业，买下了西部联合30%的资产，同时还继续买断独立电话公司。他常常利用摩根在华尔街的影响，在他们让步时，挤逼他们的信用。
但是，反垄断的压力，特别是威尔逊政府上台后，就迫使威尔退却了。1913年，摩根逝世后，他卖出了西部联合，而且还第一次允许其他的独立电话公司接入其长途电话设备。
尽管威尔开始让AT&T发生改变，而且其技术还在提高，但反垄断的压力还在继续。在这个特殊时刻，人们越来越感到这样一个半垄断的私人公司应该转化为一个完全公共化的公司，由邮电局来运行。在威尔逊内阁中，这一个观点的主要鼓吹者，自然就是艾伯特·西德尼·倍尼森，他是邮政总局局长。他开始说服国会授权他接管这个公司。
一些自由派国会议员也同意这一做法，著名的有马里兰的戴维·J·刘易斯，他正式地呼吁要实行“电话和电报的远近运费均一化”。这自然使得AT&T的证券价格急剧下降，但是，威尔在其1913年的年报中，建议他的股东“安然不动”。威尔承认AT&T实际上是一个垄断者，但是，他同时还指出，左派的逻辑从来就没有理解这一点，即“所有的垄断者都应被管制。政府所有权就是一个未加管制的垄断”。
在美国进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从而改变一切事物之前，政府的接管还不具有严重的可能性。在这一年，铁路公司在12月被政府临时接管，而且，国会听证会在1918年的7月召开，考虑对电信进行同样的接管。也详细地听取了主张“远近运费均一化”的邮政总局局长倍尼森的意见；AT&T没有被邀请去作证。两院的解决方案很容易就通过了，威尔逊政府很快就接管了“每一个电报和电话系统，即包括在美国的权限内的每一个部分，因此，它包括所有的设备及其附属物”。
在实际操作中，邮政局实际上雇用了AT&T来运行其业务，而只是由邮政局来规定其费率。但是，一旦AT&T要求更改费率，邮政局也就简单地予以批准。这样，其费率立即就急剧地上升了，而政府当初的意图是想通过政府的控制来降低费率的。而且，除了费率的提高之外，政府开始收取服务接入费，而这是AT&T从未做过的。
因为费率的增加，以及随着战争的结束，公众对政府永久接管的支持也就烟消云散了。AT&T（以及其他电信公司）仅仅在被接管一年多后就归还给了原有的所有者。其结果就是，继续享有世界上最好的且最便宜的电话服务。
第九部分：“上帝造了什么”科技的失败(1)
1979年，美国无线电公司宣布它开发了一种叫做“Selecta Vision”的东西，这是利用托马斯·爱迪生用于记录声音的基本技术，而现在可以接通电视机，也可能制造图像。毫无疑问，爱迪生将会喜欢这种东西，而公众却不喜欢。
Selecta Vision在1981年投入市场，紧接着录像机就出现了，既然人们可以买一台既可回放又可录像且价格还是一样的机器，那么，就没有什么理由去买一台只能回放而不能录像的机器了。1983年，美国无线电公司只卖出了25万台Selecta Vision，而美国无线电公司和其他公司却卖出了400万台录像机。第二年，美国无线电公司取消了这个项目，在这个“曼哈顿项目”上损失了57.5万美元。
当然，没有人说美国无线电公司不是制造了一个炸弹。
Selecta Vision代表了历史悠久的一项技术的结束，这一项技术起源于102年以前，即1877年，它是突然一下子闯进了托马斯·阿尔瓦·爱迪生的脑海里。他的一个助手造了一个小玩意儿，一个带凹槽的金属柱沿装有曲柄的轴旋转并自由地移动。在其两面有膜片，每一片膜片的中央有一根唱针与金属柱的凹槽相接触。他的助手是一个德国移民，名叫约翰·克鲁西，问爱迪生怎么看他的这个小发明。“我告诉他我将用它来记录人们的声音，”爱迪生回忆道，“然后，让它回放出来。他认为这是很荒谬的。”
爱迪生用锡纸把这个金属柱包起来，将唱针放在凹槽里，转动曲柄，然后对着膜片大叫道：“玛丽有一个小羔羊，羊毛洁白如白雪。”然后，他将另一个唱针放到凹槽的开始，再一次转动金属柱。因为爱迪生小时候开始就半聋了，所以他什么也没有听到，以为实验失败了。但是，其他人却听到了。尽管声音很微弱，但是却准确无误地回放出爱迪生的原声。
“苍天在上。”爱迪生的助手说道。
捕捉住声音并为后代子孙留下自己的声音，这种想法早在19世纪30年代就出现了，当时，光是第一次被人捕捉到了，可以用照片将之保留下来。但是，直到40年后，爱迪生才发现了这个实用的方法，简单而意义深远。
爱迪生声音的声波使得膜片的薄膜和与之相触的唱针振动。当它沿金属柱上的凹槽运动时，振动的唱针在锡纸上刻下高低不平的图纹。在回放时，这些图纹就使得唱针和膜片开始振动，复制出原来的声波。
爱迪生这个发明家立即看到它潜在的商业用途，因为他认识到“音乐也可以铭刻下来”。“我发明过很多机器，”他对纽约的一个新闻记者说，“但是，这才是我的宝贝，我期盼着它能长成一个大小伙子，并支撑我度过晚年。”爱迪生是对的。在大量的精心制作之后，它的这个念头成了20世纪的一个大工业的基础。
爱迪生的机器立即造成了轰动。卢瑟福·B·海斯总统在一次白宫的深夜演示会上，对此深为震动，因而坚持要他的夫人起床来自己亲眼看一看。但是，尽管它造成了轰动，却还只是一个小玩意儿。又过了10年，爱迪生的发明才成了可行的商业产品。
1885年，C·A·贝尔和查尔斯·萨姆纳·泰恩勒发现，蜡作为记录声波的介质，比锡纸要好得多。在这个10年中，埃米尔·伯林纳第一次使用带有螺纹的平面圆碟，取代了带有螺纹的金属柱。大约在1900年时，侧音唱片的唱针来回振动而不是爱迪生的上下振动，也开始使用了，并极大地提高了逼真度。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78转/分的唱片完全取代了金属柱，每一面可以播放四分半钟的音乐。
就在这个时候，李·迪·福斯特也发明了电子放大器。20世纪20年代，电子技术开始取代声学录音和声重放。1948年，长时间唱片使得它可以播放30分钟的不间断音乐，1958年，立体声系统也引入进来。使用爱迪生原初的上下运动和后来的横向运动，立体声可以在同一个凹槽上记录两个声道。重放的音乐开始第一次听起来相当像是现场音乐。
但是，立体声是爱迪生开创性的思想走向商业成功的最后一项改进。20年后，美国无线电公司将这项技术向前更推进了一步，却陷入了灾难之中。今天，数字技术已取代了爱迪生式的录音技术，而且，DVD比录音带具有更多的优势，占有了市场，这是Selecta Vision未曾发现的市场。唱片已成为历史，但是，正是因为爱迪生，一个世纪的声音和音乐也可以永远地与我们相伴在一起。
Selecta Vision将一项技术推向了极致，而就在此时，另一项更好的技术已开始取代这项技术了。这种事情并不是第一次发生。实际上，快速帆船就做了同样的事，得到的是相似的经济结果，但情感结果却相当不同。
第九部分：“上帝造了什么”科技的失败(2)
在15世纪后期，装备完整的船只出现了。在以后3个世纪里，对它的改进很慢，而且，它还成了传播欧洲文明和武力惟一的最大工具。到19世纪的第二个10年时，标准商业航船的船首直立、底部很宽，以使其货物装载量最大，长宽比大约仅为3∶1。这种特征无助于速度。
但是，有些船—1812年时的私掠船，还有最近的非法的贩奴船—却需要速度而不是货物空间。美国海军技工就开始将他们的专业从艺术性转向了科学性，开始制造这种船只。“Prince de Neufcbatel”号，是法国支持而美国制造的私掠船，相当的灵活，以至于在英国人费了很大力气而最终捉到它时，他们甚至将它的尺寸测量了下来，并将这些数据送到海军部，以便以后进行参考。
大约就在这时候，一种称为巴尔的摩快速帆船的运输工具出现了，它因为造型优美和速度而著名。但是，巴尔的摩快速帆船船体较小而且常常像上桅帆的纵帆船一样装备，所以也不是快速帆船。而且，它不因为船首而是因为船体—它有高耸的尖船首，船尾的吃水也比较深—才使得巴尔的摩快速帆船速度如此之快。人们采用巴尔的摩快速帆船的船体设计来制造装备完整的三桅船，只是个时间问题。
这种船才是航海史历史学家们所讨论的第一个真正的快速帆船。卡尔·C·卡特勒，他的《海上灰狗长途汽车》，出版于1930年，至今还是关于快速帆船的权威书，书名来自于“彩虹”号，这艘船建于1843年的中美贸易时期。
因为到东方的路途遥远，而且还要按季风来安排航行日程，所以，速度对于这个行程就至关重要。另外，每一年，在纽约和伦敦茶商之间，第一批新茶的运输竞争相当激烈。早期的快速帆船非常适合运输这种高价值的货物。
实际上，从经济上讲，快速帆船不能运输价值不高的货物，因为，它们高速行驶的代价就是货舱空间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因为快速帆船之间对速度的竞赛提高了，它们的船体就越来越极端，它们的船首与船尾越来越窄。一个真正的快速帆船，相对同样长度的普通船只来说，只有55%的船舱空间可以利用。
因为快速帆船的吃水很深，所以，它们很“僵硬”，而且，所携带的帆布也比同样大小的船只要多得多。“闪电”号—大概是因为它是最快的船只之一而得名—总共可以携带1.17万平方英尺的帆篷，有2英亩之多。这么多的帆篷面积，需要更多的船员，而且，还进一步地减少了可能的获利。
然而，快速帆船的速度只能由船长来决定。而且，那时的快速帆船船长与今天的体育明星一样有名，他们在速度上竞争相互激励，要让他们脚下的这艘巨船的最后一点速度都发挥出来。即使在航船日志里的那些简洁的用语里，我们也能感受到这种情绪。在1854年3月1日，“闪电”号的船长写道：“风向南，大风……每小时18~18.5节，下风……24小时行程为436海里。”没有一条航船可以在一天里航行得更远；只有在30年后，汽船才达到这一速度。
如果与中国的贸易一直是快速帆船的惟一目的，那么，它们将只是航运史上的一小部分。但是，加州淘金潮改变了一切。突然之间，好几千人要求不计成本地尽可能快地到黄金所在地去，而商人们也不顾一切地要将商品运到那1个美元1个鸡蛋和40美元1夸脱威士忌的市场上去。
人们制造更大更快的快速帆船以满足这一突发性的需求。“飞云”号航行在纽约—旧金山之间，绕过合恩，使这段航程只有8~9天，这一记录在帆船时代从未被打破过，除了它自己有一次达到了。“大共和”号，船重4 555吨，是历史上最重的木船，比同时代的很多汽船都要快得多。
但是，这种情况并未持续下去。随着淘金潮的消退，蒸汽技术迅速地提高，快速帆船就越来越不经济了。1853年，美国的船厂有120只快速帆船下水。两年后，只有42只快速帆船下水。1895年，美国所制造的最后3只快速帆船下水。直到20世纪之初，为货运所设计的航船，不再考虑速度，还继续从事着大量的海上运输，但是，快速帆船的短暂历史已经结束了。
因为被推向极致，爱迪生的录音技术，造成了被人们迅速忘却的商业失败产品，它就叫Selecta Vision。而装备完整的帆船，当被推向极致时，也是生产了一队不经济“天鹅”。除非在特殊的情况下，否则，快速帆船不能盈利，因此，它在市场上停留的时间比Selecta Vision长不了多少。但是，它们还静静地留在美国民众的记忆里，因为，它们曾经是也一直是人类劈风斩浪时代的最优美的、最浪漫的产物。
第九部分：“上帝造了什么”一个垄断者的死亡(1)
MCI打破了AT&T在美国和加拿大的长途电话垄断，在1996年以220亿美元的价格被出售了。这对于30年前还负债3.5万美元的公司来说，并不是很坏。这可能是现代资本主义历史上的创造性破坏的最好例子。
约瑟夫·熊彼特，是研究资本主义的大哲学家，创造了“创造性破坏”这个名词。他指出：在自由市场经济中，当新的技术取代旧的技术，新的公司超过更老的竞争对手时，永无止尽的重构就发生了。在微观水平上，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人们失去了工作，投资者失去了资本。实际上，在19世纪末的左派上升时期，在人们寻找一种手段避免痛苦，同时还不损失技术进步经济的好处的时候，创造性破坏起了很大作用。
但是，在20世纪的非资本主义者和混合经济的无数次试验之后，创造性破坏就成为宏观水平上不可缺少的了。首先，因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政府拥有生产手段，政治性考虑，而不是经济性考虑，在这种经济的决策中总是占据主导地位。而且，政治家们总是想保有“现状”，而不鼓励创造“应该有的样子”。毕竟，是保持“现状”的人在投票，他们才对竞选有所助益，而推崇“应该有的样子”的人，却做不到这一点。
其次，所有的中央计划经济，都依赖于垄断来避免“浪费性”的竞争，并提倡规模经济。但是，没有竞争使人们认真地工作，所有垄断，无论是为“人民”所有，还是为股东所有，都具有臃肿、懒惰且没有创新。所以，再一次地，人们对“现状”的偏重多于“应该有的样子”。而且，如果消费者被迫没有任何选择，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努力工作?狮子追捕的是跑得最慢的角马，而不是跑得最快的角马，人也是这样啊。
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总是经济的停滞、技术的落后和日益加剧的贫困。
但是，就是在最资本主义的国家，总还是存在称为自然垄断的经济。常常需要大型投资才能产生竞争，而这将使成本高于可能的收入。电力设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北美的长途市场，迟至20世纪80年代初时，还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然垄断。然而，今天，它却是激烈竞争的行业，就如那无穷无尽的商业电视所显示的那样。怎么回事呢?最重要的，就是微波传播技术的发展—它是雷达发明之后的无穷无尽的发明之一—使得一些人可以与AT&T进行竞争，而不必沿袭贝尔的广泛陆上基础设施的做法。这就打破了自然垄断。因此，现在所需要的就是打破管制性的垄断了。这并不容易，因为联邦邮电委员会与AT&T的工作关系密切，自然也更倾向于它了。然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就是在20年前，AT&T犯了两个小错误，而每一个小错误都不能不结束它的垄断。
第一个错误就是，这个名叫AT&T的大象，曾想方设法地想踩死一个叫做Hush-A-Phone的老鼠。这是所有的垄断者的特征，实际上这是它们想保护自己的地盘的本能，它们想清除任何一个潜在的竞争、清除每一个扰动。然而，Hush-A-Phone却是相当地不起眼，30年来AT&T一直没有注意到它的存在。
1921年，一个名叫Hush-A-Phone的小公司，开始制造一种可以安装在电话话筒上的装置。因为它的特殊形状，它可以让说话者轻声地说话，另一端的人还可以听到，而在附近的人却听不到。它纯粹是一个机械装置，不会影响电话的使用，也不会影响到电话所连接的网络。
20世纪40年代，一名AT&T的律师在下曼哈顿区进行午餐散步，恰在这时，他注意到商店橱窗里的Hush-A-Phone。这引起了他的兴趣，他就走进去，买了一个，并将它带回了AT&T的总部。公司立即找到联邦邮电委员会，要求禁止在所有的AT&T的装置上使用Hush-A-Phone。因为，在那些年月里，消费者是从AT&T租用电话机而不是拥有，那么，这一禁令实际上就意味着美国境内的所有电话上都不能使用这种装置。在联邦邮电委员会面前，AT&T争辩说：Hush-A-Phone将会干扰它的设备，甚至可能导致整个电话系统的灾难性失灵。
第九部分：“上帝造了什么”一个垄断者的死亡(2)
当AT&T说“跳”的时候，联邦邮电委员会总是很听话地问“要多高”，所以它禁止了Hush-A-Phone的使用。处于生存危机中的Hush-A-Phone公司，向法院提起了起诉。哥伦比亚区的地区法庭相当惊讶，它看不出这个拧在电话终端的一小块塑料能对AT&T的洲际电话网络有什么影响，所以，就命令联邦邮电委员会撤回它的决定。
Hush-A-Phone案的重要性不在于案件本身，而在于它开了个先例。从那时开始，AT&T就必须证明而不是权威性地宣称：联入其网络的设备将危害整个系统。同一时代，电子革命也开始了（由于晶体管的发明而得到了有力的推进，其发明人是—你猜—AT&T），这种事越来越经常地发生了，这使得AT&T开始惊恐起来。然而，正是MCI刺入它的心脏。
因为AT&T常常是高高在上，人们对它的抱怨也一浪高过一浪，1959年，联邦邮电委员会允许公司绕过AT&T建立自己的微波通讯网络，但是，只限于国内使用。实际上，这就意味着只有那些运营范围比较广阔的像波音这一类的公司，才有能力做到这一点。MCI想在圣路易斯至芝加哥之间建立一个微波通讯系统，起一个普通电信公司的作用。换言之，任何要使用它的人都要向MCI支付费用。不用说，AT&T被这种事的前景吓坏了。
MCI开始是一家销售双向接收器的商店，位于伊利诺伊州的朱利亚特。它的所有者杰克·哥伊肯向通用电气申请了伊利诺伊州的普林菲尔德的特许经营权，普林菲尔德位于朱利亚特以南190英里处，通用电气批准了这项申请。大部分接收器是卖给卡车司机的，但是，这些接收器的接收半径只有15英里远。更糟的是，位于圣路易斯至芝加哥两端的发报机与卡车司机无法保持联系。哥伊肯认为：如果他沿途可以建立足够多的转发站，那么，他就可以卖出多得多的接收器。但是，这一点要得到联邦邮电委员会的批准。所以，在1963年时，他和其他四个合伙人每个人出资600美元，拿着这3 000美元的竞争基金，他们上路了，去争取这项批准。
当然，联邦邮电委员会并不是要保护AT&T的垄断权，它的任务是保证公众的利益得到满足。因此，为了阻止MCI建立这个竞争性的系统，AT&T就要说明：MCI的建造成本使它不能索取竞争价格，因此，公众也不会受到服务，许可证应该取消。对于MCI来说，不幸的是，AT&T是长途通讯上的专家。联邦邮电委员会没有其他的选择，决策时只能依赖于它。不用说，AT&T立即使用了它的垄断权，为自己谋取私利。
AT&T用以说明MCI不可能以竞争价格运营的数据和事实是任何人都无法有效地反驳的。无疑地，联邦邮电委员会会同意，但是，杰克·哥伊肯运气不错，而AT&T的雇员又犯了一个错误。哥伊肯在联邦邮电委员会听说AT&T在准备关于微波通讯系统仅限于国内使用的一个秘密报告。他认为惟一的希望就是直接地获取它，所以，他飞到了纽约，进了AT&T，并向他们要了一份报告，幸运的是，纽约这一天是一个寒冷的雪天，他又正好把他的大衣留在了哈特福德机场。与他谈话的女职员仅仅因为他没有穿外套，就以为他是AT&T的雇员，她告诉他报告在公司图书馆里。他问“在哪里”—意思是说图书馆在哪里—而女职员还以为他是AT&T的职员，明显地将这句话理解成了“在图书馆的哪儿”。她填写了办公用的办公用品申请表，写上了文件及其编号。哥伊肯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就紧闭了嘴，然后自己找到了图书馆。现在，报告在他手里，有了它，AT&T就自相矛盾了，因为报告给出了低得多的成本估算。
在填写了原始的申请表之后，MCI花了6年时间，直到1969年6月，联邦邮电委员会才同意给予它运营许可证。但是，MCI已经像一只骆驼一样把鼻子伸到了AT&T有着巨大垄断利润的帐篷下了。10年之内，历史上最大的垄断者就成了历史。
AT&T的结局，就是创造性地破坏了壮丽的篇章，创造性破坏寻求着一个新的竞争世界。这一进程还没有结束。然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却是服务质量的极大提高，迅速下降的费率，在过去10年里长途电话的慢慢增长。到1985年时，政府也不再收集收费长途电话的统计数据了，因为长途电话的定义在竞争的面前也崩溃了。然而，越洋电话也明显地上升。在1970年时，只有2.3亿次，而到1980年时，已经上升到20亿次，1997年是42亿次，是27年前的179倍。另外，成本也大大地降低，1970年时，平均越洋电话的费用是10.97美元，1994年是2.18美元。考虑到通货膨胀的影响，越洋电话的费用只是20年前的5%。同时，长途费用降低得如此之大，以至于大部分公司现在很乐意使用800电话。
很多年之前，科普作家亚瑟·C·克拉克爵士预言道，到20世纪末，长途电话将会消失，电话将只是电话，无论它在隔壁，还是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他的话基本没错，多亏了一次不动脑筋的官司和一件遗忘了的大衣。
第九部分：“上帝造了什么”德西·阿纳兹(1)
奥斯卡·哈默斯坦一世是20世纪之初的一位伟大的剧团经理，有一次，他说了一句著名的话“能够远离糟糕戏剧的人是有限的”。哈默斯坦也曾有过失败，他知道他所说的话的含义，而他的这句格言至今还是完全正确的。
当然，在哈默斯坦所处的那个时代，相反的话—相当少的人能够出演好的戏剧—也同样是正确的。只有约1 800个人适合到最大的百老汇舞台上去演戏，所以，客满的演出要等一年以上，才能让100万的观众看到。
今天，技术使这一切发生了改变。一部成功的电影，可以同时在数千个影院里上映。而且，因为银幕上的演员是不会疲劳的，所以，一天可以放映好几次。在《泰坦尼克号》放映一年之后，已有半数以上的各色人种看过了这部电影。
电视是更为广泛的一种传媒。理查德·罗杰斯和奥斯卡·哈默斯坦二世（他是奥斯卡·哈默斯坦一世的孙子）合作的惟一的一部电视音乐片《灰姑娘》，1957年3月31日上映，美国大约有10.7万人看过。这个数量远多于观看罗杰斯和哈默斯坦的第一部舞台音乐剧《俄克拉何马州》的总人数，而《俄克拉何马州》可是在14年前就开演了。
电视广泛传播的威力无与伦比，这就是为什么《泰坦尼克号》并不是1998年度最赚钱的娱乐节目的原因。《泰坦尼克号》的全球票房收入超过了10亿美元，而这一收入的获得却走过了一段漫长的道路。但是，与1998年度为《塞因菲尔德》而支付的企业联合组织权的17亿美元相比，只不过是小菜一碟，特别当你考虑到电影票房收入是总收入，而电视企业联合组织权的费用却是纯的底线利润。
电视企业联合组织权只是出售一部电视表演的情节播放权。这是一个大生意。到了晚上，人们躺在沙发上，拿着一听易拉罐，就开始在各个频道间冲浪了，从《度密月者》到《为人所迷》，从M.A.S.H到《玛丽·泰勒·摩尔表演》，从《黄金女郎》到《快乐时光》，从《拉维恩与谢莉》到《考兹比》，再到《宋飞传》。
更体现企业联合组织优越性的一个方面就是：那些主要的创造性艺术家，他们参与了原始产品的生产，不仅仅是从中得利的“制片小组”，而且还参与到演出中来。杰尔·塞因菲尔德，他不仅仅是合作制片人，而且还是同名的情景喜剧的演员，他从企业联合组织权的销售中获得了总共22.5亿美元的净收入。
这个收入数量并不过分，我可以告诉你其中的理由。企业联合组织这个想法来自于一个非常有趣的名叫露西尔·鲍尔（因主演《我爱露西》闻名）的女人的丈夫，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商人，而且相当率直。德西·阿纳兹的演戏天赋极大地有助于《我爱露西》成为第一部大型的情景喜剧。但是，正是他的商业天赋使得阿纳兹家族变得非常富有。
1917年，德西·阿纳兹生于古巴东南海岸的圣地亚哥，他的家庭是属于古巴少有的几个上等特权阶层，实际上，他父亲是圣地亚哥的市长。可是，在他十几岁的时候，一场针对杰拉多·马查德总统极端腐败统冶的革命，迫使他们飞到了迈阿密，而其家产都留在了国内。德西获得了一个从事金丝雀交易的工作，为商店清洗鸟笼和运送小鸟，这项工作的周薪是15美元。
在大萧条中期，这一工作对于一个十几岁的人来说并不差。但是，当他得到了一个拉丁舞蹈乐团的工作时，每周的工资是很高的39美元，他就跳了槽。他的家庭希望他能成为一个律师，而且，他也从来没有想过在娱乐业中谋生，但是，像以前的很多人一样，德西·阿纳兹却难以与命运抗争。
泽维尔·库格特，那时是美国拉丁音乐的国王，有一天晚上为德西的表演所吸引，并雇佣了他，但是，只给他周薪25美元。尽管工资降低了，德西还是接受了这个工作，而且，很快就获得了欢迎，库格特将它的工作提高到每周35美元。不久，德西认为他自己可以做得更好，于是告诉库格特他想回到迈阿密去，组建自己的乐团。库格特想留住好，就跟他说他肯定会失败的，但是，当德西变得强硬起来时，他就提议德西可以用“德西·阿纳兹和他的泽维尔·库格特管弦乐团”。
德西说要为他使用这个名词付专利权税，库格特问是多少。“价钱与你一开始开给我的价钱一样，25美元一周，”德西—已是一个商人了—对他说，“而且，与你当初跟我说的一样，如果我们做得好，那么，我们还可再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