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美国的公路非常糟糕，哪怕是出于慈悲也难以把它称作“系统”。虽然在19世纪早期美国人也修建和规划了很长距离的公路，但是铁路很快取而代之，成为运送货物和旅客的主要工具。到19世纪末，整个国家城市外的公路虽然已经达到200万英里，但大部分是地方公路。
这些公路通常在州界或县界上突然中断。甚至在1912年，当Packard汽车公司的总裁亨利·B·乔伊在奥马哈（美国内布拉斯加州东部一城市）询问当地的Packard汽车经销商去西部怎么走的时候，经销商告诉他实际上“你无法从这里到西部去”。于是，经销商带领他出城后一直向西行驶，不久他们遇到一处铁丝栅栏。经销商又一次告诉他说：“拿掉这个栅栏继续向前行驶，很快你会碰到第二处栅栏，再拿掉它继续前行，一直这样走下去。”
乔伊后来补充道：“你再向前行驶，就会发现没了栅栏，路也消失了，广袤的大草原上留下了两行深深的车轮印。”
在这200万英里的地方公路中，只有约100英里用石板铺过，剩下的199.99万英里的公路上一到春天和秋天，就会积满淤泥；到了夏天，又变成尘土飞扬令人难以呼吸。（同时，公路上根本没有什么路标。毕竟，大部分公路都是地方性的，只有当地居民才使用它们，当地人理所当然地已经非常熟悉要走的路了。）
不过，就在1912年，至少有人提议要修建第一条全国性的铁路，起点是19世纪初根据乔治·华盛顿的提议修建的坎伯兰公路（位于美国马里兰州西北部）。这条国道被命名为“林肯公路”，主要由私人投资兴建，从纽约一直通往圣弗朗西斯科。然而，到1919年这条公路在很大程度上还只是停留在图纸上。
第四部分：“该死的公众”穿越美国最黑暗的地带(2)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人们发现马在现代炮火面前异常脆弱。于是在战争结束后，美国陆军决定要检验一下内燃机在战争中运送部队和军需物资的能力，同时也希望借此唤醒人们对美国公路的糟糕状况给予关注，“向联邦政府展示修建一些必须公路的急切性和必要性，使之认识到为公路项目拨款的合理性”。这样，在1919年陆军成立了一支横穿大陆的汽车护送队，完成沿林肯公路从东到西横越美国大陆的远征。
这支队伍的行动非同一般，完全按照“战时条件”的要求进行，假定整个过程中“铁路设施、桥梁、隧道等都被敌人的间谍破坏或摧毁”。整个远征要依靠自己提供补养，并且还假定整个过程在敌占区完成。
队伍的装备有6辆卡车，这支独特的队伍坚持称卡车为“B类汽车”，还有6辆轿车和6辆带边斗的摩托车。其中的两辆卡车被改装为救护车，两辆被装备成机械库，另外还有很多拖挂车。其余的车辆可以看成是标准的军用车辆，用于装运汽油、水、士兵、武器、航空探照灯和其他一些现代战争所需要的装备。
整支队伍包括军官在内一共280人，其中有司机、机械师、医师、工程师、厨师、发报员和普通士兵。他们由陆军中校查尔斯·W·麦克鲁尔统一指挥。
7月17日，远征军从华盛顿特区正式出发，出发前举行了盛大的仪式（实际上，作为本次事件标志的里程碑至今还竖立在白宫草坪的南侧）。国防部长、陆军参谋长、很多参议员和众议员出席仪式。政治家们在发表过一番热情洋溢的演说后，队伍在上午11∶15出发。经过7小时15分钟后，队伍行军46英里来到（马里兰州北部的）弗雷德里克的集市场所宿营过夜。此刻，一辆挂车的挂钩被毁，一辆轿车丢了一条风扇皮带，一辆“B类汽车”由于永磁发动机（用现在的话说是交流发动机）损坏而必须被拖进宿营地。
队伍一日一日地向西行进。最快时，一小时可达10~15英里，但是由于要不断地停下来修理车辆和查看桥梁，平均一天只能行进60英里。在东部，路面一般较好，大多为硬化路面，但是桥梁是个大问题，有些地方的桥梁太窄（或被其他事物占用，大型军用卡车无法通行），不得不绕道行驶。另外，还有一些桥梁需要加固，行军途中工程师们共改建或重建了65座桥梁。
尽管整个行动被假定在敌占区进行，但所到之处的居民非常热情，决意要善待他们。差不多每到一处都受到热烈欢迎，到处是欢呼声，到处是彩旗飘扬，还有精彩的演讲。军乐队也频频出场助兴，音乐会接连不断。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贝德福德镇，欢迎活动达到极致，他们甚至走上街头跳舞狂欢。
在到达俄亥俄州的哥伦比安娜镇时，当地最富有的人—碰巧是热情好客的哈维·费尔斯通—邀请他们在自己家的草坪上野餐。
随着队伍缓慢西进，人口也逐渐稀少，道路也越来越坏，干脆变成了与过去的马路相差无几。当行进至内布拉斯加州中西部的北普拉特境内时，有一天在一阵狂风骤雨过后，道路变成泥沼一片，25辆车不得不从泥沟中推出。
还有一天，队伍行进至内华达沙漠中央，遇到一个300英尺厚、3英里长的大沙丘，周围根本无路可循。幸好，他们还有先见之明，带了几辆履带式拖拉机，把所有的车辆和辎重从沙丘中一一拖出。在11个小时内只向前推进了12英里。
还有一个地方，“由于废弃的铁路上全是深浅不一的路坑，他们只好在滚动、跌倒、摇晃中缓慢地行进……”在加利福尼亚东部的内华达山脉，道路的坡度高达17度（而现在州际公路的坡度还不足4度）。
尽管险况重重，但是在整个3 200英里的征途中，只有两辆汽车遭遇事故，其中一辆翻下万丈山谷。他们终于在9月6日抵达圣弗朗西斯科，比预定时间延迟了2天。毫无疑问，这次行动的成功主要取决于军官和士兵们的诚挚精神，而不是依靠机械装备和道路设施。
作为一次军事行动，队伍正式向上级提交了报告汇报整个远征的情况。报告中指出：“建立一个完善的全国公路系统是必需的和急切的，一个能够从东到西、从北至南横越全国大陆的公路网对于进一步开发和发展人烟稀少的贫穷地区十分必要，也是商业发展和军事防务之必需。”
像其他的军事报告一样，这份报告也很快被扔进档案柜，无人问津。从1923年开始，联邦政府开始向各州提供拨款，在一些条件成熟的地方修建公路，并且开始给公路编号。但是，在48个州分离的管理之下，这些公路还根本不成体系。
然而，当时参加这次远征行动的一位上尉对这次行动却终身难忘，尽管他当时申请参加远征是为了要更愉快地度过一个夏季。
甚至在35年后，这位上尉还认为建立完善的公路系统是国家利益之所在。此时他碰巧是美国总统，完全有能力为此作出努力。
此人正是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他努力说服起初不太合作的国会最后通过法案，推动州级公路的修建。
第五部分：“再一次成了旧金山的代言人”纯粹美国式的故事
所有的美国人都有理由为巴林兄弟银行感到悲伤，因为这家公司，从其诞生之初，就是美国的朋友。巴巴里海盗经营着历史上最大的保护费交易，为了保护本国的货船，美国政府做了一笔划算的交易，通过巴林银行向巴巴里海盗行贿，而这个不畏艰难险阻、吃尽苦头的中间人和美国政府的合作也由此拉开序幕。巴林银行对于美国的利益几乎是不可或缺的，它为美国所购买的步枪和大炮提供担保，为美国购买路易斯安那州的交易提供担保，但突然之间，巴林公司消失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丢失了一个活样本，而美国也丢失了一个老朋友。
19世纪60和70年代的自由民储蓄银行，由于美国国会未考虑其中蕴藏的风险，却按照法案允许的条件扩大了投资，这个体系最终崩溃了，也付出了极高昂的代价。
美洲银行是一个纯粹美国式的故事，它的创始人是一个意大利移民奇奥里阿尼，在1906年旧金山地震和1907年金融“地震”中的明智反应使他声望日隆，而他也抓住了这个机会，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他的银行飞速发展，在20世纪20年代末，已成为美国最大的银行之一。
只有时间能告诉我们，在人们所熟知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上，是否是政治胜过了原则，但无疑事后的结果表明，事实的确如此，通过保持对竞争的限制，它极大地削弱了最强的银行的能力，而保护了市场中最弱的银行。
在20世纪的前50年，格拉斯对银行法的编写有着最重要的影响。在他的余生中，他对被人称为“联邦储备体系之父”备感骄傲。斯蒂格尔则更像一个立法技工而不是一个经济学思想家，他提议进行存款保险，此提议受到了很多人的反对，包括美国银行家联合会、格拉斯以及罗斯福总统本人。罗斯福个人虽然反对存款保险制度，但是从普遍的公众舆论来看，他的政治角色却告诉他应该同意这个制度。存款保险制度直接导致了存款银行与投资银行的分离，美国银行界最有名的名字J·P·摩根公司也不得不按新政策分离出摩根·斯坦利公司。
第五部分：“再一次成了旧金山的代言人”我们曾经指望过它们(1)
当某一个经济机构消失的时候，即使是最热心信奉资本主义的人，也不会为此叹息，除非他们因为它的消失而遭受了个人损失。
毕竟，就算那个机构消失了，当事人还都在。而且，如果资本资产现在被人接管的话，那么，这些资本资产也还都在。真正损失的只是律师们所作的那些资料，以及用于控制将各个部分组合成一个整体的公司协议或合伙人协议。确实，资本主义核心的一个奇迹就是：如何使整体总是大于部分之和。
但是，巴林银行却不一样。旧式的资本主义机构，就像老一代人一样，如果不能顺应不停变化的经济，就只会慢慢地消失。但是，巴林银行却没有经过如此漫长的消失过程。自1762年以来，即在詹姆斯·瓦特完善蒸汽机之前7年（蒸汽机引发了工业革命），它就一直非常成功地适应时代的变化。当工业革命推进到被人注意的时候，也就是这个词进入英文用语的时候，巴林银行已经86岁了，而且比以前还更加兴旺发达。
它持续地兴旺着—只是在1890年时遭受过一次严重的打击—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95年，在它233岁高龄的时候，它几乎是遭受了一次谋杀。
当然，历史学家有一个缺点，就是如果对于神圣的事物不能给出解释，那么，最好的理由就是：他们本来就是神圣的。但是，有另外一个理由可能会使所有的美国人为巴林兄弟银行悲伤。这个公司，从其最早的时候起，就是美国的朋友，那时，大部分英国公司都把这个国家视作处于叛国者的老巢和香蕉共和国之间的某一种东西。
那么，这是一个多大的朋友呢?只要我们想一想，如果没有它，我们可能在技术上就不能从拿破仑·波拿巴手里买下路易斯安那。我们是从巴林兄弟银行那里买下来的。
巴林家族的始祖在德国。在18世纪早期，他们所经营的木材生意将他们家带到了英格兰西部的埃克塞特。在那里，这个家族迅速地发达起来，很快就跻身于贵族行列，这时，这个家族企业进入了一个新兴的行业，这就是英国人所称的商业银行，而美国称之为投资银行。
粗略地讲，投资银行是一个批发银行。它们不与私人打交道（当然，除非这个私人是特别特别地有钱）。然而，在一开始，他们为外国商人用寄售方式处理货物，也用分期付款的方式进行交易。
当他们的贷款业务扩张了之后，商业银行就慢慢地脱离了实际的商品买卖及背后的商品处理，而集中于金融方面。政府与企业同样开始利用商业银行来借贷长期资金，并请商业银行作为代理商在货币市场上出售债券，债券是从伦敦、阿姆斯特丹、法兰克福以及其他地方兴起的。
就是在美国革命之前，尽管巴林银行当时才开张不久，它在美国市场上却很活跃。这13个殖民地，成了英国服装的主要市场，巴林银行对这项交易进行金融支持，而且还参与到这个交易中。
在美国革命后，罗伯特·莫里斯（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政治家和财政专家）与州参议员威廉·宾厄姆，这两个杰出的费城金融家，与其他人一起，很快与巴林银行重新建立起关系，巴林银行主动接受了他们的建议，这与其他许多的英国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是不同的。亚历山大·巴林，是巴林银行的主要合伙人，弗朗西斯·巴林爵士的儿子，与宾厄姆的女儿结了婚。
但是，在美国革命之后，当新成立的美国经济深陷于萧条及金融混乱之中时，经营盈利性企业的可能性是很有限的。只有在美国宪法颁布了之后，而且在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将联邦政府建立在一个坚固的基础上之后，大西洋交易在18世纪90年代才开始腾飞起来。
正是在与巴巴里海盗的交易中，巴林银行才第一次真正地为美国政府提供了服务。巴巴里海盗经营着历史上最大的保护费交易。他们的船只经常攻击地中海里的商船，当然，除非这些商船缴了适当的免受攻击保护费。
第五部分：“再一次成了旧金山的代言人”我们曾经指望过它们(2)
自18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英格兰就深陷于与革命法国的战争之中，它发现支付给海盗保护费还是比较便宜的，因为如果要动用海军对突尼斯、阿尔及尔以及的黎波里的坚固港口进行打击，代价要大得多。在1795年时，美国政府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问题是怎样支付给他们。
不用说，海盗是不会接受欠条的，而这是美国当时惟一能提供的东西了。要将借据转化为海盗愿意接受的东西，美国财政部就需要一个银行家。它找到了巴林银行，以美国债券的形式支付了80万美元。与世界上所有的财政部工作人员一样，他们指示巴林银行将这些债券在伦敦市场上卖出，而不能使美国证券的市场萧条，而且，还要极其迅速地完成这一工作。然后，再将所获得的收入，以银条的形式，运送给戴维·霍姆弗雷斯，当时他担任里斯本的美国大使，将由他向海盗行贿。
巴林不得不克服无穷多的困难，来执行这些相互矛盾的指令，而且，它还经常不能等华盛顿的进一步的指示，从而要承担自作主张的风险。但是，当工作完成之时，鲁弗斯·金，当时任驻伦敦的美国大使，写信给弗朗西斯·巴林，祝贺他“不墨守成规地以娴熟的方式，帮助了霍姆弗雷斯上校完成这一艰难的工作。我已经写信给财政部长了……我确信，美国政府将对你在这一项交易中所提供的服务非常满意”。
与此同时，巴林银行还要为美国所购买的步枪和大炮提供担保，以在与法国之间的日益加剧的“准战争状态”中起帮助作用。为此，它总共运送了将近1万支步枪和330门大炮，提供了4.5万英镑的资金—这在18世纪末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但是，正是因为它在购买路易斯安那州的交易中提供了担保，使得巴林银行对于美国的利益几乎是不可或缺的。路易斯安那，对1801年上台的托马斯·杰斐逊政府来说，既具有地理政治上的意义，也具有国内政治问题上的意义。地理上属于阿巴拉契亚山脉横断的美国西部，在19世纪初，这个地区迅速发展起来，而且，杰斐逊的政治支持力量也大多来源于此地。但是，这里的居民，却为山脉所阻隔，只能依赖于密西西比河及其支流，才能到达东部地区，然后再进入国际市场。
当时，密西西比河构成了美国的西部边界，而新奥尔良和河口都在西班牙人手里。幸运的是，当时的西班牙只是在名义上还有一点威力，根本不能对美国的利益构成严重的威胁。它允许美国在新奥尔良建造仓库，在那儿可以转运，而不必向西班牙人支付关税。
然而，更具野心的拿破仑·波拿巴却在1800年的圣伊尔德丰索秘密条约中，逼迫西班牙将路易斯安那割让给法国。当然，这一个割地新闻很快就泄露出来，而杰斐逊对于法国人将在他的后门口部署军队深感惊恐。英国雄狮静静地吼叫着，说它愿意帮助美国征服路易斯安那，然后在与法国达成和平协议之时，将路易斯安那州移交给美国。但是，不用说的是，杰斐逊既不愿意英国军队来，也不愿意法国军队来。他要将密西西比东岸的所有部分，一直到墨西哥湾，都买下来，他派出了詹姆士·门罗去帮助美国驻法大使罗伯特·利文斯顿与法国谈判。
拿破仑很快就认识到他不能保证路易斯安那不受到英国人的攻击。而且，因为他总是在为金钱发愁，所以，他提出将整块土地都出售给美国。那时候，并没有人知道准确的边界，所以，在谈到价格为1 500万美元时，没有人怀疑这个交易有什么古怪。但是，就如纽约的前任市长有一次所说的那样，“用两头大象换一个夸脱，也是交易—如果你需要大象，而他又想要一夸脱的话”。
联邦制拥护者却认为，这两个情况的答案都不对。“我们要给的钱，对我们来说，是很少的；而土地，我们已经很多了。”波士顿的《哥伦比亚百年纪念》报怨说。而且，这笔金钱，尽管用单位土地面积来计算是很小的，但是，从绝对值上来讲，却是很大的。今天，美国政府每5分钟的开支就是1 500万美元。但是，在1803年时，它一年的总开支却只有这个数字的一半多一点，为785万美元。
美国政府再次需要一个银行家，而且这个银行家还要有很多的资源。当然有这么一家，这就是巴林银行。亚历山大·巴林与门罗及利文斯顿一道参与了与法国的全程谈判，最起码，根据他父亲的说法，他主要负责获得一个尽可能低的价格。即使对于巴林银行来说，这也需要大笔的资本保证。“我们所有的人，都对美国账户的数额感到战战兢兢，”弗朗西斯·巴林承认说，于是他将巴林银行的部分限制为60%。亨利·霍普银行，这是另外的一个大型商业银行，承担了其余的40%。
在最后签订协议时，拿破仑相信巴林银行的货币，而不相信美国货币，他将路易斯安那卖给了巴林银行和霍普银行，价值为5.2亿法郎，第一个月支付6 000万法郎，以后每个月支付2 000万法郎。然后，巴林银行将其名义移交给美国，获得了1 125万美元的债券，利息为6%（另外的375万美元是由美国对法国的私人所有权支付的）。
没有人知道，几年后，法国的外交部长悔恨交加地认识到“在欧洲，有六大强国：英国、法国、普鲁士、奥地利和巴林兄弟俩”。
而今，突然之间，巴林银行消失了。确实，另一个后起的公司接管了它，但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丢失了一个活样本，而美国也丢失了一个老朋友。
第五部分：“再一次成了旧金山的代言人”自由民的银行(1)
这是一个银行体系。使自由民银行成为可能的法案，在几乎没有任何争议的情况下，就在国会轻轻松松地通过了，而且，经济现实也未对此有任何的注意。很多高级官员很少知道或者是根本就不知道这个银行体系的特殊性质。这个法案不止一处不完善，而且还犯了低级的错误。当这个体系不成功时，国会却按照该法案允许的条件扩大了投资，而未考虑其中的风险。这个体系最终崩溃了，也付出了极高昂的代价。
不，我不是说20世纪80年代时的存贷款业。我说的是19世纪60时代和70年代的自由民储蓄信贷公司。但是，如果阅读一下卡尔·R·奥斯肖斯描写这一段悲惨历史的名著《自由民，慈善事业和欺骗》，我们就会在历史的长河中看到似曾相识的一幕。
当国内战争结束后，联邦算是保住了，但是，遭受灾难的南方，却到处都是社会和经济的混乱。解放了的黑人比其他人更加感受到这种混乱所带来的影响。现在，他们是自由了，但是，在很多情况下，这种自由只是“一无所有的代名词”。他们又将如何谋生呢?以前做奴隶的这些人本来就没有财产，而且，毫不奇怪的是，就算他们可以得到工资收入，他们也不愿意在原有体制的群体劳动中工作。而且，地主也因为战争而没有了流动资产，常常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用现金来支付工资。这样，在以后的10年中，产生了适应新现实的佃农体系，允许土地与劳动进行实物交易。
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很多黑人，当年在做奴隶时没有看到过钱是什么样子，现在，口袋里也有些钱了。数十万的黑人加入了联邦军队，他们不仅有固定工资，而且，加入时还有奖金（确实，他们所得到的工资与白人士兵所得到的工资相比，是非常低的）。很多人，受过教育的黑人和白人一样，都害怕这些士兵辛苦得到的津贴，会被营妓和其他的经常围着军队转的那些来历不明的人所诈取。因此，就需要为这些人赶快设计一个安全的地方，让他们可以把钱存在那儿。
1865年1月27日，约翰·W·艾尔伍德牧师，他是公理教会的牧师，而且还是一个热心的废奴主义者，但是，他不是银行家，他邀请了22位有名望的纽约市民来开会，讨论建立一个永久性的银行机构，服务于自由民。这些人中包括一些全国的知名人士，如彼德·库珀和威廉·卡伦·布赖恩，他们决定立即开始行动，于是将艾尔伍德送到了华盛顿，向国会申请一个银行营业执照。
在马萨诸塞州的废奴主义者查尔斯·萨姆纳的推动下，这个议案于1865年3月2日递交到了参议院，这时国会正处于闭会的时期。萨姆纳的议案，用一个持反对意见的参议员的话来说，就是“给这些人开了一张流动委任书，他们可以在美国的任何一个地方建造一个存款银行”。萨姆纳很快就同意将银行的营业执照限定在哥伦比亚区，这样，这个议案就在参议院通过了。
当天晚上，在白宫里，通过了一个修正案，在法人名单中加上了首席法官塞尔蒙·P·蔡斯，他的存在将确保美国政府可以对这个项目进行最严密的关注。但是，在最后几天混乱的会议中，参议院和白宫的修正案在一片慌乱中给遗忘了，这个议案就变成了一条法律，而且还与萨姆纳一开始提交的议案一模一样。约翰·艾尔伍德，除了良好的意愿之外，并未获得委任状，却担任了这个银行的总裁。
因为限制银行在华盛顿特区营业的修正案在登记的时候意外地遗失了，而且，因为愿意存款的人广泛地分布在南方及边境地区，所以，自老美国第二银行（老美国第二银行在1836年时为安德鲁·杰克逊所废弃）之后，自由民银行很快就成了在其他州开设分行的第一家银行。到19世纪70年代之时，这个银行在6个州以上的地区开设了38个分行，其中包括哥伦比亚特区。
但是，尽管这个银行分布非常广泛，它却没有盈利。在形式上，新的自由民储蓄信贷银行只是一个简单的互助储蓄银行。它为储户所有，他们的存款可以投资于美国财政部的债券。但是，因为没有捐赠的初始资本，所以，银行就不得不在存款之外进行完全的融资。这样，就使从存款中获取收益以支付融资利息变得非常困难。
而且，分行虽然很多，却很小，有的小得可怜，以致不可能盈利。还有，因为银行的初始目的是为美国最穷的阶层提供服务，所以，个人账户同样也是很小。但是，银行业务的一个不幸的现实就是：每一个账户，无论大小，其服务成本基本是一样的。结果就是，自由民银行的费用是异常地高。
第五部分：“再一次成了旧金山的代言人”自由民的银行(2)
那个时候的判断标准是银行的费用支出不能高于存款的0.5%。然而，自由民银行，因为存在很多分行，而且账户都很小，所以，它的费用支出高达存款的5%。又因为自由民银行的营业执照中规定它只能投资于国库券，而当时国库券的利息率为6%，如果再派发红利，那么，银行几乎就什么也不剩了。寻找新的更能盈利的投资，这一压力从未消失过。
自由民银行还具有另外两个严重的缺陷。第一个就是，因为它的费用支出相对于存款来说，是相当高的，所以，它就不能支付竞争性银行的工资。结果就是，它雇佣了很多缺少记账技能的甚至根本就不会记账的好心人。
另一个缺陷就是银行的高层管理。理论上讲，自由民银行是由50个托管人所管理的。它一开始开出的名单，都是当时美国商业界的名流。但是，就在其成立的同时，这个委员会中最有名望的7个人就立即辞职了。显然，他们的名字只是被当做橱窗里的衣服一样用来向国会展示，从这些人那里并未得到为银行服务的承诺。
实际上，银行的理事委员会从未对银行及其高级职员的行为进行严格的监视。威廉·卡伦·布赖恩和其他的几个人，从未参加过一次理事会会议。那些经常参加会议的人，也只是在银行高级职员放在他面前的东西上盖个章。到1870年时，自由民银行的权力实际上已经集中在这些高级职员和三人财务委员会的手中，而且，还没有人来监管他们的所作作为。从美国银行业的历史来看，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即：当少数具有私心的人掌握了其他人的大笔金钱，而且还知道没有人来监管他们，这时灾难就降临了。
银行的高级职员开始游说国会，要求改变其营业执照。很快，一项允许自由民银行从事房地产投资的议案在白宫无争议地通过—而房地产却是最无流动性的行业，因此，本质上也是最为麻烦的投资方式。
在参议院，只有两名参议员投了反对票，反对自由民银行将储户的本就很少的钱用于如此风险的行业。令人注目的是，其中有一个就是西蒙·卡梅伦，他是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的党魁，而且，他还在银行业中赚了很多钱。“相信我，”他警告说，“你们允许他们将钱……用在房地产之时，就是这个机构降低信用、降低稳定性之时。”
但是，参议院没有听从卡梅伦的忠告。他们更愿意听查尔斯·萨姆纳的话，可是萨姆纳从不清楚，为了一个美好的事业，应该等待现实条件的实现。银行被允许向房地产业借款，条件是抵押物的价值要两倍于贷款数额。当然，无论在那时还是在今天，房地产的价值总是一个非常主观的东西，而且，波动非常厉害。
因为营业执照有了新的修正，自由民银行就以惊人的速度变得非常具有投机性。它开始将它的“存款准备金”，即应该持有在手中以满足取款要求的钱，投向了问题债券，如铁路债券，在那个时候，这些都是垃圾债券。实际上，提出这一方案的委托人，就是铁路公司的主管，他们立即从自由民银行借到了17.5万美元。
分行也开始向外借贷，而不必从华盛顿的总部得到授权。很多贷款都是不动脑筋的，而其他的贷款则是违法的。有一个司库，他只是一个小雇员而不是银行家，竟然无视他在自由民银行里所从事的工作性质，向他的女婿贷出6 000美元，以掩盖其作为县征税员所犯下的不法行为。
本身的不完备，加上投机性以及欺诈行为，加速了自由民银行末日的到来。安森·斯佩里，从最早的时候，就在银行里工作，而且，他也真正想帮助这些自由民。但是，作为银行的检查员（即要他检查每一个分行的账簿），却是相当不合格的。“我应该知道更多，但是，我却没有多少积极性。”他在银行破产后承认说。他在银行的很多账本的余额表上签了字，写的是“正确，E&OE”。一个迷惑的国会检查员在银行破产后问他E&OE是什么意思，他说E&OE是指“如果没有错误和遗漏的话”。这就像证明说：除非某艘船在船体上有洞，否则这艘船是适合航海的。
1873年恐慌时，储户们拥向银行去取钱，这对于银行是一个致命的打击。银行将它手中的政府债券资产组合实现，就如同当场发动了一场风暴，可是它现在想变革其做法也是太晚了。具有良好愿望但又不称职的约翰·艾尔伍德下了台，取而代之的是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人们希望这个伟大的人可以使黑人储户们重新树立信心。
但是，货币审计员很快就报告说银行的亏损约为21.8万美元。可是银行的总资产（很多还是问题资产）只有300万美元，这个亏损可不是一个小数字，恐慌性的挤兑又开始了。道格拉斯在接任总裁之前被人误导了，他马上就认识到：这家银行根本就没有希望，于是，在1874年7月2日，银行关门了。当很多贷款被证明无法收回时，储户们就再也没有看到他们辛苦挣来的钱，连一分钱的影子都没看到。黑人社区由于这一崩溃而导致的苦涩，在几十年后还久久不能散去。
引用桑塔亚那（美国哲学家和作家）的那一句正确的话：“进步并非仅仅存在于变化中，它还来自于吸取以前的教训……那些不能记住过去的人，一定会自食其果。”自由民银行以及存贷款灾难，可能是我所知道的这类事情的最好例证了。
第五部分：“再一次成了旧金山的代言人”人民银行家(1)
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和20世纪中期的许多杰出的经济学家们都预言：未来的美国经济将为相对较少的几个巨头公司所控制，华尔街很快就给这些公司取了个绰号“一流的五十位”。加尔布雷斯乐观地认为，这些公司必须处于政府严密的监管之下，以防止它们滥用其准垄断的权利。所以，上一次席卷美国经济的并购浪潮，就是将经济权力集中到越来越少的几个公司手中。真是这样吗?
不是的。加尔布雷斯教授的那个透明的水晶球—这在经济学家是常常会发生的事—被证明还是有一点模糊的。在1967年时，非金融业的前200家公司持有美国商业资产的44%，它们来自建筑业、机械业和地产业。到1988年时，它们只持有32%，而且，自此之后的几年中，这一数字还在持续下降。
当然，原因就是：经济发展的速度比最大公司的并购速度要快得多。而且，新兴的公司，一般也是所有行业中增长速度最快的公司，就像雨后春笋一般地出现了。毕竟，在1967年时，英特尔和微软都还不存在，而今，它们却作为垄断者被联邦政府起诉了。
但是，这一现象中的一个例外就是银行业。在1921年时，美洲银行达到了其最高峰，其时，美国的银行数目不少于约2.98万家。而20世纪20年代中期，这一数字下降了20%，原因就在于汽车业的发展和农业的萧条，使得美国乡村开始转型，而且，到1930年时，美国的银行数量已经下降到约2.43万家。
然后，大萧条的大决战开始了。可能没有什么事可以比美国照常开门营业的银行数量这个数据更能清楚地说明美国经济已经滑到了经济的边缘了。在1931年时，银行数目是22 242家，1932年是19 317家，在1933年时，只有14 771家银行还在开门营业。在这些可怕的年份里，银行资产减少了三分之一。
但是，这一数字后来却稳定了下来。在1933年时，有14 771家，而差不多半个世纪以后，也就是在1980年时，银行数量为14 435家（当然，在那些年里，银行资产却是巨幅地增加了，从510亿元增加到1.9万亿元）。然后，银行数量又出现了滑坡，在1990年时，只有12 343家。到1998年时，只有8 774家。同时，银行资产剧增到5.4万亿元。
确实，美国银行资产的增长数还是多于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增长数的总和。但是，这是人为造成的结果，而不是经济的结果，这是历史的原因所造成的，是因为托马斯·杰斐逊总统及其继承人对银行所持有的深深的恐惧所造成的。与其他工业公司不同，美国自很早的时候起，州政府的管制方法就对银行的增加及并购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很多州限制开设分行，有些州，如伊利诺伊州，完全禁止开设分行。当1863年开始特许设立国民银行时，也面临着同样的限制，与由州政府所特许设立的银行一样，也受到了开设分行的限制，而后，州际开设分行是违法行为。
渐渐地，纯粹是由于经济发展的必要性所造成的压力，这些限制也就给去除了。现在，银行发现自己面临着与共同基金和代理公司在银行服务上的竞争，如支票账户和普通家庭储蓄存款等方面。同时，计算机的发展和日益增加的旅游，使得对分行及州际银行的限制都显得相当过时了。
就在前几年，即使是巨头银行，如蔡斯曼哈顿银行与化学银行，也允许它们合并了。在1998年时，这种合并的趋势甚至还有所加剧。大部分著名的并购，如国民银行，是由夏洛特银行和北卡罗来纳州银行合并而来的；而美洲银行，则合并了旧金山银行。它们都曾在一时之间做过最大的美国银行集团。
美洲银行是一个纯粹美国式的故事。美国的银行家，从传统上来说，都有一个英国移民式的名字，如皮博迪、摩根和斯提尔曼之类。但是，美洲银行是由一个叫奇奥里阿尼的人创办的。
1870年时，阿玛蒂亚·彼德·奇奥里阿尼生于加利福尼亚的圣何塞。他的父亲路易奇是从意大利移民到加利福尼亚的，当时他受到了淘金潮号角的召唤，可是当他在1860年赶到那里的时候，黄金已经被采光了。他又开始做旅店生意，然后再买了40英亩的商品蔬菜农场。但是，悲剧发生了，一位不满的农业工人谋杀了他，起因只是两个人在2美元的工资上发生了争执。
奇奥里阿尼的母亲，英雄般地独立支撑着这个家庭好几年，然后与洛伦佐·斯卡蒂那结了婚，斯卡蒂那是一个自营卡车驾驶员，他为当地农民和旧金山滨水地区的批发市场运输产品。斯卡蒂那证明自己不具有做农民的天分，而他的妻子建议他尝试到一个批发公司做一个代办员。
后来，这被证明是一个非常好的主意，因为，斯卡蒂那具有作为一个优秀经纪人的天才，对市场的走向具有正确的感觉，而后，还具有快速决策的能力。他的收入很快就变成了每月250美元，在那个时候，这是一个相当舒服的中产阶级的收入了。他妻子又敦促他索取更多的工资，当公司拒绝之后，斯卡蒂那就辞了职，然后，自己开始做生意。就在开张后的第一个月底，他就获得了1 500美元的利润，在19世纪80年代，这可是一大笔钱。
奇奥里阿尼在八年级毕业之后，就决定离开学校，开始为他的继父工作。在那个滨水地区开展古老的代办生意，难度虽然很大，却也令人受益匪浅，在很久之后，他回忆说：“我在那儿努力学习，我想，我学会了很快将人们分门别类。”
事情很快就表明了他同样也是一个优秀的经纪人。在1887年夏天，当时他只有17岁，奇奥里阿尼确信秋天的时候，梨的供应会短缺。他是怎么知道的，历史没有记载，但是，在向萨克拉曼多山谷收购时，他说服他继父，让他相信了自己。于是，他在那儿买下了所有的可以得到的梨，以用于未来的销售。这是一个巨大的赌博，但是，他却赌对了，当秋天逼近的时候，梨的价格是一路攀升，这一年单单在梨上面，这个公司就获得了5万美元的净利。
第五部分：“再一次成了旧金山的代言人”人民银行家(2)
奇奥里阿尼自然很快就开始主管萨克拉曼多山谷收购的全部项目了。而且，他很快也显示了他具备成功的必要条件，即艰苦工作的能力。“我常常带着一块面包和一块大的意大利干酪作为中饭和晚饭，”他说，“我从未想过去人们用餐的地方吃饭。因为那样将意味着时间的严重浪费。”
奇奥里阿尼很快就证明了自己是不可或缺的。在1889年时，他的继父给了他三分之一的利润，而两年之后，就变为了二分之一。在1892年时，他与卡诺林娜·古内奥结了婚，她是一位意大利移民的女儿，她们家在房地产营业上赚了钱。到20世纪之初时，用当时的标准来看，奇奥里阿尼已是一个富人了。他在投资上的收益是每个月250美元，还要再加上他继父公司所给的另一半利润。奇奥里阿尼认为这已是足够了。“我并没有想成为富人，”他说，“没有人可以真正拥有财富，而金钱才会支配人。”他将他在家族企业里所拥有的另一半收益权卖给了一群工人，价格是10万美元，在31岁时，他退出了企业。
但是，第二年，他的岳父没有立下遗嘱就去世了，而且这个家庭要求奇奥里阿尼来处理财产，总值为50万美元。奇奥里阿尼接替了他岳父在哥伦布存贷款协会管理委员会的位子，这是一家位于旧金山小意大利的北海的小银行。奇奥里阿尼很快就注意到：有一个竞争者，名叫意大利—美洲银行，通过吸引小型贷款者而迅速地扩张着。
当董事委员会拒绝从事这一业务时—那时，只有很少的几家银行才认为值得做这种事—他就与其他的5名董事一起辞了职。他们还有其他的几名董事，包括奇奥里阿尼的继父，于1904年创办了意大利银行，是由一家酒吧间改建的，总资本为30万美元。
从一开始，意大利银行的性质就是今天所说的全面服务银行，提供储蓄和商业支票，同时还鼓励小额的贷款，最小可达25美元。奇奥里阿尼认识到，如果他想扩大其贷款业务，就必须扩大存款。为了做到这一点，他走遍了北海的每一条街道，与新来的意大利移民用流利的意大利语闲谈，而且，说服他们把那些小额的储蓄从枕头下拿出来存到银行里去。这一招很有效。在1904年12月，贷款达到了17.84万美元，而存款达到了134 413美元，一年后，这两个数字分别是883 522美元和703 024美元。
存款与贷款的迅速扩张，一直延续到1906年4月18日的凌晨，当时，奇奥里阿尼正在他的圣马特奥乡下的房子里睡觉，突然被旧金山地震从床上给掀了下来。确信家人平安无事之后（他妻子正准备生第八个孩子），奇奥里阿尼就向旧金山出发了，当时，他只能步行去那里（这是惟一的交通方法），整整走了17英里路。他发现整个城市处于一片废墟和大火之中，而大火将使很多在地震中幸存下来的人再次失去生命。他对自己的银行几乎不抱任何希望了，但是却高兴地发现它基本上完好无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