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大火很快就向银行方向烧来。“我想，”奇奥里阿尼说道，“我们大概只有两个小时离开这里。”他想办法征用了两辆四轮马车，将银行的家具、记录和最重要的金钱，都装到了上面。他知道如果强盗们发现四轮马车上装的是什么东西的话，那么，他们一定会无比开心的，所以，他将几筐橘子装在马车的顶部，从而安全地回到了圣马特奥，尽管那些钱在以后的好几周里都能闻到橘子的味道。
第二天，奇奥里阿尼回来时发现他的银行已经是一片烧焦了的废墟，实际上，这与北海的情况是一样的，在北海，4 000座建筑物只有不到300座幸存了下来。同样，处于旧金山的银行业也处在了废墟之中。市长宣布银行界放假，许多银行家期望这个假期可以长达几星期。但是，意大利银行几乎是立即开张了，提供重建贷款。奇奥里阿尼本能地认识到象征主义的巨大力量，他在《旧金山新闻》上登了个启示，在华盛顿街码头边的人行道上放了一张桌子，旁边放了一袋闪闪发光的金币，挂了个牌子，说明这就是意大利银行的临时住处。
但是，对于地震，奇奥里阿尼只是在事后进行聪明的反应，而对于一年后的席卷美国的被称为“1907恐慌”的金融地震，奇奥里阿尼却是在事前就有所准备了。预期到这个恐慌的到来，奇奥里阿尼不动声色地储藏了金币，而当危机到来的时候，他向世人宣布了他已做好了准备，他能够以金币的形式向任何想取回存款的人支付。他将整袋整袋的金币放在出纳窗口的后面，让每一个人都能看到，当然，结果就是几乎没有人取回他们的存款。“奇奥里阿尼先生和他的意大利银行，”在《旧金山新闻》报道说，“再一次成了旧金山的代言人。”
在1909年时，与其他城市一起，加利福尼亚采用了一条法律，这是由伍德罗·威尔逊推动的，即，只要州银行监管部门认为该银行是出于公众利益，即允许它在州内开设分行。因为奇奥里阿尼拥有用金钱也买不来的在地震和金融恐慌中所获得的声誉，在利用这个机会来创建一个金融帝国这个问题上，任何人都比不过他。而且，他也抓住了这个机会。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意大利银行在整个加利福尼亚拥有24家分行，在资产上，它在这个州名列第四。到20世纪20年代末，他将名字改为美洲银行，它是美国最大的银行之一。
奇奥里阿尼在20世纪20年代时从日常管理工作中退了下来，但是，当新的管理层想在大萧条之初卖掉几家分行时，他在1932年发动了一场代理人大战以重新获得对银行的控制权，而且，也实现了这一目标。在他的主持下，他再一次引导着所钟爱的银行度过了1933年3月的银行危机，毫发未损而且还没有缩小其业务范围。实际上，这又是一次扩张，其资产在以后的6年中翻了一倍。
当奇奥里阿尼在1947年去世时，与他在31岁“退休”时所表达的意思完全一致的是，他没有留下巨额的财富，大约只有50万美元，这无悖于他当时的信念。而在他身后留下的是那个时代也是以后许多年中的最大的银行，这个银行就是在一度很极端的观念上成长起来的，这个观念就是向一般的市民提供银行服务。
第五部分：“再一次成了旧金山的代言人”政治家与银行家(1)
民主常常是一个缓慢的进程，总是有一些混乱。在这一进程中，好的政治最终战胜好的原则，这一点并不罕见。
譬如，在1999年12月12日，星期五，克林顿总统签署银行法。该法案允许银行、保险公司和经纪人公司可以在州水平上更自由地进行竞争，可以相互合并以组成更大的金融联合企业。在以后的10年中，处于困境的银行很有可能会被美林公司或艾德纳公司或蔡斯曼哈顿公司所合并。可能的情况是，一个家庭将在一张月度借贷表上列出其现金存款、投资、人寿保险及其他货币资产等所有情况。而且，这一张借贷表将会通过互联网而不是邮局送到大家手里。
为了实现现在这个新的金融秩序，可能花了好几十年的时间，而且，在其通过之前，在华盛顿的楼板上洒满了鲜血。实际上，自深陷大萧条之时对银行法进行巨大改变以来，这个希望可以对银行法进行重大改动的法案最起码是第十二次被严肃地提出了，但是，这是能送到总统办公桌上的惟一一次。
如果你好好想想这件事，就知道这是一个纪念碑，用于纪念那些在民主体制中维持现状力量的死去。长期以来，大的城市银行和经纪人公司，都在推进变革，而小的国家银行和中小金融联合会自然很愿意生活在被保护的当地市场之中。保险公司，常常与大银行和经纪人公司一样具有很强的实力，也具有较大的影响，大部分受到了州的管制（而且，它很舒服地愿意接受这种管制），同样也害怕变革。同时，尽管工业革命已经发生了200年了，托马斯·杰斐逊对银行和商业的痛恨，依然还在国会山的大厅里回响。
最终被取代的银行法，就是人们所熟知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它得名于两个主要的国会议员的名字，这个法案同样也是一个混乱过程的产物，但是，这一次，却进展得比较快。实际上，这个法案是在新政开始之初的所谓百日计划中所通过的许多法案中的最后一个法案。
而且，只有时间能告诉我们，在这个新的银行法上，是不是政治胜过了原则，无疑地，在最后一点上，确实是如此的。通过保持对竞争的限制，它极大地削弱了最强的银行的能力，而保护了市场中最弱的银行。
活到今天的人，可能还不算老，所以，他们也不知道在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之前的美国银行体系是个什么样子。那时，既有许多有实力的大银行，包括J·P·摩根公司（可以论证它是曾经存在的银行中最有实力的银行），同时还有很多只有一个小分行的小银行，它们位于一些小镇上。在1921年时，美国的银行数目不少于29 788家，这个数字比世界上其他地方的银行数目加起来还要多。
但是，这些独立营业部的银行，本身就是很弱的银行。在20世纪20年代，当表面的繁荣出现在城市的时候，这些小银行却以每年550家的速度在破产。当大萧条冲击到来之时，破产的速度更可怕地加快了。在1930年，破产的银行为1 300家，1931年为2 000家，在1932年—是可怕的5 700家—占整个银行数量的20%以上。随着每一家银行的破产，也就有数百个或上千个家庭的希望和保障破灭了，大萧条的恐慌，在这块土地上更加强了。
同时，华尔街的大银行，因为它在20世纪20年代中，已经获利十分丰厚了，所以尽管大萧条出现，其财务状况依然良好，但是，却由于在繁荣时期的不道德行为被揭露出来而使自己的名声受到了玷污。当时所有的舆论都极端地不利于它们。他们对立法的影响力因此而受到了很大的削弱。随着新政的到来，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开始举行听证会，用罗斯福的原话来说，要调查“糟糕的银行业的所有枝节”。这个委员会的法律顾问费迪南·佩科罗，开始兴趣盎然地开展这项工作，最起码对大银行是很有兴趣的。
第五部分：“再一次成了旧金山的代言人”政治家与银行家(2)
他所发现的东西一次又一次地得到表扬。下面的案例只是无数案例中的一个。他揭露了阿尔伯特·威金，这个人在20世纪20年代是蔡斯国民银行（这是今天的蔡斯曼哈顿银行的前身）的总裁，在59个以上的公司委员会中任职。在1929年的夏天，威金感觉到崩溃即将到来，于是将蔡斯国民银行的股票减持到4.2万股。这在当时是完全合法的，但是，这却将自己的收益建立在其他的股东身上，这些人每年给他总额为27.5万的美元来照看他们的资产。更糟糕的是，威金为了减持股票而进行了融资，于是从……蔡斯国民银行举借了大笔贷款。
因为很多小型的乡村银行依然还深陷于财务混乱之中，而且，以货币为主业的银行也深深地受到了佩科罗听证会的政治伤害，国会着手撰写一个新的银行法。以后几十年中的美国金融架构的主要结构，大部分是由以下的三个人来决定的。
罗斯福总统，他是一个具有东方哲学家气质的人，对政治具有敏锐的直觉，但是，却没有多少意识形态和经济的观念。他对小镇上的银行家们没有多少作用，因为这些人大部分与国会和南方的共和党有着政治上的密切联系，总统倾向于建立一个国家银行体系，它可以有效地让这样的银行家以及那些财务上不力而政治上有力的银行破产。
弗吉尼亚的参议员卡特·格拉斯鼓吹有限政府（他反对大部分的新政），实际上是华尔街的亲密朋友。罗斯福在其就职之前，曾邀请格拉斯再次担任政府的财政部长（他在威尔逊总统期间担任过这一职务），格拉斯说他想带进摩根公司的两个合伙人，即拉塞尔·莱费因威尔和帕克·吉尔伯特。罗斯福不能接受。“我们不能与23号捆在一起，”他说。所谓23号，是指摩根银行在华尔街的地址。
格拉斯同样也支持建立一个国家银行体系，这个有力的机构要使国家度过艰难时光。在1902年时，他第一次入选到白宫，在白宫银行委员会里任职。当时，他对经济学和银行是一无所知，而且，后来犯下了一个令他终生引以为耻的错误—支持政客威廉·詹宁斯·布赖恩。然而，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学生，很快就成了国会里关于经济问题和银行问题的主要权威。在20世纪前50年内，他对银行法的编写有着最重要的影响。在1913年时，格拉斯作为白宫银行委员会的主席，负责联邦储备的立法工作。在他的余生中，他对被人称为“联邦储备体系之父”备感骄傲。
在1920年时，他在参议院的一个空缺职位上任职，他可以在这个职位上度过余生。但是，因为他与华尔街的亲密关系，即使是他也认识到1933年华尔街当时的声名。他说的那句俏皮话，就是用南方黑人的标准来看，也是反黑人的，他说：“我们这个国家的一个银行家想和白人妇女结婚，于是他们就对他施加了私刑。”
第三支主要的力量就是亨利·B·斯蒂格尔，他是富裕的医生的儿子，在从政之前，他在阿拉巴马州的奥扎克从事法律工作。1914年入选进国会，时年41岁。斯蒂格尔更像一个立法技工而不是一个经济学思想家。而后，他深深地关心如何保护人民的利益，想保护来自他家乡的银行家们，以及偏远地区的人民，像阿拉巴马的戴尔县。他的主要兴趣在于结束这场使小银行以及小银行所服务的小城镇濒临破产的挤兑现象。
他所建议的方法就是存款保险。这个观点是这样：如果银行破产，那么就要保证储户的存款没有风险，这样他们就不会蜂拥而至，在刚刚出现风传谣言的时候，就把自己的钱取出来，较弱的银行也就有时间来使其事务恢复秩序，而使运行良好的银行避免挤兑所带来的灾难性影响。
存款保险受到了很多人的反对，包括美国银行家联合会、卡特·格拉斯以及罗斯福总统本人。银行家们之所以反对，是因为他们将不得不支付保险费用，而罗斯福之所以反对它，是因为这种保险存在“道德风险”。罗斯福认为：对存款保险，就是“向较差的银行付费，而向好银行收取罚金”。
罗斯福个人虽然反对存款保险制度，但是，从普遍的公众舆论来看，他的政治角色却告诉他应该同意这个制度。斯蒂格尔在如潮的支持信以及密歇根的共和党参议员亚瑟·范登堡的帮助下，使联邦储蓄保险公司（FDIC）成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当然，在治理银行挤兑的问题上，他是正确的；自此之后，再没有出现一次严重的挤兑现象。但是，罗斯福关于道德风险的看法也是正确的。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范围的扩大和时间的延伸，存款保险制度是导致中小金融联合会崩溃的主要原因。
然而，存款保险的概念，除了道德风险之外，还导致了另一个问题。主要的银行常常既是存款银行，也是投资银行。换言之，他们既从事证券业务，也从事银行业务。而存款保险却是非常受欢迎的，没有人愿意给与银行相连的证券保险。
惟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将存款银行与投资银行分离开。大银行与之进行了全面的抵抗。摩根银行指出：早在1933年就通过的保险法案修正了20世纪20年代时投资银行的大部分不合理操作，如取消了向由自己保险的公司和国家的贷款。它同时还争辩说，从商业银行中分离出来，投资银行将成为非资本密集型的，因此，在经济困难的时候，将会更加脆弱。事实也证明确实如此。
但是，没有人愿意听银行家的话，特别是大银行家的话，正如摩根的合伙人拉塞尔·莱费因威尔所解释的，“因为这世上存在那么多的饥锇和不幸，所以人们就自然去谴责银行家，并将心中的不满发泄到美国银行业的最有名的名字上。”
美国银行界的最有名的名字，就是J·P·摩根公司，它不得不按新政策分离出摩根·斯坦利公司。此后，摩根公司就不再是原来的那个摩根公司了。同时，分布于美国几千处地方的无数小型机构却存活了下来，这也使得美国银行体系一直是世界上最麻烦的问题，即使在美国经济达到新的高峰的时候，也是如此。
第六部分：“现在已经是底部的底部了 我应该怎么办呢”第一场大规模冲突
在美国革命时期，美国海军开始形成，这支海军几乎全是由武装的民船和改装的商船临时组建而成。1794年，随着欧洲战争的全面爆发，以及英美关系和法美关系的恶化，美国国会授权建造6艘大型驱逐舰，这6艘驱逐舰使美国海军第一次尝到了胜利的滋味。
战争就是银弹的战争，美国国内战争是工业化时代的第一场大规模冲突。实际上，它是19世纪最大的一场军事事件，交战双方都遭遇到前所未有的财政需求，不得不想出一些新办法来为战争融资，结果北方成功处理了如此巨大规模的开支，而南方却在应对这一需求上无所作为。
买方垄断具有很大的危害性，其理由与垄断相当相似：买方垄断不能进行真实价格的决定，而其拥有者总是会滥用权力。最大的买方垄断自然就是军队了。100年前，海军的实力标志是战舰（而不是核潜艇），政府在装甲钢板问题上与钢铁制造商争执了30年之久，其结果也说明了资本主义的最坏之处就在于其贪婪，而政府不能既是一个消费者又是一个生产者。
富兰克林·罗斯福在1940年12月29日的一次炉边闲谈中，要求国家成为“民主的武器库”。可他在说这番话时，美国的整个武器库还是空空如也，军队只有30万人，装备非常过时，以至于乔治·马歇尔写信说美国军队的状况已经降到了“三流水平”。但是短短四年之后，美国的海军就比其他国家所有海军加起来还要多；空军主宰了全球的天空。美国之所以能实现如此惊人的工业成就，是由于它将世界上最大的自由市场经济转化为中央计划经济，这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完成的。
第六部分：“现在已经是底部的底部了 我应该怎么办呢”美国军舰的政府拨款(1)
很多历史学家争论说，无论埃及的金字塔在国教中的功能如何，它还是政治上有用且行之有效的一项工程。在尼罗河泛滥的季节里，通过建筑金字塔来雇佣农民，使穷人获得收入，从而有助于保证当权者政治上的稳定性。如果真是这种情况的话（埃及学并不是我的研究领域），金字塔就不仅仅是古代世界的七大奇迹之一了，而且它还是最早的、为保证政府存续的政府拨款项目。
然而，不管这个概念的古义如何，这个名词的出现最起码要晚于金字塔4 500年。“猪肉桶”（pork barrel，原义为“猪肉桶”，后引申为“政府拨款”。）在1904年才第一次进入美国语言，当时共和党正处于上升期。考虑到这个用法是从南方传入的（它是指储存在桶中的大块的腌猪肉，会定期地向每一个从事耕种的农奴家庭发放），那么，这个名词极有可能是由民主党人创造出来的。30年之后，在新政时期，“皮绳”（boondoggle，引申义为“画蛇添足”）也引入到英语中，这显然是当时在野的共和党人为表达心中不满而创造出来的用语。
当然，从本质上来看，当选民无法得益时，政治家们才会使用这些用词。还有一些像“生死攸关的国家项目”，却是处于当权地位的政治家所乐于使用的词语。因此，这是分歧所在。最起码自政教合一时代结束之时起，每一个设计得很好的“生死攸关的国家项目”或“猪肉桶项目”，或者真正有用，或者表面看来如此。这也是那么多项目背后的真正动机不能被确定的原因，最起码在历史的尘埃落定之前，是不能分辨清楚的。
更复杂的问题在于，很多项目一开始显然符合当时环境的要求，但是，随着环境的变化，这些项目就成了真正的“猪肉桶”项目，而且无论环境如何变化，这些项目依然还要坚持到底。可以举一个很早的例子，这就是1812年战争之后的美国海军的“第一线作战军舰”项目。
之所以称之为“第一线作战军舰”，是因为它船体巨大，威力十足，足以站在战斗的第一线，可以与任一游弋的军舰决一雌雄。200年以来，它一直是海军的根本所在。
到18世纪时，标准的“第一线作战军舰”要配备74门炮，需要船务人员和战斗人员大约为700人左右。一些巨舰有四层甲板，配备100门炮。英国“胜利”号，是所有“第一线作战军舰”中最为著名的军舰，就是所谓的第一等级军舰中的一艘。当然，因为“第一线作战军舰”舰体最大，火力最强，所以建造成本和运行成本也是最高，特别是在由同样的军舰组成的舰队中，它们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在美国革命时期，美国海军开始形成，当然，这个海军几乎全是由武装的民船和改装的商船临时组建成的。然而，美国海军还是造了一艘“第一线作战军舰”。这一艘“第一线作战军舰”叫“美国”号，1782年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朴次茅斯下水。时为约克镇围困后的第二年（因约克镇被围，战争就基本上算是结束了）。但是，对于几近崩溃的联邦政府而言，运行这艘“第一线作战军舰”，其费用实在是太高了，所以，联邦政府立即用它与法国海军进行了交换，换回的是一艘在波士顿的沉船，沉船是由于当地领航员能力不足所致。
实际上，在1785~1797年间，新成立的美国根本就没有什么海军。但是，在1794年，随着欧洲战争的全面爆发，以及英美关系和法美关系的恶化，美国国会授权建造6艘大型驱逐舰，这样美国海军就又一次诞生了，而且，自此之后，美国海军就再也没有消失过。大型驱逐舰的舰体要小于“第一线作战军舰”，却要优于笨拙的主力舰。起初，它们主要用于悬挂旗帜、攻击商船和海上侦察。
尽管在1799年，就为6艘“第一线作战军舰”的建造拨了款，而且也准备了所有的建造材料—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为大树的尺寸要正好，而且还要注意树的形状—但是，这6舰“第一线作战军舰”却从未开工建造。倒是大型驱逐舰使得美国海军第一次尝到了荣耀的滋味。
尽管1812年战争的初期，美国大型驱逐舰取得了胜利，这也使得美国人举国欢腾，但这却丝毫没有动摇庞大的英国皇家海军的海上霸权。英国舰队封锁了美国港口，使得美国对外贸易陷于停滞。美国海军对此也是无能为力，因为它缺乏攻击“第一线作战军舰”的能力，唉，“第一线作战军舰”啊!
宣战后6个月，因为英国套在美国商业上的绳索不依不饶，越来越紧，所以美国国会授权建造4艘“第一线作战军舰”，材料就是以前准备用于建造“第一线作战军舰”的材料。但是，战争结束前，却无法完工，而且，用于安大略湖的那一艘“第一线作战军舰”根本就从未完工。
随着和平的恢复，美国国会决定海军需要一个“第一线作战军舰”舰队，以在未来的对英战争中保护自己的国家。当然，不能从规模上与英国皇家海军对抗，但是，适当地拥有这样一个舰队，就可以使英国的战争策略安排复杂化。而且，熟练的操作，以及本土作战的优势，这样的一支舰队就最起码也可以短暂地打破英国的封锁。
所以，1816年4月29日，美国国会授权促使9艘“第一线作战军舰”的建造，每一艘配备的武器不得少于74门炮”。所有的这9艘军舰最后都开工兴建了，从新罕布什尔州的朴次茅斯造船厂到弗吉尼亚的诺福克造船厂，1820年年底，有4艘“第一线作战军舰”及时完工。当然，这些军舰从未参加过任何军事行动，而世界也进入了一个漫长的和平时期。
自1812年战争之后，海战的危险降低了，几近于零，而且工业革命也结束了航海时代，所以，建造另外的5艘“第一线作战军舰”也就失去了所有的军事合理性，但是，它们的“猪肉桶”效应当然还是存在的，它可以提供建造的工作。实际上，建造“第一线作战军舰”的历史，就是向桶内装猪肉的过程，确实也充斥着猪叫声声。
尽管建造“第一线作战军舰”的速度降到了蜗牛爬行的速度（在大选前的几周内，人们才会密切关注到这件事），但是，也只有一艘“第一线作战军舰”的建造计划被取消了。1822年在波士顿开工的“弗吉尼亚”号，1933年时未完工而终止建造，花费了纳税人19.74万美元（对这个数字要有个正确的认识，因为1839年时的海军预算也才只有600万美元多一点点）。
第六部分：“现在已经是底部的底部了 我应该怎么办呢”美国军舰的政府拨款(2)
在5艘“第一线作战军舰”中，“阿拉巴马”号是惟一的未在大选之年开工的舰只，它是1817年在朴次茅斯开工兴建的。然而，它的建造周期创了世界纪录，长达47年，最终的下水时间是1864年，“巨蜥”号与“梅里麦克”号（美国南北战争时南部联邦的一艘装甲舰名）战斗后的第二年，这场战斗确定无疑地标志着海战的时代已经结束了。（“阿拉巴马”号，因其建造地点的原因，在下水时改名为“新罕布什尔”号。）
“纽约”号于1818年在诺福克开工兴建，未下水就已焚毁了，原因是1861年联邦军队的撤退。而“佛蒙特”号，是1822年开工，1853年才下水。但是，就在它被列入后备战队8年后不久，龙骨就进水了。最起码，它也勉强算是5艘“第一线作战军舰”中惟一的一艘参加过军事行动的军舰，在美国国内战争时期，它服务于南卡罗来纳州的普特罗伊封锁中队。
但是，在这个“猪肉桶”中，最肥的、最有油水的、最有营养的“火腿”要算是“宾夕法尼亚”号了。当时国会只是强调说这些舰只的“武器配备不得少于74门炮”，海军委员会（它是海军的政策制定部门）却看到了不可抵御的政策口子。他们订做了一艘庞然怪兽。
“宾夕法尼亚”号配置的炮位不少于136门炮，比参加特拉法尔加战斗的“胜利”号所携带的炮位总数还要多36门。“宾夕法尼亚”号的吨位为3 366吨，也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木质军舰，迄今为止，从某些指标上讲，它还可以算是世界上最大的军舰。它在1822年下水，独占了费城海军造船厂后15年的全部资源，这就像是一只杜鹃在一只鹪鹩的窝里下蛋。“宾夕法尼亚”号要参加战斗就要配备1 100名船员。然而，就在它开工的那一年，整个海军的总人数也不过只有3 774名。
但是，“宾夕法尼亚”号从未参加过战斗。实际上，它几乎也没有航行过。最后完工时间是1837年，它沿特拉华河而下，在特拉华的纽卡斯尔稍作停留，装好了炮，然后就航行到弗吉尼亚的诺福克海军造船厂。它的骨干船员立即转移到其他舰只上，它当初设计携带的3.3万平方英寸的帆布也从未打开过。在不光彩的1861年诺福克撤退中，它吃水线以上的部分均遭焚毁。
即使在沿大西洋海岸一周的航行中，船上的军官也发现它“笨重且易偏离航线，脾气还很暴劣”。考虑到它的船体巨大，那就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了，从真正的意义上讲，它根本就不是一艘战舰，而是一座航行在海上的金字塔。
但是，第一艘“宾夕法尼亚”号最多是民主政府的尴尬，而20世纪同名的那艘军舰，却给这个名字带来了荣耀。服役于1916年的第二艘“宾夕法尼亚”号，直至它在珍珠港偷袭中幸存下来之前，有25年没有参加过任何军事行动。然而，在其后的3年半中，它巨大的火炮向敌人倾泻下足有5 500吨的炮弹，这比海战历史上的任何一艘军舰都要多。
第六部分：“现在已经是底部的底部了 我应该怎么办呢”战争的金钱代价(1)
战争就是银弹的战争。某一场战斗是由战术、火力、勇气—当然还有运气—来决定的，但是，一场长期战争的胜利却几乎总是要动用全国的财力以用于军事用途。
事实也是如此，美国国内战争就是工业化时代的第一场大规模冲突。实际上，它是19世纪最大的一场军事事件，其规模是事先未曾预料到的，而且还预示着20世纪初期全球性的艰难挣扎。其结果是，交战双方全部都遭遇到新的财政需求，也不得不想出一些新办法来为战争融资，同时还不能破坏战争时期的国内经济。事实是，北方成功处理了如此巨大规模的开支，而南方却在这一最终结果上无所作为。
一开始，双方都遇到了令人绝望的财政问题。华盛顿政府在近4年的时间里一直处于赤字状态，举借了大量短期债务以弥补这一赤字。在1860年12月，南方腹部地区投票决定脱离联邦政府，这时，联邦国库甚至没有钱给国会议员发薪水，更不必说要支持一场大规模的战争了。
在我们疲惫的耳朵听来，战争的耗资总数似乎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在19世纪中期的美国，1 000美元就是一个熟练工人一年的实际收入，而GNP总值也远不足100亿美元。国内战争的开销，对于每一个亲身经历的人来说，都是几乎不能相信的。在战争的开始阶段，联邦政府所有部门的总开支每天只有17.2万美元，这些钱几乎全部来自于关税。而三个月后，光战争开支这一项，每天就要吃掉100万美元。到1861年底时，美国陆军部每天的开销就高达150万美元。南部邦联的开销要小一些，但同样也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
怎样才能满足这些开支呢?在和平时期和战争年代，政府一般都只有三种方法来筹集资金。这就是：印钞票、征税和借款。
很快，交战双方都求助于印刷机了。1861年12月，北方银行不得不停止用黄金偿付债务，而联邦政府在几天后也被迫采取了这一做法。整个国家都背离了金本位制，这使华尔街也恐慌起来。“现在已是底部的底部了，”林肯悲叹道，“我应该怎么办呢?”很快，财政部就被授权发行绿背钞票（因钞票的背面是绿色动物而得名），这是新纸币的称呼，到1865年时，共有4.5亿美元的流通纸币。
发行大量不兑现货币的恶果—所谓不兑现货币是指，货币之所以成为货币，是因为政府说它是货币—是不可避免的，对于这一点，那时的人与今天的人一样清楚。第一，就是格雷欣法则（劣币驱逐良币）将会发生作用，这时，黄金和白银就会被人们藏到床底下去。第二，就是会发生通货膨胀。
在战争时期，4.5亿美元就等于政府开支总额的13%，而纸币本质上造成了战时北方的过度通货膨胀。但是，相比南方而言，这却不算什么，因为南方的一大半债务都是用纸币支付的。早在1861年5月，南部邦联就发行了国库券，它只能在独立两年后才用黄金和白银予以偿付。在战争时期，邦联政府发行了超过15亿美元的这类债券，而如此巨量的纸币对南方经济的影响是灾难性的。仅在发行债券的前两年，南方物价就上升了700%以上。更糟的是，不只是里士满政府在印制纸币，州政府和市政府也在发行各种钞票。因为南方缺乏质量很高的造币厂及精密的印刷设备，所以，制造假币不仅很容易而且很普遍。到1863年底，南方经济已经失控了。囤积居奇、物品短缺以及黑市交易这些现象毫不留情地泛滥开来，而随着生活水平的下降，对战争的支持也消蚀了。
南方之所以发行如此之多的纸币，是因为它向公众征税的能力以及出售债券的能力是相当有限的。而北方已经拥有了财政部及征税体系，其组织机构及工作流程也早就是现成的了，而南方却还要从头做起。这在战争需要日渐高涨的时期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更糟的是，南方经济却为出了名的缺乏流动性这一问题所苦。换言之，它的财富不易转化为货币，也就不能用于军事力量。在战争爆发时，南方拥有全国总资产的30%，而其流通货币却只占12%，银行资产也只有21%。尽管“土地即贫困”这句话直到重建时期才出现，但是，它却是对1861年南方经济的准确描述。在交战的4年中，南方邦联政府的税收只能满足5%~６％的政府开支。
相反，联邦政府却从税收中获得了总收入的21%。第一笔联邦收入税早在1861年时就征收了，而且国内税法紧接着在1862年就执行了，从专营许可证到报纸广告到游艇，几乎每一件物品都属于征税的对象。国税局就是今天的IRS的原型，这也绝不只是美国内战时所留下的影响深远的遗产。
第六部分：“现在已经是底部的底部了 我应该怎么办呢”战争的金钱代价(2)
提高收入的第三种方法，即借款，同样是北方占有优势，这是因为北方有几个大银行，特别是由于它有一个银行家，他是费城的杰伊·库克。
杰伊·库克1821年生于俄亥俄州的后来叫做桑达斯基的一个地方，是一位律师兼国会议员的儿子。14岁时他就开始做店员，后来从伊诺克·W·克拉克的费城银行出来。1861年，当战争爆发时，库克在费城开设了自己的银行，叫做杰伊·库克公司。
库克的弟弟亨利，与俄亥俄州参议员、市长及林肯政府的财政部第一部长赛尔蒙·P·蔡斯有密切的政治联系。小库克注意到他哥哥可以为蔡斯处理200万美元的债券。
1861年夏布尔溪（这里发生过两次战役，都是邦联获胜）灾难性的第一场战斗后，库克“戴上他的帽子，走出办公室，拜访了费城的银行家们，几个小时内就为3年期的国库券筹集到了200万美元”。
几天后，库克陪同部长蔡斯到了纽约，帮助这位内外交困的部长从纽约的银行家们那里又筹集到了5 000万美元，在持有政府债券的期间，支付的利息率为7.3%。（这批债券被称为七·三○债券，其利息率显然是由蔡斯确定的，其最好的理由就是面值100元的债券，其利息率正好是每天2美分。）
5 000万美元对于那时的银行来说是一笔巨大的数字，但是，对于蔡斯想实现的筹款来说，却是杯水车薪。1860年7月1日，国家债务为6 400万美元，一年之后，却上升到将近9 100万美元。蔡斯估计：到1862年7月1日时，国债将达到5.17亿美元。
到那时为止，政府债务一直是很平静地由大银行家及经纪人来处理的，这些人或者是自己持有，或者将债券出售给最大的客户。显然，现在需要一个新的体系，而库克设计了它。
库克被任命为联邦政府的一个职员，专门处理五·二○债券（之所以称之为五·二○债券，是因为其偿还期不少于5年，不多于20年，同时以黄金来支付6%的利息率）。他在报纸上大作广告，广发传单。他要求财政部提供面值小至50美元的债券，并接受分期付款计划。他有意地让年轻人也加入了进来，让他们相信购买政府债券不仅仅是一种爱国责任，而且还是对未来的一项有利的投资。杰伊·库克创造了债券动力，这是后来的每一次战争的主要特征。
在国内战争之前，持有各种证券的人数还不足1%，库克向5%的北方居民出售了政府债券，按照约翰·谢尔曼（他是俄亥俄州的一位有影响力的参议员，威廉·T·谢尔曼将军的弟弟）的说法，他使债券的优点展现在“从缅因州至加州的每一家庭成员”的面前。
库克不仅仅满足于做广告，他还在报纸上撰写故事。“一封来自卡姆登妇女的信，她订了300美元，”有一个故事叫做“五·二○债券事务所里的一天”。“有一个人来自美国明尼苏达州，他要了1.25万美元……在一张桌子旁，有一个育婴女拥，她要了50美元的债券，而在她身后平静地等待着的，是一位魁梧的先生，费城的一位‘强人’，从他身上，你一眼就可以看出这是一个钞票多多、银行里有巨额存款的人，他要了2.5万美元。”
1864年5月，库克成功地销售了战争债券，他实际筹集资金的速度与美国陆军部花销的速度一样快，在那时大约是每天200万美元。通过出售债券，北方筹集的资金总额达到总收入的三分之二。而南方因为没有大银行，也没有金融专家，所以通过这种方法筹集的资金还不到其总收入的40%。
库克成功的债券动力使得美国国债有了惊人的上升。1857年，在萧条开始之时，当时的债务仅仅是极小的数值—每人97美分。而8年后，就上升了80倍，达到了每人75美元，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所达到的最高值。但是，因为北方可以将如此巨大的战争成本推迟到未来支付，而南方却做不到这一点，所以北方的经济也未受到任何的损失，它艰苦地筹集到了战争物资，最后战胜了叛乱。
当然，南方邦联的纸币和债务，随着南方邦联的灭亡而消失了，但是，绿背钞票及国债却保存了下来。是否恢复金本位制，及何时恢复金本位制，相比于重建工作这一主要问题来说，就成了战后次要的事了。债务人因为通货膨胀效应而需要更多（而不是更少）的纸币，而债权人自然“健全通货”。后者最终占据了上风，在1879年，绿背钞票用黄金来兑换，但是，直到1933年才出现了完全的法律上的松动，后来到1944年时，绿背党有了自己的总统候选人。
第六部分：“现在已经是底部的底部了 我应该怎么办呢”装甲钢板丑闻(1)
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家们就一直在撰文讨论垄断对经济所造成的危害及混乱。100多年来，自谢尔曼反托拉斯法通过以来，斯密理念就已写进了美国法律中，其结果大部分情况下是有利的。只是—特别糟糕的是—谢尔曼反托拉斯法不能适用于政府垄断的情形，这一问题，仅仅是由于现在持续不断的政治论争才被人们开始讨论。
然而，现在讨论得相当少的就是买方垄断所造成的危害。
我们还是不要麻烦去查字典了，就让我给出一个粗略的定义吧。所谓垄断，就是存在一个经济实体可以有效地控制某一商品的供给，比如美孚石油公司的汽油供给，以及国家机动车部门所颁发的驾驶执照。而买方垄断则是指另一种情况，即控制某一商品的总需求。
显然。买方垄断比垄断更少见一些。许多年前，当我在希腊旅游时，曾经遇到过一件事。一个拍照片的，在没有征得同意的情况下，在我们这个旅游团观光特尔斐废墟时给我们拍了照。第二天早晨，他走到旅店的餐厅，一个桌子一个桌子地兜售印在光面纸上的8×10英寸照片，价格奇高无比，生意做得很红火。
然而，当他走到我这里时，我告诉他，他给我拍的那张照片，我只能给他开价的十分之一。他愤怒地拒绝了，这时，我就跟他说，他可以打电话问一问报社，一个藉藉无名的大学生，手持一本旅游指南，走在特尔斐废墟里，他们对这张照片的开价会是多少。他接过我给他的钱，把照片给了我，嘟囔了几句可能没有任何转译必要的希腊语。
买方垄断具有很大的危害性，其理由与垄断相当相似：买方垄断不能进行真实价格的决定，而其拥有者总是会滥用权力。就像现存的大多数垄断一样，买方垄断常表现为政府一方。国家教科书委员会就是一例。非洲政府粮食合作社要求农民必须将粮食卖给它们，这就影响了很多国家的农业生产，也是一个例证。
但是，最大的买方垄断自然就是军队了。核导弹潜艇的客户究竟能是多少呢?最客气地说，可有只有一个客户，这种电力小艇要么是卖给海军，要么根本就卖不出去。
这种军事买方垄断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100年前，当时是战舰（而不是核潜艇）标志着海军的实力，政府在装甲钢板问题上与钢铁制造商争执了30年之久。这是一个很有启发意义的故事。
1862年“巨蜥”号与“梅里麦克”号的战斗宣布了木质军舰统治时代的结束。至19世纪80年代时，其主导的形式变为战舰，配备有重型火炮，火炮由装甲钢板来保护。然而，国内战争后，美国海军迅速减员以至于变得无足轻重了，它所需要的小型装甲钢板也是从海外购买。后来，切斯特·亚瑟的行政机关决定扩张海军，这样，它就需要国内的资源来保证战时的供给。
钢铁制造商已经在快速地扩张，以满足剧增的铁轨用钢材及结构用钢材，他们对兴建高度专业化的只能生产装甲的钢厂不感兴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这个需求只依赖于海军的反复无常的行为，事实上，海军将成为惟一的客户，而且技术上也很难处理，即使按照钢铁制造商所要求的标准也是如此。因为杂质的分布和冷却过程不可避免地存在误差，每一批钢板的弹性强度及抗穿透性上都会有相当大的差异。
然而，在政府的督促下，安德鲁·卡内基钢铁公司和伯利恒钢铁公司开到制造装甲钢板。然而，海军坚持政府必须派驻观察员以监督生产过程的每一个阶段，而且要求必须坚持一些特定的规定，而从本质上讲这些规定却是很难控制或者根本不可控制的，这时，卡内基钢铁公司就停止了生产制造。卡内基钢铁公司认为惟一关键的问题在于钢板抗炮弹的能力，因而弹道测试将会是惟一的标准，这也是海军用以判断装甲钢板的惟一标准，这是很正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