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利恒钢铁公司继续生产装甲装板，但是其资源要远少于卡内基钢铁公司，所以很快就陷入了财务困境而不得不推迟完工。这时，本杰明·哈里森总统以私人名义向卡内基钢铁公司要求重新开始霍姆斯泰德厂区的装甲钢板厂的制造工作，这样卡内基钢铁公司重新开始工作了。
到1892年时，它还是这样地运营着，为“蒙特雷”号巡洋舰和“纽约”号战舰生产甲板。但是，那一年的霍姆斯泰德大罢工使得生产停滞了一段时间，罢工失败后，工厂才恢复了生产，可以理解，工人心中的不满越来越强烈。
第六部分：“现在已经是底部的底部了 我应该怎么办呢”装甲钢板丑闻(2)
第二年，代表四位工人的一位律师，找到了卡内基的合伙人亨利·克莱·弗里克（他是罢工事件的主要责任人），并说可以把一份履行甲板合同时存在欺诈行为的“证据”卖给他。弗里克告诉律师说这几个工人是“赤色”分子。但是，这个律师找到了政府，政府同意把基于证据而得到的罚金的25%作为这些人的奖励。
接着，政府任命了一个三人委员会，利用律师所提供的信息对整个事件展开调查。委员会提交了一个报告，证明卡内基钢铁公司有罪。但是，当弗里克被召到华盛顿并被告知海军打算处以一笔相当于合同标价的15%的罚金时，卡内基钢铁公司一下子就知道有人在调查。
当然，调查过程是以典型的独断方式进行的，弗里克和卡内基钢铁公司非常恼火。他们向格罗夫·克利夫兰总统申诉。可是霍姆斯泰德罢工的矛头是指向他的海军大臣的，而卡内基钢铁公司应对此次事件负责，所以克利夫兰作为一个民主党人，并不想支持卡内基钢铁公司。但律师出身的他，也意识到这家公司受到了不公正待遇。他把罚金的比例降低到仅为10%。但罚金总额仍然达到约14.05万美元，这在19世纪80年代可不是一笔小数。
海军案的关键问题是，迄今为止，送交的这批钢板中只有三块钢板低于规定要求，因而被退货了，其余大部分钢板质量仅仅高出标准5个百分点，有少量钢板高出20个百分点。而在海军的逻辑中，既然有钢板的质量能高出合同规定要求的20%，那么，所有的钢板都应达到这一质量。
只有根本不考虑制造整齐划一钢板的实际困难的官僚主义者，才会认定此事属于欺诈行为。实际上，这样做的目的却只是想保护海军自己，这一意图才是真正的欺诈行为。实际上，这是极端地不动脑筋的行为。
譬如说，合同规定装甲钢板不能有因不稳定的冷却过程而造成的砂眼。在国会听证会上，查尔斯·施瓦布，霍姆斯泰德厂区的主管，作证说：在一流装甲钢板的制造过程中，砂眼是不能避免的，如果在钢铁中加入更多的硅，那么就可以很容易地避免出现砂眼，但是，这样就会降低整个钢板的强度。他非常有力地质问道，海军需要什么样的钢板，是一个有砂眼的高强度钢板，还是没有砂眼的低强度的钢板?他指出，德国的克虏伯公司，是世界上最领先的制造商了，1892年，它们在芝加哥国际展览会上所展出的钢板，是世界上最好的钢板，也是满布着砂眼。
查尔斯·施瓦布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他担心以后那些吹毛求疵的规章制度，要给海军制造无砂眼、又是最好的钢板。当政府检查员无法提出反对意见时，他就是这样简单地封住了他们的嘴巴。
卡内基钢铁公司完全可以走到法庭上去，而且还可以获胜。但是，卡内基和弗里克都认识到政府的买方垄断权利，也认识到如果不赶快支付罚金，那么，就给了海军取消合同的口实，到头来只剩下一堆钢板，而且谁也不会再要了。他们还害怕海军可能再也不给他们生产合同，这样，没有客户的钢板就砸在手上了。作为务实的商人，他们忍气吞声，支付了罚金。
事态又恢复了正常，卡内基钢铁公司，作为1901年美国钢铁业的创始者之一，在20世纪之初，在美国海军将自己建设成世界级的军事力量的时侯，从政府那里获得了钢板制造合同。
但是，1913年，伍德罗·威尔逊内阁上台后，一些公司也开始进行竞标了，它们也可以制造差不多相同的钢板，这时气氛就开始不安起来了。原因也是很简单的。海军害怕如果将全部的合同都给予最低报价者，那么，一些效率不高的公司就会被赶出装甲钢板市场，这时国家在战时就可能没有充足的钢板供给。所以，在实际操作时，它就给所有的公司以相同大小的合同份额，而且还认为这些公司会以最低价进入。但是，钢铁公司却没有竞标的动力，所有的公司都没有这样做。
约瑟夫斯·丹尼尔斯，威尔逊内阁的海军部长，认为解决之道就在于要成立一个政府性的钢铁厂。海军报告中估计这样的一个钢厂的年生产能力为1万吨，建设成本为840万美元，每吨的生产成本为314美元，而钢铁制造商的售价却为每吨454美元。
钢铁公司对政府这一想法并不满意，政府本来就是个买方垄断者，现在又成了竞争者来拼命地竞争这些项目。但是，他们根本就不必担心。当这个钢铁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三年后建成之时，它已经超出了预算数百万美元，而且其生产成本几近于钢铁公司售价的两倍。这个钢铁厂在第一批装甲钢板出厂之后，就再也没有开工过。
在最近的100年中，左派历史学家们经常引用“装甲钢板丑闻”来说明资本主义的最坏之处就在于其贪婪。当然，这个例子实际上说明了政府不能既是一个消费者又是一个生产者。
第六部分：“现在已经是底部的底部了 我应该怎么办呢”美国超级武器(1)
富兰克林·罗斯福在1940年12月29日的一次炉边闲谈中，要求国家成为“民主的武器库”，这句话后来被证明是不朽的名言。
罗斯福总统以此来劝告当时反战情绪还很剧烈的美国要成为他所认为真正的那种自利国家，希望美国工业增加战争生产以帮助那些在与纳粹和日本帝国主义作战的国家。他提出的这一观点是使美国保持中立的最好的办法。当然，这一年中，日本所制造的事件使得这一中立性不再具有实际意义，美国如同那些现在已成为盟国的国家一样，自己也需要武器。
罗斯福总统在说这番话时，美国的整个武器库还是空空如也。实际上，海军在船只的数量上足以与任何国家抗衡，但是它缺乏足够的军火来进行长期的战争，而且它的很多装备都已老化或者性能不可靠，军队只有30万人，装备非常过时，以至于乔治·C·马歇尔写信说美国军队的状况已经降到了“三流水平”。很多根据1940年9月通过的义务兵役法进入军队的新兵，都不得不用扫帚柄而不是用步枪来训练。
但是，这个武器库很快就不再空空荡荡了。在罗斯福说过这句话的4年半年后，美国有120万人武装起来了；它的海军比其他国家所有海军加起来还要大；空军主宰了全球的天空。在那些年里，美国工业生产了6 500艘海军舰只，29.64万架飞机，8.63万辆坦克，约6.45万艘登陆艇，350万辆吉普车、卡车及个人用车，总载重为5 400万吨的货车，1 200支步枪、自动步枪及机关枪，还有4 700吨的炮弹。
美国之所以能实现如此惊人的工业成就，是由于它将世界上最大的自由市场经济转化为中央计划经济，这几乎是一夜之间完成的。中央计划经济在为消费者生产商品和服务方面已经被证明是可怕的无效率，但是，它在生产战争设备方面却非常好。苏联在一些最简单的消费品上不能提供充足的供给（比如本土生产的避孕套，它在苏联被称为“橡胶套”）。然而，它们的核导弹潜艇却是世界上最复杂的机器，这是令人肃然起敬的。如果爆发了全面的战争，那么，经济的全面控制就是必要的了。
当罗斯福一开始将经济转化为战时经济时，他所依赖的用缩写字母称呼的部门是他所实行的新政的主要部分。这种做法却没有作用。NDAC（国防顾问委员会）、OPM（采购器材局）、SPAB（供给分配委员会），所有这些部门在1941年时都出现了，但是，它们相互之间却协调得不好。另外，军队的供给部门和海军的供给部门，处于分离状态，常会出现矛盾，而它们二者都强烈地拒绝来自任一非军方的政府部门的干预。
还有，在11年的萧条之后重新繁荣起来的美国工业也不愿意跟着华盛顿的指挥棒转。
珍珠港事件后，罗斯福很快决定需要另外的不同方来处理这些事。尽管威廉·S·努森和西德尼·希尔曼都是OPM的头儿，这一机构理论上讲负责这件事情，但是，1942年，总统召入了唐纳德·纳尔逊，任命他为主要负责人。
纳尔逊曾是西尔斯·罗布克公司的执行副总裁，年薪为7万美元，而为政府工作的年薪却只有1.5万美元，他当年53岁，骨架很大，有一点肥胖（当然，在那时侯，处在他这个年龄的男人都有些超重），他文静的举止，一副眼镜和细细的头发，让他看上去—用当时的话说—是“一个中东的菩萨”。然而，他的私生活可与菩萨一点也不相像。他两次离异，两次丧偶，总共结了五次婚。
“我对这个烦人的生产事务感到疲倦了，”总统对纳尔逊说，“你是否愿意接手这件事呢?”
“如果我可以全权处理的话，我愿意。”纳尔逊回答道。
“你可以写条子，”总统告诉他，“我来签字”。
纳尔逊、副总统亨利·华莱士和总统一起讨论了新成立的这个政府部门以接手原先的那个部门的功能。纳尔逊建议称这个部门为“军工生产管理部”，而总统立即意识到其缩写为WPA，也知道这个名称不行，所以他另取个名字，叫“军工生产部”。
纳尔逊回到办公室，开始写总统答应给签字的报告。他赋予军工生产部的权力可以使美国经济转变为一个战争机器。他给自己所需要的主席权力，这样可以使这个部门运转起来。他将这个计划拿给总统看，总统签了字，以执行号9024签发了。有了这个东西，唐纳德·纳尔逊实际上就成了美国经济的CEO。他适合干这个工作。
第六部分：“现在已经是底部的底部了 我应该怎么办呢”美国超级武器(2)
纳尔逊生于1888年密苏里州的汉尼拔。毕业于密苏里大学，获得化工学学位，并曾计划去读一个博士学位。但是，他先去了西尔斯·罗布克公司，当了一名化学工程师，并度过后来的30年。很快他就不再从事实验室的工作了，进入了管理工作，然后就沿着公司的职位一直稳定地上升着。
在20世纪30年代，西尔斯公司仓库中有大量的存货，销售项目超过了10万项，从帽子的别针一直到预制房屋。那些年来，纳尔逊在西尔斯公司的首要工作就是弄清楚零售与销货清单中要有哪些项目，找出谁来制造和在哪里销售，注意商机何时何处才会出现。当然，这对军工生产部的主管工作来说是一个完美的训练，因为纳尔逊对美国工业的深度和广度已经相当熟悉，这是美国任何一个人都无法与之相比的。
一旦他进入军工生产部，他有三件最重要的事情要做。第一，他必须确定，要赢得战争，需要什么样的服务和合作；第二，他需要储存美国现有的原材料和工业资源；第三，他要找到一些方法以弥补那些缺口。
一个直接的短缺就是橡胶。天然橡胶大部分产自于东南亚，当时却为日本所控制。于是，巴西的野生橡胶采集（这一行业在20世纪初因为无法与种植橡胶进行竞争，已经崩溃了）又复活了。另外，一些可以在美国生长的橡胶植物，如银胶菊，也开始培植。但是，正是合成橡胶使美国度过那些岁月。1939年美国还没有合成橡胶业，而1945年，美国的合成橡胶业的橡胶生产已为82万吨。尽管橡胶的供给已经可以满足战争的需要，但是，人们还进一步地进行着努力，战争岁月就是漏气车胎的光荣历史，长期地存在于人们的记忆中。
纳尔逊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要决定什么东西应该先生产，什么东西可以等一等。空军需要轰炸机；海军需要驱逐机，它们现在就要。但是，在生产的初期，如果要生产所有飞机，那么铝就不够了。军工生产部必须决定先生产什么，还要让陆海空三军不要太焦急。
军工生产部分为几个“行业分部”，每个分部负责一个特殊的行业，承担的任务是要准确知道这一行业的每一个工厂可以生产什么，现在正在生产什么，计划中还要求它在将来生产什么，以及它还有多少存货。这些数据一路直接送到军工生产部全面负责材料、分配、生产及流程决定的部门。这些部门对设备和材料的订单相互权衡，进行评估，排出先后次序，然后送到负责生产的工厂，同时附送一份授权书（这些授权书具有同样的优先级）以确保稀缺原材料的供给。
从手边的这些任务来看，军工生产部很快就成了华盛顿战时政府最大的部门，这一点也不奇怪。1942年年底前，其雇员总数超过了2.5万人。它每天的耗纸量相当于一份规模很大的报纸。奇怪的是这样一个体系还可以运转起来，而在它做这些事的时侯，美国经济在1940~1942年间增长了125%，从886亿美元增长到了1 987亿美元。
更令人吃惊的是，私人经济在如此巨大的战争生产需求中却没有受到太多的干扰，全国约25%的男性工人从事陆海空三军的生产居然对之没有任何影响。
劳动大军中的士兵和海员的位置被Rosie-the-riveters军团所替代（其结果是他们现在还在为美国社会努力工作着）。而且，尽管一些产品（如新型汽车）无法生产，其他产品（如轮胎、汽油和红肉）也实行严格配额，但是，相对于其他交战国来说，国内经济以高得多的水平向人民供给。在整个战争中，美国经济不仅生产枪支，而且生产黄油（或最起码是人造黄油）。实际上，在战争的末期，美国经济的国内供给，相当于1939年时的情况。
唐纳德·纳尔逊这个名字，在今天只有那些研究这段历史的专家才知道。但是，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他负责生产了赢得战争的美国超级武器。这个武器不是原子弹，而是美国经济。因为唐纳德·纳尔逊以及那些在军工生产里从事着极其复杂且没有报酬的工作的人们，美国才能使用80年前尤利塞斯·S·格兰特（美国第18任总统和内战时期的将领）所使用过的同样的计策去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压倒性的人数和物资组织起来，然后，用它们来重重将敌人击倒在地。
第七部分：“我们对这个国家的贡献是相当大的”第一位著名的“庄家”
汉密尔顿发行的大规模债券直接导致了证券市场的活跃，而美国历史上的第一只大盘蓝筹股则启动了这个国家第一轮股市投机狂热。
纽约股票交易所的创始人之一、联邦政府财政部部长助理—威廉·杜罗是这第一轮投机狂热中的弄潮儿，他可以称得上是美国股市的第一位著名的“庄家”。
杜罗的疯狂投机和迅速溃败引发了美国历史上第一次金融恐慌，汉密尔顿下令财政部购进大量联邦证券对市场进行支持，他的果断行动成功地阻止了金融恐慌的蔓延,确保了股市的危机没有对美国的经济造成长期的负面影响。
在19世纪的最后20年里，金本位制作为一个话题出现在各种场合，按照“劣币驱逐良币”的原则，人们很自然地选择银币作为流通工具，并将黄金藏匿起来，于是，黄金开始不断流出国库，在1893年市场崩溃的打击下，形势迅速恶化。财政部的黄金储备下降为6 400万盎司，远低于1894年法案所要求的1亿盎司以下。
在困境中一筹莫展的克利夫兰总统最终向摩根伸出了求援之手。摩根和他的同伴成功地为美国在欧洲募集了1亿盎司的黄金储备，同时摩根使出浑身解数，使用各种金融手段，使黄金不再源源不断地流向欧洲。
实际上，现代的世界经济，开始产生于19世纪中叶，它形成的原因仅仅是因为：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货物可以迅速且便宜地进行长距离运输。但是19世纪的铁路公司却是高度资本密集型的，巨大的固定成本尽可能地分散在运输上，意味着对市场份额的剧烈竞争。对市场的监管促使了州际商务委员会的出现，但其结果却证明是无效的。
1954年，美国国防部是世界上最富实力的军事部门，同时，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公司，他主宰着美国的汽车商业，所占的市场份额超过了50%，而查尔斯·威尔逊先后将通用汽车总裁和美国国防部长的职务集于一身，可见一个人在半生中能进行多大的角色转换。
第七部分：“我们对这个国家的贡献是相当大的”1792年大崩溃(1)
像1066年、1492年和1776年一样，1929年是一个马上能够引起群体记忆的年月。因为那一年不仅仅是股市崩盘了，而且是一次大崩溃。破产的投资者和经纪人纷纷跳楼自杀，常被人们想像成冰雹在那恐怖的岁月里、在曼哈顿区大量降落（事实并不是这样）；大部分人认为大萧条就是由此造成的（事实也非如此）；而且，就我所知的这些情况来说，有些人还以为股市崩溃迫使工人流向了加利福尼亚，可这是由于干旱所致，更不必说是约翰·斯坦贝克（美国作家，曾获1962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想像了。
当然，自此之后，1929年大崩溃就正好被用来吓唬人。像出现在华尔街的暗指此事的“非理性繁荣”这句话（这是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竞选时说的）、电视访谈、自由论坛以及其他地方的那些自封的名人就开始用不祥的语言来讨论1929年大萧条。
但是，1929年仅仅是美国经济史上无数次股市崩盘的案例之一。像1837年、1857年、1873年、1893年及1907年，都是同样的可怕，而且每一次都标志着一个漫长的经济萧条。因此，回过头来看一看华尔街发生在1792年的第一次崩盘（那次崩盘发生的时候，华尔街上的很多房屋还都是私人住宅），是很有教育意义的。然而，使这次崩盘更有意义的就是政府处理这次危机时的做法。
在这一次纯粹的历史巧合中，像我这样的人并没有进入失业名单，而其中的一个主要牺牲者的名字叫做沃尔特·利文斯通。1998年，他的第五世曾孙曾被暂时任命为白宫的发言人。
使得沃尔特·利文斯通遭受不幸的是一个名叫威廉·杜罗的人。杜罗于1747年生于英国，他的父亲是西印度的一个成功的种植园主。杜罗在伊顿接受教育后，加入了英国军队，与罗伯特·克莱夫将军一起服役。他花费一些时间来管理他父亲在西印度的产业，然后定居在纽约州的北部。他从皇家海军那里取得了一份获利丰厚的合同，向他们供给桅杆和船柱。
然而，当美国革命开始时，他却与革命者站在一起，并被选进了北美议会。他离开议会后，赚了很多钱，提供给北美军队，并与凯瑟琳·亚历山大（后来常被人称作“基蒂夫人”）结了婚，他父亲是极其富有的威廉·亚历山大将军，将军宣称自己是隐居的苏格兰斯特灵伯爵（这一说法很可能没有任何依据）。
革命后，杜罗和他夫人在他们纽约的大厦里过着差不多与皇家贵族一样的生活，奴仆穿着制服，一顿简单的晚餐也要上15种不同的葡萄酒。他所以能享有如此的生活方式，是由于18世纪80年代里一系列的金融妙策，包括土地和革命债券的投资。1785年，按照联邦条约，他被任命为国家政府财政委员会的部长，这是一个特制的职位，可以获得内部消息。1789年，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他的夫人是杜罗夫人的侄女）任命他为新成立的联邦政府的财政部助理部长。
汉密尔顿自己是很诚实的，从未想从他政府的任职上获利，也未曾想到用内部消息来帮助他的朋友。杜罗却不是这样守规矩。当弗吉尼亚的亨利·李要他的朋友汉密尔顿提供关于财政部偿还计划的时候，汉密尔顿拒绝告诉他任何事情。但是，威廉·宾厄姆，费城的一个富人，杜罗的密友，却对未来相当有信心，他从阿姆斯特丹借了6万英镑—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可观的数目—希望能从联邦券的投机中获取较高的利益。
联邦法律禁止财政部官员在联邦证券上投机，杜罗消极地服从，而不是真心实意地遵守。但是，他一直对与财政部的关系感兴趣，特别想获得的是这个名誉，而不是对工作本身感兴趣。
1791年底时，杜罗与亚历山大·马孔姆结成了合伙关系，马孔姆是纽约最有钱、最显赫的人士之一。他们将一起工作一年，进行股票和债券的投机。在实际合作中，合同要求将马孔姆的金钱与杜罗的投机才能及其财政部门的内部关系结合起来。到这一年底，他们平分所获得的利润。
当时有流言说纽约银行将被美国银行收购，并且说纽约银行将成为美国银行的一个分行，所以杜罗就开始购买纽约银行的股票。如果真是这种情况的话，纽约银行的股票肯定要上升，杜罗和马孔姆都将获得一笔可观的利润。但是，杜罗可能是玩得过火了点。他在与马孔姆合作的账户上持有多头，而在自己的账户上持有纽约银行的空头（卖出他所没有的股票），他希望股价可以下跌。因此，在公开的场合，杜罗打赌说纽约银行肯定会被接管，而私下里却认为不可能发生这种事。如果收购失败，杜罗和马孔姆都将遭受损失，可是杜罗这方面却可以获利。但是，因为他与马孔姆的合同上规定他可以使用马孔姆的钱，而不是他的钱，所以，杜罗背弃盟友的损失仅仅是他的名誉而已，看上去，这个牺牲他是很愿意付出的。
第七部分：“我们对这个国家的贡献是相当大的”1792年大崩溃(2)
汉密尔顿并不知道杜罗表里不一的行为，然而却对其投机行为感到胆寒，“这个时候，”他在1792年3月2日写道：“应该有一个分界线，以区分诚实者与流氓，将高尚的基金股东及商人与完全不道德的赌徒区分开来。”当然，寻找到一条分界线，一直是华尔街和政府的高明之士的愿望，只是其结果是徒劳的。
杜罗投机进入了疯狂状态，他也成了所有注意力的中心，而且，他看上去还没有任何的错。很多人只是迫不及待地想借钱给他，也想加入他的行列中来。就是在这个时侯，沃尔特·利文斯通借给他20.3万美元。大家要想知道这笔钱在1792年是什么概念，就请考虑一下：1828年时，也就是整整36年之后，曾有一个纽约最富有市民的排行榜，这可能是第一个“福布斯400”排行榜了。尽管那时纽约市的人口已增长了3倍，但是，只有56个市民的身价不低于10万美元。
杜罗开始购买其他银行的股票，以备在将来时刻进行交割，他希望价格上升，从而能在交割日期到来之时偿还债务。但是，杜罗还从利文斯通家族的几个人手里购买了银行股票，这些人的操作跟他们的亲戚沃尔特之间是相对独立的。他们希望股价下跌。为了确保这一点，他们从银行存折里提取黄金和白银，从而收紧了当地货币的供给，迫使银行收回贷款。换言之，他们制造了信贷挤逼。利息率迅速上升，每天达到1%。
这对于杜罗和那些从银行里借钱以投机的人来说是毁灭性的打击。杜罗不顾一切地借来更多的钱以补偿债务，但是，几周前还借钱给他的那些人，现在却发现他已是一无所有了。尽管他遇到了麻烦，但是，却保持着从容的态度，就像华尔街的那些绝望者通常所做的那样。在3月22日，他写信给沃尔特·利文斯通说：“现在，我的敌人们并不能伤着我，我拥有纯洁的心灵，敢于向全世界挑战。”然而，就在发表这一勇敢宣言的第二天，他就进了债务人临狱。
随着杜罗的失败，恐慌发生了，价格也急剧下跌。第二天，当时还很小的金融社区中，就有25个人破产。沃尔特·利文斯通，当初还找到那些愿意听他说话的人，一家一家告诉他们“他有偿还能力”，现在却宣称他已不具偿债能力了；亚历山大·马孔姆4月时破产，也因债务而被关进去了。
托马斯·杰斐逊对于投机行为恨之入骨，所以对于投机者所遇到的窘境是压抑不住的欢欣快乐，他计算出来的总损失为500万美元。这一结果与他所计算的纽约房地产当时价值相等，也等于某一自然灾害对纽约城所造成的损失。
对于这一次崩溃中某些倒霉的人来说，实质上真的像遭遇了一次地震。很多破产的投机者再也没有返回华尔街。威廉·杜罗也未活着走出债务监狱一步，而沃尔特·利文斯通回到了他偏僻的老家去舔舐伤口。
但是，对于整个国家来说，事情却没有那么糟，这是因为联邦政府所采取的快速行动。汉密尔顿要保证这一恐慌并未打击到那些基本上健全的机构。他命令财政部购买了价值几十万的联邦债券，以支撑市场，并要求银行不要再收回贷款。另外，为缓解货币短缺，他允许商人以45日期限的可偿还票据支付海关的进口税，而以前是只能以黄金或美洲银行券才可偿付。说到财政部和银行，汉密尔顿信中写道：“如果这些机构保持健全，就不会有什么灾难真正会发生。”
华尔街并没有很快平静下来，几个月后，好兆头才又回到了纽约证券交易所，美国经济在繁荣的18世纪90年代继续迅速地扩张。理由也是相当简单的：汉密尔顿所采取的行动，正是公共货币当局和财政当局在金融危机时期所应该做的事。他防止失控的恐惧传染而散布开来，确保恐慌形势对整个美国经济不造成长期的恶性后果。
可是，这一经验并没有被杰斐逊式的政策制定所认识，这一政策认为华尔街及其活动必然是一种罪恶。一直到195年后—即1987年大崩溃—联邦政府才再次坚决地采取行动以防止金融恐慌发展成为金融灾难。
这也是1987年恐慌与1792年的第一次恐慌差不多被人忘记了的原因。如果联邦政府已真正认识到这一教训，美国人的群体记忆就会是另一种情形了。
第七部分：“我们对这个国家的贡献是相当大的”另一个“大萧条”(1)
1937年时，美国经济已经慢慢从1933年的谷底爬上来了，突然掉头向下，再一次向下沉沦。GNP在减小；失业从本已很高的水平上向上增加；税收下降。这一新的经济衰退增加了美国人的痛苦，也给了经济学家们一个难题：这一次又该称之为什么呢?
19世纪伊始，经济下滑就一直被称为萧条，但是，1937年时的美国已经处于萧条状态了。所以，经济学家们可能是很高兴现在又有了一个需要面对的问题了，他们用衰退来称呼这一现象。因为委婉修辞的铁律的作用（“弱名词驱逐强名词”），“衰退”一词走上前台，而且自此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遇到萧条这个词了。现在，萧条这一名词专用于20世纪30年代，实际上，人们还常用大写来说明它具有的特殊含义。
但是，大萧条并不是美国经济的第一次大型的经济下滑。实际上，美国革命之后就发生了一次严重的经济紧缩。1837年，在持续了几年的经济扩张后（它体现为华尔街第一次持续的大牛市），华尔街就受到了第一次真正的大崩溃的冲击。
萧条一直延续到19世纪40年代。然而，尽管它深深地影响了华尔街的银行家和商人们，但是，它却没有太多地改变大部分美国人的日常生活。大部分美国人以农业为生，自给自足地生产粮食，制造的物品也多是他们自己所需要的。19世纪30年代的大部分美国人还生活在经济学家所说的“货币经济”之外。
然而，到19世纪末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上百万的美国人已经依赖于月薪收入了。1860年时，一个在工厂里辛苦工作的工人，就对应着四个在农场里工作的农民。到19世纪80年代时，这一比率就下降为二比一。1860年时，没有一个工业单项列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名单中。到19世纪80年代中期，就有了20家，每一家都雇有上万名工人。
因此，1893年对美国经济形成冲击的大萧条，也相当有权被称为另一个大萧条。因为它不仅直接影响了银行家和商人们的生活，而且影响到上百万人的生活。GNP大约下降了12%；1892年时失业率还只有3%，两年后就上升至18.4%。城市的贫民区在扩大，饥饿在贫民区的街道上令人恐吓地逡巡，但是，只有一个私人慈善机构在缓解这个国家的痛苦。
萧条的原因，部分在于常见的过度扩张，特别是铁路的建设。1893年初，费城及瑞丁铁路公司和国家考德公司，进行了所谓的互相借货，都破产了。并触发了华尔街的恐慌。在这一年底，另有1.5万家公司（其中包括491家银行）破产。在19世纪90年代的大萧条结束之前，美国铁路总里程的约三分之一都接受了破产管理。
今天是很难想像了，可是在19世纪的最后20年里，金本位制作为一个话题出现在各种场合，有泛泛的正式谈话，有街角的长篇大论，有酒吧里的争吵，这些都反映了美国政治的深刻分歧。
执行金本位制，仅仅意味着：这个国家将用黄金来锁定其货币价值，而且，也随时准备以此价格用黄金来换回任意数量的货币。用华尔街和J·P·摩根所概括的话来说，金本位制受到了“有钱一族”的欢迎，如银行家、经纪人及已有基业的商人。美国西北部是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也是最富有的地区，强烈地支持金本位制。
然而，其他地区，大部分还是农业社会，而不是工业社会，农民是长年的债务人。南部和西部的很多人认为：金本位制只不过是华尔街的一个计策，只是想把他们驱向破产。众所周知，金本位制下，通货膨胀几乎是不可能的。而通货膨胀总是受到那些欠钱者的欢迎，因为这样他们可以用贬值的货币来支付债务。威廉·詹宁斯·布赖恩的政治生涯差一点就到达了白宫的大门，就因为他鼓吹公开的通货膨胀计划。
正如一个民主体制中经常发生的那样，美国政府一方面面对着一个强有力政治集团的金本位制的强烈要求，一方面又面对着另一个强力集团的通货膨胀贷币政策的要求，所以，它试图二者兼得。
第七部分：“我们对这个国家的贡献是相当大的”另一个“大萧条”(2)
1873年2月，美国政府开始慢慢地回复到美国国内战争中已经废止了的金本位制，同时停止了铸造银币。而19世纪70年代刚刚大量发现新的银矿的西部，立即将这一事件称为“73罪行”。然而，1878年时，尽管还处于金本位的回复期，国会还是通过了布兰德—埃利森法案，该法案要求财政部每月以市场价格购买200~400万盎司的白银，并将之以16∶1的比例铸造成硬币（换言之，按国会的法令，16盎司的白银等价于1盎司的黄金）。这种任意增加国家货币供给的后果，就是制造通货膨胀的典型做法。
在一开始，16∶1是白银的大概市价，但是，随着西部大铸造的盛行，白银的价格就稳步地下降了，到1890年时，其比率大约为20∶1。同一年，国会通过了谢尔曼白银法案，要求政府每月购买450万盎司的白银，大约是政府当时正在铸造的白银总值。因为政府购买白银的价格远高于市场价格，所以，这显然是一个治理通货膨胀的有效方法。
但是，通过布兰德—埃利森法案后一年，美国已经全面转向了金本位制，国会要求财政部必须持有1亿盎司的黄金，以应付对贵金属的任意需求。白银政策增加了货币供给，金本位制又保持了美元的稳定，这就是说，政府试图有效地提供担保并克制通货膨胀。
那么，结果又怎样呢?哈!正如国会山以外的任意一个研究经济学的人可以预言的，格雷欣法则就产生效果了。这一法则是一个经济学真理，在亚当·斯密诞生前200年就被人们所认识了，即“劣币驱逐良币”。白银其市价为二十分之一的黄金，而在其铸造成货币时却被宣布为十六分之一。所以，自然的结果就是：人们会使用银币，而持有金币。黄金开始从财政部一点一点地流出。
因为政府在19世纪80年代一直处于盈余状态，分裂性的货币政策的效应被掩盖了。但是，由于1893年崩溃的打击，这一涓涓细流就成了滔天洪水。随着政府收入的急剧降低，国会废止了谢尔曼白银法案，但是，人们对美元的信心丧失并储蓄黄金。政府发行债券，收购更多的黄金，以保证黄金储备，但是黄金还是继续流出财政部。
不久，形势变得严峻起来。财政部的黄金储备下降到了1894年法案所要求的1亿盎司以下，在第二年的1月份下降为6 400万盎司。克利夫兰总统是一个坚定的金本位制支持者，可国会拒绝允许他发行又一批的债券以补充流失的黄金储备。
国会允许自由铸造银币，而总统却是支持金本位制的，政府也因之瘫痪。很快，完全有可能是：每一周都有数以百万盎司的金条装载到纽约码头的船上，飞速地运离这个国家而驶向欧洲。美国政府将要废止金本位制的时候，实际上在进行一次赌博。大为吃惊的J·P·摩根乘上开往华盛顿的火车，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克利夫兰总统非常清楚“华尔街”是怎样地受到这个国家的仇恨，因此，一开始拒绝接见他。
“我是来看总统的，”摩根以庄严的态度回答道，“我会一直待在这里，直到我可以见他。”因为每一分钟的形势都在恶化，在第二天早晨，克利夫兰的态度就变得温和了。
总统、司法部长和财政部长全都寄希望于能说服国会允许发行新一轮的公众债券，因此，希望这个最大的财阀能帮助财政部跳出困境，从而能使他们免于政治的难堪。这时，有个工作人员告诉他们纽约分库的储藏室里只剩9 000万盎司的黄金了，摩根告诉他们他知道一个1亿盎司的汇票，他可以在任意时刻提供。摩根警告说，一旦提供了，“这笔钱将会在三个小时内一下子被花光”。
克利夫兰认识到摩根是他避免羞辱和失误的惟一希望了。“摩根先生，您有什么建议呢?”他问道。
摩根提供了一个令人惊讶不已的方案。他和罗斯恰尔兹，这两个国际银行业的最强有力的人，将购买政府账户的350万盎司黄金，以交换价值6 500万的3年期的黄金债券。另外，他还承诺说，黄金一旦到了政府手里，就不会再流出了，最起码可以保证在一段时间不流出。结果是摩根在危机期间充当了政府的中央银行，使财政部与市场隔绝开来。这是摩根对其实力充满信心的一次令人敬畏的展现。
这一方案发生了效力。随着信心的恢复，卖给银行家们的债券获得了可观的利润。克利夫兰，从其内心来讲是一个健全通货主义者，对于采纳摩根的建议毫不后悔。但是，民主党的白银主义者对他采纳这一建议的做法却从未原谅过。
第二年，19世纪90年代萧条的压力开始有所好转，对膨胀的通货的呼吁也开始消退。但是，威廉·詹宁斯·布赖恩在他所属的党派选举中大获全胜，他承诺说，他要使人类免除“黄金十字架”所带来的磨难。他当然遭到了惨败。但是，在其后的16年中，随着美国经济的逐步成熟，民主党却一直背负着“白银十字架”在政治斗争的泥泞中蹒跚前行。
第七部分：“我们对这个国家的贡献是相当大的”安息吧 州际商务委员会(1)
在罗马军队里，士兵们日常定量供给的主要形式是大块的面包，每一块面包足够两个士兵吃一天。这就产生了一个大问题。自古以来，对于每一支常设部队来说，军营生活大部分都是匆忙与等待的交替，而士兵们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在他们没事可做的时侯，就相互争斗。除了女人和赌博之外，没有比食物更合适的东西可以使无事可做的军队产生剧烈的争斗了。
但是，罗马人不仅具有军事天才，还具有法律的天才，通过了一个极好的规章来防止士兵为每天的面包定额而争斗。当两个士兵拿到了一块面包后，规则要求一个士兵来分割，而另一个士兵来选择属于他的一半。
这是自律法的完美例证，这种法律是从每个人的自利角度来制订的，以使其行为公平合理。有人会认为每一种可能的情况下都可以制订这样的法律，无疑地，如果天国降临到人间来，那么，这些法律就会产生了。但是，在天国还没有降临之前，这些法律依然还是很少的。理由也相当简单：自律法考虑到了每个人的利益，而不是一个集团的利益，不是那些制订和执行这些法津的人的利益。那些为政府工作的人—立法者和官僚一样—倾向于应付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
偏好于应付而不是解决问题的一个经典事例，就是州际商务委员会。1995年12月31日，在108年的应付了事之后，它最终关上了它那些宽敞的大门，而那些事本来大部分是可以用灵巧的法律来解决的。实际上，由于政治的巨大惰性，州际商务委员会的寿命，比建立它以应付的那些问题的寿命，还要长几十年。这一问题就是：19世纪和20世纪初时，铁路公司的陆上运输所享有的垄断地位，及由垄断而给它们带来的经济实力。
实际上，现代的世界经济，开始产生于19世纪中叶，它形成的原因仅仅是因为：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货物可以迅速且便宜地进行长距离运输。但是，19世纪的铁路公司却是相当特殊的经济。用今天的标准来看，它是高度资本密集型的，事实上，无论经济处于脆弱还是减缓的状态，它的维修费用是同样高的。因此，铁路公司本质上是规模经济，因为它需要将其巨大的固定成本尽可能地分散在运输上。这就意味着对市场份额的剧烈竞争。
铁路公司试图建立卡特尔来分配运输，但是，这些卡特尔却破产了，特别在困难时期更是如此，其结果就是铁路公司相互竞争的线路上的价格战。但是，回头来看，铁路公司在主干线运营常常处于亏损状态，如芝加哥至纽约的线路，这是最大的一条主干线，其竞争也最为残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