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②参见第2章，得自中国的分成合约样本（参见下一节）与这一描述相一致。
[12] ①关于佃农使用的投入量要低于分成合约所规定的数量，可以参见本书第3章C节。只是由于卸责问题和实施成本的存在，就会对劳动采用不同的合约支付形式，这似乎是一个人们尚未探讨的重要问题。例如，如果核查产出的费用要低于核实投入的费用，那么，计件工资合约就比计时工资合约更受欢迎。但是，在计付工资合约下，工人的工作较为“草率”，生产的产品质量较低。因此，如果产品的物理特性使监督产品达到规定的标准花费较高，那么，人们就心那么愿意采用计件工资合约。同样，当产品的价值取决于单位销售量时，例如向保险推销员支付佣金就要好于其他支付形式。当服务质量较为重要时（例如向餐馆服务员），付“小费”就要好于其他的支付形式。在这两种情况下，度量工作“强度”或“质量”的成本似乎都较高。
[13] ②在园艺业中，除了所有者自己耕种外，常见的合约是工资合约或计件工资合约。这或许意味着，在园艺业中，所有者管理果园所花费的监督成本，要低于定额地租合约下的监督成本。另一方面，我们可以预料到，当拥有的土地规模很大时，由于监督劳动的成本很高，便很少采用工资合约。
[14] ①上述结论蕴含在下面几篇论文中：William F.Sharpe，“ CapitalAsst Prices：A Theory of Market Equilibrium under Conditions of Risk”，Journal of Finaance（1964年9月）：Jack Hirshleifer、“Investment Decision：Choice－Thoretic Approaches”：and “Investment Decision Under Uncertainty：Applications of the State－Preference Approach”，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imics（1966年5月）。推衍自现行状态偏好方法与平均方差方法的“风险-交换”模型，借租于埃奇沃思-鲍利万盒（Edgeworth－Bowley box）表明，如果我们忽略交易成本的话，人们就会分担风险。
[15] ①有关市场决定的资产价格与风险溢价的理论论述，参见WilliamF.Sharpe，“Capital Asset Prices:A Theory of Market Equilibrium under Conditions of Risk。
[16] ① Arthur Young，Travels in France during the Years 1787，1788 and1789 ed．C.Maxwell（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29），第395页，编者注。
[17] ②仅仅根据规避风险来解释“承包者”（fermiers）的存在似乎是没有说服力的。科斯曾告诉我，法国的“承包者”类似于英国的包税人，英国的包税人负责为国王征税。科斯对英国包税人的存在解释如下：征税代理人可将征收数量与上缴国王的数量之间的差额归己，从而同领工资相比，他更有积极性追求收益最大化。我认为这一观点是正确的，它可以用另一种方式表述为：除了其他方面的原因外，交易成本之所以不同，是因为不同的规定要求在实施与谈判上作出不同的努力；而对征税来说，包税合约的实施成本要低于工资合约的实施成本。因此，法国的“承包人”既可以被视为“承保”人，又可以被视为“包税”人。
[18] ③参见Takekazu Ogura，ed.，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ModernJapan（Tokyo，Japan FAO Association,1963），第13章。我未能弄清日本在实行强制性的收成保险之前，合约的采用比例究竟是多少。
[19] ①例如，参见 Buck，Land Utilization in Cnina，第198页；以及James O.Bray，“Farm Tenancy and Productivity In Agriculture：The Case ofthe United States”，Food Research Institute Studies,Vol．4，No.1（1963）。
[20] ①参见附录B,内政部，《内务公报》，第2卷，1932年；立法院，《统计月刊》， 1930年第2期； Shu－Ching Lee，“The Heart of China's Problem，the Land Tenure Systems”,Journal of Farm Economics（1946年10月）。
[21] ①参见Buck，Farm Ownership and Tenancy in China（Shanghai，National Chridtian Council,1927）。
[22] ①国民政府，统计局，《中国租佃制统计分析》（中国，正中书局，1942年），第52－53页。
[23] ② Pe－Yu Chang and Yin－Yuen Wang，Ouestion of Farm Tenancy inChina（重庆，商务印书馆，1943年），第68页。
[24] ①国民政府，统计局，《中国租佃制统计分析》，第53－54页。
[25] ②同上．第53－54页。Pe－Yu Chang和Yin－Yuen Wang， Questionsof Farm Tenancy in China，第67－70页。
[26] ③中国土地资源委员会，《中国经济年鉴》（中国，1936年）, 第62-83页。
[27] ④行政院，《土地权利的变化》（中国，1942年），第2卷。这些数据是从1938年14个省的样本合约中获得的。
[28] ①遗憾的是，我未能找到证实或证伪这一观点的资料。
[29] ①注意：在分成合约下，地主不仅分担坏年景下的损失，而且还分享丰收年景的收益，这也就部分减少了风险费用。
[30] ①参见南京大学，《四个省的租佃制度》（南京，1936年），第65－67
[31] ①《中国租佃制统计分析》，第53—54页。
[32] ②参见106页注2，第63页。
[33] ①见106页注2，第63－64页。
[34] ②我写第2章时，还没有获得分成合约的样本资料。当时我就推测，按照经济理论，佃农的投入在分成合约中是有约定的，但我没有提到种植多种作物的约定，这是因为我假设双方只约定种植一种作物。
[35]①Buck，Chinese Farm Econom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Press，1930），第149—150页。
[36] ①参见106页注2，第49页。类似的观察可以参见： Ching－MohChen，“Land Rents of Various Provinces in China”（上海，商务印馆，1936年）；Chi－Ming Chiao，A Social and Economic study Of Farm Village in China（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38年），第9章；中国经济研究所，《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1912－1927》（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第89－95页。
[37] ①这些百分比是根据中国资源委员会的资料计算出来的，《中国经济年鉴》（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G101－1O5页。10年前在相同地区的调查也得出了同样的结果。
[38] ②根据行政院1937年对中国14个省进行的一项的调查《土地权的变化》，那一年，租佃合约有7.5％被解除。但由于那一年发生了通货膨胀，所列举的百分比可能高于前些年的百分比。对于抗日战争造成的物价上涨，可以参见106页注2，第9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