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者的方式就在于提出“农村包围城市”、“论持久战”、“一切反革命都是纸老虎”这样的理论,以鼓舞人民的斗志,并且提供切实有效的方向指引。
领导是灵活的,会随着现实的局势不断变幻,但是有一个基本精神就是从自身出发,研究客观形势,以一种积极的态度,主动应对外界环境。
反观十几年来的中国企业所走过的历程,中国市场正在变成世界市场。跨国公司纷纷把攻掠的重点转移到了中国市场,中国公司被迫和跨国公司面对面、真刀真枪地展开竞争。但是,就目前的情势来看,由于实力悬殊,跨国公司基本上保持了进攻的态势。
在这种情况下,国内的企业的领导者,最需要的就是要有敢于挑战强手的勇气,要敢于“亮剑”,只有在实战中,掌握一套以弱胜强的新战法来,才能正确应对跨国公司的进击。
那么,共产党的领导者是如何带领整个组织队伍以弱胜强的呢?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敢于实事求是,在引进马克思主义这一先进的思想武器的同时,能够深入群众,在实践的斗争不断修正自身的错误。
在我们接二连三地照搬外国的管理方法,甚至把外国人搬过来管我们的事,结果发现错了。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原则,如果一旦发现学错了,学了之后中国企业的情况变得更坏,那么,我们至少应当有敢于把错误的东西放弃的勇气。
就目前的中国的企业而言,以弱胜强的新战法要发挥效力,必须以健全的领导艺术为驱动。但我们的企业对领导艺术还表现出惊人的无知:见木不见林和脱离群众。
在领导不力的企业,当工作局面打不开时,管理人员往往喜欢用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教训群众,推卸自己的责任。我们的很多企业家和高级经理不懂,或者说丢掉了毛泽东管理学的一件法宝,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当工作的局面打不开时,最好的办法就是深入到基层去,到群众中去,搞调查研究,吸取群众的智慧,和群众充分交流自己的想法,并把不成熟的想法加以修改、补充和提高。这样既提高了方案的科学性,又把方案变成了共同拥有的东西。
我们的大多数专家教授又在做什么呢?在照抄外国管理学那一套东西。有一种现象是很普遍的,简直成了一种固定的模式:演绎法。一上来,是外国所谓管理大师的理论框框;接下来,是引证这个理论的正确性。谈起外国案例来如数家珍,谈起中国企业来是如何的不行,成了陈词滥调。
TCL的董事长李东生说过一句发人深省的话,他说:“20年前我们不读西方管理的书,那是无知,后来只读西方管理的书,那是无奈,因为没有像样的中国管理书可读。”
这是很滑稽的现象:一方面,世界上许多企业,特别是日本、韩国企业热衷于研究学习中国的古代思想,另一方面,我们却忽视对自己古典文化的学习,舍近求远,将别人从中国“进口改装加工”的思想炒得玄而又玄。
如此做的结果,就是我们的MBA学员、企业管理人员、学界朋友,在谈论外国企业经营管理的经典理论、案例以及思想时如数家珍,甚至比外国人更加了解他们的思想;而与之相反,我们中国的企业如何,我们自己的思想如何,在市场经济转型期的特定阶段,在一个绝大多数企业尚处于起步阶段的国度,在一个企业的规范化、治理结构还十分不完善的国度,究竟如何来经营管理好我们的企业,却缺少专门的理论研究。
麦肯锡兵败实达告诉我们,纵使是世界顶级的管理智慧,也未必能解决本土企业管理问题。当国外的管理智慧失灵的时候,人们突然发现,数千年历史沉淀的本土智慧,仍然在尘封的角落里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在中国讲管理哲学的简约朴素和举重若轻,莫过于《道德经》;讲管理谋略的周详具体和可操作性,莫过于《孙子兵法》;讲管理的苛严、制度治理的杀伐之气,莫过于韩非子;讲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自我修养,莫过于《论语》。
我们热衷于学习西方管理的超稳态思想、差异化战略以及管理成功要素。其实,同样的思想,在中国古代诸如《孙子兵法》等经典中早已提到,在中国古代《孙子兵法》中早已提到,只不过我们将管理超稳态称之为“立于不败之地”,将差异化战略称之为“不战而胜”,将管理成功要素称之为“道天地将法”而已。
这些中国的专家教授以及企业家应该转变观念,仔细研究一下中国自己的战法。
就如朱■基所说:“我们国家现在缺少什么样的企业家呢?缺少博古通今的企业家,既懂国外的经营管理,又懂中国《孙子兵法》,又懂《共产党宣言》的企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