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面谈的是纽约联储银行监管部(banksupervisiondepartment)，共两三百号人，负责对第二储备区内银行的监督和管理，外加分析研究、政策制定等。
当时的银行监管部有五大分部：其中四大分部各自负责一组银行，大、中、小搭配，从事常规的银行检查工作；另一大分部称为咨询和技术服务部 (advisoryandtechnicalservices，ATS)，百号人不到，由在华尔街声名卓著的ChristineCumming领导。 ATS主要由一些特别行动小组组成，为银行监管的大部队提供专业性强的检查服务。比如，有一个小组专门负责银行Y2K(2000年)的转型工作。当 1999年向2000年过渡的时候，商业银行的一些陈旧的计算机系统有可能在数字进位的时候出错，将1999向2000的过渡算成是99向00的过渡，从而造成不必要的混乱和损失。除此之外，ATS还有一个小组专门负责检查银行落实反洗钱的状况，还有一个小组专门检查商业银行的投资银行业务。ATS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十几人大组——银行分析组(bankanalysis)，专门从事银行监管政策的调研和制定，与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联系密切。随着巴塞尔资本协议的起草、修改、反复审议，该小组也显示出其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纽约联储银行监管部的组织结构和变迁，第六章有详细陈述)。
具体说来，约我面谈的是ATS手下的风险评估组(riskassessmentunit)，专门从事对银行的风险管理进行评估和审查，主要是针对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管理中涉及数量模型的部分。
华尔街金融产品日新月异。新潮产品，诸如衍生证券和资产证券化产品，都多多少少涉及数理知识，有时甚至相当深奥。与之相伴，针对这种产品的风险管理也数理化、统计化，依赖模型来模拟实际情况。风险管理模型已成为银行风险管理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各个小组、部门，甚至整个机构，都设有各种风险指标，并通过这些指标来进行风险评估、监控，来决定风险管理的深度、广度。作为银行监管机构的纽约联储，自然也要审时度势，顺应潮流，配置相应的监管人员，对银行模型的合理性，及围绕着模型所进行的一系列政策和程序，进行有效的审核和检查。
风险评估组聚集了纽约联储银行监管队伍中对新潮产品比较熟悉，数理统计知识比较扎实的检查员。他们喜欢称自己为“特别行动队”(squad)，以表明自己的特殊性和优越性，以及对时代新潮流的领悟。尽管如此，“特动队”的成员，大部分还是经济、管理或政策研究硕士毕业，其数理统计功底与实际工作需要依然差一截。要知道，被管辖银行的风险管理模型都是由数理统计博士发展演绎出来的，要能同他们平等对话，看懂他们的写作，非得在这专业方面多跌爬滚打几年不可。ATS也意识到有这一断层，在必要的时候，就向纽约联储的研究部门(researchdepartment)借人借时间，冠之以这是研究部门对银行监管部的客户服务。
《我在美联储监管银行》第一部分 应聘纽约联储(3)
纽约联储的研究部集聚了三四十名美国头牌名校毕业的经济学家和金融学家，各行各业，人才济济。其中有几位能文能武、既懂金融又懂数理的骁勇战将，便成为银行监管的掌上明珠，经常被借调来参加各种活动。但这些研究员同时又要承担繁重的学术研究和发表文章的任务，在已经疲于奔命的情况下，不可能一心一意地为监管部门服务。针对这种情况，ATS开始绕过传统的招收大学本科、硕士毕业生的模式，除了明里暗里鼓动研究部门的经济学家另辟新就，跳槽到监管部门外，还开始把注意力转向商业界学术界，广开门路，物色有坚实数量背景的人才，物色业界通称的 quants(定量分析师)。
我的简历，就在这种背景情况下，被递到了他们面前。万事俱备，只欠面谈。接下来的事情便出奇地简单。风险评估组的主管Kevin安排我进行第一轮面谈，主要是向我介绍纽约联储、银行监管、ATS和风险评估组的工作性质和内容。问问我的职业意向，是否对银行监管感兴趣，是否对风险管理感兴趣。在这种情况下，我自然会说“yes，我很感兴趣”。的确，我很感兴趣。我是一张白纸，需要填空，而风险管理对我来说又是一个向往的起跑点，兴许以后可以画出一幅美妙的事业画卷。尽管我对金融产品还不那么了解，对市场运作懵懵懂懂，但对风险管理的概念还是深刻领悟的，知道风险管理的目标原则，模型的假设算法等。再则，美联储很神秘、很独特，令人无限向往，望而生畏，“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何不去经历经历，见识见识！
Kevin在纽约联储已有多年经历，三十多岁，纽约大学工商管理硕士毕业。他是典型的美联储系统培养出来的银行监管人员：从本科直接招收进了美联储系统，再经过几年联储的系统培训，取得银行监管的认证，然后扶摇直上，当上了风险评估组的主管，手下有四五个精兵强将。他看上去是那种实在牢靠的管理者形象，上通下达，满口银行监管人员的术语。在北美，上下左右称呼一般都直呼其名，简便易行。纽约联储的上上下下，都称总裁 WilliamMcDonough为Bill(William的简称为Bill)。我也早就入乡随俗，习惯这种方式了。
在这次面谈中，Kevin说的话比我说的要多，据说这就是面谈容易程度的风向标。一般公司面谈，都是考核性质的，考官问问题，应征者回答。不能说多了，免得留下碎嘴的嫌疑；不能说少了，“闷棍”不利于同事间交流合作；更不能说错了，被抓住辫子。一般公司面谈，本着“假设你有罪，而你要证明自己无辜 ”的原则(presumedguilty，untilprovedinnocent)，都要派上几拨人员对应征者狂轰滥炸，看他如何招架，只要你露出蛛丝马迹，便前功尽弃。而只有披荆斩棘，过五关斩六将，知道如何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者，才能最后脱颖而出。所以，Kevin说的比我要多，说明他不是在考我，而只是想了解我，有个沟通。
接下来，Kevin安排我去见研究部的一个经济学家，是属于上面提到过的那种能文能武、骁勇善战的主。我想Kevin是想让他来好好考考我的真实功底。但两个经济学家对话，“心有灵犀一点通”。我同他解释我做过的研究课题及我的志向，不用多费口舌，他便清楚了我的底细。接下来，我们花很多时间谈别的事。他对我投身金融界报以赞同；他对近年来经济学原则、理论，入侵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心理学等领域拍手称快；他向我介绍了他协助银行监管做的项目，说华尔街可以把风险模型做到非常艰深细腻的地步，譬如，计量经济的最新研究成果ARCH，GARCH模型，不单被搬到需要精密计算的产品定价模型上，还被搬到了线条比较粗犷的风险管理模型上。到最后，也是他说的话比我说的要多。
两周后的第二轮面谈晋级到高一层领导班子：ChristineCumming和风险评估组的前任主管Brian。在Christine的办公室里，我同Brian先谈。他在纽约联储口碑甚好，是公认的好领导，也是Christine一手提拔起来的，原先在银行界呆过多年。他也没有考我，没有问任何棘手的问题。倒是他提了一个要求让我觉得很诧异，他说：“希望你在纽约联储，最起码待够两年。”因为我有个适应工作的过程，他们也有培训我的职责，他不希望我“风华正茂”的时候，便立马跳槽，另谋高就。我也老老实实地说：“我觉得很惊讶，这个要求对我来说算不了什么。我是从学校出来的，教授们在学校里一呆就是好几年，甚至一辈子。”
《我在美联储监管银行》第一部分 应聘纽约联储(4)
等Christine进来的时候，只见她满面春风，看来她是得到Brian的OK了。 Christine在纽约华尔街大名鼎鼎，她经常在各种大会上代表美联储作报告，也是巴塞尔银行监管政策的权威发言人物。她手下的银行分析组，如前所述，随着巴塞尔一系列协议的起草、修改和审议，显示出与日俱增的重要作用。
在见到Christine之前，本想她会是那种颐指气使、盛气凌人的人物。华尔街这样的女总管比比皆是，歇斯底里、声嘶力竭是通病，好像非如此表现便不符合女总管的标准。所以，在我知道要同她面谈时，心里发怵、生怕会在她“咄咄逼人”的架势下，兵败如山倒。岂料第一轮礼节性招呼打过之后，她给我的印象是异常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她说话时总是面带微笑，让我容易放松戒备。她看起来有四十岁出头，梳着简单的金黄色短发，穿着毛衣长裙，而非西装革履。她说话声音不高，但语气坚定铿锵，没有一句多余的话。她倒是测试了我不少对市场和信用风险管理的理论知识和数理认识，我也是有备而来，毫不含糊地做了恰当的回答。
ChristineCumming的亲和作风是她一贯的行事和管理原则，她强调大家和睦和谐相处，目标是把工作做好。她同银行界的交流也是本着合作协商的精神，共同管理控制风险，而非强制命令、高层施压。所以她甚得银行界欢迎，认为她是大权在握的监管机构内，少有的几个能同银行界对话，能懂银行业务的高层官员，所以还经常授予她奖牌、奖状。在我们面谈前，她刚获得国际风险专业人士协会 (TheGlobalAssociationofRiskProfessionals，GARP)授予的1997年“年度风险管理人物 ”(RiskManageroftheYear)的称号。她原本也是读经济学出身，在明尼苏达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在摩根银行工作过多年，然后十几年来就一直在纽约联储。她在纽约联储的职位不断升迁：当时她是ATS的主管，后又晋升为研究部的主管。自2004年2月，她更被提拔为纽约联储第一副总裁，相当于纽约联储的第二把手，仅次于总裁。在美联储货币政策委员会FOMC投票决定货币政策的12人会议上，若纽约联储总裁缺席，她便可替代总裁去投票。这是她事业的又一个新的制高点。
等到第三轮面谈的时候，对象已经是人力资源部(HumanResources)官员了。这说明我前面两个关卡已过，他们准备给我joboffer(工作意向书)，接下来就是些事务性的程序操作了。
美国公司的人力资源部一般都属于后勤部门，从事事务性的人员协调和统筹安排，诸如安排去学校招生、安排新人现场面谈、离职人员面谈、背景查询和落实医疗保险、养老金、假期等福利项目，但对人事没有取舍的决策权。人力资源部的一个重要职责是询问新人、旧人一些主管部门难以启齿或有利害冲突的问题，诸如为什么要离开原单位，同主管有什么纠葛等。对新人来说，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前一个工作职位的工资是多少。有了这个数目，公司就有了价格底线，可以做到心中有数，大概花多少价钱可以买断你的劳动力。一般来说，换一个工作，工资有个20％~30％的增长就算相当不错了，算是升级跳槽，会让新雇员工高兴一阵子。除了工资外，人力资源部门还让你填一大堆表格，包括学历、工作经历、有无犯罪记录、有无非法活动，诸如吸毒、赌博。美联储不允许雇员参与任何性质的赌博活动；不能在工作时间喝酒，包括午餐；更不用说其他非法活动。他们做的背景核实(backgroundcheck)一般都旷日持久，要持续一两个月。经过这样一番清查，想必美联储的工作人员都历史清白，即便无功，但也无过。
我在加拿大做教授的四年期间，前三年的年薪都是52?000加元。因为政府财政赤字要精简支出，所以我们学校实行了三年工资冻结。第四年解冻后，加了1400加元。这些加元折合成美元才40?000多一点。而且，当经济学教授的发展前景也不容乐观，加拿大政府财政亏空，经济学院招生不足，员工能不被精兵简政就已经不错的了。
《我在美联储监管银行》第一部分 应聘纽约联储(5)
想必Kevin看了我的工资数目定是觉得惨不忍睹——这还不如纽约一个硕士毕业生的起始薪金！难怪我为什么要跳槽了！但其实，我向来对钱不很看重。因为消费水准低，也没有时间吃喝玩乐，所以物质上欲望比较少，经济上盈余也就比较多。再说，我也向来没有觉得缺钱花。求学期间，一直有全额奖学金，除了做点轻描淡写的助教，夏天教点本科生的课，从来不需要外出打工挣钱。出国第一年，便有5000 加元结余，是让我感觉最为富有的“万元户”的一段日子，毕竟与当时物质生活一贫如洗的中国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我因为工作比较刻苦认真，花很多时间在系里计算机房写文章，算程序(当时个人电脑还不普及，所有学业都在学校里完成)。计算机房对面办公室的一位德高望重的教授，见我精神可嘉，便去一家基金会为我申请到近万元奖学金。这在上学期间算是天文数字，可以维持一年生计。
过了几天，Kevin的工作意向书就寄到了。担任银行检查员(bankexaminer)，年薪6.5万美元。他同我又做了一番详尽的解释：这份工作按常规有半年试用期(probationperiod)，转正后，有可能会重新考虑报酬待遇。纽约联储没有奖金之类额外收入，但有很好的福利、医疗保险、养老金制度；有非常受人欢迎的弹性星期五制度(flexibleFriday)，即平时每天多干一小时，每两周的一个星期五便可不用上班；除此之外，每年还有四周休假，几天的事假和病假，等等。另外，为避免有利害冲突的嫌疑，我不能同时在其他金融机构兼有工作或头衔；我如果持有美联储管辖的商业银行的股票，得马上清理掉；但我可以投资共同基金，即便共同基金里含有辖内银行股票也无妨，因为个人对基金的资产选择鲜有控制能力；我可以在这些辖内银行开办普通意义上的支票存款账户，但买房子的抵押贷款不能出自这些银行。林林总总，不一而足。
我基本上是马上接受了这份工作，没觉得有什么需要争议要求的，还觉得这些规则条例蛮新奇，从未经历过。比如假期，在大学里是没有固定假期的，时间安排上非常机动。你可以整个暑期、周末都休息，游山玩水，也可以继续做研究、写文章、算程序。对大部分学者来说，尤其是事业刚起步的年青学者来说，更有可能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不管身在何处，脑子依然像上紧的发条，想问题，做文章。而在商业界，工作时间和闲暇时间似乎泾渭分明，周一至周五专注于工作，周末便放松休息，白天上班，晚上下班，脑子就像开关一样，一开一关，张弛有致。总之，我现在就要去适应新的商业运转模式了。
“Welcomeaboard”(欢迎加入)，这是纽约联储对我接受他们工作的回应。加入美联储，标志着我正式完成从学校向商界的转向，从经济学向金融业的转行，从加拿大多伦多向美国纽约的跨越。这是我人生的一个新的里程碑，是我积极思索，梦想成真，是工夫不负有心人、事在人为的真实体验！与其说过去走的路是约定俗成、按部就班，那么现在这条路则是自己通过观察、比较、思考，作出的理性选择，是离开自己非常熟悉的学院环境，冒失败风险所闯的一条新路。“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人需要不断挑战自己，激励自己，不安于现状，不故步自封，这样才会有惊喜和回报，才会有激情和成就感。
从此以后，我便早上背着公文包，从曼哈顿哈得逊河对岸的新泽西公寓，坐两站地铁，来到曼哈顿下城的纽约联储，开始我每天的工作。地铁出口站为赫赫有名的世界贸易中心(WorldTradeCenter)，是曼哈顿的一大交通枢纽，五六条地铁都在这里相聚靠站，载人送人。地铁出口处并排有十多座扶手电梯，齐刷刷、轰隆隆，满载着五湖四海精英。这是纽约的一大景点，电视节目经常用此来体现纽约的朝气蓬勃，所向披靡。身临其境，每每总为这种磅礴壮观的现代文明气势所震撼。
我逐渐体会到，我第一次踏上曼哈顿所感受到的冲击震撼，其实来源于它的人的威力，人的气势，人的总体素质的不同寻常。曼哈顿聚集着世界上一流的人才精英，是全世界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好战分子”云集荟萃的地方，是自认为有点本事想到这里来“淘金”发展，一试身手的智力、能力角斗场。如此庞大的人力资源，高度浓缩在一个小小的“聚宝岛”上，互相摩擦碰撞，争强好胜，难免不会产生沸腾呼啸的群体效应，难免不会散发弥漫着由量变到质变的独特的气场氛围，让外来人不由自主地感受到它那独特而奇妙的律动。也难怪，据统计资料随机抽样显示，外来旅游者在纽约游玩时，发心脏病的概率要高于在其他诸如伦敦、巴黎等国际都市。如果说纽约人因为冲锋陷阵发心脏病的几率高，还情有可原，但外来人心情愉悦到此一游，还得冒一定生命危险，岂不说明曼哈顿的奇妙诡谲，不同寻常？！
《我在美联储监管银行》第一部分 应聘纽约联储(6)
在这日新月异、变化多端的世界里，Theonlyconstantischange(唯一的常数是变化)。既然“变化”是常量而无法改变，那就必须在“变化”中求生存，求发展，锻炼培养灵活应变的能力。“以不变应万变”或躲避“变化”是行不通的，是落伍后退的代名词，迟早会贻误时机，自食其果。经历这场大变动后，我愈发体会到“变化” 所能带来的生机和焕然一新，更能正面直视“变化”，欢迎“变化”，拥抱“变化”，甚至追逐“变化”。只有勇做“变化”的弄潮逐浪儿，才能获得个人情趣兴致、理想价值的最高实现。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1.授予巴塞尔资本协议的调研急先锋
我正式上班后没几天，在经过例行公事的导向集训、表格填写，及信誓旦旦地签字，承诺遵循美联储行为准则之后，就被Kevin带到我们组前任主管 Brian的办公室。办公室里除了Brian外，还有一位金发碧眼、衣着得体的女性，打过招呼后，知道她叫Jennifer，属于ATS下面的银行分析组。
Brian语速很快，用了不少术语，好像思维还是跳跃性的。我则听了个一知半解，如坠雾里云中。但看到Kevin和Jennifer在那里点头 OK，心想反正有他们知道具体是怎么回事就可以了。有好长一段时间，我都处于这种似懂非懂、在黑暗中摸索的状态，不能完全领会别人的旨意。我一直习惯于书面交流，读文章，写文章，来龙去脉，引经据典，都一清二楚。而口头交流，经常会言不尽意，加之有一大堆背景材料、历史过程的断层，非得要身临其境的人才能知晓其所以然。我这个新手，自然迷失方向，再加上那么多从未听说过的术语，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好在有Kevin和Jennifer为我耐心地答疑解惑。
这次会议其实决定了我接下来一年的工作性质和内容：我被从组里抽调出来，同Jennifer组成一个两人特别行动小组，专门从事有关巴塞尔资本协议(BaselCapitalAccord)的调研考察工作，直接听命于Brian，或更确切地说是Christine。具体工作内容包括：针对当时银行界风起云涌的对巴塞尔资本协议的批评指责，进行银行界全面的实地分析和考察，为政策的研究者和制定者提供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当时的巴塞尔资本协议，现在通称巴塞尔I，或巴塞尔第一协议，制定于1988年，它首开先例统一了国际间银行资本监管的法则，规范了资本充足率的要求，开辟了银行业公平竞争的国际舞台，在当时是具有卓越建树和深刻意义的(下节会有详细介绍)。但这样一个国际间共享的法则，不可能面面俱到、兼收并蓄，难免有简单处理、忽略不计的地方。随着银行业日新月异的发展，对巴塞尔I的批评指责愈演愈烈，尤其是那些大银行、大财团，更是肆无忌惮，在行动上依仗先进的技术和产品，想方设法绕开巴塞尔I的限制。面临这种局面，银行监管部门自然要作出反应，巴塞尔I“是取，是舍，这是个问题”。这不是个一般的、简单的问题，而是个举世瞩目的high-profile(高调)问题，无论取舍，都将引起银行界的大震动和大变迁。
我和Jennifer的任务自然要涉及了解巴塞尔I的问题以及问题的严重性，但更重要的是，银行界都在鼓吹用信用风险模型取代巴塞尔I的简单代数，来作为资本充足率的计算法则和基石。我们的重要任务便是要调研这些信用风险模型的普遍性和可靠性能否作为政策制定可依赖的参数，能否得到实践的检验来证实其可信度，能否为大中小各类银行和不同国家共同接受，等等。也就是说，银行界在鼓动着“破”，而我们得要先考虑“立”的可行性，才能考虑“破”的可能性。
Jennifer在纽约联储已呆了三年有余，对美联储系统和银行界运作比较熟悉，她硕士毕业于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政策分析专业，能说会写，能力很强，工作认真踏实，事无巨细。她的数理统计知识欠缺些，分析模型的深度、广度有些力不从心。而我尽管有数理统计知识做后盾，但对银行和金融系统的具体操作一知半解，对纽约联储的运作方式更是一窍不通。所以，同Jennifer组成一个团队，互补互助，共商共议，可以说是珠联璧合、黄金搭档。一个小组的成员不在多，而在精。技术能力搭配齐全，再加上齐心协力，就可以势如破竹、高速有效地完成任务。
《我在美联储监管银行》第一部分 应聘纽约联储(7)
我和Jennifer两人就这样开始了这个备受上级重视，光荣而又艰巨的先锋任务。
2．巴塞尔第一资本协议
国际结算银行
讲到巴塞尔协议，首先要谈谈位于瑞士巴塞尔的国际结算银行(BankforInternationalSettlements，简称BIS)。
BIS是一所中央银行的银行，是中央银行用来讨论政策、协调步骤的主要场所。它建立于1930年，最初的目的是为了处理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有关的战争赔款事项，诸如收集、管理和分发战争赔款，将钱款从一个国家账户转移到另一个国家的账户，顾名思义，国际结算银行。现在，战争赔款一事早已烟消云散，BIS除了仍为中央银行的清算机构外，其侧重点在于促进中央银行的合作，促进国际间货币和金融体系的稳定。
类似于其他国际性组织，BIS是一个既没有行政权力，也没有法律效力的国际机构，它无法像一个国家内部的中央银行，采取胡萝卜加大棒的方式来强制推行它的政策。它最多也只能是提供指导性意见和方针，提供一个国际间互相交流和磋商的平台。BIS经常会有跨国界的比较总结报告，在很多领域进行国际性的比较排列；它在收集处理和发布国际间的信息资料、统计数据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它的年度报告(annualreport)几十年来一直被认为是研究国际间银行政策和操作的最具权威性的资料。
位于瑞士巴塞尔的国际结算银行
而巴塞尔资本协议是BIS最具有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指导性政策(Guideline)，是1988年由BIS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推出的，全称为《统一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InternationalConvergenceofCapitalMeasurementandCapitalStandards)。它建议各国的中央银行对其辖内银行推行最低资本准备金的政策，以防范诸多风险。这个指导性政策不仅得到BIS十个成员国的采纳，而且因为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且简单易算，被许多其他国家和金融机构采纳，用来衡量资本金的充裕程度。
现在，这个巴塞尔协议被称为巴塞尔第一协议(简称巴塞尔I)，以区别将于2007年推出的新巴塞尔协议，又称巴塞尔第二协议(简称巴塞尔II)。
所以，BIS尽管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国际银行监管部门，但它至少已是银行监管国际政策的制定者。在银行业走向国际化、大同化和一体化的历史舞台上，BIS将会展示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巴塞尔第一协议的背景和内容
巴塞尔I的设立凸显了两大银行监管的目标和措施：一是强调资本金在银行监管中的重要性，充足的资本金可以用来防范各种风险对银行的冲击；二是强调国际间统一步骤的重要性，使银行能在同一水平线上运作，避免恶性和不公平竞争。
传统银行监管，着重于指令性的法规和条款，具体规定某些业务可以经营，某些业务禁止经营。诸如银行不能从事证券和保险业务、银行不能持有公司股票、银行支付的储蓄利息有上限规定，等等。这些明文细则，对于那些小规模、传统型的商业银行也许管用，但随着金融业务的扩大，产品品种的创新，以及跨行业、跨地区和跨国界的运作，这些条条框框的限制就显得既繁琐又无效。监管工作人员必须经常为这些法规作出新解释，为特殊情况开绿灯，并制定新规定来绕过这些法规。更重要的是，这些条条框框已不再或很难起作用。金融业的发展已使得产品变化多端，很难再将产品严格归属于某一类型。即便是同一产品，也会有不同的风险表现，用一刀切的方法很难切中要害，银行业也会想方设法逃规避法(下一章列举了诸多这方面的事例)。
在法规逐渐丧失其有效性的同时，银行监管部门逐渐认识到它所最关注的其实是一个银行倒闭的风险，而不是它具体的产品或资产。若一个银行有很好的风险管理，那它可以从事任何项目，经营任何产品。相反，传统的条条框框，并不保证银行承担的风险就小了，有时甚至适得其反，促使银行去投资高风险项目。那么，如何使银行承担的风险达到最优化或合理化？在风险不可消除、银行生存的基石就是承担风险的基础上，监管部门如何保证银行有充足的准备措施来防范风险的冲击？这时，监管部门的注意力转到了资本金(capitalorequity)的作用上。
《我在美联储监管银行》第一部分 应聘纽约联储(8)
资本金是银行自身的本钱，是股东们资金利润的累积，是资产负债表上资产减去负债的余额：资本=资产－负债。银行投资的资产部分和存款融资的负债部分是注定要上下波动、价值不定的。一旦负债部分超过资产部分，资本金变成负数，银行便面临倒闭的危险。但若银行备有充足的资本金，即资产值远大于负债额，则任凭风吹雨打，银行抵御各种风险对资产和负债的侵蚀能力会强很多，银行倒闭的可能性也就会小很多。再则，资本金起着“包容”所有风险的效果，不管是企业破产、贷款收不回来，还是利率对资产负债的影响，甚至是人为操作上的失误，资本金都起着“防洪抗旱”、补亏弥损的保护作用，而不像具体的条条框框，只对某种风险作限制，经常顾此失彼，甚至适得其反。基于这些要素，监管部门开始重视资本金在风险管理上的重要作用，并将它进一步提升到国际间银行监管政策的高度。
在为资本金的具体定量上，巴塞尔I具有历史性创新意义的杰作是将风险与资本金挂钩——风险高的资产需要高的资本准备金。这个关联，表现了政策的风险敏感性——资本金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随着银行资产组合的变化而起相应变化，奖惩分明。这种资本金与风险互动的政策模式，后来被广泛运用于巴塞尔的其他资本政策上，成为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它也成为后来修改巴塞尔I的主要动因之一，因为巴塞尔I将资本和风险结合得不够紧密，不够合理。此乃后话。
大致说来，巴塞尔I将银行资产划分为五个风险档次，依次设定0％，10％，20％，50％和100％的风险权重(riskweights)。然后，用这些风险权重乘以资产值，得出风险加权资产(riskweightedassets)。再在此基础上，规定资本金的准备量为8％的风险加权资产。例如，如果风险权重为50％，则资本金准备量为资产值的4％(=50％×8％)；若风险权重为0％，诸如美国政府债券，则银行不需要准备资本金，依此类推。在这五个风险权重设立上，经济合作与开发组织 (OrganizationforEconomicCooperationandDevelopment，OECD)成员国的政府债券享受0％的最优惠待遇，即无需资本金；OECD成员国银行间的贷款享受20％的权重，是第二等优惠；所有私营公司的贷款债券和非OECD国家的政府债券都是最高权重 100％。另外，根据贷款期限的长短，又有权重轻重的处理。巴塞尔I还对资产负债表外业务进行权重设置，对资本金也有不同层次的定义(详细叙述可参照巴塞尔第一协议原件)。
巴塞尔I的另一大重要意义是统一各国银行的监管标准。它是个多边国际协议，所有参与国都必须遵守同一协议，对其国内和国外业务一视同仁，以利于银行在同一地平线(levelplayingfield)上公平竞争，帮助建立一个国际范围内平等的银行操作环境。
比起其他国家的银行，美国的银行向来是属于受到严格管制的，在机构设制、产品经营，甚至地域划块上都有严格限制。美国早在巴塞尔I以前便对银行有资本准备金的要求，并按照资本金的充裕程度对银行评级。相比之下，日本银行所受的管制少很多，它们既有政府撑腰，又鲜有资本准备金的要求，再加上日本本来就资金来源多、成本低，所以日本银行20世纪80年代在全世界到处投资，收购资产，它的资产负债表也急剧膨胀。当时全世界十大银行的排名中，日本占了好几位。考虑到国际银行间竞争的“敌强我弱”，美国早在1991年，通过国会，制定了《外国银行监管促进法》(ForeignBankSupervisionEnhancementAct)，其目的在于让外国银行在美国的分行或办事处“享受”到类似美国国内银行同等级别的“待遇”，缩短它们在法规条例限令方面的差距；同时授权美联储对这些外国分行和办事处进行监督、检查和管理。
目前，巴塞尔I这种以风险资本储备为基础的监管体系，已经被证实为国际银行运作中的一大稳定力量。尽管它原本只是针对大银行而言，但如今，世界上大大小小活跃的金融机构，即便各自的规模与运营结构不同，但都已广泛采纳巴塞尔I的风险资本标准。随着这个协议的广泛实施，银行界平均的资本金比率得到提升，很多美国银行持有的资本金都大大超过了协议的基本要求。
《我在美联储监管银行》第一部分 应聘纽约联储(9)
这个资本比值的提升，自然大大降低了银行的破产率。在2001年美国产业界出现了多起崩溃倒闭丑闻事件，在接踵而至的经济衰退和缓慢复苏中，美国银行都没有受到太多的牵累。即便有不少损失，也没到拮据到倒闭的境地，这与过去周期性危机所产生的产业与银行恶性连锁倒闭的氛围，形成鲜明对比。监管机构津津乐道，说这个中原委极大程度上归功于银行强大的资本储备。
巴塞尔第一协议的问题
对巴塞尔I的批评指责，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指责风险档次划分得不够细致、不够合理，导致资本金与风险大小的关联不够紧密。这点在对私营公司贷款债券的权重规定上，表现得尤其突出。按照巴塞尔I，银行对所有私营公司的贷款都归类于100％的风险权重，即得置备8％的资产值作为资本准备金，没有任何风险折扣和优惠。但略微具备银行常识的人都知道，私营公司的贷款风险差别很大，级别低的B类、C类公司风险程度可以是级别高的A类公司的几倍，甚至几十倍。而若将它们归于同类，要求同样的资本准备金，势必对持有A类公司贷款的银行不公平，惩优奖劣，打击向风险低的公司贷款的积极性。
另外，对所有OECD成员国的政府债券都规定0％的权重优惠，即无需准备资本金，也同样不合理。有些OECD的成员国，如希腊、土耳其、墨西哥，拥有不可低估的国家风险，它们的信用度自然不能与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同日而语。而将它们囊括在一起，势必扭曲风险本质。
要知道，银行的资本金是昂贵的，有巨大的机会成本。这笔资本金如果用来投资的话，可以有高利息收入；而用作资本准备金，只能投在保险的资产上，诸如美国政府债券，利息收入便有限。所以，如果资本金要求降低的话，银行的收入会增加，利润会提升，在董事会股东那里也好交代。银行为此显然要锱铢必较。
第二个批评来源于资产组合理论(portfoliotheory)。资产组合理论的核心是：如果一个资产组合由不同的资产组成，那这个组合就有分散风险的优势，整个组合的风险就会小于单笔资产风险的加总。大银行一般都拥有庞大的资产组合，这方面的优势就来得尤为明显。而巴塞尔I在计算资本金充足率上，运用的恰恰是方便易行的简单加总，没有体现风险分散的自然优势，这令大银行感觉吃亏了，不合理的呼声连绵不断。
到了1996年以后，改革巴塞尔I的呼声愈演愈烈。1996年，BIS银行监管委员会推出了《巴塞尔资本协议市场风险补充案》(AmendmenttotheCapitalAccordtoIncorporateMarketRisks)，通称为《市场风险补充案》(MarketRiskAmendment，或称MRA)，针对银行与日俱增的市场风险，作出对应的资本准备金的要求，以弥补巴塞尔I主要是针对银行信用风险的空缺。随着银行越来越多地涉入资本市场的交易、投资和业务，市场风险已成为银行业显著的风险指标，市场风险的爆发性和摧毁力也日益得到首肯和认同。大量的银行丑闻表明，市场风险可以在短时间内造成银行资金短缺、偿还能力不足，严重的甚至导致破产倒闭。英国一家有200多年悠久历史的古老银行—— 巴林银行，在短时间内遭受灭顶之灾，便是一个实例(有关巴林银行等市场风险实例，第四章“银行监管的方针政策”里有详细介绍)。
同巴塞尔I相比，《市场风险补充案》的重大突破在于：它在规定市场风险资本金计算时，允许银行采用其内部发展出来的市场风险模型来算出基数，又称风险价值(value-at-risk，或VaR)，在此基础上，再加上一些政策性的乘数和变量，最后得出法定资本金总额。
银行内部的市场风险模型，一般都引入资产组合理论，充分利用资产间的互补性，争取最有效、最精确地算出资产组合的风险，及所需的备用的资本金。这类资本金，统称为经济资本(economiccapital)，即VaR，以有别于《市场风险补充案》规定的法定或监管资本 (regulatorycapital)。经济资本一般定义在置信水平为95％的单尾置信区间，持有期为1个营业日。而监管资本则定义在置信水平为99％的单尾置信区间，持有期为10个营业日；并在此基础上，又加上3~4不等的乘数，来扩大监管资本的需要量。
《我在美联储监管银行》第一部分 应聘纽约联储(10)
BIS认可银行自身的市场风险模型在决定监管资本金充足量上的作用，标志着监管机构在政策上的大跃进——不仅允许资产组合理论的运用，而且允许银行根据自身的条件和组合来选择最合适的模型和参数，将银行用于内部风险监控、管理、定价的模型同监管机构的法定资本金计算方法有机结合，避免设立不同机制、重复计算、耗时耗力。这是政策上极大的灵活性和动态性的体现，是监管政策上的一大创新。尽管银行界对《市场风险补充案》所采用的政策性的乘数和变量有保留意见，但不可否认的是补充案在政策架构和思维上的重大突破。
所以，当大银行看到资产组合理论和银行内部风险模型已经被BIS采纳到巴塞尔I的市场风险部分时，便觉得时机成熟，应该加紧游说此类政策在巴塞尔 I的信用风险部分上的运用，使大银行充分享受大资产、高技术带来的优势。当时，确实也有几家大银行已经发展出了信用风险模型，用于银行内部的风险管理、信贷定价和资本配置等。它们便乘这个东风，到处宣扬这些模型，希望监管部门能允许银行用信用风险模型的经济资本算法作为监管资本算法的基础，以取代巴塞尔I 的简单代数加权。
当时，更严重的问题是：一些大银行，看到信用风险与市场风险有不一致的资本准备金要求，便觉得有机可乘，想方设法把资产从计算信用风险的银行账户 (bankingbook)转移到计算市场风险的交易账户(tradingbook)上去。这样，就可以用《市场风险补充案》所允许的内部风险模型来计算资本金需要量，而非套用巴塞尔I的代数公式。这样一来，不用等到巴塞尔I的变更，就已经从本质上抛弃了巴塞尔I，造成政策的更新换代。这就是所谓的资本套利(capitalarbitrage)或监管套利(regulatoryarbitrage)，钻政策的空子，以期达到减少资本准备金的最终目的(具体案例会在本章第四节谈论摩根银行信用衍生产品时详细描述)。
对于银行界的“肆无忌惮”，监管部门不能置若罔闻，得有所反应。这第一回合便是了解情况，实地考察，掌握第一手资料，看看巴塞尔I的问题到底在哪里，有多严重；看看银行界如何细化量化信用风险，如何使用信用风险模型，有些什么参数变量，模型怎么设计的。自始至终，这是一个银行监管者的项目，必须要从监管者的角度出发，考虑巴塞尔I要不要修改，若要修改的话，怎么改，如何减少资本套利，等等。
这个项目首先就落到了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这与它的天时、地利、人和有关。
3．纽约联储在银行监管政策制定
中的重要地位
纽约联储向来是美国商业银行政策制定的神经中枢、桥头堡。很多政策，尤其是有关大型银行和现代银行经营方面的政策，要么起源于纽约联储，要么由纽约联储来审查核实，像是非纽约联储莫属。纽约联储也乐意充当这个主人翁的角色，每每率先领头，不甘落后，以显示其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