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之后在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亲赴莫斯科，中苏由此开始就东北主权展开了拉锯战。中方利用英国、印度等英联邦国家将和中国建交的消息向苏联施压，同时在外蒙古问题上予以一定的让步（必须指出的是，自沙俄时代起，俄国就在开始经营外蒙古，之后苏联一方步步为营，而中国则一直处于内忧外患之中，自1945年蒋氏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以后，外蒙古问题已无可挽回，原因无他，国力使然），最终中苏在1950年废除原《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并订立新条约，新条约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规定“不迟于1952年底，苏联军队撤出旅顺海军基地”，由此恢复了中国政府在东北地区的主权。然而这一条约还是留了一个尾巴：苏联同意提前归还长春铁路，不过“在苏联的远东地区受到战争威胁的情况下”，苏联仍
再来看这一条：“五、倘缔约此方之船舶，由于气候恶劣或出任何其他危难，被迫避入缔约彼方对外国商务或航业不开放之任何口岸、地方或领水时，此项船舶应获得友好之待遇及协助，以及必需与现有之供应品及修理器材。本款于军舰及渔船以及第二十一条第二款所规定之船舶亦适用之。”这和上面一条道理一样，中美实力严重不平衡的情况下把两者放在一条起跑线上 美国军舰及民船在中国海港可以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你 中华民国 海军拿什么漂洋过海到美国去？更严重的是，旅顺大连驻扎着苏军，青岛驻扎着美军，而美苏争霸的局面业已形成，未来如果美苏开战则日俄战争期间旅顺大连的惨剧将在整个中国重演，即便美苏是冷战，哪个商人又敢在这样一个火药桶上投资呢？届时不要说外商，本国资本家也会尽可能把产业转移到更为安全的国外去。
上面这些条款好
东北亚的“三国演义”(2)
歹还是在玩弄文字游戏，到了《中美青岛海军基地秘密协定》干脆明说“中华民国”修建的青岛海军基地，没有美军允许他国任何船只不得随意停靠。除此以外，国民党政府在1945 年11 月21 日签署《美国在华空中摄影协定》，1946 年9 月是《中美三十年船坞秘密协定》，10 月8 日《中美警宪联合勤务议定书》，12 月20 日《中美空中运输协定》，1947 年1 月《中美青岛海军基地秘密协定》，9 月3 日《中美同意美军驻华换文》，12 月8 日《中美海军协定》。对比“一战”结束后山东主权从德国人手里转到日本人手里，不客气地说，南京国民政府对比之前的北洋政府并没有什么区别，而后者好歹还依靠“华盛顿九国公约”收回了青岛和山东的主权。
除《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等条约之外，国民政府尚需偿还1942年向美国借贷的贷款5亿美元，按购买力约合现在500亿美元以上，而1945年国民党政府全部的黄金储备也就约合5亿美元，直到1952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也才刚刚到50亿美元。除了旧债以外，国民党政府还曾在美国发行过不少国债，募集大量资金用来打内战。这两笔债加在一起中国是还不起的，按照西方国家惯常的手段，还不起账它们必然就会让你借新账还旧账，结果就是越还越多，越多越还不起 这笔“驴打滚”的债务将使得中国再次由于资本流失导致无法完成资本积累，无法实现国家工业化。然可以“借中国长春铁路调动部队”。斯大林的潜台词是：“我已经 让给 了你巨额的利益，放弃了我 应有 的权利，你如果连一条铁路上的调兵权都不肯答应，那就别做梦了。”自清末起百余年留下的窟窿，朝夕之间想填上，谈何容易啊。
中苏新条约的签署彻底改变了苏联的对朝政策：一直到1949年苏联还在反对金日成以军事手段统一朝鲜半岛。而到了1950年1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之后，斯大林首次表态“可以和金日成同志谈谈”并表示“准备帮助他”。斯大林的考虑是：如果朝鲜胜利，则苏联在中国“丢失”的利益从朝鲜半岛找回来 仁川和釜山可以替代大连和旅顺港，且苏联可以通过朝鲜半岛，继续影响东北；而如果朝鲜失败，届时鉴于东北亚的紧张局势，中国将不得不请求苏联军队留驻旅顺港和大连，而长春铁路根据条约实际上亦“失而复得”。不仅如此，从地缘上说朝鲜半岛是日本和亚洲大陆之间的跳板，中间不过一个对马海峡而已，假如朝鲜真能拿下朝鲜半岛，苏联就有了进一步向日本伸手的机会，倘若那样，日本就不再由美国一家独占。而且，朝鲜的战事还可以牵制美国人在欧洲咄咄逼人的势头 北约刚刚在1949年成立。除了利益上的判断之外，此前国务卿艾奇逊关于朝鲜半岛不在美国防御范围之内的讲话，也使得苏联对美国的反应产生了误判。
于是，朝鲜在事先未通知中国政府的情况下于1950年6月25日凌晨向南发起进攻 中方是通过国外报纸才获得此消息的。朝鲜军队越过“三八线”后一路攻城掠地，韩国李承晚的军队节节败退。而在9月15日至28日，也就是美军仁川登陆成功后，形势开始急转直下，人民军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很快被瓦解，开始向北溃退，朝鲜政府不得不下令征召全国所有16~45岁的男性投入战争。
迫于局势，朝方开始向外界求助。从本意上说，朝鲜更希望由苏联出手相助 朝鲜在历史上长期是中国的藩属国，从维护自身民族独立性的角度说，朝鲜对中国自然始终有所顾忌。但苏联却先由大使什特科夫“婉言拒绝”了朝鲜方面的请求，而后10月1 日，斯大林一纸回电，“请找中国同志相商”。当晚深夜，朝鲜方面与中国使馆联络，请求出兵相助。
原本一心一意准备解放台湾地区的中国政府，因美军于1950年6月27日进入中国台湾海峡，
东北亚的“三国演义”(3)
不得不将目光转投到朝鲜半岛[1]。中国政府的底线是：美军不能越过“三八线”。这背后的道理是：若美国一味相逼，朝鲜军队最后必然要撤到中国东北境内 斯大林和周恩来会谈时曾提出，“战事若继续恶化，朝鲜同志不妨将武器、物资等有组织、有计划地撤到东北，以便于重新进入朝鲜。最糟糕不过，金日成同志可到东北组织流亡政府”。如果此时苏联再出兵东北，则之前中国辛苦谈判取得的成果将要毁于一旦，在外蒙古问题上的让步变得毫无意义，东北主权极可能得而复失。
最终，在苏联未派遣空军提供掩护的情况下，中国人民志愿军仍旧在10月19日入朝参战 朝鲜战争对中国而言，首先是保卫东北主权之战。
再来看看同时期的美国。1950年6月25日，朝鲜人民军越过“三八线”。美国的第一反应不是向朝鲜宣战（6月30日），而是由杜鲁门抛出“台湾地位未定”的宣言；同时美第七舰队入侵台湾海峡（6月27日），阻止中国政府解放台湾地区。
美国政府同样有着自己的盘算，参与朝鲜战争首先是要保证对日本的控制，其次则是要顺势打垮中国内地的新生政权，使中国重新陷入分裂和混乱中，以恢复自己的在华利益 这也就是为什么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在得知朝鲜战争爆发的消息后会如打了鸡血般兴奋。除此之外，中国是一个拥有近五亿人口的大国 这就是它的“原罪”，不管它选择什么样的道路，只要它保持了统一，就有可能走向强大。也就意味着美国（同时也包括苏联）多了一个潜在的对手，会在未来和自己争夺资源。
麦克阿瑟曾宣称，要利用强大的海、空力量封锁共产中国，“摧毁它
[1] 美国1950年6月27日入侵台海当日，毛泽东发表讲话，表示抗议；6月28日，周恩来再次发表声明；6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抗议美国干涉侵犯中国主权；9月30日，也就是仁川登陆十五天之后，周恩来又发表了一次严重警告 如果去查阅1950年6月底和7月15日的《人民日报》，会发现中国一直在抗议的都是中国台湾事宜，而在“朝鲜”问题上并未表示要与美方为敌 如果中国真是主动要和美国交恶的话，那应该是在战争初期就出兵朝鲜，如果那样的话，麦克阿瑟根本不会有在仁川登陆扭转战局的机会。 在一代人物时间内 进行武装侵略的潜力”（见《李奇微回忆录》）。这并非麦克阿瑟一个人的意思，而是美国政府中鹰派的观点。杜鲁门与麦克阿瑟的分歧仅仅在于力度而不在于方向，不过是一个比较谨慎，一个比较疯狂而已。后来麦克阿瑟被解职，主要也是因为指挥战事不利，而并非是因为他对华的激进主张。由此，中国参与朝鲜战争就有了一个更大的目标 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一旦朝鲜有失，那么不但东北的主权将受到威胁，偏居于台湾地区的国民党在此刺激下也必然要在美国的支持下卷土重来，而中国的境遇将重新回到1945年战后的状态。
资本意志(1)
在前文中，我们曾经提到过美国政治决策中的一条基本原则：“赢者通吃，在野者亦有利可图。”这条原则再进一步，就是国家要做一件事情，各个集团必须都有利可图，底线是不能有谁利益受损。在国家意志与资本意志之间，亦是如此。如果从几个方面判断，一件事情都有利可图，上下一心，这件事就可以推行下去；反之，则很难 大萧条时期罗斯福总统能以国家意志压制资本意志来调整经济模式是一个几乎不可重复的特例。
前面说到美国参与朝鲜战争的动机，都是从地缘政治或者说是国家意志角度来分析，这里不妨再从资本意志角度来看一下。前面曾提到过，美国经济在战后一度出现了产能过剩和产品过剩的问题。杜鲁门政府从1947年到1951年通过“马歇尔计划”，援助欧洲国家“复兴”，在控制受援国经济的同时，也为美国过剩的产能和产品提供了消费市场，受援国获得的美元贷款大部分都用来购买美国生产的食物和工业品，从而使美国的经济窘境得以暂时缓解。但这还不足以把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膨胀起来的工业产能和产品全部消化掉。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曾警告说：“1949年，世界有重新退回到30年代大萧条的可能。”1948年11月至1949年10月，美国出现了历时11个月的经济衰退，失业率高峰时曾达到7.9%，GDP下降0.5%。
在这样的背景下，1949年美国决策层内部爆发了一场“要大炮还是要黄油”的争论。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诺斯认为“大炮”和“黄油”不可兼得，而委员会委员凯瑟林却主张：通过扩军来为工业体系制造需求，只要经济总量不断扩大，庞大的军费并不会影响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 这其实就是纳粹德国式的“凯恩斯主义”的翻版。在国务卿艾奇逊和总统顾问克利福德的支持下，凯瑟林占了上风。最后诺斯选择了辞职，凯瑟林接任了主席一职。他的观点很快得到了总统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认同 这使大家都有利可图。在这样的情况下，朝鲜战争的爆发对美国决策层来说，可以说是正中下怀。
1950年4月，也就是朝鲜战争爆发前两个月，国家安全委员会发布了第68号文件，号召美国经济在和平时期实行全面的动员。正是这样一项前所未有的措施，后来创造出了美国庞大的军工利益集团，使它在美国的工业体系中占据了大到不正常的比例。这将对后世美国的经济以及政治生态乃至文化都产生深远的影响。
战争对经济的短期拉动效果是明显的。到了1952年，按杜鲁门的话说，“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增加了100万以上的武装力量。现在有6100万人就业。工资、农田收入和商业利润处于高水平。我国货物和服务的总产出比去年增长了8%，大概是正常增长率的两倍。”
同样的道路，德国和美国却走出了不同的结果，这其实是因为“度”的问题 迄今为止美国打的都是“可控”的局部战争，没有一场是赌国运的全面战争，它的地缘环境和国力决定了它有条件这么干。
除了为自己的工业体系创出了需求，在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还通过大量印制美钞，向欧洲和日本定购军品装备，事实上就是借助战后取得的货币霸权来向别国进行战争融资，让别国为美国人的战争买单。可以说，朝鲜战争第一次让美国的政客们如此直接地以印钞票的手段实现了对国际框架的影响。
但是，这次“体验”所留下的回忆却异常地糟糕，原因是那一次它的对手叫“中共” 在苏联没有大规模直接出兵的情况下（苏联空军曾秘密参战）；在动用了陆军的三分之一、空军的五分之一、海军的二分之一并纠集16个仆从国的情况下；在平均每月消耗北约一年半物资的情况下，最终18国组成的“联合国军”仍然被志愿军钉死在了“三八线”上，克拉克做了“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美国将军”，全世界因此都明白了后面的历史将是不会只
资本意志(2)
由美国一家来书写的。
战后各方损益
对朝鲜半岛的南北双方而言，他们都没有“统一”掉对方，不过好在也都没被对方给“统一”了。和现在人们的印象恰好相反，在停战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朝鲜经济因为被纳入了由苏联所主导的“经互会”体系中，加上中苏常年给予的各类援助，经济状况其实还要好于韩国。相对北方而言，韩国就比较“倒霉”一些：日本殖民时期，朝鲜半岛的工业设施基本都集中于北部，南部则以农业为主，再加上后来战火的破坏，自建国伊始，这个国家就面临“底子薄、基础弱”的问题。停战之后，南北双方又长期处于军事对峙的状态，到了1968年还发生过“青瓦台事件”，因此韩国的军费开支长期居高不下。这样一来，韩国可以用来搞经济建设的钱自然也就比较紧。因为缺钱，后来韩国政府在经济起飞阶段，选择了以优惠贷款为主的模式对国内主要企业加以扶持，韩国的大企业多是在高负债的情况下运作的，1998年金融风暴之前，韩国的几家支柱企业负债率多在300%~400%之间，这就为后来的经济危机埋下了隐患。
对中国而言，保障东北主权、保障新生政权的目标达到了。朝鲜战争之后，为了制衡美国在远东的扩张，苏联政府向中国提供了大量的援助，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工业体系整体输出，中国由此开始走上了工业化道路。正是朝鲜战争让苏联相信，它的投入不会像美国援助国民党那样打水漂。最重要的是，朝鲜战争重新树立起了民族的自信心，很多身居海外的科学家选择归国投入建设，正是受了这一鼓舞。
对苏联而言，朝鲜战争牵制了美国在西方的手脚，减轻了苏联在冷战“主战场”欧洲的压力。但斯大林在远东地缘上的谋划最终没能实现，后来赫鲁晓夫提出要和中国搞“联合舰队”，其实还是想从中国得到不冻港，还是想部分恢复国民党时期苏联在华的利益，这成了后来中苏决裂的一个“起爆点”。
对美国而言，美国保住了韩国，以此为屏护，日本被牢牢地掌握在了美国手中。但同时，朝鲜战争中中国人的表现，也彻底断了它再次和中国正面交手的念头。后来在越南战争中，正是对中国的顾忌严重束缚了美军在战场上的手脚。而中国人民在朝鲜战争中的胜利，也宣告了在台湾地区的蒋介石乘“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东风”反攻大陆的美梦落空。
日本则是这场它所不能主导的战争的获益者，战争期间来自美国的订单成了日本经济重启的催化剂。更绝的是，战争停止在了“三八线”上，这对日本而言是恰到好处的：如果朝鲜半岛由北方统一，日本就是美苏争霸的前沿，那么前面提到的韩国的窘境就会落到日本人头上；如果美军一举攻占全朝鲜，日本成为美国的“后方”，那情况更糟，因为日本在美国的战略布局中的重要性就会下降，按美国最初的设想，日本会被“改造”成一个农业国。朝鲜战争止于“三八线”，韩国替日本顶着来自苏联的军事压力，美国则在经济上给日本“松绑”，使其得以重新工业化。
抗美援朝与“斗鸡博弈”
所谓“斗鸡博弈”(Chicken Game)，是博弈学中一个非常简单的模型。两只公鸡狭路相逢，即将展开一场厮杀，此时有两个选择，两败俱伤或是一进一退。博弈论的研究表明，这种对抗的最后结果就是“只占便宜不伤命”，因为两只公鸡都负担不起你死我活的彻底冲突，在最后关头这两只鸡不会都采取进攻策略，但也不会都采取退让妥协策略。通常是一只鸡进，就占了便宜；另一只鸡退，肯定就要吃亏。在分析大国博弈时，这个模型常常会被用到。
这个模型可以得出这样几个推论：（1）一有对抗就宣传战争亡国论、战争恐怖论来主张妥协、退让是没有依据的，大国间在一般问题的对抗上不会导致最后的生死冲突，最后总会有一方做出妥协，一味地只是宣传战争亡国论、恐怖论，实际上就等于是在逼自己人妥协；（2）主张实力决定一切的观点也是不恰当的，即使一方的实力比较小，但只要全面冲突能给另一方造成无法承受的损失，上面那个模型就成立了。也就是说，如果一国具备一定的实力，那么在合适的策略下，对抗国力强于自己的对手也是可以占到便宜的；（3）双方谁妥协都是这个模型的解，但要说双方一起妥协就共赢了，这是在自欺欺人。
在朝鲜战争最激烈的时候，美国曾扬言要使用核武器，毛泽东的回应则是，“你打你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一句话：接着打！如今这种行为被某些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称为是战争疯子，是不顾人民安危的举动，但真实的历史是 原子弹最终没有落到中国人头上，相反中国在中美对抗中获利了，这是为什么呢？
从斗鸡博弈模型来看，双方在最后关头总会有一方选择妥协，而由谁来妥协，则取决于双方的决心与勇气，谁显示出的决心更加坚定，谁就是最后的胜利者。所谓斗鸡博弈，说白了就是“狭路相逢勇者胜”。这并非是什么血气之勇，而是真正基于冷静、理性的思考，毛泽东才是真正的博弈大师。
当然，要表示决心，并非是口头说说就可以了，一个无法让人信服的威胁是无效的。而口头的威胁是否会被对方相信，则取决于说话的一方之前的“信誉”。中国在1840年以来一直是在被动挨打，这就是说这段时期中国的“信誉”非常糟糕。中国政府之前曾反复警告：一旦美军越过“三八线”中国就出兵，但因为之前的“信誉”极低，这个威胁在美国人看来就是无效的，所以美军才会毫无顾忌地推进到鸭绿江畔，中国才不得不出兵。从这个角度说，抗美援朝也是为今后中国对其他国家的博弈储备了“信誉”。后来越南战争爆发，基于朝鲜战争所建立的“信誉”，中国警告美国不得越过北纬17度线，美国就必须视这是有效的威胁，不能越雷池一步。通俗来说，朝鲜战争就是中国给美国的一个“下马威”，有了这个教训，美国在以后判断中国的举动时就会理智得多，这样反倒对中美都有好处。
总之，言战并非就是冲动或是“愤青”，言退、言妥协也并非是理性和冷静。这个道理，过去适用，现在适用，将来同样适用。
大势不再
“最危险的敌人往往来自我们内部 ”这句话在许多时候、许多地方都是适用的
对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人而言，苏联其实已经越来越不足为虑了 虽然那时苏联的威胁被媒体描述得仿佛可能在下一秒就会降临在西方人面前。如前文所言，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通过一系列软硬兼施的手段，西方世界中由美国人所主导的“金字塔”型分工体系的结构开始变得清晰且严密起来，并且西方世界大于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总量在美国人的统一调配下成为实实在在的优势。两个阵营之间的实力差距从当年的两届奥运会就可以看出来。当时美国以苏联入侵阿富汗为借口，带头抵制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会。结果不算苏联自己，当年参赛的国家只有80个，参与报道赛会的新闻记者共有5615名，比参赛运动员的人数还要多。开幕式上，这80个国家里又有16个国家的代表队在入场式上没有打本国国旗，以奥林匹克五环旗替代，新西兰代表队干脆打了面黑色五环旗，有10个国家只有旗手一人，运动员干脆没出场，后来在获奖时这些国家也不升国旗、不奏国歌 借着奥运会搞政治对西方国家来说是轻车熟路。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苏联还以颜色，也带头搞了一次抵制，但声势上要小得多，参加抵制的只有保加利亚、民主德国、越南、蒙古、老挝、捷克斯洛伐克、阿富汗、南也门和古巴等国家。
所谓“抵制”，就是要让各个国家表明立场、选边站队。看看两次抵制的响应者，东西方阵营的界线也就基本清楚了。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差不多涵盖了世界工业生产力的三分之二，这样的实力一旦被有效地组织起来，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在总体实力居于劣势的情形下，苏联要继续和资本主义阵营保持均势，那么积累和消费的比例、重工业和轻工业的比例以及工业和农业的比例就都无法保持平衡，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提高程度和国家经济增长就无法成正比。举个例子，在阿富汗战争期间，苏联一架米-24武装直升机的价格只约合9吨猪肉，这不是说苏联直升机多便宜，而是意味着那里的猪肉太贵了，这背后就是苏联国内轻重工业严重失衡。苏联的封闭经济体系里，发行的货币和生产的产品是对应的，然而这些产品中大多数都是衣不能穿、食不可餐的军工产品，刨除这一块，只对比和老百姓生活相关的消费品的话，卢布的发行就是过量的。因为对一般消费品的购买力不足，导致卢布对西方货币的官方汇率和实际汇率能差出很多，那时黑市兑换猖獗就是这个问题的反映。“8 ? 19”事件以后卢布迅速贬值，其中就有被“打回原形”的味道。
有人说苏联为什么不能不搞对抗，为什么不以“和平与发展”作为自己的主题？问题是西方国家不会给社会主义国家阵营这个机会。里根上台以后，美国开始对苏重新采取遏制政策，表面上没有20世纪50年代杜鲁门主义那样强硬 因为美苏的实力差距没有那时那么大，但也不是尼克松时期的收缩政策。里根政府的基本方针是：强调以抗击苏联为中心，奉行所谓“以实力求和平”的方针，具体说就是以美国的经济、军事实力压制苏联；在地区争夺上，把苏联顶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扩张线上，使社会主义阵营不能再前进一步。同时，保持各种渠道，加强同苏联的“对话” 也就是促使苏联“和平演变”。国务卿黑格、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艾伦、国防部长温伯格成为对苏战略的核心人物。后来艾伦在任职10个月后被对手搞了个受贿丑闻被迫辞去了职务，军人出身的麦克法兰接任了他的位置，这样里根身边就是三位军人出身的鹰派幕僚在决策对苏战略。和平与发展在后面的历史的确成了时代的主题，但其前提是美苏两边必须有一方衰落直至灭亡，而很不幸，苏联是灭亡的那一个。
异化(1)
产生变化的不只是双方实力上的对比，更为根本的是苏联自身的变化：由于缺乏人民对党实施有效监督的体制，自赫鲁晓夫时代开始，苏共从一支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共产主义政党一步一步蜕变成了所谓“全民党”，实质就是变成了一个新的权贵集团，国家资本主义蜕变成了权贵资本主义，列宁被他们改造为一个形象越来越模糊的简单图腾，用以维护其执政的合法性。党开始背离社会主义，背离人民的利益；领导干部日益脱离群众，退化成为一群贪婪如狼、懦弱如羊、蠢笨如猪的官僚；官僚主义与干群关系紧张大大地损害了原本运转正常的计划经济体制，使得内政问题进一步恶化 在经过长达18年的、稳定的、“一团和气”的勃列日涅夫时代之后，苏共的权贵化已然到了积重难返的时代，为了让自己以及子孙后代永享到手的利益，苏共的既得利益集团最终开始搞起了政治体制改革 抛弃社会主义搞私有化，好让自己从管理财富的国家干部变成掌握财富的资本家。
某些原本就自视高老百姓一等的所谓“知识分子”，此时也迫不及待地站出来，高喊着要对国家进行民主改革，实质则是妄图在动荡中为自己分一杯羹 当初靠搞“民运”上台的这批人，后来无一例外地成了新贵族，譬如格鲁吉亚的萨卡什维利、乌克兰的尤先科等等。最可笑的是，由于苏共背离党的宗旨和原则、背离社会主义所产生的种种社会弊端，在这些人嘴里却成了社会主义的罪状，以此来彻底否定社会主义。当然，更多的知识分子，则是由于苏共的腐化以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快速发展的表象才接受了西方的新自由主义思想，进而不自觉地成为这些思想在苏联国内的传播媒介，而这些天真的知识分子们包括当时苏联的“经济学家”对市场经济和私有化的认知尚处在“西方19世纪的水平” 面对一堆经济问题，他们的理解是只要私有化了，一切“自然”就解决了。除了党内与知识界的这两股力量以外，民族分裂势力、各种宗教势力以及沙俄时期的旧贵族在这段时期也都活跃了起来。而这些人又都不约而同地纷纷将手伸向了西方国家，以期借助外部力量达到自己的目的。苏联时代大量所谓“异见人士”的活动经费来源于哪儿呢？显然并不是从苏联的工人农民那里募集来的，苏联时代从未听说过有这样的集资活动。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知道的一个大金主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呢？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又译为“国家民主捐赠基金会”，简称END，熟悉国际政治的人恐怕都不会太陌生。它号称美国上百万个非政府组织中的“龙头老大”，和美国国务院、国际开发署、中央情报局有密切的联系，被认为是中情局的“另一块招牌”。这个20世纪80年代初成立、主要靠美国政府拨款从事活动的“非政府组织”在世界很多地方扮演过特殊的政治角色，可以数出来的有：委内瑞拉等拉美国家、乌克兰等独联体国家、伊朗等西亚国家、缅甸等东南亚国家，它们都受到其颠覆活动或推动“颜色革命”的影响。
不仅仅是在党外，在苏共党内，为了抓住权力很多人同样选择去搞“挟洋自重”。在雅克列夫的牵线搭桥之下，1984年戈尔巴乔夫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伦敦郊区切克斯别墅一对一地秘密会见，谈了什么至今没有完全解密，但之后西方各个国家立即统一形成了舆论热潮，它们“盛赞”戈氏“是苏联理想的接班人”，“是具有新思想的新一代领导人”，“是可以打交道的人”。戈氏的那颗带有招牌式胎记的半秃脑袋在当时常常会出现在西方的各种杂志上，其中包括《时代周刊》 撒切尔夫人曾自豪地说：“是我们把戈尔巴乔夫提拔起来当了总书记。”
1986年里根和戈尔巴乔夫的雷克雅未克会见也是一对一，戈氏亮出了他的底牌 已做好牺牲苏联利益，为美国效忠的准备。戈氏后来公开地承认：在雷克雅未克会见时“实际上
异化(2)
已把苏联交付美国听凭处置”，他说：“雷克雅未克实际上是一场戏 一场重头大戏 我认为，如果没有里根这样强有力的人物，整个过程就不会开始 这次峰会上我们 走得已经那么远，根本就不可能再有回头路。”1989年戈尔巴乔夫在马耳他同老布什总统会见的时候，整体移交苏联内政、外交阵地的过程已经完成，当时有个快言快语的外交官形象地说：“冷战是在地中海暖洋洋的海水中埋葬的。”
背叛(1)
如果说戈尔巴乔夫还只是迎合西方势力的话，叶利钦、谢瓦尔德纳泽、切尔诺梅尔金等人则走得更远，这些人代表了苏共党内的反叛力量。早在1987年夏天，当叶利钦尚未与戈尔巴乔夫发生冲突之时，叶利钦就开始与美国驻苏联大使进行接触，他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坦率”，给美国大使留下了强烈的印象，美国随即将他作为重点工作对象，全力支持他对抗苏共中央、对抗苏维埃政权、分裂苏共和苏联的一切行为。由此开始，叶利钦或者说是苏共内的反叛力量取代了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苏共改革派，成为西方国家眼里“更可以打交道的人”，此前戈尔巴乔利用外交场合所反复宣传的“新思维”、政治改革等话题，此时对西方国家恐怕已经不再有那么强的吸引力了。
在叶利钦与戈尔巴乔夫公开发生冲突被开除出政治局后，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那时美国利用各种机会始终与叶利钦保持着密切的接触。1989年叶利钦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并进入最高苏维埃，当年9月随即访美，而美方则破格接待这位“非正式访问”的“非官方人物”，安排总统、副总统、国务卿和前总统里根等诸多政要同他会晤。叶利钦回国后，随即加紧展开反共活动。一方面在党外谋求取消苏共领导地位的宪法的修订，另一方面在党内领导“民主纲领派”进行“政改”，力图“彻底改造”苏共，剥夺党的领导权。
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的政治斗争，说白了就是苏共高层瓜分国家和人民财富的一场利益之争。为了自身的私利，这些人可谓不择手段，完全罔顾其他 在这场斗争中美国政府竟被请出来担当起了协调人的角色。叶系与戈系后来的“联手合作”是由白宫和美国国务院推动的，在大国政治中恐怕找不出比这更荒谬、更可悲的事情了。1990年3月，叶利钦当选为当时苏联范围内最大的加盟共和国 俄罗斯共和国议会的议员，同年6月，他凭借一系列“政治秀”当选为俄罗斯共和国的主要行政长官。此后，叶利钦和他的助手们开始采取一系列政治手段，破坏国家的计划经济体制，导致国家经济增速出现明显下降，降幅约为2%。1991年，叶利钦又进一步破坏中央计划，他把俄罗斯税收的绝大部分截留了下来，不再上交中央财政，而俄罗斯共和国则是苏联的主体部分，苏联经济因此当年就下降13%，这最终诱发了苏联的解体 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经济中出现的问题，根本不在于计划经济体制内部，而完全是人为破坏的结果。
苏共反叛者们最终成了后来苏联解体最大的获益者。如今俄罗斯最富有的人正是当年党内的“精英”。所谓“改革”，说到底改的就是一个社会财富分配体制 把原来相对平等的财富分配体制砸碎掉，然后把财富堆在那里，让人们一哄而上去抢，谁抢着算谁的，苏联的“经济学家”们美其名曰自由竞争。而这些身居要职的精英们早已给自己占住了最好的位置，这样一来结果可想而知。除了众所周知的叶利钦家族之外，还比如说切尔诺梅尔金，20世纪80年代他当过苏联天然气总公司的总经理，1992年天然气公司“私有化”后，切尔诺梅尔金摇身一变成了天然气股份公司最有实力的控股人，控制着全世界40%以上的天然气资源，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几个人之一。苏联共青团中央书记科尔科夫斯基，利用自己的职位创办了一家大银行，把原属于人民的财富变成了他个人的财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党内的“激进民主派”曾大肆批判苏共高层的腐败与特殊化，平心而论，那时苏共领导干部们的特殊化还仅限于偷偷摸摸地搞些特供商店之类的东西，在莫斯科库图佐夫大街上有一座公寓楼，里面的户型大致是200~300平方米，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和安德罗波夫的居所就在里面，对于如今的人们而言，这种级别的腐败恐怕说出来都会被笑话。事实上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莫斯科就已经实现了电气化，每5个家庭就
背叛(2)
有一辆私人汽车，苏联公民每月用于文化娱乐的支出占工资总额的10%~15%，更重要的是涵盖全民的免费医疗、免费教育以及免费住房。对比1991年之后富可敌国的新贵们的腐败生活，当时的国情是：国民人均寿命缩短，治安恶化，贫富差距拉大，国家工业体系支离破碎 当年苏共的腐败与之相比，恐怕就有几分“窃钩者”与“窃国者”的味道了。如今“窃钩者”已经“伏诛”，而“窃国者”又当如何呢？
相比于这些新贵，戈尔巴乔夫的晚景则要凄凉得多。在笔者看来，这并非是由于一些文章中所说的愚蠢或者是“好心办坏事”，这其实是他与叶利钦斗争失败的结果。他们所争夺的，不客气地说其实就是一个“卖国者”的位置。苏联解体以后，叶利钦给戈尔巴乔夫的只是每月4000卢布的退休金 这也是戈氏在辞职之后所唯一关心的事情，不幸的是随着俄罗斯国内疯狂的通货膨胀的到来，这笔钱折合成美元之后不过1美元而已。戈氏开始像一个艺人一样忙着在西方国家拍广告赚钱，他曾带着10岁的孙女入镜拍了必胜客广告；拿自己的名字为伏特加酒做了商标；还曾为路易?威登做过广告 显然，戈氏所看重的只是自身的利益，所谓“好心办坏事”是无从谈起的。
解体
在苏共内部如此“配合”的同时，美国人也没有闲着。美国政府制定肢解苏联的行动计划始于1981年春，策划大致完成于1986年底 也就是戈尔巴乔夫与里根单独会见之后，前后一共耗时5年多一点的时间。这一行动当时是背着社会公众、政府和国会秘密进行的，知道内情的仅限于高层的少数几个人 总统里根、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凯西、总统国家安全助理理查德?艾伦和国防部长卡斯帕尔?温伯格。现在公布的资料表明最早提出这一计划的是威廉?凯西，“凯西、艾伦、温伯格在总统的支持下，决定向苏联发出挑战 我们认为雅尔塔会议无效。”回忆人记得在凯西提交了阿富汗战场等情报报告后，提到了苏联问题，凯西认为美国没有必要再继续遵守以往的游戏规则。
哈佛大学历史学家理查德?帕普斯为里根草拟了美国对付苏联最新战略计划，代号为：NSDD-75。这一次世界大战略表明了美国政策中的“革命性转折”。“我们当前的目标已经不是与苏联共存，而是要改变苏联的制度。”“我们完全有能力借助外部压力来改变苏联制度。”“通过利用苏联内部的弱点来动摇苏联制度是美国的目的。”为此，美国展开专门行动，开始在苏联和东欧国家内部寻找他们觉得可靠的代理人 雅克列夫、戈尔巴乔夫、叶利钦这些人恐怕就是他们的“工作成果”，通过给阿富汗反政府武装以及东欧的反对派以物质和政治支持，使苏联卷入两场尖锐的危机 阿富汗战争和波兰危机。
与NSDD-75计划配合的还有另一套反苏经济战方案，代号是：NSDD-66，在1982年勃列日涅夫去世后开始执行，策划者是里根的苏联经济顾问亨利?罗恩。NSDD-66的主要任务是：切断苏联从西方获得先进技术用于产业升级的渠道；打击苏联外汇的主要来源 石油和天然气的贸易。克格勃和苏共高层当时都知道存在这样一系列“旨在推翻苏联制度的美国情报机关和其他特工机构的计划”，然而忙于瓜分国家财富的权贵们显然对此并不在意，相反，为了在政治斗争中占据上风，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乐于主动迎合西方国家。
除了戈系和叶系以外，苏共党内还存在由雷日科夫、亚纳耶夫等人所组成的第三支力量，他们主张要回到比较传统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去。然而，这批人并没有走出苏共权贵化的框子抑或是历史没有给他们足够的时间吧。作为挽救联盟的最后努力，副总统亚纳耶夫等人发动了“8 ? 19政变”，软禁了戈尔巴乔夫，然而这一行动并未得到人民群众的响应，后者选择了冷眼旁观。而在面对西方所谓的舆论压力时，亚纳耶夫等人又表现得畏首畏尾，在事件爆发三天之后最终释放了戈尔巴乔夫。最后的努力至此宣告失败了，叶利钦借此机会，宣布苏共为“非法组织”，停止了党组织在俄罗斯共和国境内的一切活动 整个过程中，竟没有一个党员站出来进行过抗争。也就在这个8月，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先后宣布独立（此前在1990年3月11日立陶宛已宣布独立，次年，格鲁吉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依次宣布独立），苏联解体至此已进入不可逆状态。1991年12月25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将国家权力移交给俄罗斯总统。当天19时32分红旗从克里姆林宫上降落！第二天，苏联最高政权苏维埃通过最后一项决议，宣布苏联不再存在
颜色革命
事情到此还远未结束，这片土地上一下子出现了15位总统 同时也是这里最富有的人。而在此之前，他们都是苏共的高级干部，正是通过肢解联盟，原本属于全体苏联人民的国有资产被这些人划到了自己的口袋里。这样一个根源也就决定了，由苏联解体而诞生的这些新的政权执政基础从一开始就是背离人民根本利益的，是难以获得民心的 简单说就是在已经腐化的苏共基础上进一步变本加厉。
对于西方国家而言，这些政权同样是无法令人放心的，他们的利益依旧是基于他们的国家来实现的，和西方世界并没多少瓜葛，甚至很多地方还会存在冲突 这一点可以参见现在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如果苏联解体仅仅限于这一步，那对西方而言需要解决的就只是一个地缘安全问题，苏联地区的资源依旧没有完全纳入西方主导的经济体系中来，那些地缘上的战略要冲也没有完全被西方国家所掌握，因此资本扩张从中所能获得的好处还是有限的。
鸡蛋原本就有缝，而外面还有一大群虎视眈眈的苍蝇，于是，颜色革命也就开始了。从格鲁吉亚开始，之后是乌克兰，然后是吉尔吉斯斯坦。与此同时，俄罗斯针对普京的游戏也开始了。与脱胎于苏共官僚的旧领导层不同，这些靠颜色革命上台的新贵最初都是党外的知识分子或者是“异见人士”，他们手中的政治资源原本要少于前者，于是也就更加依赖于西方国家的支持。在苏联解体之前，他们和叶利钦们曾可以说是同盟关系，而变质后的苏共对这些人也一直采取绥靖政策 苏共不敢依靠人民，就只能选择向这些所谓“精英阶层”寻求支持。如今苏联灭亡了，由这些和西方存在更多“共同利益”的人去执掌权力，显然比那些前苏共官僚要更合适。
在2003年格鲁吉亚“玫瑰革命”之后，笔者在一部纪录片里清楚地记着这样一个镜头：在一个公开场合，萨卡什维利在对记者进行了一番讲话之后，立即回头去问了他的顾问 美国退役军官布鲁斯?杰克逊这样一句：“我说错什么了吗？”这其实就是这些“民主派”人士与美国之间关系的最真实的写照。2008年北京奥运开幕当天，格鲁吉亚突然兵进南奥塞梯，由此俄格战争的序幕拉开了，之后在不长的时间内，俄罗斯毫无悬念地赢得了战争。在此之前，其实两国已经就南奥塞梯问题达成了协议，原本通过军演进行示威的俄58集团军也已结束演习准备撤回。从实力来说，格鲁吉亚举国的武装力量就数量而言，仅相当于面前俄58集团军加配属航空兵及海军数量的五分之一，人员及战术水平、装备水平同样远低于俄军。在争议已经通过外交途径得以解决，而实力又相差悬殊的情况下却主动挑起战争，这显然是违背常识的，但萨卡什维利偏偏就这么做了，这是由于领导人的头脑一时发热吗？恐怕并非如此，相反萨卡什维利当时可能还非常清醒。
俄格战争有这样一个背景：2008年时金融风暴正处于高潮阶段，当时美元的地位岌岌可危，在这种情况下欧盟和俄罗斯便再次有了联合起来“抢班夺权”的想法，按照《保尔森回忆录》里的记载，奥运期间普京甚至私下给中国高层传话，要“一起抛售美国国债”，准备直接结束美元的性命。在这种时候，俄格战争无异于在俄欧关系上狠狠地切了一刀，即便双方决策者对此心知肚明，但迫于国内舆论压力，短期内也无法和对方继续保持合作。也就是说，萨卡什维利这个看似毫无道理的举动，在一个关键时间点上大大地减轻了美元的压力。美国人才是整个事件真正的受益者，而最直接的受害者则是格鲁吉亚的普通百姓和在战火中送命的士兵。此番种种，恐怕不是用巧合可以解释得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