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进行时(1)
就笔者看来,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东欧剧变可能是20世纪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场悲剧。首先,对苏联而言这无疑是灾难性的,西方先前承诺给叶利钦们的援助几乎无一兑现,俄罗斯从西方国家手里得到的援助远不及波兰和乌克兰。1993年冬季,俄罗斯因为粮食危机已经面临要饿死人的威胁,而在这个时候,副总统鲁茨科伊竟还在盘算着如何利用即将到来的危机向叶利钦逼宫夺权。所幸的是,当时中国政府承诺在两年内以不高于加拿大离岸价格,每年向俄罗斯提供500万吨共计价值4亿美元的玉米,这满足了俄罗斯生产“人造肉”罐头和饲料原料的需求,危机方才得以缓解。和苏联时期比较,现在俄罗斯人的人均寿命减少了十年以上,出生率从苏联时期的14%~17%锐减至8.3%,死亡率由苏联时期的8%~12%增至14.7%,最高时达15.7%,俄罗斯平均每年减少人口达100万 按照国内某些学者的逻辑,也可以说俄国的改革派和民主人士们干掉了数以千万计的俄国人。与此同时,包括俄罗斯在内大量东欧妇女迫于生计而沦为娼妓。在当时,西欧各国的色情业的平均价格因为东欧妓女的大量涌入而被大大地拉低,以至于本土妓女上街抗议“她们的东欧同行”搞“倾销” 对苏联和其他前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来说,这绝不是一个让人听后乐得起来的笑话。
和很多文章里所提到的不同,在笔者看来,并非是苏联的经济问题引起的这场悲剧,恰恰相反,是苏联解体本身制造了苏联地区经济的悲剧。很多文献都曾将联盟解体的原因归结于苏联后期经济增长缓慢,但是需要指出的是:首先这个“缓慢”是相对于1975年之苏联GDP4%~8%的增长率而言的,而同期美国的平均值则为3.3%。1975年之后,按照反共专家布热津斯基《大溃退》一书里的说法,苏联经济增长常年低于5%,可问题是经历了“平成战败”的日本有十年时间干脆是处于停滞状态,美国大萧条时期也曾有过负增长,但美日政府现在都还活得好好的,而且在1975年经济增长趋缓时,苏联人民的消费额增速是在加快的,换句话说苏联在当时已经开始逐步扭转高积累低消费的情况了。事实上直到1990年年初,苏联经济依旧是正增长,逆增长是当年夏天开始的 原因上文里提到过,俄罗斯共和国在叶利钦当选总统后开始人为地破坏计划经济体系。还要说明的是,苏联时代GDP和GNP的计算是不算第三产业的,计划经济体制里不存在金融操作这样的虚拟经济成分,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里,制造业对GDP的贡献通常只占20%~30%,其余都是金融及服务业。
对苏联的经济而言,应该说1991年前后的动荡只是让国家经济“休克”了 国家的动荡影响的实际只是分配环节。苏联范围内,工厂、设备等等都还在那儿放着,工农业生产能力完全是可以满足人民生活需求的,真正的问题出现在后面,苏联经济的“死亡”是一个持续了很长时间的过程。
开启苏联经济“死亡”的第一步是联盟解体。苏联工业体系的特点在于各个地区分工高度专业化,往往一个小城镇只负责一种配件的生产,其余生活物资都从外面调配,一架图-154客机,上面的零配件来自十几个加盟共和国。笔者所生活的城市就是20世纪50年代由苏联专家负责规划的,所以对此有着比较清晰的认识。市内最初一共三个区,轻工业、重工业、生活三样分得清清楚楚,三个区之间留出了大量空余土地以备今后发展 至今市区中心尚有8平方公里的草原。这种高度专业化的分工可以极大地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同时可以比较平均地在国内各个地区实现普遍的工业化,保持国内均衡发展。随着联盟的解体,各个加盟共和国虽然手里都拥有大量苏联时代的工业遗产,但是他们的工业体系都是残缺不全的,就像是一家里几个兄弟分家,
死亡进行时(2)
把一辆完整的汽车拆成一堆零件,然后每人拿几个,结果就是谁也没有车坐,零件只能当废铁卖了。
第二步则是由“私有化”而导致的“去工业化”。在与邓小平南方视察差不多同一时期,俄罗斯也在搞他们的“有俄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俄国人的步子要比中国大得多,当时的俄罗斯总理盖达尔炮制出了一个“跑步进入市场经济”的“500天计划”,60%的国有资产都被以“股份”的形式平均分配到每个公民手中,而在当时的恐慌情绪之下,大多数老百姓自然是不会考虑如何经营这份“产业”的,他们需要的是尽快把手中的资产券变现,兑换成外币、黄金,甚至是面包,然而这种行为却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恐慌。很快,那些国有资产集中到了少数“寡头”手中,苏联4万多家国企,除了利润丰厚的能源、传媒等产业外,其他产业都被转卖或是废弃了。因为经营这些产业是要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的,而且苏联时期基础产业的立足点是考虑如何支持国民经济的稳定运行,是否赢利则另当别论(譬如在远东修铁路,从国家战略角度说是正确的,但从资本家获利角度说是不正确的),这对急功近利的资本家而言是无法容忍的,于是大量“拆了大楼卖钢筋”的事情就出来了。当时大家都在搞工业化,苏联却在“去工业化”,制造业越来越单薄。在戈尔巴乔夫上台时,苏联工农业总产值年增长率仍旧在6%以上,苏联和华约国家的重工业出口约占整个世界出口量的38%[1],军工出口约占50%,石油天然气及其附加产品约占18%,贵重金属(含有色金属)及其产品约占40%,民用航空和造船业出口约占25%,化工产品出口约占30%;苏联自己的民用船舶总吨位就占据世界第一,捕鱼量也连续多年占世界第一;煤炭工业产量和出口量也一直高居世界榜首。那么苏联解体之后呢?举一个简单的工业指标 汽车年产量,2009年时俄罗斯的汽车年产量是140多万辆,尚不及印度,仅仅是中国的10%,而钢铁产量是5900多万吨,差不多也是同年中国的10%。到2007年时,俄罗斯GDP到了1.2万亿美元,达到了苏联解体前的水平 联盟解体曾使得苏联境内GDP减少了45%,这的确是一个不小的进步。但是要注意的是,这里提到的是GDP而不是工农业生产总值,这只是说明俄罗斯境内资本流动的量很大,至多意味着增加了一部分就业岗位,而“去工业化”的进程其实并没有被逆转,苏联时代的GDP是搞工业搞出来的,而现在的GDP是靠卖石油卖出来的 2007年GDP大幅增长主要得益于当年石油价格大涨。在评论鸦片战争时我们常常会说,当时中国的GDP虽然是第一,但这是生产瓷器、丝绸的GDP,而英国的GDP则是生产枪炮的GDP,在这里其实是一个道理。
不只是设备和厂房不断被废弃,工业方面的人员培养也出现了可怕的断层 俄罗斯目前除了能源以外,在国际市场上能拿得出手的大宗商品只剩下了武器装备,而俄罗斯军工系统从业者当时的平均年龄已达到56岁,总工程师多数都是一群八九十岁的老人在担任,第二梯队是不存在的,一
[1] 经互会严密的组织体制决定了有时需要将它当做一个整体来看待,事实上东欧剧变的起爆点正是“波兰危机”。当年波兰的动乱导致原本由它负责的粮食生产无法进行下去,而美国对华约国家的粮食禁运进一步加剧了这一危机,而这又导致了苏联等国家经济运转异常,进而为戈尔巴乔夫的“政改”提供了借口。旦这一批人故去,俄军工行业将面临无人可用的局面。即便是现在,无论是苏霍伊、米格战斗机还是T系列主战坦克,基础设计都是在苏联时代已经完成的,后期俄罗斯的工程技术人员所做的只不过是在这些原始设计上逐步加以升级改进,或者是将当初已经接近完成的项目在降低技术指标后加以完成,1991年以后完全从头开始研
死亡进行时(3)
发的项目几乎是没有的。换句话说,如今的俄罗斯军工行业其实是在吃苏联时期的“老本”,它的原发性设计能力基本上已经被废掉了,俄罗斯现在能成为世界第二大军火出口国只能说明苏联时代工业的强大 靠一堆残缺不全的残骸都可以让一个俄罗斯支撑近20年,而且后面还能再撑一段时间。再拿苏军的短板 海军来说,联盟解体前夕,苏联已经下水两艘6万吨级的常规动力航母,其中一艘已经开始海试,另一艘7万吨的核动力航母也已经完成过半。如今,俄罗斯国内所有的船厂都不具备建造2万吨以上军用船舶的能力,2010年时俄罗斯需要与法国签订协议,购买法制的两万吨级“西北风”级两栖攻击舰。
不光是对苏联人民,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民而言,东欧剧变同样未必是一件好事情。当然,最起码对中国而言,苏联解体意味着来自北方的地缘威胁几乎可以说是永久性地消失了,中国还从苏联地区以极低廉的价格得到了大批技术、设备、科研人员以及各类资源。但是必须看到的是,东欧剧变也意味着人类探索有别于资本主义的新的生活模式的进程遭遇了重大的挫折,这是事关所有人的一件事情。而对世界格局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世界政治军事格局和地缘政治均势的两极体制至此被完全打破了,美国成为全世界唯一的霸主。同时,这也意味着资本扩张的制衡因素不存在了,之后的一系列大事件 包括现在的全球经济危机,可以说都是发端于此。
昨天的战争(1)
必须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长期以来阿富汗战争对苏联的影响被国内的媒体夸大了,而同时战争爆发的大背景往往又被这些媒体所刻意忽略。
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随着东西方阵营攻守之势开始对调,苏联在中亚方向开始面临越来越严重的压力,西方国家与苏联内部的民族分裂势力相互勾结,同时在沙特的支持下,泛伊斯兰主义也在向中亚地区渗透。阿富汗则是屏护苏联中亚几个共和国的外围防线,如果失守,则会成为西方势力向苏联中亚地区渗透的一个跳板。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苏军从阿富汗撤离之后,中亚、高加索地区的国土随即开始分崩离析。
苏军在阿富汗也并没有传说中的那么狼狈不堪,从1979年12月25日到1989年2月15日苏军在阿富汗共驻扎62万人次,最多时驻扎10.4万人 这里面包括了红军、克格勃部队、内务部部队及非战斗人员。苏军在阿富汗阵亡14453人(苏军公开的伤亡数据是13836人),417人失踪或被俘,另有469685人次伤病。与之相比,美军在越南战争期间,出动兵力达百万人次,死亡5.6万人,受伤30.4万人,2000多人失踪;南越军队死亡13万人,受伤50万人;韩国军队死亡4500人;澳大利亚军队死亡500人,2400人受伤;泰国军队死亡350人;新西兰军队死亡83人。两相比较之下,苏军在阿富汗的表现其实要好于美军。
被媒体吹得神乎其神的毒刺导弹是否改变了阿富汗战场的态势呢?战后美国军方承认他们大约提供了约1000枚毒刺导弹,其中有部分被巴军方截留,有部分被苏军缴获,还有一部分被阿富汗的“自由战士”们转卖到了武器黑市,真正用于作战的不会超过70%。毒刺导弹主要针对6000米以下航速较低的直升机,苏军在整个十年战争中损失固定翼飞机118架,直升机333架 其中约150架因为气候、事故坠毁。1989年2月2日夜,苏军第50飞行中队的格洛夫诺夫上校飞行员和他的战友在低空侦察攻击路线的行动中阵亡,他们的直升机是在阿富汗战争中被击落的333架直升机中的最后一架,但是那是12.7毫米机枪火力网的功劳,与毒刺导弹无关。与之对应的,美军在越南战争中面对没有毒刺导弹的北越军队,损失了直升机1000架,固定翼飞机1500架。按照战后统计,反政府武装操作毒刺的命中率其实不足40%,靠一型便携式防空导弹改变阿富汗战争之说,只不过是西方媒体制造的又一个神话而已。
阿富汗战争10年中,苏军最精锐部队和战略武器仍旧部署在欧洲战区,中苏和中蒙边界部署的百万大军也未抽调一个连到阿富汗,10年共计200亿美元的对阿援助还不如苏联一年石油的销售收入多 苏联为举办奥运会还花掉了近60亿美元。苏联军方内部对阿富汗战争有不同的见解和看法,但根本不存在什么反战情绪,参加过阿富汗战争的很多苏军军官日后都成为俄罗斯政坛军界的领军人物,战争经历恰恰是他们的政治资本。
而苏军也并非是西方媒体所宣传的杀人不眨眼的恶魔 强大的思想政治工作和杰出的组织能力是所有共产党国家军队都具备的。苏联政府为阿富汗老百姓提供了医疗、教育、住房、交通及现代国家的基础建设,这些是现在驻军于阿富汗的西方国家所从未做过的。为了避免平民在交火中伤亡,在战役开始之前,苏军往往会先建好居民点、医疗点、饮食点以及取暖点来安置平民。苏军政委还需要带领工作队,把开战通知送到部落首领手里,劝说老百姓不要出门。这些都是客观事实,是必须承认的。与之相对的,由西方所支持的塔利班、北方联盟这些反政府武装和我们抗战时期的游击队完全不是一回事,他们常常会利用平民,甚至是妇女和孩子做人肉盾牌,如果谁出去躲避战火,就要杀死他的全家 这绝不仅仅是一句威胁。最可笑的是,这些
昨天的战争(2)
曾被西方国家誉为“自由战士”的武装分子中的一部分,后来策划了著名的“9 ? 11”事件,转而成为令西方世界咬牙切齿的“恐怖分子”。
事实上这一时期的阿富汗革命政府本质上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是进步的,当时它的确在引导阿富汗社会走向世俗化,并开始进行土地改革(正是这些举动触及了宗教势力和部族势力的利益,而使他们开始和西方国家合作),这一点同样是无法否认的。当然,当时的阿政府做出了一系列脱离国情的事情,这也是不能否认的。苏军在一个主权国家内用兵,并干掉了人家的国家领导人,本质上和越南战争中的美国人别无二致,这同样是不能否认的。
苏军撤军之后,纳吉布拉领导的阿富汗政府仍旧坚持了三年,直到戈尔巴乔夫断绝了苏联对阿富汗政府的援助,阿政府的抵抗才最终宣告失败。一个初具雏形的社会主义国家由此又倒退回了宗教专制、封建割据的社会形态,女孩子们再一次不能去上学了,老百姓的生活中只剩下了内战、贫困、宗教和毒品。
回望车臣(1)
现在的俄罗斯车臣共和国是俄联邦的89个联邦主体之一,位于俄罗斯北高加索捷列克河沿岸,北与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为邻,南与格鲁吉亚共和国接壤,东靠塔吉克斯坦共和国,西部是北奥塞梯共和国,面积1.5万平方公里。
车臣民族祖居高加索山区,15~16世纪金帐汗国解体之后,开始向平原地区迁徙,并开始信奉伊斯兰教,属逊尼派。车臣民族与俄罗斯的渊源始于18世纪初,俄国正在彼得大帝的统治之下。俄国的崛起与扩张几乎是同步进行的,当时的俄国以东正教保护人自居,宣称自己“有义务保护东正教国家免遭穆斯林的入侵”。具体来讲,这包括两条战线:向西,以帮助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和希腊人挣脱奥斯曼土耳其奴役的名义,进入巴尔干半岛;向南,则借帮助格鲁吉亚人和亚美尼亚人反抗波斯人的入侵的机会进入高加索地区 1795年,波斯人攻陷第比利斯,沙俄军队要援助格鲁吉亚人,就必须穿越车臣人的领地。
在这一背景下,沙俄进入车臣地区。1785年,车臣宗教领袖乌苏尔马率领车臣人、卡巴尔达人和卡尔梅克人与俄军展开激战,最后以失败告终。而在19世纪初至50年代,沙俄又与车臣人进行了长达半个世纪的“高加索战争”,直至1859年,当地宗教领袖沙米尔被俄军生擒,车臣才并入沙俄版图。19世纪70年代,沙俄与奥斯曼土耳其再次开战,车臣人也闻风而动起义,又一次遭到镇压。
而在苏维埃时代,车臣民族与俄罗斯之间的积怨并未消减,反而进一步地加深了。平心而论,这和苏共的一些失误以及错误是分不开的:20世纪20年代末,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开始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加速推进国家工业化进程,在全国强制推行农业集体化运动,并划分成分。在俄罗斯地区,一般的贫苦农民是养不起马的,而车臣族由于从事游牧业,几乎家家户户都有马匹。由俄罗斯族工人组成的工作队,往往把有马的车臣人统统划为“富农” 不但没收财产,还要消灭掉。这种荒唐的做法激起了车臣人的普遍反抗,据统计,从1929~1935年,车臣共爆发了286次反抗建立集体农庄的事件。
在随后30年代肃反运动中,车臣民族的许多干部和知识分子同样受到迫害,这就又进一步加深了车臣人对苏共和俄罗斯人的民族仇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车臣人的这种民族情绪被德军所利用,纳粹许诺给予车臣人充分的自治权利,从而得到了一些车臣部族的支持,部分车臣人成立了一个“高加索兄弟特别党”,与德国人合作。
这部分车臣人在德国占领期间的表现,激怒了苏共高层特别是斯大林本人,使之最终迁怒于整个车臣民族。1944年2月苏联政府强行将车臣人全部迁往哈萨克斯坦、中亚和西伯利亚,这一迁徙过程,导致了大约有三分之一到一半左右的车臣人死亡。在流放地,车臣人与当地居民隔离居住,每月要到内务部门登记,出远门要请示汇报,不允许开办用车臣民族语言教学的学校 实际等于被剥夺了公民权利。斯大林去世之后,直到1957年,苏联政府才宣布为车臣 印古什民族平反,恢复其自治共和国的建制,并允许车臣人返回故乡,为了给予车臣人补偿,又把捷列克河以北的非车臣人聚居区划归车臣 印古什自治共和国。但是这些举措并未完全弥合民族间的情感裂痕。
车臣问题的另一面则源于车臣人的民族特性:民风剽悍,不事生产,至今甚至仍保留有“血亲复仇”的传统。在并入沙俄之前,车臣民族仍然是原始的游牧民族,其社会构成还处在原始的氏族阶段,社会结构是建立在家庭、氏族或部落基础上,四分五裂、凭实力火拼是那里的常态。不当的民族政策又使得车臣人对国家缺乏认同感,使之始终没有融入真正的现代社会,反过来,这种民族特制又加深了其与俄罗斯人的隔阂,一个死循环就此产生。
20世纪80年代初,苏联内政问题开始凸显出来
回望车臣(2)
。如前述,车臣人存在不事生产的民族特性、原始的社会结构以及过高的出生率,导致车臣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车臣人均受教育程度都比较低,且这一地区的失业现象特别严重,他们维持生活的费用90%要依靠政府的预算拨款,至1991年,车臣人的失业率达30% 同时期全苏失业率还仅是个位数。这就使得车臣人容易受到极端分子的煽动铤而走险,而此时的苏共中央已经无力顾及这一问题了。
联盟的解体,最终引爆了这颗“不定时炸弹”。车臣分裂始于1990年,在“8 ? 19”事件之后,民族分裂势力开始公然冲击苏共政权机构,而苏联的激进“民主派”们此时对于反共已经达到了一种歇斯底里的程度。当时叶利钦曾赞许杜达耶夫是“山区里的叶利钦”,而为了避免被扣上“压制民主”的罪名,包括克格勃在内的苏联各强力部门事实上都只是在袖手旁观,原本可以在初期压制下去的小规模分裂活动至此开始演变为一场灾难。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所谓的“车臣总统”民主选举,将所有的非车臣族裔全部排除在外。即使这样,在武装分子的监视之下,杜达耶夫的得票率也仅仅是12%,但他仍顺利“当选”。
车臣虽然只是处于里海与黑海之间的弹丸之地,但却是进出高加索的咽喉要道。它的地下蕴藏着丰富的石油资源,从中亚向欧洲输送石油的管道同样也必须经过这里。长期以来,能源产品是俄罗斯除军火外在国际市场唯一能拿出手的商品。因此,牢牢控制住车臣无论是在沙俄时期还是苏联时期都始终是基本国策。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激进“民主派”们正在忙于架空联盟中央,通过《俄罗斯联邦主权宣言》。1990年8月,刚刚当选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的叶利钦,来到俄罗斯联邦的鞑靼斯坦自治共和国视察,在那里他发表演说,鼓励鞑靼斯坦“尽可能地争取独立”,这实际上是想通过地方领导人的手暗中破坏戈尔巴乔夫为缔结新的联盟条约所做出的努力。叶利钦还曾经公开煽动说:“地方能吃下多少主权,就拿走多少主权!”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当时的叶利钦嘴上虽然仍坚持维护车臣主权的原则,但其具体实施则是非常软弱的,甚至可以说是在推波助澜。在与分裂势力的谈判中,联邦政府一味地妥协:承认了杜达耶夫的总统地位;以方便拨退休金的名义,对车臣银行的账户解除冻结;车臣还得到了给自己的公民颁发护照的权利;在1992年5月格拉乔夫甚至命令北高加索军区把一半(实际则是95%)的武器装备移交给了车臣武装,其中甚至包括最先进的俄军中都不多见的T-80坦克。1992年5月25日,杜达耶夫与俄联邦代表斯特罗戈夫中将签署了《关于撤军和车臣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分配财产条约》,据此,联邦一切行政机构全部撤出车臣。俄罗斯除了在名义上没有认可,实际上已经完全承认了车臣独立,车臣因此获得了事实上的独立国家地位。
但是,由于车臣民族原始的社会体系,这里并未真正建立起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体系,更遑论“现代民主国家”,宗教和民族极端主义的统治使这里看上去更像是塔利班制下的阿富汗,种族清洗迫使多数非车臣族裔选择出逃。比中国北京市面积还小的土地上竟然是军阀割据、派别林立。而由于车臣民族不事生产又崇尚武力,其对周边地区的犯罪活动始终未停止过:伪造汇款单、以半官方性质造假币、盗窃石油产品、抢劫过往列车以及劫持人质,勒索赎金,这些竟是车臣资金的主要来源,在一些地区甚至还存在奴隶贸易。或者说,车臣事实上的独立并未使俄罗斯的利益不再遭受损失。另一方面,俄罗斯国内政局在1992年后逐渐趋于稳定,同时,为了恢复国家经济,石油出口问题变得异常重要,车臣既是石油产区又是通道,同时车臣分裂势力还威胁着整个高加索地区的能源战略布局,在这种背景下,1994年12月,俄军兵分三路开进
回望车臣(3)
车臣境内,当时国防部长格拉乔夫曾自信地说:“只需一个空降营,几天就可拿下格罗兹尼。”
这种自信最终被证明是毫无根据的,数年的动荡极大地折损了俄军的战斗力 苏联解体后的原苏军及其庞大的武器装备,被各个加盟共和国疯狂地瓜分掉了,俄罗斯军队虽然继承了苏联军队的主要遗产,但俄军面临的首先就是经费的匮乏,常规武装力量一直处于训练不足、兵员不足、给养不足的严重状态,更重要的是由于过去强大的政工体系已经荡然无存,士气因此低落到了极点,取而代之的是军中高层派系林立,互相牵制,基层军人为了生存甚至于变卖武器弹药,走私贩私,向间谍组织提供各类军事情报。一句话:俄军和苏联红军其实已经是完全不相干的两个物种了。即使从俄罗斯的整个历史来看,它的军队也处于俄罗斯有史以来最悲惨的时期。在车臣战场上,从高层到基层一系列的匪夷所思的低级错误导致俄军损失惨重,12个月内数千官兵以及2万多平民在战火中丧生。
另一方面,车臣问题始终笼罩在西方国家的阴影之下 美国出于巩固全球霸权考虑,而西欧则在历史传统上对俄国一直心存忌惮。具体来说,除了暗中资助车臣非法武装、在外交场合向俄政府施压外,由美国主导的始于冷战时期的低油价政策也仍然在继续。正是长期的低油价,破坏了苏联的国际收支平衡,加剧了其国内市场的通货膨胀,最终使得联盟走向解体。而在车臣战场上,还活跃着众多西方背景的“雇佣军”和“志愿人员”,同样,本已被“休克疗法”折腾得奄奄一息的俄罗斯经济,在低油价的打压下开始走向崩溃,车臣战争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影响 造血机能正在枯竭,让一个伤口持续流血显然是不能接受的。最终,虽然车臣非法武装遭到重创,杜达耶夫本人也被炸死,但是俄军仍在苦战一年之后无功而返。
第二次车臣战争,从宏观角度看仍然决定于能源这一因素:一是俄罗斯围绕石油生产、出口的安全诉求没有改变;二则是由于20世纪末,美国为打击欧元开始频频插手中东、中亚事务,导致上述地区动荡,国家油价迅速上涨,在这个背景下,以能源为主要出口商品的俄罗斯得以恢复元气,并且自科索沃战争后,美欧之间逐渐出现裂痕,同时中东的动荡局势使得西欧在能源问题上开始有求于俄国人,俄罗斯的外交活动空间开始增大。在这一大环境下,1999年8月,俄罗斯抓住车臣叛军入侵临近的塔吉克斯坦共和国这根导火索,发动了第二次车臣战争。2000年2月初,俄军最终以阵亡官兵1173人的代价,击毙叛军约1万人,恢复了对车臣地区的控制,取得了战争的全面胜利。但是,残余的车臣叛军化整为零,逃进山高林密的高加索山区,仍然可以从包括基地组织在内的国外势力那里获得援助。2004年俄罗斯境内一系列的恐怖袭击便是出自这些人之手。
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给人的感觉就如同冬日晴朗的午后 温暖柔和的阳光让人变得慵懒,甚至不愿意去动弹一下。然而当太阳开始西沉的时候,黑暗和寒冷也就随之降临了,而人们此时还什么都没有去做。
叶利钦接受西方经济学家开的药方 休克疗法,结果带来了一堆寡头,普通百姓却没有得到什么利益。相比之下,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要稳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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