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欧文啊，英国的欧文，傅立叶，他们有三个人。
艾：是，是。过去有很多，十九世纪有不少个，反正我知道您……
梁：空想的社会主义，他们的心是很好，不过他们没有想到，没有清楚社会的发展、历史的发展，自然会到那一步，自然会要到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所以叫科学的社会主义，它是认为客观的发展就要走到那里。
艾：中国文化悠久，持续延绵长远，跟西方或者中东生命短的那些文化相比，中国文化源远流长，这是由什么特性形成的？为什么？就是说，中国文化悠久的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梁：历史很长。）比全世界任何地方的文化长多了，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梁：这个问题，曾经有一位先生他对这个问题讨论过，解答过，有一个先生，也可以说有两个人吧，有两个人解答过。有一位先生可能还在，有一位先生故去了。故去的人是留学欧洲，学生物学的，他叫周太玄。还有一位可能还在，他岁数比我还大，应当是九十岁，或者比九十岁还多了，这个也是留法，留学欧洲的，叫徐炳昶。
……
情理与物理(1)
……
梁：在60年前，60年前的时候我才二十几岁，那个时候发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那里边我就对孔子有一些解说，按照我当时的理解、我所能懂得的，来说明孔子。为了说明孔子——孔子不是喜欢讲那个“仁”吗？仁义的“仁”——我当时那个书里头，我说“孔子说的‘仁’是什么呢？是一种很敏锐的直觉”。孟子不是喜欢说“良知良能”，那个就是现在所说的本能。直觉嘛，英文就是Intuition，本能就是Instinct。我就是这样子来把孔孟之学，用现在的名词来介绍给人。现在我知道错了。它只是近似，好像是那样，只是近似，不对，不很对，不真对。这个不真对，可也没有全错啊，也不能算全错。因为孔子所说的“仁”，它可以很深，可以很高深。孔子不是有那个话，“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所以你把“仁”说得太高深，也就偏了，不必一定说得很高深。一方面是可以这么说，可浅可深。如果你就是从浅的一方面来懂它，那是不够的。所以我在当初的书里头，就是太从浅的方面来说。孟子也是那样，孟子的“良知良能”，你去懂得它，你去了解它，也是可浅可深。比如说“良知良能”，就是良心，谁没有良心呢？都有良心。这样说对不对呢？可以不可以这样说？完全可以这样说。可是又转过来说呢，不能看得太简单，不能理解得太浅。
为什么不能太简单、不能太浅呢？因为我们这个人啊，人总是生活在社会里头，他离不开社会，所以他容易随着社会走，社会习俗上这个算对，他也就对，习俗上以为这个不好，他也就跟着走，人很容易这样。可是所跟着走的这个社会，（笑）东西南北，在这个国家，在那个国家，在这个洲，在那个洲，在西洋，在东洋，社会很多不同，古今也是很多不同，在空间上、时间上很多不同。人多半都是随着社会走，所以在这个社会认为是不对的事，在那个社会认为是对的，这是常有的。除非天资很高的人，智慧很高，他可能不随俗，他常常是（笑）领头革命，天资高的人常常是这样，所以有些话就很难说了。
艾：每一个社会有每一个社会的习俗，每一个社会有它的风俗习惯，每一个社会也有每一个社会的价值……
梁：就是价值判断。
艾：价值判断。假如说每一个社会有不同，人类有没有一个普遍的真理，一个普遍的价值判断的标准？
梁：一方面说有，一方面说没有。
艾：一方面有的是……
梁：先说没有吧。(艾：好。)没有就是说人生就是得在社会里生活，你就得随俗，你一定反对社会，会不见容于社会，所以我们把这个“俗”或者叫“风俗”，或者叫“礼俗”。我们可以承认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方，这就是说不同的社会吧，随着不同的社会走，也是理所当然。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方的所谓“礼”，就是理。一方面可以这样说。当然，还有一面，可以说是一种真理吧，不是世俗之理，而是真理。真理是有的，不过是只能在很少的高明人才意识得到，很少的高明人才能够超过众人，他看的高，看的远。这种高明人那是很少了，并且一方面是很少，还有一方面好像中国古话有一个叫“什么高明而道中庸”一句话，他自己是很高明，可是他不跟当时的社会，不愿意脱离社会，他走的路还是走中庸的路。这个地方我补一句，我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我是没有念过“四书五经”？
艾：知道。
梁：所以刚才引的话，“什么高明而道中庸”，这句话所以我说不完全，因为古书没有背过，不熟。(原句为“极高明而道中庸”——整理者)
艾：这没有关系，我知道，我也没有背过古书，我知道这句话。这些高明的人，所了解、所意识的真理，都是一个真理，对不对？都是一个价值判断的标准。就是说无论是什么地方的高明的人，超众的人，所意识的真理是一致的。
梁：应当说真理是一个，应当这样说。应当说真理只有一个，不过普通我总是说，有一种是“物理”，有一种是“情理”。这个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自然科学所发明、所讲出来的道理就叫“物理”。物理存在于客观，不随着人的意志，不能够说我喜欢它，我不喜欢它，那不成。无论你喜欢不喜欢它，它一定是那样的。可是另外有一种叫“情理”，情理是存于主观的，合于情理，人人都点头，人人都说对、是这样，情理是在主观这一面。合于情理，就好办。比如说是正义的事情，不是有人就说它是“正义感”嘛，正义就存于正义感上。这我归结下来，一种叫“物理”，一种叫“情理”，不要把它混了。
从前宋朝朱子,朱熹，他就是没有分开这两个。他有一段话，我也背不上来了，朱子说的，他就没有把这两种理分开。我可以再举一个例子，讲那个生物进化，有自然淘汰，有一句话叫做“弱肉强食”，弱的肉被强的人吃了，弱肉强食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现象，一个自然之理，可是我们都不喜欢它，对弱肉强食我们都反对，觉得……
情理与物理(2)
艾：无论是什么时候的、什么地方的人，都不喜欢，是这个意思？“我们”的意思是人类，无论是什么地方的？
梁：按常情来说，对小的、弱的被欺负，站在旁边，都有一种不平，不喜欢那个样子。这个不喜欢是一个理，这个理有，这个理是个“情理”。那个弱肉强食客观存在，那是个“物理”。
我把昨天的，我又写了一下。我昨天不是说了，昨天我说了以后，不清楚，我把它给写下来。大乘佛法是在小乘法的基础上，为一个大翻案的文章，怎么样说它是一个大翻案的文章呢？就是小乘要出世，大乘菩萨是“不舍众生，不住涅”，要住涅，这个是小乘，它归到这个地方来，归到涅寂静；大乘菩萨呢，“不舍众生”，所以“不住涅”，不归结到这儿。这个就是说，小乘以出世为规矩，大乘则出而不出，不出而出，仍回到世间来，大乘是这个样子。
那么就说到我自己，我自己承认我是个佛教徒，如果说我是一个儒教徒我也不否认。为什么呢？为什么也不否认呢？就是因为这个大乘菩萨，我是要行菩萨道，行菩萨道嘛，就“不舍众生，不住涅”，所以我就是要到世间来。因此我的一生，譬如大家都知道我搞乡村建设、乡村运动，我在政治上也奔走，奔走于两大党之间，就是为国家的事情，特别是在日本人侵略中国的时候，所以这个算是出世不算是出世呢？这个与出世一点不违背，因为这是什么呢？这是菩萨道，这不是小乘佛法，小乘佛法就要到山里头去啦，到庙里头去了，不出来了，大乘佛法就是“不舍众生，不住涅”。说我是儒家，是孔子之徒也可以，说我是释迦之徒也可以，因为这个没有冲突，没有相反。
艾：没有冲突，这个说法是比较新的。比如唐朝的时候，唐朝以前佛教刚到中国的时候，是有冲突啊，那您说……
什么是戒、定、慧(1)
梁：不够通达，高明的人通达无碍。所以像是宋儒吧，就有点排佛，排斥道家，在我看就是不够通达。通达的人呢，无碍，没有滞碍，什么事情都看得很通。有碍，是你自己在那里给自己设了妨碍，原来是可以不必的，高明人他就超出来了。宋儒像朱子他们，朱熹他们，有不少儒者都排佛呀，排道家呀。
艾：您昨天说，您一直都是佛教徒。
梁：因为我很早，很年轻的时候，十几岁的时候，就想出家。
艾：于是到现在您还是保存原来的……
梁：还是那样，不过现在是不必出家了。其实还是想出家。
艾：还是想出家?
梁：还是，假如说是让我去住到一个山上庙里头去，那我很高兴（笑）。
艾：是。那梁先生还打坐啊，修佛的……
梁：本来按佛家它有三个字，叫作“戒、定、慧”，这三个字（梁先生写出给艾看）——“戒、定、慧”就是一定要守戒律。戒律有好几条，比如说是不能娶妻，如果娶了妻之后也要离开家，出家为僧嘛。还有不杀生、不吃肉等等。戒有好几条，从“戒”才能生“定”，“定”就是刚才说的入定。一定要守戒才能够入定。由“定”才能够生“慧”，“慧”是智慧。普通我们的这种聪明智慧，在佛家不认为是智慧，这个算是一种智巧，不是真正的智慧，不是大智。大智一定要从“定”才有，从“定”才能够破悟。当然在佛家，大家都知道，在中国过去曾经有十三宗，宗派有十三宗，很重要的、很发达的是禅宗。禅宗有那个话，讲出禅宗的特色、特点。禅宗的特点是什么呢？叫做“不立语言文字”——立是“建立”的“立”——不立语言文字，言语、文字都不要，不建立在语言文字上。禅宗在中国很发达，有一个书叫做《景德传灯录》，后来比这个《景德传灯录》还多，《续传灯录》，一共陆续出有五本，合起来叫《五灯会元》，都是讲禅宗的故事。在那里头的故事，外行人不懂。比如有名的、禅宗很成功的人，叫禅宗大德——道德的“德”——另外一个禅宗的，去见那个禅宗的大德，他一来见这个大德，大德就打他一棒，他就明白了（笑），那个来的人就明白了，旁人看不懂怎么回事，这是禅宗的故事，这个叫“棒”。还有“喝”。就是来一个人见这个大德求法，他什么话也不说，大喝一声，那个人也就明白了，如此之类，都是在那个《传灯录》上传说的故事。
艾：我记得我也看过一点这些故事，那禅宗怎么就是……
梁：我的意思是说，禅宗是不立语言文字，彼此可以互相影响。一个老和尚，已经成功的，已经悟道的，他对一个新来的人，可以对他有一种影响，让他也能够开悟，但是他不用语言开悟。语言的开悟，它还在意识之中，而真的开悟，是让你生命起变化，你的生命根本起变化，这才算。
艾：梁先生自己，年轻的时候，十几岁啊，精神危机的时候，是辛亥革命以后的几年吧?
梁：在辛亥革命前。
艾：在辛亥革命前？
梁：辛亥革命的时候，我已经19岁，我想出家是十六七岁。
艾：啊，十六七岁的，我又搞错了。我以为辛亥革命以后，才真正转入佛教，就是说以前是跟着西方各派思想家取用，反正是西方的派别，那辛亥革命以后我以为才精神上有一种危机，才转入佛学的，这个我弄错了。
梁：我很早想出家。
艾：不过您也参加了辛亥革命啊，您参加辛亥革命的时候您还想出家？
梁：这个刚才说过了。出家为僧到庙里头去清静，这个也可以说是小乘大乘都要如此，可大乘有一个不同，就是它要救世，它要不舍众生。
艾：这个道理我了解，就是看您所写的几本书，或者是文章，关于您那个时候的生活，给我留下的印象是辛亥革命以后您才真正的想出家。
梁：我常说自己，有两个问题占据了我的头脑。两个问题，一个呢，现实问题，现实中国的问题，因为中国赶上一种国家的危难，社会的问题很严重。这个现实的问题刺激我，这个问题占据我的脑筋。可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刚才说的是个现实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是一个超过现实的、也是人生问题，对人生的怀疑烦闷——对人生不明白，怀疑它，有烦闷，该当怎么样啊，这不是刚才说想出家吗？这是两个问题，两个问题不一样，一个就让我为社会、为国事奔走，一个又让离开。
艾：这两个问题事实上是有关系的。比如，中国问题跟所领导的乡村建设，有密切的关系；乡村建设也跟中国文化有密切的关系；中国文化也是跟人生、人的生存、人民的生存也有密切的关系。我总觉得这两个问题也是有密切的关系。怕不怕烟？（梁：不要紧。）这一点，我是根据西方的一个心理学家，他写了德国的中古时代路德(Luther)的传记，也写了印度的甘地的传记，用一种分析法，就是说一些贤明的人——甘地算是一个，路德也算是一个——他们是把自己的问题、个人的问题跟人类的问题，无形中都放在一起了。无论什么地方，非常贤明的人可以说是圣人这个样子吧，所以我在书里面分析您当年的情形，也是这个样子吧。虽然我搞错的地方，就是我以为辛亥革命以后，您才真正信服佛教，以前是有兴趣的，不过革命以后才是您自己的问题逼迫您深入佛学，以前有兴趣是有兴趣，不过不是……
什么是戒、定、慧(2)
梁：它是那样，我昨天谈过一些。
艾：是啊。
梁：昨天谈过一些，我一直想出家，到了29岁才放弃，到29岁才结婚。
艾：为什么我一再提呢，就是我搞错了，不好意思。就是写您的传记，把这么重要的事情搞错了。辛亥革命之前，您已经对唯识有没有……
梁：那时候还不懂。唯识很不好懂，佛学里头法相唯识，很不好懂。
艾：是很不好懂，不错。您是民国第一年（1911年）、第二年（1912年）那个时候才开始研究唯识的。
梁：没有，（艾：也没有？）那个时候还不会，还不懂。
艾：哦。
梁：我研究唯识是到了北京大学了，蔡元培请我到北京大学，让我讲印度哲学。
艾：不过1916年您已出版了《究元决疑论》，这就表示您已经研究过唯识。
梁：那还不算研究唯识，（艾：那还不算研究啊。）那里面引了一些旧唯识派的话——唯识有旧派新派。新派的就是玄奘，玄奘知道吗？(艾：是，我知道。)唐玄奘，唐三藏，那是新派。新派的唯识我那时还不懂，还没看到。我看到的是旧派的，旧派的有些话我在《究元决疑论》里引用了一些。
艾：这个我也搞错了。
梁：这是普通人都很难分的。
艾：那，梁先生您这么健康，身体这么好。
梁：不算怎么好，就是没有病，身体没病。
艾：您脑筋好清楚啦，简直和年轻人完全一样。一般的人一定觉得您有什么秘诀，秘诀是不是与佛教有关系？
梁：没有。刚才不是说嘛，“戒、定、慧”，“戒”嘛我有一点，是什么呢？比如我年纪很轻的就吃素，不吃肉，不吃肉就是佛家不杀生，一切动物都不吃。起初就想不结婚，不娶妻，后来到了29岁放弃这个不结婚的念头了，结婚了，也是到29岁才放弃，29岁以前始终是想出家。
艾：您还是吃素吗?
梁：现在还吃素，吃素70年了。
艾：已经70年了，那这么说，您8岁的时候，不，18岁的时候……
梁：因为70年以前，住在北京，同父亲在一起，自己想吃素，不过父亲不喜欢，不喜欢我也就没有吃素。刚好有一个机会，我离开北京了，离开父亲了，去了陕西西安了，到西安以后我就开始吃素，开始吃素一直就没有改变了。
艾：这个我倒是不记得。您去西安，那是什么时候？什么原因呢？
梁：刚好我的哥哥、我的长兄，他在西安，我到他那地方去，离开了父亲。我父亲在北京，他在西安，我到西安去。
艾：是辛亥革命以后吧。
梁：辛亥革命以后。
艾：应该是1912年？
梁：对，就是1912还多一点，民国二年。
艾：噢，民国二年，是这样的。您在西安多久了，那个时候？
梁：不太久，就几个月。
艾：那民国一年您是去南京吗？去了南京？民国一年？
梁：去过一次。辛亥革命，我是参加革命的；在革命后，我曾经想回广西，因为广西要送学生出洋留学，我同几个广西人一道走。
艾：噢，也就是您没有去……
我做记者的时候(1)
……
梁：他是在前几年，就是说在宣统元年吧，辛亥革命以前，他同一个四川人一个姓黄的，两个人秘密地来到北京，他要用炸弹炸摄政王，摄政王就是宣统的父亲，因为宣统是小孩啊，只有4岁吧，所以实际上的政权是摄政王在操纵，汪精卫是来刺杀摄政王的。要刺杀摄政王，他就是在夜里头在摄政王坐的马车——那时还没有汽车——路过的地方，他去埋炸弹，埋炸弹（笑）夜里头去埋，可还是被人看见了，就捉起来了，捉起来就下到监狱里。原来刺杀摄政王抓到了可能是要枪毙的；没枪毙，把他关起来了，一直关着，到了南方革命军起来了，跟北方对抗了，北方这个时候是袁世凯出来了，袁世凯就把汪精卫从监狱里放出来了，请他——你原来是革命派的人，现在请你来做个中间人，想法子来议和，是这个样子。
艾：您自己从北京到南京的时候是……
梁：这个时候我还没到南京，（艾：还没到南京啊。）认真讲是没有。我是这样子，接续刚才的话来说吧，汪精卫出来了，被袁世凯请出来了，让他做调和人，他就组织了一个叫做“京津同盟会”——头一个字“京”是北京，第二个“津”是天津，京津同盟会——同盟会就是孙先生所创建的中国革命同盟会，这个就算是中国革命同盟会的北方支部，是这样子。我是在中学读书的时候，已经就秘密地参加了革命组织，这个革命组织就是属于刚才说的汪精卫领导的京津同盟会。这个时候我还做新闻记者，那时候报馆设在天津，后来搬到北京来了。我有一段新闻记者的生活，并且那个记者是外勤记者，外勤记者就是访察新闻的，做过那么一段。我也曾经在辛亥革命后，去南京一次，可是后来又折回来了。去南京之后我就去了无锡，从无锡又折回来，那次本来意思是想到广西去投考、去出洋留学的，没有去成。
艾：这一点我也弄错了，书里弄错了。
梁：书里是怎么说？
艾：我书里是说辛亥革命成功了，孙中山已经在南京做临时大总统的时候，您去南京是因为同盟会的人都到南京去开始建国的工作了。我知道您那时是记者了，我以为您就是差不多1912年民国第一年三四五月份去南京了，结果我错了，您本来是要到广西去。
梁：有那么一次想到去广西，很快就回来了，折回来了。
艾：这个京津同盟会分会是武昌起义以后组织的，我知道了，不过是汪精卫成立的，还是以前……
梁：这个是汪精卫突然才组织的。
艾：我在台湾看到京津同盟会分会的一些文件，这里也没有提到汪精卫，有您的一位同学的名字，您的名字我是找不到的，书里提到说是也许您用别的名字或者……
梁：那个时候，京津同盟会跟我、我们都在一道的，因为清廷退位了，革命军起来了，清廷就让出政权来了，退位了。我们一些原来是搞手枪炸弹的吧，改了，就办报。（艾：《民国报》）办《民国报》，《民国报》的社长甄元熙，这个人还在美国，（艾：在美国啊？）在美国办中文报纸。我就算是一个外勤，不是坐在报社内写文章的，而是在外边。当时《民国报》报社在天津，我的家住北京，我就往来于北京天津之间，做采访工作。
艾：那是这个时候您认识黄远生吗？
梁：黄远生认识在这个之后。
艾：以后啊？他是1915年在美国被刺杀了。（梁：被刺死了。）那蔡元培先生也是……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是您在做记者的……
梁：那时我做记者的时候见过他，可是他不记得我，等于没有什么关系。到了后来，到了民国六年，他来北京就任北大校长的时候，那个时候才认识。因为那个时候我拿《究元决疑论》向他请教，他就说：我路过上海，看到了，很好；我现在到北大，也请你帮忙。当时我说：我还不会讲印度哲学，因为在欧洲或者日本，谈到印度哲学，都是谈到六派哲学，而六派里头不包含佛学。认真讲，欧洲人讲的、日本人讲的印度哲学，我不太清楚，我不过喜欢佛学就是了。同时，我那个时候正好旁的事情很忙，不能够答应蔡先生到北大。
那个时候什么事情很忙呢？那个时候，袁世凯死了以后，南北统一，推倒袁世凯的势力是在西南，广西，主要是蔡锷、陆文平、贵州刘显世。倒袁势力内部有梁启超、梁任公。这个时候北方就是袁世凯死了，袁世凯死的时候，他才把段祺瑞请出来，段这个人在北洋军人里头是一个很正派的、很好的人，自从袁有意要做皇帝，他就反对，坚决反对。另外一些包围、帮助袁世凯做皇帝的人要刺杀他，要刺段祺瑞，段祺瑞自己本来是陆军总长，自己辞职不干，住在北京的西山，他们还要刺杀他，也没有刺死。袁世凯做皇帝做不成，只好维持北洋军人的势力，请段出来，从西山上把段请回北京，并且这个时候，由于袁世凯想做皇帝，他已经把国务院撤销了，不要国务院，他在总统府内设了一个叫做政事堂。这个时候他要死了，他晓得是不行了，要请段出来，撤销政事堂，恢复国务院，段是国务总理。这样子因为段的人很正派，也是反对袁世凯做皇帝的，西南对段还是承认的，并且西南也没有兵力可以打到北京来，所以就妥协，妥协就组织一个南北统一的政府。
我做记者的时候(2)
组织南北统一的政府，我的一个亲戚，也是一个长辈，就代表西南入阁、进政府。（艾：就是张耀曾？）张耀曾，张耀曾就拉我做机要秘书，他跟西南方面的广西、云南、四川倒袁的势力往来有秘密的电报、函电，我就替他主管这个事情。主管这个事情，所以蔡先生要我到北大，我就不能去，我就请了一个朋友替我。转过年来，第二年，政局变了，段也走了，张耀曾也下台，这个时候才帮助他。
艾：您的《究元决疑论》那篇文章，原来是在东方杂志出版的，那您在东方杂志社也有朋友吧？就是把这篇文章寄给他，把稿子寄给他，而他不在……
梁：那个朋友就是一个很有名的……
艾：章士钊？
梁：对，你说的一点不错。
艾：那您是什么时候认识章士钊的？我在书里没有提到您什么时候认识他。
梁：章行严先生，章士钊，他的出名主要是《甲寅》刊物。我跟他没有见面，可是我向《甲寅》杂志投稿，这样是有关系。
艾：哦，是这样的关系。
梁：刚才说什么呢？
艾：哦，讲那几年的情形，我说我弄错了，以为您辛亥革命成功时去南京了，从这里讲起来了。这个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差不多的我就知道了，就是一些细节我不清楚的。您怎么评价当年的历史人物，比如陈独秀……最好从黄远生先生吧，怎么认识他的？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您好像……
梁：他是那个时候非常出名的一个新闻记者，因为他非常聪明，有文采，交游非常的广，与袁世凯总统府里的那些个秘书，当时还有国务院的官吏，他同这些人都有来往。他常常给上海的报纸好像是《申报》写通讯，那个通讯呢，也有一些报道，也有一些议论的样子，这样子就很出名，很出名的新闻记者。我记得我从陕西西安回来，开始跟他认识，当时我有一本书，书名就是……
艾：啊，是，是。《序》我就是在……
梁：……在晚周汉魏的文章里选，选了特别是能够发表思想理论的文章，专把这种文章，晚周就是许多子学家，特别是像韩非子什么的，汉魏也有一些人、一些文章，把他们的文章合在一起，叫做《晚周汉魏文钞》。这个《文钞》我就请黄远生作序，这么样认识的。
艾：您编这本书主要目的在哪里？
梁：介绍晚周汉魏的文。就是说啊，这种文字不难懂，可是又比较文雅，就是说还不是白话文，可是又很容易懂。特别是韩非子的文章、墨子的文章，也选一点庄子的文章，但是没有选老子，如此之类，还有汉魏的文章。那个时候还不兴白话文，白话文是一直到了陈独秀、胡适在北大开始新文学运动、新文化运动，那时候才有白话文的。
艾：您动机呢，就是要也是成立一个标准，比较适合于现代社会的文字，是不是呢？
梁：好像也还是一种解放，比他们讲古文的桐城派，比那个解放、开放。
艾：那么黄远生先生也关心这个文字的问题吗？
梁：不一定，不过我跟他相熟，就拿这个请他作序，把稿子请他看，请他作那篇序，彼此相交，他比较开通。
艾：那个时候，您是很关心文字的问题吗？
梁：那个人，刚才说了，是个新闻记者，他的文字也不是白话文，可是也是很浅近的、很通俗的文言。我就把我选的这一本东西请他看，请他作篇序，他就作了；作一篇序之后，他就走了，去美国，他在去美国的轮船上写了一个《忏悔录》，到了就死了。
艾：是啊。他写的那篇文章，跟您的《究元决疑论》有直接的关系啊？您就这么写吧？
梁：因为看了他的《忏悔录》写的《究元决疑论》。
艾：那么就是您看了他的文章以后，想关于这个问题发表您的演讲……
陈独秀、李大钊和我(1)
梁：他这个离开北京去美国，实在是逃走的。为什么是逃走的呢？就因为他有文采、聪明，很出名的新闻记者，所以袁世凯要做皇帝就笼络他，派人直接对他讲，希望他能够发表一篇文章，赞成帝制。那时候有个美国人叫彼德洛（艾：是。），要搞帝制嘛，希望黄写篇文章。他不肯写，不肯写就威胁他，他就只好写。写这篇文章他又不甘心，不甘心做拥护帝制的人，所以文章写不好，写得态度不明朗，有的朋友就说这样不明朗的文章交不了卷，拿去不会通过，人家不会满意，你要么呢就是投降（笑），你要么呢赶紧走，他就采取走的道路，偷出北京的。
艾：他在轮船上写的那篇文章，好像跟您刚才提的这件事情没有关系的。
梁：他就是为这件事情跑的。《忏悔录》就是说自己过去一直跟上层啊、跟当时的高官贵族打在一团，打在一块儿，虽然好像是不参加他们，虽然不是吧，但是跟那些人搞得很熟，人家要逼他，要让他拥护帝制，他又不肯，不得不跑，所以他这个忏悔啊，忏悔过去生活的问题。由于他是一个有才的人，有才的人也都有欲望，那么在男女问题上、在用钱上很随便，他的忏悔在这个地方。
艾：他的那篇文章跟您的有什么关系？
梁：哪个文章？
艾：就是《究元决疑论》。
梁：我的《究元决疑论》，我就是看了他的《忏悔录》才写的《究元决疑论》。
艾：我的意见是，他的那篇文章也提到现代社会的一些问题。
梁：我的《究元决疑论》就是说，我要是早一点把我的佛学思想贡献给黄先生就好了，我没有对他谈这个，我抱歉。在《究元决疑论》一开头就是说这个话，好像很好的东西没有交给我的朋友。
艾：这个还是我没错。您觉得陈独秀怎么样啊？
梁：了不起啊，这个人了不起。
艾：您是到北大以后才认识他的，还是……
梁：刚好在进北大之前就碰见他。就是有一个人人都知道的人——是李大钊。李大钊有一次请客人吃饭，请的有陈独秀，也请的有我，第一次见面是这样子。那次呢，陈独秀来是从上海到北京，他的意思是到北京来劝人募股，他搞一个叫做“亚东图书馆”，这么一个出版社，要大家入股凑钱，50块钱一股，100块钱就是两股（笑），希望找一个熟的朋友劝大家入股，凑成他要办的亚东图书馆，他是这样来的。刚好这个时候蔡元培先生从国外回来，接任北大校长，他得需要一个班子，他一个人不行啊。他跟陈独秀本来是老朋友，他就说“好啦，你到北京了，不要搞什么图书馆了，不要搞什么出版社了，你就来帮我吧”。这个时候陈独秀、李大钊连我，我们三个人同时进北大。
艾：我的印象是您跟陈独秀的关系，没有和李大钊的关系那么好。
梁：对，跟李的关系比陈稍早一步，跟陈碰见，还是在李的宴会上，可是进北京大学是陈、李、我同时的。
艾：跟陈独秀，您……
梁：我对他很有印象。那个人是一个能够打开局面的人，很有力量的人。
艾：在历史上您觉得他扮演的角色是怎么样呢？
梁：他是共产党的发起人。
艾：是啊，很重要的？
梁：很重要。
艾：他跟李大钊，当然也是一起组织成立共产党。
梁：他们两个人的朋友关系非常好，但两个人的性格不同。
艾：那李呢是比较……
梁：李呢，表面上是非常温和的一个人，表面上很温和，同大家一接触，人人都对他有好感，实际上骨子头里他也是很激烈的。
艾：他个人跟别的人的关系搞得比较好。
梁：比陈独秀搞得好。大家对陈独秀都有点敬而远之（笑），怕他，因为他对人常常当面就不客气。在学校里开会议，他算是文学院长，开头叫文科学长，另外还有一个理科学长，搞物理的夏先生——夏元傈，两个人地位是相同的，一个是文科，一个是理科，在会议席上他有时候对夏先生就很不客气，让人下不来台，所以……
艾：李大钊不会这样。您觉得这两个人，哪一位和您自己……
梁：我当然还是跟李的关系好。
艾：那主要原因是李温和，还是……
梁：哎，李温和。
艾：那李的思想有没有比较接近您自己的？是不是跟思想有关系，或者说是为人的关系？
梁：很奇怪。很奇怪是什么呢？陈独秀、李大钊都是搞共产党，可是李先生没有说过一句话拉我入党，不知道为什么（笑）。朋友关系很好，可是从没有介绍我也参加共产党吧，他没有。
艾：那陈独秀呢？我记得是有，跟您讲过，《中国人民最后觉悟》（应为《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整理者）这本书，提到陈独秀批评您乡村建设的观念，说是小资产阶级的什么幻想，那个时候陈独秀是要您参加党，您没有……他也没有……
陈独秀、李大钊和我(2)
梁：没有，他也没有让我参加党。
艾：那您和胡适的关系怎么样？您觉得胡适这个人怎样？
梁：胡适这个人很聪明。
艾：您经常跟他相处得好吗？
梁：没有什么不好。不过当时在北京大学，有旧派，有新派。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都算是新派，还有那个鲁迅，不过他不是北大教授，是教育部的人，在北京大学兼一点课，教有几个钟点，就是讲《中国小说史》，跟北大的关系不深，可是他也是属于那个新青年派，新青年里头陈独秀、胡适、李大钊，还有一个陶孟和。
艾：这么说您跟新青年派的人关系不太近，您跟什么人的关系非常接近，那个时候？
梁：当时北大有新派有旧派。（艾：是。）学生出刊物，一个刊物叫《新潮》——潮流的潮，一个刊物叫《国故》——《国故》讲中国旧学问，在学生里头有这么两派，背后都有教授支持。我是既没有在新派，更参加不了旧派。因为旧派讲中国旧学问啊，我没有。毕竟那个时候，我是比他们都年轻，胡适也长过我，不过长不多，大概长我一两岁，李大钊大概长我三四岁。
艾：胡适比您大三岁了？
梁：没有大那么多。
艾：您是1893年，（梁：对。）那您出生的时候胡适已经三岁，在台湾台东那边他父亲作县长的时候。书里也写了，您是比这些人年轻一点了，胡适、李大钊，当然鲁迅、蔡元培都比您大很多了。这是您为什么不跟新青年……这是您要离开北大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您的年纪比较轻，不太容易跟各派的人……
梁：我在北大是民国六年（1917年）进去，民国十三年（1924年）离开，首尾在北大有7年。我的记忆啊，蔡先生长我30岁，好像胡适长我一岁的样子。
艾：我所研究的，他是1890生的，您是1893年生的，三岁的分别。第二章讲您的家庭，您生的时候，那个时候胡适已经几岁了，毛主席那时候两个月，（梁：毛主席跟我同年生，可是就是月份晚一点。）就是因为这个我记得很清楚是胡适比您大三岁了。
梁：陈独秀大得多。
艾：还有一位哲学系的杨先生，是毛主席的岳父。（梁：对。）您就是在杨先生家第一次跟毛主席见面的？
梁：对，是那样。
艾：那您是与杨先生比较谈得来的人吗？
梁：杨先生名字叫杨昌济，号叫怀中。杨怀中先生，这个人是年纪大，比我们都大很多。他在北大，我们都是在哲学系，他是讲《西洋伦理学》跟《西洋伦理思想史》。我们彼此都在哲学系了，同事了，可是岁数比我们大很多。他确实常常到我家里来，（艾：噢。）为什么常常到我家里来？不是看我，是看我的一个哥哥。
艾：噢，是这样的，他是已经认识您的哥哥了？
梁：对。
艾：这就清楚了，我以为因为您是哲学系的人，所以常常在一起呢。
梁：我的这个哥哥不是我的亲哥哥。
艾：哦，不是您的亲哥哥。
梁：是同族的哥哥。
艾：那是表哥？
梁：不是，同族，就是他也姓梁，我也姓梁。（艾：噢。）如果是表哥，他就不是姓梁的了。中国的说法，跟外国不一样。（艾：是。）他也姓梁，他算是湖南人，现在我的桌子上正在写一篇文章，就是湖南省要修省志——本省的历史。省志里头有一篇叫作《人物志》，《人物志》里头有我这个一家的老兄，在湖南是很有关系的一个大人物，而他呢，又曾经到北京来同我住在一起，所以现在湖南修省志要给他写传，传就要我来写，桌上正在写。
艾：因为杨先生湖南人这个关系？
梁：底下说一下杨先生跟我这个老兄的关系。跟我老兄是怎么一个关系呢？就是当北京光绪皇帝要变法维新——因为康梁的影响变法维新，就全国各省来说，响应北京的维新运动，第一个就是湖南，各省比较，是湖南。
湖南的当政的人，主持湖南政权的人——从前就是各省的巡抚，有的省有总督，湖南跟湖北合起来一个总督，湖南本省就有巡抚，湖南有几个有名的巡抚。在北京的维新运动的时候，就全国各省来说，最领先的维新运动，我这个老兄，他参加了湖南的维新运动，现在他们正在让我写的。比如举例来说，那个时候受欧洲的影响，开头中国人就叫做“讲求洋务”，后来觉得“洋务”这个名字不好，“识时务者为俊杰”，要讲“时务”，那么在湖南首先设时务学堂，时务学堂的总教习就是梁启超，我这个老兄就是帮助梁启超搞时务学堂的。那个时候就要兴新学，也要办实业，办实业就有个实业学堂，我这个老兄就主办实业学堂，实业学堂里头是什么呢？里头是工矿，就在全省里头设了有矿务局，有学务处，我这个老兄又参加学务处，又参加矿务局。
陈独秀、李大钊和我(3)
而这个杨先生呢——就是杨昌济、杨怀中先生，算我这个老兄的学生，管我这个老兄叫老师。因为当时要变法维新，一方面是要学欧美，所以派人出去到欧美留学，当然，如果就近到日本留学好像也比较方便，所以一时留日的人非常多。我这个老兄他就建议给省当局——给这个巡抚，我们派年纪轻的人出去学，不如派在国内已经有点知识学问的、有根底的人出去好，省当局——巡抚就赞成他这个意思。他就建议，本来不是各省都有考举人，第一是考秀才，秀才……
当代儒家代表人物还有谁(1)
艾：……研究的问题，河南豫西这个地区，我想写一个地方史，明末到现在，也许后年会再来，就是长期来中国住，也希望有机会到豫西去看看。国外的资料我都已经搜集好了，美国各大学的图书馆、国会的图书馆，香港的台湾的有一些人……。有一位老先生，比您大两岁，是陈仲华、陈顺德——字是顺德，听他也讲一些。孟先生也是在那儿工作？
梁：是彭禹廷的学生，他是河南人，我们当时有一个河南村治学院，他是村治学院的学生，（艾：噢，他是村治学院的学生。）他在豫西那一带呆过，他参加过那个民团的工作，搞地方自卫。
艾：您也去过镇平、内乡这些地方啊？
梁：去过镇平。
艾：那是什么时候呢？
梁：抗战中。
艾：以前您就是在辉县的河南村治学院，就和彭禹廷在一起？
梁：他做院长。
艾：是，那时候您没去过镇平？
梁：那时候还没去，后来去。抗战中，我们从山东撤退了，从东边往西撤退，撤退到镇平。
艾：您说的“我们”是指的什么人?
梁：“我们”是一班朋友、学生，就是乡村建设研究院的许多干部，大批的人。撤退的时候，把地方的壮丁带了一部分，还有八百条枪，有军装，有十几万块钱的款，带了过去的，当时就住在镇平。镇平有个大庙，我们就住在大庙里。
艾：县城的……
梁：城外，城外有个大庙。
艾：那您记不记得那个时候镇平的情形啊？有什么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