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思考，表里如一(1)
梁：……没有继续深入、继续去做这个功夫，这是一方面。再一方面，好像在自己生活上有好处的，就是无论什么事情，我总是很平淡——平平常常的“平”，淡泊的“淡”。我很平淡呢就是好像没有多大要求，也不用满足要求而高兴啊、喜欢啊，因为不满足而生气、不高兴啊，两面都没有，两面都是放得很平，平平淡淡，平平淡淡。比如在毛主席的领导，让大家都要学习，学习就有学习小组，大概十几个人啦、二三十个人啦，大家可以随便谈啦，彼此听听，有什么心里话，要大家说出来。他们的一个口号叫做“思想见面”，你把你的思想拿出来，我把我的思想拿出来，彼此见面。那么，各自拿出来了，也就彼此有些批评，见面了，我也可以批评你，你也可以批评我。这个时候也是有争论的，有交锋的，那么我也就是曾受过旁人的批评。毛主席他有一次批林批孔，那时1973年，在小组会上大家都批孔，我就说在领导党、党的方面要批孔，也许在政治上有它的必要，需要批孔，我不大清楚；不过呢，毛主席也说过，有不同意见可以保留，那么好，我保留。我第一次表示我保留，保留不同意见，但是我也绝不说反面的话，不要批孔，我也不说这个话，我就是要沉默，我不说就是。可是尽管如此，一同学习的人，他常常还有意地引逗你，引逗你让你说话，你说出来，就好批评你。……最怕的是引起围攻，很多人围攻（笑），有过这样的事情。围攻，那么我就说“好，我静听大家的批评吧，我不说话了”。在过去，在1974年、1975年，都有批孔。
艾：好像是1976年，报纸登的一个消息说高等干部去拜访您，就是有个要求，要求您写批孔文章，而您拒绝了，有没有这回事？
梁：没有，没有。
艾：没有这回事，噢。您刚讲的情形，意思就是说，一般人在这种情况之下心里会着急，您还是维持您的平淡，所以也不会影响身体，是这个意思吗？
梁：对。
艾：是有道理。
梁：我还可以说，自从解放后，毛主席提倡大家要学习。学习嘛，大概这些年来都有五个组，五个组人数不相等，一个组也许二十几个人，多则四十多个人。不是有一些个民主党派？像是民盟、民革——民革就是从前的国民党，还有一个民进——进步的“进”，还有九三学社，还有工商联、民主建国会民建，还有不在这些里的无党无派，也把它合起来，叫做“政协直属组”，直属于政协。刚才我说的话就是在直属组，我虽然是发起成立民盟的人，可是后来我离开了，所以我后来都一直算是无党无派，刚才说的就是我在无党无派小组会上的那个事情、那个情况。他们要围攻我，所以呢，五个组，就是说九三学社是一组，民革是一组，民盟一组，一共五个组，开一个联组会，在联组会上批判我。
艾：联组会它是1973、1974年的时候，还是……
梁：1974那个时候，在1974年、1975年都有。联组会就人多，五个组成百了。有人就上台去发表言论批判我，先后大概有十多个人批判我，我就静听，不发言。不发言也不好，……不发言这个会也就过去了。批判我的会过去了，可是我自己本组那个小组会上，他们还有人问我说：“在联组上大家批判你，你听得怎么样呀?”我就回答，我说古书上——其实就是《论语》上——《论语》上有一句话（写）：“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笑）我就是引了这个话，答复了大家，我不说别的话了。
艾：原来讲的是跟您身体特别好的关系，就是……
梁：就是从那引起来说的话。自己很稳定。我当时也说了这么一句话，表明我自己是怎么一回事，八个字，中文是八个字，头四个字是“独立思考”，“表里如一”,表面跟里头一样的。“独立思考”就是不是人云亦云，人家说什么跟着说，不是那么样。“表里如一”，我心里有什么就说什么，表面跟里头是一样的，不隐瞒。一般地说，大家都还对我还好。我跟毛主席坐下来，从容的谈话，最后一次好像是1973年9月，后来就没有再谈话了。那一次不是跟毛主席语言冲突了吗？
艾：那是1953年，不是1973年。
梁：对，1953年，我说错了，1953年9月。
艾：1977年报纸上有记者访问您，您是这么说的，就是1953年9月份公开的冲突，跟毛主席冲突以后呢，就不再有这种私人的讨论。
梁：嗯，就没有从容的谈话了。因为在以前他都派车来接我，接我接到中南海，他住的地方，去谈。他不来车接了，我就去不了了。
艾：意思是您住的地方太远了，还是不能……
梁：进不去，只有他派出来的车，那个车回去的时候车不拦阻。你自己想要去见，那不行，到门口就通不过了。
独立思考，表里如一(2)
艾：那时同毛主席的谈话，一般地说，谈的题目是什么？是哲学方面……
梁：没有题目。他派车来接你，就到他那儿随便玩。
艾：噢，随便玩，不是正式的谈论……
梁：不是，高兴就来谈一谈。有时候我也在他那儿吃饭，吃便饭，没有旁人，他一个，我一个，江青一个，还有一个秘书长林老先生——林祖涵、林伯渠，四个人。
艾：那么，我以为您是研究哲学，他是要讲一些哲学方面的，您说不是如此。
梁：随便谈。我是从卢沟桥事件，日本侵略中国，从那儿，然后卢沟桥事变6个月我就去了延安，很早。（艾：是，这本书里有的。）从那个时候起，从那开头吧，好像彼此都很愿意谈话，彼此交谈都很有兴趣。我记得我第一次到延安，卢沟桥事件刚刚6个月，我为什么那么早去延安呢？就是因为日本人来了之后，全国有一种崩溃之象，北方就是卢沟桥七七事变，南方上海是“八一三”打起来。就是都不行了，上海退南京，南京退武汉，北京、天津都沦陷了，山东也沦陷了，全国人都是在逃难，你逃难，我逃难，大家各自逃难，崩溃，好像无主了。蒋的政府眼看没有什么能力，没有什么办法。我对他很失望，对南京政府很失望。
艾：噢，就因为这几个月，日本人占领那么多地方，南京政府没有办法，您就到延安去……
梁：退到武汉的时候，我取得蒋的同意，我说我要到延安去看看。到延安去看的时候，我心里是很悲观的，不知道怎么好，大家都在逃难，南京政府毫无能力，怎么好啊？怎么办呢？我就想看看共产党是不是有办法，我就这样去。一去，看到他完全不悲观，我是悲观地去的，他告诉我，没有问题，中国非有这样一天不可，非有这样一个大灾难不可，不过日本人他不要高兴太早。……这个时候，他正在写《论持久战》，（艾：是。）把《论持久战》的话讲给我听，他说日本人是不自量，他想吞并中国，（笑）那是妄想、笑话。中国是大国，太大了，他太小了。也不是中日两国，世界列强不能看着日本人来侵吞中国。“失道寡助，得道多助”，后来列强都反对他。
与毛的分歧(1)
梁：……（此处声音模糊）就不能不谈到对老中国的看法、认识；他对老中国的看法跟我的看法不一致。主要的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阶级问题。他是阶级斗争，我就说中国的老社会，秦汉以后的社会，特别是从明代、清代600年以来的社会——早的社会我们不太清楚、不大敢说——明清以来的这个社会，在我看，贫富贵贱当然有，可是贫富贵贱可以上下流转相通，它不是像外国那样的一个阶级，很固定很成型，没有固定成型，而是上下流转相通。中国社会散漫，流转相通呢，它就散漫。散漫就斗争不激烈，不像两大阶级，一个贵族，一个农民或农奴，中世纪的，或者后来的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跟工人两大阶级，中国缺乏那个东西。中国人喜欢调和（笑），斗争还是有，不过不大习惯斗争，斗争的两面，强大的也没有。我说这个话，他也不能完全否认。辩论很久了，他最后就说了：梁先生，你过分强调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但是中国社会还是一个人类的社会，还有它的一般性嘛。我说对，你说的话，我完全同意。不过，正因为我完全同意你说中国有它的一般性，也有它的特殊性这样子，可是我要强调特殊性要紧。比如说，一个人，你认识这个人，你说你认识这个人，这个样就……你要说这个人的特色是怎么样一个人，那么算是认识了这个人。不能从“一般的”去说，说这个人是个人，或者这个人是个男人，这个人是个中年人，这都不行，你得说出这个人的特点，你才算是认识了这个人。因此，我说你这个不如我，我是抓住中国社会的特色的一面。谈话就结束了，说不下去了，一般性跟特殊性的比较是这样。
后来，他在北京建国。1950年我到北京，一开头还是讲这个话。在北京见面是1950年的3月份。为什么是3月份呢？因为1950年的1、2月他同周总理在莫斯科，3月他才回来，他回来我才同他见面。1950年的时候，先头他问我一句，他说你现在可以参加政府吧？我有点沉吟，思索了一下，才回答。我说，把我留在政府外边，不好吗？这话在我有我的用意，可是在他听起来他不高兴，他想拉我拉近一点，可我不想靠近。我当时不想靠近，还是把事情看得错误，怎么错误呢？我不知道，中国的大局就能够统一、稳定下来，我不知道，我不敢这样乐观，因为过去中国内战老打不完，多少年老打不完。
过去有过去的原因啦，不过我看见那种兆头好像还好不可免，为什么？因为共产党的军队解放全国，四川最后。我在四川，住在重庆的一个小地方，叫北碚。这个时候入川的军队，有三路大军：从陕西到成都的，是彭德怀的第一野战军；从长江入川的、到重庆的，有两路大军，一路是邓小平、刘伯承，这个叫二野，第二野战军；再一个林彪，叫做四野，第四野战军，也是从长江入川，这三路。在成都那边我看不见，我在重庆那边。可是我碰到的事情告诉我，很有问题。什么问题呢？我在四川重庆的北碚，有学校啊，我的孩子朋友都在那里。入川的军队，大概是二野方面，有一个不太高的将领，像是营长、团长的，他们到了北碚，有一个不记得是营长是团长，中级将官，知道我在那个地方，就来拜访我，并且跟我谈完话临走时他说：“你一定要到城里去，到重庆街上去看看，我们大军都到了。”我说我想去，他说“我有一个车给你”，留下一个小汽车。他就嘱咐那个汽车司机：明天哪，你送梁先生去重庆。那么我说很好，我也想到重庆看一看。所以第二天一早，我就坐着他留下的汽车去重庆，到重庆我一个朋友的家，地名叫上清寺，送我到那里了，司机就说我去吃饭，我说好，他说我吃完饭再来。哪里晓得他吃完饭之后，他来，说这个车不能给你用了，另外一方面，二方面军队抓了我这个车，扣了我这个车，他们要用，因为这车都是原来重庆市长的，也许公用的、私用的车，可是军队给扣住了。有时候四野扣，二野也扣，这方面扣了，那方面又扣去，抢夺了，我看这个情况不好。还有一个特别让我感觉到不好的情况，这个四野的军队装备好，穿着军装呀、器械呀、皮鞋什么的，装备好，有钱。除了四野，别人呢，穷。我想这个事情不大妙，他们已经开始争夺了。
当时不久，我从四川出来到北京跟毛主席见面的时候，全国分六大军区，那边是西南军区，林彪的是东南，后来他回到湖北武汉……不是又有点从前的割据的样子？割据的样子不是呜呼哀哉吗？！国民党虽然失败了，他会不会回来呀？我一向是在两大党之间，好像是一个很公正的代表社会的一个人，各方面都可以说话，跟蒋方我也能说话，共产党方我也能说话，我想还是保留一个中间人的地位好一点。所以我这样一个念头，他让我参加政府，我就说留在外边不好吗？这样的话，他听了不很高兴，我不肯跟他靠近嘛。不跟他靠近，但是他倒是有一点一方面是不很高兴吧，一方面还是有点拉着我，希望不要隔得太远。以后他常常接我到中南海他住的地方去谈话，有空他就——没什么问题——就随便的谈谈，坐下来吃饭。
与毛的分歧(2)
艾：那您谈的是家常话呢，还是……
梁：没有目的。
艾：噢，没有目的。家常话就是家常嘛。
梁：几乎可以说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吧。不过有两个情形可以说一下，一个就是我很想了解共产党的一些做法，他们要怎么样做，怎么样干，他们掌握了全国政权以后，要怎么样做，怎么样干，我想了解。另外一方面呢，根据这个，我是需要出去看。我想从这个事实上，摸清楚彼此的不同，看我能够进言、能够对他说什么话。刚好这个时候他（毛主席）也提出来，他说从前你是做乡村工作，你在河南也做过，在山东也做过，你看到一些地方的乡村情况，你现在可以出去看看，我们解放之后有什么变化。我说好，我就接受他的，这个意思也是我的意思。所以在北京见面是3月，我到北京是1月，3月他们在莫斯科，3月10号才回到北京，3月11，大概国务院设宴会欢迎他们回来，宴会上毛主席约我明天12号见面，见面谈话这个事。不是决定最近出去看吗？他就马上交代秘书长林祖涵：梁先生出去看看，给他预备条件，打电报出去，看哪个省，哪个省招待。最后我就出去，中间还回到北京一次，可是主要的，如果讲出去看，看了6个月。因为我从前先在河南做工作，搞村治学院，所以先到河南。那个时候按照他们当时的情况，河南是分为两省，一个河南省，一个叫平原省，后来还是恢复了，平原、河南还是合并成一个省，当时两个。当时我就去了河南，看了河南，看了平原，然后再去山东。去山东后回来北京一趟，又出去，出去看东北，东北那个时候分6个省，6个省我都转了一下，然后回到北京。
艾：您在河南的时候，参观了一些什么地方？有没有到镇平那个地方去？
梁：没有去，那次没有去，可是那边做工作的那个姓陆的人，他是一个很乐观的人，我去东北啊，不是说东北有6个省嘛，他跟着我去，带了不止他一个人，身边带了三四个人一道去，姓黄的，姓李的，姓孟的。
艾：那么山东那些邹平、菏泽地区，以前工作的地方，都去了？
梁：都去了。最后是从旅顺大连回来的。从旅顺大连回来的时候，经过辽宁、经过东北，东北那个时候已经就演习，夜里头要关灯，怕轰炸，大家都熄灯，或者有灯窗户帘挡起来、玻璃挡起来。我就回到北京，一看到毛主席就告诉他，说是很可惜啊，怎么可惜呢？因为我看到战后恢复的气象很好，我说今天把破坏的重工业鞍钢、抚顺，都是重要的工矿，正在恢复，如果要一打呢，又不能恢复了，可惜了。他摇头，说是不会打，他说我们根本不想打，美国也不想打，那么，不打也很好嘛。可后来也打了，10月打的。
我恐怕再有全国割据的局面，他居然把这个大区都取消了，把东北的高岗都搞到北京来了。我去东北看的时候，高岗好厉害啊，统治东北，好像是跟东北王一样，他自己有自己的货币，跟关内不一样。后来把高岗也搞到北京来（笑），批判高岗，后来高岗自杀，邓小平从西南调到北京来，担任……
我不是一个学者(1)
艾：1950年到1953年，您是常到毛主席那边去？
梁：总是他派车接，他不用车接，自己去是去不了，进那个门都进不去，进那个中南海的大门都进不去。
艾：我书里是这么说的：您去延安，和他谈了一个礼拜，一个星期，一直每天晚上……
梁：第一次去，住那个地方住16天，16天里头有8天见面来的。
艾：那么我的判断呢就是，虽然你们的结论是，您自己注重中国的特点，特别的地方，独特的地方，毛主席注重的是一般性，不过结果您走以后，就是到1939年，毛主席自己也开始注重中国的特点了，就是说跟以前不同了。他是抗战的时候一直是比较注重中国社会的特点，而不是它的一般性，所以书里推测您还是对他有一点思想上的影响了，我不知道您觉得这个说法怎么样，会不会太过分呢？
梁：我不敢这样说。
艾：那就是说，您不是当局者，您看到他以后写的东西，您去以后写的东西，看他这个政策怎么样了，越来越像村治公社的这种措施，书里面也是引起了别人的意见，就是说有人觉得是合理的，有人觉得还是您和他有很多很多区别，大大的分别，比如阶级斗争这个问题啊，不过抗战的时候中共也不是阶级斗争，抗战的时候共产党还是乡村建设，跟您当年乡村建设很接近了，我书里也不敢很确定是如此，不过好像是这个样子。也很可能毛主席那时候创造的他的那套思想是按照中国的客观事实而创造的，那么您自己也是按照中国的客观事实而创造乡村建设的理论，也许是因为客观事实相同，所以您和他理论还是很接近的。
梁：可以说入手相同，他的革命的入手是农村包围城市，他入手是农村，我要建设新中国，我也是入手是农村，从入手是相同。
艾：抗战的时候的延安的情形，根据地的情形，在华北、在华中、在陕西，各种地方，不要说笼统的很相同，就是具体的细节也常常相同的。解放以后，毛主席所注重的很多计划，也是跟当年的乡村建设很相同，比较注重乡村，也有把工业、小型的工厂分散在乡下，也不要集中在大都市，这是一个，很多啊，书里可以说是算是争鸣了，我不知道您对这个……
梁：是，是这样的。我不是昨天说过一下，从乡村入手是没问题了。入手干什么呢？主要往哪个方向去做呢？两条，就是让散漫的农民渐渐地有了团体组织，一面呢，从旧的生产技术来提高人力，要引用近代的科学技术。团体组织、科学技术这两面，这两面现在毛主席说的，他从开头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最后人民公社，这是往组织里头去，不可避免，中国想要进步，一定要散漫的农民要组织起来，组织起来才好引用进步的科学技术。事实上大家只能走一条路。
艾：1950年到1953年，您和毛主席讲话的时候，到他家去讲话，您刚才说当时是想讲什么就讲什么。
梁：漫谈。
艾：哦，漫谈。话题当然很多，不过您现在还能不能想起一些当年……
梁：我都记录了。
艾：您都记录了?
梁：我有记录，有本子上有呢。
艾：噢，那太好了。那您是预备……
梁：自己藏着，没有发表。
艾：没有发表？
梁：不过，你想看，可以看。
艾：那当然想看啦，假如您有记录，对我来说当然太好了。
梁：明天我可以找出来。
艾：不用麻烦，藏在比较难找的地方，不要太急，我当然想看，不过不用太勉强地找。那发生了1953年9月份的冲突以后呢，那很少，或者根本没有跟您这样子的……
梁：那就是坐下来从容地谈话的机会就没有了。
艾：就没有了。就是开会的时候……
梁：可以见面，见面也还握手啊。
艾：态度跟以前不同吧？或者说以前比较和气啊……
梁：也还没有什么，不过他就是匆匆地握一下手，说一两句话，我们也站着，他来走过，他跟这个握手，跟那个握手，走过去握手的时候说一两句话，没有请到家里来坐下来谈话。
艾：解放以来您和哪一界的人接触最多，文艺界呢，学术界呢，政治界比较多，还是亲戚多，还是当年的老朋友最多？
梁：都差不多。因为我过去不是发起过民主同盟，所以这方面有些个旧朋友。再就是从前我在河南办学，在山东办学，学生有在这个地方的，也有从外头来的，见面啊、通讯啊。我学生数量很大，我算一下，可以算是有学生关系的，他管我叫老师，听过我讲课，大概有4000人。
艾：4000人，那很多了，所谓“桃李满天下”（笑）。那住北京的也常有机会……
我不是一个学者(2)
梁：有些个人，故去的多了，他们都……因为普通人到60岁、70岁、80岁，活到80岁不是很多了，很多人都故去了。（笑）可我活得长久一些。
艾：那50年代、60年代，那个时候还有很多老朋友吧？
梁：有，有些在外省的还通信。
艾：现在，当年的很多的人都已经去世了。当然毛主席、周恩来也去世了，（梁：朱委员长也去世了。）您自己当年的陈铭枢、李宗仁、李济深都故去了。那这么说，50年代、60年代还是跟当年的老朋友很多来往了。我记得研究您生平的时候，1966年，李宗仁从美国回来的时候，您也是出来接他，所以也许这种情形，往届的老朋友见面的机会还是很多的。这可能算是个奇怪的问题：假定先生现在返老还童，您能从头开始，您的事业会怎么样?
梁：我没有往这边想过（笑）。我再多说一句话，我要做的事情主要是《人心与人生》这个书，书已经做成了，那我已经好像是满足了。别的书嘛，小一点的，短一点的不像那么大部头，有一个书叫做《东方学术概观》，东方学术我说的是三家，中国的是儒家和道家，印度是佛教，这三家简单说一下，三家比较一下，有这么一个书，书名字叫《东方学术概观》；书不太长，比那个《人心与人生》字数少多了，这个书也写出来了，所以好像是有点心愿已了（笑）那个味道。
艾：假定您是十几岁现在，您会改行，还是跟原来一样，做学者？
梁：我常常对人表示我不是一个学者。
艾：是啊，您书里也常常有这个否认。
梁：对。我承认自己是一个有思想的人，并且是本着自己思想而去实行、实践的人，我就是这么一个人。我对学术啊、学者啊，对中国的老学问不行。我对你说过，小时候没有念过“四书五经”，“四书五经”的书里面有些个生字我现在还不会认。那么，再一面，现在的学问，科学我也不行，我西文不行，科学一定要学外国文，我的西文不行。所以讲到学问，我只能够歇一歇，我说我不行。
艾：您真的觉得是如此吗？
梁：我自己承认我是个有思想的人，独立思考，表里如一。
艾：假定您返老还童的话，您还是会做一个有思想的、要实践思想的人，不要做医生、科学家，或者政治家，或者……
梁：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医学。（艾：噢，年轻的时候就喜欢医学。）政协把委员分了很多组，自己自认，愿意参加哪个组就参加哪个组，比如有文教组——文化教育，有医药组，有国际问题组，参加国际问题组的人最多，我参加的是医药卫生组，医药卫生组里有中医，有西医。
艾：《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这本书里，也有一些关于医学的文化，关于中医跟西医。好像您父亲也是对医学有点研究吧？在年谱里提到他会熬药啊、做药啊。
梁：可以说没有什么，不过比如家里人病了，比如我母亲病了，或者我们弟兄小孩这一辈有病，他常常开药给我们吃药（笑）。中医多半都是（笑）喜欢说儒医，许多读书人他会看看医书，他好像就能够通医道似的。我父亲也有那个情况，不过他没有给外人看病。
艾：先生最喜欢的食物是什么？
梁：吃东西啊？（艾：吃东西。）吃东西，我是吃素的。
艾：就是说蔬菜里面有没有特别喜欢的，或者是水果？
梁：蔬菜水果我都喜欢，一般的蔬菜水果我都喜欢。
艾：有没有特别喜爱的？
梁：没有特别喜爱的。
艾：那您最喜爱的消遣有没有啊？或者是根本没有消遣的？
梁：有消遣的。有消遣就是身体的活动，散步啊、逛公园啊，到公园去，我挺喜欢的。
艾：好像是1956、1957年，香港的一些朋友说您学太极拳。
梁：学过，学过。
艾：您练多久了？
梁：从练太极、学太极拳说起啊，那离现在是好几十年，好多年，不过有时候断断续续，特别是抗战起来之后吧，为国家的事情各处奔走，有时候就不得空。
艾：您的意思就是早就学了？
梁：早就学了。
艾：这个我不知道，我还以为50年代才开始学的。
梁：学得很早，大概30多岁吧，（艾：噢，这个时候开始学了。）可是学了又搁起来了，没有认真地去练，我以前住在德胜门那个地方，净业湖（积水潭），那个小山上，大家在那里学，都是练太极拳。
艾：我不记得您是住过德胜门，就是积水潭那边？
梁：积水潭那边，我自己的房子，现在房产还在那里。
艾：哦，从什么时候开始，那里的房子？
我不是一个学者(3)
梁：从民国初年，60年前。
艾：这个我倒是弄错，我以为那里的房子，就是您的父亲的朋友彭诒孙的房子在那里，也不知道您梁家的房子也在那里。
梁：也有。彭家的房子在积水潭的西南，有个楼的，我们的房子在西北角，现在这个房子还在，可是人家住了。
艾：您父亲的年谱，好像他是常常住在彭家那边。
梁：对，有时候住那边，他自己不是后来投水嘛？就是从彭先生住的那个房子里出来投水的。
艾：好像他快要过60岁的生日。那么我所了解的就是我所写的，孩子们到学校来，住在彭先生那边。本来梁家的房子离彭家的房子很近的话，好像是……
梁：就在那个北边。
艾：积水潭也不太大了，距离也会不太大……
梁：都在积水潭的西南，我们这个房子在西北角，现在这个房子还在，被旁人住了。
艾：积水潭当中有个小岛，岛上面有个小庙，这个年谱是有的，有高庙这个名。
梁：不过那个名字不叫高庙，高庙是在水的南边，高庙很大，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庙很小。
艾：哦，小的庙。我1973年来的时候，还是见不到您，可是这个地方我知道，我不敢去看，害怕。那个时候您父亲的纪念碑已经找不到了，有个座子，上面的石碑已经倒了，也是找不到了。问了很多附近的人，什么时候这个碑被打倒的。有个人说是抗战时候还是在的。
梁：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1966年。
艾：噢。石碑被附近的人锯成几块，建筑什么东西用的。梁先生您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有没有受到什么迫害啊？或是……
梁：受到冲击。
艾：冲击，冲击是一个我没听说过的说法，冲击意思是什么？
梁：冲击就是打击。
艾：是红卫兵的？
梁：红卫兵，是红卫兵小将，都是初中学生。
艾：都还是初中学生，也还是您住在德胜门那边？
梁：就是那，地名叫小铜井。
……
我想做的事情都做了(1)
……
艾：把您家人赶走，然后他们自己住?
梁：他们占据了北房，把我赶到南房；南房是5间，把我赶到5间里头中间的一间；中间一间刚好是5间里头窄小的一间。
艾：那他们占领了多久了？
梁：他们占了大概二十一二天，占了北房。因为那个时候我家里有电话，他们认为很好，电话可以逗乐。我自己还算是还好，就是没有打我，可是打了我的内人，打了我的妻子。
艾：那她受伤了没有啊？
梁：那个时候是8月24，是一个夏天，热。人穿的衣服都单薄了，穿一件呢，他们打的结果，血透在衣服外边。
艾：打得很重才这样。
梁：不是太轻，可是没有打我。
艾：是闯进去的时候打的，还是……
梁：刚冲进去的时候还没有打，刚冲进去的时候他就把我们屋里头的家具——有一个衣柜，有玻璃的衣柜，都给从北屋里头摔出去，把我们睡的床铺就拆了，书架上的书都被拿出来扔在地下，大本的书，有《辞海》、《辞源》——一种工具书，没有什么思想内容，他也都给它撕了。
艾：这是什么道理呀？
梁：（笑）小孩子他什么不管。
艾：您夫人给打了，家具也……
梁：毁了，许多箱子里都有字画，他就给扣出来，烧。
艾：烧？这样损失很大。
梁：烧的灰都成堆，纸灰成堆，灰的堆要外面来车撮走，一次撮不完，撮两天三天才撮完。那个时候很乱很乱。
艾：那我书里也写错了，香港您朋友没有听说您有什么损失，所以书里写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好像没什么……
梁：我自己没什么，没有打我。
艾：是啊，起码把东西弄坏了，打了您的……
梁：损失很大。
艾：我以为，您还算是毛主席当年认识的老朋友，他们也不敢怎么样子。所以，书里写错了。您夫人打得血出来，住院呢，还是……
梁：也没有。
艾：她年纪已经蛮大了吧？
梁：70多了，我那年是74，她71。
艾：哦，是吗？我也弄错了。
梁：除了在自己家里头来打之外，他们还把她推出去，推出去斗争，斗争不是斗争她一个人，还有旁人。
艾：斗争就是骂她们……
梁：啊，斗争就是批评、骂，可是也没有斗争我（笑）。
艾：是啊，这个倒算是奇怪了。那些孩子他们知道您是什么人啊？
梁：知道。他们把我推到5间屋子中间的小屋里头，不让出来（笑）。
艾：哦，这奇怪了。这些孩子是北京市的孩子呢还是……
梁：123中学，第123中学。我住的地方叫小铜井，城墙上有一个豁口，他们都在豁口外头的第123中学，是个初中。
艾：附近的孩子……
梁：不太远，有半里多路。
艾：这21天过去以后……
梁：他们才撤退。
艾：撤退以后又发生什么事了？也发生别的事了吧？
梁：比较说没有什么。
艾：比较说没有什么？这个算是还好，那是1966年的事，（梁：1966年8月24。）那一次以后也没有别的什么……
梁：没有别的什么。
艾：您的学生黄艮庸那个时候还住在您那边没有？还住在北京吗，那个时候？
梁：在北京。
艾：我在香港听到的是，他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被赶回到广东去了，这是真的吗？
梁：真的。押送回广东，火车上统统在北京的，他们都赶到火车上，有红卫兵押着回去南方。
艾：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做，押到南方去？
梁：他是要让你回家，回乡。
艾：为什么要让他回家呢？这算是下乡呢，什么意思？他不还是在北京，你北京的好多人也本来不是这里人，为什么要把他赶走？
梁：很多都是那样，一般的，南方人都赶回南方去。
艾：有没有别的朋友也是受到这种……
梁：很多。
艾：可不可以举个例子？
梁：很多，北京差不多受骚扰、被赶回老家，可以说是上万户，千家万户。
艾：那李宗仁、李济深、陈铭枢啊……
梁：他们都不在，这个时候不在北京。
艾：文化革命的时候毛主席有没有跟您联络了？
梁：没有。
艾：那周恩来也没有跟您联络了？
梁：都没有。
艾：您现在在北京有什么亲戚？两个儿子都在北京了，有多少孙子？
梁：3个男孩，1个女孙。
艾：这以外，您哥哥的那一家的人在北京呢，还是在别的地方？您哥哥有两个女儿。
我想做的事情都做了(2)
梁：有一个女儿住在我这里，她是黄艮庸的夫人，嫁在广东。黄故去了，她从广东来看我，住在这里。
艾：有别的亲戚吗？
梁：在北京的亲戚还有，比如我前妻，头一个太太的，她家里人还有在北京的，她姓黄。
艾：您母亲姓张，在北京有没有张家的？
梁：也有。我这个大儿媳妇就是张家的。
艾：噢，一个儿子是在科学院？
梁：在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这是大儿子，叫培宽，（艾：噢，培宽。）第二个叫培恕，培恕在党中央的中联部苏联研究所，（艾：苏联研究所？）研究苏联。
艾：研究苏联，这不知道。他一直是在研究苏联呢还是……
梁：他过去在《人民日报》工作。
艾：他是入党了吧？是什么时候入党的，很早啊还是……
梁：他哥哥早一点，他晚一点。（此话有误，次子培恕未入党。——编者注）
艾：抗战结束呢，还是……
梁：早一点也是在解放后了，我的大儿媳妇可能早一点，大儿媳妇在北京解放前，我大儿子比她稍后一点，在北京初解放的时候，也有三十几年了。
艾：您这一辈子最大的失望，或者遗憾是什么呢？
梁：没有。
艾：（笑）没有失望？怎么可能呢？
梁：因为我想做的事情都做了。比如我本来抗战起来之后，就奔走于两大党之间，事情都做了，也还都算是顺利，发起民主同盟，旁人以为我是想搞一个党派，我的意思不是，我的意思是中国不需要什么党派，不像英国、美国那样。所以我虽然发起同盟，主要是在两大党之间代表广大社会来牵扯着他们，不要他们两个打架、斗争，而推动或者抗战，或者建国。随后我觉得不需要了，我就退出了。现在民盟、民建都还有，我没有参加。
艾：那么内战还是没有避免的，这个算不算是一种遗憾，或是失望，您奔走了……
梁：刚才说了，没有想到共产党能够统一，大陆的统一，没有想到。所以没有想到，就是因为国民党的条件太好，它不应当失败，好的条件，但是他居然失败了，居然挡不住了，那么大陆统一在共产党手里头，也很好。不好的就是要打。
艾：是啊，对人民啊，战争总是苦难。好，就算是您没有失望。
梁：（笑）我想问一句，我们去到素菜馆吃一餐饭，你看哪一天合适？
艾：我想这样吧，当然好，不过我可不可以在做东吧？
梁：还是我。
艾：这个不好意思，我想假如您……
梁：您哪一天比较有空？
艾：今天星期五，星期五下午要到北大，明天星期六，可能中午以后还有事。星期天以后都没事，噢，星期一有事，星期天……
梁：如果星期天最好了。
艾：您觉得星期天比较好的？
梁：星期天，我可以叫我二儿子来一同去。
艾：好好，当然好。我本来想请您到外面吃饭，我不知道您的习惯了，可能您不喜欢到外面吃饭，不敢请您。您会到外面素菜馆……
梁：有个素菜馆。
艾：您累了吗现在？
梁：今天我们可以结束了。
艾：好的。
（1980年8月15日）
五、我受到的影响
一切的学习，实际上不单是一种因袭，不单是向人家学。一切的学习都有创造，都有自己的一面，不完全是学人家。不过也不相同，有的人就是自己创造少，学得多，有一句中国俗话叫“依样画葫芦”——按着样子画葫芦，有不少是这样的人。
东西文化的调和(1)
艾：其实这个问题，我知道您会觉得问得不好，您著作里已经算是回答了。因为您还可能改变了主意，所以我今天还是问。您觉得中国是否可能某种程度上促成东西两大文化的协和、调和？
梁：事实上已经在往这样一个方向走了。特别是在中国，不能不吸收外国的科学，不能不吸收外国的文化，所以已经往这个方向走了。西洋有没有受中国的影响呢？我就不敢说了。中国受西洋影响是很明白的。
艾：您以前说，总有一天，势必有一天，人类的文化，西方的人，还是会转回到中国或者儒家的路上。
梁：这个就是要到社会主义的时候，要在资本主义之后。资本主义，照我的看法，它慢慢地要成为过去，就是社会主义要到来。社会主义跟资本主义的不同，在我看来，一个是个人本位，一个是社会本位。资本主义是“个人本位，自我中心”，以我为中心。社会本位就不能够说是以自我为中心了，就变成要互相尊重了。
艾：我还是有两个问题：现在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会不会是社会本位的？事实上是如此吗？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古巴、越南、柬埔寨这些社会主义的国家，尤其是柬埔寨啊，杀人如麻，那怎么能说是彼此尊敬呢?
梁：当然不是。苏联，在俄国这个地方，出现共产党，出现共产主义，在我看也是一个变态，不是按照社会自然发展出来的，因为苏联没有经过多少资本主义那条路，没走多少，它在沙皇底下没有多少资本主义，一下就变了。所以，它不是把资本主义走到头，然后转入社会主义，不是那样的。
艾：是。我明白您的意思。东欧的国家，古巴、柬埔寨、越南这些地方也是一样。
梁：在俄国，它还是从沙皇的那种专制，转成共产党的专制。共产党专制如果在列宁底下领导，大概会要很好。可是列宁死得很早，所以它那个旧的传统、旧的习惯，还是从沙皇下来的那个东西，那个东西很有力量。列宁死后的斯大林的，特别是现在的勃列日涅夫的，这个情况不是一个正常的情况，还是顺着沙皇的那个老路下来的，顺着那个老路下来的一种专制；而一般的俄国人，他们没有像西欧的国家，享受过自由啊、民主啊，也没有享受过工业很发达，社会很富，人民很有享受。所以现在的青年人，他看到西欧人享受，他很羡慕。现在的苏联，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它算不上什么社会主义，在我看起来是一种变态，而这种变态是合于它的历史的，合于俄国的历史的。这种变态往下走，不会这样子稳，我看它是一个变态的，不是一个正常的，所以底下它可能要翻案。我认为这么看，可能要翻案。像是勃列日涅夫他们这种党的专制，恐怕底下不是可以维持很长久的，会要起变化，这种的统治，我想也许它要维持不住了，如果有机会到来的时候，它要变化，它不会很好的维持下去，没有力量维持下去，它要变化。我这么看。不会像中国这样子，中国底下没有大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