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从一元到多元:文化的多元性与意识形态的开放性
新时期之初，中国社会仍处于高度集中的意识形态规范之中，一元化特征非常明显。但随着八十年代思想解放运动的展开和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的实施，我国社会进入了“第二个五四时期”。一九七九年五四运动六十周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全国社科界纪念五四运动的学术讨论会，周扬作了题为《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报告。他说，本世纪以来中国已经经历了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五四运动是第一次，延安整风是第二次，目前正在进行的是第三次。还说:“总要有一批为了追求真理不怕牺牲的先驱者们，敢冒风险，冲破束缚思想的牢笼，坚持科学的新思想，才能划破那深沉的黑夜，迎接新时代的黎明。”“要允许自由讨论”、“科学无禁区”、“科学思想不能听命于‘长官意志’，不能少数服从多数”;“一切理论学说，包括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都要不断通过实践的检验，才能够丰富和发展。” ① 而此时，中国社会的“奇理斯玛”中心也再次开始解体。如果说五四时颠覆的“奇理斯玛”中心是“王权”和“皇帝”的话，那么八十年代所要反叛的“奇理斯玛”中心则是“毛泽东崇拜”和专制的意识形态。中国当代社会随即被抛入一个巨大的“文化落差”之中，形成了主流意识形态、知识分子精英意识形态、市民民间意识形态三元分离的局面。中国社会实际上进入了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正如一本书中所写到的:“老实说，今天我们的国家已经呈现出多种声音并存的局面。所谓‘多种声音’，也就是说，大家今天谈论的不仅仅是所有人都能认定的思想，而且也包括了一些有争议的思想。即使对一些不合时宜，甚至明显对立的言论，也能够兼听包容，不再像二十年以前那样，‘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② 这本书还具体地描述了当今中国的五种声音:即“主流的声音”、“教条主义的声音”、“民族主义的声音”、“封建主义的声音”、“民主的声音”。虽然，“奇理斯玛”中心的解体不过是“文化失范”的一种表述，但这种解体对于文学艺术却绝不是坏事。表面上中心价值体系的崩溃导致的是文化脱序、道德混乱，但殊不知这种脱序和混乱正为文学艺术的创新、蜕变、实验创造了一种较为宽松自由的文化心理空间。各种名目的艺术观念、小说样式、文学潮流都获得了名正言顺的登台亮相的机会，中国当代新潮小说正是这样诞生的。
另一方面，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也使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文化结构和价值规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新时期，对西方经济技术和文化艺术的引进是同步的。从政治、经济层面上说，改革开放加速了中国的现代化、都市化和民主化进程;从文化层面上说，改革开放直接带来了多元性的文化结构，都市文化、乡村文化、地域文化等都有了特殊的多重的景观与内涵，而市民文化的崛起则更是对中国文学审美心理和阅读习惯带来了冲击。而对中国作家来说，改革开放更是意义非凡:其一，真正拓展了他们的文学眼界。意识流、荒诞小说等在中国登陆可以说多是直接受到了西方文学的刺激。宗璞在读了卡夫卡的小说后就曾由衷地赞叹“小说原来还可以这样写啊!”而冯骥才等更是把西方现代派小说视做美丽的“风筝”。其二，真正使他们意识到了中国文学与世界先进文学之间的差距。长时间的文化隔绝，使中国文学远离了世界先进文学的发展轨道，但很长时间以来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差距究竟有多大，相反，我们中国文学史上似乎还是“伟大”作品不断，试想想五六十年代的那些长篇小说，我们曾经送给了它们多少“史诗”、“杰作”的桂冠呢?而当西方几百年间的文学成果共时性地呈现在中国新时期文学的空间中时，那种巨大的反差无疑会使中国作家变得清醒和理性。其三，西方文学的大量涌入不仅在意识和思维方式上影响和培育了新时期的中国作家，而且在实践层次上也为中国作家提供了机遇。对于新时期中国作家来说，他们的文学焦灼、他们走向世界的迫切心情与五四时期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那么如何才能缩小中国文学与世界先进文学的距离，和中国足球一样实现“走向世界”的愿望呢?从文本到文本的“拿来主义”，即模仿性写作是新时期作家找到的“终南捷径”。与经济领域曾有的“洋跃进”一样，文学上的这种“洋跃进”自然也是功过各半。但不管怎么样，这种“拿来主义”确实大大加快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并至少在表层形态上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中国文学的语言换血和技术换血。
总的来说，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所带来的以文化的多元化和意识形态的开放性为标志的现实语境，促成了中国文学在文学风格、文学形态、文学思维、文学流派等各个层面上从一元到多元的转化，这种转化客观上构成了中国新时期文学走向繁荣和现代化的标志。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新时期文学由集体言说走向个人言说、由一元化文学景观走向多元化文学景观演进的轨迹。在此，文学不仅获得了生存空间的拓展，而且开始享有真正的心理与精神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