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并不主张那种消极避世无所为的人生态度，但当欲求之途已无路可进，抱负已无从施展之际，恰到好处的退隐确确实实是一种明智之举。
在变局中求生存
在变局中求生存，是几千年来中国民间的一种心照不宣的生存哲学，一切都是为了活下去而已。"变"的表现形式千变万化，最令人难以捉摸，有大变，有小变，有全局变，有局部变，有质变，有量变，认识到变化并不是一件难事，难在认识到所面临的变化的性质和特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对症下药，应对变化。
李鸿章的长处正在于此，因为明变，使他引领风潮，成为当时社会最有见识的实力派官员。李鸿章所处的时代，是中国社会剧烈动荡和社会性质发生变异的特殊时期。空前强大的外国侵略者，威胁着清朝的生存。这些侵略者不仅只用少数兵力就直捣中国的京城，迫使咸丰皇帝俯首求和，而且，其侵略触角还广泛地伸向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多领域，引起中国政治格局和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异。
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国门刚被打开，一些有识之士就已察觉到，中国正面临着"千古之变局"，甚至发出了"此华洋之变局，亦千古之创局"的惊呼。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后果更令人触目惊心，一些进步的思想家如冯桂芬、薛福成、王韬等，或著文，或上书，痛陈列强侵略深入的现状，论证中国正在经历着"千古变局"。
19世纪50年代初，李鸿章投身镇压太平天国。在与外国侵略者的军事合作中，李鸿章获得了许多对西方的感性认识，开扩了视野，因而较快地接受了"变局"的观点，并结合切身的体验，形成了自己的时局观。
同治三年（1864年）秋，李鸿章在致友僚的信中，就以"外国利器强兵百倍中国，内则狎处辇毂之下，外则布满江海之间"来描述西方列强深入侵略的状况。1865年，他又在一封私人的信函中，以"千古变局"来概括时势。同治十一年（1872年）六月，同治十三年（1874年）十二月，他分别写了两份奏疏，全面论述了时局的特点。在第一份奏疏中，他写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