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为什么特区政府这次入市面上干预的行动会在国际社会引起如此轩然大波呢？翻开一部经济理论史我们便不难找到答案。实际上，从市场经济产生至今的几百年时间里。有关自由市场经济和政府干预市场的争论就从来没有停止过。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理论史就是一部国家干预主义理论和经济自由主义理论交替出现的历史。至于哪—种理论占上风，完全取决于当时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取决于某些利益集团的利益之所在。
早在l 5、16世纪，当资本主义发展还处于原始积累阶段时，加速使广大小农和手工业者同他们的生产资料相分离，使他们成为一无所有的雇佣劳动者，并使资本聚集在少数人手中，是这一时期主要任务。商业资本在这个过程中起了主要的作用、但是，当时西欧各国严重的封建割据状态，限制了商业资本的活动，威胁着商业交通的安全，从而阻碍了这一进程的发展。而仅仅依靠商业资本自身的力量不足以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借助于国家政权的力量才能解决。同时，也为了从武力上更好地进行海外扩张，掠夺殖民地的财富，加速资本原始积累的进程，所以，占据当时经济学主流地位的重商主义坚决主张建立统一的封建国家，加强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而到17世纪末18世纪中叶，当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结束以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渐巩固起来，资本主义已经具备了自我发展的能力，在对外贸易中具有强大的竞争力，资产阶级开始不再需要那种带有封建残余色彩的国家干预主义，而是需要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已经成为压倒竞争对手，发展对外贸易的有力武器。所以，主张国家干预主义的重商主义学说就成了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羁绊并退出历史舞台，而反映产业资产阶级利益的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放任主义学说应运而生，并取得了主流经济学的地位。
亚当·斯密认为，追求个人利益是人类的本性，只要政府不加干预，各个人必将会努力不断地为自己所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固然，他所有虑的不是社会的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他对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会引导他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这样，生产就会发展，国民财富就会增长，社会就会实现普遍的富裕。在以后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在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指导下，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以至于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但是．20世纪30年代初世界性经济大危机的爆发，摧毁了自由放任主义经济学长治久安的梦想。这次危机破坏之严重，影响之广泛，延续时间之长久，都大大有悖于自由放任主义经济学之常理，结果不得不让位于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凯恩斯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其固有的缺陷，这就造成了对商品和劳务的总需求不足并由此引起就业不足和非自愿失业的存在。但有效需求不足可以通过政府支出增加、减税和货币扩张等措施加以弥补，在达到充分就业以前，这些措施可以刺激产量和就业量的增加，而不会带来通货膨胀。随后，在凯恩斯主义“看得见的手”的指导下，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直到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这一段时间里，再没有发生过类似于20世纪30年代那样的世界性经济危机，而且还经历了五六十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又一个黄金时代。尽管在此期间也有过数次程度不同的经济被动，但是各国政府由于推行凯恩斯主义的宏观需求管理政策，有意识地进行“微调”，这些波动也很快被烫平。不过，凯恩斯主义也并非万能的灵丹妙药。按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设想，在出现经济衰退时，可以实行扩张性的经济政策以刺激总渭求；在出现经济膨胀时，可以实行紧缩性经济政策以抑制总需求，这样，资本主义经济就可以稳定发展。但是，现实经济的发展并不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美好、以扩张性经济政策刺激总需求．产量和就业量在短期内的确增加了，但同时也埋下了通货膨胀的祸根；而紧缩性的经济政策减慢了经济增长速度，又提高了失业率，但通货膨胀并没有随之下降。所以，当20世纪70年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陷入普遍的“滞胀并存”的困境时，凯恩斯主义便束手无策，而曾经被凯恩斯革了“命”的经济自由主义学说，以新自由主义或新保守主义的面目出现，又对凯恩斯革命进行了一场再革命，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了。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坚信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本身是完美的，只要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经济社会中就根本不会出现非自愿失业。现实经济生活中可能会出现偏离均衡水平从而产生经济波动的现象，但这只是暂时的，在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下，经济很快就会自动恢复均衡状态。所以，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主义经济政策完全没有必要，也必然是无效的。长期推行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恶果只能是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失败，使经济自由主义学说又一次获得人们的青睐。而20世纪80年代初期英美两国政府公开宣布以现代货币主义和供应学派经济学作为制定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更使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凯歌高奏。客观地说．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西方一些国家的实践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比如撒切尔政府在英国推行货币主义政策，英国的通货膨胀率由1980年的21．9％下降到此后几年的5％左右。里根政府以供应学派经济学为依据制定经济政策，大力推行减税。从1983年起，美国经济开始了连续7年的复苏高涨，美国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速度超过4％，接近60年代的水平。但是，撤切尔政府为换取5％的通货膨胀率付出了十分惨重的代价，那就是，这段时间英国的失业率一“维持在13％的高水平上，经济增长率也只有以前的四分之三，多年以来位居西诸工业国之末。里根政府为取得4％的经济增长率，也背上了冗重的财政赤字包袱。在里根的两届总统任期内，美国的财政赤字高达13000多亿美元，从而使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累计达到2.7万亿美元，美国从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变成最大的债务国。庞大的财政赤字，一方面使得美国的利息率居高不下，从而极大地妨碍了吸引投资。同时，高利率又吸引大量海外资金变成美元资产，迫使美元汇率上升，从而使美国产品在国际市扬上缺乏竞争力。所以．早在1 985年，撒切尔政府就开始重新调整政府经济政策的目标，把失业和经济停滞问题提高到首要地位，从而标志着对现代货币主义的一种背离，供应学派经济学在里根政府的第二次任期内就开始失宠，并且再也难以找回往日的辉煌。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西方国家再度陷入经济衰退之中，这首先表现在经济增长率明显下降，例如1983一1988年，美国的经济增长率为4％，而1988—1989年只有大约2．5％，1990年进一步下降为1％，1991年出现了0．7％的负增长。英国和加拿大1990年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0．5％和负0．5％。日本和德国进入经济衰退的时间稍晚一些，但到1992年也开始分别下降到只有1．8％和1．3％。与此同时，美国的失业率也早已超过警界线达到约7％，失业人数超过800万。而欧盟诸国的失业人数则高达1700万，失业率达到11％，在这种情况下，许多经济学家主张重新认识市场经济，特别是重新认识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他们认为，80年代人们对市场力量的作用强调得似乎过了头，政府事实上具有某种不可替代的作用。
具体来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理论界对市场经济和政府作用的重新认识主要表现这样几个方面：第—，强调市场不是单纯的经济的组织制度，它还是文化的组织制度、政治的组织制度，不能只就经济谈经济，任何经济问题都涉及政治、文化、历史、心理、制度这5大因素，研究经济问题必须联系这5大因素。第二，指出从宏观的角度看市场本身只有一定的界限，主要是政治界限、分配界限、社会化界限、伦理界限、生态学界限等。比如说，虽然市场经济与资本所有制形式没有直接联系，但任何资本主义国家都不会让外国资本完全控制对国民经济有重大意义的部门。这说明市场是有政治界限的。又比如说，企业往往只关心短期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波动，对长期经济发展并不感兴趣，国家必须出面承担投资多、利润少、风险大的长期发展项目，这说明市场有一定的社会化界限。市场经济的发展也要求有日益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但这种保障制度的建立仅仅依靠市场机制是不行的，因此，市场还具有伦理界限。最后，生态环境的保护不能完全依靠市场，而要由国家监督，从人类的生存、发展看，生态原则高于市场原则，这就是市场的生态学界限。第三，认为不存在所有决策都在市场中决定的纯粹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都是混合的，在现代经济社会中，政府要起重要作用。例如，萨缪尔森在《经济学》第14版中明确提出，政府具有三个方面的经济职能：一是力图矫正市场失灵，以提高效率；二是规划用税收和开支向特殊群体实行收入再分配，以求得公平；三是依靠税收、支出以及货币供应量进行调控以支持宏观经济的增长与稳定，减少失业、降低通货膨胀：萨缪尔森还指出，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这三项职能是不能做废的。
从实践上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各国政府为了尽快从经济衰退中走出来，普遍都加强对经济生活的干预程度。尤其是在美国，1993年初克林顿入主白宫后，采取了明显不同于其前任的经济政策，从减税转变为增锐，从减少政府干预到加强出现调控。克林顿的政策措施目前已经初见成效，1993年以后，美国经济增长势头一直十分强劲，经济增长率在西方各国中是最高的，这再一次说明，不能无视政府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积极作用，经济发展不能仅仅依靠市场。
使得注意的是，就在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在西方国家经济实践中四处碰壁，受到冷落时，它们在西方工业国家境外都大行其道，影响日见扩大。在发展中国家，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被演绎成新古典主义发展经济学。新古典主义发展经济学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也是一个渐进的、连续的过程。因此市场价格体系和自由竞争制度同样能够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作出有益的自动调节。政府干预是不必要也必然是无效的。发展中国家只要在经济上模仿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就一定能够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就能走向繁荣和富强。在原苏联、东欧国家，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推行的结果是制定了一个又—个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取向型改革方案。其中最著名的，首推哈佛大学教授萨克斯发明的休克疗法，其次是原苏联副总理、经济学家亚夫林斯基与哈佛大学教授们共同制定的“哈佛纲领”(又称“大交易纲领”)。萨林特教授主持制定的“500天私有化计划”， 自然也属于这个范畴。但是，从实践上看，无论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在原苏联、东欧各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无疑也都是失败的。发展中国家中凡是强制推行新古典主义发展模式的国家，无不经济凋敝，通货膨胀。原苏联、东欧国家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取向型变革，大都采用一步到位的休克疗法，结果引起社会经济的剧烈动荡，故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
香港特区政府这次采取一系列措施干预市场，究其原因，也是因为内外形势变化发展所要求的。但是，这种变化发展并非所有的人都能认识到，更何况政府干预本身也的确会带来一些负面效应。例如，过多的政府干预易于产生官僚主义、腐败、特权以及低效率等等。所以，即使在国家干预主义盛行的年代(例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占统治地位时期)，也存在着不少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呼声。而当前正处于经济理论界中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相互胶着时期，对特区政府人市干预出现不同看法，就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了。
当然，对香港特区政府干预行动的指责，原因并非如此简单。实际上，当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东南亚各国政府不得不加强干预力度时，已经遭到国际社会一些人士的指责。他们认为东南亚各国政府加大干预力度，不仅对解决危机于事无补，相反还会使过去多年的经济自由化改革成果付之东流；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并不在于自由化改革，而是因为自由化改革还不够彻底。当西方发达国家本身不时动用政府干预手段解决经济问题时，为什么他们的一些学者专家却要对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行为指手划脚呢？
试想，如果东南亚各国能够继续保持前些年的发展势头，如果其他发展中国家都能像东南亚各国那样创造经济奇迹，当今世界经济的格局不是要大变样吗?发达国家的竞争对手不是越来越多吗?香港回到祖国怀抱，本来就引起许多人的不快，他们早就希望香港经济出现混乱，东南亚金融危机可以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香港特区政府坚决入市干预，打乱了某些人的如意算盘，他们能不横加指责吗?不过，指责一向是针对别人的，美国联邦储备系统对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干预，尽管已经从宏观深入到微观，却没有看到多少不同意见、这不能不令人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