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金融保卫战主要是由国际短期流动资本，尤其是臭名昭著的对冲基金的兴风作浪引起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国际短期流动资本的冲击。那么，是应该加强对国际短期流动资本的监管，实行风险管理，提高其运作的透明度呢，还是继续任其自由流动，国际社会为此正在展开一场激烈讨论。
应该说，当今世界对于短期流动资本、特别是以拆借这种资本为主要从事调期、远期交易和衍生工具交易的对冲基金，是缺乏监督和控制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莱曾把近年来世界金融体系的发展说成是“发疯”?他认为，现在的世界经济已成为赌场，在这个赌场上，世界外汇市场每天的成交量达2万亿美元，但真正与生产相关的却不到3％，另外的97％则与投机活动有关。这种虚拟性金融资产的无限膨胀，是金融市场的畸形发展、金融衍生工具的不断出现和它的市场造成的，其中与短期资水流动的非正常发展存在着莫大的关系。这类资本在运用和具体操作上可以说是黑箱作业，神秘莫测，其交易在资产负债表中并无体现，银行却不断进行价值重估，从而以一种恶性循环的方式制造着大量的经济泡沫。
过去20年，不少发展中国家为了发展经济而急需资金。因而大举开放金融市场，取消外汇管制，敞开融资渠道，允许国内银行及企业大量借贷外债等等。由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准低，资产便宜，有利于投资者赚取超额利润，国际短期资本即大量生成和趁机涌入。但当回报和风险不对称时，这些资本又迅速撤离，从而引发了相关国家严重的经济问题乃至经济崩溃，例如，在1994年，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韩国和泰国五国共吸引3410亿美元的国际短期资本。1996年吸引了930亿美元的资本；而在1997年，大约有1050亿美元从这些国家撤出，撤出的资本相当于这五个国家在金融危机前国内生产总值之和的10％。外资的大量涌人和迅速流出，造成了当地汇率和利率的危机，同时也是这些国家经济遭受重创并迟迟难以恢复的重要原因之一。
对于短期资本流动不正常的现象，早就有人提出了警示。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托宾曾经主张设立短期流动资本的国际税，以对它们的流动进行限制。美国著名学者克鲁格曼在职1998年8月的《经济学家》上撰文指出，应对国际资本实行外汇管制。他认为，实施外汇管制，虽然会带来许多困难(如外资不再流入)，但总比经济在银根紧缩、高利率、高失业率、高通胀率下所受的痛苦较易为人民所接受，两害相权宜取其轻，国际炒家索罗斯居然也于1998年9月15日在《华日街日报》上发表文章，呼吁对各国的金融市场进行国际监管。在金融风暴中受害甚深的国家，对之可谓怨气冲天，纷纷考虑对它进行限制。不少国家和地区还采取了实际行动。 例如，马来西亚实行了外汇管制，印尼打算对其货币的贬价幅度进行限制，其他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也正在考虑对短期资本流动采取们应的限制措施。
但是,短期流动资本的所作所为，体现着不同国际集团的利益，它的自由运动，尽管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很大的风险，却在—定程度上代表着当今盛行天下的资本全球比的浪潮，是西方发达国家极力推崇和维护的东西。所以，在关于它何去何从的讨论声中，同样存在着不同的态度和立场。例如，美国胡佛研究所研究员翰德森就撰文强调资本管制的负面效应及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主张应该让资本继续自由流动。翰德森认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外国投资一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发展中国家缺的就是资金，多的是劳动力，资本管制会导致外资流入减少，从而损害其本来已经脆弱的经济。资本管制的第二个问题，是会破坏国际市场的规则，因为外汇市场是一种不间断的、以分钟来计算的选举，每个人的财富都面临风险，包括本国居民，胜者是那些政府采取最有利于增长政策的国家，而最有利于增长的政策之一就是让资本自由流动。资本管制的第三个问题是会让盾越来越大。原因是当外汇由政府来分配时，平单单本流动受到限制。人民购买进口货的能力也受到限制。翰德森认为，对亚洲受困国家来说，它们的问题其实不在于对资本流动缺乏管制，这跟气温高不是因为温度计读数高的道理一样。资本流动是一国经济基本状况好坏的信号，从根本上改善这种基本状况才是问题的关键。
对短期流动资本管制与否的不同立场和态度，从不久前分别召开的代表西方国家利益的“七国集团”会议和代表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二十二国集团”会议的不同取向中可以看得更加清楚。这两个会议的主要议题皆放在当今世界的经济格局以及如何应对金融风暴的问题上，但其着眼以则大相异趣：“七国集团”关注的是两大问题：一是如何遏制亚洲金融风暴进一步扩散；二是如何阻止全球性经济衰退。“二十二国集团”关心的则是新兴市场的经济安全和对国际流动资本进行控制的问题，作为这次“七国集团”会议的主席，英国首相布莱尔针对—浪高过一浪要求对国际流动资本进行管制的呼声说：“不应该把当前的经济危机全部归罪于投机活动，如果禁止资金自由进出国境，那将会犯极大的错误”，“增加透明度尽管愿望良好，但恐伯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实现”。美国财长鲁宾虽然同意改革国际金融体系，但他仍然强调，国际金融体系必须加强开放， “新兴经济体绝不能关上大门限制私人资本流动，开放资木项目仍然是美国坚持的原则”。“二十二国策团”在会上则提出了《强化金融体系》，《如何处理国际金融危机》和《透明度及可信性》报告，指出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的开放速度要降温，要采取措施监督国际资本的跨国流动，限制私人资本在外汇和证券市场上的过度投机活动。报告还建议尽快成立一个由国际组织和各国的监管机构组成的工作小组，研究如何收集及公布投资银行和对冲基金等机构的资料，并建议国际清算银行要求所有银行公布资产负债表以外的活动记录，包括衍生工具的交易情况。
总之，国际短期流动资本何去何从，已成为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争执的焦点，不同的立场和观点代表着各自的利益所在，这个问题实际上也是冷战结束以来，资本全球化和经济自由化这股“时尚”浪潮所面临的最严峻挑战，最后结果如何，尚难定论。我们认为，对国际资本流动进行适当控制是非常必要的。理由如下：
首先，管制资本流动有助于克服短期流动资本剧烈变动引起的国际收支危机或汇率波动。短期资本流动是指投资者不顾经济的基本因素，而是根据传闻和交易策略，或出于对宏观经济政策或汇率政策的疑虑而进行交易引起的， 它对国际资本市场、特别是新兴市场影响很大。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及香港经济金融局势的动荡，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于这些游资的兴风作浪引起的。因此，有计划、有步骤地采取措施管制投机性资本流动，进而适时改变旨在实现中期目标的金融政策和宏观经济政策，保证国内经济金融的稳定和发展，是一国当局的明智选择。
其次，适当的资本管制有助于保持国内税收的稳定，对短期金融交易征税通常被视为抑制短期资本流动的手段。在证券市场规模较大的国家和地区，印花税和证券交易税可以是政府收入的重要来源，而利息和红利收入所得税是大多数税制的主要组成部分。除这些直接税收外，有效的资本管制还可使当局得以实行一种货币政策，对持有国内货币工具的个人征收“通货膨胀税”，由于本国居民为达到避税目的，会将其金融活动和资产组合部分移至境外，因此，资本管制可以被视为限制持有外国资产，或获得居民境外资产数额以便征税的手段。
再次，管制资本流动可以保持国内储蓄的稳定增长和限制外因资本的垄断。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需要确保将国内储蓄用于融通国内投资而不是购置外国资产，并且要限制外国人拥有过多的国内生产要素。但是，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和政策环境不稳定带来的不确定因素，往往使持有国内金融工具的预期私人收益以及由此引起的储蓄收益远低于追加资本的社会边际生产率。在这种情况下，规避风险的储蓄者可能更愿意将其财富的大部分转为预期收益率较高或实际收益稳定的外国资产。因此，资本管制可以降低对外国资产的投资而有利于保住国内储蓄，同时，资本管制还可以限制外国人拥有国内生产要素、行业、自然资源和不动产。此外，在一定程度上，这些限制还可以防止一国自然资源的不当消耗，或防止某一行业出现垄断。
最后，适当的资本管制还可以防止资本流动对经济稳定和结构改革方案产生不利影响，发展中国家为防止资本流动引起改革不稳定性，应在经济稳定和结构改革计划实施后期开放资本账户。这是许多经济学家的一致看法，例如，弗伦克尔(1982年和1983年)、爱德华(1989年)和麦金农(1991年)等人都认为，由于商品、生产要素和金融市场的调整速度不同，稳定政策和改革方案的设计应首先着眼于消除国内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扭曲，以建立财政秩序，从而降低对扩张性金融的依赖，之后才应考虑疏通与国际经济连续的各个环节；对外部门的自由化首先应减少商品贸易中的扭曲，最后才是开放资本账户。由于金融市场的调整速度快于商品市场，因而过早地开放资本账户将刺激资本流入，引起实际汇率升值，不利于改革方案的稳定执行。具有不稳定因素的资本流动对经济发展和改革的影响程度，取决于改革方案的可信度及商品、生产要素和金融市场的调控速度。假如，稳定政策缺乏可信度，开放资本账户可能导致货币替代和资本外逃、进而引发国际收支危机、货币贬值和进货膨胀。同时，它会使具有逆转预期的贸易改革也很难持久，因为居民将用国外借贷进口大量商品，尤其是耐用消费品。相反，假如改革被认为能够持续下去，则会出现资本流入，使实际汇率升值，从而抵消贸易改革对国内交易商品价格的影响。
应该指出的是，国际短期流动资本特别是对冲基金显然是市场经济的一个“怪胎”，以乱中取胜而臭名昭著，但其所作所为大都并不违反现行市场经济的运行法则，更不属于违法行为。所以，无论道义上的谴责如何令其抬不起头来，所产生的威慑力和约束力还是很有限的，唯有从机制上设置必要的屏障，方能对过度投机和操纵市场行为进行有效的限制。令人欣慰的是，亚洲和欧洲的一些金融管理当局已经行动起来，甚至某些原来对资本管制持明确反对意见的国家现也也转向一定程度的认同。
首先，一些国家和地区相继出台了新规定，限制投机交易特别是对冲基金惯用的卖空交易，例如，伦敦金属交易所最近宣布即将实施新的交易规则，防止对冲基金等投机者通过卖空操纵市场。日本则修改了证券交易法，禁止通过卖空交易打压股票价格以从中牟利。香港就股票抛空和期货持仓量公布了一系列规定，旨在确保公平有序的交易，遏制操纵市场行为。
其次，金融交易管理机构开始设法增加市场的透明度，这将使一贯神出鬼没的对冲基金难以再掩饰其行踪，对冲基金发动突然袭击的可能性大大减小。例如，伦敦金属交易所宣布，将对特大户持仓状况发布每日信息，使广大投资者了解市场运作方向，采取适当的进退战略。金融界人士指出，随着国际监督机制逐步确立，对冲基金在不同资本市场的介入程度，在不同区域的活动方向和方式及其融资状况，都会变得相当透明，使其失去很多如鱼得水的”暗箱”投机空间。
第三，紧缩对投机基金的信贷政策。过去，对冲基金可以获得超过自有资本几倍乃至几十倍的银行信贷，从而具备同一个国家乃至某一地区抗衡的能力。但是，由于瑞士联合银行和美洲银行等欧美最大银行近期因向对冲基金过度借贷而遭受重创，促使银行界普遍着手制定更加严格的信贷措施，而这将大大削弱曾经给对冲基金带来巨额投机暴利的“融资杠杆”的威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