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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典型论的思想萌芽

作者:卢善庆 当前章节:2983 字 更新时间:2026-6-27 21:55

对于典型论这个艰深的美学课题,严复率先在晚清小说理论研究中,有所触及;并与后起的梁启超、徐念慈的研究汇合一起,形成了近代典型论初现的特色。

严复、夏曾佑在《国闻报馆附印说部缘起》一文中,接触到了小说中典型人物形象的问题。它是这样提出问题的:

谓英雄必传于世,则古来之英雄何限?谓男女之事艳异者必传于世,则古来缠绵悱恻之事亦何限?茫茫大宙,有人以来二百万年,其事移矣,其人多矣,而何惟刘、曹、崔、张等之独传,而且传之若是其博而大也②?

①同上书第3册,第800页。

②《中国近代文论选》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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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的提出,实际上触及到了典型人物形象产生的问题。

少数人物形象为什么不同于当世的千百万人而独存于后世人们的心目中,为什么他们能够突破空间与时间的限制,而在久远的后世发生社会影响?虽然严复、夏曾佑未能从典型概括的理论高度回答这一问题,但他们在分析具体原因时也作了类似的回答:认为曹、刘、诸葛之所以“传于罗贯中之《演义》,而不传于陈寿之《志》,宋、吴、杨、武,传于施耐庵之《水浒传》,而不传于《宋史》;玄宗、杨妃,传于洪昉思之《长生殿》传奇,而不传于《新》《旧》两书”

,主要是因为作者在描绘这些人物事迹时或“稍有事实,略作依违”

,使“人同此心”

,故“书行自远”

,“或则托依姓名,附会事实,凿空而出,称心而言,更能曲合乎人心者也。”

①这些回答,无形中就揭示了小说的典型概括能力及小说人物的典型意义。

它实际上含有三点启示:一是小说在塑造人物时并不囿于直叙事实,而是已将生活真实略作虚构、加工和点染,这就高于生活真实,于是人物形象便有了典型意义。

二是这虚构、加工和点染——“依违”或“附会”

,是“称心而言”又“合乎人心”

,而且能使“人同此心”

,这就意味着作者在塑造人物形象时,并不是依实有人物作照相式描绘,而是已在人物身上注入了现实生活中大多数人的愿望,让这些愿望来主宰人物的感情和活动,于是这些人物的活动就体现了人们某种理想和愿望,或者揭示了现实生活中某些本质性的问题。于是也就有了典型的生命。其中的“称心而言”是继承了冯桂芬

①《中国近代文论选》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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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复庄卫生书》中的观点①。

三是他在《缘起》中曾论述过,“书行自远”

,是从上述两点来的。这又意味着,小说由于具备了典型地概括生活的能力,才能流传不泯;小说人物有了典型的生命,才能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永远活在后代人的心中。

严复在1911年至1917年间写的《〈古文辞类纂〉评语》中,就韩愈(退之)

《尚书库部部中郑君墓志铭》一文,写道:

凡传志,最难在写出其人特色,如此等文,不许后人依傍一字也②。

这就是说,优秀的传志作品,还是可以写出人物的特色的。

不过,在《缘起》中,要使文史分家,提出了划分史书与小说的界限,认为:“书之纪人事者谓之史,书之纪人事而不必果有此事者谓之稗史。”

③这就一般史书而言的。小说相对于这些史书而显示其特点的,乃在于它有典型地概括和描绘社会生活的能力,而它写的又不一定是真人实事,乃是经过提炼加工了的艺术的真实。优秀的传志作品人物特色建立在真人实事基础上,另作别论。

梁启超在《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也初步看到了小说的典型概括能力。他指出小说的能力之一是:

①《中国近代文论选》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4页。

②《严复集》第4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5页。

③《中国近代文论选》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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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恒情,于其所怀抱的相象,所经历的境界,往往有行之不知,习矣不察者;无论为哀为乐,为怨为怒,为恋为骇,为忧为惭,常若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欲摹写其状,而心不能自喻,口不能自宣,笔不能自传。

有人焉,和盘托出,彻底而发露之,则拍案叫绝曰:“善哉善哉,如是如是。”所谓“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

我们知道:文学上典型的意义,常常是在于作者能从人们习见的平淡而广阔的生活现象中集中概括而再现出生活中主要矛盾和斗争,来启人警觉、奋发和行动,推动生活前进。而梁启超能觉察出小说可以将人们平时“行之不知”

、“习矣不察”的生活“想象”和亲历之一“境界”作“彻底的发露”

,启示人们骤然警觉而使感情起波澜变化,使人们从对生活的“若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转变为既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

这就无形中触及了小说反映社会生活的典型概括作用。

不过,梁启超没有能进一步认识到小说之“发露”

人们的“相象”

与经历的“境界”

,必须从中体现出社会生活的本质特征和揭示出生活发展的趋向,才有真正的典型意义。所以,他的看法还只是肤浅的,而且还披蒙着相当程度的自然主义色彩。

徐念慈对这一环节的理解更明朗一点。他认为“小说之于日常琐事,亘数年者,未曾按日而书之”

,而必须“于艺术上除去无用之分子,发挥其本性”

;强调了小说不应平铺直叙生活,必须经过艺术的陶冶,滤去无关宏旨的细枝末节,而

①《中国近代文论选》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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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反映生活的主要矛盾以豁现其本质。他依据黑格尔美学原理来解释小说特征时还指出:“事物现个性”

,“愈愈丰富,理想之发现愈愈圆满”

①。可以说,这是对小说的典型生命的进一步认识,因为它强调了小说反映生活的本质愈丰富明朗,就愈有强大魅力以引导人们去发现并追求美的理想,也愈能鼓舞人们去寻求生活中的美。应该说,他的阐述比严复、梁启超等人更显豁有力,尤其能批判小说描写的自然主义倾向,强调小说应该突出反映事物个性(生活本质)这一点,就显得更有价值。

近代的典型论,后由王国维、吴梅等主要在戏曲研究中进一步发掘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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