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美学史上，严复是个充满了矛盾的历史人物，尤其在文艺功用这个问题上，表现了两重性。
（一）他强调说部文艺（小说等）对“人心风俗”具有不可忽视的支配力量，“几几出于经史之上”
②。
他翻译法国孟德斯鸠《法意》一书，原书有一段话：
曷尝观之演剧乎，使其剧佑善人，奖忠信，则观者莫不欣。脱其反此，亦未有不蹶唇蹙頞，言其剧之不可
①《中国近代文论选》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５０１页。
②《中国近代文论选》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２０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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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也。故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①。
严复作了一段按语，同意孟德斯鸠的观点，加以引伸论证，说：顾入国而察其剧之所彰瘅，可以得其民之所谓德行者，为何苦也。吾民之言善也，常喜奇瑰而薄中庸，故其于亦然。每演忠孝节烈之事，常欲以过情出之，常惨刻之意多，而乐易之风寡。又其意以轻生为大难，而以此为人道之极轨，而不知其欢忭赞叹者，皆野蛮之道德。
而非文明之道德也。是故斯民之好善固同。而不学未化之好善，与学问开化者大有异，此又讲新民之业者，所不可不知也②。
文艺既可以移“人心风俗”
，也可以观“人心风俗”。关键在于“佑善人，奖忠信”
，观者欢欣。
“宋元乃词曲，以使民不倦。”
③也是例证。
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及其知识阶层长期以来看不起小说、戏曲、弹词等说部文艺，严复大胆提倡改良主义小说，承认说部“入人至深，行世至远，几几出于经史之上，而天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说部之所持。”
这就把说部文艺的社会实用性、功利性，抬高到与封建主义经典著作的平起平坐的地位，并利用它来为救亡图存大目标服务。只是由于维新变法的失败，严复并没有实现这个初衷。
但是，人们在谈到严复的文艺美学功用观时，往往忽视
①《严复集》第４册，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版，第１０１８页。
②《严复集》第４册，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版，第１０１８—１０１９页。
③同上书第２册，第３８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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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３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
这一方面的论述，甚至认为严复否认文艺的社会功用，而具有“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比如，《近代诗选》的编者在介绍严复的思想时，就说严复“否定艺术的社会功用”
，主张“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
①。又比如，《严复诗文选》编者也认为，严复“对文艺的看法是错误的”
，“为了救亡，他要反对文学”
，“主张文艺无用论”
，“他对文艺的看法，实际上是宣传资本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的一套”
②。并特地把梁启超的《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推出来，进行比较，说严复对小说的见解，“远远落在同时代的梁启超的后面”
③，因为梁启超的文章承认小说对人心具有不可思议的支配力量，而严复却提倡文艺无用论。
事实果如以上二书编者所论断的那样吗？否。综观严复的美学思想，他不仅没有否认说部文艺的社会作用，而且还把功用性夸大到不适当的程度。
在对待说部文艺的态度上，严复、夏曾佑、梁启超是一条战线上的战友。出于严复、夏曾佑两人手笔的《国闻报馆附印说部缘起》，实开晚清改良主义小说论的先河。梁启超自称初读该文时，“狂爱之”
，认为它是一篇雄文。五年以后，他受该文的启发，才写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怎么能说严复与梁启超在文艺功用问题上的观点不同呢？即使我们同意王栻先生考证《国闻报馆附印说部
①《近代诗选》，北京大学中文系５５级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６３年版，第２８８页。
②周振甫选注：《严复诗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１７２页。
③周振甫选注：《严复诗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２９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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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３１３
缘起》一文不是严复做的，而可能是夏曾佑的手笔“
①，但是也不能否认严复在其他诗文中关于这一问题的论述。
（二）诗词只供“怡情遣日”
，属于“无用之用”。这是严复文艺功用论中的另一面，严复虽没有笼统地说过整个文艺无用的话，他确实说过“诗者，两者至无用之物也”的话，能否据此断定“他倾向于唯美主义”
②呢？我们认为，严复对于中国传统的词章，也就是诗人创作另有一套看法，对之须作认真分析后，才能下结论。
１８９５年５—６月间，严复在《救亡决论》里对于传统的词章，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在中国“处存亡危急之秋，务亟图自救之术”的严重关头，“不独破坏人才之八股宜除，与［举］凡宋学汉学、词章小道，皆宜且束高阁也。”
③严复把救亡视为当时天下头一件大事来对待，对这件头等大事是否“有用”
，作为衡量一切事物价值，尤其是文艺审美价值的最高标尺。严复用这把标尺来衡量“中上学术政教”
，认为它们完全“无实”
、“无用”
，而主张全部废除，而代之以西学。
在这个总的观点之下，严复谈到了他对中国所谓“超俗之士”
津津有味地沉溺其中的古文词、古今体律诗、书法、金石，以至考据之学的看法。他认为，在此危急之秋，这些东西“一言以蔽之，曰：无用。非真无用也。凡此皆富强而居，
①《严复集》第２集，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版，第４４０页。
②任访秋：《中国近代文学作家论》，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第６６页。
③《救亡决论》，《严复集》第１册，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版，第４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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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阜民康，以为怡情遣日之用，而非今日救弱救贫之切用也。“
①由于这个原因，他主张“宜摒弃弗图”。严复这个思想的出发点是爱国的、反封建的，含有正确的成分，但是没有看到它们也可以寓教于乐，来为救亡大业服务。他只看到诗文、书法、金石等娱乐作用的方面，而没有看到它们的思想教育作用的另一方面。但周振甫先生据此认为严复“为了救亡，他要反对文学”
，似乎也有些失当。因为严复在《救亡决论》一文中，并不否定词章的特征和价值（即“放达”和“移情遣意”）
；他反对的是那种以词章为敲门砖的行为，反对那种以“苟且粉饰”的恶习，反对中国的科举制度。这是他的战斗锋芒所在。
关于诗词，严复也说它是无用之物，认为：
诗者，两者至无用之物也。
饥者得之不可以为饱，寒者挟之不足以为温，国之弱者不以诗强，世之乱者不以诗治。
虽然无用矣，而大地自生民以来，异种殊族，樊然杂居，较其所以为辟者，他事或偏有偏无，至于诗，则莫不有。
是故诗之于人，若草木之花英，若鸟兽之鸣啸，发于自然，达于至深，而莫能自已。盖至无用矣，而又不可无如此。
诗之所以独贵者，非以其无所可用也耶？无所可用
①《救亡决论》；《严复集》第１册，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版，第４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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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不可使有用，用则失其真甚焉①。
《古今文钞序》一文中，严复有大致相同的一些看法：
盖学之事万途，而大异存乎术鹄。鹄者何？以得之为至娱，而无暇外慕，是为己者也，相欣无穷者也。术者何？假其涂以有求，求得则辄弃，是为人者也，本非所贵者也。为帖括，为院体书，浸假而为汉人学，为诗歌，为韩、欧、苏氏之文，樊然不同，而其戈声称罔利禄也一。凡皆吾所谓术，而非谓鹄者。苟术而非鹄，适皆亡吾学②。
从以上两大段文字来看，严复认为，诗词，不可以温饱、强国、治世，为“无用之物”。然而，它又具有“无用之用”
，供人“怡情遣日”
、或“移情遣意”。他在自己诗作的一条自注中充分肯定了这一观点：
唐词人项莲生言：不为无益之事，难遣有涯之生。
其言最得美术三昧③。
人们主创作诗词时，正确的态度是以其自身为目的，“以得之为至娱，而无暇外慕”。这样，它就不断发展，欣欣向荣。如果“假其涂以有求，求得则辄弃”
，也就是把它当作向上爬的阶梯，用它去追求“声称”
、“利禄”
，象中国科举制度那套做法，诗词创作也随之窒息。
①严复：《诗庐论》。
②《中国近代文论选》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１８３—１８４页。
③《严复集》第２册，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版，第３８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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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对于诗歌的自娱性的一面，确实看得过重了。诚如周振甫先生批评，说他“以艺术为无用”
，“脱离外界的一切”
，“超现实”等等，这都是正确的。但是，严复针对封建知识分子以诗文“戈声称，网利禄”的做法，提出异议，又具有进步意义。而这种过分夸大诗词的自娱性的观点，与“倾向于唯美主义”
、“为艺术而艺术”仍然有所不同的。
应该指出，严复在文艺社会功用观上出现极端的矛盾是有其历史的根源和理论上的失误：其一、就研究对象来说，严复由于受当时整个文艺界理论水平的限制，文学的概念界定不清。这到了章炳鳞才运用西方美学、文学的理论和考据学相结合。
对杂文学作了界定。
严复实际上把上述二者——小说与诗词，视为互不相干的两个门类，并使之绝对化了。既然文字的功用可以服务于政治理想的追求，理应按梁启超的意见，越是“流畅锐达”
，越能收到更大的效果。但是，严复却不听梁启超当时的劝告，认为自己的译著文字艰深，是属于“学理邃颐之书”
，“非以飨学童而望受其益也，吾译正以诗中国多读古书之人”
①。同样也说明严复未能从宏观上把握杂文学的概念，形成混乱。
其二，就服务对象来说，严复又把上层的士大夫和下层的劳动人民对立起来。他认为，说部是为“贩夫市贾、田夫野老、妇人孺子之类”的“浅学之人”所享用的。虽不可登大雅之堂，然可用为对他们进行启蒙教育的工具。诗文、书法、篆刻等艺术，高雅斯文，是为上层的士大夫所享用的。
①《论严复与严复名著》，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２年版，第１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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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７１３
文艺的服务对象，因文艺门类及其审美特性的不同，而呈现出了一定的层次性，但又不能因服务对象为特定的层次而垄断，严复生活的时代，“只有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
①；这是客观存在。自唐以来，文艺尤其是诗词，专为上层的士大夫所享用，是他们当官、登大雅之堂的工具，也是他们排忧解闷、唱和应酬的妙方。严复从狭义上来考察诗词的社会功用，显然否定了前者，肯定后者，也就只能局限于“怡情遣日”了；而它与说部的群众性和通俗性，又很难协调起来。
其三、从理论的失误来看，严复尚未认识到文学艺术美的愉悦性与文学艺术美的功利性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虽然他所说的“无用”——“饥者得之不可以为饱，寒者挟之不足以为温”
，只是属于精神上的享受，是正确的：同时他所说的“国之弱者不以诗强，世之乱者不以诗治”
，避免过分夸大文学艺术的社会作用，而坠入唯心史观，也含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不能以此推断出文学艺术美连社会功利都没有了，既然文学艺术品表现为一定的物化形态、作为创作主体（人）的主观意识之外的客观存在。
就不能否定其创作的动机和目的，不能不考虑其社会效果。诗词自娱自遣只是一方面，并不能夸大到全般如此：至少他已作了论证的说部，就不是如此，岂能自圆其说呢？
①《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６年版，第４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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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３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
第五部分 诗歌美学研究的新动向
在我国漫长的古代美学史上，从欧阳修《六一诗话》算起，到近代以前的《诗话》、《词话》有一、二百种。虽然它们从总体上看多为评论诗词、诗（词）人、诗（词）派以及记录诗（词）人议论、行事和考订的著述，但在不同时代显示了作者各自的特色。
《诗话》开始时只限于记事以资闲谈，《六一诗话》、《中山诗话》和《王方直诗话》均属此类。随着以禅入诗。以禅评诗，“点、悟”式的批评和摘句式的赏析，又为《诗话》、《词话》撰写系统性，增加了非逻辑的倾向。
加上美的赏析也确有“言外之意”
、“象外之象”和“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一面。不过，象严羽《沧浪诗话》以“诗辨”、“诗体”
、“诗法”
、“诗评”
、“诗证”
（一作“考证”）五门，分别编辑若干则，尚理论，有系统，实属罕见。
到了近代，诗歌美学的研究呈现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西方美学尚未传入中国以前。
以陈廷焯和况周颐为代表，分别对“沉郁”和“重、拙、大”作了界定和说明，尤其前者（《白雨斋词话》）的第一卷能围绕“沉郁”说，注重各则《词话》的理论构架。这是受到考据学的直接影响。因清末由于乾嘉考据学盛行，开始注重每个概念的内涵界定，以弄清楚每个字的形、音、义随时代不同而变化；诗学的术语同样也应界定，才能作为审美标准来批评和鉴赏诗词作品。郭绍虞所说的“受当时学风的影响”
而形成的“更重在系统性、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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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９１３
门性和正确性“的”清诗话的特点“
①，在陈廷焯、况周颐《词话》中体现较突出，可作为重点剖析。
第二阶段，西方美学传入中国以后，一些新理论、新概念、程度不同地为近代一些美学思想家利用和吸收，即使是推崇中国传统的审美标准，带有复古、守旧、倒退味道的，如陈衍，也不得不受过一点科学训练，接受了西方自然科学和逻辑思维方式，对中国诗学中的印象式的批评和摘句式的鉴赏，提出不同的看法，并阐述了诗的特质在于形象思维的观点等，多少冲破了诗歌美学研究陈陈相因的僵化局面，同陈廷焯、况周颐一样，显示出一种只有近代才有的新动向。但是，他们三人由于受到时代或阶级的局限，还不能在诗歌美学的中西结合上，留下更为深厚的思想成果。这个任务，发展到王国维《人间词话》，才有了直接承担者；本书将在第十六章中介绍和讨论。
①郭绍虞：《清诗话。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７８年新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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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２３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