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龚自珍一开始就注意研究地理环境与文学作品的关系。他说：平原旷野，无诗也；沮洳，无诗也；硗确陿隘，无诗也。
适市者，其声嚣；适鼠壤者，其声嘶；适女闾者，其声不诚。
……［夫］诗必有原焉，《易》、《书》、《诗》、《春秋》之肃若泬若，周、秦间数子之缜若峍若，而莽荡，而噌吰，若敛之惟恐其坻，揫之惟恐其隘，孕之惟恐其昌洋而敷腴，则夫辽之长白、兴安大岭也有然①。
什么样的地理环境，无法产生诗，什么样的地理环境，产生什么样的诗。虽属机械、呆板，但是针对当时文坛上的唯心主义信条，却带有唯物主义倾向。
地理环境同作家的生活、思想感情发生关系，也就同文学作品发生关系，含有正确的成分。然而，由于龚自珍尚未接受西方美学、文艺观念，只是开了一个头。十九纪末、二十世纪初，随着西方美学、文艺中“地理环境论”传入中国，刘师培研究中国文学发展史，撰写了《南北文学不同论》等文，对中国南北文学作了深入
①龚自珍：《送徐铁孙序》，《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新版，第１６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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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他提出：“南北学者，立术各殊，以江、河为界”
①，“南音之始，起于淮、汉之间，北声之始，起于河渭之间”
②，不同意章炳麟关于“夏音即楚音”的观点，认为：
夏为北音，楚为南音，……声音既殊，故南方之文，亦与北方迥别。
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生，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
民崇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折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③。
黄河、长江是在中年民族版图上的两条由西向东的河流，以此为界，可以划为北方和南方，其自然条件确实有所差别。
刘师培先把声音分为清浅、重浊，依据古籍记载，得出“大抵时愈古则音愈浊，时愈后则音愈清，地愈北则音愈重，地愈南则音亦愈轻”的结论。按他在《南北考证学不同论》中所说的“山国”和“泽国”之分，北方的“土厚水深”类似于“山国”
，而南方的“水势浩洋”类似于“泽国”
，二者地理环境不同，影响到人同自然关系的抗争程度不同，也造成人的体质上的不同，以至影响到声音清浅、重浊的不同。这虽然是一种猜测性，但是，大抵北方人声音粗犷浑厚，而南方人声音则舒缓轻柔，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在原始社会，由于抵抗自然力和生存的需要，人们不能
①刘师培：《南北考证学不同论》，《国粹学报》（台湾）文海出版社１９７０年版，第８０页。
②《中国近代文论选》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５７０页。
③《中国近代文论选》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５７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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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自生活，必须组织社会，依靠集体。这时人们普遍的精神状态、社会、集体的经历和遭遇等等，成为这一时代的精神、风俗习惯，用以维系和强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同自然力抗争。这种时代精神和风俗习惯，当然给生活的地理环境发生了关系。这种时代精神和风俗习惯，又有很强的独立性、持续性和继承性，一直延续下来，不能不对文学作品产生影响。
刘师培提出的北方之民崇尚实际，南方之民崇尚虚无，也就是一种时代精神和风俗习惯。
它们分别表现在文学作品中，北方之文多记事、析理，南方之文多言志、抒情了。记事之文，谨严简直，平易不诬；析理之文，索远钩深，精义曲隐。这说的是北方之文的特点。南方之文呢？刘师培以老、庄之文为首席代表，指出：
惟荆楚之地，僻处南方，故《老子》之书，其说杳冥而深远；及庄、列之徒承之，其旨远，其义隐，其为文也，纵而后反，寓实于虚，肆以荒唐谲怪之词，渊乎其有思，茫乎其不可测矣①。
南方之文，还包括屈宋之文、纵横之文。在“叙事记游，遗尘超物，荒唐谲怪”方面，屈原与庄子是相通的；而纵横之士“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词，以诡辩相高”
，在行文的用词造句，乃至风格上，与庄子也是殊途而同归。刘师培不仅就文章本身进行分析，而且联系作者出生地进行具体分析。
如，屈原、陆贾都是荆南之士，他们所作之赋，崇尚抒情，多用
①《中国近代文论选》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５７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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骋辞；而荀卿生于北方赵土，其所作之赋，偏于析理。这大抵是北方的自然条件恶劣，人们不得不崇尚实际，修身力行，坚忍不拔，才能求得生存和发展。
而南方的自然条件优越，生存和发展相对容易一些，人们崇尚虚无，活泼进取，有遗世独立之风。也就是重视精神内在的、无限的自我修养，由于这种自然条件不同所造成的时代精神和风俗习惯不同，就影响到文学风格的不同。总的来说，北方之文，猥琐铺叙，平通易懂近人，故朴而不文；而南方之文，文句曲折拗口，雕琢奇丽，故华而不实。
汉代之时，南北各地的文士按其归属的地域，显示各自文学的风格。文士多居北方，北方之文也居多。但是，这时期却有东西南北文化大汇合的趋势，造成汉代全面整理古籍，奠定了古代文献的基础。
从汉代到隋代，北方之士多效南人，文体渐由北趋南，多崇偶体，多用艳辞丽句，以利抒情。这一点也可直溯老庄、屈宋。当时战乱延绵，政治动荡，社会分裂，人心的凄苦、民众的祸难，而使人们着力地去追求安逸的幽美的精神境界和内心的寄托。虽然这时南北两派的对峙还很严重。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南北两派文学的地域因素的影响日趋减弱，而被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因素所代替。刘师培在谈到唐朝之文时，指出：
吐音近北，摛藻师南。
故隋、唐文体，力刚于颜、谢，采缛于潘、张，折衷南体北体之间，而别成一派①。
①《中国近代文论选》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５７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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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诗仍可分为南北两大派：北方以韩愈、杜甫为代表，南方以李白为代表。宋朝除苏门诸子、陆游、辛弃疾之外，多属北派。
“金、元宅复，文藻黯然。”
①诸文体都依草附木，无派别之分。这是受北国统治的影响。元代剧曲的兴起，分为两派，北方因有北部少数民族，胡汉杂淆，所以，北剧吐音粗厉；而南剧则保持了古乐府週，音调清柔抒情。
“剧曲一端，区分南北。”
②明朝之文，多承南派之遗，感愤淋漓，悲壮苍凉。清朝北土之文，质略无文。南派分治散文和治骈文两种。
治散文者趋步宋儒。这就是刘师培一贯反对的内容贫乏、流于空疏的桐城派。治骈文者，趋步齐、梁，讲究对仗和声韵等格式。它被刘师培推崇为正宗。不过，二者都失雄健之作。
纵观刘师培的著述，我们可以知道，文学的发展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向前发展的，其中派别的影响，风格的互相杂糅，也日趋明显。南北两派在先秦时代受地理环境不同而各放异彩。但随着历史的推移，地理环境不同因素逐渐为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因素所代替，前者的影响日趋削弱。作为文学发展，由文趋质，由简趋繁，由格律严紧到松散，由偶文韵语的骈丽之文（韵文、骈文）
，到不押韵、不重排偶的文章，再到俗语入文，小说的兴起。而记事之文由真实到后代的言失其真等。这是一个逐渐的演变过程，也是文学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由于时代的发展，文化水平的提高，物质文明的发展所必然带来的。但是，他又竭力推崇韵
①同上，第５７６页。
②《中国近代文论选》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５７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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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骈文，主张以古审今。这其中的复古思想与文学历史发展趋势构成了矛盾、冲突，即所谓“一修俗语，以启瀹齐民；一用古文，以保存国学，庶前贤矩范，赖以仅存”
①，从而表明了刘师培美学思想的两面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