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是指汉末、魏晋和宋、齐、梁、陈这一时期。它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时期，其中有很大的变迁，显露其特色和异彩。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就是探索中国中古文学风貌的学术专著，“议论不多，却自成体系，学术上也颇有些可取之处”
①。因为该书以辑录排比所论的当时的文学评论为主，略加引论和案语，以为连缀，写作方法较为特殊。刘师培指出：
建安文学，革易前型，迁蜕之由。可得而说：两汉之世，户习《七经》，虽及子家，必缘经术。魏武治国，颇杂刑名，文体因之，渐趋清峻 一也。建武以还，士民秉礼。迨及建安，渐尚通侻；侻则侈陈哀乐，通则渐藻玄思。二也。献帝之初，诸方棋峙，乘时之士，颇慕纵横，骋词之风，肇端于此。三也。又汉之灵帝，颇好俳词，下习其风，益尚华靡，虽迄魏初，其风未革。四也②。
这一段案语，揭示了汉末的文学从经术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从宫廷玩物的地位而变为独立自觉的地位，成了建安文学变革以前的原型或基础。造成这种变迁的原型或基础的原因，主
①舒芜：《校点后记》，《中国中古文学史。论文杂记》，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１４３页。
②《中国中古文学史。论文杂记》，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再版，第１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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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时代、政治的因素在起作用。
“魏武治国，颇杂刑名，文体因之，渐尚清峻”
，而这一“清峻”又成为建安文学的四大特点之一。
“通侻”为第二特点，“侻则侈陈哀乐，通则渐藻玄思”
，是思想解放的一种反映。
“骋词”
、“华靡”这第三、四两大特点，体现在用词造句的风格上。建安文学的清峻、通侻、骋词、华靡，基本上为后来的鲁迅所接受并加以改造，变为“清峻、通侻、毕丽、壮大”
①。
鲁迅具体分析了汉末魏初文章“清峻、通侻、华丽、壮大”的原因，指出：“正在黄巾和董卓大乱之后，而且又是党锢的纠纷之后，这时曹操出来了。在曹操的统治下，第一个特色便是”尚刑名“
，“影响到文学方面，成了清峻的风格。——就是文章要简约严明意思”
，而且“他的胆子很大，文章从通脱得力不少”
，使“这时代的文学的确有点异彩”
②。
他还提出“为表不必三让，又勿得浮华”
，③主张“歌以鸮志”
④。他不再把文学作为阐发儒家经义的工具，而是用来多方面地为其政治路线服务，直接反映现实生活和抒发自己的感情，成为“改造文章的祖师”
⑤。而“华丽”则是曹丕提倡的。他反对寓教训于诗赋，重视作品的技巧和形式美。提倡这种为艺术而艺术的、利于抒情言志的文体，文以气为主。
这便在华丽之外又加上了壮大。鲁迅所作的分析和研究，自然
①《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５０４页。
②《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４８７—４８９页。
③转引《文心雕龙。章表第二十二》，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６６版，第４０７页。
④《曹操集。步出夏门行》。
⑤《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４８７—４８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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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３０４
比刘师培的论述，更加全面、系统和精确了。
在论及“魏晋文学之变迁”时，刘师培指出：
魏代自太和以迄正始，文士辈出。
其文约分两派：一为王弼、何晏之文，清峻简约，文质兼备，虽阐发道家之绪，实与名、法家言为近者也。此派之文，盖成于傅嘏，而王、何集其大成；夏侯玄、钟会之流，亦属此派；溯其远源，则孔融、王粲实开其基。一为嵇康、阮籍之文。文章壮丽、揌采骋辞，虽阐发道家之绪，实与纵横家言为近者也。
此派之文，盛于竹林诸贤；溯其远源，则阮瑀、陈琳已开其始。惟阮、陈不善持论，孔、王虽善持论，而不能藻以玄思，故世之论魏、晋文学者，昧厥远源之所出①。
《世说新语。文学》第四中有一条注，说魏晋名士，有三类型，不仅在时间上有先后，在性格上也有异同。这前两种类型的名士，为正始名士（夏侯玄、何晏、王弼）和竹林名士（阮籍、嵇康、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
，刘师培把他们划分为魏晋文学的两大派。所谓“正始名士”
，在思想上以《老子》为主，又附以《易》义。这是思辩的玄学，是与两汉繁烦经学反动而来。其中，除夏侯玄有“规格局度”为世所重外，何晏、王弼在生活上都比较庸俗。
从这些名士身上，不能启发出太多的艺术精神。文章充其量就如刘师培所说的“消峻简约，文质兼备”而已。
①《中国中古文学史。论文杂记》，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３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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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林名士”也就是通称“竹林七贤”。他们的思想以《庄子》为主，并由思辩落实于生活上。这也可以说是性情的玄学，与思辩的玄学不同。他们各自性情十分自挚，严酷的现实压抑着他们，希望在精神领域中流露自我；对人生、对时代的感受十分痛切。阮籍“倜傥放荡，行己寡欲，以庄周为模则。”他一面“不与世事，逐酣饮为常”
；“言皆玄远，未尝臧否人物”
；另一面又在登广武观楚汉战争处时，发出感慨：“时无英才，使竖子成名乎？”他这种郁勃难平难言之志，发为奇诡特异的八十多首《詠怀诗》。他在“天地解兮六合开，星辰陨兮日月颓”的情景下，要求“我腾而上将何怀”。
“腾而上”
，即对世俗的超越，他怎样“腾而上”呢？庄子本人是靠虚静工夫，而阮籍则是模仿庄子。庄子的精神本来就具有艺术的精神。所以竹林名士，实以开魏晋时代的艺术自觉的关键人物，表现在刘师培所揭示的“文章壮丽，揌采骋辞”
的风格，是十分自然的流露。
无论是“正始名士”
，还是“竹林名士”在“阐发道家之绪”
，也即魏晋玄学上是一致的。刘师培在此基础下，又找出“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的区别，认为前者“与名、法家言为近者”
，后者“与纵横家言为近者”。实际上前者注重思辩，后者注重文辞，分析基本上还是正确的。至于他又把“正始名士”
“竹林名士”
与建安七子中的个别作家相联系，作为远源，就显得不够周到了。因为连鲁迅都承认建安七子的“文章流传下来的不多，现在很难判断”
①，不能只凭辑录前人
①《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４０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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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材料。
在论及宋、齐、梁、陈的文学时，刘师培认为，该时期文学之盛，除承前代的遗绪外，还由于统治阶级的提倡而重视文学和文士。当时的一些帝、王、侯多有文彩，喜爱文学，招纳文士，以收名誉。一些文士，大抵出于世族之家。“其文学之成，必于早岁；且均文思敏速，或援笔立成，或文无加点，此亦秦、汉以来之特色。”
①他归纳了这一时期的文学有四个特点：（一）矜言数典，以富博为长也。即文章以用事为贵。
（二）梁代宫体，别为新变也。即文章多用艳丽、浮靡之词。
（三）文士崇讲论，并语悉成章也。当时文士沿习晋人尚清言之风，以才辩辞义相高；后崇讲学，学士多以辩论儒玄为务。文章受此风影响。
（四）谐隐之文，斯时益甚也。当时作者益为轻薄，多讥刺、嘲讽，文体因之亦愈卑矣、。
从以上四个特点，可以看出宋、齐、梁、陈这一时期文学的概貌和变迁。
最后，他又进行了概括，与魏晋“清峻、通侻、骋词、华靡”的文学风格相比，成了另一番景象：
要而论之，南朝之文，当晋、宋之际，盖多隐秀之词、嗣则渐趋缛丽。齐、梁以降，虽多侈艳之作，然文词雅懿，文体清峻者，正自弗乏。斯时诗什，盖又由数
①《中国中古文学史。论文杂记》，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８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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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而趋琢句，然清丽秀逸，亦自可观①。
历史自有公断。随时间流逝而消失者，毫不足惜。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所作大量的辑录、评论工作，足以为后世的研究者引证和参考。
此书直到刘师培死后的八年，即１９２８年，鲁迅还把它与其他中国文学史相比，认为确实是一本较好的断代文学史②；又在前一年（１９２７年）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著名演讲中，也曾推荐了这本断代文学史，并吸收了这本文学史中的观点。这本断代文学史，在刘师培美学思想中，集中体现在这一时期文学风格论的阐述和研究上。但是，对于中古时期的文学与作者所处的时代、环境、经历和著作的关系，研究得不够充分，影响作为历史著作的才、识、学的充分发挥。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与刘师培《中国中古学史》关系，不只是详细互明而已，而是恰恰在救偏补弊上，鲁迅超过了刘师培，显示出博大精深，极富战斗性。
①《中国中古文学史。论文杂记》，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９２页。
②《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１９８２年版，第３５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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